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崔健论文范文资料

钱学森 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和“火箭之王”。

国原子之父：钱三强 中国航天之父/导弹之父：钱学森 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中国激光照排之父：王选 中国环保之父：曲格平 中国3G之父：李世鹤 中国博客之父：方兴东 中国石油之父：孙健初 中国海带之父：曾呈奎 闪盘之父：邓国顺 中国的氢弹之父/中子弹之父：于敏 中国钻探之父：刘广志 中国营销之父：刘永炬 中国民法之父：佟柔 中国汽车业之父：饶斌 中国并购之父：王巍 中国幼教之父：陈鹤琴 中国流行音乐之父：黎锦晖 中国交响乐之父：李德伦 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 中国Internet之父：钱天白 中国摇滚之父：崔健 中国儿科之父：诸福棠 中国人造石油之父：赵宗燠 中国红军之父：朱德 中国杨树之父：陈章水 中国酒店业之父：卢鸿炳 中国苹果之父：李善祥 中国炮兵之父：朱瑞

传播心理学作为一个跨专业学科，正是将传播和心理的联系单独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传播心理学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谈摇滚乐的传播心理学分析

摘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摇滚之所以能在青年一代中迅速传播开来除了摇滚乐中所要表达和追求的东西符合当时时代的心理脉搏外，还于与青少年特殊心理特征有关。青少年的这些特征都为摇滚乐的传播留下了心理空间。

关键词 摇滚乐 传播 青少年心理

摇滚乐发源于美国，以黑人音乐、蓝调为基础。开始流行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摇滚乐以其灵活大胆的表现形式，富有激情的音乐节奏，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如果说50年代的摇滚乐还是把眼光停驻在小汽车、姑娘、爱情、逃学之类反映青春骚动的主题之上，那么60年代则使摇滚开始具有了相当的思想深度和社会责任意识。……(摇滚乐)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或者一宣泄青春期过剩精力的 方法 ，而已经成为一种年轻人思考和表达的途径。①当这种以“思考和表达”著称的音乐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传入我国后，不仅出现了象崔健、郑均等这样摇滚乐手，还出现了“黑豹”、“超载”等摇滚乐队。连主流人士也给于了很高的评价，如美学家高尔泰就曾形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判断：也许崔健和他的摇滚乐是中国惟一可以启蒙的 文化 形式。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摇滚有如此巨大的魅力来吸引那些为它痴狂的青少年呢?本文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它在青年一代中广泛传播的原因。

一、宏观上，摇滚乐的传播符合了时代的心理脉搏

1986年5月9日、10日夜,北京工体“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挽着一高一低的裤脚登上舞台，吼出了那首标志着中国摇滚诞生的《一无所有》。从此，摇滚乐开始在中国落地、发芽。此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人民刚从“”浩劫的政治阴影之中摆脱出来，经历着一个文化复兴与 反思 的过程。这时引入的摇滚乐也和其他新兴的文艺类型一样成为解放被压抑的人性、唤醒人们生活热情的有力助手。而摇滚乐的反叛精神恰恰切合了当时的青年一代反思历史、批判腐朽传统的心理需要。②可谓是当时中国的气候为摇滚的进入和传播提供了土壤，而摇滚自身的“思考和表达”方式符合了当时中国一代青年人的心理脉搏。

二、微观上，摇滚乐的传播符合了青少年特有的心理特征

1.青春期偶像崇拜心理的必然选择

偶像崇拜也许是青少年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过渡性行为，它是青少年在自我否定期追求自我肯定和理想自我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有助于青少年投射自我及自我价值以及重新建构自我。③心理学认为，偶像崇拜是个人对所喜好人物的社会认同和情感依恋，其本质在于对崇拜对象的社会学习和依恋。人们之所以崇拜偶像，是因为人们相信偶像的真实性。④弗洛伊德认为偶像崇拜是青少年发展的标准方向,因为青少年增强的欲望行动不能只指向父母及同辈人,也需指向象偶像这类较远的人。⑤而摇滚所表达的那种激情和伟大、叛逆和反抗正好表达了青少年的心声，青年人也在那些摇滚斗士的身上找到了自己所追随的自由和叛逆。摇滚满足了青年的心理需求，摇滚歌手成了青年心理表达的代言人。自然也就成了他们追逐和模仿的榜样，成为了他们的心理偶像，摇滚乐也就自然而然在青年人中传播开来。

2.摇滚乐满足了青少年追求自由、渴望真实的内心表达

青少年在走入一个由成人构成并掌握话语权的社会以后，他们的言行往往会显得另类，受到来自家长和社会的管教和制约。这时的青少年就会在内心产生摆脱束缚、追求自由的欲望。按照弗洛伊德及其女儿的观点：青春期(12―20岁)的发展，个体最重要的任务是要从父母那里摆脱自己……男女青年共同的一点是要和父母逐渐疏离，并尝试去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⑥而“对多数人来说，摇滚乐出现在阶级、时代、文化斗争的一个特殊交点上，这个事实已然使它在大众文化产品中成为一个重要角色，成为一种受压迫者求解放的工具。”⑦从这点上说，青年难怪在表现出愤怒、反抗父母和社会时，选择一种宣泄型的摇滚乐。另一方面，作为刚刚走入社会的青少年，由于长期生活在父母和同龄人的“拟态环境”中，对社会复杂程度的认知还不够深刻。他们长期养成的眼见为实的习惯，在步入社会那一刻受到挑战，对周围事物的真假辨别能力较弱，当遇到挫折时感觉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虚幻和难以相信。因此，有一种渴望简单、真实的生活环境愿望。这些都在摇滚中找到了表达。正如摇滚了二十多年的崔建所说：“摇滚这种音乐形式很宽容，各种情绪都能表达，它需要的是真实的发自内心的创作”。二者心有灵犀，自然也就为摇滚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找到了默契。

3.摇滚乐满足了青少年寻找刺激、宣泄积郁的心理需求

多数青少年长期生活在一种父母的“保护伞”之下，他们的生活很少受到来自社会和外界的刺激。而心理学研究表明，只有少量感觉输入的单调环境，会使人感到厌烦和痛苦，甚至导致人的活动的严重失调。国外心理学界就曾对人的这种需要――追求刺激的需要进行过实验。他们给大学生以相当可观的报酬，要他们在缺乏刺激的环境中逗留。具体说，就是要求他们持续躺在帆布床上，除进餐和上厕所外，不做任何事，房间的灯是开着的，但他们被戴着半透明的护目镜，不能看到东西，室内还有装置，防止他们去触摸物体，或听到任何有规律的声音。起初，被试者尝试大睡特睡，但是这种无刺激的环境最终使他们难以忍受，仅两三天后，他们就决意逃脱这个单调的实验环境。⑧虽然这个实验有些极端，但还是反映了人，尤其是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他们精力旺盛、渴望新鲜和刺激。而单调的学校、家庭环境往往忽视了他们这方面的需要，认为只要给他们吃穿，满足他们的学习环境就是对他们好了。所以，青年们就会去自己寻找刺激，这时候，以刺耳、尖叫和身体扭曲为特点的摇滚表演方式自然就成为他们得到刺激和宣泄的最好方式。另外，来自学校的学习压力和父母过高的期待有时也让他们感到自己的神经无限紧张，感到自己的能力和梦想之间有太多的差距，引起心里上的不平衡。根据心理学的研究，美好的心理平衡要靠工作、家庭、娱乐三者的和谐统一。但青年由于年龄的关系，往往还没有进入社会工作，在家庭中也属于“听命”状态。所以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到娱乐活动之中。而在娱乐活动中，由于摇滚是一种审美观效应最强的审美方式，加上摇滚又是一种集体的狂欢，容易诱发郁积心头、含混莫名的感情冲动，因此便很自然地成为青年们的最为理想的宣泄方式。⑨

4.摇滚乐为行走着的青年寻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多数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有一种摆脱家庭牢笼，独创一片天地的理想。他们反抗来自父母的说教，叛逆传统的社会规范。但是，多数青少年的这种理想只是一种心理冲动，他们毕竟还缺乏社会 经验 ，缺乏生活技巧以及必要的心理承受能力。这有就注定了当他们跨出家门的那一刻，多数会遭遇失败。当他们的叛逆行为遭到来自成人社会的排斥后，他们的反抗会显得无力。在这时，他们多数会有另外一种选择，那就是出走、逃避，以一种消极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反抗。而摇滚中的“行走者”无疑成了他们的出走路上的知音和陪伴者。比如崔健的《苦行僧》，窦唯的《艳阳天》等，他们有的是坚定而充满力量的走，有的却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其实，当青少年在外面遭遇挫折，感到无助的时候他们心里首先想到的是家，是想回到自己温暖的家里，享受父母的爱。因此，摇滚作为对孤独、迷茫的流浪青年的回应，“回家”也就成了一个逃避的目的地。在歌中，他们尽情抒发着对家、对故乡的想念。张楚高喊着：“姐姐，我要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啦”。这时，摇滚乐中所表达出的由叛逆到出走，由出走到挫折，再由挫折到回家，最后为处于青春期行走并试图逃避的年轻人找到了一个心灵上的归宿，于是多数青少年也就带着摇滚流浪、流浪，他们在撒播摇滚的种子的同时最终也在摇滚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5.摇滚乐唱出了青少年对爱情和性的心理渴望

青春期少年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对浪漫爱情的向往和性意识的蒙胧。从生理角度上讲，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在生理上发育已经基本成熟，开始产生爱与被爱的期待，对两性之间也开始好奇起来。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又使他们羞于直接表达和诉说。而摇滚乐，如郑均的《赤裸裸》在这方面却表现大胆而直白，满足了青少年的表达欲和好奇欲。其实，摇滚乐就其整体精神来说，一开始就是西方浪漫主义的产物。但这种浪漫和激情并非一般流行歌曲中表现的那么呢喃和缠绵，而是更为简洁明快和赤裸裸，像火一样的热情号叫和呐喊，正是这些富有青春期式的激情表达方式吸引了富有激情的青少年的参与。这种心理需求上的满足，为摇滚在青少年当中的传播提供基础。

6.摇滚乐呐喊出了青少年渴望参与社会的心理意识

作为逐渐完成的社会人，青少年除了反叛、逃避以为，其实更多的是想早日融入社会，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如1990年崔健为北京亚运会捐款100万的巡回义演，所到之处无不引起青年的轰动和狂热。摇滚歌手们并不乏自觉意识，许多摇滚歌手都共同认定政治是摇滚乐的起点。这种强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热情来自青年人的本性，有其社会心理依据。青年问题专家指出：“青年阶段……从政治上看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在生命周期的这一阶段，青年人努力向成年过渡，不断增加对政治问题的了解，并逐步形成自己基本的社会和政治观念，其中有些观念终身不变。”⑩当这种青年时期的观念与实际生活进程相结合，便获得了非常具体的内涵。就象有的学者所说的“摇滚文化中最核心的叛逆精神在此则成为摇滚青年们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体现，他们用摇滚的音乐形式对社会的阴暗面进行深刻的揭露与大胆的批判。”当青年们无法通过实际的参与来表达对社会改变时，他们便找到了这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摇滚。

摇滚乐是一种青年人的音乐，它节奏简单、表现力强，特别是他那强烈的节奏，与青少年精力充沛、好动的特性相吻合;摇滚乐无拘无束的表演形式，与青少年的逆反心理相适应;摇滚乐歌唱的题材，与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紧密相关。由此看出，摇滚本身已经具有了青年人的特点，而传播心理学认为：“受传者的心理系统对传送来的信息要进行选择有它的生理原因，那就是，受传者对传送来的信息具有先天的选择机制。”所以，摇滚乐自身的演奏方式和其所要表达的内容正好符合了青年人的在这一时期的心理选择机制，自然也就为青年人所接受，在青年人中传播开来了。

注释

1 刘小山：《认识摇滚(下篇)》，载《西安音乐学院学报》季刊，2003年第3期。

2 周宗伟：《中国摇滚乐与城市青少年文化》，载《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姚计海、申继亮、张彩云：《中学生偶像崇拜与学业自我概念、学业成绩的关系研究》，《应用心理学》，2003年第1期，第22页。

5 转引自岳晓东：《青少年偶像崇拜与榜样学习的异同分析》，《青年研究》，1999年第7期，第1页。

6 李丹主编：《 儿童 发展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32页。

7 转引自：陆扬、王毅 编选：《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0页。

8 参见克雷奇等著：《心理学纲要》(下册)，文化 教育 出版社，1981年版，第380页。

9 潘知常：《邂逅摇滚：当代文化工业的美学阐释之一》，载《益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

10 姚文放：《从摇滚乐的文化特质看青年文化》，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11 周宗伟：《中国摇滚乐与城市青少年文化》，载《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12 林之达著：《传播心理学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浅谈传播心理学与网络舆论的形成

2010年4月12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公布了“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对地方党政机关应对舆情 热点 事件的得失进行了考评。其中，江苏常州环保局“批评有奖”是此次的“正面”典型，而贵州安顺警察枪击致死案、山西问题疫苗事件，却因政府应对严重失当、存在重大缺陷，被红色示警。(4月13日《新京报》)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传播与社会舆论也出现了高速的融合,产生了有别于传统舆论的一种新的舆论形式，即网络舆论。民众所反映出的舆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可以在网络上得到最为显明的反应,而在现实中也能较为真实、直接、及时的反映民意,所以网络舆论在这方面是很具代表性的。而人民网此次把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作为对地方党政机关能力的考评标准之一，充分地说明了网络对当今社会的监督力量已不容小觑。因网民揭露而引发的各种反腐以及执法者犯法的案件得到解决在社会上已时有耳闻，而各种网络人物的蹿红以及网络现象在现实生活中的普及延伸，也在不断地向人们昭示，网络舆论的时代已经来临，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公民个人，随时都要做好迎接网络舆论可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各种改变。这种改变，从政府讲，有关部门可根据发帖人提供的现象进行调查取证，将不法之人绳之以法，但同时也存在着对政府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可能性。对个人亦然，好之能帮助受害人伸冤雪耻或借助网络舆论一炮而红，反之也会使其身败名裂，私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不过，在此文中并不对这种网络现象本身的问题进行探讨，笔者着重于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对网络舆情的形成过程做一个梳理。

一、受众发布信息时的媒介选择

受传者在接受信息时首先要做的是对传播媒介进行选择。有一项关于受传者对8种媒体选择的调查统计资料显示，“受众对国际互联网的选择居于第四位”，“在我国大陆，选择互联网的人数正以惊人速度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 》，1997年中国上网用户才26万人，可是到2001年12月底已达3370万人，4年增加129倍多。”

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将传播的功能概括为三个方面：环境监视功能、社会协调功能和社会遗产传承功能。拉斯韦尔认为，自然与社会是不断变化的，只有及时了解、把握并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人类社会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对社会起着一种“望哨”作用，这种作用也就是媒介的环境监视功能，而媒介的预警功能是环境监视功能的一种。尤其是一些负面的舆论，如果能够在其萌芽状态即迅速预警、果断处置，就会稳定公众心理，平息社会谣言，控制由不良信息引起的群体非理性行为，将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所以，迅速、真实、准确地告知或报告信息，应该是当代媒体的首要任务。大众传媒是公众了解信息的重要 渠道 ，只有保证了这个渠道的通畅，才能够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才能够在危机发生时，不至于引起公众的恐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而网络媒体在这方面所发挥的功能也逐渐凸显。

网络特有的“交互”功能也是受众选择媒体进行信息发布时它所具有的一大优势。传统的媒体如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在传播信息时的方式都是单向的，不具有双向沟通的功能，满足不了受众想要迅速得到信息回馈的需求。但是受众在参与网络舆论的过程中，就具有很高的主动选择性，受众可以根据其兴趣喜好获取信息或者发布信息，受众的主动性得到了极大的展现，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选择。媒体要想掌握社会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就要以最广泛、最权威的方式向公众公布事实真相，澄清事实，说明真相，让公众在真正了解实情、掌握信息的基础上，消除恐慌，增强信心。在这方面，网络媒体无疑将自身的优势发挥到了最大化。在网络中，信息量大且丰富，形态多样、传播迅速及时，受众的操作完成也简单易行，在信息内容选择的自主性、准确性上都有很明显的优势。同时，受众的选择也不必受广播电视和报刊媒体在时间上的限制，受众只需要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就可以随时随地选择适合自己阅读的信息，并且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评论。所以，受众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掌握和影响传媒传递的信息，改变受众的传受地位。所以，首先在受众对媒体的选择上，互联网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优势，它对网络舆论所能够形成的力量给予了一个极具发展力的平台。

二、接收信息时的“自己人心理”

在日常生活中，受众在接受信息时会有一种“自己人心理”，即受传者在接受传播过程中，总希望在传播者身上找到与自己的共同点或相似点。共同点或相似点越多，就越容易选择、接受传播者所传播的信息。

在网络信息的发布中，当属UGC用户的内容最能引起受众的关注，UGC是“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原创内容)”的缩写。UGC的概念最早起源于互联网领域，即用户将自己原创的内容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展示或者提供给其他用户。UGC并不是某一种具体的业务，而是一种用户使用互联网的新方式，即由原来的以下载为主变成下载和上传并重。例如：YouTube等网站就是UGC传播的成功案例，而社区网络、视频分享、博客和播客(视频分享)等等则是UGC传播的主要应用形式。

在网络上，受众可以更多地接收到关于同一事件的不同侧面、不同形式的报道，还能够做出自己对于事件的独立评判和思考。最重要的是受众还可以及时向媒介反馈自己的意见，随时发表自己对新闻的观点和看法。另外，网络媒体的传播不仅是媒体与受众之间的互动，还是受众之间的沟通，这是传统媒体无法实现的。

在网络传播中，发布信息的大多都是一些普通民众，他们发帖时的心理状态以及表达出的事件关注点，包括言论措辞等大都能和普通受众产生共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网络上的发帖行为就很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再加以事件本身，或是百姓急需解决的能博得网民大量同情心的事件，或是贫富极端中的富端的“为富不仁”抑或高官的以权谋私，这都是大多数的百姓所深恶痛绝却不敢也没有渠道可以供其发泄和交流的，而网络低门槛和匿名的特点正好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平台。

三、接收信息时的心理选择

受传者在面对众多媒体进行选择接收时，他们的心理系统对传播媒体的选择情况包括：“当一种传播媒体能使受传者在接受信息时可以自由地控制接受信息的速度、次数、时间、地点，而另一种传播媒体则不能使受传者在接受传播时可以自由地控制接受信息的速度、次数、时间、地点。那么，受传者会选择前者而舍弃后者。”“当一种传播媒体告诉受传者发生了什么事，至于这件事是什么样子，只能尽力提供尽可能详尽、具体、生动的描述，让受传者根据描述去想像这件事是什么样子;而另一传播媒体在告诉受传者发生了什么事的同时把这件事的样子原原本本地展现在受传者面前，不作描述，不需要受传者去想像这件事是什么样子。那么，受传者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一传播媒体。”

随着网民越来越习惯和喜爱自己创作内容，并与他人分享，在互联网上，UGC已经成为很多网民的生活方式，例如在UGC最为活跃的BBS和博客领域，国内已经有很大的用户群体，并且仍在迅速增长。

在当今的信息传播中，无论是互联网还是移动 网络，受众所获得的信息中越来越多的内容不再来自于传统媒体，而是直接来自于用户、论坛、博客、社区、视频分享和微博等等。尤其是手机功能的不断强大，再加之微博的飞速 发展和大范围的普及，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利用手机制作图片、视频，将自己的心情和所见所闻用手机记录下来，并且随时随地就可以将这些内容发布到微博上，或者传递给他人，再形成各种转发和评论，就有可能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关注，甚至在 社会舆论上形成广泛的影响，这种例子已屡见不鲜。如今，上微博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一大渠道。

所以，在网络传播中，受众对身边的新鲜事的传播方式和方法，正是符合上述受传者的 心理系统对传播媒介的选择情况的，是受传者更倾向于选择的传播方式。网络传播正是能满足受传者这种心里需求的信息发布平台，

受众在选择传播方式时，会选择更容易也更便捷的能发布其意见的媒介，而网络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极富发展空间的平台。首先，它存在一些操作上的优势。其一是其门槛很低，操作并不困难，只要稍有网络常识的人都可以通过其发布并接收信息。它的第二大优势就是有个快捷的入口，比如优酷首页会有一个搜索框，可以让用户很便捷的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内容，并找到自己的同类 爱好 者，这是网民愿意使用它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其三是它的草根性和匿名性，可以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其中，传播与接收信息同时进行，用户拥有了自主生产内容、发布内容的权力，而不仅仅只是个被动的信息受众。

以上是本文对网络舆论的形成过程从其传播心 理学角度所做的分析。但是，在分析网络舆论盛行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弊端。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生成内容，相应的也就会有很多错误、片面甚至虚假的内容。所以，这就需要受传者在接受信息时要拥有一定的判断能力，或者相关部门可以相应建立一些审核机制。但如果真的建立了条条种种的审核机制，那么网络舆论传播还会像今日这样继续繁盛吗?这将又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林之达.传播心理学新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杜骏飞.中国网络传播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周葆华.效果研究:人类传受观念与行为的变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5]刘卫东.新闻传播学概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6]张隆栋.大众传播学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钱学森（～今）中国著名物理学家，世界著名火箭专家。浙江杭州人，生于上海。 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4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学习。 1935年赴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1938年获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 1938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火箭研究。 1950年开始争取回归祖国，当时一位美国海军的一位高级将领金布尔说：“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因此钱学森受到美国政府迫害，失去自由，历经5年于1955年才回到祖国。 1955年10月冲破种种阻力回国后，1958年起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 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等职。现任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等职。 钱学森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1956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钱学森曾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技协会主席。 【生平】 1、早年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早年曾在北京师大附中和上海交通大学读书。1934年暑假，他从交大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学。 1935年8月的一天，钱学森从上海乘坐美国邮船公司的船只离开祖国。黄浦江浊浪翻滚，望着渐渐模糊的上海城，钱学森在心中默默地说：“再见了，祖国。你现在豺狼当道，混乱不堪，我要到美国去学习技术，他日归来为你的复兴效劳。” 钱学森到美国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学工程要到工厂去实践，可当时美国航空工厂歧视中国人，所以一年后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1936年10月他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 钱学森是慕名而来的。因为，坐落在洛杉矶市郊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是匈牙利人。 20世纪30年代初，航空科学还处于襁褓之中。冯·卡门当时是这一领域的顶尖人物，后来被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1970年，月亮上的某一陨石坑被冠以他的名字。 冯·卡门抬头仔细打量着这位仪表庄重、个子不高的年轻人，他提出几个问题让钱学森回答，钱学森稍加思索便异常准确地回答了他的所有提问。冯·卡门暗自赞许：这个中国人的思维敏捷而又富于智慧。他高兴地收下了这位学生。1945年初，钱学森成为以冯·卡门为团长的空军科学咨询团的成员。德国投降后，他随该团的考察小组到欧洲考察航空和火箭技术。1947年初，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在受监控期间，除教学外他仍未放弃学术研究，1953年发表了《从地球卫星轨道上起飞》，为低推力飞行力学奠定了基础，并于1954年出版了《工程控制论》一书。1955年回国前他向冯·卡门告别时,冯·卡门激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超过了我!” 钱学森成为 冯·卡门领导的古根罕姆航空实验室的一名研究生。这个实验室后来成为美国火箭技术的摇篮，钱学森就是在这里进行火箭技术研究最早的三名成员之一。1929年至193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毕业后报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录取后在杭州笕桥飞机场实习。1935年至1939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36年至1939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数学系学习，获博士学位。1939年至1943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研究员。1943年至194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教授（其间：1940年至1945年为四川成都航空研究所通信研究员）。1945年至194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1946年至1949年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空气动力学教授。1949年至195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 1947年与蒋英结婚。 1955年回国。1955年至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1965年至1970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70年至1982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还历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会长，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任、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86年至1991年5月任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委会主席。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科协名誉主席。1992年4月被聘为中科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1994年6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钱学森是中共第九至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钱学森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和“火箭之王”。在美学习研究期间，与他人合作完成的《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奠定了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的理论基础；与他人一起提出的高超音速流动理论，为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6年初，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并被任命为委员。1956年，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 早年在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技术的许多领域都做过开创性的工作。独立研究以及和冯.卡门合作研究提出的许多理论，为应用力学、航空工程和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回国后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卫星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创建和发展我国的导弹、航天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工程控制论、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许多理论领域都进行过创造性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1956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1年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7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7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9年获“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奖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1991年10月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1995年1月获“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6年10月获“中国航天事业50最高荣誉奖 两弹一星” 。 著有《工程控制论》、《论系统工程》、《星际航行概论》等。 学习和研究工作是非常紧张的，钱学森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半天时间看书，半天时间讨论，晚上继续苦战。3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成为冯·卡门的得力助手。这期间，他不仅掌握了空气动力学的根本知识，而且已经站到了这门科学的最前沿。1939年，他研究航空结构，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到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年，钱学森认识了研究火箭技术的同学F·J·马林纳。经马林纳介绍，钱学森参加了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得识该小组的书记、化学物理助理研究员威因鲍姆。在小组里，钱学森同大家一起学习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每星期例会经常讨论时事。1938年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个小组解散。 鉴于钱学森研究工作的出色成绩和美国战时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他得以参加机密性工作。1944年，美国军方委托冯·卡门教授为首，马林纳为副，大力研究远程火箭。钱学森负责理论组，把林家翘、钱伟长也请了来，进行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燃烧理论研究等工作。与此同时，钱学森还担任了航空喷气公司的技术顾问。1945年初，他还被美国空军聘为科学咨询团团员。这一时期，他取得了在近代力学和喷气推进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宝贵经验，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空军高度赞扬钱学森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认为，钱学森已是“制定使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 1946年暑期，钱学森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再到麻省理工学院任副教授，专教空气动力学专业的研究生。1947年初，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同年夏季，钱学森请假回国探亲，9月中和蒋英（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结婚。蒋英是中国早期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三女儿，是在维也纳和柏林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的女高音声乐家。 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整整居住了20年。这期间，他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生活上享有丰厚的待遇，工作上拥有便利的条件。然而，他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不止一次地发出“旅客生涯作到何时”的感叹。 2、回国 “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国著名科学家和火箭专家钱学森于1955年9月17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踏上回国航程，于1955年10月1日到达香港，1955年10月8日到达广州时，对接待他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代表朱兆祥同志所说的一句万分感慨的话。同他一起回国的还有他的夫人和两位幼儿。 钱学森于1935年8月，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学习和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的。回国前，曾担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编辑本段]【科学成就】 钱学森长期担任中国火箭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对航天技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做出了巨大的和开拓性的贡献。钱学森共发表专著7部，论文300余篇。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应用力学 钱学森在应用力学的空气动力学方面和固体力学方面都做过开拓性的工作。与冯·卡门合作进行的可压缩边界层的研究，揭示了这一领域的一些温度变化情况，创立了卡门——钱学森方法。与郭永怀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 ②喷气推进与航天技术 从40年代到60年代初期，钱学森在火箭与航天领域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概念：在40年代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JATO)，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在1949年提出了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在1953年研究了行星际飞行理论的可能性；在1962年出版的《星际航行概论》中，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 ③工程控制论 工程控制论在其形成过程中，把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这类工程技术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钱学森本人就是这类研究工作的先驱者。 ④物理力学 钱学森在1946年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的研究，是先驱性的工作。1953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改变过去只靠实验测定力学性质的方法，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1961年他编著的《物理力学讲义》正式出版。现在这门科学的带头人是苟清泉教授，1984年钱学森向苟清泉建议，把物理力学扩展到原子分子设计的工程技术上。 ⑤系统工程 钱学森不仅将我国航天系统工程的实践提炼成航天系统工程理论，并且在80年代初期提出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概念，还坚持致力于将航天系统工程概念推广应用到整个国家和国民经济建设，并从社会形态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高度，论述了社会系统。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形态都有三个侧面：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钱学森从而提出把社会系统划分为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意识系统三个组成部分。相应于三种社会形态应有三种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经济形态)、政治文明建设(政治形态)和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应是这三种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从实践角度来看，保证这三种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就是社会系统工程。从改革和开放的现实来看，不仅需要经济系统工程，更需要社会系统工程。 ⑥系统科学 钱学森对系统科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发展了系统学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 ⑦思维科学 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上的一大热门，但学术思想却处于混乱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学森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提出创建思维科学(noeticscience)这一科学技术部门，把30年代中国哲学界曾议论过，有所争论，但在当时条件下没法讲清楚的主张，科学地概括成为思维科学。比较突出的贡献为： (1)钱学森在80年代初提出创建思维科学技术部门，认为思维科学是处理意识与大脑、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大部门。推动思维科学研究的是计算机技术革命的需要。 (2)钱学森主张发展思维科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工作结合起来。他以自己亲身参予应用力学发展的深刻体会，指明研究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应以应用力学为借鉴，走理论联系实际，实际要理论指导的道路。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就是思维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思维学。研究思维学的途径是从哲学的成果中去寻找，思维学实际上是从哲学中演化出来的。他还认为形象思维学的建立是当前思维科学研究的突破口，也是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核心问题。 (3)钱学森把系统科学方法应用到思维科学的研究中，提出思维的系统观，即首先以逻辑单元思维过程为微观基础，逐步构筑单一思维类型的一阶思维系统，也就是构筑抽象思维、形象(直感)思维、社会思维以及特异思维(灵感思维)等；其次是解决二阶思维开放大系统的课题；最后是决策咨询高阶思维开放巨系统。 ⑧人体科学 钱学森是中国人体科学的倡导者。 钱学森提出用“人体功能态”理论来描述人体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行为。他认为气功、特异功能是一种功能态，这样就把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系统理论的研究置于先进的科学框架之内，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起了重大作用。在钱学森指导下，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于1984年开始对人体功能态进行研究，他们利用多维数据分析的方法，把对人体所测得的多项生理指标变量，综合成可以代表人体整个系统的变化点，以及它在各变量组成的多维相空间中的位置，运动到相对稳定，即目标点、目标环的位置。他们发现了人体的醒觉、睡眠、警觉和气功等功能态的各自的目标点和目标环。这样，就把系统科学的理论在人体系统上体现出来了，开始使人体科学研究有了客观指标和科学理论。 ⑨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钱学森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归纳为十个紧密相联的科学技术部门。这十大科学技术部门的划分方法，正是钱学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系统论对科学分类方法的又一创新。 【2007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钱学森】 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钱学森的颁奖词：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阎肃，对钱学森老人这样评价：大千宇宙 浩瀚长空，全纳入赤子心胸。惊世两弹 冲霄一星，尽凝铸中华豪情，霜鬓不坠青云志。寿至期颐 回首望去，只付默默一笑中。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杜玉波，在推荐钱学森老人的时候这样写：辗转回国，钱学森展现了中国科学家的硬劲；力学、喷气推进、航天技术，钱学森展现了一位科学家在研究上的牛劲；东方红卫星、神舟飞船、嫦娥奔月，钱学森给中国航天事业打了足够的底劲；今天，这位中国航天之父所开拓的事业正阔步向前，冲劲十足！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陈章良，在推荐钱学森老人的时候这样写：他不仅以自己严谨和勤奋的科学态度在航天领域为人类的进步做出卓越的贡献，更以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科学家的人格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