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小论文800字

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方法论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方法论价值，体现为客观性与主体性、科学性与人文性、决定性与选择性、共时性与历史性、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应当吸取马克思这一理论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论/当代意义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2]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 统一。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4]。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5]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6]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7]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8]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论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具体如下：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所谓时代精神也就是对一定时代的本质、主题和基本特征等方面的概括。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发展趋向方面的主题、任务及其精神需求，它渗透在这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各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指引着无产阶级时代前进，推动文明进步，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自觉地植根于社会实践的丰厚土壤。

不断地从现实生活中吮吸自己的生命之泉，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检验、丰富和发展自己，科学地回答了时代在不同阶段提出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它是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性。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品质。.

只有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从根本上说，就在于以实践为基础，深刻地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及其客观依据。

因此，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只有紧密结合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才能加以深刻理解。

主观能动性是人类认识和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有目的、有计划、积极主动的有意识的活动能力。主观能动性是人类所特有的，人们应当以客观规律和客观事实为基础，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意识地自觉想问题、办事情，才能把事情办的更好。

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围绕着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开展的。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只有以实际问题，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断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对实际问题的思考提高。

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与可持续发展思想 自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专题报告中，明确地界说了“可持续发展”以后，可持续发展思想便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特别是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二十一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成为世界性的热门话题。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和政府决策部门也相继对“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我国政府于1994年便率先发布了《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提出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础”的战略目标。但不可否认，无论是作为《我们共同的未来》专题报告给“可持续发展”界定的经典定义，还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本质、内容、规律和特点等方面的认识均存在不足。有的学者认为，当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就是我国古代道家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人类久远以来就一再深入思考着的问题”，“道家、道教的思维方式为我们讨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学术研究1998年第3期“道家、道教思维方式与可持续发展”）有人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实质就是要强调“超越人类中心”的“自然界的价值主体地位”，认为自然界、生态环境是独立的价值主体，人的行为要符合自然界的利益，尊重自然界的权利，要“以自然为中心”。还有些学者将“可持续发展”等同于生态发展。我们认为，陷入这些认识误区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高度来把握“可持续发展”，未能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为指引，从思维方式、方法论、本质和内容等方面厘清“可持续发展”与以往发展思想的区别。 一 “可持续发展”是基于对以往发展思想与实践的反思而问世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与以往发展思想的根本区别是什么？这是需要首先明晰的问题。任何发展观都是某种世界观的体现，而世界观实质上就是哲学思维方式。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着社会发展思想的不同，以往的发展思想依赖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可持续发展”则以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实践的思维方式为指导。 在古代社会，由于物质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得不依赖自然性的关系靠天去生存。这决定了人们的思维能力也是低下的，人们认为，外在的神秘的客观力量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这便产生了以追求绝对真理、永恒本质为目标的前定论的思维方式，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未能正确处理主体（现实的人）与客体（自然环境与社会关系环境）的辩证关系。客体成为主客体的关系的绝对重心，主体则是客体的奴仆。人们热衷于探寻事物的先在本质，从先在本质出发去演绎、推论事物的现在和未来。建立在这种思维方式基础上的社会发展观实质上只能是一种生存现，表现为人们对自然界的盲目崇拜与屈从。中国古代道家的思维方式即是如此。他们提出的“天人合一”是指人与大自然的和一、统一或和谐，但这并不是凭借科学知识去认识自然得出来的结论。道家的“天人合一”就是追求无为的境界，他们认为自然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不应改变；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不合理的，都是对自然的破坏。这就取消了人类改造自然、谋求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近代以来，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的主体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人的个性得到极大发展，人文精神的兴起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使人类认识到自身的巨大力量，人类不断扩展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深度与广度。在人的主体性不断得到张扬的同时，人类的思想与行为也走向了极端——人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征服者、压迫者，人类可以摆脱自然与社会的任何限制。如培根认为，科学的目的就是“拷打出自然的奥妙”，对待自然必须“在她漫步时紧追不舍”，使她成为“奴隶”，“强制令她提供服务”。实质上，近代人的思维方式存着与古代人同样的局限性，也未能正确把握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他们虽然看到了主体对客体巨大的改造作用，却忽视甚至否认客体是主体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客体对主体也具有制约与改造作用。他们将主体作用于客体过程中凸现的主体力量加以抽象化、绝对化，顶礼膜拜，使之成为一种先验的外在权威力量，成为另一种“先在的本质”。古代人对客体力量盲目崇拜，而近代人则对主体力量盲目崇拜，同样陷入了由预设的本质去解释现存世界的前定论思维方式。以这种思维方式为指导，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思想便应运而生。近代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是这一发展思想最早的代表。他把社会发展简单地归结为单一的经济增长过程，而经济增长过程就是人类不断地制服和掠夺自然，获取物质财富的过程。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上述发展思想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发展中一直占据支配地位。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经济增长已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的“世俗宗教”和“政治溶剂”，成为个人动机的源泉、政治团体的基础，动员社会以实现共同目标的根据。（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295-296页）以这种发展思想为指导，西方工业化国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负面影响。它引起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破坏生态平衡，又导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以享受为特征的腐朽、颓废的文化价值观念。 马克思恩格斯则既继承了前人的积极因素，又克服其局限性，立足于时代特征，开创了实践的思维方式，从而实现了发展哲学的科学变革。实践概念在哲学史上早已提出，但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给予了科学诠释。在欧洲哲学史上，康德正式把实践概念引入哲学，并提出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概念。但康德的“实践”局限于伦理实践范围，其他实践活动则被排斥在外。黑格尔提出了“实践理念”的概念，但他讲的“实践”在根本上是抽象的理念活动，现实的人的活动只是这种精神活动的“样式”。费尔巴哈把实践和生活联系起来，提出了“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的合理见解，但他又认为，“实践”或“生活”就是吃喝、享用对象等等。被恩格斯称为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宣告了科学的实践观的诞生。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具体而现实的双向对象化过程，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这一过程内含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是客体的主体化过程。人来自自然存在，受到客观世界的制约，需要不断地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不断地改变自身，这即客体作用于主体的过程。二是主体的客体化过程。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能够突破自然与社会的限制，改变周围的环境，按照自己的需求、目的创造出属人的对象世界。这即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过程。实践就是上述两方面的统一过程。“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5页）只有建立在实践的思维方式基础上的社会发展思想，才能克服其他发展思想的局限性，指导社会的发展步入正途。“可持续发展”则属于这一社会发展思想。它既不是从先验的、外在的客体出发，又不是以被抽象化、张扬至极端的主体意志，以抽象的理性、人性本质为出发点，而是将具体而现实的实践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既明晰了客体对主体的制约作用，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基础上，又把握主体所具有的自觉能动性特征，人们通过对客体的改造而满足自身的需要与利益，而不是乞求大自然的恩赐，生活在与自然的原始统一性中。“可持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我们只有立足于实践思维方式的高度，才能从根本上将可持续发展思想同以往的发展思想区别开来。 二 “可持续发展”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们也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为理论基础，才能给予科学地解答。“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6页）通过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剖析，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发展的实质提出了全新的诠释。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变化也内含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的发展是社会主体的需求与愿望的满足过程和价值目标不断实现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不同，自然的发展是无意识的、无目的的，人们总是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从事社会活动，人类社会历史是主体的自觉创造活动的结果，是人类进行价值选择的进程。正如马克思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又是具有客观必然性、存在内在规律的进程。因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自然客体与社会客体均对主体的价值选择活动具有制约作用。主体只有不断地认识客体的本性，遵循客体的发展规律才能得以生存与发展。第一，人类社会来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类的活动不能违背自然的客观规律。第二，社会客体即社会关系也制约和规定着主体的活动。马克思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344页）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其发展是有内在客观规律的。第三，生产关系又受着社会生产力的制约，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人类社会的运行中，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社会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运动，使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体现了一定的规律，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要求的规律。这决定了人类社会演变的基本趋势是前进、上升的，或者表现为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飞跃，或者表现为同一社会形态内部社会关系的调整与改革、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意识形态的进步。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人类的价值选择活动提供一种客观的可能性空间，即选择的自由度。人们不能够突破和超越规律的支配和约束而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的价值追求活动与社会规律的形成、作用过程并非是外在、互斥的关系，而是内在一致、有机渗融的同一过程。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了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又制约着人类的实践活动。社会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就是社会发展的本质所在。 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社会发展本质观对当代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全面地体现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及运作之中。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在于：一是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客体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对近代发展思想的反思与反动，一些思想家走向了另一种极端，视自然为社会发展的主体，追求“世外桃源”，抵制科学的发展，走向一种非理性的“自然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思想则批判了这一观点，并全面阐述了主体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内涵。首先，只有实现主体能力即认识能力、实践能力、创造价值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才能满足主体的需求，实现主体的价值选择，从而实现社会的发展。其次，发展主体能力，必须扬弃传统的需求观，代之以全面的需求理念。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价值选择是全面的，既有物质环境的要求，又有精神环境的需求；既有政治环境的需求，又有生态环境的需求。只有各方面的需求都得到满足，人的主体能动性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否则，只能造成“单向度”的片面发展的人，人类社会也只能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再次，可持续发展还克服了近代发展思想在发展主体问题上——把发展看成是少数人的发展或少数国家中的一部分人的发展；只考虑当代人的发展，而忽视后代人的发展——的认识误区，提出了代内平等和代际平等的发展主体观。它认为，发展的主体总体上分为：个体主体即个人，群体主体即民族、阶级等社会集团，社会主体即个体与群体的总和。在当代，我们既要关注个体主体与群体主体的发展，又要关注社会主体的发展。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异与对立固然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忽视甚至否认这一点。但由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们所组成的人类社会生活在同一时代中，共同拥有一个地球，随着人们实践活动的全球化，人们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阶级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与价值目标。即使对地球环境的某一局部破坏，也将造成世界性影响；任何一个自由主义的发展行动都可能对周边地区产生不可低估的副作用。任何个体与群体要达到发展自己的目的，必须提倡与实行代内主体平等思想，不能以损害别的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为代价。特别是要注意维护弱发展地区和国家利益，通过协同发展，消除国家和地区间的对立或紧张关系。这样才能实现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保证社会发展的广泛性和持续性。同时，当代人的发展必须惠及后代或至少不应损害后代人的利益，改善和优化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代际平等。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既是共时性的，又是历时性的，人的需要不仅包括当代人的需要，而且包括未来人的需要。社会发展既为当下所决定，又为未来所决定，而后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前人的发展。在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代际分配中，后代人只能接受其前辈遗留下来的自然与社会条件。如果当代人只顾自身的利益，过量开采资源或破坏生态而剥夺了后代人使用资源的权利，对他们的生存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消极影响。 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活动不能超越客观规律的制约，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客体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自然客体的发展是主体发展的首要条件。要使人类社会持续发展，必须使自然界持续发展，即社会发展不超过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使自然界通过再生或因新的开发而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环境或条件。其次，当代人类面临的灾难性困境也是由于社会客体即人类社会内部相互关系的严重失衡和损害而引起的。有许多表面上看似乎纯粹是以“天灾”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究其根源则是由人类社会内部的彼此冲突和对抗而导致的。而民族纠纷、宗教冲突、种族歧视、暴力恐怖、颓废空虚等社会邪恶都是由于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失衡和社会制度不良等原因造成的。只有先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才能保住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 社会发展的内容是什么？以不同的发展哲学为根据，则有不同的阐述。囿于将主体的力量抽象化、终极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近代发展思想和现代西方发展经济学、早期现代化理论都把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增长，将社会的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以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例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以储蓄和投资的增加为引擎，以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发生重大变化为基本特征的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经济学家凯恩斯则作出了“有了经济就有了一切”的总体概括。结果使许多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如巴西、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家，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使整个社会系统功能失调，致使原有的社会问题未能缓解，反而引发了生态恶化、能源短缺、失业人口剧增、社会动乱频繁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对近代发展思想提出了批评，提出了“新发展观”。他认为，增长论是一种唯经济的观点，具有相当大的片面性和狭隘性。他在其代表作《新发展观》中提出：发展要以人为中心，实行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佩鲁指出了“经济增长论”的弊端，扩展了社会发展的内容，这是正确的。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哲学思想，“自然”并没有作为一个重要变量纳入到发展的框架之中。而且他夸大了文化的作用，提出“在文化因素起决定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种经济与社会角色到处都会无能为力。”（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第22页）他颠倒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陷入了文化决定论的唯心史观。 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运用实践反思方法，对社会发展的内容作出了深刻而全面的阐述。人类的实践活动具体包括四种基本形式：保护和支持生态环境的实践，物质生产实践，创立和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创造精神生活的实践。这四种实践产生了社会发展的基本领域，即生态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人类社会就是由这四个系统所组成的大系统。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只有社会系统诸要素的全面而协调的发展，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这一社会发展最高目标。社会系统诸要素处于相关性之中，并遵循一定的秩序和规则。第一，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离开生态环境，人类的一切活动便无从发生。同时，生态环境的优劣，通过对生产的不同影响来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生态环境较为优越的国家或地区比环境较为恶劣的国家和地区在发展速度上会更快一些。所以，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支持问题便成为可持续发展思想与战略问世的缘起，生态环境的发展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得到了具体而全面地确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第二，在社会大系统的四大要素中，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与最终决定力量。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影响和作用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对自然条件的利用程度就越大。同时，经济的发展决定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4-375页）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第三，政治的发展在社会大系统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以自身中介性的作用协调生态支持、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的交互关系，是社会各要素发展的保障。首先，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性质。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同，对生态环境保护与利用的效果是不同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有赖于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建立，社会秩序的不合理决定了资本主义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使生态环境得到良性发展。资本家自私自利的短视行为必然造成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其次，政治对经济的发展也具有反作用。当社会政治的发展适合经济基础的发展时，就起着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作用；而当政治上层建筑已经腐朽衰败，并为落后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再次，政治的发展直接决定社会文化建设的内容与性质。任何一种性质的社会制度为了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都要寻找它的“代言人”，都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伦理等思想体系。第四，文化的发展对经济、政治和生态的发展也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它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经济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但他们不是机械论者，并不认为其余因素都是消极的。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能动性。首先，生态环境的发展依赖于人们生态观念的革新。人类必须摈弃人对自然的崇拜意识和征服意识。人类崇拜自然的动机，并非爱护与治理生态环境，只能使人类陷入愚味与落后，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而征服意识则产生了盲目开采资源、破坏生态的行为，将人类推向了生存危机的边缘。其次，任何经济行为并不是一种无主体的自发行为，在某种经济活动和经济模式的背后，总存在着某种人文观念和文化意识的支撑。但由于经济与文化的不平衡性，这种观念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提倡和培育。文化建设的核心就是通过培育时代发展所需要的新观念、新意识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再次，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然有利于人们民主与法制观念的增强，促进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化、有序化，从而促进社会政治的发展。很难设想，在一个教育没有普及和提高，文盲仍占人口较高比例的社会，会产生高度发展的民主政治。 从总体上讲，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矛盾，充满着危机，并且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浪费大量的自然资源、社会财富为前提。这种社会系统的结构是不协调的，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片面的、畸形的。这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更加突出，物质的富有和精神的空虚、经济的繁荣和道德的堕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共存并生的。 在当代，我们制定和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为指导，视社会为生态、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的系统，注重生态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从而逐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我们要强调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前提作用，制定、实施各方面的环境和资源保护与支持计划，运用新的科学技术方法创造更多的人造资源，保护非再生资源，并健全立法监督工作。经济的基础地位决定我们要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为此，我们要完成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性向集约性转变。同时，我们要推行积极稳妥的人口政策，控制人口增长，使人口增长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提高人口质量，使庞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本，使得对可持续发展的消极因素变成积极因素。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根本目标。自党的十三中全会以来稳步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把“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作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民主与法治建设是一个历史过程，通过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必须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民主政治架构，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要求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为之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科学与教育事业，促进高科技水平与人才素质的飞跃。另一方面，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使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成为人们思想与行动的指南，为我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只有从这四个要素来把握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容，并明确各个要素的特点及其关系，才能走出将可持续发展局限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误区，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正确运作

论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具体如下：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所谓时代精神也就是对一定时代的本质、主题和基本特征等方面的概括。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发展趋向方面的主题、任务及其精神需求，它渗透在这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各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指引着无产阶级时代前进，推动文明进步，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自觉地植根于社会实践的丰厚土壤。

不断地从现实生活中吮吸自己的生命之泉，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检验、丰富和发展自己，科学地回答了时代在不同阶段提出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它是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性。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品质。.

只有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从根本上说，就在于以实践为基础，深刻地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及其客观依据。

因此，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只有紧密结合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才能加以深刻理解。

主观能动性是人类认识和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有目的、有计划、积极主动的有意识的活动能力。主观能动性是人类所特有的，人们应当以客观规律和客观事实为基础，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意识地自觉想问题、办事情，才能把事情办的更好。

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围绕着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开展的。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只有以实际问题，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断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对实际问题的思考提高。

扩展资料

论文要求规范：

1、正文

为了做到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常常将正文部分分成几个大的段落。这些段落即所谓逻辑段，一个逻辑段可包含几个小逻辑段，一个小逻辑段可包含一个或几个自然段，使正文形成若干层次。论文的层次不宜过多，一般不超过五级。

2、参考文献

为了反映文章的科学依据、作者尊重他人研究成果的严肃态度以及向读者提供有关信息的出处，正文之后一般应列出参考文献表。

引文应以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为原则。所有引用别人的观点或文字，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都必须注明出处或加以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对已有学术成果的介绍、评论、引用和注释，应力求客观、公允、准确。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等，均属学术不端行为。

《论妥协》 中国历来有妥协的传统。“韩信受胯下之辱”，“勾践卧薪尝胆”，“司马迁受宫刑著成《史记》”等等，中国历史文化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忍耐”传奇，甚至有一部专门的著作——《忍经》。但是，被视为传统美德的妥协，真的有那么重要的作用吗？妥协，是一种情感上的忍耐。妥协的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是对方认识到问题，对己方责任加以改进，然后实现双赢，当然，这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结果；另一个是对方认识不到问题所在，依然故我，依旧我行我素，没准因为你的妥协而对原先的行为变本加厉，而这种情况是现实中出现最多的结果。在发生矛盾时，双方必然有一个最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法，就像水中的浮球，在重力与浮力达到平衡之后才能静止于水面。在中国，人们遇到矛盾，往往不会寻找这个“最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法”，而是采取忍耐妥协的办法，希图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纯粹的绥靖主义。这与我国历来的人治传统是分不开的，而采取“最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法”是法治精神。除非对方是个品德高尚的聪明人，才可能及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加以改正，实现最终的公平合理。大部分平庸人导致的结果正如上面提过的——依然故我，或变本加厉。而改变此种不正确状态的方式只有一个，就是他遇到比他更强大的一种力量，强制他改变。（典型案例如李某某从小娇生惯养，恣意妄为，直到触犯法律，受到严厉制裁。）而此时，他付出的代价也太多了。所以，妥协，不论是从己方利益受损角度，还是对对方而言，从长远来看，都是有害而无利的。社会，或者说大自然，都有一套公平合理的秩序，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谁破坏了这种秩序，谁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应该秉承公平合理的原则，这也是现代社会主张的法治精神的要求。谁破坏了原则，破坏了公平合理的秩序、状态，谁就要受到追究和制裁。亲人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细小的包容和忍耐是必须的，但是，若是出现原则问题，必须毫不犹豫地提出来，据理力争，这时候可不是讲情面的时候，否则会害己害人。对比来看，西方法律是不近人情的。美国警察可以对些小违法行为拔枪射击，百姓可以把擅闯民宅者乱枪打死，老太太可以就一杯咖啡索赔百万。违法者必受惩，在公平与正义面前，没有任何情面好讲，真真做到了“勿以恶小而为之”。而中国历来是讲情面的。随地吐痰、乱闯红灯，这都是小事，睁只眼闭只眼过去了；邻居家晚上不睡觉，大呼小叫，影响休息，耳朵里塞上卫生纸，忍一忍就过去了；买到劣质商品了，忍气吞声，就当花钱买个教训，下回不在那家买了。所以，西方法治精神导致的社会结果是人人畏法，人人守法；东方人治精神导致的社会结果是人人畏情，心中无法。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三口之家，尚且有法，何况十数亿人口的大国？若全社会人人目无法纪，那社会岂不会成为一滩散沙？所以，现在是应该行动起来的时候了。摒弃妥协、忍耐的传统，以公平合理的法治精神为人处世，让法律法规成为调整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