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大关于文字狱的毕业论文

苏东坡这位文化界的武林盟主，代表宋朝最高的文学艺术成就。如果为中国悠悠五千年的文学艺术，挑选一名形象代言人，做广告宣传的话，大概无数人会给东坡先生投上一票。林语堂先生曾夸奖他有蟒蛇的智慧和鸽子的温柔敦厚；盛赞他是“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间孤版。 大约谁了解这位人间真仙，谁就会 恨不得堆砌世界上最美好的文字来评价他， 恨不得和他一起历经风吹雨打， 恨不得为他斟酒打杂。    因为，他是走过一生，仍是少年的东坡居士。韩寒写过“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然而，苏轼一生从来都不在乎自己的利弊得失，一辈子只为民计较利益。因为他甘为百姓愁为黎明苦，所以得罪了很多达官贵族。但他从来没有悔恨。他的弟弟苏辙这样评价哥哥：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 这样的人，永远都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个怀有初心的少年。     苏轼这一辈子的官场起落，估计和他母亲程氏脱不了干系。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就像流在身体的血液，无处不在。苏轼的母亲程氏，这个富家小姐，珠宝首饰不戴，绫罗绸缎不穿，整日和诗书文章、笔墨琴棋交朋友。当她看上没钱奢侈，有钱买书，有才华写文的老顽固苏洵那一刻，就打实了“一门三父子，皆是大文豪”的基础。     有一天，程妈妈教小苏轼《后汉书·范滂传》的时候，小苏轼心中感动，就问“假如孩儿有一天也像范滂一样，母亲您会不会难过？”苏母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汝能为滂，我顾不能为滂母耶？！（你能成为范滂，我难道就不能成为范滂之母吗？！）”从此，苏轼两兄亲，就成为“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小小少年。在苏轼饱经沧桑历尽沉浮后，这个少年志向，在他价值信仰的天平上，重量始终一样，没有半点缺斤短两。     苏东坡曾经自嘲三不如人：“下棋不如人，喝酒不如人，做官不如人”。他下棋喝酒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做官不如人，真的一点都没有蒙我们。苏轼二十一岁跑去考试，当时的大文豪欧阳修读到他的答卷，全身冒汗，他对身边人叹息说：“你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世上人再不会传诵我的文章了”。他当时便做了决定：“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这就是“出人头地”成语的由来）！就这样，他一出场，牛刀小试，就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青睐。惊呆官场，艳压文坛，怎一个惊艳了得。如果照这个势头，顺风顺水，我们只能看到另一个天才晏殊，而不是苏东坡这样的有趣灵魂。正是因为他做官不够顺利，我们才能读到东坡的独步天下的壮丽诗词。于是，宋词中不仅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婉约伤浅情，还有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愈凄苦。     从当官开始，大起大落是他的人生，宠荣不惊是他的气魄。在乌台诗案以前，他都算是官场得意。他不同意王安石“疾风扫落叶”的变法，常常跟皇帝上书，强调变法要“润物细无声”。他的意见几次三番不被采纳，就很知趣地请求离开首都，宋神宗也顺水推舟准他远去。这一脚才踏进权利中心，还没站稳就急忙抽身。他的淡泊名利，不留恋权利的纯良本质就一一露馅。他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党争上，想用自己的才华给地方百姓做点事情。金子般的心。可昭日月。但如果可怕的阴险小人，能轻易放过敌人，他们岂不是浪得兴妖作怪的虚名？在苏轼离开京城的日子，一群奸诈小人正在研读他的文集，歪曲文字，布下文字狱的天罗地网。     苏轼写诗歌咏钱塘潮，变法派说他是讽刺皇帝大兴水利，劳民伤财。苏轼写诗自喻蛰龙，变法派说他自比真龙天子，有不臣之心。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变法派竟然说苏轼不学无术，浪得虚名。听了好想一巴掌打醒那些有眼无珠的混球。这好比说姚明不会打球，刘翔不会跑步。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呀！在小人的污蔑之下，苏轼的罪名已经板上钉钉。这时，他正在湖州做知州。虽然早就收到弟弟的通风报信，但他还是诚惶诚恐。在府衙面见传达圣旨的官差时，他竟然手足无措，不晓得要穿官服还是便服，前去接见。这是一个文人，自然不像武将，做好时刻把命揣在怀里的准备。但恐惧这种本能，在他心里也就是那么一瞬而过。后来他在乌台，被侮、被打、被踢、被骂……无论白天黑夜，无休无止。到了隔壁犯人都不忍心听的程度。住在苏轼隔壁一个叫苏少容的士子狱中赋诗十四首，有诗云：“遥怜北户吴兴守，诟污通宵不忍闻。”     一个文人，遭受这种非人的折磨，依旧安然赴死，不悔不怨。月光穿过乌台监狱的天井，照到这个中年人的脸庞。仿佛，月光也认出了他，他仍是那个做着范滂英雄梦的少年。而且，他还是那个喜爱写诗作词的少年。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捡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从此，他的仕途跌宕起伏。乌台诗案结案，他被贬黄州五年。然后由罪犯之身，连升6级，做到中央部长的职位。后来又连降7级，一贬再贬，贬去蛮荒之地岭南。那些奸诈小人，从朝廷发出一声变态的奸笑“贬贬贬，贬到你没有兴趣饮酒作诗”。 结果，他们的坏心思像一块被石头砸碎的玻璃，碎了一地。苏大才子的豁达，即使身在地狱，还要喝酒作诗。何况，岭南，还有妃子笑。于是他“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吃得正酣。顺便还@杨贵妃。贵妃回一句“讨厌，又在晒荔枝，馋人啊。” 他还对自己在惠州的日子，自问自答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读到这里，不禁为他的气魄，拍手称快。这样的文采，这样的哲理诗句，这样的心态，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有了。 朝中死敌听到这样的话，真是气愤难眠。什么，在这样蛮荒之地，你还吃得这么开心，写得这么痛快？     于是，他被贬去更远的海南儋州。一开始，他是害怕的。他打心里觉得一个62岁的老头，经历这种折腾，不会有活路。于是，他先把棺材运送过去。谁知，这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到了海南又活得滋润自在。他慨叹“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他放言“我本儋耳氏，寄生在西蜀”。真是一个顽皮的少年！揍得越狠，头抬得越高。他并不是只争口舌的痛快，装腔作势。他到了儋州，办学堂，修路修桥，改善民生。明明是即将油尽灯枯的一盏老灯，却发出多少人一辈子都比不过的光和热。他观赏海南的风光，又不把它们据为己有。他向中原推荐这片土地，他为海南培养出了第一个进士。他深情感慨“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这种四海一家的觉悟，这种爱天地爱万物爱生灵的圣心，真的是如少年般单纯炙热。     苏轼虽然一生漂泊，但身边总有那个爱他的红颜知己。因为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暖男。因为他对枕边人情义如一，不减半分。因为他有同甘共苦，互相包容的成熟之情，更因为他始终保留着少年初见那份动心之爱。在爱情里，他永远做那个动心的小孩，不曾改变。这就是他后院温暖，却不起火的原因。     他的第一任妻子王弗去世，他悲伤不已，在亡妻坟前，闷不吭声地种下了4万棵松树。每一个树坑，埋藏的都是他绵绵不绝的爱意和依依不舍的伤感。正应了那句“情根深种”的老话。十年已过，当年的四万棵树苗渐渐长高，长成了一片松岗。松树已经不是当年的树苗，而当初那份永别之苦，却还是那份愁苦，虽然深藏心底，却是不减反增。‘物是人非事事休‘’固然伤感，那么‘“物非人是”又是怎样的无法释怀啊！是真的无法释怀啊！才能写下这样感动我们心肺，流干我们眼泪的词篇。       江 城 子  苏 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对爱妻那份爱，就像那庭院深深深几许般无法估量。     他娶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在东坡被贬黄州最潦倒的岁月，王闰之一直与他相伴，抚养堂姐的遗孤和自己的儿子。操持家务，耕田织布，同甘共苦。她识得夫君才，甘当贤内助。不嫌家贫，不怪夫酸。她还十分清楚，自己的丈夫就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没有责骂，反而溺爱丈夫孩子般的纯真心灵。东坡在孩子的世界越走越远的，同时也在诗词，书法，绘画上获得更加贴近生活的灵气。     穷困潦倒，他在东边开垦出了一块荒地，竟然不无得意地称自己为东坡居士。     家徒四壁，他在寒舍四周画下冬日雪景，却还不失诗意地取名东坡雪堂。     试想，如果他身边站着的是河东狮，他还能这么自得吗？如果他陋榻旁睡下的是吕娥姁，他还能这么兴致勃勃吗？有妻如此，难怪他在祭文中写道“三子如一，爱出于天。” 又立下“惟有同穴”的誓愿。可见他对第二任妻子义重情深。     在杭州任知州的时候，他遇见了一生中重要的红颜知己王朝云。据说下面这首3岁小孩都能背的诗句就是为朝云而写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后来被贬到岭南，幸好有朝云相伴，不然会给本来就愁苦的生活，平添多少孤独的烦恼。看看他在六如亭下，给朝云写的墓志铭 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苏轼虽然漂泊四处，但感情生活还是非常和谐。没有感情的羁绊，难怪他可以专心的为民牟利，专注地写诗作词，写字作画，躬耕东坡，寄情山水。这种和谐，这种齐人之福，全因为苏轼怀着一颗少年的心，去爱不再年少的人。所以说，对待爱情，苏轼从来都还是那个一如既往的深情少年。     苏轼和佛印互损的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其中有一段非常著名。有一天，苏轼打坐悟道，觉得自己修禅的本事精进，达到八风吹不动 的境界。这句话传到了河对岸的佛印耳中，佛印就说了一句“放屁”。苏轼听后，气不打一处来，急忙过江找佛印理论。佛印只说了一句“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苏轼听后大笑，立刻明白自己没有达到不为外物所牵所绊的境界。他的自以为是不是重点，大笑才是。这么磊落的笑声，犹如孩童般的无邪。   苏轼朋友圈有一位特别的好友，那就是他的政敌王安石。两人亦敌亦友的交情，让后人见识到了，政敌未必相仇，文人未必相轻。苏轼入狱时，王安石一句‘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让他幸免于死；王安石罢官时，苏轼跋山涉水前去慰问。虽然苏轼与王安石意见不同，但不影响革命友谊。他们上朝时你我针锋相对，下班后咱们吟诗作对。我不赞同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彼此间的赏识理解，深埋于心。    苏轼又是一位幽默的段子手，总是拿自己的好友开玩笑。司马光倔强，苏轼给他取个外号叫“司马牛”；柳月娥野蛮，苏轼给她取个外号叫“河东狮”；老友张先八十岁时娶了一个十八岁的小媳妇，苏轼调侃地说：“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这句横空出世的黄段子，调侃了古今中外多少对老夫少妻！   最绝的是， 苏轼无时无刻不在调侃自己。 他脸长，就说自己“去年一滴相思泪，今年犹未到腮边”。晚年寂寞，只有儿子为伴，就不时地取笑自己来作诗。“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苏轼晚年遇到宋徽宗大赦天下，返回常州。带病泛舟，他的粉丝们为了要看一看这个文坛老大，万人空巷，两岸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道路瘫痪。看到这个情景，东坡在船头，一边和百姓们挥手问好，笑脸相迎。一边对身边人开起玩笑“莫看杀轼否？”这么多人来看我这个老头，我不会像“看杀卫玠”那样，因为忙着在大家面前走来走去而累死吧？一语成谶，东坡于常州一病不起，然后一命呜呼。这不仅应验了他的自嘲，还应了他生前喜爱常州风光，说要死在常州的戏言。他不仅预测了自己死在哪，还说中了自己怎么死。这种神预测，让多少人不解。恐怕也只能解释为“他是天上神仙，能预知生死”。不管怎样，一代文豪，就这样，伴着自己的轻松幽默，长眠于土。    他这传奇的一生，不免让人联想，只有神仙才能有这样的天才，这般的气度，和这对人生的许多爱。他像孩子般热爱人间泥土的芬芳，他倾听生生不息的江河，欣赏山林险峰中的明月。他也“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想驾一叶扁舟，从此远离人间的纷纷扰扰，江海寄余生。但始终，他热爱着人民。放心不下他深深牵挂的田野农夫，他愿意为他们尽自己一点才华，哪怕不能做官，也可以用诗词，感召那些困惑的心灵。他选择在人间地狱练就一生的处变不惊。他的人生态度，让多少在困顿中失声痛哭的文人学士，豁然开朗。他们想，我再悲剧，有东坡先生这么凄苦吗？于是，喜色上眉梢。于是，人生再无过不去的坎。他本是天帝派下凡间，去历经千难万劫的神仙。李白大概也是这样一位谪仙。但李白不听话太调皮，不愿意体会人间疾苦。而苏轼呢？他甘愿在人间经历艰难困苦。他像一块砖，除了不填在自己家的宅院里，哪里需要他去哪里。他知道人根本逃不掉这个人世大罗网（美的历程）。无论是人间天上，抑或是廊庙江湖，对于苏轼来说均是外部世界，本无区别；他最后的归宿只能是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是怎样的一种明朗心境。 他走过一生，心仍然磊落得如同少年。 他在密州出猎写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其实他心态乐观，一直都是少年，又何曾老去？ 他又豪放唱道“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他挤兑得铿锵有力，句句在理。因为，他已经用波折一生不改少年的例子， 证明： 有的人，在岁月的长河里，经历风经历雨，却永远不曾老去。

大约自有文字以来，就有文字狱。历朝历代，史不绝书。只是文网之密，处刑之重，规模之广，古代却远不及近代。古代也有暴君，野蛮更过于近代，但是史料保存，比近代少，所以近代特别是清代的文字狱便显得突出了。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曾编印《清代文字狱档》一书，共出九辑，收六十五案，多为乾隆年间之事。乾隆口口声声说：“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然而这本档案，却血雨腥风，透过纸背。 文字狱，字面明白，是为了文字吃官司。 文字总是出于文人之手，吃文字狱官司的，当然是知识分子了。在封建统治下，文字狱十分残酷，出乎常情，不受任何约束，不同于一般狱讼，所以，可以说文字狱乃是专整知识分子的“特种刑庭”。 文字狱是封建统治者树立权威、维护政权的一种手段，帝王们拿士大夫开刀，为的“杀鸡吓猴子”，迫使全体臣民慑服。每一文字狱的构成，总要扣上“叛逆”的帽子，好像有好大的“敌我矛盾”。只要看一看案情，就能明白，那是用做借口的护身符，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文字狱的案件，几乎全部是冤案、假案、错案，罪名是由于罗织而成的。 一般狱讼，总是先有犯罪嫌疑或行为，然后据以判处的。文字狱却不是这样。文字狱往往是先有特定的对象，而又无法(不能或者有所未便)定他的罪名，于是就从他的文字作品中找证据。明代诗人高启，做了一首《题宫女图》，中间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静有谁来”这样的句子，皇帝被讽刺帷薄不修，很受不了，又不愿意张扬其事，这就借着他代友人魏观作《上梁文》，处刑腰斩。《上梁文》有什么毛病呢？是因为屋基是吴王宫殿旧址，硬说他有造反的企图。清代皇帝雍正，猜忌年羹尧，因为他的功劳大，难下毒手，这就指责他在奏折里，把“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是“大不敬”，有该死的罪。清代皇帝乾隆，自称“古稀皇帝”；有个不识相的大官名叫尹嘉铨，也自称“古稀老人”。乾隆认为他佞妄，又不好治罪，于是造了一个“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这个文字狱，把他绞杀。 这明明指出：文字本来无罪的，只是“有罪者”的文字才“有罪”。统治者今天看这个人顺眼，这个人的文字就没有问题；明天看这个人不顺眼了，这个人的文字中就有问题一大堆。清代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正是这样。乾隆对于此案，发了一顿牢骚，说是：“朕见其诗，已经数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指雍正)之诛查嗣庭矣。”当时关于文字狱案件，总是雷厉风行，急如星火的，怎么这个案子却等待数年之久呢？只因胡中藻是鄂尔泰门生，鄂尔泰原是乾隆重臣，后来失宠身死。所以胡中藻的文字，在鄂尔泰得意时没有问题；在鄂尔泰失宠身死时，问题就来了。 文字狱是无限上纲、罗织而成的，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清代初年，如庄廷�的《明史稿》案，吕留良、曾静案，戴名世的《南山集》案，都是出名的大案，动辄牵连几百人，杀了无数的知名之士。后来这种大案虽然少见，但以文字获罪的条件却大大放宽了。乾隆时期，阎大镛《俣俣集》案，问官指出“不避庙讳”，“御笔”朱批：“如此可恶，当引吕留良之例严办矣。”吴英“拦舆献策”，建议了五件事，不能答应就不答应吧，不是这样做，偏挑他写了两个“弘”字是“迭犯御名”(乾隆名叫弘历)，碎剐凌迟。还有，一个“明”字，一个“清”字，都不能随便使用，因此而遭杀身之祸的也大有人在。例如：李�《虬峰集》里有“杞人惊转切，翘首待重明”之句；徐述夔《一柱楼诗集》里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胡中藻《坚磨生诗钞》里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这些都是死罪。事例太多，无从列举了。 深文周纳，吹毛求疵，是一切文字狱案件中必然采取的。为什么那些受害者罔知忌讳，自贻伊戚呢？殊不知，“鸡蛋里面挑骨头”，总归要硬派一顶帽子戴在头上，不管多么小心谨慎，真是“由你奸似鬼，也要喝老娘的洗脚水”，要想规避幸免，简直不可能。传说清代雍正时期，有人在文字中写了“维民所止”，这原是句成语，不料雍正勃然大怒，说“维止”二字是把雍正砍了头。所以吕留良留下一部《维止录》尽管是在此以前的事，凭这个书名就非得把他�尸不可了。胡中藻做学政，考试出了一个《乾三爻不象龙说》的题目，乾隆说：“乾封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定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这两个例子，一个是象形，一个是谐音，谁会想到会犯罪呢？还有一个名叫龙凤祥的人，喜欢刻图章，印了一部《麝香山印存》，“并无悖逆不法字句”，却也犯了罪，从云南再次充军到伊犁。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他不该姓“龙”，姓龙罢了，为什么还取名“凤祥”？占了皇家的吉利口彩，能不有罪吗？ 从上面列举的材料不难看出，只要是笔头下写出来的文字都可以作为文字狱的罪证。大则几十本的专门著作，文集诗集；小则一篇短文，一首诗，一封书信；甚或一二句诗的断句，一二句写下来的言语。自己作的，传抄别人的，以至传抄古人的，一经挑剔，决不容你摆脱。发展到后来，戏曲、音乐、绘画，以至于刻图章等等，凡是与文字有关的，也都列入文字狱的罗网了。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听到有人用这样一句话安慰那些倒霉蛋，大概意思就是贼老天给你关上了一道门的同时，弄不好还会替你打开一扇窗。当然啦，这种只能拿来糊弄小年轻的所谓心灵鸡汤早就烂大街了，现在的成年人基本都能免疫。 因为生活的现实是，就算贼老天终于大发慈悲的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之后的结局往往就是顺手关上了所有的门，而且还都是铜墙铁壁的那种。 所以西晋名将羊祜才会慨叹“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当断不断。”（《晋书·卷三十四·列传第四》） 就像我们在游戏中培养英雄，天赋点总是不够用，突出特长就得暴露特短，综合发展就意味着平庸废材。而在人生中，又何尝不是如此？ 说到诗才词华，用一句唐有李青莲，宋有苏东坡就足以镇压华夏文坛数千年——别人能文思如泉涌就足称大才，这二位大神呢？如泉涌、如尿崩那算状态不佳。一旦情绪来了，名词佳句就好像火山爆发、钱塘大潮一样拦不住、没法挡，只能任由其一溃千里……与其同时代的文人墨客，要么只能羡慕嫉妒恨，要么如老杜那般化身超级粉丝迷弟，要么干脆像欧阳修一样心服口服的“当避此人出一头地”（《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 如此超凡脱俗的天赋，只能说老天爷过于偏爱了——这何止是开门开窗，简直是替他俩活生生的拆了整整一面墙！ 但上天又是公平的，在毫不吝啬的将他俩的文才天赋树点爆之后，并不会慷慨的附赠额外的点数顾及其它，于是悲剧就发生了…… 李白先不去说他，今天就聊聊苏轼。说到这位苏仙儿，那可是千年以降在东亚汉文化圈里堪称无敌的存在，无论诗词、文章、书法、绘画乃至美食、医药、茶艺等方面都能专治各种不服。然而文学和艺术并不能当饭吃，这位苏大文豪在事业和生活上的能耐就让人比较无语了，连个凡夫俗子都赶不上。 比如说身为一名官员，苏轼就神奇的把官做得越来越小不说，还一路从汴梁做到了琼州。要是这家伙再多活几年，没准还能把官做到国外去，也不知道算不算是替大宋朝开疆拓土了…… 在古代、尤其是科举时代想当官，有没有经世济民的本事，能不能替君解忧、为民抒困啥的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书要读得好，还得擅长考试，即必须得是个学霸——要是通不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哪怕你才比萧何、孔明，也只能对着朝堂官场干瞪眼，根本没机会施展才能。 从这个角度而言，苏轼天生就是个做官的料。这货不仅诗词文章如有神助，而且论到做学问和考试的本事，整个天下也没几个人敢说比他强。 北宋景祐三年（公元1037年），苏轼生于四川眉山。21岁时首次出川赴京赶考，结果这个生性大大咧咧的家伙就捅出了个大篓子——他在会试中洋洋洒洒的写了一篇名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简直是字字珠玑、妙到颠毫，深受考官好评。可是苏轼在文中引用的一个名为“三杀三宥”的典故，却让一众学问深厚的老学究们挠破脑袋也想不到出处，谁知却是这货胡诌出来的： 话说古人对待学问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尤其是对先贤、经典更是奉若神明。这要是换个古板些的考官，就凭苏轼这么胡闹轻则也得把他当场黜落，重则打为儒家败类，从此不再录用也不是不可能的。 幸亏苏轼运气好，摊上了嘉佑二年进士科的主考官欧阳修。老欧阳身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北宋一代文坛盟主，虽然官当得一塌糊涂，但素有识人之明，又有提携后辈之量，所以对苏轼的胡作非为不但一笑了之，还钦点其为会试第二名，遂成一段佳话。 而苏轼这个会试第二名的含金量那可是杠杠的，放到其他年份恐怕能顶上好几个状元的分量。为啥？因为嘉佑二年进士科可是号称“千年龙虎榜”——北宋从仁宗（后期）、英宗、神宗、哲宗到徽宗（早期）这50年间的大部分军、政、学等领域的精英几乎都被这一科一网打尽。有多精英？唐宋八大家这一科中了三大家（苏轼、苏辙和曾巩），号称儒学北宋五子中有两位（张载、程颢）被这一科抓了个正着；王安石变法最为倚重的四大干将（吕惠卿、曾布、章惇、邓绾），著名学术世家“南丰七曾”中的四曾（曾巩、曾布、曾牟、曾阜）以及北宋诸多自号“文帅”中唯一靠谱、堪称名将的王韶都是在这一刻中的进士，其中官至枢密副使以上者就超过了10人（详见《 科举史上的千年龙虎榜——聊聊神奇的北宋嘉佑二年进士科 》）。 而在这一众牛人中高居会试第二名的苏轼，自然就是牛人中的牛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十几二十年后衣紫腰黄、身居政事堂，成为大宋朝层出不穷的名臣良相都不在话下。 不过苏大学霸居然觉得自己没考好，当然他不会像好友章惇那样选择“复读”（章惇拒受敕诰，两年后卷土重来高居会试第五），而是选择了挑战地狱级难度的制科考试。 关于何为制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见《 科举很难考？在宋朝的制举面前那都是小儿科 》这篇文章。对于没兴趣点链接的朋友，我要强调四点——第一，制科考试非常设。两宋319年间才开过制科21次，其中南宋有据可查的仅开过1次；第二，制科考试对应试者的资格要求极高，不但需要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以上级别的高官推荐，考生还需要通过名为“阁试”的摸底考试。如果说制科考试是地狱级难度，那么阁试就是十八层地狱级的，能将绝大部分考生统统干掉；第三，制科考试成绩分五等七级，其中第一、二等从不授人，所以考生即便拿了满分也只列第三等，以下为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和第五等；第四，两宋科举共录取过进士近3万人，加上诸科、恩科、武举等考试通过的人数不小于10万。而能考过制科的有多少？答案是区区49人…… 而能毫无争议的拿到制科第三等这个满分成绩的，整个大宋朝也就苏轼一人而已。 （另有一个叫范百禄的，《宋史》、《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史料记载也考了个第三等，但在《宋会要辑稿》中将范百禄记为第四等。） 科举千年，隋唐时尚不完备，明清时则愈发保守僵化，唯两宋之时文风最盛，选拔出来的人才最佳。而苏轼作为大宋朝第一学霸，自然也堪称千年以来第一考试大牛。有多牛？当年众多考生听说这货带着弟弟前来应试制科，居然一哄而散，几乎无人敢与其同场较量： 这样的苏轼，理所应当成为大宋朝官场的宠儿、日后朝堂上的佼佼者。 说到苏轼，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词开豪放一派”： 事实上这种印象是极其片面的。要论豪迈，苏轼固然能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要论豁达，苏子瞻亦能写下“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要论乐观，苏和仲可以笑谈“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望江南·春未老》）；要论离愁，铁冠道人也能慨叹“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要论奇思妙想，东坡居士可以通灵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要论闲情逸致，苏仙儿更是能慵懒到“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清夜无尘》）。 即便是比起婉约深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样的千古绝唱，又岂是某些无病呻吟乱拍栏杆的妖艳贱……那啥能比的？ 可以说论到吟诗填词，苏轼可谓无所不能。就像他在考场那样大可横剑在手，向天下人大吼一声“无敌是多么寂寞”，估计也没人敢蹦出来跟他嘚瑟。 问题是在史册中、在后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个无所不能的大文豪，可是在现实的生活中，他的身份首先却是、也只能是个大宋朝的官员。毕竟在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是那些高端人才们惟一的前途和出路，苏轼也不能例外。 然而相对于文章诗词对于苏轼来说“就是玩”一样，这家伙当官的本事恐怕就要加上一个字——就是玩笑。 最开始时，他遇到的问题是运气很差。 嘉佑二年苏轼高中进士。正当他名动京师、打算大展身手之时，却传来母亲病逝的噩耗，于是他只能按制归乡为母守孝。 三年后，苏轼王者归来，又一举高中制科三等，为“百年第一”。于是在冗官无数、实职稀缺的仁宗朝，初入仕途的苏轼便被授正八品的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前往地方锻炼4年后，又调入京中判登闻鼓院——这是典型的潜力股升迁路线，意味着苏轼已经进入赵祯的视线，成为了重点培养对象。 只可惜苏轼的运气实在太差了。正当这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进入快速成长期，先是赵祯驾崩，跟这位“先帝”各种不对付的宋英宗赵曙即位，苏轼遂遭冷落。紧接着，他的父亲苏洵又不幸病逝，苏轼只能再度弃官归乡替父守制。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当苏轼再度回归时，北宋政坛早已面目全非。赵曙英年早逝，对苏轼完全不熟悉的新帝、宋神宗赵顼在位，而且还任用王安石开始变法，引起了旧党的激烈反弹，政争遂起。 从此以后，苏轼便开始了各种花式作死。 苏轼本身没有什么坚定的政治倾向。只不过身为传统的士大夫，他深受欧阳修等师友的影响，所以对变法自然没什么好印象。再加上这货天生自带大嘴巴的属性，动不动就对变法的各种弊端大加讽谏，于是遭到了新党的集火打击，很快就被轰得焦头烂额，不得不自请出京避祸。 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到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这段新党最得意的时间里，苏轼一直在北宋的大好山河间四处流窜，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和湖州知州。看似仕途还算顺畅，可是在北宋官场上，哪怕把地方官做出了花来，只要没机会进京依旧是废材一个，没有任何前途可言。 不过苏轼进京的机会还是很快到来了，只不过不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进京赴任，而是凄凄惨惨的被押解到汴梁受审——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说起文字狱，很容易让人想起明清两朝。事实上史上首个大规模爆发文字狱的，居然是文风昌盛、对士大夫极为优待的宋朝。两宋文字狱之多不亚于清朝，比如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胡铨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仅宋高宗赵构一朝，据统计相关案件就不下20起。不仅如此，两宋300多年间禁书、焚书等事件也层出不穷，其中私史成了重灾区。类似清朝明史案的文坛祸事在两宋屡见不鲜，比如《唐鉴》、《东斋记事》、《晁补之文集》等都在禁毁之列，连后来被儒家推崇备至、堪称宋明理学奠基人的程颐的著述都没有逃脱毒手。 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由苏轼引发的乌台诗案。 这货本身就反对变法，再加上赵顼和王安石过于急躁、用人不当，以至于各项新法令在执行阶段弊端百出，苏轼在任职地方时就深有体会，于是对变法恶感更剧。于是在元丰二年因迁任湖州给找赵顼写谢表时，又没管住自己的嘴发了几句牢骚： 须知此时王安石已经二度罢相，变法完全由赵顼一手主持。此前赵顼隐身幕后时，旧党们还可以打着反对老王的名义攻击变法，那叫党争，没啥大不了的；如今皇帝赤膊上阵成了新党的总头头，再反对变法就是反对皇帝，那岂不是要造反了？于是聪明人纷纷溜之大吉，连号称旧党旗帜的司马光都躲进洛阳的地窖里写书去了，就剩一个傻不愣登的苏轼还敢跳出来嘚瑟，立刻被火力全开新党大肆攻讦，被弹成了棉花。 于是赵顼勃然大怒，下令抓捕苏轼归案，而且还摆出一副非弄死他不可的架势： 话说这种待遇在“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宋朝是极其罕见的。而且在审讯期间，宰相王珪、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等官员还不顾“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千方百计的罗织罪名试图置苏轼于死地，以至于绝望的后者都在狱中交待后事了。幸亏有宰相吴充等旧党暗中营救，王安石、章惇等新党干将也反对因政争杀人，还有曹太后这个苏轼的“铁粉”出面说情，这才让他逃过一劫。 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苏轼还是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用以安置贬黜官员的职位，无职掌），并受到监视居住。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因赵顼驾崩、太后高滔滔临朝称制后反对变法并任用司马光为相，苏轼作为旧党的中坚力量重获启用。他不但很快被征召入京，还火箭式升官，很快就由礼部郎中升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直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再度成为官场上炙手可热式的人物。 此时到元祐八年（1093年）高滔滔去世、宋哲宗赵煦亲政后再度推动变法尚有8年光阴，如果苏轼老老实实的跟着旧党大佬们厮混，晋身政事堂成为国家重臣、保余生荣华富贵并非什么难事。可要是不嘚瑟、不惹祸，那他还是苏仙儿吗？ 新党得意时，苏轼成天发牢骚、说怪话，结果惹得人人喊打，差点连小命都丢掉。现在旧党上台了，把那些曾经让他深恶痛绝的新法统统废除，结果苏轼又认为旧党与新党是一丘之貉，没一只是好鸟，又反对尽废新法： 这下好了——新党依旧视苏轼为仇雠，旧党则抨击他是墙头草。于是乎两派首次同仇敌忾的全力集火攻击苏轼，烧得这货外焦里嫩，在京城再也待不下去了，只好灰溜溜的再度自请出任地方。 不过苏轼毕竟在新旧党中都有朋友一大堆，所以这次并没有受到什么迫害。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他晋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此后又先后知颍州（今安徽阜阳）、扬州、定州（今河北定州），小日子过得还算美滋滋。 不过随着赵煦亲政、重新任用章惇为相，这位已经跟苏轼反目成仇的昔日老友立即进行打击报复，将苏轼打发去尚为蛮荒之地的惠阳（今广东惠州）跟野人打交道。不过老苏向来豁达乐观，往好了说是善于苦中作乐，说难听点就是毫无城府，甚至有点缺心眼……所以这货还优哉游哉的在惠阳赋诗一首以自娱： 章惇为人激烈，但也并非赶尽杀绝之人，本来也没想把苏轼这位旧友如何。谁知有小人来打小报告，说苏轼居然在惠阳“春睡美”，把老章气得七窍生烟，干脆又一脚把他踹到了昌化军（今海南儋州），让这货到天涯海角好好睡大觉去。 昌化军属琼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在宋朝海南可不是什么好地方：因为极少对犯罪的官员处以死刑，因此流放就成了“极刑”，其中又以流放琼州为最重，非罪大恶极者享受不到这个待遇。但凡是流放到海南的官员，不仅意味着仕途彻底完蛋，而且形同变相死刑——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海南遍地“瘴疠”，外地人去了必死无疑。 可是苏轼依旧死性不改，在昌化军过得很开心不说，而且又赋诗一首，把海南岛视作故乡： 幸亏此时章惇已经下台，否则暴脾气的老章不再开一记大脚、把这货踹到国外当官才怪。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宋徽宗赵佶颁行大赦，苏轼得以复任朝奉郎（正七品散官，无实职）。次年他在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享年65岁。南宋时，宋高宗赵构追赠苏轼为太师，此后又被宋孝宗赵昚追谥“文忠”。 在今天，如果某作家、诗人之类的纯粹文人被任命为政府高官，一定会让人莫名惊诧，觉得不可思议。但这种事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不过是官场上的常规操作，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毕竟在科举千年的历史中，能考中进士、继而成为官员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写文章的水平。尤其是在北宋王安石变法前，科举最重诗词，要是当时哪个名臣良相脑袋上没挂上个诗人的头衔、没有几首名作传世，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但是学问好、诗词佳跟成为一名合格甚至优秀的官员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这当然是瞎扯淡。历史上固然不乏官声与文名双优的范例，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依然是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背景下，绝大多数名臣良相就算他们的文章诗词水平很高，但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出色的政治能力。而要是没有这个本事，哪怕胸中文才诗华充溢到爆炸，结果也只能是然并卵。 所以李白毕生到处自荐求官而不可得，苏轼则是捧着金饭碗却把官越做越小、越做越远。 这其实并不难理解。 李宗吾先生总结了数千年历史中所谓成功人物的经验，得出了“厚黑”二字真言，可谓是精辟至极。然而苏轼之所以能成为“全才式的艺术巨匠”（《苏东坡传》），如果也需用二字总结，那就应该是“天真”。 正因为天真，所以他至情至性、至纯至诚，所以他才能那般的豁达豪迈、和蔼可亲、机智幽默，无论进退得失皆能自得其乐。哪怕全世界都在与之为敌，然而在苏轼的眼中，这个世界仍然是美丽的、让他无限留恋的，所以才会写出那些脍炙人口、恍如天成的神仙诗词。 唯有如此，苏轼才能成为千百年来备受敬仰爱戴的苏仙儿。 可是天真与厚黑又是永远无法交叠的两个极端，于是苏轼又用他一生的经历给我们展示了一幕官场倒霉蛋的悲剧。 这是苏轼的悲剧，却又是无数后人的幸运。毕竟所谓的名臣良相在史书中多如牛毛，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 而苏仙儿，才是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必不可少的那唯一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