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犯罪问题研究论文

一 概 述 近几年，我国青少年犯罪问题日渐突出，青少年违法犯罪比例有所增加，犯罪性质暴力化、违法犯罪低龄化、团伙化，且在校生明显增加等一些新特点。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能否健康成长，直接关系到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违法犯罪行为是影响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因素。青少年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也给青少年自身和家庭带来灾难和不幸，这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以下是本人就青少年犯罪的成因与预防问题谈出自己的粗浅看法和大家共同探讨。二 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追究其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制、教育、道德等多个领域，也涉及到家庭、学校和社会众多方面。有青少年自身心理、性格等方面的主观原因，也有外因各种复杂的客观因素，下面首先谈谈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家庭教育的误区，为青少年犯罪推波助澜。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人生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教育对每个人的一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可能是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也有可能是负面的消极的影响。一般而言，良好的家庭有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不良的家庭不仅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还常常成为导致青少年走上犯罪的原因，除了社会环境和个人因素外，不良家庭因素是导致子女犯罪的直接原因。①近年来，我国的离婚率直线上升，家庭结构残缺，使孩子的成长环境先天不良，孩子失去家庭温暖和有效的家庭教育，一遇不良习气和坏人引诱就容易走上邪路，缺乏父爱母爱是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第一诱因。另外不良的家庭教育往往使孩子养成好逸恶劳、贪图享受、自私自利、专横霸道的恶习，一旦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就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高压型”的家庭奉行棍棒政策，在这种高压下，极易造成孩子的人格自卑和逆反心理，这样的孩子一旦犯罪，便会凶恶地报复社会，危害性极大；“放任型”的家庭教育，对孩子无力管教或放任不管，使他们失去家庭温暖，造成孩子的性格孤僻冷漠，一遇不良习气和坏人的引诱就容易走上邪路。此外，父母的不良行为也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二） 学校教育的失当，成为青少年犯罪的温床。学校是对青少年进行正规教育的场所，学校教育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目的性和有计划性，学校教育因其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得其应有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相反，它常常是造成青少年违法行为的重要外因之一，②据调查发现，近70%的少年犯超过了一条由学生变为流生，再由流生沦为犯罪的道路。被调查的少年犯中，在校成绩好的占；成绩一般的占；成绩差的占，还有说不出成绩好坏。这种现象的产生，不能不说与学校教育有极大关系。就学校教育来看，影响其应有功能发挥的主要问题有：（1）教育思想不端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或放松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目前看，还有许多学校没有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根本转变，不少学校教育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片面追求升学率。学校、班级三、六、九等的划分，被划为“另类”的学生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极大的伤害，破罐子破摔，有的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在违法犯罪的在校学生中，这样的学生占据多数。（2）教育方法简单粗暴，教育内容脱离学生实际。有些学校领导和教师教育水平不高，不了解改革开放形势下青少年学生的特点，不善于把握学生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不懂得寓教于教学、活动和管理之中，不会抓住良好的教育时机，仍然采取封闭式、程式化、模式化的简单说教的方式来教育学生，用歧视、体罚、甚至推出学校的办法来对待差生。有些教师平时不认真备课，上课时不是照本宣科，就是不着边际地海吹一通，学生听得乏味，进教室就是感到精神压抑。特别是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他们在学校中常常是低人一等被人瞧不起，对那些脱离实际的教学内容有着一种更为激烈的抵触情绪。由于在学校他们得不到应有的关怀和重视，他们就会到社会上寻找安慰和欢乐，其中有不少人因结交坏朋友而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3）学校生活枯燥单调，少数教师师德不彰。青少年时代是人生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青少年身心成长迅速，精力充沛，求知欲旺盛，他们需要七色阳光，需要丰富多彩的学校生活，然而有许多学校就连这些最起码的需要都满足不了，枯燥单调的学校生活使得青少年学生感到生活于其中实在是太没劲了，于是乎，他们常常将自己旺盛的精力发泄到不该发泄的地方，一失足成千古恨。（4）教育教学分离，校内外教育脱节。教师教书育人，校内外教育一致，是学校教育取得理想效果必不可少的因素。然而现在许多教师只教书不育人，甚至对学生中出现的一些不良苗头往往也视而不见，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这实际上等于害了学生。校内外教育脱节表现得更为明显，常常是教师对学生在学校外的情况一无所知，而家长对孩子在家庭外的情况也漠不关心，只是当孩子出了问题时，他们才会感到大吃一惊，埋怨孩子怎么会这样，而忘记了自身应该担负的教育责任。此外，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有些学生还存在“读书不如趁早赚钱”的思想，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没能及时跟上，这些学生流向社会就很容易成为“犯罪预备军”。③（5）加强以学校为中心的社会、学校、家庭联合教育。下大力气办好普通学校，改变现行中小学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快慢班”作法，正确对待后进生、双差生，减少学生辍学失学现象；进一步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加强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挥学校对青少年教育的主要作用。进一步强化学校、家庭和社会的“防线”作用，通过各负其责，密切配合，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三） 社会环境的污染，使青少年不能明辨是非。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西方社会的垃圾、丑恶现象乘虚而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在社会上蔓延，渲染色情、凶杀、暴力的书刊、音像制品充斥文化市场，黄、赌、毒封建迷信等社会丑恶现象屡禁不止。这些都严重侵害了青少年的身体健康，使部分涉世不深和意志薄弱的青少年腐化堕落，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④另外，遍布中小学校周围的游戏厅、网吧、台球厅等更是诱发青少年犯罪的温床，是不良的文化信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广播、电影、电视、报刊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电视）所呈现的世界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直接体验的限度。它们所介绍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因其表演手法的更加生动、形象和逼真，而更容易为青少年儿童所模仿接受。有些青少年因其思想单纯，很容易受外界不良因素影响，也很容易被社会上的坏人看中，将其拖下水。青少年犯罪为何以团伙犯罪见多，个中原因不言自明，团伙首领的引诱和威逼常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四） 自身素质不高，认知能力不足，是青少年犯罪的另一个重要原因。⑤按心理学的划分，十一、二岁到十四岁是少年期，十四、五岁到十七、八岁是青年时期，相当于小学高年级到高中阶段；十一、二岁到十七、八岁是儿童向成年过渡的时期，也就是成熟过渡而又不完全成熟的时期。在这个生理和心理发展急剧变化的时期，他们虽然在生理、心理上发育很快，但还未成熟，处在半幼稚半成熟，半儿童半成年人状态，充满着独立性和依赖性，成熟性和幼稚性错综复杂的矛盾。在此期间，如果给以正确的教育和影响，他们就能顺利地健康地向成人过渡；反之，他们如果受到不良的教育和影响，就容易误入歧途，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⑥国内外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大量研究表明，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自身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错误的道德认识。品德不良青少年由于缺乏正确的道德观念，认识能力低下，因而容易在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观，低级下流的乐趣观、亡命称霸的英雄观、哥们义气的友谊观等错误观念的支配下，强烈追求私欲（物欲、性欲、报复欲等），产生种种不计后果的违法犯罪行为。二是不良的道德，众所周知，一定的道德情感总是在一定的道德情况认识支配下产生的。一般来说，在正确的道德认识支配下，通常只会产生高尚的道德情感，反之就会产生不良和低下的道德情感。如前所述，在错误的道德认识下不少青少年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友谊，极易感情用事，甚至爱憎和好恶颠倒，对社会具有强烈的对抗性，因而很容易受别人引诱，结成群伙，误入歧途。三是低下的自我控制能力。人是社会的人，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能够认识自己和控制自己。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种知而不能理智，甚至达到“知法犯法”的情况，这实际上正是人的自我控制能力低下的一种典型表现，从心理卫生的角度讲，控制自己就是控制自己的冲动和情绪。有不少青少年极易产生激情而又往往难以自我控制，由此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三 青少年犯罪的预防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是一项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复兴的伟大历史过程，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社会系统工程，因此要积极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同心协力，群策群治，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一般而言，青少年时期是容易产生违法行为的时期。我们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为及早发现和预防违法行为而做出努力。从教育和预防的角度讲，可以采取的措施应是多种多样、因人而异的。归结起来，可着重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一）全面提高青少年自身素质，从源头上遏制、减少青少年犯罪。首先，深入开展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制订和颁布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核心的一大批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法规，建立起了一套较为严密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体系。因此，全社会都要积极行动起来，大力宣传《宪法》、《刑法》、《妇女儿童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与青少年密切相关的法律，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兴建并充分利用各类青少年法制教育阵地，例如广泛开展“模拟法庭”、“法制进校园”等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活动，使广大青少年逐步养成知法、学法、懂法、守法的良好习惯，并能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其次，广泛开展青少年自护教育。要通过建立青少年自护学校，开展“青春自护行动”等行之有效的手段，按照《未成年人犯罪法》关于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自我防范的规定，通过采取专家授课、录像观摩、模拟情景训练等多种形式，向广大未成年人普及自我保护知识，帮助未成年人增强自护意识，提高防御能力。第三，坚持以德育为首，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围绕促进素质教育，大力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深入开展“十八岁成人节”系列教育、大中学生志愿者“三下乡”及新世纪读书计划等活动。第四，多部门配合加强对青少年的管理，要建立健全心理咨询机构，及时对学生出现的心理障碍进行疏导。认真做好“双差生”的教育转化工作，预防在校学生旷课、逃学、游荡在社会上，成为学生、家长和社会“三不管”的闲散人员，减少和杜绝转学学生，防止他们过早地流入社会，染上不良习气，对那些思想不稳定有潜在违法犯罪意识的学生及有劣迹的学生要时刻敲响警钟，防患于未然，将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二）加强和改进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因其具有场地空间集中和正规化的优势，对青少年的成长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学校教育自身并非是至善至美的，必须加强和改进。否则，对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是不利的。加强和改进学校教育，首先要求学校要端正办学思想，切实将应试教育转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面向全体学生，促使其德、智、体全面发展。其次，要大力加强和改善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以及优秀班主任的选派与培养，帮助广大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业务素质和教育水平，切实改变那种对只教书不育人的状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再次，要大力加强对学生的思想道德和法纪教育，时刻注意学生思想和行为的变化，对学生中已经出现的哪怕是极其微小的不良苗头要采取切实措施，及时加以教育和引导，防患于未然。此外，应积极创造条件，丰富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活跃学校生活，使学校对每一个学生都有强大的吸引力。（三）完善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好坏对青少年的成长所起的作用截然两样，这已为众多的调查研究所证实。然而，⑦据有关部门统计，有80%以上的家长对家庭教育性质、任务、内容、特点缺乏比较全面的了解。由于他们不了解孩子的心理特点，加之教育水平不高，教育方法简单粗暴，他们也常常会为自己辛辛苦苦的教育收不到预期效果而苦恼，对于许多家长来说，当前的首要问题是要学习教育科学知识，树立新的“教子观念”，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实现家庭教育科学化。（四）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净化社会环境，优化社会教育清除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土壤和条件。要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大力提倡树新风正气，坚持不懈地开展“打黄打非”斗争，共青团、妇联、公安、文化等有关部门应联合行动，对学校周边的各种娱乐场所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彻底的清理整治，严厉打击危害学校正常秩序，侵害青少年学生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保障学生有一个安全、和谐、健康的学习环境。强化对文化市场、娱乐市场的管理和监督，努力消除精神“污染源”。让青少年远离游戏厅、歌舞厅、录像厅、电话信息台、网吧等不宜进入和涉足的营业性娱乐服务场所和服务网。同时要大力加强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青少年活动阵地的建设，以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活动吸引青少年，满足青少年素质全面发展的需要，积极营造适合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关心和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不仅是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职责，而且是全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各级教育、文化、科研、新闻出版、体育、广播影视等部门，群众团体和学校。要从培养接班人的高度，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努力为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一种优化的社会环境，应通过良好的思想、文化、艺术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教育，使广大青少年儿童受到良好的熏陶，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健康成长。 （五）加强对青少年工作的研究。预防青少年犯罪，首先要加强对青少年工作的研究。我们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实地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少年犯罪的新因素和新规律，制定并实施科学的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的战略，制定并实施科学的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的战备，才能把青少年违法犯罪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上，保持社会的持续稳定和经济的健康迅速发展，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青少年权益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总之，为了防止青少年违法行为的产生，以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学校、家庭和社会之间需要密切合作，充分发挥三者之间的积极作用，针对青少年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特点，形成一个立体交叉的教育网络。当然，所有这一切的着眼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促进青少年的自我教育，提高青少年自我教育水平。因为，青少年只有能够正确地把握自己，从而使自己的理智和情感都能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让违法行为消失在萌芽状态，才能从根本上杜绝青少年犯罪。

3000字太短了，写不出来什么有深度的东西，下面这篇还可以，你参考下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青少年犯罪 论文＝＝＝＝＝＝＝＝＝＝＝＝＝＝＝＝＝＝＝＝论文摘要近几年来，青少年犯罪已成为全球注目的一个社会问题。青少年犯罪不仅人数不断增多，而且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在全部犯罪人员中，青少年犯罪的比例最高。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最新资料统计表明，我国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的少年犯罪案件占到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一、 青少年犯罪心理1、“攀比嫉妒”心理 2、“孤注一掷”心理 3、“浓缩人生”的心理4、“偏激浮燥”心理 5、“法不责众”心理 6、对某种事物的“好奇”心理7、“贪慕虚荣”心理 8、“盲从作案”心理二、 青少年犯罪呈现的特点1、 青少年犯罪呈现“疯狂性”和“突发性”2、 组织结构的团伙性和犯罪结合的偶合性3、 犯罪动机的单一性和犯罪目的的荒诞性4、 犯罪心理的报复性和犯罪心态的逆反性5、 青少年违法犯罪呈现出“四高一低”的趋势三、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1、 受社会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2、 受社会不良文化影响3、 受家庭不良教育的影响和法制道德教育滞后4、 青少年自身素质不高，抵御能力差四、 青少年犯罪的预防1、 保护性预防和堵塞性预防2、 控制性预防和改造性预防3、 家庭教育4、 在校园教育方面近几年来，青少年犯罪已成为全球注目的一个社会问题。青少年犯罪不仅人数不断增多，而且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在全部犯罪人员中，青少年犯罪的比例最高。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最新资料统计表明，我国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的少年犯罪案件占到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据南方某市教育局老师估计，跨校跨区的校园敲诈勒索事件占到整个校园敲诈勒索滋扰事件的60%左右，而且杀人、抢劫、强奸、恶性伤害等案件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有关调查显示有50%以上的“问题少年”，其问题处在家庭，愈演愈烈的校园暴力已经到了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步。暴力事件的不断发生，给我们的家庭教育现状带来了警示。我国青少年犯罪一直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青少年犯罪”在世界范围内被列为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第三大公害。我国未成年人的犯罪人数呈现逐年增多并且向低龄化、团伙化、恶性化发展的趋势。对社会稳定造成危害，青少年除了无业人员及城市周边地区人员居多，父母离异、畸形家庭子女犯罪的多、结伙犯罪的多、二人以上共同犯罪的多、侵犯财产安全的多，不计后果、追求哥们义气的多等等。除上这些长期以来所固有的原因特点外，还有一些网络犯罪、利用先进科学技术犯罪等特点。《宪法学》指出：青少年占我国人口总数的60%以上，关心和培养青少年是关系的党和国家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的重大问题<1>。《婚姻法学》指出党和无限关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为培养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提供了一切必要的条件<2>。一、 青少年犯罪心理我国就目前青少年犯罪的心理现象的调查中发现，青少年犯罪中绝大多数是心理扭曲后，不同的犯罪行为有不同的犯罪心理，在同一个人身上也会有不同的犯罪心理出现。(一)“攀比嫉妒”心理这是造成心理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总觉得社会对他来说不公平，别人有的自己却没有，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于是就有夺回“应得”的欲望和冲动。如“某中学一位年仅13岁的中学生王某，家庭条件也不错，但是因为同班同学有一辆轻骑摩托车，王某要父母也给他买一辆，未能如愿，于是他就开始想办法，在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的中午十二时许，王某趁邻居曾某家无人，翻窗进入屋内，盗得现金3850元，2000元首饰。王某正准备享受其得来的胜利品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就王某而言一个年仅13岁的中学生，对于同班同学的一辆轻骑摩托车，就能产生如此大的攀比嫉妒心理，这是非常可怕的，回想八十年代上中学的我们，简直无法想象。我们那时能吃好、穿好已经是可以了，如果谁能有一辆凤凰自行车，那骑上就成了“白马王子”了。而且你骑两天，我借两天，象珍宝似的，生怕弄坏了。现在的孩子的生活非常优越，使我想起了一篇文摘，文稿说的是现在的“中国小皇帝”，他们怕吃苦，怕受累，不愿干活，提起学习就摇头，连学生最起码的作业有时候也得让家长代劳。轮到自己打扫卫生、大扫除之类的，家长们得拿着扫帚去“义务劳动”，这些家长的行为真让人费解。（二）“孤注一掷”心理这相当于赌徒的心理。他们把人生看成是一场赌博，认为“赌注越大，得利越多”。甚至认为“这年头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于是敢于冒任何风险，如：某市一起团伙作案，最大的24岁，最小的12岁，共9人。在去年八月至十月底就作案27起，其中有抢劫、盗窃、等作案方式。据年龄最小的犯罪交代“与其和后娘、后爹窝囊过，还不如豁出去自在的过个痛快”。这些青少年心理一般都孤僻，不爱与人沟通，他们往往发生在单亲家庭。这些青少年缺乏父爱和母爱，缺乏人生坐标的指引，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不考虑别的因素，我行我素，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于社会公德、法律、公约等一概不看、不问、不知。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已经触犯法律也不知道，自己应该负什么责任也不知道，这些青少年的存在对社会的危害性特别大，建议社会多关心、开导这些青少年。这些青少年的存在对社会的危害性特别大，建议社会多关心、开导这些青少年。（三）“浓缩人生”的心理一些青少年心理深处有这样的想法“艰苦一辈子，不如潇洒走一回”，“吃苦一辈子，不如享受一阵子”，“多活几年受苦受累，不如少活几年图个快活”。有的人甚至认为“只要今天能享尽天下福，过上神仙般的日子，即使明天与世无缘也值得”。在青少年犯罪团伙中绝大多数承认自己是为图一时享受、刺激和痛快。这些青少年都是“享乐主义者”，“怕苦、怕累、多享受”是他们的宗旨。他们大多都没有什么理想，也不想有什么成就。如果有理想的话那就是“吃喝玩乐”。这种人和“寄生虫”没什么分别，只知道寄生在社会身上，从不对社会做什么贡献，吃玩度过自己的一生，这样的心理不值得推荐。（四）“偏激浮燥”心理个别进入青春发育期的女孩子，由于受家庭和外界环境的影响，好奇心强，求富心切，急不可耐。一旦自己的愿望不能实现，就情绪浮燥，感情冲动，丧失理智，就走向极端，不惜铤而走险。如“去年五月，某公安机关抓获一少女，不仅自己卖淫，而且还介绍容留他人卖淫”。像这样的一位生理进入发育期的女孩子，对“性”有无知感、探索感。脾气暴躁属于发育期综合症，某件事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对于能赚钱的行业，不识别它的好坏以及合法性，只要能赚钱就干，从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正确的性教育，可以使青少年树立科学、健康、进步和有益的性观念，提高他们在性问题上的辨别力、鉴赏力和选择力。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我们不仅受自己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必然收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性的各种信息和思潮靠禁是禁不住的，不向青少年传授科学的性知识，非科学的东西就会影响他们”<3>。只有向青少年传授正确的性知识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减少社会上的青少年“性”犯罪。（五）“法不责众”心理一些青少年认为“法不责众”，“法也不难治众”。中国这么大，违法犯罪经常出现，“混水摸鱼，被抓获的是少数”。在调查心理青少年犯罪中，就有80%明知违法，触犯了法律，但又普遍心存侥幸。有的甚至认为我不够法定年龄，即使进去了，我还是尽快出来，不相信，甚至认为不可能会绳之以法。如：阿亮与阿进均出生于1987年，2003年两人因涉嫌抢劫被逮捕。目前，两人分别被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和1年。听到判决，两人傻了，不是说未成年人犯罪不用负刑事责任吗？我国《刑法》的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她的家人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4>。根据刑法的规定这个案件中的两位少年已经犯了罪，犯罪以后认为自己不是成年人，不够刑事处罚年龄，这是明显的无知性，这是“法盲”的表现，他们能根本不知道法律是怎样规定的，也不学习法律，最终导致了受到法律的制裁，后悔也晚了。（六）对某种事物的“好奇”心理由于社会上的阅历浅，辨别事物是非的能力差，缺乏正确的、良性的、积极向上的诱导，好奇心驱使青少年去干某种事情，去体验某种享受。如：一位品学兼优的少女禾某，因好奇去吸毒，结果沦落到以卖淫换取毒资的地步。这个案例中的少女乔某，只是因为看到别人吸毒，心想，这是什么味呀？这种心理驱使她去尝试，结果上了瘾，不能自拔，毒品能消减人的意志，损坏人的机体，降低国民素质。“打击毒品，远离毒品”是每个青少年应该去认真做好的。（七）“贪慕虚荣”心理因贪慕虚荣而走向犯罪是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最突出的。现在青少年受西方资本主义享乐观的深刻影响，认为自己这一代就应该吃好、穿好、玩好。处在这种负面的阴影下生活，青少年的身心在高消费的虚荣心的强烈驱使下就开始偷、抢、等等，利用各种手段满足自己的强烈愿望。（八）“盲从作案”心理青少年在心理和生理上都不成熟，有的就是跟在一起玩，从思想上根本不考虑这件事为什么要干，能干不能干，干了以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些后果严重不严重。这些严重的后果对自己有没有影响等等。如：一个少年抢劫、盗窃团伙，6人中有3人不满12岁，他们跟着一个16岁的“头目”在两年时间内疯狂作案几十起。当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去犯罪的”，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他（指头目）让我们干的”，这些青少年在他们的思维中就没有罪与非罪的界限，只知跟在后边瞎胡闹，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二、 青少年犯罪呈现的特点（一） 犯罪呈现“疯狂性”和“突发性”青少年时期正处于人生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时期。由于某些青少年在社会进化过程中没有形成健全的人格，往往容易走向歧途，由于年轻人逞强好胜，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中，常常带有很大程度的疯狂性。由于少年的犯罪动机往往比较简单，其目的单一，随意性强。一般来说，较少有预谋，没有经过事前的周密考虑和精心的策划，常常是受到某种因素的诱发和刺激，或一时的感情冲动而突然犯罪，这种突发性行为反映了青少年情感易冲动，不善于控制自己，有的仅仅是为了偷点钱去上网而杀人。（二） 组织结构的团伙性和犯罪结合的偶然性从组织结构看，一般都是临时纠合，时聚时散性的，而且这种组合往往是一拍既合，一哄而起的团伙性犯罪。这与有组织、有策划的团伙性犯罪有所区别。这种偶然性的纠合也往往随着一个犯罪活动的终结而自行解体。如：浙江校园暴力升级，学生组团买枪对抗黑社会。这个学校的学生为了对抗黑社会对他们正常的学校生活的干扰，组织了一个组织，并购买了一只猎枪来保护自己。他们弄的这个团伙是一种偶合性的临时纠合，而并非有组织、有策划的团伙，虽说他们能是偶合性的团伙，但他们对社会的危害性也是非常大的，对于这样的团伙，学校要是发现一个及时解决一个，把他们都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三） 罪动机的单一性和犯罪目的的荒诞性青少年犯罪的动机往往是出于好胜猎奇，对照模仿，其目的往往是好奇、好玩或争强好胜。他们能的是模仿电视、电影中的某个镜头和情节，有的是同学或朋友之间所谓的争强好胜，显示自我的“天不怕，地不怕”而犯罪。有的出发点是为了偷钱，却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后果，这也可见青少年犯罪行为的严重盲目性和不计后果性。（四） 犯罪心理的报复性和犯罪心态和逆反性青少年虽年幼无知，但同样渴望人格上的独立和自主，能够获得平等的权利和尊重，不愿意管束，这种心理随年龄的增长有时会越来越强烈，特别是他们具有一些不良行为而被管教时，他们轻则对抗，重则予以报复。（五） 青少年违法犯罪呈现出“四高一低”的趋势即：青少年暴力犯罪比例偏高；14岁至18周岁年龄段强奸、抢劫犯罪比例偏高；18周岁至25周岁年龄段盗窃、抢劫犯罪比例偏高；农村青少年犯罪比例偏高及青少年违法犯罪年龄低，潜伏着巨大的社会危害性<5>。三、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人的发展是由本能的生物人向理智的社会人发展的过程，在相近似的环境中，青少年之所以比成年人更易于越轨，主要是身心发展及社会化程度的差异而所致。认为社会结构的失调势必导致一批低文化青少年的出现，这是青少年犯罪率高的社会原因。由于青少年认识能力低下，富于易感性的、冲动性的、自控力差的，在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下易于发生适应犯罪，据调查，青少年案犯家庭状况普遍偏差，且多为畸形。有的家庭父母不和；有的父母离异；有的教育不当；管理不善。家庭环境和家长的言行、品行及教育方法，对青少年的心理品德、爱好和思想的影响至关重要。（一） 受社会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全面发展。同时出现了一些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偏激倾向。于是，见利忘义、惟利是图、坑蒙拐、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等社会不良现象时有发生，对社会风气造成较大的不良影响。而青少年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阶段，缺乏社会经验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受这种不良风气的影响，一些青少年经受不住各种物质享乐的诱惑，在一定条件和某种因素的作用下就极有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二） 受社会不良化的影响优秀的文化可以提高人们的思想，促进人们奋发上进。低级、庸俗的文化会腐蚀人们的灵魂，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目前，在文化市场上，图书、报刊、音像制品、文化娱乐等中充实着大量的封建迷信、凶杀暴力、淫秽色情以及其他有损人民群众健康的内容，对社会文化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污染。这种受污染的社会文化生活环境对涉世不深的青少年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香港及国外流入的暴力恐怖片在一定程度上激起青少年好奇和模仿的激烈欲望。许多青少年正是由于剧情的指引从而完成与其年龄并不相称的违法犯罪行为，从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三） 庭不良教育的影响和法制道德教育滞后父母是子女的启蒙老师，家庭的教育培养，深刻影响着子女的人生观、道德观的形成成。家庭教育的缺陷是子女形成不良性格的基础，潜伏着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危机。近几年来，虽然在中小学设立了法律知识和品德教育课，在社会上开展“送法上门”，“法律进家”等各种形式的普法教育活动，但在力度上还是有欠缺，在面上还有死角。青少年自身更是不重视此方面的学习，因而，致使一些青少年缺乏是非、荣辱、善恶观念，分不清罪与非罪的界限，此罪与彼罪的区别。（四） 年自身素质不高，抵御能力差以上三方面对于青少年犯罪均是外部因素。青少年犯罪根本的原因在于青少年本身。由于青少年文化素质较低，分辨是非能力较差，其处世的无知性、盲目性就很难应付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经不起诱惑，很容易被别人控制，利用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意气用事，不计后果等，从而走向犯罪的道路。四、 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在学校教育中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增强青少年的法制观念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根本措施。“无论在自然界中或在社会中，没有一种现象不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的，任何原因又者是必然引起一定的结果”。对于青少年犯罪只有认识原因才能更好去预防，去遏制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发展教育事业的目的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是为了“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6>。《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也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7>。预防青少年犯罪要内外并举。一方面要探索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的长效管理机制，另一方面要重视新形势下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应当看到，有的地区青少年活动文化中心较少，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的文化娱乐、体育卫生、心理保健学方面等宣传和设施，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和青少年求知的需求。而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网络中的有害信息成为影响校园稳定的新的不安定因素，需要各级各类学校将网络安全教育摆在主要位置，借助学校的自身优势，在学生思想上，心理上建立一道防线<8>。如何更好的预防和防止青少年犯罪适应从以下几点去做：（一） 保护性预防和堵塞性预防保护性预防是指国家或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以保护青少年健康或去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防止青少年沾染不良习惯；禁止侵蚀青少年思想品德信息的传播；打击教唆、引诱、胁迫青少年犯罪活动。这也是保护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主要环节。堵塞性预防是指通过堵塞各方面工作的漏洞，减少和消除实施犯罪的条件，达到犯罪预防的措施。如：给学生普法，学校经常把政治课设为法制课，组织学生接受“庭审教育”，参观看守所。孩子懂法要主动而不能依赖课堂的灌输。主要包括：加强学校、家庭对青少年的教育，教育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二） 控制性预防和改造性预防控制性预防是指各种针对有明显犯罪倾向或轻微犯罪行为的人采取的帮助教育、挽救措施。主要包括：成立科教小组，送上课堂学校教育；加强少年的法庭的工作，回访考察。改造性预防是指政治机关以生产劳动力为主要手段，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基础教育，使有违法犯罪的人改邪归正，争当遵纪守法的劳动者。在劳动改造时，应结合青少年犯罪的特点与原因，要重点进行思想教育，彻底从思想上使失足青少年得以改造，真正成为自食其力，遵纪守法的劳动者。（三） 家庭教育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细胞能正常发育，整个肌体就能健康的成长。家庭稳定，社会就能相对稳定。亲密和谐的家庭关系，正常良好的家庭教育，是每一个孩子健康成长的至关重要的条件。家庭教育是全方位的教育，是青少年道德思想形成的基础，尤其早期的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素质优劣起着关键作用。良好的家庭教育不仅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一道坚固防线，也是造就人才的摇篮。（四） 在校团教育方面加强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加强法制教育，是青少年在安定的生活、学习环境中接受良好的教育。校园好比一个大花园，花木的成长与园丁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辛勤的园丁可以培养出好的花木，懒惰的园丁就可想而知了。通过青少年犯罪的心理、特点、原因的全面了解，我们提出了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几点对策。全社会都要关心青少年，爱护青少年。加强综合管理，多管齐下，形成一种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1、《宪法学》1991年10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第244页，吴家麟主编，关欣副主编2、《婚姻法学》1990年10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第68页，巫昌祯3、《炫风》2004年9月，《大学校园学生社团缘何“性”字打头？》第54页，作者：陆小娅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5、《法律与生活》2003年3月上半月（总第233期）——《透视青少年犯罪~构筑预防三工程》刘戬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一条和第五条（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7、《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三条（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8、《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4日，《预防青少年犯罪要内外并举》王湛（教育部副部长）

《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研究述评》

摘 要|：大学生违法犯罪是一个社会问题，已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本文主要从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心理特点、犯罪成因、心理干预措施等方面入手，对当代国内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价。

关键词：大学生 违法犯罪 心理问题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6-230-02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各方面的转型期，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加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影响，大学生违法犯罪案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犯罪有十类共400余种，而大学生犯罪至少已经涉及其中的五类数十种之多，涵盖了政治、经济、刑事等各个方面。处于大学阶段的青少年，生理发育已基本成熟，但他们的心理发展却相当不稳定，当一些心理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化解时，就可能衍生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

一、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内部心理特征

(一)认知特征

在认知特征方面，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大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与其低水平的认知相关。如韦庆辛(2005)认为，部分大学生的认识水平较低，对道德法纪的认识愚昧无知、观念糊涂，甚至到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地步，以至于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第二种观点认为，大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已经到了很高的阶段，只是不够成熟和稳定才会导致犯罪。如裴涛等人(2009)认为，由于这一阶段的大学生无法合理地将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和现实社会的实践经验良好对接，导致自己的观点具有片面性、偏激性和局限性，在处理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时，往往难以调控好自己的情感和行为，一旦出现犯罪欲求倾向，就变得难以抑制。第三种观点认为，大学生的违法犯罪是由于其混乱的认知发展所导致的。教育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格局的激烈变动、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的冲突、能力和社会期望值之间的冲突、理想和社会现实的冲突等，都会造成大学生的心理冲突和认知偏差。

(二)情绪情感特征

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大学生违法犯罪者容易急躁，遇事不冷静，好感情用事，不善于用理智去控制情感，对他人缺乏尊重和同情心，有遇事不顾后果的特点。例如，大学生违法犯罪者通常都缺少社会性情感，情绪体验低级、庸俗，有不良倾向的消极情感情绪(如嫉妒、愤怒)，自尊与自卑情感并存。另外，大学生的情感反应具有不稳定性和冲动性，其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他们情绪变化多而且快，而冲动性则主要表现在他们情绪困扰往往很大，无法有效、及时地缓解不良情绪，导致负性情绪累积，产生违法犯罪行为。强烈的交往需要与自我封闭的冲突也是大学生犯罪心理形成的重要原因。大学生在人际交往方面，容易出现心理活动的闭锁性，表现为谨慎、疑虑、不愿坦露内心世界，但同时他们也有一种希望被人理解、与人交往的强烈愿望，由此形成了自我封闭与渴望交往的矛盾，从而引起情绪、情感上的困扰。由于社会阅历浅，大学生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容易被人引诱，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三)意志特征

现有的研究显示，大学生意志力薄弱对违法犯罪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念尚未定型，当面对来自社会的各种诱惑时，意志力面临严峻考验，因此，被视为犯罪的“易感人群”。大学阶段的青少年学生意志的两极性明显，一方面是社会要求完成的意志活动，他们难以实现，显得意志力薄弱，在外界诱因的诱惑下，很容易使意志活动偏离正确方向;另一方面，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需求，在实施反社会倾向的活动中，会千方百计地去排除主客观障碍，显示出顽强的意志力。另外，有学者认为，存在侥幸心理也是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的主要特征之一。例如，姚岚(2001)在分析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特点时指出，在这些大学生中，“很多人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犯罪，但由于自以为能够成功的侥幸心理占了上风，驱使他们为达到个人目的铤而走险”。侥幸心理是促使大学生犯罪意识“外化”的心理机制。

(四)个性和行为特征

自我意识的扩张，是处于大学阶段的青少年的重要心理特征。当个人意愿落空时，处于这种意识状态的大学生，往往会降低人的社会需求水平，对自我过分怀疑，压抑自我的积极性，并可能引发严重的情感损伤和内心冲突，其心理体验常伴随较多的自卑感、盲目性、自信心丧失和情绪消沉、意志薄弱、孤僻、抑郁等现象。有的大学生甚至会失去理智，对自己的行为不能以社会道德法律规范进行调节与控制，从而实施犯罪。在违法犯罪的大学生中，存在三种类型的极端个性：虚荣型、暴躁型和抑郁型。虚荣型的人有过高的荣誉需求结构，虚荣心强，名利思想重，嫉妒心强;暴躁型的人性格急躁，社会适应性差，易和他人争执，比较容易酿成恶性事件;抑郁型的人性格内向、孤僻，沉溺于内心体验，过分敏感，有时会产生企图以外部的过激行为达到消除自己精神负担的行动。关于大学生违法犯罪的行为特征，韦庆辛(2005)认为其具有模仿性、冲动性、凶残性、娱乐性、易变性、纠合性等特点，且大学生犯罪动机的产生易为外界诱因引起，具有不稳定、有强烈的情感性和情绪性、未被意识的特征。

(五)人格障碍

人格障碍者在变态心理的支配下会反复出现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大学生犯罪与人格障碍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大学生常见的人格障碍主要有偏执型、分裂型、爆发型、强迫型和癔病型，具有这些人格障碍的人通常难以与人相处，缺乏社会责任感，遇到困难总是不能合理归因，固执且好猜疑和仇视。由于大学生某些人格特征的极端发展，对其行为有很大的消极控制力，从而引发犯罪。同时，大学生的偏常行为也正是他们偏常人格的反映。例如，犯有盗窃罪的大学生一般具有贪婪、自私、虚荣和多疑等性格;暴力犯罪者则有易冲动、多疑、偏执、刻薄等心理特点。

二、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外部因素

(一)家庭因素

家庭和父母的教育对大学生的一生成长至关重要。大学生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成长，同家庭的关系甚为密切。个别大学生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与他们的家庭有着直接的联系。家庭的过度溺爱、家庭成员关系及性格的负面影响、家庭不良文化氛围的影响等因素都是造成大学生犯罪的“家庭教育失误”。造成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的家庭因素包括：家庭残缺、问题家庭和贫困家庭等。

(二)学校因素

学校在学生个性品行培养上起主导作用，在大学生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当今社会中校园人文精神的缺失被认为是大学生犯罪最深层次的思想意识根源。朱云和桂忠孝(1996)通过对入狱大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引起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学校因素主要来自三组对立的矛盾：学生个性培养与人格塑造的矛盾、教学内容理念性与社会现实性的矛盾、教师职业崇高性与少数教师无为性的矛盾。另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薄弱、学校管理存在漏洞等因素，也会对大学生违法犯罪产生消极的影响。

(三)社会因素

1.社会失范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将“失范”定义为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原有的社会价值准则被破坏，不能继续控制和调节社会成员的行为;社会成员缺乏明确的价值准则的指引，人们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准确位置，难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进而引起不满情绪、挫折感、冲突以及越轨行为。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失范主要表现在局部的社会机构失衡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所带来的负向效应、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引发的社会价值评价系统的紊乱等方面。社会的失范，会让部分是非辨别能力较差且缺少社会阅历的大学生感到迷惘困惑、无所适从，从而造成部分失去规范约束的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出现偏差;同时，也减少了人们相互自然监视和彼此非正式控制的这种传统社会制约的可能性，增加了大学生犯罪的机会。

2.文化冲突

索尔斯坦·塞林(1938)认为，文化冲突的本质是价值观的冲突。在一个具有统一价值观念，拥有社会成员共同承认的规范意识的社会中，文化冲突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在多元复杂的当代社会中，社会整体的价值观与部分社会的价值观是不可能统一的，因此，两者之间极易形成冲突。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冲突主要包括两种类型，即纵向文化冲突和横向文化冲突。其中，纵向文化冲主要是指传统社会文化与现代社会文化的冲突、学生文化与社会(成人)文化的冲突;而横向文化冲突则包括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冲突、正统渠道的主流文化与社会亚文化的冲突等。大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总是在文化冲突中进行错误的价值选择的结果，不同类型的价值选择导致不同类型的犯罪。

3.社会大环境的信息污染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尤其是作为信息传播主要渠道的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有意无意地传播大量包含暴力内容的信息，对于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具有诱导作用。媒体的扩大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学生的极端心理问题，不仅会使处于青春后期期待别人关注的大学生对社会中出现的极端行为产生模仿与认同，也会让大学生以模仿社会中的某些极端行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综上所述，失当的家庭教育方式、尚存欠缺的学校管理和校园文化、不良的社会环境因素都会降低大学生的认同感。吴殿朝(2008)在其研究中引入了社会控制理论的“socialbond”概念，并将其译为“社会腱”，用以指代个人与传统社会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国内大学生的“社会腱”由依恋、认同和信念三个因素构成。认同作为“社会腱”的重要组成因素之一，同时存在于家庭、学校、社会三种教育环境链条中，但是，这一链条中存在的一些负面因素却使大学生的认同降低，致使“社会腱”链条破裂，发生犯罪。

三、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心理干预

目前，大部分研究者都是从思政角度，强调对大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学校教育。而真正以大学生为对象的犯罪心理干预的实证研究目前并不多，主要散见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自我调适和疏导

由于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水平还比较滞后，从一定程度上讲，大学生的自我调适与防范是目前大学生避免因心理问题而导致违法犯罪的最重要的手段与措施。曹国辉(2005)认为，大学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自我调适和自我疏导：确立新的适合的追求目标;正确对待学习、生活与就业的压力;积极转移注意力，学会正确的自我宣泄;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等。

(二)团体辅导

韦志兆(2010)基于犯罪心理的人格诱因，强调了团体心理咨询技术在大学生犯罪心理预防与矫正中的应用价值。在团体心理咨询中，他将61名同学分成5个小组进行自信心培训。团体活动前后对学生进行16PF人格因素量表测试，将测量得分进行前后比较，结果显示，活动前后成员自信状况差异显著，团体心理咨询对成员人格因素的发展有积极影响。他进一步提出，可以充分利用团体心理咨询的形式为大学生在不同时期的成长需要和面临的问题与挫折提供服务，促进他们健康人格的形成、矫治人格偏差。

(三)人格矫治

对于大学生群体中的人格障碍者，可以通过精神分析疗法、行为疗法、支持疗法和认知疗法进行矫治。

四、总结与展望

为什么不要这样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一旦你把自己的位置放到敌对者这样一个角色，对方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太过于小心眼了。尤其是，当他认为他新认识的那个人并没有你说的这些缺点，而却遭到你的诋毁，这会让他觉得你对他还有所留恋，还想和他重新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