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违约论文参考文献

企业债券和股票一样，是资本市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的市场结构要求包括企业债券在内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共同协调发展，这既有利于金融领域的改革，社会信用的优化，同时又是企业多渠道、低成本筹集资金的市场基础。在发达的资本市场体系中，企业债券市场的规模远大于股票市场。而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严重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及其结构的完善，进而影响了资本市场功能的发挥。 一、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现状 1.企业债券市场占整个债券市场的比重较小。据统计，1991-2002年间，国债发行总额为30331亿元人民币，企业债券总额仅为3050亿元人民币，占国债总额的10%，实际上，国债市场大于企业债券市场的情况，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普遍存在。经济与金融发展历史规律研究也表明，政府债券市场大于企业债券市场似乎是必然的现象。但是，中国债券市场与企业债券发展的差距如此之大，却是十分少见的，它远高于国际资本市场的平均水平。 2.企业债券发行规模相对较小。2002年末，包括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托管的债券，再加上凭证式国债，总共为万亿元人民币，债券总值相当于GDP的29%左右。而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债券总值与GDP的比例远高于此，如：美国的债券总值占GDP的比例为143%，日本为136%，欧盟15国为82%，全球统计债券相当于GDP的比例为95%.在我国债券总体发行规模小而国债又占相当大的比例情况下，国债发行规模和GDP增长之间保持了较显著的相关关系，国债发行基本上与宏观经济增长态势相一致，而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与GDP增长间不存在正相关，不能对我国GDP的增长作出适应性反应。 3.企业债券融资相对滞后。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来说，企业的价值，在一定范围内，会随着负债的持续增加而上升，企业的融资顺序表现为：内部融资优先于债务融资，债务融资优先于股权融资。但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往往过度依赖股权融资，忽略债券融资，造成了我国企业股票发行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企业债券发行的规模，即存在有股权融资偏好。这种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滞后性不仅导致了企业融资手段的单一，而且影响到股票市场资源配置作用的充分发挥。 4.企业债券发行市场具有明显的管制特征。在发行环节，目前仍采用发行计划规模管理，募集资金投向纳入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具体发行采取审批制的监督管理模式；债券发行进行实质性审批，难以采用法律、法规许可之外的金融工具，从而债券品种的创新受到极大限制；价格受到管制，如债券利率区间的限制，企业债券的利率在管制下缺乏弹性，无法公允反映债券之间的风险收益差别，使企业债券和其它金融工具之间难以形成合理的比价关系；同时，证券经营机构的行为受到管制，发行对象和发行区域受到管制等。 二、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约束和障碍 造成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滞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障碍，也有市场约束。 1.政府政策方面。出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考虑，政府赋予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和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这两大历史使命，而后者又是主要的。企业债券的作用是为企业筹措资金、优化资源配置，而股票和国债同时还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起着重要作用，股权融资和国债由此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由于这种政策的倾斜，在债券市场发展过程中具体表现为我国债券融资的计划性。国家每年都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财政货币政策、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证券市场发展等方面的需要，对股票和债券的发行额度作出总量安排和结构控制，债券发行尤其是企业债券发行长期实行多部门行政审批制，因此，出现一些市场差别问题。 2.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滞后。第一，企业缺乏独立财产权，造成部分企业债券兑付困难。由于发行企业债券的企业没有独立的财产权，因此并不能真正承担履行债务契约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从融资活动中获得资金以满足生产经营及企业员工福利待遇的需要，却不能真正承担融资失败的财产责任，一旦融资失败，责任最终只能由国家来承担。第二，一些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约束机制不健全，导致企业“重股轻债”，缺乏发债的内在动力。在我国，有资格上市的公司基本是由国有企业转制而来，国有股一般占控股地位，而国有产权所有者缺位，这种特殊的产权结构导致了“内部人控制”，公司经营者的目标常常并不是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而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经营者自然首选股权融资，后选债务融资。 3.企业债券市场的流动性不足。我国债券二级市场由银行间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市场组成。由于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不接纳企业债券，原来可以交易企业债券的地方性交易中心又被关闭，企业债券的流通与转让只有在证券交易所上市这一条路，但是证交所的上市规定又非常严格，存在许多不必要的限制条款，绝大多数企业债券无法流通和转让。截至2003年11月，在深、沪两个交易所挂牌交易的企业债券仅有24只，日成交额平均不足5000万元人民币，每只债券的日成交量只有几手至几十手，有的甚至没有成交。如此小的交易量，对于整个企业债券市场而言，可以说几乎没有流动性，影响到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从而使债券市场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市场发展也受到 4.信用评级中介机构发展滞后。企业债券市场发展与成熟，主要表现企业债券评价体系是否规范。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企业债券进行信用评级都是由拥有独立财产、承担无限责任并完全靠出售自己的评价结果来盈利生存的信用评级机构独立进行的。我国信用评级也存在一些问题，并没有完全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债券评级机构不对评估结果承担无限责任，这就导致一些评级机构为了达到盈利目的，出具虚假评级。第二，我国信用评级机构不仅所受约束比国外评级机构少，而且在评估技术和经验上也存在一定的差距，从而导致所评价出的信用级别的参考价值较低。 三、发展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对策建议 1.积极推进企业债券市场的对策建议。政府在政策上应支持企业债券的发展，大力推进债券发行制度的市场化建设。企业债券发行应向核准制、注册制过渡，改变企业债券发行规模、期限和利率水平由政府决定的状况，不论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及规模大小，都要由企业自己根据自己的信用级别、偿债能力和融资需要，以及市场变化的实际情况，确定企业债券发行的利率水平和还债期限，以便使各发行主体的信用差别得到显示，提高企业债券应有的供给弹性和价格需求弹性。政府对债券市场的管理主要是建立健全信用评级、担保、受托人和信息披露等法律制度体系，形成对公司发行债券的硬约束，降低违约风险。同时，要鼓励发债企业在利率形式、债券形式、付息方法、期限品种结构等方面不断创新，以增加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2.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宗旨是实现财产权的分散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途径则是大力推进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等。只有经过规范的产权制度改革，企业才能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真正市场主体，才能转变“重股轻债”的观念，才能真正承担债券融资的风险与责任。这是发展、壮大企业债券市场的关键环节。与此同时，还要建立一套有效的偿债保障机制，以防止企业负债率过高和财务风险过大，约束企业经营中的道德风险，确保债务本息能够得到正常支付。 3.积极培育机构投资者。国外的经验表明，随着债券流通性的增强，投资者会自动增加投资的需求。因此，发展我国企业债权市场的当务之急是解决企业债券的流通问题。（1）要加快债券二级市场的建设和发展。首先，应配合利率市场化进行改革，规范中介机构行为，防止垄断定价，逐步放开企业债券转让流通价格。其次，对场外交易市场和场内交易市场予以明确的定位，不同发行方式和规模的企业债券可选择不同的交易方式和交易市场。（2）要搞活我国企业债券流通市场，还必须培育大量的机构投资者。应允许基金公司、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信用评级较高、风险较小而投资回报相对较高的企业债券；考虑设立企业债券市场基金，专门支持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为企业债券市场引入更多的资金。此外，还可以在企业债券市场试行做市商制度。由承销商担任做市商，不仅可以活跃企业债券的流通，而且能够吸引机构投资者参与企业债券市场的投资。 4.健全信用评级制度。为了方便投资者判断债券风险、了解发行主体和市场的有关信息、增强市场信息透明度和对称性、保证市场运行公正合理、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人的利益，必须充分发挥信用评级机构等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健全信用评级制度。一是建立科学的评级指标体系。有关部门应该组织制定统一的评估指标体系和评级方法，以便各个评级机构共同遵守，保证评级结果的科学性、公正性和统一性。二是建立独立、统一的评级机构。国家可以委托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使其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三是引入国外信用评级机构。这样可以在竞争中不断地提高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自身的专业能力和市场信誉，最终形成公允的信用评级体系。四是在信用评级责任方面，将评级的公允性完全交给中介机构，而监管部门只需对评级机构进行监管，由市场来决定评级机构的生存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耿志民。中国机构投资者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黄少安，张岗。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分析。经济研究，2001（11） 3.江春。产权制度与金融市场[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4.何德旭，李武。关于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问题的思考。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8）参考资料： 回答者：335171925 - 助理 二级 4-11 12:35一、 证券市场对于农业发展的功能证券市场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标志。作为市场经济的高级发展形式，证券市场浓缩和凝聚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机制、核心要素和基本价值观念，它应该而且可以为农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一） 筹资与投资功能筹资与投资是证券市场的基本功能。企业通过在证券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能够迅速地把分散在社会上的闲散货币集中起来，形成巨额的、可供长期使用的资本，用于生产和经营，从而开辟了不同于间接融资（银行贷款）的直接融资渠道。同时，这些股票、证券也为投资者提供了多样化的直接投资工具。这一功能对于农业发展的意义在于：改变社会资金配置方式，开辟农业直接融资渠道，有利于克服农业发展的资金制约。 （二） 转制与监督功能 证券市场还具有促使公司转换经营机制的功能。证券市场对经营主体有一定的要求，公司要成为上市公司，必须先改制成为股份公司，按照股份公司的机制来运作。企业要在证券市场发行证券，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要有良好的业绩。这就使企业时时处在各方面的监督和影响之中。这些监督包括：①股东的干预。股东作为投资者必然关心企业的经营和前途，并且通过授权关系或“用脚投票”实施他们的权力。②股价升跌的压力。企业经营的好坏直接影响股价，股价提高，对公司是一种激励；经营不善产生的价格下跌可能导致外部接管，在这种制约下，管理层不得不认真地为公司服务，股东的权益因此得到相应的保护。③社会的监督，特别是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证券交易所的监督和制约，所有这些制约，促使上市公司形成健全的内部运作机制。 这一功能对于农业发展的意义在于：（1）有助于促进农业企业的机制转换，培育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龙头企业。龙头企业的重要作用要求它具有完善的内部运行机制，优越的组织形式。相比而言，上市公司具有体制上的优势。对照上市公司的要求，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培育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2）启发和影响各类农业经营组织的企业化转变。证券市场不仅培育农业大中型上市公司，而且以它的标准、效率启发和影响着各类农业经济组织。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由于企业经营方式有较高的效率，传统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方式逐步向面向市场的农业企业经营方式转变；农民从传统的农业生产者逐步向具有市场意识、投资意识、管理意识的农业企业家转变。 （三） 资源配置与结构调整功能 证券市场的流动性特征会引导资金流向效益好且有发展潜力的部门或企业，从而发挥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功能。在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已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缺乏一个引导资源尤其是资金流通与配置的市场机制。证券市场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在证券市场上，资金在利益的引导下流向效益好的行业、企业，抛弃收益率低、缺乏增长潜力的证券，从而实现包括资金在内的资源的合理配置。 这一功能对于农业发展的意义在于：（1）消除行业壁垒，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农业要进入证券市场，要在证券市场不被冷落，必须先要成为能够赢利的行业，成为比较效益较高的产业。在过去农工商脱节、供产销分离和农业劳动力过多的情况下，农业部门仅限于原料性初级产品生产，加工和运销环节的增值流向了工业和贸易部门。然而，在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条件下，农业的比较效益和市场地位可以大大提高。资源配置功能促使农业必须走产业化经营的道路，增强赢利能力。（2）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遏制和克服重复建设。农业部门的经营性资产中，存在不少重复建设项目，造成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配置效率低。重复建设是计划经济和部门分割的必然产物。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导致重复建设的旧体制还会发生作用。利用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可以有效地遏制和克服重复建设的弊端。这是因为，首先资本的趋利动机会冲破农业经营管理中的部门分割，促进资源的自由合理流动；其次，证券市场大范围的兼并收购、资产重组和产权交易，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四） 分散风险功能 证券市场通过提供各种不同性质、不同期限、不同风险和收益的证券，既给投资者和融资者提供了丰富的投融资渠道，同时也提供了分散风险的渠道。首先，融资方通过发行证券筹集资金，实际上将其风险部分地转移和分散给投资者。上市公司的股东越多，单个股东所承担的经营风险就越小。其次，投资方可以根据不同偏好，通过买卖证券和建立投资组合来转移和降低风险。证券市场的流动性特征解决了投资者难以变现的后顾之忧，证券市场的出现，为各种长短期资金相互转化和横向资金融通提供了媒介和场所。人们可以用现金购买有价证券，把消费资金转化为生产资金；人们也可以卖出有价证券，将其变为现实购买力，以解决即期支付的需要。这一功能对于农业发展的意义在于：农业生产的根本特征决定了它所特有的生产周期长、存在自然灾害等风险。证券市场的分散风险功能有利于化解农业企业的风险压力，有利于农业的长期发展。 （五） 社会功能 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证券市场还有其超越经济领域的社会功能。首先，证券市场的出现加速了中国经济转轨和社会现代化的发育过程，广泛而深入地传播了市场经济的基础知识和价值观念。其次，证券市场成为联系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与公民切身利益的纽带，起到了社会凝聚作用。证券市场是政治、经济的“晴雨表”。国际形势、国家政局、体制改革、经济增长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都会影响到企业的经营业绩和投资者的投资收。81.证券市场与中国农业发展益，也都会在证券市场中得到反映。证券市场的走势，投资者的心态、倾向也会反馈到国家有关部门，从而影响有关决策。同时，从自身利益出发，企业、投资者必然对国家政治生活、经济形势、企业经营状况保持高度的关切，并且成为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坚定支持者。 这一功能对农业发展的意义在于：（1）有利于加强政府和公众对农业的关注。在证券市场上，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每天会吸引千家万户的注意，投资者会因此而更加关注农业政策、农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证券机构更会认真研究农业方面的信息，关注农业企业的经济活动。而这些信号会反馈到决策层，从而影响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决策的实施执行。（2）促进农业部门经营观念的创新。证券市场浓缩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元素。农业与证券市场的联连，带来了经营观念的变化。例如，从只重视产品经营到产品经营和资本经营并重；从追求利润最大化到既追求利润最大化，也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从只重视土地、农具等有形生产要素，到重视股票、债券等无形生产要素等。这是经营观念、思维方式的重大进步和创新。综上所述，证券市场为农业注入了多种现代生产要素，农业需要证券市场。同时，证券市场也需要农业的参与。农业对证券市场的重要性在于：①没有农业的参与，证券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将大为降低，证券市场的重要性将大打折扣；②农业所形成的食物与纤维系统是世界最大的产业部门，没有它们参与，证券市场是不完整的；③农产品市场是永不衰落的市场，农业为证券投资者提供了适宜长线投资的工具，有利于减少证券市场中的短线投机行为。 二、 农业利用证券市场的途径 （一） 农业利用股票市场的途径 股票市场是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主体。在债券、基金等证券品种尚未充分发育的情况下，股票市场率先支撑起中国的证券市场。目前，我国农业对证券市场的利用主要是通过股票市场进行的。至1999年底，共有57家农业概念的股份公司上市发行股票，其主营业务和资金投向涵盖农产品加工、畜牧饲料、种植、种子、渔业、水产养殖、林业、农产品流通、化肥、农用机械等领域，涉及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 农业利用股票市场的步骤是：1.农业企业化。农业企业化的含义是：加快推动各种资源向农业产业化转移，对各种商品化农业的经营性资产实行企业化管理，按照《公司法》的要求规范企业组织形式。企业化是农业企业进入股票市场的前提。农业经营性资产必须经过企业制改组，才具备进入股票市场的条件。 2.农业企业股份化。农业企业股份化是指农业企业建立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为农业进入股票市场奠定微观基础。农业企业股份化过程表现为多种形式，例如，农户联合兴办股份化的企业；对乡村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农户取得股东资格；农户以其交售的农产品或服务参股龙头企业，作为优先股东，分享企业利益，不参与管理；专业合作社参股龙头企业；龙头企业进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造；农业产业化链条不同环节的企业间相互持股，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必须指出的是，农业企业化过程是一个多样化的过程，是一个多种模式并存的过程。由于历史的、自然的原因，我国农业经营必然存在多种组织形式，农业企业也会表现为不同形态。这种多元化的组织结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都会存留下去。 3.农业股份公司证券化。（1）扶持现有农业股份公司上市。在农业企业股份化的基础上，扶持和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股份公司进入国内外股票市场发行股票，走上资本经营的“快车道”。通过股票市场的筹资功能，募集资金迅速扩张企业规模，取得规模效益；通过股票市场的转制功能，提高企业的素质和管理水平；通过股市的资源配置功能，不断培育优质资产，改良弱质资产，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并运用并购、重组等资本经营手段，走集团化、规模化发展道路；通过股市的巨大影响，提高农业上市公司的知名度，扩大企业的无形资产，创造良好的企业形象，让全社会了解、关心、支持农业产业化，让农业上市公司成为产业化经营的有力的龙头。 （2）组建新的农业股份公司并促使其上市。新组建的股份公司可侧重发展3种类型：一是大型。主要是原来国家部委直属的大型农贸加工、流通、进出口企业，经改组上市。二是精品型。选择若干著名的农业精品如砀山梨、涪陵榨菜等，组建农业精品股份公司上市。三是高科技型。把我国农业高科技成果、农科基地组成高科技农业股份公司，提高农业上市公司的科技含量。 （3）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市场。随着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深化，农村资产得以量化，产权得以清晰，非上市的股份制公司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权可以通过证券化，在产权交易市场流通转让。目前，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亟待建立。一个规范化的、有约束力的产权交易市场有利于盘活农业经营性资产，有效节制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复建设，为大范围的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创造条件，使股票市场与产权市场、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实现有效联连，有利于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效率和规模。 （二） 农业利用债券市场的途径 中国债券市场作为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场规模和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股市，更不能和银行信贷相提并论。中国企业对债券市场的参与程度是很低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至今为止还未有一家农业企业发行公司债券。我国应重视和加强对债券工具的运用。 农业利用债券市场的主要方式有3种：①发行公司债券。②发行经营型的基础设施如路、桥、水库等项目债券。③政府发行农业专项债券。目前，可供农业产业化选择的债券类型主要是企业债券和可转换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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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商贸企业财务管控力度的措施与方法论文

摘要： 国际经济形势多变、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给我国商贸企业的发展带来挑战。商贸企业同其他行业相比竞争更加激烈，商贸企业只有审时度势、抓住机遇，不断提升企业自身的财务管控能力，创新管理方法，重视内部控制等管理活动，才能够提高企业财务质量，实现商贸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让企业在同行业的竞争中取胜，让企业与飞速发展的国民经济相适应。本文从商贸企业行业特性出发，分析商贸企业财务管控的现状和问题，提出提升财务管控的措施和方法，以期促进商贸企业的长远稳健发展。

关键词： 商贸企业、财务管控、财务质量、措施方法

商贸企业的财务活动是其经营管理活动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如果企业财务活动的管控措施缺位，可能造成企业管理混乱，出现管理漏洞，造成企业产生不必要费用或损失，甚至会出现法律或者诉讼风险，进而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企业战略目标更无从谈起。所以，商贸企业财务工作者要提高财务管控的意识，在实际工作中提升财务管控的力度，对财务管控的要素要认真研究，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和控制能力。

1、商贸企业行业特性概述及市场环境分析

我国商贸企业行业特点是数量多、规模小，产业布局分散、市场经营内容多样、市场细分等，企业处于各产业链的中下游，产品呈现快进快出，资金快速周转，竞争激烈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商贸企业的财务管理，管控也必须符合行业特点。

现在的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在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商贸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交换的商品从实物商品延伸和衍变到技术、信息等无形商品上来。同时，由于企业一体化的需求中，资本和人力资源的也不断地参与进来，市场经营内容呈现多样化的态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正逐渐进行消费细分，为满足消费者细分，商贸企业也正在不断进行细分。全球贸易下，商贸企业的格局更加宽阔，市场的变化也更难预测。

加入世贸组织十多年来，对扩大出口和引进外资等方面效果显著，进一步加深了我国的改革开放，我国商贸企业的经营规模和管理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给商贸企业，特别是对外贸易环节提供了政策机遇，然而，随着世界各国的贸易政策的变动，市场需求变化、外部竞争者介入、利率、汇率变动、产品价格波动等，使我国商贸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更加复杂化。商贸企业自身的经营特点意味着该企业的财务管理部门只有采取有效的管控措施，才能够将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提高，与瞬息万变的市场环节相适应。财务工作者优化财务工作，更好地控制商贸企业的财务风险，拓展业务形式和内容、控制贸易业务，把财务管理渗透到贸易业务的各个环节。

2、提升商贸企业财务管控的重要意义

可以提高企业的风险抵御能力

良好的财务管控是企业管理水平的直接体现，商贸企业应通过对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进行分析，识别自身优势和劣势，排除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不利因素，根据市场变化导向制定企业发展战略，进而确保股东财富最大化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使得商贸企业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从而确立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

可增加企业对外合作机会

加入世贸组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都是我国在对外贸易方面释放的政策红利。近几年，随着外资引入力度的逐渐加大，一些发达国家的国际商贸企业涌入中国，寻找优秀企业作为合作伙伴。商贸企业应顺应发展，通过提升企业的财务管控力度让企业在管理思路上与世界趋同。这样才可以增加自身的竞争力，更多的吸引外资，给企业增加对外合作机会。

可促进行业的整体发展

商贸企业做好财务管控工作，可以促进行业的整体发展，整个行业良性发展，也可以给商贸企业提供健康的生存空间。商贸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在企业内部管理上存在不足，各种对企业发展不利的'因子经过长期的渗透，对企业提升财务管控力度是一种束缚，对贸易行业的良性发展也是一种制约。

在企业发展的历史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到有很多企业的财务管理问题都是对财务管控工作的重视不足，对财务管控的作用和意义体会不够而引发的。在部分商贸企业里，业务及规模发展迅速但各项财务管理水平跟不上，导致企业最后经营不畅、甚至倒闭，就是我们常说的，“步子迈大了，摔了跟头”。所以说，提升商贸企业的财务管控力度是企业向前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企业不跌跟头的保障。实践表明，商贸企业应该从企业自身情况出发，寻找适合企业的财务管控方法和措施。

3、财务管控中的问题及其原因

财务管控按功能可划分为制度、人员、权限、审计及风险管理等。现着重分析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在制度管理上，有的商贸企业在财务制度建设不完善，采取粗放型模式；或者虽然具备财务制度，但缺乏执行者或者执行不到位，最终导致企业不可持续。

在人力资源管理上，财务用人唯亲，忽视了对胜任能力和职业道德方面的考核，缺乏系统性、持续性后续教育，缺乏胜任能力教育导致员工选择错误会计处理或工作效率低下，甚至使企业面临法律、财务风险。

权限管理存在不相容岗位，致使舞弊的发生；组织机构臃肿、多头管理，且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系统，致使决策缓慢，容易错过投资最佳时机。

在审计工作上，未设置审计机构或将审计机构置于财务部门管理之下，致使审计工作缺乏独立性，失去了审计的监督作用，内部控制制度流于形式，影响了商贸企业的经营管理质量和整体性。

在风险管理上，未形成有效的风险预警和控制体系，更多的是在风险发生后进行减少损失方面的处理，而缺乏全面的风险防控，在外部经济环境日益复杂的大环境下，商贸企业对市场的依附度越来越高，风险防控也越来越困难。

我国的贸易行业里，销售额是企业效益的数据体现，销售额也几乎成了衡量企业的唯一标准。在长期的企业管理中，商贸企业形成了重营销、轻财务的工作作风，在人员、资金管理等基础工作上缺乏规范，未能开展全方位的财务管控，致使企业遭受损失，甚至亏损。例如笔者所在的企业，由于决策层在销售任务压力下，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选择了大幅降价销售，以销售价格换取销售量，进而取得现金流，直接导致当年亏损3亿元。

缺乏财务管控意识。商贸企业的领导层在开展工作中缺乏财务管控意识，对财务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未能够给予重视，未实施有效的财务管控措施，导致财务支出管控不严，进而导致企业亏损。实际工作中，只要有财务活动，就会需要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意识的淡薄是企业财务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对企业的业务发展也会有所波及，甚至会影响企业的生存。

制定财务决策失误。在财务决策方面，科学的财务决策是基于对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信息的分析基础上得到的，需要可使用的准确的财务信息。而财务管控措施的缺位，必然导致对经营数据和信息的失真，决策层的科学决策也就更无从谈起了。由于决策失误导致的经济损失对于企业往往都是致命的。

资金流动性较差、资本结构不合理。商贸企业的日常经营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来维持。如果资本结构不合理，仅仅依靠借贷持续经营，贸易资金的流动性差，变现能力不强，债务利息数额大等财务状况都会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不利。

4、提升财务管控的措施和方法

财务管控包含多个要素，并且各个要素在具体的企业业务流程中有可能相互渗透，或有交叉。这就要求商贸企业要分析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并充分考虑外部环境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识别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有针对地选用和实施战略规划，弥补自身的缺陷，在市场中进行竞争。现围绕组织规划、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全面预算、风险防范、内部审计控制等展开分析。

重视财会工作，提升业务素质

企业管理层应当重视财务管控的作用，支持和推进财务管控工作在商贸企业中的推行。管理者要更新财务管控观念，确立财务管控的核心地位，发挥财务控的职能。企业要选用胜任能力与职业道德素质兼备的财务人员，任人唯贤。这就要求财务工作者不仅精通财务专业知识，熟悉企业内部控制流程，企业财务制度，精通国家财税制度，还要对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有一定的了解，增强对外部环境的敏感度。

信息化管理可以让资金管理、存货管理、预算管理、物流管理等具体工作更有效率，让成本控制、考核监督等工作更具有说服力。在此基础上的财务管理可以让领导层的决策依据更可靠，以准确的数据从各个方面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充分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的要求。

完善组织架构，加强制度建设

商贸企业应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发展战略调整企业的组织架构，构建层级清晰的管理框架，各个管理模块要设立专职机构或人员，明确部门、个人的责、权、利，推行问责制度。在构建商贸企业的组织架构时，要加强资金流管理工作，对合同管理、仓储管理、物流管理、应收账款管理等要权责分明。要对各部门的工作职能进行梳理，即要明确责任，又要发挥部门合作的优势。本人所在的企业正在尝试销配装一体化模式，销售部，经营部，财务部，售后部跨部门协作，目的是节约公司物流成本。

商贸企业要实施统一的会计制度，健全内部财会制度，制度的制定要规范、明确并具有指导意义。制度的制定也应该从大处着眼、从细处入手，才能保证制度的全局性和科学性。此外，在制度贯彻和执行中，应监督制度的约束力和执行力，保证制度的严肃性和效力。

强化风险管理工作

贸易行业的竞争加剧，做好风险管理工作很有必要。首先要减少经营者责任风险，管理者要对商贸企业财务经营的具体环境进行分析，根据偿债能力、运营能力、盈利能力等数据指标调整经营策略，减少存货积压、应收账款违约、预付账款增加、成本上升、债务担保违约等情况发生的概率。财务风险管理应考虑可以一切引发企业财务风险的事件和要素，对各项财务风险的诱因进行排查，有可靠的风险预警和防控系统，有及时的风险处理手段。本人所在的企业在应收账款管理方面确立了先款后货的原则，当客户信用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以客户年度返利为抵押给予客户一定的信用额度，从而规避了应收账款回收风险。在债务担保方面，为下级客户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也采用此种方式，并进行专款专用，从而规避了下级客户的违约，承担连带责任的风险。商贸企业在实施风险管理时应以企业资金安全为原则，兼顾商贸企业长期、短期利益，认真权衡成本与效益，把风险防控和处理都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做好预算管理和投资管理工作

商贸企业的预算管理可以促进企业正规化，企业要在筹资、投资、经营等过程中贯穿。企业财务预算由销售、采购、费用、现金流量等指标组成。商贸企业应以企业目标利润作为预算目标，以预期销售为预算编制基础，综合考虑市场、法律、消费者需求等多方面因素，对企业资金筹措、使用进行管理，以减少资金链断裂的情况。财务预算是实施财务控制的依据，商贸企业的预算管理应确定企业主要发展指标。财务预算执行时应进行目标分解，并依据预算方案对实际活动进行控制和管理，发挥预算监督的职能，形成以预算管理的定量约束经济行为的环境。

建立审计监督机制，重点把控资金管理

商贸企业的审计工作首要条件为保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将审计部门置于企业股东直接领导之下。将审计工作从企业管理者手中脱离出来，可以在商贸企业内部成立独立内部审计部门，秉持公正、科学的态度，开展评价和监督工作，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必要时也可以聘请外部独立的审计部门，提高审计工作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商贸企业的资金使用量大，业务流程复杂，要调整资金结构，合理确立筹资结构。首先，要对资金进行统一管理，提高财务部门对资金的调控力度。其次，要掌握资金动向，跟踪销售环节的货币资金回笼环节。对各个项目的资金流动要实时监控，了解使用细节，对大宗交易资金、重大业务资金的启用要在保证企业资金流稳定的前提下进行。

加强成本费用管理和控制工作

成本管理能力关乎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科学的缩减成本、减少费用和损耗直接影响企业的效益。在部分商贸企业中，由于缺少整体性管理，资源闲置、浪费现象时有发生。财务部门要从先进的成本管理方法，如量本利分析法、全成本和算法、作业成本法等，寻找适合商贸企业的成本管理方式，注重过程的控制，从经营活动的源头进行成本控制，把成本控制实施在业务的各个流程和环节。例如对采购活动、物流活动、仓储活动、管理活动进行作业成本分析，减少不必要活动，增加有价值活动。销配装一体化则是作业成本分析的例证，减少运输环节，控制物流费用，从而控制成本支出。在销售环节，对于广告的投入效果要进行分析，减少无用的广告投入，如某公司将广告宣传重点放在上海外滩震旦大厦的电子广告牌中，而减少了纸质媒体，楼宇广告，在总体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销售额取得了重大突破。对于业务招待费、差旅费等管理费用进行事前审批，极大地减少了不必要浪费现象。

5、结束语

商贸企业是商品流通环节的重要经济主体，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商贸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方面也肩负着推动和促进的职能。商贸企业发展和经营的状态，与人民需求的满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商贸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变幻复杂，限制了企业的自然生存和发展。在商贸企业的财务管理和控制过程中，财务工作者应优化管控，以追求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从全局的视角出发，合理定位财务管理的广度和深度，运用内部控制，优化重整企业的资源，提升管理质量，对企业的各项经营活动开展运筹协调，对经营中产生的问题进行科学分析，运用有效的策略和手段进行针对性解决，促进企业经营计划和战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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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卜献勇.基于企业财务管理提升企业经济效益[J].商场现代化,2015(7):200-201.

[4]李晓慧,何玉润.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理论、实务与案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这篇是很好的法学毕业论文，你参考下，应该有所帮助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