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道家文化与管理的论文

儒家与道家都是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并建立了完整思想体系的派系。在历史上，二家都曾获得极大的发展，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对历史一度产生过重要影响。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辨证为思想方法。在社会伦理观方面，它以“仁”释礼，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在修身治国方面，它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⑴对巩固和治理社会起到了桥梁架构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儒学能在当时成为“显学”，以及虽然于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而到新社会秩序巩固后又被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⑵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学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它在许多方面都是儒家的对立面：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讲求文饰，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张“有为”，道家倡导“无为”；儒家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道家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当然，道家与儒家在精神上也不是全然对立，而是存在着互相接近、互相沟通的质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后世不少士大夫文人正是从儒家指示的这条“独善”之路找到了通往道家的思想之门。⑶魏晋玄游大盛，二谢竞与争辉，正是这一观念的最好体现。儒家与道家，就这样由对立走向互补，相反而又相成。 有鉴于道家对中国古代文化影响之巨大和深刻，以致有不少思想家认为，道家是中国文化根柢之所在。鲁迅就曾说过：“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致许寿裳》）。许地山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从我国日常生活底习惯和宗教信仰来看，道底成分比儒多。我们简直可以说，支配中国一般人底思想与生活底，乃是道教底思想”⑷（《道家思想与道教》）儒家与道家孰重孰轻，在此我不想妄下论断，但统治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若无儒家思想及其熏陶灌溉的士人支撑，便如被抽去骨架，訇然倒塌在所难免。无论释家与道家，都不具备儒家在上层建筑的韧力和张力。至于道家因为立足于下层社会的土壤，适应下层劳苦大众的需要，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与儒家一起维护和巩固了封建社会的稳定。 在旅游观上，道家的出世观注定了它在旅游上的主导地位，儒家因倡导入世，便不可能象道家那样清闲悠游地去接近大自然，故而在旅游上便屈居从属地位。天下名山大川十有八九为僧道辟，而为之增辉添色的却是儒家的生花妙笔。儒道二家的对立与互补在旅游观上是体现得很突出的。

一、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简要回顾（一）从“事业型”到“产业型”的转变我国旅游业发展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举世瞩目。改革开放前，旅游业以外事接待为主，只具备产业雏形，不完全属于产业范畴。1978年转换机制，发展产业型旅游业。1984年中央提出国家、地方、部门、集体、个人一齐上、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一齐上的旅游建设方针，揭开了全方位发展旅游产业的序幕。1986年国务院决定将旅游业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正式确立其国民经济地位。1992年中央明确提出旅游业是第三产业中的重点产业，之后，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建议》，旅游业被列为第三产业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序列的第一位。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此后，国家计委把旅游项目列入国债项目，铁路部门及时开行了数百列旅游专列。中央和国务院的支持为旅游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发展阶段来看，1980年以前，旅游产业总体规模较小；“六五”计划时期，入境旅游有较大提高，国内旅游开始起步；“七五”计划时期，入境旅游继续发展，国内旅游有较大发展；“八五”计划时期，入境旅游有较大发展，国内旅游迅猛崛起，这一时期是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九五”计划时期，产业基础夯实，稳步发展；2001年受世界旅游业整体负增长的形势影响下，中国的旅游业是在困难中继续前进，但增长速度有所下降；2002年中国旅游业是整体回升，四项旅游经济指标增速均超过10%（见表1）。表1 我国不同时期主要旅游经济指标增长情况（1991~2002年）注：①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业50年》，人数和收入数据为时期加总数；②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业2001年统计公报》；③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业2002年统计公报》。总之，我国旅游业借改革开放之力，20多年持续快速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产业形象日益鲜明，产业规模不断壮大，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二）从旅游小国到旅游大国中国是世界上旅游业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1978年中国国际旅游接待人数（180万人）仅为世界的％，居世界41位；2002年接待海外旅游者达到9791万人次，跃居世界第五大旅游吸引国、亚洲首位旅游大国。1978年中国国际旅游创汇（亿美元）仅占全球的％，居世界第47位；2002年增至204亿美元，占全球的，成为世界第五大旅游创汇国。2002年，中国公民出国(境)人数达万人次，比上年增长，成为亚洲地区令人瞩目的新兴客源输出大国。2002年中国国内旅游人数达到亿人次，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大、增速最快、潜力最强的国内旅游市场。中国的旅游产业规模也不断扩大。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1年底，中国旅游涉外饭店11000家，其中，已评定星级饭店8018家；各类旅行社超过10000家，其中，国际旅行社1300多家；中国旅游业固定资产值达7000亿元，共有各类旅游企事业26万个；旅游业直接从业人员598万人，间接从业人员约为2980万人；共有开办旅游教育的院校1152所，在校生34万人。（三）旅游业日益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随着中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其综合性、关联性很强的特点表现得越来越充分，在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扩大国内需求，增强经济活力，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2002年，我国旅游业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5566亿元，比上年增长12%，高出国民经济总体增长速度3个多百分点，旅游业总收入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占到第三产业的16%强，旅游外汇收入已占国家服务贸易创汇额的半数以上。旅游业日益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成为中国第三产业的主要支柱之一。全国已有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将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其余省区（市）则分别将旅游业定位为重要产业或优势产业。二、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机遇与前景分析（一）发展机遇首先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旅游业再上新台阶。21世纪前10年，我国国民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仍将保持7%以上，综合国力将进一步提高。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对外开放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产业结构的调整，都将推动旅游业发展。其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带来的机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味着我国十几亿人民将向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迈进，旅游需求必然会随之不断增长，旅游消费成为小康的标志和特征之一。我国“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但就是在这种小康水平下，已经形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和发展最快的出国旅游客源市场。第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将使西部不少世界级的旅游资源得到开发，从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从而不断提高我国旅游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发展后劲，形成我国旅游业新的增长极。第四，加入WTO以后，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都将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发展环境将进一步优化，同时也将促进国际商务旅游的增长。第五，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旅游目的地国。美国“”事件和美伊战争爆发导致全世界旅游下滑，但因为中国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以及中国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反而强化了中国作为最安全的旅游目的地形象。第六，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北京申奥成功、上海成功申办世博会、杭州成功申办2006年世界休闲博览大会以及2003年10月世界旅游组织大会将首次在北京召开，表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日益增强，对推动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二）前景分析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供需双向互动作用下，中国旅游业前景辉煌。1．旅游市场潜力巨大随着人民富裕程度的提高，闲暇时间和可支配收入的增多，将推动国内旅游需求以较高的速度增长。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位人口大国，有着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无与伦比的最大的国内旅游客源市场。2002年，相当于13个中国人里面就有8人进行了一次旅游。我国从1995年5月1日起实施每周40小时工作双休制，1999年开始实施“五一”、“十一”、春节的七天假期，目前中国公民每年所能享受的法定休息日的总量是114天，居民闲暇时间越来越充足。同时，消费结构正从温饱型转向小康型，消费由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和发展型的方向发展，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城乡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1995年的和降至2002年的和的水平。住房、购车、通讯等消费将逐渐得到满足，而作为精神和物质结合的旅游需求，则会反复产生。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达到800~1000美元时，旅游消费将呈现大众化、普遍化的态势，成为生活要素之一。到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按每人每年出游两次计算，届时的国内旅游人数可高达30亿人次左右。2．旅游资源得天独厚中国国土广袤、山川秀美、历史悠久、文化璀璨、民族众多，漫长的历史和辽阔的国土形成了无比丰厚的旅游资源。据研究表明，我国自然类和人文类的旅游资源类型居世界第一位的数目超过美国、西班牙、法国等旅游强国。目前，全国已拥有15000多处旅游景区（点），涵盖了自然景观、历史文化、改革成就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其中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28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51处，国家地质公园44处，国家自然保护区197个，国家森林公园439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99个，国家4A级旅游区（点）360个，中国优秀旅游城市137个，还有1269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类博物馆2000余座。各具特色的风土人情、多姿多彩的城市风光，雄伟壮观的建设工程等等，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基础。3．从旅游大国到世界旅游强国按国家旅游局制定的旅游业发展“十五”规划基本思路，到2020年，中国海外旅游人数将超过21000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580亿美元以上。国内旅游将达到29亿人次以上，旅游收入将达20400亿元人民币以上。旅游业总产出将达到万亿元人民币以上，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提高到8%左右。国内外学者一致看好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前景，中国将成为世界旅游强国。包括世界旅游组织（WTO）在内的权威性组织均认定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旅游首位旅游目的地国（见表2）。世界旅游理事会则预测，到2020年，中国旅游业总产出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旅游消费将占总消费的，旅游投资将占投资总额的，接近世界平均水平。表2 2020年世界十大旅游目的地预测资料来源：根据世界旅游组织（WTO）《2020年世界旅游发展预测报告》整理，1997。 三、进一步发挥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一）实施旅游经济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味着我国到2020年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国土资源综合整治和生态保护建设达到新的水平，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大见成效，西部大开发战略取得突破性进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大提高，这个历史进程，将从各方面和旅游业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发展。投资、消费和出口是保持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方面，旅游业在这三个方面都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从宏观来看，旅游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保持了较高的投入产出率。国际上普遍认为，旅游业是最优秀的出口产业，就地出口风景，具有换汇成本低的优势。国家推行了多项政策刺激内部需求，例如实施西部大开发、调高公务员薪酬、增加基础设施开支等。在这些政策的基础上，还应借鉴发达国家发展旅游休闲产业的成功经验，采取措施，大力刺激旅游休闲消费，推进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英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制定了相应的方案和政策，促进了以产品为中心的工业社会向以服务为中心的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可以大胆的预测，在众多政策中，实施“旅游经济发展战略”能起到较好的成效。为此，需要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对旅游业存在认识上的偏差，清理过去一些限制性的消费政策和一系列歧视和限制旅游业发展的政策法规，明确旅游业作为我国的优势产业地位，实施旅游经济发展战略，全面建设世界旅游强国。（二）充分发挥国内旅游拉动内需的作用2001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扩大内需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2003年《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八个方面的重点工作提出了建议，其中第一项就是“扩大和培育内需，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在当前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根本之策，是扩大国内需求，进一步形成消费和投资的双重拉动。《政府工作报告》将旅游列为扩大消费的第二个领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旅游业具有一业兴百业旺的特点，旅游业包含行、游、住、食、购、娱六大要素，旅游消费不仅与交通、住宿、餐饮、商业、景区景点等行业直接相关，还与工业、农业以及信息、金融、保险、医疗、咨询、环保等产业关联，其直接和间接影响的细分行业多达100余个，因此其拉动经济的作用十分明显。相对于住房、汽车等消费水平，旅游消费涵盖的价格区间从几元钱的旅游纪念品至上万元乃至数万元的旅游线路，产品的可生产性极强，可消费性也极强。2001年中国居民旅游消费支出仅占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离11%的世界平均水平还有较大距离，发展国内旅游的余地还很大。因此，在大力发展入境旅游的同时，要把国内旅游放到更重要的位置，推动国内旅游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引导国内旅游消费，推行带薪休假制度。要积极指导旅游新产品的规划和开发，积极探索新的经营方式，不断提高服务质量，维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三）积极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旅游业是一个产业关联度比较大的产业，有利于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升级。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是衡量经济现代化和综合国力的基本指标，其发展状况预示了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演变的方向。按照“十五”计划的要求，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要适当快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要由2000年提高到36%。进一步加快发展旅游业对于保持整个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至关重要。应将旅游业作为服务业的核心产业和牵动产业，破除各种思想障碍，进一步扩大产业面、拉长产业链、形成产业群。加快发展旅游业是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之一。要把发展旅游业自觉地融入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在促进其它产业结构调整中培育旅游业自身发展的增长点。要加强旅游业与一、二产业及第三产业其它门类的结合，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农业旅游、科教旅游、商务旅游、会展旅游和都市旅游。对于一些发展旅游条件比较好的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在经济转型中可以把旅游业作为接续产业来发展，这方面做的很成功的如焦作市。对于一些老的工业企业，可以通过发展工业旅游，安置下岗员工、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宣传企业产品与形象、扩大影响和增强员工的荣誉感等；对于一些原来依托森林砍伐、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地区，自国家开始实施“天然林禁伐”、“退耕还林”和“退牧还草”措施后，经济发展需要找到新的出路，发展生态旅游是一个不错的替代选择；农村可以通过发展农业旅游，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强化城乡居民的交流、开阔农民眼界等，这对于解决三农问题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旅游业发展也能为其他服务业发展提供更大的新市场和空间，例如商贸流通、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以及信息、金融、咨询等现代服务业。总之，旅游业可以为“加强第一产业，提高第二产业”服务，也可以联动第三产业。因此，应尽快出台《国家旅游产业政策》，将扶持旅游产业的方针政策予以明确。同时，政府要多渠道增加投入，加大对旅游业的导向性投入，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重视旅游资源保护，积极支持旅游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等。（四）充分发挥旅游业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先导作用旅游资源是西部突出的优势资源，旅游业是西部具有强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西部原始纯朴的自然环境，雄奇独特的自然景观，古老神秘的文化遗迹，风格迥异的民族风情，符合世界旅游求新、求异、求知、求乐的需求趋势，具有很强吸引力。西部大开发确定的五个重点方向都是与旅游业发展紧密相关，又互为促进的。旅游业具有特殊的低重心启动经济的先导性和高度关联的辐射带动功能。这对于旅游资源丰富，但经济基础薄弱，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突出的西部经济的启动，进而循产业链直接、间接地全面带动相关行业，滚动发展，最终促进西部经济繁荣，具有“突破口”意义。大力发展旅游业，有利于提高西部人民的经济收入和社会福利水平，有利于改变地方财政的“输血经济”的模式，也有利于增强西部与国内外发达地区的联系与协作，招商引资。旅游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客流、人才流、资金流、商品流、信息流的快速增长，使域外流入购买力扩大。也必然会带动餐饮业、旅馆业、商业的发展，促进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的改善。而这些正是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部资金必须做好的前期工作。因此，旅游业应该成为西部大开发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条件适宜地区，实施“旅游带动发展战略”。（五）充分挖掘旅游就业的潜力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的旅游就业具有增速快、容量大、潜力大等特征。2001年，我国旅游间接就业人数2980万人，旅游就业总人数达3578万人。在20世纪最后10年，我国第三产业新增就业的7740万人中，旅游新增就业占到38%，达到2940万人。我国旅游直接就业人数由1989年的52万人增长到2001年的598万人，增长了12倍。旅游促进就业容量大、机会多，不少旅游就业岗位门槛低，对各种层次的劳动力都有很大需求，多数就业岗位对文化素质和年龄要求并不苛刻，特别适合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旅游业已成为创造城镇就业岗位、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渠道。从增长潜力来看，2001年我国旅游直接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仅，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增长的潜力还很大。根据国家旅游局和国家计委共同提出的《关于发展旅游扩大就业的若干意见》，未来10年，我国旅游业要继续保持适度快于GDP的增长速度，新增就业岗位约4000万个，年均增加旅游直接就业约70万人、带动间接就业350万人左右。到2010年我国旅游直接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例约为，而届时世界平均水平为，旅游就业仍有很大的增长余地。为此，当前应充分挖掘旅游就业潜力，以产业规模扩张为基础，实现旅游就业大增长；以加大旅游产品开发为着力点，广泛形成扩大就业的增长点；以改革创新和结构调整为突破口，实现就业人数与企业素质的双提高。（六）大力发挥旅游的扶贫功能我国许多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旅游资源的富集度与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有很高的重合性。截止到2001年，全国592个重点贫困县中拥有100多座国家级森林公园，仅西部的307个重点贫困县中就有78个县拥有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34个县拥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我国的财力现状和贫困地区的现实情况决定了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靠强力投入来改变贫困地区的面貌。因此，如何利用有限的投资激活当地经济发展的活力，就成了开发性扶贫的关键所在。找到一种与当地资源联系紧密，低投入、影响面广、受惠面大的产业，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在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并有一定市场条件的贫困地区，旅游业无疑成为优选产业。这方面，已有不少地方取得了成功经验。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应积极探讨旅游扶贫的新模式，在旅游潜力大的贫困地区设置并培育一批国家级旅游扶贫试验（示范）区，给予必要的外部支持，以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带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农民的脱贫致富。开源节流技术用水目前，世界淡水危机的警钟已经敲响，“如何对付水的威胁”已突出地摆在各国人民面前。西亚国家以色列开源节流，技术用水，使水资源得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其经验值得各国借鉴。以色列是一个干旱缺水的国家，人均水资源可利用量仅为271立方米，沙漠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7％，年蒸发量达2500毫米。但是由于他们发展了先进的节水用水技术，“不毛之地”变成了“粮果之乡”。该国在水资源利用方面有哪些独到之处呢？一、管道引水，形成网络以色列重要的水源地是位于约旦河上游叙以边境的太巴列湖，该湖面积166平方千米，蓄水42．4亿立方米。为了充分发挥其效能，以色列从50年代开始投资数亿美元，修建了长达440多千米的引水管道工程。他们把太巴列湖水抽高到360米，然后通过直径2．74米的钢筋混凝土管道，依靠北高南低的地形把水送到中部和南部，形成覆盖国土60％的“国家引水渠”地下网络。该工程每年总引水量9．9亿立方米，由于使用管道引水减少了渗漏和蒸发，线路损耗很少。它的建成使以色列核心区域的沙龙平原成为旱涝保收的粮果基地，使内格夫沙漠地区出现了5．7万公顷的绿洲，同时也缓解了耶路撒冷的用水紧张状况。二、咸水淡化，多方集水微咸水、生活污水和暴雨洪水被称作边缘水，是人类未来的新水源。以色列很早就重视边缘水的利用，他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微咸水的国家之一。该国通过先进技术把地下咸水淡化为Cl－低于400毫克／升的微咸水，并探索出一套成功使用微咸水灌溉的路子。他们采用先进的喷灌、滴灌和夜间灌水措施，让棉花、小麦与苜蓿这些对土壤盐分有不同要求的作物轮作，建设排水系统，利用雨季降水洗盐，使土壤盐分保持了周年平衡，防止了次生盐碱化。为了利用暴雨洪水，防止弃水，该国在北部年降水量200毫米～400毫米的丘陵区的每个可集水的小峡谷都兴建了小型水库，用于局部灌溉。在年降水量200毫米以下的干旱农作区，采用地面喷洒化学物质阻止水分下渗，增加小雨的地表径流，使有限的降水集中流入农田。在大田，他们还实行作物残茬留田集水，增加了土壤的水分含量。以色列在利用微咸水的同时，还在内格夫沙漠南部兴建了海水淡化厂，采用闪蒸法获取淡水，同时，又在对海水蒸发处理时发电，一举两得。三、电脑微灌，系统控制以色列的电脑微灌技术给农业灌溉赋予了新概念，为世界干旱地区农业发展树立了榜样。该国的微灌设备由控制枢纽、管材部件和灌水系统三大部分组成。农业专家根据气象条件、土壤含水量、农作物需水量等参数编好程序，由太阳能驱动的计算机控制，利用塑料管道灌水系统密封输水，适时适量缓慢均匀地把含有肥、药的水送到植物根系或喷洒在茎叶上。应用该技术比大畦灌水节水90％，节能50％，平均增产30％。以色列的农业用水较前大为减少，可腾出更多的水用于工业和环保。四、严格管理，循环利用以色列重视“开源”更重视“节流”，对水资源管理非常严格，明确规定了各部门用水的定额：每年居民用水占20％，农田环保用水占40％，工业用水占40％，任何部门不得突破。国民节水意识也很强，对生活污水都要集中处理后再用于农田灌溉，工业废水也大多实现了循环利用。以色列是世界上淡水利用率最高的国家。开源节流，技术用水，使以色列95％的粮食靠自己生产，每年生产的蔬菜、瓜果、花卉大量向欧洲出口，为跻身于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十二国之列发挥了重要作用。

庄子时代，神仙思想已经孕育成型。庄子在构建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时，继承了老子首创的道家学说，也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并将二者结合了起来。“仙”与“道”的结缘，使道家学说和神仙思想都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庄子才成为后世道家和道教共同尊崇的重要人物。 庄子时代，神仙思想已经孕育成型。庄子在构建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时，继承了老子首创的道家学说，也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庄子正是因为最早将“仙”与“道”结合在一起，使道家学说和神仙思想都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才成为后世道家和道教共同尊崇的重要人物。 《庄子》“外篇”和“杂篇”是否出自庄子本人之手，历来争议较大。鉴于此，本文探讨庄子哲学中“仙”与“道”的结合，就以《庄子》“内篇”为主要考察对象，“外篇”与“杂篇”的相关内容仅用于参照和补充。 一 目前，学术界倾向于认定《庄子》一书中涉及神仙思想的那些篇章，或是庄子后学的作品，或是在流传过程中被后世渗入的部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研究者多认为庄子本人还不可能具有神仙思想。其实，庄子时代神仙思想早已形成，庄子本人也具备接触神仙传说的客观条件。 这里所谓“神仙”，指的不是“神”和“仙”，而是专指“仙”。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神”与“仙”原本并不属于同一类别。古人在造字时，“神”字是“从示”，而“仙”字则是“从人”，二者之间的区别相当明显。《说文解字》云：“仙，长生仙去。”刘熙《释名·释长幼》亦云：“老而不死曰仙。”看来，在汉代人的眼中，“仙”就是长生不死的人。又《汉书·艺文志》云：“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可见，“神仙”指的同样也是长生不死的人，“神仙”其实也就是“仙”。那么，“仙”为何又称“神仙”呢?闻一多先生解释说：“人能升天，则与神一样，长生，万能，享尽一切快乐，所以仙又曰‘神仙’。”的确如此，“仙”不仅能够长生不死，而且还兼具不惧水火、往来云中等神性，因此“仙”又称“神仙”。 那么，神仙思想最早产生于何时呢?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末叶，社会上就流传着一些有关长生不死的传说，神仙思想已经初显端倪。《左传·昭公二十年》云：“齐侯(齐景公)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饮酒乐。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又《韩诗外传》云：“齐景公游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齐，曰：‘美哉国乎!郁郁蓁蓁。使古而无死者，则寡人将去此而何之!’俯而泣下沾襟。”以上这两则材料都记载了齐景公对于“古而无死”的羡慕和向往，由此可知，早在齐景公所处的春秋晚期，长生不死传说就已经产生。追求长生不死乃是神仙思想的核心内容，长生不死传说的出现标志着神仙思想已经萌芽产生。而到了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期，齐、燕沿海地区已经掀起了一个人海求仙的热潮，《史记·封禅书》对此已有明确的记载：“自威、宣、燕昭使人人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庄子之时，楚地的神仙思想也颇为盛行。《山海经》、《楚辞》等文献典籍中就保存有楚地流传的一些“长生不死”传说。据袁珂先生考证，《山海经》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的楚国或楚地人所作海外南经》中有“不死民”：“其为人黑色，寿，不死。”《海外西经》中亦有“轩辕国”：“其不寿者八百岁。”屈原《天问》云：“何所不死?长人何守?”又云：“延年不死，寿何所止?”屈原所问的，就是楚地流传的“长生不死”传说。《山海经》中还出现了“不死药”，如《海内西经》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又《大荒西经》云：“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天问》也问到了“不死药”：“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天问》还问到了蓬莱仙话中的“巨鳌负山”传说：“鳌戴山扦，何以安之?释舟陵行，何之迁之?”楚地还发生过向楚王献“不死药”的事，《战国策·楚策》曰：“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谒者操以入。中射之士问曰：‘可食乎?’曰：‘可。’因夺而食之。王怒，使人杀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说王曰：‘臣问谒者，谒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无罪，而罪在谒者也，且客献不死之药，臣食之而王杀臣，是死药也。王杀无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杀。”可见，战国时期，神仙思想已经在楚地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战国时期，百家竟起，自由争鸣；舌辩之士，朝秦暮楚，四方游说；诸侯国之间亦遣使往来，交流频繁。宋国地接齐、楚，作为宋之蒙人，庄子自然能够接触到齐、楚两地广为流传的神仙思想；而《庄子》(主要是指“内七篇”)中的“神人”、“至人”、“真人”等一系列能够彻底超越时空限制、获得生命永恒与自由的“得道者”形象，正是受到了神仙传说的影响。 庄子是道家学派继老子之后又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肤箧，以诋讹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庄子在继承老子道家学说的同时，也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并且创造性地将它们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庄子哲学中，道家学派的核心范畴“道”，第一次实现了它与“仙”的结缘。 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宇宙万物合于“道”则生，不合则亡。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又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侯王无以正，将恐蹶。”对此，庄子既有明显的继承，又有长足的发展。《庄子·大宗师》云：“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猗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项得之，以处玄 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庄子认为“道”尽管“无为无形”、“不可见”、“不可受”，但它却是“可得”的。庄子将黄帝、颛顼、禺强、西王母等能够获得某种超自然神性的原因，全都归结为“道”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黄帝、西王母、彭祖、傅说等都是神仙传说中有名的神仙，而彭祖和傅说又是早期仙话传说中典型的“仙人”。任何生命体的存在，皆有一个无法超越的时间极限，人类自然也不会例外。然而，神仙家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世人通过服药、修炼等途径，是可以成仙的；而人一旦成了仙，就打破了人类自身的生命极限，生存时间无限延长，甚至长生不死。仙话传说里的人物，常常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反复出现，前后相距竟达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彭祖就是早期仙话传说中著名的长寿仙人。 庄子认为，彭祖、傅说等人之所以能够成仙，就是因为他们得了“道”。庄子创造性地把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传说结合了起来，借助超现实的神仙思想更进一步地去充实、美化、鼓吹和宣扬道家学派理想中的“道”的王国，使“道”具有了更大的诱惑性和吸引力。 庄子出于鼓吹和宣扬道家学说的目的，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种种神仙传说，并在此基础上经过一番加工、改造、提炼和升华，创造出了“神人”、“至人”、“真人”等一系列的“得道者”形象。庄子笔下的这些“神人”、“至人”、“真人”等，名异而实同，他们都是“道”的化身：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平四海之外。(《齐物论》) (古之真人)登高不栗，入水不濡，人火不热。……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大宗师》) 这些“神人”、“至人”、“真人”身上，都有着浓厚的神仙气息。他们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形象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些“神人”、“至人”、“真人”所具有的超自然神性概括起来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外物不能伤其身。《齐物论》中的“至人”是“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大宗师》中的“真人”也是“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二是可以乘龙、驾云，自由往来于空中。《逍遥游》中的“神人”可以“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齐物论》中的“至人”也可以“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三是独特的饮食生活方式。《逍遥游》中的“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大宗师》中的“真人”也显得与众不同：“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庄子笔下的这一系列“神人”、“至人”、“真人”等，都是作为“得道者”的形象出现的，他们在庄子哲学中都是“道”的象征。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这三个方面的超自然神性，也正是神仙传说中神仙超越凡人的地方。除了具备以上这三个方面的特点之外，庄子笔下的“得道者”还兼具“长生不死”的特点，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彭祖和西王母。此外，还有《大宗师》中“年长”而“色若孺子”的女偊，《在宥》中“修身千二百岁”而“形未常衰”的广成子等，也都是“长生不死”的奇异之人。“长生不死”正是神仙最突出的特点，也是神仙最令世人向往的地方。由此看来，庄子塑造“神人”、“至人”、“真人”这一系列“得道者”形象的原始素材，应该是来自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传说。 庄子把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引入道家学说，塑造了“神人”、“至人”、“真人”等一系列“得道者”形象。这一系列来源于神仙传说、具有超自然神力、带有浓重神仙色彩的“得道者”形象，将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提升到了一个更为广阔、更加诱人的宗教般的新境界。 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期，神仙思想尽管已经孕育成型，但毕竟还只是处于它的早期发展阶段。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各种神仙传说都还是比较零散的，还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神仙学说，更谈不上有什么系统的神仙修炼方术。而当时在齐、燕沿海地区新兴的所谓“方仙道”，其所鼓吹的神仙修炼方术也不过是“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早期的神仙方士们还不可能给梦想成仙的世人提供一套系统的“切实可行”的神仙修炼方术。庄子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与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结合在一起，鼓吹和宣扬道家学说的同时，客观上也为神仙方士们指明了一条“修道成仙”的途径。 对此，庄子不仅在理论上为神仙方士们指明了一个“得道升仙”的美好前景，而且还给他们提供了一套诸如“心斋”、“坐忘”、“悬解”等具体的“修道”方法： 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 (仲尼)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 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大宗师》) “心斋”就是要心志专一，排除各种杂念，始终保持虚空的心境。从用耳去听，到用心去体会，再到用气去感应，逐渐提高，直至达到与“道”相合的境界。“坐忘”就是要静坐、静修，忘却形体，闭塞视听。通过彻底忘记自己与周围世间万物的区别，从而实现整个身心与“道”的完全融通。“悬解”就是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切顺其自然，这样就解除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烦扰，真正进入清静、虚空的修道境界。庄子不仅给神仙方士们提供了“心斋”、“坐忘”、“悬解”这些具体的“修道”方法，而且对于“修道”的过程也作了较为细致的描述：“吾犹告而守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丽后能人于不死不生。”(《大宗师》)庄子认为“修道”需要经过一个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要放弃追逐世间的一切功名利禄，接着是抛开个人身体所需的各种物质享受，再就是完全忘却自己的肉体生命。完成这一阶段后，内心自然就会变得清净、明朗，然后就能用心观“道”，渐渐地与“道”相合，渐渐地超越古今，最后完全进入“不死不生”的“得道”境界。庄子所描述的这些“修道”方法和过程，应该说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可实践性，为后世神仙方士们提供了“修道成仙”的重要模式。 总的来说，庄子哲学中“仙”与“道”的结合，进一步美化了道家学派理想中的“道”的王国，将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提升到了一个更为神奇、美妙的宗教般的新境界；同时在客观上也为神仙方士们提供了一套“修道成仙”的理论和方法，使神仙思想彻底超越了原始的巫术、方术，沿着宗教神学的方向向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为后世神仙道教的兴起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正因为如此，庄子才成为后世道家和道教共同尊崇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