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与文心雕龙研究报告论文

刘勰（466—520）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省莒县）人。据《梁书·刘勰传》说他：“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他还参加整理佛经的工作，梁以后做过记室、参军等小官，担任过东宫通事舍人的职务，深得太子肖统的器重。晚年到定林寺削发为僧，更名慧地，不久去世。身后留有一部传世的古代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创作于齐代，是刘勰30多岁时的作品。全书50篇，分5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原道》至《辨骚》5篇，是全书的总纲。旨在阐明文学的起源和言必征圣、文必宗经的道理，表明指导全书的理论基础是儒家思想，从而解决道与文的统一问题。第二部分从《明诗》至《书记》共20篇，为文体论。刘勰认为“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于是按“文”、“笔”两类分别对33种文体作“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研究，从而弄清楚每一文体的源流演变。指明其特征、功用，并通过评析典型作品，提出每种文体的写作要求。第三部分从《神思》到《物色》20篇为创作论，讨论创作过程中构思、作家个性与风格、继承与创新、内容与形式等基本文学理论问题，也讨论了创作中有关谋篇布局、结构层次以及语言、文字、音律、遗词、造句、修辞方法等写作方法和表现技巧问题。第四部分《才略》、《知音》、《程器》3篇，为文学批评论。他指出了文学批评中的偏颇，确立了文学批评的原则，提出了正确的批评标准，对文学批评家的修养、学识、态度等相关问题作了具体要求。《序志》一篇是全书的总序，详细介绍本书的内容、体例、结构、写作动机、指导思想等，以圣人“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为准绳，以匡正当时文坛“辞文爱奇，言贵浮诡”的形式主义文风。

刘勰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口号是：“言必征圣，文必宗经。”他认为文学创作的客观标准应该是“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刘勰所说的“道”包括自然客体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两个方面，“文”由“道”派生而出，分“形文、声文、情文”3种，“形文、声文”，是自然运行之文，“情文”是社会运行之文。“道”只有圣人能洞察、把握。因此，圣人之文是“道”的体现，这样的文章能“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幻纪，洞性灵之奥区”，乃“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而六经则具有“衔华而佩实”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情深、风清、事信、义直、体约、文丽，刘勰称为“六义”，体现了文质统一，真善美的楷模，故文必宗经。纬书是“文丽”的产物，是宗经必须的辅佐。屈原的《离骚》“依经立义”，“自铸伟词”，是“金相玉质”的优秀之作。

刘勰充分肯定文学创作书自然景物的密切关系。“春秋代序，阴阳惨舒，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情感在文学创作中占主导地位，但外物也随着人的情感而变化，人的情感也随着外物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唯物的观点。

刘勰特别重视文学创作与社会、时代的关系。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有其历史的原因，都是那个时代政治状况和社会思潮的反映。“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刘勰考察了上古至刘宋各个时代的文学现象，指出了它们的时代风格和主要倾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振于下。”

刘勰还十分注重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研究。提出“文附质”、“质待文”的看法。即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有助于表现内容，内容与形式是相互制约、相得益彰的关系。他肯定“为情而造文”，批判“为文而造情”。

刘勰重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观思维活动。在《文心雕龙》中单列《神思》篇专论：“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指构思活动不受时空限制，构思的特点是“神与物游”，“万涂竞萌”。“思理之致”就是艺术构思成熟形成的“意象”。解决“意”与“言”的矛盾，主要是提高作家的文学修养，掌握写作技巧。

刘勰认为，文学批评的任务是指导和促进文学的发展。“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都是错误的，妨碍公允中肯的批评开展。他要求批评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爱憎”，批评家还应联系作家的时代、身世、际遇、情思、才能、人格来衡量作品的价值。批评家还必须见多识广，善于比较鉴别。掌握客观标准：“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只有这样才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

总之，《文心雕龙》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专书，尽管有失偏颇，亦不失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雄视百代继往开来的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