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研究论文

一、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一)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中小地主开始要求政治上的权利。统治者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机构更加完备,分工也更加细密,从而需要补充大量官吏。为迎合中小地主和统治者双方的需要,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庞大国家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平。不管科举制实际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设计是体现“至公”精神的。因为科举考试选官制比世卿世禄制及其他选官取士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进,更公平,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皆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它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读书入仕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条件和平台。过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今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因为如此,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选拔制度。2.科举制度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统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就需要有一种整合社会的主导思想。秦始皇采用的是法家思想,但由此带来的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忍受,致秦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效地发挥着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社会整合的作用。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维持,一是凭借国家暴力机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而这些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滋养出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标准,所谓“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使得儒学这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二)科举制度对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看,科举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弊端。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日益成为一种障碍。1.科举制度是强化封建专制独裁的工具科举制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它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其目的是通过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和选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务于封建王权和政治统治的奴才,即所谓“牢笼英才,驱策志士”。由于科举制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统治者便不断扩大科举范围,相应地造成日益严重的冗官问题。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几倍、十几倍于唐代的规模大量取士,凡被录取者都要授官,结果是封建官僚机构日趋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中国古代社会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关系甚大。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反对社会变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2.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并不是无可置疑的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虽然形成了回避(包括籍贯回避、亲属回避)和保密(包括锁院、糊名、誊录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证公平,但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没有门路的下层百姓。南宋学者洪迈谈到科举之弊时说:请人代答试卷虽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考生夹带、传递、换卷、割卷、顶名、冒籍、贿买、钻营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科场舞弊的现象与科举制度共始终。在很多有关科举的博物馆里就陈列有古代科举考试中用于作弊的各种形式的夹带品,上书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叹为观止。当权者采取各种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细节上、形式上的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事实上,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提拔亲信子弟,培植自己的党羽,致使政治腐败的现象极为普遍。科举在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少弊端。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请托社会名流将自己推荐给主考官,即所谓“行卷”。常科登第后,还要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合格后方能脱去平民服装换上官员衣冠。其言、身、书、判四个环节,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决于主考官的意志。因此,士人钻营、请托、逢迎拍马、趋炎附势、上书献赋、攀附权贵之风极为盛行。所有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种防范措施常常成为掩人耳目的虚文。此外,科举制度还有对考生身份的限制,如从事娼、优、隶、卒等“贱业”者,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的。科举制的所谓公平性由此可见一斑。二、科举制度与学术发展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比如,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举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徐晓望先生的研究,科举制极大地推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化普及,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文史艺术的繁荣,使长期处于中华文明边缘的“南蛮”之地呈现出“巷南巷北读书声”及“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东南地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文化优势。科举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 Semedo)所言:中国人热衷科举考试,是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种学位,“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人们全力关注、魂系梦萦的事物”。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士,注重才能,这就在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惜时勉学、自觉求学的风气。无论是仕宦望族、商贾阶层,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科举教育。科举制还显然促进了明清时代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体的涌现,使得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人数大增,从而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无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兴盛还是衰落,都无法排除科举制的影响。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显。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科举制日益流于形式,不但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1.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被鲁迅先生讽刺为“原是蠢笨的产物”。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万学子都把精力放在学做八股文上,学问由此而衰败,学风也由此而变坏,社会的学术思维创新的环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极致。这使得人们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创见,也无力或无法彰显于世。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力与研究都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这种反对独创,只尊孔孟朱程理学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了读书人的创新精神,甚至到今天还有影响。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2.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儒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其他均被视为异端而排除在科举之外。儒学与科举制结合,显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思辨而相对拙于实证,这种现象实际上与科举制互为表里。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进士、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武举及吏道等科,虽然对考试内容限制并不太严,但明算科是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到了宋代,考试科目的设置变成了“精贡举、罢诸科”,独存进士科,即“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法、道等体系的思想受到排斥。明清时期考试范围则进一步缩小,仅限于四书五经。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明代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不第后弃举从医,呕心沥血写成《本草纲目》进献皇帝,却被束之高阁。这种状况除了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之外,显然还与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是难辞其咎的。3.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认为受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动力和毕生追求。“白发童生”、“寿星举人”这样的现象不仅仅体现个体的不幸,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特别是到了明代实行的八股文考试,更是把科举制度的弊端推向了极致。同时,因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然后做官,所以与之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例如经商,许多读书人只是为了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贫困地位才“弃儒经商”、“弃文经商”的,一旦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他们就往往会由商返儒。自然科学和其他学术文化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知识分子只重科举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很有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显然,这是科举时代注重实际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充满郁闷的感叹。三、科举制度与人才培养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选官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制度,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所以它最直接地作用于教育与人才培养,其进步影响是无法抹杀的。据记载,唐代共开进士科263科,取进士近7000人,有姓名可考的状元148人,10人位至宰相,其他的也多为能人志士。如初唐“四杰”中的杨炯、王勃,其后的陈子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白居易,中唐的孟郊、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等,都是进士出身,王维、柳公权还是登科状元。北宋和南宋共有118榜进士,取进士30000余人、状元118人。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进士或制科出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晏殊、梅尧臣、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程颢、文天祥、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是进士出身。明清时代的进士中也不乏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然而,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度历经千年,正如康有为所说:“凡法虽美,经久必弊。… …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对科举制进行过改革,但大都是治标不治本,致使科举制弊端丛生。科举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最大弊端在于:1.导致人才知识结构有缺陷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由于考试只限于经书的内容,只注重经义的解释,使得考生脱离实际而专注于那种空疏之学,知识面越来越窄。对此一些西方传教士看得很清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认为:中国士人在科举的指挥棒下,“谬于一偏之见,而不能达观,拾五经之糟粕,拘八股为文章,而于天文、地理、算学、化学、重学… …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嘉温批评那些所谓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怜”。2.造成知识分子人格扭曲前面已经讲到在科举制下人们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思想对读书人的危害尤其严重,不仅使他们的知识残缺,而且使他们的人格扭曲。他们梦想着经过十年寒窗,一旦及第就可一步登天。为了实现读书做官的梦想,他们不惜采取夹带、代考、行贿等舞弊手段,却还满嘴讲着正诚格致、修齐治平的漂亮话;或者像范进那样为求取功名,皓首穷经,耗尽了青春年华,最终中举却成了一个疯子。3.科举制度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特征科举考试从产生之日起录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间隔时间也很长,竞争异常激烈,在科场上脱颖而出者为数甚少,大部分人终身没有出头之日。因此,科举制的非人性化特征首先在于严重地埋没人才。对此,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拟题》中给予了猛烈抨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同时,儒家经典常常晦涩难懂,它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更不会激发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所以在科举制度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成为对读书人身心两方面的折磨。此外,科场考试环境也是非人性化的。为了防止舞弊,作为考场的贡院号舍被设计得狭窄封闭,只给每人约一米见方的空间,形同地狱。更有甚者,“在明英宗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发生了火灾,由于考生被锁在号舍里不能逃脱,使90余名考生葬身火海”。在科举制度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被异化了,它已经演变成了奴化、禁锢知识分子的工具,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寂。科举时代出身于八股科举的“人才”,有很多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而绝无信仰、原则可言的庸才。他们除了功名富贵以外别无所求,不想也无力反抗黑暗的朝廷。所以,科举制度在近代教育潮流的冲击之下被废除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但后来落伍了,这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1300年,这本身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科举制度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还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洲的朝鲜、日本、越南,欧洲的英、法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他考察研究的结果是:“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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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清代进士科举文献地理分布数据库”由孔伟伟与地图书人文地理知识库（以下简称地图书）于2022年3月份共同建立，通过对海内外近四十家图书馆三百多种清代进士科举文献的汇总，按照9个朝代112次科举考试的时间范围，以科举文献的地理分布为依托，通过地图书平台提供的开放协作服务，直观的体现每个科年的文献存世情况，同时提供可在线浏览文献的“一键直达”。“中国清代进士科举文献地理分布数据库”是国内首个对清代进士科举文献进行汇总整理的数据库，旨在为古文献研究、人类学研究、社会史研究、古代教育制度研究、科举文化研究的学者提供方便。同时在版本的基础上开放协作，让更多的爱好者参与到我们的项目中来，完善现有文献数据的刻本、册数等数据，增加遗漏的、将来发现的新的清代进士科举文献。为什么建此数据库？与明代科举文献相比，清代进士科举文献的现存总量更大且类型也更为丰富，不仅有常见的登科录、会试录，还有进士履历便览、会试同年齿录、同年录、会试朱卷、会试闱墨等。馆藏地极为分散，分布于中国各省份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日本内阁文库、法国国家图书馆等海内外几十个地方，造成了信息不明、获取不易、利用率低等问题。虽然世面上已有《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中华科举库》等科举类数据库，但存在收录不全、资料重复的问题。目前尚无任何大型数据库对现存所有的清代进士科举文献进行汇总和整理，只有部分科举文献得以公开出版。国内主要有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1992年出版的《清代朱卷集成》，全国图书馆缩微中心2011年出版的《中国科举录汇编》《中国科举录续编》；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登科录（康熙11年-光绪24年）、会试录（顺治4年-广西24年）、会试题名录（康熙21年-光绪30年）、武会试录（康熙24年-光绪21年）的微缩胶卷，均是随科举奏折一同进呈保存至今的版本；其他收藏较多的有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天一阁保存的几十种刻本。海外有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的《进士三代履历便览》，为红叶山房旧藏，转至内阁文库后进行了汇编，收入顺治三年至康熙六十年28种科举文献，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所藏《进士三代履历便览》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版本的影印版，对国内科举文献有极大补充。还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藏《明清科举档案资料》，所收录由明至清、种类繁杂，是收集台湾故宫博物院、傅斯年图书馆等处所藏科举录进行的汇编文献。其他公开的还有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两科清代科举文献，云南图书馆所藏光绪二十九年登科录和会试同年齿录，美国犹他家谱学会的十余种会试同年齿录，美国HathiTrust网站公开的哈佛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几十种登科录、会试同年齿录等。其他分布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处的各类登科录、会试录、会试同年齿录则查看难度极大。本数据库创建者在去年至今写作《明清泽州科举研究》书稿过程中，对海内外现存的300余种清代进士科举文献做了整理和汇总，建立此数据库的目的是为国内外科举文化研究者提供便捷，以期能够为诸位查询清代进士科举文献现存数量、现存地点、是否可见、获取难度的时候节省宝贵的时间。数据库做了些什么？1.已收录319种清代科举文献，清代晚期的文献存世较多，其中光绪21年乙未科现存17种科举文献，光绪29年癸卯科16种，光绪30年甲辰恩科14种。2.标注海内外馆藏地38家，其中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最多72种，其次为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48种，再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28种。3.进行了10种归类，其中登科录44种、履历便览33种、会试同年齿录140种、会试录41种、题名录7种、考官录6种、同门姓氏12种、会试朱卷19种、会试闱墨12种、会试同年录5种。4.已收录国内外古籍文献数据库7个，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中华古籍资源库、全国古籍数目数据库、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图书目录、台湾善本古籍典藏、台湾中研院数位文化中心、学苑汲古—中国高校古文献资源库、HathiTrust、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等古籍数据库。如何使用？通过科年，可以在右侧文献处直观的看到该年份现存的进士科举文献数量。如顺治三年丙戌科已收录2种，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则收录了14种。通过文献，可以详细的看到该科文献的科年、种类、馆藏地、地理位置、是否公开出版，是否有网站可在线查看，以及文献封面图。如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康熙十八年己未科会试进士三代履历便览》就可通过网址链接一键直达查看电子版，藏于北京大学的《乾隆四十六年会试录》则可以看到官职页的图片，但并未有在线资源，只能通过所附链接进行咨询。“中国清代进士科举文献地理分布数据库”采用CC BY 协议，采用本着开放共享的原则，允许社会各界用于个人、公益、学术和商业目的，如果你需要使用标注、考证、图标统计等文本和地理坐标信息，请注明来源“孔伟伟：中国清代进士科举文献地理分布数据库（）”。数据库中使用的文献、图像版权均归属馆藏者所有，使用者如基于个人、公益或者学术研究等非商业目的，依据馆藏地的版权规定规范使用，如需前往相关图书馆查阅的，请务必遵守图书馆的阅览规定。如用于商业目的，请根据我们给出的来源信息自行仔细确认是否可以商用。目前缺乏来源的图像资料，请谨慎使用。项目不对这些图像资料的使用承担任何版权责任，由此造成的纠纷请自行负责。如果以上图像资料侵犯了您的权益，请立即联系我们，我们会在确认后删除相关信息，联系方式参见文末。如果某些未指明来源的图像资料的版权属于您所有且愿意共享，你可以提供版权证明，我们将补充您的信息，并将您或者您的单位列入贡献者名录。将来还会做些什么？“中国清代进士科举文献地理分布数据库”项目版本发布后，我们希望能够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予以改善，同时征集志愿者共同参与到我们数据库的共享协作中来。未来，我们将补充现有319种清代科举文献的载体信息（刻本、微缩品、电子数据）、册数、页数、刻印年代等信息；增加武会试录、武登科录的文献信息；增补遗漏的各类清代科举文献；补充将来新发现的清代科举文献。本数据库主要依托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中华古籍资源库、全国古籍数目数据库、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图书目录、台湾善本古籍典藏、台湾中研院数位文化中心、学苑汲古—中国高校古文献资源库、HathiTrust、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等古籍数据库，以及各高校、各省市图书馆的馆藏古籍目录。志愿者需要如实填写科举文献的科年信息、馆藏地、是否出版、预览或信息来源网址、封面图，文献标题尽量与馆藏地所登记的一致，同时要根据文献的类型进行选择归类。

科举研究与高考改革摘要: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高考有如现代的科举。古代科举在追求考试公平的同时兼顾区域公平的历史传统,影响了近代以来的高校区域布局和目前高考分省定额划线录取制度的实行。在改革和完善高考制度的过程中,应该借鉴科举考试的某些防弊措施与考试管理方法,加强考试立法。研究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可为当今的高考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因此,科举学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科举是中国古代人文活动的首要内容,高考是当今中国长盛不衰的话题。从考试形式和其作用影响来看,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高考有如现代的科举,中国科举史为现代高考改革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与深刻的教训。鉴古可以知今,研究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可以为当今的各类考试改革,尤其是为高考改革提供参考借鉴。中国高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土壤,高考在许多方面与科举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要认识高考改革中一些带有根本性和规律性的问题,如统一高考制度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等问题,都必须将其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才能看得更为清晰。在漫长的中国科举史上,出现过许许多多矛盾和问题,本文仅从科举史上考试存废利弊之争、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之争、防止作弊的措施与方法等三个方面,来谈科举研究对高考改革的借鉴意义和科举学的现实性。一、科举存废之争研究科举历史可以看出,中国科举史上曾经出现各种各样争论和争斗,其中最为根本和突出的是科举存废之争。科举行之既久,在发挥选拔人才功能的同时,也出现一些弊病,往往使各类学校教育沦为其附庸,出现科举考什么,学校就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考试选才通常无法考察德行,千百年来,人们对以德取士的追求此起彼伏,赓续不断。如何克服科举考试只重考场中体现出来的成绩而忽视平时水平和表现这一弊端,一直是考试存废之争的焦点。在漫长的中国科举史上,曾出现过6次有关科举利弊与存废之争。第一次争论发生在唐代宗宝应二年(763),礼部侍郎杨绾上疏奏请停罢进士、明经和道举科目,由县令依古制察孝廉,结果建议未被采纳。第二次是在唐文宗至唐武宗时期(827-846),宰相郑覃、李德裕试图罢废进士科,也未能成功。第三次关于科举制利弊存废的争论发生在北宋中叶。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苏轼参与争论,到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诏令“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并以“八行”科察举取士。但到宣和三年(1121)又下诏恢复了科举取士,此次科举中断时间为17年,实际停罢了5科。第四次是元惠宗元统三年(1335),宰相伯颜与参政许有壬的争论,尽管伯颜一意孤行停废了科举,但由于科举取士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只停罢了2科,在至正元年(1341)又得到了恢复。第五次为明初朱元璋连续三年开科之后,于洪武六年(1373)停罢科举,采用荐举,但到洪武十五年(1382)又宣布恢复科举。第六次是清乾隆三年(1738),兵部侍郎舒赫德反对八股科举,“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但因礼部坚持而未废。300年科举史,虽然也有过几次中断,不过少则几年,至多30余年便重新接上了。只是近代以后,科举制生存的社会文化土壤已起了重大的变化,结果于1905年被废去。不过,科举虽然已经废止,但却没有完全作古,它还以不同的形态复活于现代社会。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防止人情的泛滥,使社会不至于陷入无序的状态,中国人发明了考试,以考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调节阀。当今考试选才的适用面越来越广,充分说明在中国考试选才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历史上的科举存废与高考存废争论有许多相似之处。六次科举存废之争中,有几次还将实行考试的利弊和废止考试可能出现的问题论述得相当深入,甚至当今人们有关高考存废正反两方面的主要论点在科举时代已基本上涉及过。德与才的关系、考试成绩与平时水平的关系、知识与能力的关系、考试取才的利弊问题等,在科举时代都讨论过。科举制虽有很大的局限,但在一定意义上说,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若欲采用其他选举制度,难免要出现比科举更多更大的弊病。北宋中叶时曾采用直接从学校取士的办法,但却出现免试入学者多为当官子弟的现象。为此,苏轼力主坚持以考试取士的办法,认为尽管科举有不少局限和弊端,但“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1]3617到清乾隆三年科举存废之争时,鄂尔泰反驳舒赫德的论点时,所用语句与600多年前苏轼的话如出一辙:“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至于人之贤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决定者,故立法取士,不过如是。而治乱盛衰,初不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