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荷日狸
《孙子兵法》思想体系中的原则和方法论文
摘要 ：被后世奉为“百世谈兵之祖”的《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兵家思想的代表作，其内容不仅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军事思想，而且作为一部主要论述作战“方法”的经典著作，对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具体而言，借鉴价值的挖掘必须首先揭示二者的内在联系，明确借鉴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着力从《孙子兵法》思想体系中挖掘可以借鉴的原则方法、具体方法以及方法艺术；最后，对借鉴的过程进行辩证反思。
关键词 ：孙子兵法； 思想政治教育； 方法创新；
Sun Tzu's Art of War and Methodology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bstract: Regarded as the“founder of art of war for a hundred generations”,Sun Tzu's Art of War is the masterpiece of ancient Chinese military strategists' thought and the treas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ilitary culture. It not only embodies broad and profound military thought,but also,as a classical work dealing with methods of combat,has inherent correlations with the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is,therefore,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developing the space of the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for enriching its methodology to reveal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n the above,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Art of War from principles and methods,specific methods,and art of methodolog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word: Sun Tzu's Art of Wa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ethodology innovation;
《孙子兵法》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其意义早已超出军事着作的范畴，其思想已被管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广泛借鉴。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也不例外，同样能够从《孙子兵法》中汲取营养，其根本原因在于二者存有内在的联系。同时，由于《孙子兵法》在思想上具有层次性，呈现出战略思想与战术思想的统一，因此，它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借鉴价值不仅体现在对其原则方法的完善上，而且还体现在对具体方法和方法艺术的优化上。
1、《孙子兵法》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内在关联性
1. 1 《孙子兵法》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均具备方法论属性
继承与借鉴始终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重要路径，但并非所有的传统经典都可以借鉴、便于借鉴。从这一层面讲，由于《孙子兵法》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均探讨“方法”问题，均具有方法论属性，因而使借鉴成为可能。《孙子兵法》中的许多思想可以直接嫁接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之中，如“知己知彼”和“因地制流”的原则方法在思想信息获取中的运用； 而即便不能直接移植的方法，也可以经过挖掘、引申、转化之后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如将“妙算”思想引申为思想政治教育预测方法，将“击虚避实”中的“虚”与“实”分别转化为教育对象的接受心理和抵制心理； 同时，正是由于其方法论属性，《孙子兵法》呈现出一个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的方法体系，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层次结构部分吻合，大体可以概括为原则方法、具体方法和方法艺术三个层面，还可以划分为认识方法、实施方法与管理方法三个层面，因而大大增强了《孙子兵法》的借鉴价值，为多层次、多角度借鉴奠定基础。
1. 2 《孙子兵法》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均以人的活动为关注焦点
《孙子兵法》作为一部兵书，其实践目标在于指导一方取得战争的胜利，但它所关注的焦点并非战争本身，而主要集中在与战争相关的人以及人的活动上。例如在论述预测战争胜负的“五事”与“七计”中，人的因素占据了绝大多数； 在战争进行中，则要求坚持“上兵伐谋”的战略原则，将人的谋略作为赢得胜利的“法宝”,最终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标，从而将人的力量发挥到极致； 与此同时，《孙子兵法》对人的重视不仅体现在“以人为主”上，还体现在“以人为本”上，即不仅要挖掘和培养人，发挥其在战争中的主导作用，而且要关心和爱护人，做到“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由此可见，《孙子兵法》以人作为指导对象，以人的智谋的发展为关注焦点，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同样以人为实践对象，以人的思想行为转化为关注焦点[1],这种相似性，为深入借鉴《孙子兵法》提供了有利条件。
2、《孙子兵法》对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价值
2. 1 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方法
“先胜”、“全胜”、“变胜”是《孙子兵法》所追求的三大战略目标，但从动态操作的角度来讲，却是十分宝贵的原则方法，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内容并相互联系，内在统一，其中的许多观点能够作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方法的重要补充。
2. 1. 1 先胜后战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是《孙子兵法》“先胜后战”思想的集中体现，即参战一方要从自我出发，充分准备，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之后再发起或参与战争。具体而言，“先胜后战”思想是一个完整体系，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先知，先算，先备，先机，先势”[2]五个方面，而在辩证考量的基础上，将“先胜后战”思想作为原则方法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一方面启示教育工作者在进行教育实践时，应当推动教育准备的科学化与系统化。即注重教育信息掌握的精确性、完备性和时效性，并为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做好物资准备； 进而对教育过程及效果展开科学预测，并将理论预测与实践调整相结合； 想方设法在教育过程开始前抢占教育先机； 营造容易使受教育者接受的教育态势，从而达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要求。另一方面，“先胜后战”的原则方法要求正确处理教育准备与实际教育行为的关系，事实上是“慎教”原则的一种体现，即教育活动必须谨慎开展，必须在有科学、系统准备的情况下进行，否则，那些未经准备的教育活动可能不仅不会产生正面影响，而且还会带来负面作用。
2. 1. 2 求全致胜
求全致胜的原则方法引申自《孙子兵法》中的“全胜”思想，其内涵主要包括如下三个层面：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运用目标之“全”.孙子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目标，认为战争应超越战争本身，实现“不战”.具体而言，即要“全国、全旅、全军、全卒、全伍”.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应当超越教育本身，与“不战而屈人之兵”相呼应，树立“不教而化人之心”的目标，使受教育者在无形中自主接受教育信息。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运用策略之“全”.为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战争方法运用策略，将方法划分等级，指出“伐谋”、“伐交”等柔性方法为“上策”,而“伐兵”、“攻城”等刚性方法为“下策”.思想政治教育为实现“不教而化人之心”的目标，应借鉴上述方法的运用策略： 一是实现方法运用顺序的梯次化，针对不同教育情境建立相应的方法选择机制； 二是使各类柔性手段发挥主要作用，将刚性手段作为补充； 三是要最大程度实现“不教”,即要大力开发隐性教育方法与自我教育方法。再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运用效益之“全”.在孙子看来，“伐谋”与“攻城”相比，之所以为上策的原因之一在于前者代价小但效果明显，能够实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战略目标，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也应当注重方法运用的效益，尽可能采用代价小但效果好的方法。
2. 1. 3 变中取胜
《孙子兵法》十分强调“变”在战争中的作用，强调以变制胜，变中取胜。这一思想与当前以快速变革为特征的信息社会相契合，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灵活性和适用性具有借鉴价值。具体而言，变中取胜的原则方法主要概括为三层含义： 其一，孙子曰： “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启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善于运用不寻常之方法，通过“出其不意”之策激发受教育者对教育信息的接受兴趣。其二，孙子曰：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启示教育方法不能随意变化，要“因地”“因敌”变化而为之，即要跟据不同的教育对象和环境采取相匹配的措施。其三，孙子曰： “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并要从“奇正变化”实现“奇正相生”.在这里，所谓“正”可引申为正面、传统的教育方法，“奇”可以引申为多样、新颖的教育方法，而所谓“奇正之变”、“奇正相生”即要实现传统与新颖之间的深度结合与相互转化。具体而言，新旧两类方法应实现优势互补，在运用过程中，既要出新出“奇”,又要避免因单独使用全新方法而使受教育者产生突兀感与质疑感。
2. 2 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
《孙子兵法》中诸多战术思想可以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但鉴于部分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中原有的成熟方法相统一，因而，这里只借鉴一些富有新意的思想，以期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的创新。
2. 2. 1 “策之，作之，形之，角之”: 构建思想信息“试探获取法”
思想信息的获取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顺利开展的基础，而《孙子兵法》恰为我们提供一套较为新颖的信息获取法，孙子曰：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策之，作之，形之，角之”可分别简述为判断分析、引导挑动、假装示形、试探进攻四个动作，将这一策略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获取中，可简要概括为“试探获取法”.它综合了观察法和调查法的有利因素，但又与二者相异，有自身独特的优势。首先，“策之”与“作之，形之，角之”相结合，即实现理论分析与实地操作的统一，并从四个角度对教育对象进行试探，从而保证信息获取的全面性，也从不同侧面相互验证所获信息的精确性； 其次，试探法的运用要求达到“形人而我无形”的理想状态，因而，信息获取活动可以有效避免“打草惊蛇”,降低教育对象的防卫心理。再次，由于试探活动本身的特性，更容易将受教育者思想深处的矛盾和问题暴露于教育者面前，为彻底解决问题奠定基础。
2. 2. 2 “故兵之情： 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 创立 “情境激励法”
孙子曰： “故兵之情： 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即士卒在不同的外部情境中，会产生与之相应的心理状态： 陷入包围就会竭力抵抗，形势逼迫就会拼死战斗，身处绝境就会听从指挥。将这一思想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可以进一步完善其激励方法，即通过创设相应的外部环境来激励受教育者。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的研究也证实了外部环境对人的激励作用，认为： “人的行为是对外部环境刺激所做出的反映，只要改变外部的操作条件，人的行为就会随之改变。”[3]45在辩证吸收这一思想合理性的基础上，应当认识到，环境的改变涉及纷繁复杂的变量，可控性和操作性较弱，因此不妨将环境缩小为情境，通过操纵若干可控变量，创设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形成具有明确目标指向的群体氛围，以达到相应的激励目的。事实上，孙子也是从“围”、“不得以”、“过”等具体情境来阐释这种方法。需要指出的是，情境激励法是一种综合激励方式，其优势在于可以根据需要在情境中结合传统的奖惩激励、目标激励、竞争激励等，因而对受教育者的激励作用是经过多重强化的.。
2. 2. 3 “围之，攻之，战之，分之，逃之，避之”: 改进“冲突化解法”
《孙子兵法》中蕴含着丰富的冲突化解思想，孙子曰：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即在用兵作战时，我强敌弱则可直接“围之，攻之，战之”,势均力敌则需设法分散敌人各个击破，敌强我弱则要避免与之正面对抗。在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化解冲突时也可以采取相似的三类操作模式。即在教育主体能够调动的力量较大，而冲突较小时，要果断处置，迅速化解； 在教育主体力量有限，而冲突态势复杂时，应当重视分解冲突，使冲突化整为零，进而依次解决，或在有条件时直接抓住冲突的主要方面，集中力量化解，切不可平均分配力量； 在教育主体的力量严重不足，而冲突来势凶猛时，应在制止冲突进一步蔓延的前提下，尽可能不与之正面交锋，而采用迂回策略。例如，教育者并不直接对过错一方批评教育，而是先安抚双方情绪，并寻找恰当机会邀请亲友等进行劝导，待其思想有所转化，再采取下步行动。
2. 3 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艺术
《孙子兵法》不仅揭示了战争所内含的客观规律以及应对战争的一般套路与方法，而且结合前人用兵智慧将方法运用提升至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因此，其英译名为“The Art Of War”,即“战争艺术”.具体而言，《孙子兵法》中的“势”论最能体现其艺术境界，而“势”又体现在“分数”、“形名”、“奇正”、“虚实”四个方面。
2. 3. 1 巧用“分数”---依靠组织编制施展借力育人的艺术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往往需要面对人数众多的受教育者，如果单靠教育者个人的力量承担全部教育工作，是必分身乏术，顾此失彼。因此，如何化解“少”与“多”的矛盾，时刻考验着教育者的智慧。《孙子兵法》同样注意到在将帅用兵中遇到的类似矛盾，并提了解决办法： “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即将帅应当学会运用组织制度，进行分级编制，递相统属来治理军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者来说，就是要熟悉自身以及教育对象所处的组织及其运用模式，从而借助组织成员的力量展开教育活动，实现借力育人。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为例，教育者要重视发挥班委、团委、党支部、学生会、社团等组织及其相应学生干部的影响力； 也要重视探索学生中存在的非正式组织，关注“意见领袖”或其他有较强号召力的人物，优先转化其思想，进而推动其发挥自身影响，带动周围同学思想的积极转化[4]; 同样，还要重视发挥家长、社区等校外力量展开教育。
2. 3. 2 妙用“形名”──改善信息传播提升沟通实效的艺术
良好的沟通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顺利开展的一把利剑，但在对象人数众多，性格各异的条件下，要实现准确、顺畅的沟通并非易事，需要教育者掌握并熟练运用相应的沟通手段与技巧。孙子曰： “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孙子认为，只有因地制宜的选择并运用恰当的工具进行指挥，才能够达到指挥大部队如同指挥小部队一样的境界。事实上，沟通与指挥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也遵循同样的道理。一方面，如上所述，《孙子兵法》就提出了巧用“形名”的思想，曹操将其注释为： “旌旗曰形，金鼓曰名。”孙子也引用《军政》中的观点说明“形名”的具体用法，曰： “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 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即通过刺激听觉与视觉两种知觉，来促进指挥信息的有效传递。这启示教育者在沟通时，工具的选择应多样化，尽可能使沟通对象的不同知觉器官都能接受到教育者发出的信息，从而发挥各类知觉器官的信息接收优势。另一方面，也要特别重视多种沟通手段运用的主次与方向问题。既要根据沟通情境的不同选择主要与次要手段，又必须保证多种手段作用方向的一致性，正如孙子云：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
2. 3. 3 善用“虚实”──探察薄弱环节寻找教育突破口的艺术
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受教育者思想的转化，犹如攻打一座处处设防的坚固城堡，如果集中力量进攻其重兵把手的城门或其它防御工事，必定事倍功半，即便攻克也是损失惨重。因此，必须善于寻找相应的突破口，以求达到事半功倍，“以瑕投卵”的效果。而孙子曰： “兵之所加，如以瑕投卵者，虚实是也。”即攻击敌军，如同用石头砸鸡蛋一样容易，关键在于正确处理虚实关系。具体到操作层面来讲，则要“避实而击虚”.也就是说，要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手段运用于受教育者之“虚”,避开受教育者之“实”,在容易获得突破性进展的地方下手。这里的“虚”即我们所探求的突破口，它既可以是某一受教育群体中容易内化教育思想的个人，通过首先转化他们的思想带动整个群体思想的快速转化； 也可以是某人思想体系中与教育思想相契合的部分，通过以这部分思想为切入点，进而转化其全部思想； 还可以是一个群体或个人对教育思想的防御心理有所松动的某一时间段，通过把握时机，迅速介入，有效转化受教育者思想。
3、借鉴《孙子兵法》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辩证反思
3. 1 在充分认识《孙子兵法》内在局限的基础上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孙子兵法》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精华也有糟粕。因此，我们在借鉴其思想时，不仅要大胆取其精华，更要注重识别和剔除其思想局限，正如孙子在文中所指出的：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即在看到事物优势的同时不能忽视其劣势所在。对于《孙子兵法》的局限性而言，首先要看到其哲学思想的朴素性，特别是其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如孙子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过分夸大了将帅的作用，这类思想决不能被思想政治教育所采纳。其次，要看到其立论的根据在于维护奴隶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因而其思想中存在一些愚民策略。如孙子曰： “犯之以利，勿告以害”,而目的在于达到“使之无知”,这类方法策略已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再次，要看到《孙子兵法》毕竟为一部兵书，提出的全部思想均针对战争这一特殊环境，许多方法在和平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并不适用，如孙子提出“以诈立”的恶意欺思想，通过“用间”获取信息的思想等，有些甚至涉及到违法犯罪，切不可直接借鉴。
3. 2 在充分掌握《孙子兵法》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借鉴《孙子兵法》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首先必须尽可能尊重原着，如果脱离原着，或错误理解原着思想，即便生发出精彩的启示，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也就无借鉴可言。但与此同时，借鉴的过程也绝不能总是从起点开始，而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批判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就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而言，一方面，要特别关注前人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对《孙子兵法》的借鉴，着力弥补前期研究的缺失，修正借鉴中存在的明显错误。事实上，从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角度借鉴《孙子兵法》的相关成果相对较少，研究缺乏系统性，因而尚大有空间可为； 另一方面，还可以从其它学科对《孙子兵法》进行借鉴的成果中汲取营养，即进行适度的“二次借鉴”.例如，当前对《孙子兵法》思想借鉴最多的非经济管理领域莫属，《孙子兵法与企业战略》《〈孙子兵法〉的管理学阐释》等书籍层出不穷。因此，可以从这些成果中关注《孙子兵法》对营销策略、管理方法、商战谋略等内容的启示，进而将其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相关联，以寻求可借鉴之处。
3. 3 在充分赋予《孙子兵法》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孙子兵法》诞生于2 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局限性，必须将鲜明的时代特征注入其中，因为借鉴的直接目的在于解决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所遇到的问题，只有赋予《孙子兵法》以时代性，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其思想的局限性，进而才有可能解决当前遇到的问题。具体来说，赋予其时代性，体现为如下三个层面： 将《孙子兵法》的思想精髓与现代科技成果的工具价值相结合，使其方法策略通过现代科技得以延伸。如将“妙算”的信息预测思想与大型计算机或网络“云计算”相结合，通过现代化工具使“妙算”的结果更加精确。再次，要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话语体系阐释并表述《孙子兵法》，例如，将《孙子兵法》中内含的方法体系按照现代方式划分为“原则方法”、“具体方法”、“方法艺术”3类，将“击虚避实”的思想转化并表述为“寻找突破口的艺术”等等。
周大侠go
孙武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形》篇)就是说，自己可以使自己具有不可被战胜(“不可胜”)的条件，还不能使敌人有可以被战胜(“可胜”)的条件。从这一方面看，“胜可知而不可为”。就是说胜利可以预先知道，但还不可必定得到。需要等待时机，才可以使可能变为现实。 善用兵的人，不能停止于此。他要的是胜的现实。孙武注重考察、研究战争胜负的客观条件，同时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他一面说“胜不可为”，一方面又说“胜可为也”。(《虚实》篇)这不是他自我矛盾。这是他的辩证法思想。孙武的军事思想的可贵，在于他的素朴的唯物主义思想并不是同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联系起来，而是同生动的辩证法观点联系在一起。 孙武初步认识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在不断变化中，矛盾着的双方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可以变动的。战争也是如此，而且其变化比其他现象更为迅速剧烈。他指出：在自然界，“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篇)作为社会现象之一，战争也不能例外。“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势》篇)对立面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一切转化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进行的。孙武注重主动地创造条件，使战争中的变化向与自己有利的方向进行。 为了创造条件赢得战争的胜利，孙武着重研究了集中与分散，实与虚的辩证关系。他提出如何利用双方兵力数量对比的关系，以控制战争发展的方向，创造对于自己有利的条件。善用兵的人总是设法使自己的军队在数量上占优势，争取主动，以众击寡，取得胜利。他说：“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虚实》篇)“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而击寡者，则吾之所战者约矣。”(同上)又说：“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引诱敌人，使之分兵)。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谋攻》篇)意思就是说，要尽量地集中自己的优势兵力，使自己化虚为实。同时要调动敌人，分散敌人，使敌人化实为虚，然后以我之实，击敌之虚，以自己的优势兵力打击分散薄弱的敌人。如果自己的兵力不能取得优势，那就宁可逃避也不可决战。孙武认为自己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要创造这个条件，就要以种种方法分散敌人的兵力。这就常能保持“以众击寡”，使量变成为质变，“每战必胜”。 孙武认为，在一定的客观条件的基础上，还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争取胜利。这就叫“胜可为”。其办法是用各种办法调动敌人。他说：“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虚实》篇)就是说，使自己成为敌人的司令官、参谋长。 这样，就克服了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和消极等待、无所作为的思想，把客观条件和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这充分表现了孙武兵法中的辩证法思想。 在战争中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全自己。所以进攻是第一位的，防御是第二位的。进攻可以保持主动，即军队行动的自由权，这是军队的命脉。孙武也接触到这个原则。他说：“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就是说，要争取主动，避免被动，战争要以进攻为主。孙武说：“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形》篇)就是说，防御只能使自己不可被战胜，战胜则需要进攻。防御不足以达到胜利的目的；进攻则可以取得胜利而有余。进攻、防御，都能保持主动，那就可以达到“自保而全胜”的目的，即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 孙武提出了这些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原则，但原则并不是死的公式。他强调，原则必须依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他又研究了用兵正、奇两个方面的互相转化问题。他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势》篇)正兵是从正面打击敌人的，奇兵是从侧面打击敌人的。可是，随着敌形变化，正兵也可以成为奇，奇兵也可以成为正。孙武指出，“兵形象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一方面要认识原则，一方面又要灵活运用原则，这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关系。 孙武明确地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这里所说的“之”、“其”都是指敌人而言。这是因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计》篇)对于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于自己的残忍。宋襄公的“仁义”，就是以自己的国家的存亡为儿戏。孙武的军事思想和路线，同宋襄公的军事思想和路线是直接对立的。 孙武的《吴孙子》比较科学地从春秋时期的战争中总结出战争的一般规律，富有丰富的唯物主义和生动的辩证法思想。它是古代一部优秀的兵书，也是一部出色的哲学著作。它是春秋时期两种军事思想、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产物。它在当时起了很进步的作用。孙武兵法是我国古代留下来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号仔在厦门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史大致可分成7个时期。 （一）孕育产生时期——远古至春秋 学界一般认为，《孙子兵法》产生于我国春秋末期；亦有认为成书于战国或更后者。关于此书的作者，多认为系孙武亲著，又经后人校理。对于孙武的生活时代，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一般认其为春秋末期人，大约与孔子同时。 《孙子兵法》在产生以前，应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孕育过程。其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应有以下几点：中国远古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是《孙子兵法》产生的源泉；此前已有的兵学理论成果，如《军志》、《军政》、古《司马法》、令典等，是《孙子兵法》跃上兵学峰颠的阶石；春秋时期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关于“道”、“仁”、“阴阳”、“保民”等的理论，是《孙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崇武尚智的齐文化是培育《孙子兵法》这朵军事理论奇葩的沃土。孙武个人的天赋与努力，则是《孙子兵法》产生的主观因素。另外，中华民族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统体思维、辩证思维、象类思维等思维方式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构筑起了指导性作用。这是《孙子兵法》之所以产生于中国而不产生于外国，之所以产生于春秋而不产生于其他时期的主要原因。 （二）增益和早期校理时期——战国至秦汉 《孙子兵法》十三篇于公元前512年在吴国问世后，并未迅速广泛传播开来，究其原因，大致有吴国王廷对“十三篇”密而不宣，当时传播媒介落后，社会上重礼轻诈观会对此书的贬斥，其价值未被时人所发现等几个方面。至战国时，此书才开始广泛传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孙子热”，所谓“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孙子兵法》自身以“出奇设伏”、“变诈”取胜为主要内容的军事理论适应了当时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的需要，是其基本原因；而其后世子孙孙膑对《孙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传和运用，则是其直接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孙武后学在这一时期对“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释、阐发、增益的工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均应是他们解释、阐发、增益“十三篇”之作，而在被《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内。总之，在这一时期，《孙子兵法》在“十三篇”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扩增。1996年西安“发现”的伪书《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说，孙武先写成“八十二篇”，后因其“天机阴杀”，就接受其儿子的建议，缩编成“十三篇”，乃是向壁虚构，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到了汉代，官方组织人力，对《孙子兵法》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整理。一次是在汉高帝时，时间大致在高帝六年（前201年）至高帝十一年之间，由张良、韩信“序次”。第二次是在武帝时，由军政扬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第三次是在孝成帝时，由任宏“论次兵书”，将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孙子兵法》位在“兵权谋”之首。这三次整理对《孙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传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削繁和注释时期——魏晋至隋唐 曹操《孙子略解序》中所批评的关于《孙子兵法》的“训说况文烦富”，应包括《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中“十三篇”之外的各篇在内。杜牧《注孙子序》中说：“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曹自为序，因注解之。”这里的“削”（删除）其“繁剩”，应包括“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笔（校、注）其精切”，则是指的“十三篇”。曹操只注“十三篇”，称《孙子略解》，因而使其得以广泛流传，甚余则因其“烦富”且“未得旨要”而陆续散佚。曹操《孙子略解》的问世，标志着《孙子兵法》真正进入了注解的时期。曹注重文字训解，但他本人又是军事家，更重实际运用，因此，其注理论性、实践性兼备，对后世有重大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曹注孙子之外，还有东吴沈友撰《孙子兵法》、贾诩《钞孙子兵法》，曹操、王凌集注《孙子兵法》、张子尚《孙武兵经》、《孟氏解说》等。从目前所见到的这一时期的注解内容看，其注文大都比较简略，偏重文字训诂，表现了《孙子兵法》早期注解时期的特点。 隋唐五代是《孙子兵法》注释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注解《孙子兵法》之书主要有：隋代的《萧吉注孙子》、唐代的《李筌注孙子》、《贾林注孙子》、杜佑《通典》中的训解《孙子》、《杜牧注孙子》、《陈暤注孙子》、《孙镐注孙子》、《孙燮集注孙子》、五代的《张昭制旨兵法》等。宋人辑的《十一家注孙子》中，唐人就占了五家。除注家多外，这一时期的注孙子还具有另辟蹊径、纠谬补缺、义详例丰、整体把握等特点。较魏晋南北朝时已有较大进步。如李筌已注意从整体上把握孙子的思想，他依《遁甲》注《孙子》，成一家言；杜牧“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其注纵谈横论，广征博引，多有新见。这一时期在运用《孙子兵法》指导实践方面也卓有成效，人们注意总结新的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孙子兵法》在唐朝时传入了日本，开始了在国外的传播。（本文源自《孙子兵法研究史》） （四）武经首位确立时期——宋代 宋朝自仁宗起，官方就重视兵学研究和整理，至神宗，诏令司业朱服、武学教授何去非校定《孙子兵法》等七书，号“武经七书”，以官方名义颁行，同时，重办武学，以“七书”试士。至此，以《孙子兵法》为首的七部兵书，在一定意义上说，取得了与儒家经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后各代率相尊奉，其武经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武经》本《孙子兵法》成为后世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 宋朝前期的《孙子兵法》研究以官方组织为主。到了后期（北宋末至南宋亡），则以私人著述为主，反映了战乱年代整个社会对《孙子兵法》研究的重视。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大约成书于两宋期间的《十家孙子会注》，学界一般认为，此书就是存世的《十一家注孙子》。由于辑者将各家之说辑在了一起，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史料价值，因而成为后来研究《孙子兵法》者的必读之书。此书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对孙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此后的孙子书，以《武经》本《孙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孙子》这两个版本为底本不断繁衍，形成了传世版本的两大基本系统。《梅圣俞注孙子》、《张预注孙子》、郑友贤《孙子十注遗说》、施子美《七书讲义》等，代表了这一时期《孙子兵法》注解的新水平，对后世影响较大。尤其是张预注，集诸家之长，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发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风。另外，此时还出现了西夏文《孙子兵法》，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国内少数民族文字译本。 总之，宋代在孙子文献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在版本较勘、注解讲义、专题研讨、兵书合刻、集注汇解、分类辑编、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等方面，均有成果传世。特别是《武经》本《孙子》和《十一家注孙子》的编定刊行，深益后世，功不可没。但宋人对《孙子兵法》军事理论体系的系统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进展不大，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实际运用是其薄弱环节。其成就和教训对后世均有深刻影响。 （五）阐发和考据时期——明清 如果说宋代施子美的《七书讲义》开疏解阐发《孙子兵法》之先的话，那么，明清就是《孙子兵法》疏解、阐发和考据的大丰收时期。刘寅的《孙子直解》、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李贽的《孙子参同》、黄献臣的《武经开宗》、朱墉《孙子汇解》、顾福棠《孙子集解》、黄巩《孙子集注》等，都注意在理论阐发上下功夫，而不仅仅是注字训词，其讲解多有新见，且更注意了系统性，指导性，体例也更趋完备。李贽主张“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孙子参同序》），王阳明合心学、兵学于一体，戚继光融兵、儒于一炉，并注重应用理论研究，将《孙子兵法》高深的理论具体化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法；清代的顾福棠、黄巩等开始将《孙子兵法》和西方的军事理论相结合，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明、清两代的许多将领和学者将《孙子兵法》的理论用之于海防建设、火器战法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观点，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闪耀着特有的光辉。另外，这一时期以服务于武科应试为目的的武闱孙子研究，重视对《孙子兵法》的义理阐发，具有积极和消极（充当考生进入仕途的敲门砖）的双重作用。 与偏重讲解《孙子兵法》义理研究相对应的，是清代中期有关孙子的考据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孙星衍，毕以珣，章学诚等。他们在关于孙子事迹、《孙子兵法》成书时间、篇数和内容、文字校订和注释等方面作了深入考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特别是孙星衍据华阴《道藏·孙子》为底本、参《通典》、《太平御览》等书校订而成的《孙子十家注》，纠正了原书的不少错误，刊行后，广泛流传，成为《孙子兵法》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之一，改变了自宋以来主要靠《武经》本《孙子兵法》流传的单一格局。但他的这一版本因所见资料不全也出现了新的错误。 这一时期的《孙子兵法》研究在方法上仍主要承袭前朝，在内容上创新不足，特别是在清朝时期，西方军事理论已有长足发展，清人却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研究气氛沉闷，成果内容呆滞，表现出中国古代孙子研究即将终结的征兆。 （六）近代中西军事融合时期——民国 民国时期的孙子研究和古代孙子研究相比，有了重大变化。一是《孙子兵法》与火器条件下的战争实践结合紧密，在战役战术乃至战略思想上均有新的重大发展，和冷兵器时代诸注家阐发的理论相比，已有了质的飞跃；二是《孙子兵法》的理论与西方军事理论在碰撞中相融合，已不单是闭关锁国的近亲繁衍，使孙子研究因获得新生而表现出某种生机勃勃的气象；三是注重对《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进行系统阐发，而不只是训字、注词、解句、讲章，已初步将《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概括为战争问题、战争指导、战略战术、治军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为现代人更科学地概括《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框架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著作有：蒋方震、刘邦骥《孙子浅说》、李浴日《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钱基博《孙子章句训义》、陈启天《孙子兵法校释》等。近代虽然时间短暂，但却是《孙子兵法》研究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孙子学的终结，孙子研究新时代的开始。 （七）孙子学确立与大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的《孙子兵法》研究，在继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毛泽东、刘伯承、郭化若等老一辈革命家首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孙子兵法》之端，其后遂成一代新风，出现了一批批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光辉的研究《孙子兵法》的力作。郭化若《孙子译注》、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兵法》、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杨丙安《孙子会笺》、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吴九龙《孙子校释》、李零《〈孙子〉古本研究》等，或译注信达公允，或版本弥足珍贵，或笺注广征精取，或解说深入浅出，或论述多有新义，或校释集粹于一，或在古文献研究上独辟蹊径：各以其特有的光彩流传于世。尤其是汉简本《孙子兵法》版本系统的出现，打破了《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孙子兵法》两大基本版本系统流传的格局，影响重大，意义深远。这一时期的论文更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这些论文大多不拘成说，不但在《孙子兵法》版本流传、文字校勘、注释训解、军事思想阐发、哲学思想研究等方面颇多建树，而且开辟了多学科、多领域研究的新局面。有的从系统论入手，有的从决策学着眼，有的从管理学探讨，还有的从经济学、预测学、谈判学、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地理学、数学、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孙子兵法》的非军事运用研究逐步成为《孙子兵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从而使孙子研究逐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这就是“孙子学”。孙子学的确立，进一步促进并规范了《孙子兵法》的研究，使之更加繁荣而有序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搬自偶的论文.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新政，在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中获罪下狱，元丰三年（1080）二月被贬黄州，他先是寄住在黄冈东南的定慧院，至五月迁往临皋亭。《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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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sorlove 3人参与回答 2023-1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