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封君制度研究论文

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土地国有制度的瓦解和诸侯兼并战争的加剧，诸侯国都先后进行了经济、政治改革，承认土地私有权，改变赋税制度，推行郡县制度，加强中央集权。在这样的背景下，封君已由“授民授疆土”的领主，逐渐变为没有土地所有权，也不能臣其吏民的封君，只是享受虚荣，衣食租税而已。

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封君的身份性质已不是很严格，庶民有功于君、国，也可以获得封君的称号，彻底否定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等级身份制度。商鞅将封君爵位纳入二十级爵中，形成了‘“租秩制度”。关东各国虽屡建封君，除收其租税外，能够肯定为世袭的也不多。韩非子说：“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

秦统一之后，土地私有制在全国范围内合法化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领主制度受到了严格的政治批判。以秦始皇、李斯为首的革新派根除领主制度的同时，在极大程度上简化了食封制度。他们主张皇帝子弟、功臣一律不再立为封君，可“以公赋税重赏赐之”。在琅琊石刻上署名的许多列侯、伦侯，都是在职将官的爵位，而不是国君子民的封君。班固评论秦始皇、李斯这番改革说：“秦姗笑三代，荡灭古法，窃自号为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秦始皇改革封君制度固然是一种进步，但班固认为这也恰恰是秦朝覆亡的重要原因。

两汉时期，食封制度获得了空前发展，但因为其分裂割据的劣根性存在，与中央集权有着严重的矛盾，因而又不断遭到削弱，以至走向没落。

汉初的诸侯势力是历史形成的，刘邦与各路诸侯是盟主与盟友的关系，是为了反楚结成的统一战线。因此，刘邦在统一战争后，不得已分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藏茶、长沙王吴芮。这些诸侯王占据关东的广大疆域，势力很大，拥兵自重，对中央和国家统一造成严重威胁。当汉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初步恢复后，刘邦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汉室统治，便开始了剪除异姓王的斗争。这场政治斗争历时八年，几个主要异姓王先后走死逃亡。如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燕王藏茶被杀，后被封为燕王的卢绾逃往匈奴，只有国力最弱且地处边远的长沙国，存续至文帝时。

在消除异姓王的过程中，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错误地认为分封刘氏子弟为王能同心同德屏藩汉室，便又陆续分封自己的子侄为王，共九个诸侯王。诸侯王“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除太傅、丞相由中央委派外，御史大夫以下皆由自己任命，“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

苏洵在《审敌》中说：“当是时，非刘氏而王者八国，高祖惧其且为变，故大封吴、楚、齐、赵同姓之国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绾皆诛死，而吴、楚、齐、赵之强反无以制。当是时，诸侯王虽名为臣，而其实莫不有帝制之心，胶东、胶西、济南又从而和之，于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黄屋，刺客公行，匕首交于京师。罪至章也，势至逼也。”同姓诸侯王僭越，称帝之心已显迹，中央集权受到了严重挑战。

文帝三年（前177）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叛乱，首开王国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文帝派兵镇压，叛军顷刻瓦解，刘兴居被俘后自杀。三年后，淮南王刘长又阴谋反叛，被朝廷发觉。文帝罢去淮南王的封号，将刘长发配蜀郡，刘长在途中绝食而死。对此，贾谊上《陈政事疏》，指出亲疏不是主要问题，同姓王并不比异姓王可靠，诸侯国最后都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领土，缩小诸侯王的领地，以削弱他们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但仁厚的汉文帝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对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并未积极果断实施，只是在齐王刘则死，无子嗣位的情况下，才分最大的齐国为六国，又封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由于文帝对同姓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导致诸侯做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从而埋下了“七国之乱”的祸根。

到汉景帝时期，诸侯的势力恶性膨胀，像齐国有七十多座城，吴国有五十多座城，楚国有四十多座城。有些诸侯不受朝廷的约束，特别是吴王刘濞，更是骄横。他开铜矿，铸钱币，煮海盐，设官市，免赋税，使吴国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他的政治野心也开始滋长，长期称疾不朝，吴国俨然是与汉朝平起平坐的独立王国，并招诱天下流亡人口，图谋叛乱。

景帝采纳晁错的“削藩”建议，于景帝前三年（前154年），以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6个县。景帝前三年正月，汉廷以铸钱、制盐等罪名，酌予削减会稽、豫章二郡的诏书送至吴国。吴王濞立即诛杀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员。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遍告各诸侯，同时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消息传来，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也都纷纷起兵。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终于爆发了。

由于景帝善用将帅，周亚夫有勇有谋，而刘濞刚愎自用，谋划不周，又无军事指挥才能，汉军仅用三个月就平定了叛乱，刘濞逃到东越，为东越王所杀。其余六王皆畏罪自杀或被杀，七国被废除。汉景帝通过“削藩”，使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诸侯王国领郡由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的郡由15郡增加至44郡，实现了“强干弱枝”的目的。

七国之乱后，封君权力大为削弱，诸侯王不得复治其国，“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一切军政事务，均由中央派官治理，即“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自此以后，诸侯王、列侯虽“生于帷墙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亡异”。

法律对封君的限制也很严格。在政治方面，诸侯王、列侯在封国内必须遵照中央法律、法令、制度，不得逾越。没有诏书、虎符，不得擅自发兵；不得越出国界；不得藏匿亡命。汉武帝又制定了“左官律”和“附益阿党法”，严格限制封君的政治活动。 。

至武帝时，两汉的封君与富商、地主差不多。司马迁就算过一笔账：“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司马迁称前者为“封君”，后者为“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可以封君比“乐”的“素封”。

封君既无土地所有权，又无真正的君国子民之权，只可“衣食租税”，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条件是没有什么保障的。在政治和社会急剧变化之时，其生活变化也极大。就是他们的子孙与皇室的血缘关系疏远之时，由于政治地位的下降，经济地位也日益下降。班固说：“迹汉功臣，亦皆割符世袭，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号，亡以显其魂，赏亦不细矣！百余年间，而袭封者尽，或绝失姓，或乏无主，朽骨孤于墓，苗裔流于道，生为愍隶，死为转屍，以往况今，甚可悲伤。”班固这段伤感性的评述，正反映了食封制度日趋没落的状况。

封君既没有土地所有权，也没有君主的人民的物权，只有“衣食租税”。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条件得不到保障。当政治和社会瞬息万变时，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他们的后代与皇室的血缘关系疏远，经济地位由于政治地位的下降而下降。

楚国的体制是分封制为主，县制为辅，考古发现楚国的封君有70余个秦国的体制以中央集权制为主，土地归秦王管理，封君极少，权利掌握在秦王和丞相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