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问题研究论文集

一、我的史学观的形成在十八岁之前，我从未想到自己今后会与史学结下不解之缘。记得1951年在重庆上小学五年级，一次上历史课，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全班同学几乎都答不上，教室里站满了困惑的同学们。老师最后叫我回答，我一口气答得很完整、圆满，得到老师的夸奖。也许这件记忆深刻的小事，就是预兆着我以后一生将从事史学的研究吧。然而，当时我对历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我的主要爱好和兴趣是文学，是从小养成的读书癖好。我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小职员，有七个子女，我排行三，有两个姐姐和四个妹妹，家境贫寒，买书和藏书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只有在重庆上清寺一家书店里，蹲在店里角落，津津有味地看书，有时一蹲就是一个下午。1952年父亲因工作调动，全家迁到成都，我有幸进入四川省重点中学成都第七中学（原国立成都县中）。在中学的六年中，对我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所中学有一座藏书丰富、管理严密的图书馆，有很好的师资力量，使我得益匪浅。我从学校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及有藏书的同学家中搜罗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在初中，我主要阅读中国20－30年代至当今作家的作品，以及中外文学史、语法修辞之类的书籍。到高中，则转向了世界文学的宝库。当时，学校图书馆所有关于外国文学名著，几乎我都读过。这些书籍给我影响最深的是：美国杰克·伦敦的坚强意志和个人奋斗的精神；英国狄更斯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朴素无华的文风；法国巴尔扎克、左拉的宏大构思和对历史的深邃理解；俄国普希金、别林斯基等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批判精神等。法国的梅里美、巴尔扎克、左拉，英国的司各特、狄更司等作家的历史小说，似乎对我的影响更为巨大。当时，我简直着了迷，曾在与同学闲谈中说过“如果能到巴黎去看一看，死了也值得”之类的蠢话。为此，我付出了代价，高中二年级时，团支部组织全班同学对我深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加以批判和帮助。本来我是准备学理工的，功课门门都是五分，但是因为太喜爱文学和历史，在一些学文同学鼓动之下，最终决定专攻史学。因此，到高中最后一学年，我置其他课程而不顾，狂热地阅读有关历史著作，甚至半夜起来在路灯或锅炉房里苦读。我当时认为，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史籍浩如烟海，考古文物层出不穷，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特别是考古学，对我更是富有吸引力。而且文史不分家，研究历史可以兼搞文学，我想当一个历史小说家。这些想法的确有些天真，正如后来在大学一年级时历史系一位老师批判我的“白专”道路时说，这些想法简直是“莫明其妙”。 1958年，我带着这些天真想法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选中这所大学是因为它位于古都西安，而且有考古专业。至于对史学的认识，可以说是一张白纸，所知甚少。入校后，我依然故我，拼命读书。然而，这种情况却与当时大跃进的气氛极不调和。结果是可以预料的，我先后几次遭到全班同学的批判，罪名是走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虽然我几次产生放弃学业回成都老家的念头，但是舍不得学校丰富的藏书和放弃我的理想，所以，我只有躲开同学的眼光，钻在书丛之中。每天中午，当同学们休息时，我钻在阅览室书架间读书。一个借书证不够，我又借了几个同学的借书证，到校图书馆借书。在大学四年中，我把阅读的范围从文学、历史转向了哲学、经济学等领域。特别是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在自己的读书笔记中这样写道：“读，加倍地读，读历史著作，向哲学那虚玄的堡垒进攻，用顽强的毅力，从烦琐的经济学中打开一条通道，并要用千倍的时间和力量钻入语言的宝库，要使小小的脑子容纳整个知识的海洋。”到三、四年级时，我试着写电影剧本、小说、评论、杂文及历史哲学论文，这些习作虽然均未正式发表，但锻炼了我的写作和思考的能力。同时，我也认真学习开设的各门基础课、考古专门课和各类选修课。系里一些著名的教授和老师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四年的学习、读书和思考，使我在历史、考古、哲学、经济学、文学等方面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有系统的了解。 1962年，我以全部课程优秀的成绩毕业了。按我当时的想法，是要从事考古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然而，当时全国并没有公开招收研究生，只有我系著名民族史专家马长寿教授招收三名民族史专业研究生。最后我考上了民族史专业研究生，专业方向是藏族史。这一选择决定了我的史学研究的方向。我特别感激我的恩师马长寿教授，是他真正引导我进入到史学研究的园地。在研究生三年多的学习时间里，虽然因当时形势，我先后参加了西安市郊、延安青化砭和青海冈察藏族牧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后约用去了两年多时间，真正学习时间才一年多。但是，马长寿先生对我们研究生抓得很紧，一个星期要我们交一篇读书札记或论文，亲自批改，耳提面命，受益颇多。他在课堂上或平时的指导中，一再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的方向和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史论结合的重要性。他的几本民族史专著，如《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等，成为我学习的范本。我的第一本专著《敕勒与柔然》，严格地说是对马先生著作的模仿。由于恩师马长寿先生的精心指导，我的史学观及治学方法可以说基本形成了。二、我对史学与社会关系的看法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史学不能脱离社会现实，每一个时代的史学都是为那一时代的现实服务的。所谓的“鉴古知今”、“古为今用”、“历史的启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等，就是这个意思。这可能是史学最主要的社会功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史学的鉴戒功能，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从孔子撰《春秋》、司马迁写《史记》、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到今天出版的各种史鉴之类的历史书籍，莫不鲜明地显示出史学在政治方面的借鉴作用。清代学者顾炎武说得好：“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知今。”[1]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著名的论著中，也有名言：“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2] 史学的鉴戒功能在政治斗争方面如此，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亦莫不如此。其次，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在是过去的发展和继续，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因此，无论是处于先进或落后的国家或民族，对自己的历史都是十分重视的。中国是一个有史学传统的文明古国，古代史籍之完备，史家之辈出，深入社会面之广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史学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也十分巨大，这种影响往往又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起着作用，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当今中国史学正发挥着凝聚中华民族和增强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史学这一方面的功能，虽然看不见，摸不着，然其作用决不低于它的鉴戒功能。此外，史学还有许多社会功能，不再一一罗列。由史学的社会功能，也就可以看到在现今社会里，史学决非是可有可无的学科，并不是脱离社会现实的“纯学术”，它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时代的史学承继、发展，不仅是建立在这个时代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而且直接或间接服务于社会现实。“纯客观”的史学是不存在的，那怕是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也是反映那个时代的特点，并间接为现实服务的。对史学与社会现实关系的认识，我也是经过一番磨难才逐渐清楚的。在我成长的50—60年代，国内政治运动不断，形势迫使我对现实政治产生一种恐惧和淡漠感。选择考古专业，喜欢古代史和考据，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1963年我们研究生随马长寿师到甘肃、青海做民族调查。调查访问中，我对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特别感兴趣，全神贯注地听，详细地记笔记。然而，当谈到现实的民族问题时，则满不在乎，也不记笔记。马长寿师发现这一问题，当面批评我，并说：“搞古代民族历史也是为今天现实民族问题服务；世上没有‘纯学术’的东西，历代学术都是直接或间接为当时的现实服务的。”这些话对我的震动很大，使我认真地思考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至今仍牢记着。在以后的史学研究中，我十分注意这一问题。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英俄侵略西藏史》的选题，就是从当时中苏关系及国内外的形势出发，才最后确定的。此书在1984年经过补充修改后，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得到了学界的好评，有人甚至评论此书是一本进行爱国主义的好教材。在此后的民族史研究中，我虽然偏重于匈奴、柔然、鲜卑、吐谷浑、敕勒、党项等如今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民族研究，出版困难，为学界所冷落，但是，我仍然坚信，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都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在认识到“古为今用”史学为社会现实服务的重要性时，我还特别注意防止一种错误的倾向，即为了古为今用而有意或无意地歪曲或篡改历史。史学是一门科学，来不得虚假，不能为了服务于现实而伪造历史。十年动乱时的“影射史学”就是以伪造历史来为一些人的政治斗争服务的；还有为个人或集团的私利而歪曲、伪造历史，夸夸其谈，言过其实，赶时髦，标新立异等等。这些历史论著瞬间就会被历史所淘汰。因此，“古为今用”必须建立在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基础之上，不能以自己主观的意识任意歪曲、伪造历史，否则史学就不成其为一门科学，没有存在的价值。因此，在撰写历史论著时，我特别注意历史资料的可靠性，决不随意歪曲和改动史料；也决不为了一鸣惊人，耸人听闻，而无多少根据地提出所谓的“新观点”。当然，由于水平所限或史料阙如或考证不精等原因，也会产生一些个别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情况，但是，我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竭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知道用一个确切的历史事实比用十倍的过激、空洞的结论更有说服力。这在我撰写《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及参加编写《沙俄侵略中国西部边疆史》的过程中，是深有体会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近代英、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自然充满了义愤；是通篇采用那种充满义愤的词句，上纲上线，无情批判呢？还是揭露侵略的事实，暴露其侵略罪行呢？我坚持采取后者，因为用铁的历史事实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比充满义愤的词句更为有力。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及其功能，我想任何人也是否定不了的。然而，现今的中国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浪潮的冲击下，正在发生改革，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在当今史学变革的时期，史学领域内出现了许多令人鼓舞或沮丧的现象。如果仅从史学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传统的或正统的史学遭到冲击，出现不景气的局面：大学历史系招不上学生，历史系毕业生找工作十分困难，史学论著难以出版或发表。而另一方面，翻译或介绍国外史学观的论著出版较多，那种以历史上宫廷秘史或妓女之类的通俗小册子则四处泛滥。当然，我并不是非议后者，后者至少在吸取、认识外国史学有益的东西和扩展社会史研究领域方面，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这些情况，可以说是新的历史时期史学领域出现的部分问题。我们相信，通过中国史学自身的变革，这些问题都将会逐渐解决，史学终归会逐渐适应新的时代，并为之服务。三、中国史学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从我的经历及所处的时代，可以说就基本确定了我的史学观，即是一个倾向于传统史学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史学工作者。像我这样年纪上下的史学工作者，大都属于这一个类型。这本身就包含着史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史学传统的大国，古往今来凡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莫不受到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也表明中国史学传统的继承性。我作为本世纪60年代以来学习研究中国史的一员，自然深受传统史学的影响，有意或无意地继承传统史学的某些方面。比如“实录直书”，不掩恶，不虚美，不文过饰非，彰善贬恶的鉴戒史学传统；注意史料的收集、采摭，重视资料的鉴别、取舍，考证史实，错谬牴牾的求实精神；文字崇尚简洁、准确，“文约而事丰”的文风等等。然而，我毕竟生活在20世纪，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继承，自然也是有选择性的，也决不会刻意去追求复古。比如对清乾嘉考据学派，我虽然十分钦佩，也学习他们考据的方法，但决不走他们的老路，否则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陷入烦琐考证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若刻意追求“文采” 或“简洁”，也就会失去史学真的价值。不仅如此，为了符合时代的要求，在继承传统史学优点的同时，还应有所创新。这一工作是我们老一辈史学家所完成、开创的。自本世纪初以来，由于西方社会科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深入，中国一批有卓识远见的史学家们经过对传统史学的继承、改造，并吸取了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逐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指导，去研究中国历史，开辟了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新时代。这些前辈著名史学家有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他们应是领史学界一代风骚的大家，我认为，至今国内史学界的主流，包括我个人的史学研究，都是沿着他们开辟出来的道路前进的。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今中国史学的主流，也是在继承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吸收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辩证法为理论指导，而创新为新中国的新史学。它是为我国社会现实服务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史学正是以它不断的创新，而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从80年代起，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已进入电子信息的新时代，而我国也正经历着改革开放的巨变。史学是否会发生变革，有所创新，产生一种新时代所需要的史学体系?至少目前还没有显露出来。但是，这种变革迟早会发生，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新的一代史学家身上。四、关于史与论关系之我见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已有较好地阐述史与论关系的史学。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论史家“三长”（才、学、识），特别强调 “识”（即义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则既批评那种“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又抨击那种 “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3]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经过一段时期对只重史料、不重理论的倾向的批判，而后又纠正只发空论，轻视史料的倾向，于是就有“以论代史”、“论从史出”等提法的出现。这两种提法均有语义欠妥之处。目前史学界一般用“史论结合”，即科学理论和历史实际（包括史料）的结合，即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去指导历史研究工作。这一提法是较为全面和科学的。就史学论著而言，如按史与论关系划分，不外乎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偏重于史料的整理、编纂、校勘，考证史实的论著，理论色彩很淡薄，有的甚至没有什么理论；一种是以史论为主的论著，史实只是概括的或偶尔使用，主要以论为主；还有一种是介于上述两种类型之间，有史实也有理论，或通过大量史实来论证理论，真正属于“史论结合”的论著。以上三种类型的论著的差别，有时是不很明显的，只是相对说来有所侧重而已。现今国内出版的史学论著不外乎就此三种类型，各种类型各有自己的特点，均有存在的价值。就我个人而言，三种类型的论著均曾尝试过，如偏重史料整理的有《吐谷浑资料辑录》（199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以探讨理论为主的有《怎样看待我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载《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问题》（载《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属于史论结合类型的有《敕勒与柔然》（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吐谷浑史》（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唐代党项》（1988年三秦出版社）、《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1992年西北大学出版社）等。据我的体会，史料的收集、排比、校勘以及史实的考证，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十分重要。如果史实有误或不完全，则得出的结论就靠不住。因此，即便是在写史论结合型的论著时，我也十分重视收集、排比、考证尽可能收集到的史料，以及前人的论述。如出版的《吐谷浑资料辑录》，就是为我写《吐谷浑史》所准备的资料集（出版稍后）。我认为，就是在史论结合类型的论著中，也应对一些极为重要的史料进行考证，或放人正文，或置于注释之中。但是应尽量避免繁琐的考证。史料的收集、考证是基础，但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从高层次上去辨别、分析史料的价值，决定取舍，更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一个真正的史学家如果仅在史料的排比、编辑或考证上作学问，他的成就会大大的减低。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1959年马长寿师购得著名史学家岑仲勉教授的《突厥集史》一书，见书中对他的《突厥人与突厥汗国》一书有所批评，于是在该书扉页上写了一段话，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岑翁对我前年所出《突厥人与突厥汗国》小册子多所批评，不胜喜悦之至！目前国人治突厥史者自以岑翁为第一，然烦琐，不能明大义也。……最近拟作一书报岑翁，若干重要问题尚须研究，未可轻易一驳也。”马长寿师所说的“明大义”，就是指指导思想和理论。 “史论结合”中的“论”，据我的理解，应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我就是以这个理论来分析、鉴别史料，观察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甚至在章节的安排上也从指导思想出发来考虑。二是指从大量、可靠的史料中，得出的较为正确结论。这一结论是指导思想所不能替代的、具体的、活生生的。在这里，则切忌先有一个主观的结论，然后寻找史料来论证。这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唯心主义的，绝不可取。五、关于史学家的自我修养问题一提到史学家的修养，人们自然会想到中国历史上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章学诚等的论述。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提出，作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三长”之外，又加上了一个“史德”。然而，各个时代和每个史学家对于史家之“四长”或“三长”又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但无论怎样，前人提出的史家“四长”，也是指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良史”）应具备的素质（功底），也就是所谓的 “修养”。此“四长”概括得较为妥当和全面，尽管各个时代和个人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总的精神还是可取的。我本人从事史学研究与教学数十年，也深有感触。据我的理解：史才，不仅指天才和才气，主要是指文才、文采，即古人所谓的“辞章之学”。有了好的题材和思想，文字表达不出来，或表达得不清楚，也是枉然。因此，作为一个史学家必须善于用文字来叙述、论证史实。历史上凡是“良史”，其著作莫不具有文采，这是大家公认的。然而，如果刻意追求文采，以文害意，也是不可取的。史学不同于文学，前者是用简洁、准确的文字，叙述活生生的史实；后者则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大学时，我爱好文学，故在初写史学论文时，语句冗长繁杂，形容词特多。后来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因马长寿师的指导，才改掉了这一毛病。对史学家来说，文字简洁、明晰、准确，能用最简短、平凡的文字，表达出深邃的思想，化腐朽为神奇，是最高的境界。当然，文史是相通的，由于我从小喜爱文学，故转入史学领域后，文字上没有多大困难，写起来就较为迅速，也许这就是别人说我“多产”的原因之一吧。史学，是指学识，我理解主要是指专业知识。史学的面很广，既要有中外历史知识的雄厚基础，又要在专门从事的专业方面有深厚的造诣。因此，学识主要是解决好博与专的问题。所谓“博”，是指在学习和研究中，应具备广博的知识基础。有关史学各门的基本知识，甚至包括对与史学有关的学科，如哲学、文学、语言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均应有所涉及和了解。“专”，就是指具有本专业方面扎实、雄厚的基础，及对现阶段本专业研究状况的了解。只有将博与专结合起来，才能在研究专业的问题时，结合广博的知识，融会贯通，左右逢源，站得高，看得远，取得高水平的成果。博与专两者又不可偏废，它们是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我之所以在民族史研究中取得了一点成绩，可能也多得力于大学时对哲学、经济学、文学等社会科学的注意和学习。史识，就是识见，义理；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怎样掌握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来分析大量可靠的史实，然后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就涉及到上述的史与论的关系问题。说到指导思想，过去有的史学家往往以指导思想来代替科学的结论，即“以论代史”，而非“论从史出”。这种教条式的史识是非科学的。早在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对当时德国一些青年把“唯物主义”当作套语、标签的教条主义研究倾向做过严厉的批评。他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仔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4] 在我最初试图应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时，也喜欢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原文，认为这种方式才是有了理论的指导。其实，这种做法只是形式上的、表面的，不一定可取。此后，我逐渐摒弃了这种做法，而是以唯物史观、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作指导思想，以此来选择史料，分析和思考问题，甚至连章节的安排也从这些规律出发来考虑。从表面上看，我的民族史论著中没有或很少引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文，但从全面看则是尽力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原理的。史德，主要指史学家本人的品德，即清人章学诚所谓的“心术”，也即是指史家追求历史真实的正直品德。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直书”的传统。这一点，我想作为一个真正的史学家是应必备的品德，从古至今概莫能外。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要忠实于历史，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伪史学。然而，史学是每个时代的上层建筑，在不同的时代又为不同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各个时代的史学家之史德又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我们今天的史学家的史德，除了应继承“直书”、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优秀传统之外，还应自觉地在选材、论述等方面为当今的现实服务，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奏出时代的最强音。一个能兼有“三长”或“四长”的史学家是很不容易的。每个史学家都有自己的所长和弱点。但如果能扬长避短，奋力补救自己欠缺的地方，还是大有可为的。我自己在“四长”方面均有很大差距，但我还是有信心尽力向这四个方面努力，在史学领域内不断探索，不断前进。[注释] [1]《亭林文集》卷六。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1972年人民出版社。 [3] 《文史通义·原学下》。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1972年人民出版社。

问题一：唐太宗李世民是汉族人还是鲜卑人？ 是汉族，现在史学已经定论了，按史学大家陈寅恪的说法，他家是赵郡李氏的破落户，注意，这个史学家可不是现在的专家教授，他是建国前就已经成名的学者。 赵郡李氏在唐代属于五姓七望，五姓七望是，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太原王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因为汉族是以父系论，无论母系是什么民族，他就是火星人，只要父亲是汉族他就是汉族。 李世民的家族是崛起于李虎时代，因为李虎寒门出身，所以他的出身现在颇受争议，另外，李世民的鲜卑血统非常浓厚，目前除了不知道李虎的妻子是什么民族外，李氏家族基本上正妻都是鲜卑人。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鲜卑人，因为鲜卑人已经融合进了汉族。 问题二：李世民是鲜卑后裔吗？ 唐太宗李世民堪称一代明君贤主，然而他的身世之谜却永远被湮没在简略的正史记载之中。有考古学家根据《步辇图》留下来的唐太宗李世民最早画像推测，一代英明的君主李世民是鲜卑人的后裔。此言一出，立刻引起人们的议论，李世民是鲜卑人吗？李世民一家祖籍在今河北省赵县，而李渊生于关陇，自称祖居关陇，是西凉王李皓的后代。唐朝时候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界线划分不严格，唐朝之前，北方各民族大融合现象广泛存在，如在隋炀帝时，突厥人就曾强制改穿汉装，北魏孝文帝推行民族之间友好往来的政策，同一个等级的人可以被允许通婚。所以造成了有皇室是少数民族的情况，大臣中也有许多是少数民族。李世民是鲜卑族的后裔，这也是有可能的。然而这里边有几个疑点：一是李渊一门在此之前到底如何，无法从历史上考究得知；二是李渊自称为西凉王李皓后代，到底是事实如此还是自抬身价？根据可考证的历史资料证明，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即唐高宗李渊的母亲独孤氏，是隋文帝的一名后妃的姐妹，属于非汉族，所以李世民和隋炀帝之间还有着姨表关系。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也是鲜卑族人。而李渊一方的血统还没有足够的历史证据进行论证。历史上有以下几种说法：赐姓大野部、河南破落李姓、老子李耳的后代等。其中最有可能性的说法是李世民是受胡人影响比较深的汉族人。现在一般的习惯说法是，唐太宗李世民是各民族的混血儿，民族大融合的产物。然而再进一步的研究却步履维艰，主要是由于唐太宗李世民乃一代明君，可以称为帝王的楷模，后世人们想尽可能模糊其民族的概念。因此许多学者对考证唐太宗李世民身世问题并不积极。但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认为李世民为鲜卑族后裔的观点主要有以下论据：第一，立武则天为后印证了唐朝的胡俗。唐朝人对肥硕丰腴的女子情有独钟。这与唐的民族融合大有关系，带有明显的少数民族倾向。在胡人的风俗中有父死子娶母为妻的习俗，也有一家的男人共用一妻的故事。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之间的关系近乎 *** 。杨贵妃本是唐玄宗之子寿王的妻子，却被身为公公的唐玄宗讨来做了妃子。这些为李唐王朝大臣们所不齿的关系是不是李氏家族身体里流淌的胡人的血液在作怪呢？第二，从唐太宗的性格来判断他的血统。李世民性格凶残、野心勃勃，为李唐天下立下赫赫战功，晚年时，唐太宗战志犹存，亲征高句丽。唐太宗善骑射，一生过着不倦的戎马生涯。这些都可以作为质疑他的血统问题的证据。在他的一生中，最大的 *** 莫过于使他得以登上王位的“玄武门之变”。这一段历史为我们揭示出了一个性格凶残、充满野心的唐太宗李世民，与“贞观之治”中的李世民判若两人。第三，李世民的唐昭陵独特的墓葬显示了少数民族习俗。昭陵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坟墓，有内外两城。外城遗址已难以考证，门内当年建有献殿，存放李世民生前服用器物。北门称为玄武门，又称司马门，原有14个“蕃酉”的石雕像，现在已不知何处，石雕像到底有些什么来历？现在已是无人知晓。但是驰名中外的“昭陵六骏”浮雕还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刻艺术陈列室里。“昭陵六骏”的确是李世民留下的有一个疑点：中国所有帝陵中，为什么只有李世民的昭陵里有战马石刻？唐太宗独特的墓葬形式是否真的显示了鲜卑的习俗？李世民的坟墓昭陵至今未被打开，据称也未被盗过，所以里面的陪葬物品到底是些什么现在只是猜测，或许若干年以后，我们可以从昭陵里睡着的李世民自己那里得到最真实的答案。 问题三：李世民是鲜卑人还是突厥人还是汉族人 依二十四史中记载，李世民的父系是汉民族，是西凉武昭王李的直系后裔，他的曾祖李虎是西魏北周开国功臣，李虎的儿子李被封唐国公娶了鲜卑人独孤信的女儿（就是李世民的奶奶），李的儿子就是李渊了，娶的老婆（李世民的妈）是鲜卑贵族窦氏，窦氏生了李世民。所以若单说父系李世民是汉民族，若以遗传学比例上来说，他的鲜卑比例更大（奶奶，妈妈都是鲜卑人，故李世民3/4是鲜卑血统，1/4是汉血统）。实际上，为了更好统治，帝王多伪造家谱，李世民的父系只能推到李虎可以说是事实，再之前就存疑了，依照北朝将领多为鲜卑来看，李虎也有是鲜卑人的可能.顺便说一句，李世民的老婆饥唐高宗的妈，长孙皇后也是鲜卑贵族。所以高宗的汉血统比例就更低了。 问题四：李世民有鲜卑人的血统吗 他们家族有着胡人的血统。世民的祖母是北周鲜卑大将独孤信的女儿，她的母亲窦氏也是北周皇族，鲜卑人，严格的说，他们都是很汉化的鲜卑人，可以说李世民身上有鲜卑血统，但汉族血统还是大于鲜卑血统的，而且中国传统上还是以父系民族定的。 唐朝李氏是住在陇西郡的鲜卑族人，是汉化胡人。可在一些文章中读到，文人如鲁迅、柏扬、李敖等都提到过。宋人黎靖德编的朱熹言论集历代三有一条录：“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说明李唐皇族在伦理习俗上还是受到胡人风俗的很大影响。所以李氏到底汉化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还是可以问得。以下历出我所知的几点，给大家一个理性认知。 一：陈寅恪第一篇(本纪第一高祖)文中论述了唐太宗李世民与高祖李世渊同名(同一字)。后来，高祖名中世子被册去。陈评曰：“此例足证李氏习于胡俗”。此习当作习惯，习性解。 二：唐太宗纳巢刺王妃，奸嫂；高宗纳太宗妃武则天；玄宗纳其子李寿正室妻子杨贵妃。此数例印证朱熹言。李氏皇族在伦理思想上汉化的程度并不高，因为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教后，汉风俗已难接受此事。骆宾王声讨武则天文中有“陷吾君于聚鹿(加七)”。实是以汉文化的伦理来评论李氏。而李氏所持的伦理道德大底上还是胡人的习俗。从这个角度来看，亲历武氏之变的惨痛的唐玄宗仍然做出迎娶其子正室妻子杨贵妃的臭事，就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荒诞，和不可理解了。 唐朝国风民俗礼教之开放前比之汉晋，后比于宋明清，都过之，我想应该是得益于胡人风俗。当你感受雄浑壮阔的大唐气象时，你是否有秋风骏马原野的联想。 三：朱子语类：唐代夷狄来附者都赐汉性，唐皇族的女子多不出阁。唐时士族的共识是并不把李氏皇族立在最名门望族之类的。当时通婚作为承认门第的最大指标。名门望族对李氏皇族的态度是即不热心嫁到皇族，也不热衷娶皇族的来。其中的一大原因当时李氏的胡人背景。 问题五：李世民母亲是鲜卑族吗？ 杨家和李家都有鲜卑血统 问题六：李世民祖先是少数民族人吗 李世民祖母有鲜卑血统（父鲜卑族母汉族），李世民母亲也有鲜卑血统（父汉族母鲜卑族）。 问题七：李世民的鲜卑血统怎么来的 根据可考证的历史资料证明，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即唐高宗李渊的母亲独孤氏，是隋文帝的一名后妃的姐妹，属于非汉族。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也是鲜卑族人。历史上有以下几种说法:赐姓大野部、河南破落李姓、老子李耳的后代等，其中最有可能性的说法是李世民是受胡人影响比较深的汉族人。认为李世民为鲜卑族后裔的观点主要有以下论据: 第一，立武则天为后印证了唐朝的胡俗。在胡人的风俗中有父死子娶母为妻的习俗，也有一家的男人共用一妻的故事。在昭君出塞的故事里，王昭君在死了丈夫后就嫁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而在唐朝帝王史中，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之间的关系近乎 *** 。历史上杨贵妃也是一例。杨贵妃本是唐玄宗之子寿王的妻子，却被身为公公的唐玄宗讨来做妃子。这些为李唐王朝大臣们所不齿的做法是不是胡人的血液在作怪呢? 第二，从唐太宗的性格来判断。李世民性格凶残。贞观年间，唐太宗平定东突阙，俘虏颉利可汗，解除了北边的威胁；五年后，平定吐谷浑，俘其王慕容伏允。晚年时，唐太宗战志尤存，亲征高句丽。唐太宗善骑射，一生过着不倦的戎马生涯。这些都可以作为质疑他的血统问题的证据。 第三，李世民的唐昭陵独特的墓葬显示了突阙习俗。“昭陵六骏”是李世民留下的又一个疑点:中国所有帝陵中，为什么只有李世民的昭陵里有战马石刻?根据《突阙问题研究论文集》上面记载:马是突阙人不可离开的伴侣，然而李世民的坟墓昭陵至今未被打开，据称也未被盗过，所以里面的陪葬物品到底是些什么现在只是猜测，或许若干年以后，我们可以从昭陵里睡着的李世民自己那里得到最真实的答案。 (摘自《历史密码》) 问题八：为什么唐太宗有鲜卑血统 第一，从唐太宗立武则天为皇后这一点上来看，印证了唐朝鲜卑族人的风俗。在当时民族大融合的大背景之下，唐太宗像鲜卑族人一样，对肥硕丰腴的女子情有独钟。根据鲜卑族人的风俗，父死子娶母为妻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更有甚者一家的男人可以共用一妻。而在唐朝帝王史中，也有一些类似的、尴尬的角色，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之间的关系就是最好的证明。 第二，认为唐太宗系鲜卑族血统的学者从唐太宗的性格上来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无论在跟随其父李渊打天下还是治天下的过程中，李世民那种与鲜卑族人一样凶残、野心勃勃的性格特征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即便是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晚年时期，鲜卑族人那种喜欢战争的秉性都可以在唐太宗身上找到踪迹，唐太宗晚年亲征高丽便是最好的明证。除此之外，与绝大多数的汉族皇帝相反，唐太宗李世民极善骑射，这与少数民族的传统如出一辙。如果说他是汉族血统，很难进行合理的解释。 第三，这些学者还从今天存留的李世民的陵墓唐昭陵独特的墓葬外形中对李世民的鲜卑族传统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如果李世民系汉族血统，为何还将陵墓按照鲜卑族人的传统墓葬风俗进行布置？为何会在陵墓之前筑有战马？很显然，他的陵墓并非按照 *** 的墓葬风俗进行设计的，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李世民系鲜卑族血统无疑。 这种观点的可信度究竟如何呢？从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即唐高宗李渊的母亲独孤氏身上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独孤氏是隋文帝的一名后妃的姐妹，属于非汉族，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也是鲜卑族人。如果从史料之中也可以找出唐太宗李世民之父李渊亦属鲜卑族人的话，那么李世民的鲜卑族血统将不会有任何异议。但是从现存的资料之中，我们很难对李世民之父李渊的血统进行探寻，这就给后世史学家们的研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建立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历史学家们对唐太宗李世民的血统进行了合理的推测，其中，最有可能性的说法是李世民是受胡人影响比较深的汉族人。 其实，要想对李世民的血统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因为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上极为少见的一代明君，可谓是历代帝王的楷模，所以，后世的史学家一定会尽可能地模糊其民族血统，这也是为何有关唐太宗李世民血统问题的研究，在今天史学界还是一个陌生领域最为主要的原因之一请采纳谢谢 问题九：既然李世民有鲜卑血统，为什么还说唐朝是汉族的王朝？ 楼主，可能你不大爱听，但我还是要说。 首先，你的问法就有问题。我给你指出来 谁说唐朝是汉族的王朝？唐朝时期，民族众多，而尤以汉族最甚，毕竟 *** 最多嘛。但是，羌族、朝鲜族等少数名族，亦是大唐帝国的民族组成部分。 所以准确说的，唐朝是个多民族的社会，以 *** 为主。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唐朝时期，朝堂上的文官武将，能看到各种服装和肤色的人种。 唐朝地域广阔，远甚当今的中国疆土。盛唐时期，北起‘西伯利亚’中部地区，南至南海，西至‘哈萨克斯坦’中部地区，东至日本海、东海，（朝鲜是臣属国）。大概有1300多万平方公里吧！ 盛唐时期，中国何其强大！现在中国提倡“振兴中华、复我荣光”，就是追忆当年先人们的伟大。 问题十：到底李世民的父系是不是鲜卑族的，他为什么要说老子是他的祖先这种荒唐的话 谁说唐朝是汉族的王朝？唐朝时期，民族众多，而尤以汉族最甚，毕竟 *** 最多嘛。但是，羌族、朝鲜族等少数名族，亦是大唐帝国的民族组成部分。 所以准确说的，唐朝是个多民族的社会，以 *** 为主。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唐朝时期，朝堂上的文官武将，能看到各种服装和肤色的人种。 唐朝地域广阔，远甚当今的中国疆土。盛唐时期，北起‘西伯利亚’中部地区，南至南海，西至‘哈萨克斯坦’中部地区，东至日本海、东海，（朝鲜是臣属国）。大概有1300多万平方公里吧！ 盛唐时期，中国何其强大！现在中国提倡“振兴中华、复我荣光”，就是追忆当年先人们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