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蝎子豆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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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yulan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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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范文:试谈粤剧对佛山石湾陶艺的影响内容摘要:佛山是粤剧的发源地,也是陶塑艺术之乡。粤剧与陶塑艺术作为佛山两大本土文化,都有着较高的技术和艺术,它们不仅给佛山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而且一直熏陶着佛山人的精神、情趣和审美。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成为岭南文化传统特质,不但对岭南文化宝库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是对华夏文化的重大贡献。关 键 词:粤剧 陶艺 瓦脊 公仔多年来,专家学者对粤剧和佛山石湾陶塑艺术研究与探讨的有关论文、专著为数不少,这些论著分别对粤剧和石湾陶塑艺术成就有过精辟的论断。但对粤剧影响下的佛山石湾陶塑艺术相互影响的渊源关系的论述甚少。佛山是粤剧的发源地,也是陶塑艺术之乡。粤剧与陶瓷作为佛山两大本土文化,都有着较高的技术和艺术。它们不仅给佛山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而且一直熏陶着佛山人的精神、情趣和审美等,并且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粤剧与佛山的渊源粤剧,又称广东大戏、广府戏等,诞生于明朝中期。明朝开始,受“外江戏”之影响较大,最盛行的外江戏班是安徽的徽州班和湖北的汉剧班,粤剧唱腔的二黄、梆子、西皮与汉剧的很相似。即为此故,广东本地人组织的戏班出现了,而当时上演的仍是“外江戏”,其中有些较具规模的戏班还雇下一艘大船,顺着河道走南闯北,在各处演戏,演员宿舍、器材布景就在船上,这些戏船多漆上红油以作记认,又称“红船”。正是这些戏班拉开了粤剧发展史的序幕。粤剧正是汇聚了诸腔之长,并吸收广东当地的各种声腔曲调发展而成。因此听起来既有梆子腔的古朴高亢,又有昆山腔的典雅深沉;既有皮黄腔的流畅苍劲,又有广东乐曲的轻盈俏丽,数百年来一直是本地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佛山是粤剧的发源地。佛山“琼花会馆”建于明代中叶,是最早的粤剧行业组织。至今,粤剧行内仍有“未有八和,先有吉庆,未有吉庆,先有琼花”之说。明代,佛山民间演戏活动繁盛,本地戏班相继出现。嘉靖年间,建立了戏行会馆,称为琼花会馆,馆址设在佛山大基尾,因供奉戏行祖师“华光”,故又称之为“琼花宫”,为本地戏班艺伶排练、教习、切磋艺术之地,也是当时戏班管理的机构。在会馆附近的水涉头边立下一石碑,上刻“琼花水涉”四字。艺伶在水涉上落戏箱,乘船到各地演出。琼花会馆的出现,说明佛山已成为当时粤剧发展的中心。清朝,佛山戏剧活动相当兴盛,因不断吸收广东音乐、民谣曲律,改用粤语演唱,融入南派武术,使用大锣、大鼓、大笛、喉管,形成了生动传神、语言通俗、声腔独特、武打新奇的风格,是群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一大地方剧种。粤剧戏班以红船做交通工具巡回演出,故粤剧艺人又被称为“红船子弟”。据记载,当时佛山镇方圆十数里之地已有大小戏台30余个。清代有这样一首竹枝词:“梨园歌舞赛繁华,一带红船泊晚沙,但到年年天贶节,万人围住看琼花。”可见当时粤剧活动之盛。粤剧经过数百年兼收并蓄,不但流行于粤、桂、港、澳、台地区,并随着粤籍侨民散居各地,传播到美洲、澳洲、欧洲、非洲,成为海外拥有最多观众和最有影响力的剧种之一,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佛山粤剧枝繁叶茂。粤剧在民间的演出不绝如缕,榕树下、公园里、文化站中,随处可听到人们的唱和;走在大街小巷,也常有广东小曲把你的耳朵叫醒,那是轻快愉悦的《荔枝颂》,那是传唱不衰的《帝女花》,那是气势高昂的《步步高》……据了解,佛山目前有正式名称的私伙局206个,加上居民家庭中无名无姓的,私伙局数量已超过400个。粤剧至今还是佛山市井文化中最重要的形式。粤剧对瓦脊公仔的影响瓦脊陶塑,又叫“花脊”,它是专门用于屋脊建筑装饰上的,故称“瓦脊”。采用陶塑人物、动物、花卉进行装饰,体现了岭南民间建筑装饰的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由于它的题材常以某一些故事或戏曲为内容,一些规模较大的瓦脊往往像长卷国画一样,展现故事的主题情节,或由若干出折子戏的故事片内容联合组成整条瓦脊陶塑。这类如连环画般的陶塑长卷,需要若干甚至数百人物雕像,以瓦脊为舞台,以陶塑人物为“演员”,才能组成整条陶塑瓦脊。屋脊建筑装饰上,有单面和双面瓦脊,安放于屋顶正脊的多为双面,一般正反的题材是不一样的。单面的多安放于看(眉)脊上。而“瓦脊公仔”的创始人是康熙年间的石湾著名陶艺家文如壁,技艺精湛,作品为大众所喜爱。后来其子孙继承其艺,将大批历史、戏曲、传说故事人物搬上瓦脊,使陶塑的品种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石湾人喜爱粤剧并熟识粤剧。上了年纪的石湾人每谈到粤剧都津津乐道,从事陶艺的人对于粤剧有着浓烈兴趣,他们当中有些师傅善于研究粤剧舞台上的表演技法。石湾人对戏剧中的历史故事和神话故事很熟悉,对于剧中出现的人物各种行当、台步、情节、扮相都心中有数,可见石湾人与粤剧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诚然,粤剧对佛山陶瓷最明显的影响就是石湾的“瓦脊公仔”。是一种高浮雕艺术,把高浮雕陶塑装置于屋顶瓦脊的宽面中,是一种风格独特的艺术装饰。石湾艺人将粤剧连台大戏的故事、人物移动到瓦脊的宽面,由动的表演艺术变为静的高浮雕艺术,这是它的主要特色。人们看到装置在瓦脊上的人物故事,表现出明丽纷繁的色彩,衬托着脊梁高耸、檐牙凌空的建筑物更显其雄伟壮观的气魄。我国南方气候潮湿、高温多雨,经过高温烧制的瓦脊,耐高温、抗腐蚀、不怕热胀冷缩,久经风雨依然色彩明丽。然而,作为建筑装饰的“瓦脊公仔”,突出其鲜明性和耐久性特色,也成为陶塑建筑高浮雕艺术装饰而备受尊崇的原因。“瓦脊公仔”高峙在屋顶上,一节一节连接砌成。所有大小人物、动物都一定向前倾斜,让下面观赏者抬头仰望恰好成为平面相对的视角,一目了然看得清楚。各种作品所处的空间上下、位置的高低、尺寸的比例也有所不同。各种飞禽走兽翱翔漫游,奔驰腾跃,栩栩如生。各类花卉小草绚丽缤纷。它们上下堆叠,左右摩接,层次分明,互相呼应,连缀成为一个艺术整体。著名的古建筑佛山祖庙、广州陈家祠、罗浮山冲虚观的屋脊上都分别装上了石湾制造的人物瓦脊。这些“瓦脊公仔”,内容大多数取自粤剧中的题材、中国历史故事和神话故事。粤剧、人物脸谱及表演程式对石湾陶塑瓦脊的影响比较深,如《姜子牙封神》《穆桂英挂帅》等。民间故事《牛郎织女》之类的题材在陶塑艺术中也得到反映。在小小见方的瓦脊上,塑造的粤剧场面结构严谨,亭台楼阁布景逼真,如同在戏台上看到栩栩如生的人物一样,在鼓乐声中作精彩演出。这些“瓦脊公仔”都是分别在同治、光绪年间由文如壁、均玉等店家制造。这些陶塑也是粤剧舞台人物服装的真实写照,陶塑艺人对粤剧有深刻的了解,他们采取某些戏剧情节,捏制出穿着特定的戏服的人物轮廓。有的就请粤剧名艺人对泥塑人物服装表情身段进行鉴定,然后定型入窖烧制。精致生动的“瓦脊公仔”历来受粤剧观众的称赞。从“瓦脊公仔”可以看到粤剧服装造型的地方特色。当年的陶塑艺人不仅掌握高超的造型工艺本领,而且深刻了解粤剧的表演艺术。陶塑人物的戏装打扮,也严格遵守戏行规矩,有所谓的“宁穿破,不穿错”。扮相亦有种种区别:文武有别,善恶有别,贫富有别,贵贱有别,老少有别,番汉有别。帝王将相的打扮:蟒袍玉带,圆领阔袖,袍脚刺绣着水和云的图案,上身和两袖刺绣龙蟒花纹,有团龙蟒、大龙蟒和散龙蟒花纹。历史戏《斩黄袍》的赵匡胤及三国戏的曹操、刘备一般穿红色蟒。粤剧大都在胸前有所谓 “护心镜”,用红、黄、蓝、白、绿五种颜色的扎带从胸前绕扎于后。这些粤剧服装造型都能从瓦脊陶塑看到。从瓦脊陶塑武将盔头额前看到有一小块圆形的头插装饰,称“结子”,粤剧大花面、二花面插圆圈空心的结子,不涂脸的角色插圆形呈蚬壳形的结子。瓦脊陶塑人物戏服的男披风、女披风,释道僧尼装,宫女装和梅香装等,现在舞台上用得仍较普遍。瓦脊陶塑女装有一种“竹叶肩”,现在舞台上已不多见了。粤剧风格的二花面、大花面和公脚等角色,在“瓦脊公仔”中表现得活灵活现、神气十足。从“瓦脊公仔”人物也可看出广东刺绣戏服特色。虽然不直接表现各种色彩,但戏服的刺绣图案是丰富多样的,有佛山剪纸图案花开富贵、龙凤呈祥,广东刺绣图案如鸳鸯嬉荷和狮子滚球等。早在唐代兴起的广东刺绣是我国四大名绣之一。“瓦脊公仔”上的戏服图案,卷草蔓藤表现得流畅婉转,莲花莲瓣显示出清雅优美。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是纯洁无邪的寓意,故在戏服上描绘荷花莲叶的就很普遍。从“瓦脊公仔”看到的传统粤剧服装,和古老朴实的戏服图案,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它倾注着前辈艺术家们巨大的辛勤劳动,闪烁着艺术智慧的火花。“瓦脊公仔”不但塑造人物服饰、道具的表象形式,更注重神似的表达。如《杨家将》中的孟良、焦赞以武将、侠士形象出现,而杨六郎则以文武生的造型、番将以大花脸的身份塑出,不但鲜明突出、神态活现,而且使观赏者在欣赏时如同观赏粤剧《杨家将》演出时一样,审美情感随着剧情的发展变化而起伏,从而展开联想与再创造,得到美的感受和体验。此时观赏者不在乎人物形象的脸面、服饰是否合乎史实,人们的情感则重于陶塑人物形象的忠、奸之感情表达。而且以戏剧脸谱、服饰、道具,循表演艺术的动态架步进行塑造,会使陶塑“瓦脊公仔”更丰富多姿、辉煌艳丽,建筑美化的装饰效果更加强烈,气氛更为浓郁。显然,石湾陶塑以粤剧、人物脸谱及表演程式为母题所创造的“瓦脊公仔”,更符合岭南人包括东南亚各地华侨同胞的审美体验与要求。从而形成了石湾“瓦脊公仔”的独特艺术风格:一是人物形象有较强的面谱化,二是“台步”明朗,三是吸收应用道具服饰。在“瓦脊公仔”中,通过贴捏等丰富技法的塑造,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再被艺术地展现出来,使服饰道具系统化,丰富多样而有条不紊。粤剧对石湾陶塑公仔的影响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改善与提高,石湾陶塑人物从屋脊建筑装饰上的“瓦脊公仔”为主逐渐走下屋顶到大众生活中来,使人物陶塑成为了案头观赏品。粤剧对佛山陶瓷的影响比较明显的是石湾“陶塑公仔”。人物雕塑是石湾陶艺中最常见、产量最大的品种。石湾“陶塑公仔”在人物塑造上,造型生动传神,注重细致的刻画与雕琢,“衣纹繁复,线条流畅,表情传神”,人物面部多数不施釉料,使人物的表情更能体现出作者在雕塑时的手感。每件作品都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各种造型达到了“百物百形,千人千面”的艺术境界,较少雷同化,对物象的剖划细致入微,因此形象栩栩如生。自明清至今,历代艺人们塑造了数以百次的屈原、钟馗和关公的形象,面貌长相大同小异,各具特色,绝不相同。这是艺人们各自强调自己的艺术理解,形成自己风格,而不互相抄袭照搬的缘故。这种造型方法,正是石湾陶塑工艺的优良传统。粤剧与石湾人们的关系非常密切,自然就成为石湾陶塑的选择题材之一。如石湾陶塑人物中常见的醉酒人物有刘伶、毕卓、杨贵妃、史湘云、济公、曹国舅、武松打虎(或醉打将门神)等,但每个人物的个性都非常鲜明,让人一看即知道塑造的形象是谁:刘伶瘦削,神情飘逸而超然物外;毕卓胖态可掬,和蔼可亲;贵妃娇媚迷人;史湘云醉中也透出活泼与开朗;济公邋遢中透出机智与热心;曹国舅手执绰板、雍容大度;武松英勇刚烈等等。又如“八仙过海”也是许多艺人喜欢塑造的题材,但在每一件作品中,八位仙人除衣饰和手持的法宝不同外,各人的动作、表情也各不相同,个性显而易见,生动传神、富于动感。2005年9月1日,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潘柏林在佛山祖庙万福台将限量作品“000号陆游像”,赠送给广东粤剧博物馆作永久收藏。这件陶塑艺术珍品中的陆游高50厘米,以素胎为基本色调,凸现了古朴凝重的神韵。其作品栩栩如生、内涵丰富、形神兼备、立意高远。此像一出,立即引起在场不少陶艺界人士的关注。潘柏林选择了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罗家宝先生扮演陆游的形象为创作原型,呈现了陶瓷与粤剧两大本土文化的成功融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梅文鼎认为,此像活灵活现地刻画出粤剧“虾腔”艺术一代宗师的神采与风范,将粤剧与陶塑的艺术精华共冶于一炉,从而使作品大气传神,极具视觉冲击力与艺术感染力。潘柏林说:“之所以我选择了罗老师这个舞台形象作为创作对象,首先,我自小喜欢粤剧,尤其是‘虾腔’,其独创一格的唱法和表演艺术有着很高的艺术造诣,由此我很敬重罗老师;其次是我想以一件最有代表性的创作来表现罗老师的艺术成就,所以我选择了他的舞台代表形象——陆游。这次创作完全是来自粤剧方面的灵感。”可见粤剧对石湾陶塑艺术创作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陶塑公仔”的出现,造就了一批杰出的陶艺大师。同样,这些陶艺大师也创作了许多传世的“陶塑公仔”作品。总之,粤剧和佛山石湾陶塑艺术经历了悠悠岁月的发展,成为岭南文化传统特质的、融汇了南粤民族审美情意和民族生活的特有艺术形式,积淀了深厚的经验,不但对岭南文化宝库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是对华夏文化的重大贡献。粤剧和陶塑艺术是佛山的两大本土文化。希望他们将来能更好地结合,更能体现佛山的特色。参考文献:[1]林明体著.石湾陶塑艺术[M].广东人民出版社[2]马梓能主编.佛山陶瓷文化[M].广东经济出版社[3]张维持著.广东石湾陶器[M].广东旅游出版社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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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iko范范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范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正式提出经过了漫长的过程。相对于有形的物质类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容易受到破坏甚至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迫在眉睫,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鼓励在保护中利用,以利用促进保护。下面我们来看一篇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题目: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策略研究

【内容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在当今信息化高速发展,互联网无处不在的时代,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发展,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介绍了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经验,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先进做法,从互联网背景、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培训计划、少年儿童走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海外传播四个方面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策略。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互联网;活态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文化的一种存在方式和表现形态,一直与人们的生活、习惯、风俗等融为一体,是一种无形的文化记忆。

近些年来,“非遗”一直是个热词,非遗的保护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

在传统村庄减少、农耕方式替代的时代背景下,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也要与时俱进,创造出具有时代意义的、符合当代人审美和精神文化需求的非遗,使非遗融入现代生活,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

一、非遗活态传承的意义

非遗的活态传承是指非遗的产生、发展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环境中进行传承与发展,其最终目的是保护非遗。

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活态呈现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血脉和情感的主要体现。

非遗不是文物,不是凝固的。非遗历经千百年的文化流变,是动态的、可变化的,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各时代的传承人群在与历史、自然等环境的互动中不断对非遗进行再创造。

一方面,非遗项目需要在创新和传承相结合的良性互动中,为当代人理解和认同,真正实现活态传承。

另一方面,非遗的活态传承也要杜绝过度商业化的倾向。

例如,在一些旅游景点,“泼水节”“火把节”天天上演,那只是“表演”,而非“过节”;带有恶搞甚至低俗性质的婚庆习俗强拉游客参与,目的就是让游客为名目繁多的消费项目买单,早已失去了展示非遗项目、让游客了解认识非遗的初衷。

这种纯粹为了赚钱、改变非遗性质的所谓创新,实则是对非遗的严重破坏,在非遗的活态传承中是要坚决摒弃的。尊重非遗,保护和传承非遗,核心是保护传承人,尊重传承人群的主体地位,保护传承人群获得收益的权利,在保护和传承中实现非遗的创新性发展。

二、日本非遗活态传承的经验

日本是世界上文化遗产保护走在前列的国家,重视非遗的活态保护,他们的许多做法都值得借鉴和学习。

(一)创新求变的传承之路。

以传统手工技艺为例,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传统金属工艺、漆艺和陶艺制作时使用天然材料和传统技法,对器物形制、色泽、纹样进行改良创新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和人们审美取向的改变。

1974年日本颁布了《传统工艺品产业振兴法》,1992年国会进一步修正该法律,加大了扶持力度。日本的传统手工艺坚持创新求变,因此多年来发展良好。

(二)“人间国宝”的认定和保护。

非遗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是“活”

的动态文化,其声音、形象和技艺存在于从事它们的人身上,传承人是确保非遗“活态性”的核心因素。

日本在非遗的保护中非常重视传承主体,强调对传统文化持有人的保护。

非遗保护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对传承人的认定。日本将那些具有高超技能,能够传承某项文化的“身怀绝技者”,称为“人间国宝”.

日本的这些“人间国宝”对所传承的技艺予以记录、保存并公开。

日本 *** 每年给这些“人间国宝”200万日元补助金,用来培养和传承继承人。因此, *** 监督该笔款项的使用情况,“人间国宝”

每年要向 *** 报告该笔款项的用途。日本对“人间国宝”的认定和扶持有力推动了日本非遗的传承发展,“能乐”、“歌舞伎”、“狂言”这些日本传统的艺术表演由此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三)非遗保护中的儿童意识。

非遗的活态传承不仅是少数核心传承人的保护,还关系着培养传承群体,特别是传承群体中的少年儿童。

日本非常重视对传承群体中少年儿童的培养,为中小学生提供体验传统艺能的机会。

例如“歌舞伎”,2001年开始举办以中学生为对象的“歌舞伎讲习会”,从2002年起,“歌舞伎讲习会”拓展到小学生,并且每年都予以实施。

日本中小学在课程设置上也非常重视日本传统文化的学习,设立了传统工艺品课程,加深中小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培养他们从小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和亲近之情。

三、我国非遗活态传承的策略

(一)互联网背景下非遗活态传承。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借助互联网技术,让非遗走进现代生活,更加贴近年轻人、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被当代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接受与选择,拓展其生长空间,以真正实现非遗的价值。

微信推送、淘宝开店、视频课程,是许多非遗项目都在尝试的互联网背景下活态传承的新途径。

以桐乡竹编的传承之路为例,竹编传承人钱利淮和他的团队开创了竹芸工坊,让竹编从小众作坊走向大众传承。

他们根据受众的年龄和基础编写了生动直观的竹编网络课件,开设竹编私房课的网络直播教学,并在“竹芸”微店上推出竹编DIY商品。钱利淮开创的“互联网+竹编”的传承形式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普通大众可以根据需要在网上选购竹编材料,按照网络课程自己在家学习竹编。

浙江桐乡推出了非遗项目专题传习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剪纸、桃核雕刻、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木雕、麦秆画,最大程度地满足公众对非遗以及传统文化的需求。

非遗项目通过互联网汇聚人气,扩大影响,吸引更多的人到非遗项目实体店;通过非遗项目实体店的展览、展示,创造一种审美的情感体验,以及对于传统、对于历史的敬畏,形成互联网与实体店的良性互动发展。

社交媒体公众账号、移动终端应用程序这些途径让非遗越来越进入普通公众的视野。

例如,浙江象山的非遗订阅号“象山非遗”,信息发布频率很高,阐释质朴而到位,策划很接地气。

中央美术学院发布的《中国古典家具》APP大受欢迎,这个APP运用游戏的手法,实现明代榫卯家具的完成过程,在带给人们娱乐游戏的同时,使人们了解到中国传统木作的“灵魂”---榫卯的技艺。

这个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明代榫卯家具APP,是数字化背景下将现代新技术与非遗中的传统文化元素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这个明代榫卯家具APP,使用户短时间内能够直观的认知榫卯家具的结构和组合,让非遗真正走进现代生活,实现了非遗的活态传承。此外,通过开发非遗游戏软件来扩大非遗在儿童、青年人中的传播。

例如:南通蓝印花布的游戏软件收录了近千种蓝印布典型图案,该软件还可用在苏绣、云锦等非遗项目中。

(二)实施非遗传承人群的支持和培训计划。

人是非物质文化的载体,传承人是确保非遗活态传承的核心问题。

除建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之外,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第29条规定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

目前,文化部已命名了4批共1986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国家自2008年起,补助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8000元,2016年起提高为每人每年2万元。

非遗的传承仅靠为数不多的代表性传承人作用甚微,还需要积极培养非遗持有者、从业者等非遗传承人群,通过非遗传承人群来推动非遗的活态传承。2015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以下简称“研培计划”

)正式启动,该研培计划是文化部联合教育部专门针对非遗保护发起的。

研培计划有助于提高非遗传承人群的技艺能力,有助于非遗传承人群深入领会传承项目的文化内涵,从而增强非遗活态传承的持久动力。

(三)非遗走进少年儿童。

非遗的活态传承要在少年儿童中扎根。聘请民间艺术家走进课堂为中小学生常年授课,教授传统手工艺课程,为学校里的少年儿童讲好民族文化的每一课。

在符合条件的中小学建立传统文化基地,将非遗烙印在少年儿童心中,鼓励中小学生从小就树立保护传承非遗的意识。

充分利用民俗、节日,让少年儿童在非遗实践环节参与技艺体验,在体验中培养少年儿童对非遗的兴趣爱好。

建立非遗博物馆,展示非遗项目的图文及实物,举办非遗项目展示展演互动活动,点燃少年儿童非遗教育的火种。通过深入认知和参与非遗项目,使少年儿童成为非遗活态传承的后备力量。

(四)非遗的海外传播。

将中国的非遗向世界传播推广,是进行国际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

以非遗项目剪纸为例,剪纸在中国多地广泛存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也有剪纸。

以剪纸为媒介,可以很好地起到文化交流沟通的作用。

在中国剪纸推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央美术学院通过剪纸与世界进行沟通交流,十多年间与不同国家进行以剪纸非遗为主题的创作合作,将剪纸作为国际间交流共有的文化背景。

这既推动了中国剪纸走出去在海外的传承,也促进了世界对中国剪纸艺术的认同与接纳。

从营销策略来看,将非遗产品上传到网络平台,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远销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为非遗的传播提供了极为宽广的领域。

【参考文献】

[1]王英杰。浅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J].理论界,2013(4):67

[2]陈又林。从日本经验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J].神州民俗(学术版),2012(3):10~12

[3]徐继宏,薛帅,郑蕾。“走进非遗第一线”振兴传统工艺浙江行纪实[N].中国文化报,2017-06-08

[4]郑海鸥。专家学者共同探讨:让非遗活起来传下去[N].人民日报,2017-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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