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试管杂志

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母亲和她的孩子们。“试管婴儿”技术是一系列辅助生殖技术的总称，这些技术包括卵细胞获取、卵细胞体外成熟、体外受精、胚胎体外培养、胚胎保存、胚胎移植等，其中以体外受精技术最为核心。 科学家开展体外受精技术的研究可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末，不过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在兔子身上获得突破。1934年，当时在英国哈佛大学工作的格雷戈里•平卡斯（Gregory Pincus）和同事从暗灰色母兔体内取出卵细胞，在体外进行受精，继而将受精卵移植到另一个品种新西兰红兔的输卵管内，成功孕育出7只有暗灰色毛发的幼兔。这些幼兔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试管”动物。 20世纪40年代，平卡斯还进行了人类卵细胞体外受精的研究，希望能利用体外受精技术解决不孕不育问题。然而，他最大的成就却是“阻止”新生命的诞生。20世纪50年代，平卡斯发明了世界上首个口服避孕药，大幅减少了妇女因为意外怀孕所带来的痛苦。 随后几十年，美国、欧洲、日本等地的科学家争先恐后地开展各种动物的体外受精研究。不过在“试管婴儿”诞生前，“试管动物”的成功仅限于啮齿动物。平卡斯“试管兔”的真实性也受到质疑，该研究并没有检测卵细胞的受精过程是否在体外发生。1951年，澳大利亚的科林•奥斯丁（Colin Austin）博士和美国的张明觉博士分别独立发现精子获能是卵细胞受精的必要条件，即精子在雌性生殖道分泌物中一些淀粉酶的作用下，发生一系列变化，才能真正获得使卵子受精的能力。因此有人推测，平卡斯在培育“试管兔”时让卵子和精子混合在一起，并没有精子获能的条件，卵子受精过程其实是发生在将精卵混合物输回到兔子输卵管之后，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体外受精。1959年，美国张明觉博士首次完成家兔的体外受精，并获得一批“试管兔”，该研究成果也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一般认为，张明觉博士的“试管兔”，才是没有争议的世界上第一批体外受精“试管动物”。体外受精“试管动物”的成功主要局限在小型动物，相对于牛、羊等大型家畜，人类的体外受精研究则进展更快，这主要得益于英国生理学家罗伯特•爱德华（Robert Edwards）的贡献。 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爱德华开始研究人类体外受精。1969年，爱德华和同事首次证实人类卵母细胞可以在体外与精子结合形成受精卵，并将研究结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为“试管婴儿”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爱德华开始与妇产科医生帕特里克•斯特普托（Patrick Steptoe）合作，后者利用腹腔镜检查从输卵管不育症患者中获取卵细胞，而前者则开展卵细胞体外成熟和体外受精。 5年后，爱德华和斯特普托终于获得机会，他们尝试将体外受精的胚胎移植到一名不孕患者输卵管内，但是没有获得成功。他们的研究受到各方的质疑和反对，英国政府也拒绝为他们的试验提供经费支持，但爱德华等人并没有就此放弃，继续不断改进受精卵体外培育、受精卵植入时间等技术环节。 与此同时，爱德华和斯特普托也面临世界各地科学家的竞争。1973年9月中旬，美国哥伦比亚长老教会医院著名生殖学家兰德勒姆•希特尔（Landrum Shattles）试图为一对受不孕症困扰的夫妇实施体外受精，精子和卵子已完成体外受精和体外培养，就在体外受精胚胎即将植入患者子宫之前，希特尔的上司突然阻止了试验，让希特尔成为“试管婴儿”之父的梦想随之破灭。 试管婴儿技术为世界上众多受不孕不育症困扰的家庭带来了希望，但是也招致了众多质疑声，特别是宗教机构和人士的反对。不过，随着技术的不断完善和大规模应用，爱德华等人发明的试管婴儿技术也成为常规的辅助生殖技术。到2018年底，全世界已有超过800万试管婴儿诞生。2010年，爱德华也因此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随着体外受精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广泛应用，一些因为疾病等身体原因无法受孕的妇女、男同性恋者以及一些不愿自己承受怀孕痛苦或风险的人，希望利用其他女性孕育遗传上属于自己的孩子，这种“代孕”形式应运而生，但是也存在巨大的伦理和法律争议。 从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开始出现有偿代孕服务。2021年2月，纽约州将立法允许商业代孕，该州也将成为美国第47个允许商业代孕的州，目前只有内布拉斯加州、密歇根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尚未批准商业代孕。一些国家和地区逐渐放开有偿代孕，如格鲁吉亚、印度、俄罗斯、乌干达、乌克兰等国家，而另一些国家，如中国（大陆）、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则禁止所有形式代孕，大多数国家尚没有专门针对代孕的监管法律，容易形成代孕的黑市。 对从事代孕服务的妇女来说，代孕风险没有充分考虑，这是代孕伦理争议的关键问题之一。妊娠可能伴随严重的并发症甚至生命危险。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估计，大约有8％的怀孕会导致并发症，可能对母亲或婴儿造成伤害。另据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数据，约有3万名孕妇在分娩期间死亡。其次，有些国家和地区，由于法律不健全，妇女有可能被迫从事代孕服务，其权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再者，代孕协议的双方一旦发生纠纷，可能对婴儿 健康 、生命安全甚至未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还有，与试管婴儿一样，代孕成功后多余胚胎的去留问题也是伦理争议焦点之一。 尽管代孕存在诸多争议，但是试管婴儿技术为全球不孕不育患者带来的益处有目共睹，技术的进步也将继续造福更多的家庭。另外，一些代孕的需求的确真正存在，要解决其法律和伦理争议，需要全 社会 的共同参与。在充分保障代孕妇女及试管婴儿等各方权益同时，在技术和法律层面满足人们拥有自己孩子的愿望，或许是 社会 进步的标志之一。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