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战史论文

浅议后现代战争理论与我国军事技术变革发展趋势摘 要:高技术应用于战争使得武器装备的杀伤力和毁灭性空前强大，对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构成了极大威胁。随着社会进步和人类理性的回归，新的战争方式——后现代战争成为在彻底消除战争之前人类解决争端的最佳选择。面对信息化军事革命和社会变革，我国应当在展开军队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的同时，创新非对称作战理论，积极研究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和应对策略，取得后发优势。[著者文摘]关键词:后现代战争 机械化 信息化 复合 策略分类号: E251[著者标引]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447（2010）01-0098-05栏目信息：军事理论研究一、后现代战争产生的必然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战争史。早在 3000-4000年前，当机械性的杀戮和人类心理空前融 合在一起时，战争便成为一种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 独特现象而存在了。无论是早期的冷兵器战争还是 近代热兵器战争、半信息化战争，都使人类付出了巨 大的代价，尤其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应用到军事领域， 更是将战争从可以忍受的苦难变为致命的危机。此 外，目前人类社会还面临着来 自气候变迁、环境恶化 带来的自然挑战、全球化带来的政治挑战、核扩散带 来的科技挑战、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挑战等种 种问题 。 现代社会是一个技术性因素 占主体地位的社 会，人的主体性被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资本化、制 度化、工具化。然而 ，科技的发达程度及其带来的社 会变化远远超过了社会制度的发展速度和人类道德 情感的承受能力，在积累性的改革面前，这种趋势更 加明显。因此，人类往往会用传统甚至过时的方式来 思考社会现实，在不相宜的现存社会制度中适应新 的变革。现代社会军事领域的时代烙印体现在“技术 至上论”思潮中，高科技被大量运用于战争 ，武器不 仅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甚至出现了不顾后果 盲目炫耀性使用高科技武器的现象。随着近现代以 来科学技术的 日新月异和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换 代，战争所消耗的能量、资源、经济代价不断上升，高 技术武器的负面效应也不断增强。现代武器系统在 提高命中率和杀伤率的同时，同样具有低生产率和 高损毁率，在开战后进行生产很难满足战争需要。尽 管二战后世界经济飞速发展，但是 目前没有哪个国 家经济发达程度达到二战初的百倍以上，武器装备 的研发、生产所需要的投入却在成百倍的增长，战争 中武器更换的经济代价也更高昂了，即使是经济高 度发达国家，要用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武装所有的常 规军队也是不可能的。虽然大国仍旧保持着核威慑 的力量，然而，随着常规军事力量的政治有效性严重 削弱，局部、短时的军事胜利已经很难转化为长期、 稳定的政治胜利。 与此同时，新世纪的国际军事安全形势也出现 了新的特点。首先，国际军事安全形势总体趋向缓 和，全球化加剧了各国经济利益互相牵制，虽然不同 形态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仍此起彼伏，但在可以 预见的一个时期内，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不大，联 合国在国际争端、武装冲突的调解上扮演的角色日 益重要；其次，战争形式、作战手段、作战力量之间的 势力强弱在信息化军事变革推动下不断发展和变 化。信息化军事变革从萌芽至今不过 20多年就以摧 枯拉朽之势迅速席卷全球，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数字 化部队和战场建设已初见成效，数字化平台、C4ISR 系统得到愈来愈广泛的运用并成为军队行动的中枢 神经。从现在的发展计划和趋势看 ，可以预见在本世纪中叶，各国将相继完成新军事变革。军事从属于政治，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但军事变革却不完全受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制约，具有相对的客观独立性。此次军事变革与以往的军事变革一样，一方面，政治上的进步与落后不是军事变革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军事变革具有不可逆性。社会改革有时会出现复辟 ，而军事变革不会倒退，一旦发起就会逐步普及和推进，将变革进行到底。这次变革涉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很强的社会参与性。由于军事变革中的主要动力——信息技术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和通用性，在此次变革中军民界限更加模糊，可以说是社会技术发展变革带动下的军事变革 ，二者相互交叉 ，互相推进。同时由于各国国情军情的差异，变革的程度和军事实力变化也各有差异，总的说来，同世界政治格局的走向一样，军事格局也从两极对抗走向多极化较量。然而，一些国家依仗自身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使得多极化进程表现出格外的曲折和复杂。不同利益集团的存在导致不同形态的战争仍旧不可避免，未来人类如何规避现代战争的风险和负面效应?在后现代社会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现代社会技术性因素的推动中国际安全局势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背景下，通过总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分析新军事变革发展态势，预测未来战争发展方向，后现代战争形态的基本模型应用而生。 二、后现代战争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后现代主义强调以启蒙主义思维角度出发推动人类创造性快速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现代性带来的负面作用。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其为人类带来幸福感的边际效益也在逐渐递减，作为一种社会变迁趋势，后现代社会充分体现了人本原性主体地位的回归。后现代社会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加强调应该由实用理性主导理论理性；后现代精神则不仅关心物质的获取和财富的创造，更加关注物质的终极意义和普遍价值。同样，后现代主义认为，在后现代战争中人的主体地位也将得到回归，依靠纯粹的军事行动来解决争端是缺乏理性的做法反对以无生命的物质来扼杀有生命的人，武器(特别是高科技武器)只是作为显示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的物质载体，战争场所将与人类经济活动和生活的场所隔绝开来，转移到虚拟网络空间、荒无人烟的沙漠、太空轨道等不影响人类活动的场所。通过智能动力技术、智能侦察技术、智能控制技术、智能保障技术等先进技术的应用，作战双方转变为依靠无人化技术的远程控制作战装备，人将彻底从战争的正面对抗中解放出来。重新认识战争，改变作战理念，发现新的战争方式 ，将是人类在迈入后现代社会后对战争新的诠释。充分应用技术、伦理、法律、道德规范等手段将战争带来的负面效应最小化，以达到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最大化，是后现代战争的根本内涵和意义所在。后现代战争是对现代战争的扬弃和发展，除了信息化这一技术标志外，还具有新的特点。 1．以经济为主的政策导向 从古至今 ，战争都是通过掠夺和破坏等极端手段牟取利益的活动。随着各国在经济上的交往 日益密切，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出现了合作博弈的特点。除了实质上的正面交锋，各国在经济、政治领域展开了没有硝烟的战争，除了比拼“硬实力”的正面军事对抗外，更常见的是比拼“软实力”经济能力的对抗，这种趋势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愈加明显。可以预见，后现代战争的政策导向由传统的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掠夺资源和市场为主要 目标转化为迫使敌方服从己方意志，接受利益输送条件为目标。 2．战争指导思想改变牵引作战构成要素改变 从机械化战争到信息化战争，战争的指导思想由过去摧毁、消灭敌对势力逐渐发展为打击、使对方服从以占有资源或达成某种经济政治目的为主，后现代战争的主要方式是威慑和技术打击 ，由此决定了战争形式的改变。后现代战争更加关注人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环境破坏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使人类意识到，保护环境已经成为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与此相适应，武器装备的种类和特点也将发生变化，后现代武器的发展将更加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类长久利益。目前少数国家已经将这一认识付诸实践，如英国已于 2006年开始投入研究对环境污染影响较少的“绿色武器”。同样，区别于传统的现代战争，后现代战争将人的正常生活与战争隔离开来，作战的场地将由城市转到虚拟网络、人迹罕至的荒漠，深海，乃至太空，信息技术、无人化远程控制系统、智能技术将成为武器装备的关键技术得到空前的发展，战争逐渐进入军事竞技时代 ，作战活动将越来越隐形化，作战对象也将逐渐由歼灭人员为主转变为重点摧毁敌方武器系统。 3．人的本原性主体地位得以回归 后现代战争将更加注重人的价值。可以预见，在实现信息化军事变革后，随着社会形态向后现代社会发展，战争将更加注重人主体地位的回归，后现代战争将进一步实现作战平台无人化、攻击目标非人化 ，战争中伤害人类的道德、伦理风险将大大降低。同时，由于使用了大量无人智能化作战工具、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控制系统，打一场后现代战争，所需的资金将成百倍增加，为了把人从战争中解放出来 ，后现代战争需要更加高昂的经济投入。信息化战争条件下，人员伤亡的可能性较机械化战争极大缩减，在后现代战争中，针对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核武器、生物、化学武器都将被禁止或限制使用。这一局面的形成大致有两种途径 ：一是大多数国家普遍拥有核武器、生物、化学武器，由差异产生的优越性消失了，出现“竞争均衡”的局面，各国为了自身利益放弃使用此类武器。二是少数因为拥有而占优势的国家基于对人类普遍利益的考虑主动放弃使用此类武器。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我国一贯坚持“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不对有核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在国际上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如果所有的有核国家都遵守这一原则，那么人类远离核武器带来的灾难将更快成为现实。另一种可能是，现代军事技术正面临着一个后核武器的全新发展阶段 ，武器的效能不再由打击能量作为主要衡量指标，而更多取决于武器的准确度、可控性和军队快速反应力等信息参数。在军事行动中，信息技术对抗的效费比明显优于核武器对抗的效费比，各国更可能基于经济因素放弃使用核武器。 4．后现代战争的发展趋势 目前，信息化在战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武器装备信息化逐渐成为后现代战争形态的技术基础，各作战要素则通过信息化网络和虚拟指挥控制平台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未来战场空间的延伸 ，争夺制信息权、制天权、制空权成为各国未来军事发展的主要方向，争夺空间战略优势的竞赛已经在各军事强国之间打响。美国2次修改了 1996年提出的《国家太空政策》，明确提出到 2015年前后要拥有太空绝对优势，俄罗斯也加强了空间作战武器系统的建设，后现代战争形态将逐渐浮出水面。当然，战争形态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发展阶段，由于世界各国军事发展不均衡，人类社会完全进入后现代战争形态的进程还很漫长。实现信息化变革的国家之间发生的战争将更加具有后现代战争的特点，现代战争与后现代战争交错进行的推进状态将持续很长一 个时期。 三、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积极争取战略主 动权，推进和谐世界建设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各种高技术为支 撑 ，未来的战争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军队 的作战方式和作战手段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军队信 息化的程度决定了军队的战斗力以及一国在军事领 域的战略地位和国家安全。为了夺取 21世纪战略主 动权，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将军队战斗力生成模式切 实转到依靠科技进步特别是高新技术进步上来，“按 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 “充分发挥信息能力在战斗力生成中的作用”。后现 代战争是在现代战争上发展演变而成的，从人类发 展的角度和现代战争的趋势来看，后现代战争将成 为在未能彻底消除战争之前人类解决争端的最佳选 择，信息化和高技术的发展将为后现代战争及早到 来提供现实可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我国应当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注重 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快文化、政治领域的发展 ，扬长避 短 ，发展非对称作战理论 ，在推进信息化军事变革的 同时进行后现代化理论的探索，密切关注世界军事 技术发展动态，密切关注世界后现代战争理论及实 践态势，夺取未来战争战略主动权，积极推进和谐世 界建设进程。 1．发展非对称作战理论，形成并保持非对称作 战优势 我国目前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经济 水平特别是军事经济水平都处于追赶地位，因此，研 究并总结近代以来中外非对称作战的规律，指导我 国未来的军事战略需求，深化统一战线、游击战等传 统作战理论，寻求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合作伙伴，发展 非对称作战相应的武器装备，形成并保持非对称作 战优势，无疑是发展时期的最佳选择。 理论指导实践。根据作战需求更新理论内涵，大 力发展非对称作战理论，是新形势下理论发展的重 要内容。非对称作战在我国早已有之，中国特色的军 事思想和作战原则充分体现了东方式的智慧和辨证 法。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最早灵活应用的 “游击战”就是非对称作战的典型方式 ，通过在战斗 中不断总结经验，最终发展成为了系统的作战理论 律规范。对内外网络之间制定完善的技术标准，一方 面采取技术监控、附加控制系统等方式防止信息泄 露 ，另一方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相关系统岗位 的技术人员进行保密培训和信息安全教育，从源头 上防止非技术性泄密。 四是内外兼顾。信息化战争是全维的战争，往往 在短期内迅速爆发，耗费巨大，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比 拼。除了建立完善的经济保障体系之外，更要搞好军 民一体化建设，在和平时期同样不能忽视国防动员 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良好的国际关系是应对战争 的外部保障，对一国在战时能否取得国际援助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和平时期更加需要积累国际资源，寻 求合作伙伴，以便在战时可以获得外来援助和补充 ， 度过难关 。 3．着眼长远：发展后现代战争理论，建设和谐世界 纵观世界历史不难发现，战争刺激了军事技术 变革的发生，历史上战争规模最大的时期恰恰是民 族国家的观念受到最广泛关注的时期。经过几千年 的变革，多数民族国家内部基本达成了利益共享、和 平发展的共识。人类社会目前正逐步向后现代社会 发展，可以推断，全球化的加速将使得后现代社会中 国家的概念逐渐模糊，与此同时国际规则将更具约 束力，国家主权将更加趋向让渡于国际社会，国际立 法则充分体现了民主、多样的特点，并在平等的基础 上顾全所有国家的利益。随着国际公民社会逐渐形 成和国际立法的完善，后现代社会不再是一个国家强权的社会，而是逐渐转变为一个国际动态分权的 社会。在彻底消除战争的过渡时期，迫切需要再次扩 大我们的道德想象，共同努力，通过一个更加平等、 有效的国际联盟，制定全球立法保障，来解决各国之间的权利和利益冲突。虽然战争已经渗透到人类的 文化、制度甚至心理状态之中，并且曾经是国际体系 公认的以牺牲一国利益来满足另一国崛起需求的正常调整方式，历史上所有战争带来的影响也不可能 短期内完全消失，但是作为一个全新法制世界的开端和一种新的尝试，人类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出 更好的改变。从长远看 ，改变国际规则，遏制战争对 中小国家来说相当有利，因为他们在战争中获益甚少；对大国来说，遏制战争也有益经济的发展和国力 强盛，因为大国之间的战争更有可能成为毁灭性的大战。 据统计，二战以来，国际争端、武装冲突由国际机构特别是联合国干预或调解的程度呈现明显增长趋势。尤其是联合国，在解决国际武装冲突和争端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然而也不能忽视某些国家利用国际组织维和的名义来推行霸权主义， 在推进世界发展和和平进程中，大国负有天然的责任和义务。作为常任理事国，促进联合国体制完善和国际立法建设，推进建立国际安全战略观是我国应尽的义务。我国一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不懈维护世界和平，科学发展观、“和谐世界”的理念更是将中国建设软实力的进程统一于全球文明的浪潮中，反映了人类社会远离战争，实现世界经济、文明繁荣的共同诉求，并且充分体现了后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核心内涵。未来我国要做的努力还有很多，除了坚持建立和谐世界，更要未雨绸缪 ，积极研究后现代化理论，打破“地缘政治”的局限，推进后现代世界安全秩序的建立。 【参考文献】 【1]【JJn]格温·戴尔．战争【M】．李霄龙 ，吕志娟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93． 【2】【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王成兵译．北京：中央 编译出版社，2005：107． 【33】高红卫．陶春．后现代战争与世界新秩序【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93，196． 【4]【美]David S Alberts．Rechard E Hayes．信息时代军事变革与 指挥控制 【M】．郁军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129．135． 【5】张万年．当代世界军事与中国国际【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5—6． 【6]费肖竣．美国军队信息化建设研究【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3：46．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 出版社，1995：344． 【8】戴清明．把握历史方位推进军队信息化建设的全面创新叨． 中国军事科学，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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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惨败而告结束。败于“蕞尔小夷”的严峻现实，割地赔款的巨创深痛，给中国社会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巨大震荡。于是，近代化的新陈代谢过程骤然加快，各种势力集团演出了一场场短暂而又壮烈的悲剧。洋务运动结束了，维新运动早产了，而顽固派的得志和仇洋排外运动的勃发，使中国在本世纪初几乎惨遭亡国之祸。一时近代化的前途变得更为坎坷。如果说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话，甲午战争则使其近代化的进程蒙受了巨大的挫折。本文以此视角重评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重评战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力图从中总结教训、经世致用。 一、洋务运动的结束 甲午战争对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做了一次总检验，结果表明“自强”、“求富”的目的远未达到。今后中国的近代化应该如何深入呢？战火甫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光绪帝便宣示中外：“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转引自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第487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更是一口气提出了九条建议：亟练陆军、亟练海军、亟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吁请修备储材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7，奏议37。》由上可见，战后君臣都有把洋务运动进行下去的决心。 但是，甲午战后的历史上还存在洋务运动吗？回答是否定的。首先，维新潮流的兴起表明时代重心已经转移；其次，洋务派开始分裂、对立，难以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了；最后，洋务活动需要国家大量投资，而战后清政府的财政已是山穷水尽。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后，除了练兵以外，其他洋务活动的步伐骤然放慢。总之，洋务活动虽未完全停止，但已称不上是“运动”了。 对于洋务运动的结束，史学界多认为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正常环节。笔者则不以为然。因为这不是其自身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突遭战败打击使然。这就必然会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一）战后李鸿章一蹶不振，洋务派分化、对立，使中国近代化失去了来自实权阶层的推动力量。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实际组织者，甲午战败，他固然不能辞其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群议指责，“国人皆曰可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册，第71页。》其“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10，第128～130页。》。不久，朝廷将他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调入内阁办事，以削其权。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转而苟安自保。洋务派的另一关键人物、首倡“自强”的恭亲王奕��则转变为顽固派，成为近代化深入的阻力。张之洞虽雄心勃勃，但究属孤立无援，加之和战之际反对割地，曲高和寡，已同李鸿章势如水火。可见此时洋务派已难以形成一支团结一致的政治力量了。 洋务派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大的改革力量。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势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才使洋务运动得以冲破重重阻力开展起来。虽然洋务运动具有片面性，目的也是维护清王朝的，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民用企业的设立、近代教育的开办。清朝封建政权的性质开始有所转变，洋务派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此过程中，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成长起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人与洋务派有着极深的关系；康有为、孙中山也对李鸿章寄予过厚望。甲午战后，深入改革的呼声不仅发自维新派，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盛宣怀等洋务人士也提出了变法要求。李鸿章也说过：“至于根本至计，尤在变法自强。”《《复钦差出使美国大臣伍秩庸》，《李文忠公尺牍》第31册。》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变法要求，除了在“民权”、“议院”问题上有分歧外，基本一致，双方未尝不可求同存异、互相沟通、互为奥援。但是双方只有过短暂的沟通便分道扬镳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战后洋务派势力大减，声誉扫地，维新派不屑与其联合，受其支配。在中国搞任何改革，如果得不到实权阶层的理解、支持，便寸步难行。假如维新运动获得洋务派支持的话，改革可能会变得温和一些，步伐虽不至迈得太大，但会很稳健。总之，洋务派的失势使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 （二）洋务运动的过早结束，削弱了中国近代化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洋务运动期间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建立，曾受到世界的瞩目。尤其是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之为比强兵劲旅更为可虑的“黄祸”。《《东方杂志》第7期，第66页。》但甲午战后，由于财政上的原因，这种大规模的建设便停止了。 战后洋务企业不仅不能发展，连原有的成果也难以保全。由于这些企业多是效益不佳，此时的清政府无力再承担亏损的包袱。1895年6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将民用工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东华续录》，光绪朝卷128，第11页。》 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言，这种承包具有进步意义，但结果却不尽然，尤其是大型钢铁、矿务企业更是如此。因为，首先这是一次国家资产的廉价大甩卖。由于重型企业受资本、经营条件的限制，一般工商业者不敢问津，而清政府又急于甩包袱，所以条件一降再降。例如投资达580多万两的汉阳铁厂终于让盛宣怀以100万两承包，又许其享有十年免税权、产品专卖权等。《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828—836页。》又如贵州清溪铁厂，国家投资30余万两，结果被道员陈明远以3万两承包。不仅效益差的企业被清政府视为包袱，效益好的企业如开平煤矿也被清政府甩掉了，改由目不识丁的醇王府侍役张翼承包。其次，以上承包者目的各异、经营不善，使重工业没有得到发展。如盛氏接办汉阳铁厂后，虽享有种种特权，但工厂仍然亏损，该公司职员半数为其亲戚党羽，这些人营私舞弊，远甚于官办之时。不仅公司靠借债度日，1913年盛宣怀竟以该公司全部资产作抵押，向日本借款1500万日元，把中国最大的钢铁厂卖给了日人。《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484—485页。》陈明远承办青溪铁厂后，也经营不善。《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536页。》至于原本效益较好的开平煤矿被张翼搞得负债累累，1990年以后，落入英国人之手。 由上可见，甲午战败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化的一次挫折。洋务成果虽不能说完全付之东流，但近代化赖以发展的基础则变得更为薄弱了。在这种形势下，年轻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维新运动的早产 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一样，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勃发也是甲午战败的结果。国将不国，何以图存，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的心中涌起了救国的激情。他们批评洋务派的改革是“补漏弥缺”，是“小变”、是“变事”，从而发出了“变法”的呼声，终于在1898年依附于光绪帝掀起了戊戌变法。然而不过百日，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光绪帝被囚禁，维新派被镇压，变法的成果除了一所有名无实的大学堂外，一切付之东流。 从理论上讲，戊戌变法无疑比洋务运动先进得多，属于高层次的近代化活动。但其生命力为何远逊于洋务运动呢？笔者认为，维新思潮本来孕育、成长于洋务运动之中，甲午战败与洋务运动的结束使其脱离母体，形成了早产。在以下几个方面明显地表现出维新运动的不成熟： （一）缺乏阶级基础。虽然1895—1898年中国出现了投资设厂的热潮，但总的说来民族资本发展仍很有限。据张国辉先生统计，从1872年到1898年，我国共开设资本在万元以上的企业仅152家张国辉《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17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并且绝大部分企业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下。而且这些投资者多出身于买办、政府官僚，其经营活动带有一定的尝试性，一般都尚未舍弃原有的剥削和经营手段。总之，“19世纪末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载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386页。》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民族资产阶级要比其代表——维新派人数少得多。这使维新运动未能获得深厚的阶级基础，运动来得快，消逝得也快。 （二）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由于以上原因，维新派实际上是由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倾向改革的官僚组成。他们的思想理论还不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表现在形式上陈旧、学术上武断、方法上激进。其变法理论主要来自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者以烦琐考据的方法把维护封建制度的经学论证成“伪经”，后者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形象，以作为维新变法的护符，并把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结合起来，说明历史的进化。这些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性。但是，陈旧、烦琐的形式不利于年轻人接受，学术上的武断、错误，导致人们不会倾心相从，并给顽固派以反对、禁止的理由。不仅如此，维新派对整个社会都进行了批判。指责“官”是“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吏”是“充犬马之役，则耀于乡闾，假狐虎之威，乃轹其同族”；“将”是“饮酒看花，距前敌百里之遥，望风弃甲”；“兵”是“老弱羸病，苟且充额，力不能胜匹雏”；“士”是“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商”是“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民”是“缠足陋习，倡优之容，天刑之惨，习之若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4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这简直是向整个社会宣战，该文刊出后“阅者人人惊骇”。《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74页，中华书局1961年。》对这种过激的宣传，许多人给过规劝，如帝党人物沈曾植劝康有为言论应“启之以中和”，还劝其他维新派人士“不必作此无谓之讥评，于西边一切犯忌之事，尤望检点，勿以牛毛细故，致令依违不定之新政，自我而扫除净尽”。《《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第354—355页。》洋务人物张之洞也劝其放弃孔子改制理论，停止使用孔子纪年。但这些规劝却招来了维新派的反感，于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分裂了。 （三）组织上不成熟。维新派虽有强学会、保国会等组织，但其成份复杂，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如北京强学会内而依援翁同龢，外而拉拢张之洞，此外还活动过李鸿藻、王文韶、刘坤一、宋庆、聂士成、袁世凯等人。这些官僚动机各异，互相援引，从中垄断、控制，加大了组织上的复杂性。领导这样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组织，还需要领导者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实际活动能力。在这一点上维新派远逊于洋务派。他们为了壮大声势引来了各种势力集团的人物，但又难以控制，最后只能用“划清界限”来保持组织纯洁。而这样做，实质上又孤立了自己。除了宣传外，其他工作做得很少。一旦厄运临头，便束手无策。吴汝纶曾致函李鸿章：“都下近多新政，初疑吾师与谋，及见所拟章程，则皆少年无阅历者所为。”《《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2。》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维新派的轻视。 主观情况如此，当时中国的客观环境可以接受这个早产几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到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中国还没有面向大众的、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事业，也基本上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刊于光绪初年、曾深远地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根本没有提及西学。人民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时代，更何况维新派的改革与他们的利益也没有直接关系。这样，维新运动便局限于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改革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支持。相反，反对改革的言行在当时有着很深厚的社会基础。所以，封疆大吏敢于对新政上谕，或借词推托，或粉饰应付，或置若罔闻。虽然甲午战后统治者也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改革的迫切，但他们还不能接受康有为的变法的主张。即使光绪帝、翁同龢与维新派也不是没有分歧的。况且帝党在清廷中央基础脆弱，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况下，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洋务官僚眼见对维新派劝告无效后，便疏远了他们。 总之，从主观上看，维新派尚不成熟，而客观环境也根本不能容纳这一早产儿，其失败是必然的。维新派爱国的赤诚、救国的迫切无疑为后人所敬仰，但其失败却使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次受挫，历史一时出现了倒退。 三、仇洋排外运动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时，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了顽固派。在他们眼中，中国的穷困落后不是由于生产落后经济贫穷，更不是社会制度的没落腐朽，而是“圣道”的沦丧和“政教”的失修。因此，他们固守祖宗成法，反对学习西方，仇视社会变革。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顽固派中有些人也唱起了练兵、筹饷的调子，但其反对改革，仇洋排外的立场则始终未变。甲午战前，洋务派势力如日中天，顽固派人数虽多，在统治集团中并不起支配作用。但是，这种权力局面在甲午战争中被打破。1894年10月刚毅进入军机处，12月，太后宠臣荣禄入总理衙门，次年出任兵部尚书，掌握中央兵权。1896年徐桐出任体仁阁大学士，怀塔布出任礼部尚书。1897年，许应骙出任工部尚书，足见顽固派势力直线上升。尤其是刚毅，成为此时顽固派的中坚，洋务派人士在书信中愤愤道：“刚（毅）为人昏庸浅愎，一无所知，……近来一事不能办，实坐此人作梗耳。”《《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31页。》 1898年戊戌变法被镇压，近代化受到更大的挫折。顽固派势力进一步扩展，基本取得了支配中央的权力。1900年军机大臣由如下8人组成：世铎、刚毅、启秀、载漪、荣禄、赵舒翘、王文韶、鹿传霖。《甲午战后清廷人事变动主要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归纳。》其中除王、鹿二人外，其余6人均为顽固派，这种中央权力格局的形成是史无前例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洋务运动的兴起并未给人民带来利益，相反却使人民受害。在此期间，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城市手工业破产，对历史发展而言，这是进步；对人民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铁路的兴建、轮船的启用使内河、运河航运顿成萧条，沿岸城镇急剧衰落，运输工人纷纷失业。他们生计断绝，辗转城乡，挣扎在死亡线上。外国传教士深入穷乡僻壤，招徒入教，包揽词讼，引起民教关系紧张。中国农民感觉到：“自有洋人入中国以来，便给中国带来不安和扰乱，便给中国农民带来困苦和艰难。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了洋人。洋人在他们的认识中便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李大钊选集》，第566页，转引自陈振江等《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25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于是，仇洋排外情绪在民间蔓延着，而甲午战败及接踵而至的瓜分狂潮无疑进一步煽动着这一情绪。 维新运动被镇压后，顽固派与洋人在旧恨之上又多了“新仇”。列强庇护了维新志士，干预了废掉光绪帝的企图，不承认“大阿哥”的地位，这使顽固派的野心难以得逞。他们更加痛恨洋人，其中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第35页，神州国光社1951年第四版。》其他顽固派也“仇视西人，时时有杀尽之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1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19世纪的最后时刻，山东义和拳树起了“兴清灭洋”的旗帜。老资格的顽固人物徐桐激动地称：“中国当自此强矣”！《《清史稿》（四二），卷465，第12750页，中华书局1977年。》农民仇洋排外是对深重灾难的本能反抗，是朴素、真挚的爱国感情的表现。而顽固派仇洋“并非真知西人将割裂我版图，奴隶我子弟脧削我脂膏而恶之也，不过怪其所不习耳，与狗之吠生人，一理也”。《《义和团》（四），第180页。》他们痛恨洋人惊扰了天朝上国的美梦，打破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惧怕洋人入侵导致的社会变革损害他们私利。可见顽固派的仇洋与农民的仇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二者毕竟有共同之处。于是，本来对立的两个阶级暂时取得了某种一致。在这种大气候下，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任山东巡抚对外强硬起来，对人民仇洋活动实行了姑息政策，但在帝国主义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陆续撤职，随即又委以新职。李秉衡去巡阅长江水师，毓贤改任山西巡抚，新上任的袁世凯则受到中央的警告：“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6页，中华分局1959年。》可以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确与顽固派有一定的直接关系。为了“招抚”义和团，他们向慈禧宣传义和团“术甚神”；为了向洋人宣战，他们居然敢伪造照会，大敌当前，他们组织义和团攻打使馆，完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尽情地发泄仇洋情绪。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转引自《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34页。》1900年春夏，义和团在华北、东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灭洋战斗。他们发誓要消灭中国境内的所有洋人、洋教、洋货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中国人。这种笼统排外的斗争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而告结束。中国近代化遭到了更大的挫折：政治上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军事上处在列强的监管之下；经济上空前的赔款使财政崩溃，北方近代交通、通讯、工矿事业大多被破坏。今天回首这段历史，仍让人痛心疾首。 历史的波澜早已消逝，笔者认为，比讴歌或谴责更重要的，是总结历史教训。从中国近代化屡受挫折中可见：首先，中国近代化运动始终缺少一个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长远目标和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近期目标。洋务派的自强、求富过于笼统，且少数人从中渔利，暴富一小撮，苦了多数人。维新派的目标又过于高远，人民大众不是无知，就是不理解，没有引起社会的共鸣。所以近代化运动只局限于上层，没有获得全民族的支持，从而经不起挫折。其次，近代化始终缺少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洋务派缺乏团结和决心，维新派则缺乏谋略和才干，这也使得近代化运动经受不起挫折。最后，中国近代化的领导者们缺乏务实精神和冷静态度。他们忽视了中国的特定国情，企盼通过短期努力就使中国的近代化取得突破，一旦受挫便又一蹶不振。他们还缺乏求同存异的气量和胸怀，仅因实现目标的途径不同便互相攻讦，势同水火。本世纪初，当饱经暴风骤雨的历史航船再次起锚启航时，清政府、孙中山、康有为这三个势不两立的舵手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航向。于是，历史航船在舵手们的斗争中曲折地前进着。

一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靖国神社不灭，军国主义不亡。勿忘国耻，强我中华。二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国土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双方的兵力对比：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我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日本耗费军费两亿至两亿五千万日元，超过了当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财力枯竭已无再战之力。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较方便，以逸待劳，有许多有利条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强干涉的压力和危险。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海军军令部长就因为对战争缺乏信心而被撤职。日本各界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确是天皇势力的巨大冒险事业，是把初生的生命作为赌注的投机事业。”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日本能够得逞？表现在战场上的胜与败，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去找原因。这是腐败而又守旧的清政府，长期积弱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变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再甲午战争之前，自日军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对海防建设是重视的。北洋舰队的组建成军，沿海重要港口的设防，绿营向练军的转化，军火工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成绩，中法战争中陆军的胜利，就是证明。但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国势的衰败，使清朝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前倨后恭”的变化。国门初开时，蓝服金发的西方人被视为异类，称为“夷人”，至于“东洋小国”的“倭人”则更不在话下。1873年，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见。清延提出觐见时需行“跪拜礼”，以示国威。各国公使偏不给面子予以拒绝，僵持了四十多天，经过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终于允行“三鞠躬”礼，才结束了这场可笑的外交纠纷。可是至中法战争时，清政府竞不顾国家尊严，委派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去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议和，创造了主权国家外交史上的奇闻。在中日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科士达和田贝的劝告，对中国的换约决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总之，已经腐败而又陷于帝后党争的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三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仅就战争角度而言，掌握了解敌方情况，对于战争胜负往往起关键作用，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侵华目标，用很大力气开展间谍活动，曾经对战争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当时，清朝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者。”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专家查德·肯迪更明确的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大量搜集了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1884至1885年日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前，日本在华主要间谍机构为汉口的乐善堂和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两个间谍机关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相继解散，但他们搜集的大量情报及培养的大批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侦察直隶海岸情况；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侦察天津、上海的炮台和机器局（兵工厂）；搜集渤海湾等地军事情报；严密关注北洋舰队动向等等。他们在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敦促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如“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等等。战时，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丰岛海战，是由间谍石川五一买通天津军械局一书吏，从而获得了高升号开船日期，并突袭成功；进攻辽东半岛，是由间谍向野间一先行刺探，被捕后又用2块银元买通清兵松绑后逃脱返回，使得日军一举攻占金州；进攻威海卫是由日本8名间谍提前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招招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如上海吴淞口5万斤之巨炝毁于药水；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弹被火焚；抓获石川五一时起获8箱地雷炸药，据石川五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集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日本的外交人员也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致力于谍报活动。此外，由于技术落后，密码编制原始，规律简单，清廷的密电码被日方全部破译，日本由此掌握了中国驻日公使全部往返密电共54件。由于清廷毫无察觉，整个战争中一直没有更改密码，以至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共22件也全部被日本破译。根据以上情况，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从战争本身角度看，日本的成功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日本自己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回顾以上百多年前的往事，不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判断，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要放松了必要的警惕。四《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除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外，中国还要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限7年内分8次还清。如能在三年内还清，利息可豁免，威海卫也可收回。清政府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依靠自身的财力，绝不可能在3年内赔偿全部偿款。为此，只有向列强各国举借外债。第一次应交赔款5000万两，连同3000万两的赎辽费，应在1895年9月以前还清，清政府只得开始活动第一次大借款。列强借款既可索取高额利息，又可附加种种条件扩大在华利益，所以俄、法、德、英各国都参加了竞争，要夺取贷款权。俄国为首组织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取得了优先权，但它自己因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投资巨大而显得财力不足，便从俄法同盟的关系考虑，联络六家法国银行组成财团，排除了德国，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年息4厘，折扣率为九四零八分之一，即借款1元实付元，除利息外再进行一次盘剥。以中国的关税作抵押，36年还清。除此第一次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曾向英国和德国银行，各借款100万英镑。1896年3月前，第二次五千万两赔款也将到期。为安抚对第一次借款不满的英国和德国，清政府向英、德财团共借款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折扣率九四，也以关税作抵押，三十六年还清。1898年6月以前，为三年还清全部赔款的最后限期，清政府又要借款还债。英、德、俄、法竞争达到白热化，四国公使轮番到总理衙门你争我夺吵个不休，借款条件更加苛刻，俄国和英国都提出了获取修筑铁路权的要求，而且对清政府使用了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经过半年多的争夺，清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借款，转向日本乞求延长二十年还清赔款，而日本立即复照加以拒绝。清政府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再行第三次大借款。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财力雄厚的英、德银行终于争到了贷款权，续借1600万英镑。利息4厘5，折扣率竞高达八十三。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如有不足，则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货厘，宜昌、湖北、安徽的盐税共五百万作抵押，限期四十五年还清。以上大小借款共五次，以白银折算，本息合计不少于7亿两白银。这是因为借款还要加收的手续费。还债的方式是在上海交付白银，在欧洲兑换成英镑，金银比价随行情波动，中国大量以银换金，必然引起金镑涨价，由此带来的亏损难以计算。通过巨额借债，国际金融资本乘机掠取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收入，每年约2000多万两，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中国在沉重的债务枷锁下挣扎了三四十年，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了血汗。民穷财尽，丧失了建设国家的宝贵资金，使当时的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从战争结束的1896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日本的财政收入共计26890万日元。在这三年中，日本从中国共获得库平银23150万两，折合成日元共计36488万元，超过日本三年财政总收入36%。赔款的分配使用情况是：首先拔给皇室经费2000万日元。补充战费7895万日元，各种军事费用3379万日元。用作扩充陆海军的军费最多，高达19605万日元。剩余的3600多万日元；用作教育经费和灾害救济金。依靠巨额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暴发户，财力雄厚国力增强。在战后的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公司数由2844家，猛增至8895家。为保证军工生产和各行业对钢铁需求量增长的要求，用赔款建成了著名的“八蟠制铁所”，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2%，铣铁产量占53%，钢铁生产能力迅猛增长。日本利用赔款作资本，实行了金本位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和获取外汇，从而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和各国争夺一席之地，成为当时称霸亚洲的军事强国。五说李鸿章“预言”似乎有点牵强，但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1895年4月1日，日方向中方提出了议和条款：“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领土给日本；以白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五年交清，按年加每百抽五之利息……”，并限定“在三四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4月5日，鉴于清廷的训示迟迟不到，四日限期巳至，李鸿章先行拟定并交给日方一份《说帖》，对日方的要求逐项予以答复论驳。其中，在谈到割让土地时，李鸿章首先指出缔约本为杜绝争端，如果勒令中国割地，“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进而揭露日本要求割取奉天之地，目的在于“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是欲为我永远之仇敌也”。《说帖》的结尾，李鸿章写了对伊藤博文（日方谈判全权大臣）的忠告之言：“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为仇敌，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李鸿章反复强调约章要有利于“永固邦交”，有利于两国人民之“利益福泽”，而不要“遭后人之唾骂”（请注意，李鸿章在《说帖》中3次提到“仇敌”问题）。《说帖》长达数千言，委婉驳斥日方条款，尽在情理之中。伊藤博文也承认：“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主张：“与其在空洞的道理上和他们喋喋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并于4月6日，送出复照，对中方的论驳一笔带过，不作争辩，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求对日方的条款“或全案、或按条，可否之处，请即明复。”4月17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终于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停战议和的《马关条约》。条约仅将赔偿军费三万万两改为二万万两，其它均按日方原要求基本未动。李鸿章的“预言”终于言中。第一次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性质，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使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远东宪兵和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暨第二次中日战争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现在，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李鸿章所说的“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至今听来，仍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