美术简史论文主题

作为五代董源唯一有名款的作品，《溪岸图》是徐悲鸿1938年在桂林阳朔购得，同年初秋张大千到桂林，硬是“挟吾董源巨帧”而去，1968年张大千以《溪岸图》与王己千交换，1997年5 月再由唐骝千（Oscar ）家族购藏捐献给大都会博物馆。同年八月，《纽约客》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引述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著名中国美术史家高居翰（James Cahill）的看法，认为《溪岸图》是张大千的伪作，激起轩然大波。研讨会上，高居翰作了《对〈溪岸图〉十四点质疑》的发言，再次力主《溪岸图》是张大千的伪作。中国学者则进行反驳，认为至少是宋人之作。按常理，这种专业性极强的研讨会，感兴趣的人并不多，但不仅有近千人出席旁听，且在高氏讲完后，在场的美国人长时间鼓掌。中国专家陈述观点时，美国人却“听不懂”了。后学如我，对鉴定素无必得，更无缘亲睹《溪岸图》真面目，对此事本不敢置喙。但看了有关的报道，却觉如鲠在喉，必欲一吐。且不言西方“科学”的鉴定方法在鉴定中国书画时未必胜过中国传统的“望气”、“目鉴”法，单研讨会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已显出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欺凌之态。对此，连美国美术史家Croig Cluns也指出，这场研讨会， “甚至可以解读为隐含着令人不愉快的、带有种族色彩的西方学者挑战中国学者。”由此，我也联想到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领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在美术史与美术批评领域，近百年来我们大量地引进了西方美术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中，确实很大程度地存在着空疏玄虚之风，尤其在美术批评中，周易八卦、河图洛书、老庄思想、魏晋玄学，似高头大章，精彩绝伦，实隔靴搔痒，虚空缥缈，读者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作者自身也莫明真谛，徒弄玄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美术理论的引进，对于中国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的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的矫正作用，这种引进自然是多多益善。但随着西方美术理论的大量引进，我们是否该冷静地反思建立在西方美术演变基础上的西方美术理论，能否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简单地去套中国美术。以中国画而言，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国画形成了自身完整的审美体系、价值标准、欣赏方式，六法精论、逸神妙能、传神写照、意境格调也好，计白当黑、五笔七墨、布局如弈、三远七观也好，都与西方绘画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画的写生不同于西画的对景写生，中国画的远近法不同于西画的焦点透视，更不是今人假设出来的“散点透视”，简单地把自身尚未真正理解、消化的西方绘画理论，不切实际地移用到中国画的评价上，无异是胶柱鼓瑟、缘木求鱼之举。 西方经济、军事的相对强大，并不是意味着文化的必然精深，但在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下，许多人无所适从。他们一方面对中国文化精神不作深入研究，对中国艺术的深层内涵缺乏体悟，没有进入中国文化的堂奥却自以为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真正搞懂、吃透西方文化，看了几本翻译得半通不通的西方论著，盲目地借用几个自己也莫明所以的外国术语，对中国传统艺术横加指责。于是，强调西方绘画“科学性”，认为“中国画不科学”的有之，高举“笔墨等于零”者有之，刻意求新求怪求野者亦有之。眩人耳目，引入歧途，服己尚难，服人更是妄想。 中西艺术的文化底蕴、审美方式各居一极，二者是各自独立的艺术体系，许多有睿智的、清醒的艺术家已意识到一味从西方寻找“真经”，是无法拯救传统艺术的，中国传统艺术的深厚内涵使得它具有无法想象的生命力和生发力，吸收借鉴他者的经验固然不可或缺，挖掘、发展自身的优良传统更是重中之重。我们的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是否也该好好反省呢？我们不必固守祖宗之法一成不变，也不该把祖宗之法一概地抛在脑后吧。今日的美术史论家们，在准确地、系统地引进西方美术理论的同时，要花更多的精力深入地、全面地钻研中国传统美术理论，使其重现生机，并且运用到当前的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领域上来。如此，这一领域中的诸多弊端方有望改进。 美术批评需要交流和对话 李敬仕（绍兴文理学院美术系副教授、花鸟画家） 人类文化没有一个永恒的模式，也没有一个绝对中心。理论家们在讨论中西美术理论对话时，应该具有中国本土问题意识和特定语境的要求。 美术批评的对象通常是美术作品和美术家，因此，它同美术家的关系应该是相当密切的。在现时代，欲望、金钱这些物质追求经由市场消费逻辑而成为日常生活的主题词时，一些画家在金钱利益的驱动下，为了包装推销自己，对美术评论宠爱有加。而另一些美术家则对美术批评持冷漠甚至蔑视的态度。这其中有美术家本身的原因，如理论素质的低下和学术视野的狭隘，使他们对美术批评毫无兴趣。但也有对美术批评现状感到不满的原因。有位画家对我说：“那些写美术评论文章的人，读了几本理论书，就到处乱套。他们也许有丰富的哲学、美学、艺术史的知识，但并不懂画，他们哪里知道我为什么要用这块颜色，怎能看得出这块颜色好在那里？”这话虽有些偏激，却也不无道理。对于美术理论家来说，需要以宽容的学术胸襟，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加强同美术家乃至广大读者的交流和对话。这里我冒昧对美术批评中某些现象谈一些浅陋的看法。 首先是不少文章对视觉形式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或分析不能令人信服。在艺术家心里，他所见所闻的一切，却被转译成了他所理解、把握的艺术媒介形式，而其它因素都退而成为艺术创造的潜在背景因素。对这种艺术审美创造上的形式的“特殊性”不进行深入分析，就难以切入作品的本体。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绘画史上卓有影响的理论著作，大多出自大画家之手。如中国最早出现的理论专著《论画》和《画品》，作者是顾恺之和谢赫，北宋《林泉高致》的作者是郭熙，明代作《华山图序》的王履，倡导南北宗论的董其昌，清代作《苦瓜和尚画语录》的石涛，都是赫赫有名的画家。这些著作不仅被历代画家们奉为经典，就是在中国美学史上也焕发着耀眼的光芒。对各种视觉形式的感悟和理解，殊非易事。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即使是专业画家，对他所从事本专业以外的美术作品也难以作完全的解读。一个中国画家看油画，大多也只能停留在欣赏层面上，很难在形式层面上作出令油画家心悦诚服的深刻分析。美术批评家批评的范围涉及国、油、版、雕、年、连环、宣传、壁、民间美术、艺术设计甚至建筑、书法等等，我们不能苛求理论家对美术各门类的样式都进行实践，但评论家必须花大力气对其形式语言的特点进行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取得发言权。如果评不到点子上，对美术家来说无异是隔靴搔庠，无济于事。美术评论中常有这样的现象，评论家写文章大加赞扬的作品，画家却认为并不见得是好画。有些推介文章，对作品本身的分析文字不多，却东拉西扯地写了不少有关文学史、美术史甚至哲学方面的知识，生硬地和他所要评论的对象联系起来，给人一种评不出什么也硬要说些什么的印象。还有对美术现象的一些评说，也难以使人认同。如有文章说：齐（白石）体的后人，“以吴作人为代表”；并把水墨人物画分为徐（悲鸿）和蒋（兆和）两派，说在明暗造型的手段上，徐氏以染为主，蒋氏以皴为主，把方增先归为徐派，把刘文西等一大批画家归为蒋氏门徒。这种说法未免武断。因为在中国画家眼中，蒋氏的人物画有以毛笔代替木碳笔画素描之嫌，作为中国画中特殊笔法的“皴”，和西洋画中的明暗完全是两回事，且在人物肖像画上运用皴染技法早已有之，怎么成为蒋氏的专利，谁用了皴法，就成了他的门徒呢？ 其次是美术批评的话语方式，在80年代中期以后有了很大变化，引进了大量西方文化思想的新名词、新术语和新概念。一些自命精英的前卫理论家依据这一表象，相信中国美术的进程也应实现同一模式的转型，而对本土民族文化和写实画风给予轻蔑的否定，对西方现代性文化不是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加以观照，不作批判性的理解，而是沉浸在现代迷信之中急于建构现代乌托邦。一些理论家屈从西方话语中心，并以此为荣。他们以单一的线性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把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强加处在不同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之中的具有斑斓色彩的本土美术。按照耗散结构的理论，进化不是按单一轨线进行的。因此人类文化没有一个永恒的模式，也没有一个绝对中心。理论家们在讨论中西美术理论对话时，应该具有中国本土问题意识和特定语境的要求。 美术批评中还有些不如人意的地方。如某些文章故弄玄虚，语言晦涩难懂。文章写给什么人读，应该有一个定位。读有些文章远比读黑格尔著作还难，画家看不懂，一般读者就更不懂了。如果只给自己小圈子里的人读的话，那就没有发表的必要。有的文章中大段深奥莫解的文字，在仔细琢磨之后，原来说的是很平常浅显的道理，学问不深，文章很深，只会令人厌弃。再有是某些评论家有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在那里指手划脚，口气武断专横，以为自己说的都是真理，不能容忍别的声音，这当然令人反感。还有一些心浮气躁的理论家，在和某些画家作互利性的交换，其后果必然导致美术评论的庸俗化和学术人格的沦丧。凡此种种，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艺术评论家的底牌 谷流（河南美术出版社编辑、艺术史学者） 真正的艺术评论家应具备最起码的历史意识与鉴别批判能力，他们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宁静而不为物役的自由灵魂。这可谓真正艺术评论家的底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关于艺术的评论话语都是源自牧羊人内心的亦或附庸的神话。牧羊人不但可以是神明的上帝，也照样可以是艺术评论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牧羊人就没有羊，没有羊也就没有牧羊人，没有牧羊人就没有这个世界和关于这个世界的历史，也就更没有必要再有牧羊人和羊所必需的食物和水。既然有了牧羊人，就必须有应该属于他的羊、他的食物和他的水。为了能顺利地找到并得到食物和水，艺术评论家便毫无必要再顾及颜面而不好意思以一种有时连艺术家都拍手叫好的相当体面的圈层话语，如帝国主义般地肆意强奸和占有艺术品创造的原初意义，并美其名曰指点创作和引导时尚，直到把好端端的艺术家糟蹋到不会画画才肯去折腾点儿别的。惟惜乎斯世艺术家众矣，却教那牧羊人太也不好意思停业盘点。是为天职艺术评论家之一副活形也。 艺术品是真正艺术家真正天才的创造，是原初的价值性话语文本，但又有优劣之别，诚如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艺术和自我超越》所说：“斯德哥尔摩国家美术馆里令人惊叹的伦勃朗作品——仅仅为这些作品，我们就值得来这儿——和同一美术馆的一幅华托的珍品体现了不同的价值”。然而，在任何时代里，像华托那样的艺术家，甚至尚根本无法与华托相提并论的绘画从业者，实实在在地多如牛毛，并缘此无限地孕育着所谓的艺术评论家的温床。 当今有这样一种时髦的观点：艺术界由艺术家——画廊——艺术评论家——画商共同构成。在市场喧嚣的艺术情境逻辑里，艺术评论家甚至毫无愧色地直接充当着艺术经纪人的角色，从而使匠气之作的价格往往被误认为有价值而存在。制造误导的评论话语似乎罩上了价值的光环而俨然更高于原初话语——真正的艺术品的价值。其实，该情境中真正的艺术品往往匮乏甚至缺席，评论话语往往毫无原创性——毫无历时性价值而仅仅拥有其共时性的实用意义而已。赵汀阳《谁去批评画面》界定了艺术评论的简单标准：描述性的是新闻报道；解释性的是辅助性评论；分析性的才是真正的学术性的艺术评论。信矣！是笃语也。 那么，真正的艺术评论家该由怎样的人来充当？他既不是极权主义者，也不是艺术市场炒作家，更不是那些并无广度和深度专业智识的艺术理论爱好者或自谦曰参与者；而应是那些真正对现时代具有深刻实践和洞察的文艺博学之士——诸如对某一艺术领域有针对性的专门独到研究的艺术史家、作家及相关研究学者。他们应具备最起码的历史意识与鉴别批判能力，他们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宁静而不为物役的自由灵魂。这可谓真正艺术评论家的底牌。令人遗憾的是，当今的喧嚣者大多都没有底牌！甚者根本就没有牌！打出来的竟还是“借用”人家的牌！甚矣！斯诚悲哉！

中国美术近代史上最让人难忘的“二徐之争”lijun8886中国历史2008/7/10 14:58:510599复制本帖1929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举办了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在此期间，当时颇有影响的艺术家：徐悲鸿、徐志摩、李毅士等人之间，展开了一场友好、直率而又针锋相对的争，论争的焦点集中在如何看待西方印象派和野兽派绘画上。这是中国西画发展史上第一次公开的不同艺术观点之间的论争，对当时的中国美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美术界的研究空气，标志着中国西画运动从创作到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场论争奠定了中国西画向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以后诸多艺术观点和主张，都可以在这场论争中找到端绪。在这次美展中由于存在着受西方现代派艺术影响的西画作品，时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的徐悲鸿拒绝出品参展。并在《美展》第五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惑》的文章，开头便直截了当地说：“中国有破天荒之美术展览会，可云可喜，值得称贺。而最可称贺者，乃在无塞尚Cezanne、马蒂斯Matisse、博纳尔Bonnard等无耻之作。”他在文中肯定了一批[ 转自铁血社区 ]法国画家，如普鲁东、安格尔、达仰、柯罗、米勒、莫奈、杜米埃、德加等，却以“庸”、“俗”、“浮”、“劣”等字眼分别否定了马奈、雷诺阿、塞尚、马蒂斯，并且认为法国现代派画家中“最脍炙人口之美术家，多带几分商业性质”。他声言：“若我国革命政府启其天踪之谋，伟大之计，高瞻远瞩，竟抽烟赌杂税一千万元，成立一大规模之美术馆，而收罗三五千元一幅之塞尚、马蒂斯之画十大间（彼等之画一小时可作两幅），为民脂民膏计，未见得就好过买来路货之吗啡海绿茵。在我徐悲鸿个人，却将披发入山，不愿再见此类卑鄙昏聩黑暗堕落也。”在同一期的《美展》上，发表了徐志摩的《我也惑》一文，徐志摩在这篇长文中首先赞扬了徐悲鸿“不轻阿附”的气节和“你爱，你就热烈的爱，你恨，你也热烈的恨”的直率性格，紧接着，他指出徐悲鸿对塞尚和马蒂斯的谩骂过于言重，并把这种谩骂比之于罗斯金骂惠斯勒。徐志摩认为，塞尚、马蒂斯的画风被中国画家所效仿，“那是个必然的倾向，固无可喜悦，抱憾却亦无须”。他追述了塞伤进行艺术探索的艰苦历程，然后辩解道：“塞尚在现代画术上正如罗丹在塑术上的影响，早已是不可磨灭、不容否认的事实，他个人艺术的评价亦已然渐次的确定——却不料在这年上，在中国，尤其是你的见解，悲鸿，还发见到1895年以前巴黎市上的回声，我如何能不诧异，如何能不惑？话再说回头，假如你只说你不喜欢，甚而厌恶塞尚以及他的同流的作品，那是声明你的品位、个人好恶，我决没有话说。但你却指斥他‘无耻’‘卑鄙’‘商业的’。我为古人辩诬，为艺术批评争身价，不能不告罪饶舌。如其在艺术界也有殉道的志士，塞尚当然是一个。如其近代有名的画家中有到死卖不到钱的，同时金钱的计算从不孱入他纯艺的努力的人，塞尚当然是一个。如其近代画史上有性格孤高，耿介淡泊，完全遗世独立，终身的志愿但求实现他个人独到的一个‘境界’这样的一个人，塞尚当然是一个。换一句话说，如其近代画史上有‘无耻’‘卑鄙’一类字眼最应用不上的一个人，塞尚是那一个人。”徐志摩的这篇文章在《美展》上连载了两期。徐悲鸿、徐志摩之间的争论还在继续，李毅士也在《美展》第八期上著文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在《我不惑》一文中认为：“悲鸿先生的态度，是真正艺术家的态度，换一句话说，是主观的态度。志摩先生的言论，是评论家的口气，把主观抛开了讲话”。他承认：“凭我主观说，我是极端赞同悲鸿先生的态度”。他说自己研究了二十多年洋画，对塞尚、马蒂斯的画“实在还有点不懂”，“假若我的儿子要学他们的画风，我简直要把他重重的打一顿”。虽然他承认塞尚马蒂斯的作品是“十二分的天性流露”，他还是以社会效果为衡量艺术价值的标准反对他们的画风在中国流行。他担心：“如果塞尚和马蒂斯一类的作品在中国有了代价，那末我知道希腊、罗马的古风是再也不会攒入中国的艺术界来。欧洲几百年来的文明，在中国再也没有地位了”。他提出的主张是：“欧洲数百年来艺术的根基多少融化了，再把那触目的作风，如塞尚、马蒂斯一类的作品输入中国来。”针对来自徐志摩的批评，徐悲鸿仍然独执偏见，又在《美展》第九期和增刊上发表同一题目文章《惑之不解》予以反驳。他认为徐志摩之所以竭力为塞尚辩护是“激于侠情的义愤”，因为塞尚“奋励一生……含垢忍辱，实能博得人深厚之同情”。他提出自己的写实主张是“细心体会造物，精密观察之，不必先有什么主义，横亘胸中，使为目障”。他认为：“艺Art Plastignt之元素，为form，色次之”，“形即不存，何云艺乎？”这场争论的产生，有着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一时期内勃然兴起的洋画运动、自由解放的艺术思潮、盛极一时的全国美展等等不一而足的因素，都使得这场争论的产生在所难免。在这一时期内，美术学校纷立，画会蜂起，西画创作队伍日益壮大。随着出洋游艺的先驱们的陆续归国，西方各艺术流派旋即在中国流行开来。画家们各行其是，进行了种种尝试和探索，西画作品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丰富多样。西画家们，或是受师承关系的影响或是出于个人的审美倾向，逐渐形成两大主要阵营：一是写实派，这派画家严肃认真，力求真实地模写自然，如物体轮廓的比例、色调的明暗、人体肌肉的解剖等，丝毫都不敢苟且；另外一派则是现代派，这一派所受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较大，艺术主张不完全一致，他们的画风有的接近印象派，有的接近后印象派，更有一些艺术青年，以火一样的热情，幻想着新奇，以野兽主义标榜，模仿马蒂斯、凡·东根、德朗的画风。可惜他们缺乏严格的训练，狂热和激情还会不时地淹没他们的鉴别力，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抄袭上。时人对西画界出现的这种现代艺术倾向，感慨道：“青年思想之复杂，无过于今日之我国者，正如流水冲激，万马横奔，操纵于其中者，不能执于一定准则”，“画家之思情与感情萦绕时新之创作精神，不受以前之一切羁绊，乃焕然而各放其异彩。”这一时期的上海是中国洋画运动的发端地、中国西画发展的中心，所以原本打算在杭州举办的第一次全国美展最终决定在上海举行。在动荡不安的社会里，上海的确是一个吸引人的地区。上海是来去海外的大码头，更是中国的出版业中心，上海的外国租界也可以为有独立思想的人物提供避难所。继上海美专之后，上海先后出现的美术学校（或系科）、西画家团体有：艺术专科师范学校、神州女学的美术专科、上海大学美术科、东方画会、天马会、晨光美术会等。在同一时期的北京，有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杭州有国立艺术院，南京有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洋画运动也在上述地区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转自铁血社区 ]在这场争论中，三位艺术家各执己见，言辞激昂。由于他们各人的经历、所处的环境、艺术观点等方面有种种的差异，在对待西方现代艺术的问题上，自然是话不投机。徐志摩曾经留学欧美，耳闻目睹了潮起潮落的西方诸流派艺术的流变，深谙艺术史。他对塞尚的经历和人格阐述是比较公允客观的，他对徐悲鸿的批评也是中肯的。作为一个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也涉足美术评论。在《美展》第二期上，他著文《想象的舆论》对美术革命发表了见解，这和他对塞尚、马蒂斯的认识是一致的。他认为：“凡事一经大变动，往往陷入一种昏迷的状态，你得容他一个相当时期等他苏醒过来，然后看创建有否一种新气象、新来的精力表现。说这时代是革命的或革命性的当然是没有错，但如果我们以此就认为这时代已经完成一个或几个阶段，因而期望甚而责成它在艺术里应有某程度的反映，那我们这前提就不对，结论当然是错。”在《我也惑》一文中，他谈到了技巧与艺术的关系：“技巧有它的地位，知识也有它的用处，但单凭任何高深的技巧与知识，一个作家不能造作出你我可以承认的纯艺术的作品”，真正的美术家应当“凭着绘画的或塑造的形象表现他独自感受到的某种灵性的经验”，“我们不该因为一张画或一尊像技术的外相的粗糙或生硬而忽略了它所表现的生命与气魄。这且如此，何况有时作品的外相的生硬或粗糙正是它独具的性格的表现。”这些独到的艺术见解表明徐志摩不是站在某家某派的立场上，而是站在艺术本体的层次上评价艺术的，当然，徐志摩的“艺术批评是独立的，不容纳道德的观念”这种主张带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味道，毕竟远离迫切的现实需要。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而言，“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和创作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鼓励个性解放，反对文艺为封建礼教和官僚政治服务，却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况且，艺术毕竟不等同于政治宣言，特别是作为视觉艺术的绘画，并不是非带有政治色彩不可，有些艺术样式，如花鸟画、山水画、静物画、书法等虽然毫无政治倾向性，却广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因人生的目的不可能是一个模式，大众也是各种层次，即便是为大众、为人生而艺术，艺术家也有权利选择各种各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因此，艺坛上素有派别之争也就不足为奇。徐志摩反对徐悲鸿的偏见、固执，而要“为古人辩诬，为艺术批评争身价”，道理也在于此。过去一段时期内，徐志摩的文学及艺术批评被一种固执的、孤陋寡闻的偏见所否定。在谈及他和徐悲鸿的这场争论时，往往给他扣上“资产阶级颓废诗人”、“形式主义的卫道士”的帽子，这对英年早逝的徐志摩来说是极不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