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新矿业法规研究论文

此文系作者和鲍荣华（中国地质矿产经济研究院）合作。原载《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1997年第9期

摘要 本文叙述了我国矿业管理体制的沿革和资源保护的历史简况；介绍了美国、原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在矿业管理和资源保护方面的经验，提出了改进我国矿业管理和开发的意见。

国家的宏观经济体制、政策，影响着矿业政策的制定。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政策及矿业上下游产业政策的倾向性直接作用于矿产资源的保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给制，矿山企业无偿占有、使用探明储量，在短期的微观利益驱使下，以牺牲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换取企业利益是必然的；国拨地勘费、无效益要求下的勘探活动，探明的呆矿，尽管保存地下未流失，但其资金损失是大的；低价矿产品供给产品效益较高的选冶企业，不仅保护了下游企业的惰性，更可能浪费掉矿石的伴、共生有价物质，造成资源的浪费。保护性、限制性开发矿产的做法，固然有利于矿产资源的后续利用，但这是被动的，以减少国民生产总值为代价的保护。我们所探讨的是合理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矿业政策。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现实的分析及横向的对比中探究我国的矿产资源保护问题，以期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在此，希望对此有所研究的同行提出批评指正。

1 我国矿业管理的沿革及矿产资源保护简述

我国矿业管理是伴随着国家宏观政治体制、经济管理体制的变化表现出来的。从时间上划分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

（1)1949年～1955年，矿产资源勘探、开发高度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或基本保证了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的需要，同时对矿产资源的保护工作很重视。

新中国成立之前，国民经济体系几近崩溃，矿业凋零，被列强和官僚资本家掠夺性开采过的矿山更是满目疮痍。成立于1952年的地质部于第二年即配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集中60%的力量突击勘探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及煤炭等国民经济发展急需的矿种，同时以16%的力量有重点地开展普查。仅用两年的时间，鞍山、包头、大冶三大钢铁基地所需的矿产资源，包括铁矿石、炼焦煤和各种辅助原料，均取得足够的储量，东川、白银厂、铜官山、个旧等处的有色金属矿的资源情况也查明；建设煤矿的资源得到保证；另外还取得了一定数量的磷储量。

这一时期的矿业活动，主要任务是维持生产，寻找新的接替资源。新开发基地的设计，仓促失误在所难免，但人为性、利益驱动性资源浪费不多。总体来讲，这一阶段的保护工作较稳定，所出现的浪费属于技术性的。

（2)1956年～1978年，探采分离、条块分割管理体制的形成、固化，矿产资源保护工作起伏波动。1956年，国务院撤销重工业部和燃料工业部，成立了冶金部、化工部、建材部、煤炭部、石油部等矿业主管部门，分别主管相应矿产的开发。同时，与矿山建设直接相关的资源勘查（主要是详查、精查），也开始由地质部规划为主转向多部门规划，形成了探、采分离脱节的矿业管理体制。1957年，国务院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部分管理权利下放地方。地质部和各矿业主管部门纷纷下放机构，建立各省、自治区的地质局和有关的厅、局。中央和省两级矿业管理体制都形成了条块分割。条条有规划，有矿业项目；块块也为自身发展或地方利益作规划，上项目。1966年，为克服条块分割带来的矿业管理弊端，曾在全国试办了两个托拉斯，即制铝工业公司和石油工业公司。遗憾的是这个好的试点因“文化大革命”的来临而中途停止。

“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对矿产资源的统一管理在探采分离、条块分割体制下被进一步削弱。一系列法规和制度被不加分析地视为“管、卡、压”加以废除，矿产资源勘探的经济、技术、管理被取消，储量审批机构和制度被取缔等，使矿产资源的管理处于失控状态。

这一时期，矿业国有化倾向进一步扩大化，在“大跃进”，钢产量“赶英超美”刺激下，“一大二公”错误思想引导下，众多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升格”为国有矿山企业。为完成钢产量，不顾资源的节约，综合利用，采厚丢薄、采富弃贫，大量的铁矿伴生元素流失掉。1965年12月17日颁布试行的旨在“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矿产资源，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当前和长远需要”的《矿产资源保护试行条例》，从地质勘探、矿山设计、开采、选矿、冶炼、矿产加工和使用等各个环节对矿产资源的保护均作了规定，要求切实贯彻综合勘探、综合开发和综合利用，但最终流于形式，使矿产资源保护工作的法规性条例成为一纸空文。这段时间所形成并固化的矿业体制一直影响至今。在矿产资源保护的具体做法上，主要表现为无人重视，少有人管，或者管理不严。

（3)1979年至今，矿产资源开发管理渐趋加强，矿产资源保护日益得到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矿产资源开发管理工作逐渐正规化。地质工作以地质部为主、地方为辅的双重领导体制重新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起草；1982年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明确地质部“对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进行监督管延的职能”，并将地质部改为地质矿产部。1983年地质矿产部矿产开发管理局的成立标志着矿产资源的开发管理及保护工作有了专门的机构。1986年3月19日颁布并于同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使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管理达到了有法可依的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3条第2款明确规定的“国家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矿产资源的保护工作”。这就从法律上保证了矿产资源保护性开采，10年来，尽管法律本身有欠缺，未能从根本上克服乱采滥挖等破坏资源的现象，但从总体上讲，这部法律为加强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庆幸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地矿事业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案）》在时代的呼唤下于1996年8月27日诞生了。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肯定了探矿权、采矿权的财产权属性，确立了有偿取得制度；在进一步强调各级人民政府都担负维护矿业秩序责任的同时，肯定了县级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是行政执法主体的地位，明确了行政主体违法或不适当行政行为的法律责任，以及上级行政机关的行政监督权限；改变了过去按照矿山企业的所有制成分和行政隶属关系审批办矿的法律程序；增加了勘查、开采矿产资质行为主体资质条件的规定；强调了采矿区范围的排他性原则；强化了对非法采矿行为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力度等。所有这些，都将对建立正常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生产秩序，使有限的矿产资源得以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产生积极的作用。

2 矿业发达国家在矿业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及给我们的启示

综观世界上矿业管理较好，在矿产保护方面效果较显著的矿业发达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明确规定矿产资源国家所有，勘探、开采许可证管理相当集中，开发监督相当广泛，对矿业违法活动执行机关严格按有关法律进行经济处罚，直到责令停止，追究刑事责任，下面分三种类型分别予以介绍分析。

以市场经济法则为主的矿产资源保护

美国最为典型。自1807年颁布实施的《铅矿出租法》以来，美国的矿业立法及其矿产开发管理制度已有近200年的历史。在这一个多世纪里，美国依靠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基础，在20世纪20年代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超级大国。与之相伴，美国的矿产开发管理制度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演变过程，即由单纯的鼓励开发的“自由进入”政策，逐步转变为目前加强政府的管理控制政策，以便达到所谓“理智”地综合利用，保护开发各种矿产资源的目标。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不久，国内经济处于重工业迅速发展时期，对矿物原料的需求极度膨胀，同时大片西部领土也亟待开发。因此，美国联邦政府为鼓励人口西迁，对公有土地的矿产勘查和开发工作，制定了特别的“自由进入”政策，只要在某一土地上发现矿点后提出申请，办理简单的登记手续（现场立桩标界），就可获得在这块土地上进行采矿的特许权，甚至连矿区使用费也不交。实际上政府对矿产开发活动几乎没有任何限制。1872年《通用矿业法》的颁布实施，限制了某些矿业活动。进入20世纪，美国政府关心的重点转向保证本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对矿物原料的需求，对某些矿产的开发实行矿产勘查许可证和矿地租借制度，并于1920年出台了《矿地租借法》。同时，为充分合理地利用矿产资源，对某些已知矿床的开发活动实行竞争性的投标制度，其中环境影响和开发盈利程度、矿区使用费等都是投标中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又先后通过了1947年的《材料法》，1953年的《外大陆架土地法》（1978年又进行修订），以及1980年的《深海底固体矿产资源法》，无论出于何种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都从不同侧面完善、补充了矿产资源开发保护方面的规定，使各种矿业活动均有法可依。

为满足经济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保护或鼓励某类矿产的开发，实行灵活的经济调控手段，如矿区使用费，按1970年修订的《矿产租赁法》规定，在公有土地上开采可租赁矿产时，要交纳矿区使用费，具体计算办法和标准由联邦政府有关部门确定。在公有土地上开采可租赁矿产时，要交纳矿区使用费，具体计算办法和标准因矿种、开采条件、市场供求状况不同而异，对需要鼓励开发的地区（如偏远落后地区，急需增加就业机会的地区），有意识地降低矿区使用费率、采掘税率，提高资源耗竭补贴率。而对那些需要限制开发的矿产和地区，则采取相反的经济调节政策，以保护矿产资源和环境。为在紧急情况下，迅速扩大国内矿产生产，美国政府还制订并长期坚持执行“战略矿产储备计划”，建立国家的矿产战略储备地（如只准勘查不准开采的阿拉斯加国家石油储备地）。

通过上述对美国矿业政策的概述，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发。

其一，矿业立法和矿产开发管理政策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经济决定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缺乏矿产资源的保障将难以为继。因此，我国的矿产资源管理政策必须坚持走可持续开发的道路，必须坚定“合理开发利用和有效保护矿产资源”的指导思想。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资源的分配，一定要坚持国家宏观指导，充分发挥市场在分配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其二，我国矿产资源的开发应分类、分区管理，经济调节措施要灵活。我国矿产资源种类丰富，达162种，是世界上少有的矿种配套较好的国家，但丰欠差异很大，尤其是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大宗矿产严重不足，因此在经济政策上要有所偏差；另外，矿种的地域分布及各地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也要求在矿业政策方面予以区别对待。很显然，对开发西部矿产，应采取类似美国19世纪下半叶的矿业开发政策，而对东部地区则加以适度限制，等等。

以行政监督为主的矿产资源保护

原苏联最为典型。1987年以前，苏联境内的地质调查、矿床勘查活动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全过程自始至终都受到国家严肃认真的统一监督。这种机制在保证国家法律、地质事业方向、计划等有关规定的贯彻，保证矿产开发利用评价正确性，提高矿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保护资源不遭破坏，环境不受污染等方面起到一定作用。经部长会议批准的国家地质监察局、国家储量委员会、国家安全生产、矿业监督委员会等监督和监察机关是国家管理地质事业和矿业的强有力机构。

原苏联的矿产资源保护政策法规主要体现在矿山的微观管理上。20世纪60年代，为减少矿产开采的损失，出台了地质勘探补偿措施，用经济手段减少采矿损失。20世纪70年代，进一步在国民经济计划中规定了矿山开采和加工时回收矿产的任务，颁发了一些确定和计算采矿损失的指令性标准文件，实行了全国统一的开采损失报表制度。1984年原苏共二十五大在苏联经济发展的基本任务中提出：“要推行新的有效的矿床开采方法和系统，应用先进的采矿、选矿和加工工艺，以便提高有用矿产的回收程度，保证矿物原料得到较完全和综合的加工，以及极大地减少废物对环境的危害。”实践结果表明，由于制定的矿产回收率定额指标和效益指标与超定额损失罚款对矿山企业效益冲击较小，未达到预期效果。面对矿业逐渐恶化的现实，原苏共中央1987年6月通过《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实施《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使前苏联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地质和矿业部门改革的主要特点是以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为核心，改革中央机关和整个矿业管理体制，中心思想是由行政领导转向经济领导，向管理民主化、发挥企业和个人作用过渡。企业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为特征的反消耗型经营机制，从而使矿产资源保护工作由完全行政性管理转向经营性市场化管理。

从原苏联的行政性矿产资源保护管理中，我们得到如下启发：

其一，条块分割体制下的矿产资源保护工作，即使有高于各部委的独立行使职权部门也难以达到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矿产资源的目标。行政性管理与企业管理的脱节，矿业主体行为与矿产资源合理开发，有效保护不统一，加上矿山企业低价或无价取得可采储量，使得矿产保护工作弱化。这同样是我国矿产资源保护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为此，探索矿产资源资产化管理的道路，在行政管理机制上设计一套国家宏观政策完善、地方行政管理到位、用经济和行政杠杆协同矿山企业自觉执行矿产资源保护政策的管理体制是非常必要的。

其二，在目前情况下，为协调矿产资源分配、勘探开发方面的诸多问题。应充分发挥全国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的职能，统筹规划、协调管理。借鉴前苏联在矿山管理中的技术方法，使企业生产严格按照技术指标执行。同时，汲取低惩罚失效的教训，使“三率”指标的考核与企业利润密切挂钩。在宏观上，建立健全地质勘查成果和采矿权交易市场，使资源的价值真正、真实地体现出来。

政府监控与企业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决策下的矿产资源保护

印度尼西亚最为典型。印尼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实行分类管理。即A类战略矿产，如石油、天然气、煤、铀、镍、钴、锡等，只允许国家进行开发，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某些小煤矿，矿山能源部长有权划出有限地段供私营企业进行开采；B类重要矿产，包括金、银、铜、铁、锰、铝土矿等34种矿产，可由国营企业，也可由本国的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及个体经营者进行勘查和开发工作，但开发权仍由矿山能源部部长掌握，在特殊情况下可交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掌握；C类矿产包括石棉、云母、岩盐、宝石、大理石、白云岩、砂、粘土等数十种矿产，这些矿产的开发活动主要由省政府掌握和管理。由于印尼矿产资源的开发主要依赖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因此考察她的矿业政策及矿产保护方面的做法可以从政府与外资矿山企业签订的合同条款中看出端倪。

在对外开放的初期，即1967年前后，印尼政府为尽快摆脱当时矿业面临的困境，迅速增加矿业产值和收益，对外实行了破格的优惠政策。“第一代合同”，即印尼政府与弗里波特公司签订的埃茨伯格斑岩铜矿的开发合同，政府同意公司免交土地租金和矿区使用费，而且要帮助公司解决可能发生的市场问题等。重开发、轻保护的倾向非常明显。

1968年～1972年间签订的第二代工作合同中明确地提出外资采矿企业不仅要交纳一定的土地租金和矿区使用费，而且要将其股份逐年转让给印尼（每年出售2%），开始重视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及国民利益，对矿产保护工作有所要求。

1973年～1984年间签订的第三代工作合同除要求加速股份转让（每年转让5%），提高土地租金和矿区使用费外，还增加了外资采矿企业要交纳“地区开发费”、“超定额利润税”、“出口税”和“政府对采矿企业实施控制和监督权”等条款。政府开始以合同形式限制采矿者的活动，以达到矿产资源保护的目的。

1985年以后签订的第四、五代工作合同，不仅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对外资采矿企业的监督，而且还特别规定了矿山企业要保证作好环境保护和采矿后的复垦工作等，并为此制定了具体有效的各种措施，督促公司执行。

印尼在引进外资开发矿产方面的态度（或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拒绝、排斥转向全面开放，同时逐渐加强政府控制的演变过程，既达到了合理有效开发本国资源的目的，又使印尼在矿产开发中不断获益。矿山企业在政府的监控下，根据与政府签订的工作合同开采、加工、销售矿产品，对地下探明资源由于是自行投资勘探或有偿取得的，也非常珍惜，从经济上使矿产保护工作取得较好的成效。这对我国的矿产开发及保护工作有许多启发。

其一，分类管理，采矿权的高度集中保证了本国矿产资源的有效利用，从开始就避免了乱采滥挖的可能。

其二，我国在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为弥补矿业资金的不足，采取个别地区、个别矿种的“工作合同”方式与外商合资或合作勘探或开发，吸收国外的先进管理、生产技术并培养各类人才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