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幽默为主题的论文

幽默作为一个很古老的研究课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在以后的世纪里，学者不断丰富幽默的内涵，赋予其无穷的魅力，幽默理论也不断得到修正、检验和发展。总体来说，话语幽默的既有研究基本集中在微观话语层面上，即局限在分析一句到几句简短对话的层面。其实，对话语幽默的研究还应关照到宏观层面：一则小品、一个故事整体上的幽默性，对人们较高层面的常识予以颠覆性的攻击。赵氏小品之所以能长期雄踞央视春晚精品节目版，除了微观层面的话语幽默外，还得益于他宏观层面上对中国农民形象进行重塑的颠覆性意义，与许多相声、小品局限在具体几句台词上讨取观众的笑声有着层次上的差别，同时这一点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何许多相声、小品逐渐失去以往观众的高认可度。观看赵本山小品，可以看到表演现场时始终充满着观众发自肺腑的大笑和情不自禁的长时间的鼓掌。有的观众笑得流出了泪，更有一次一位观众因为欢笑过度心脏病突发[1]。在《牛大叔提干》(1995)中创造性地解释“扯淡/蛋”、在《钟点工》(2000)中有关“马夹”与“王八”的台词、在《昨天、今天、明天》(1999)关于“秋波”、“家用电器”、“月子”的歪解、一首接一首的打油诗、在《卖拐》和《卖车》中一系列的脑子急转弯等等，他的几乎每部小品都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机智风趣的幽默话语，加上他类型化的表演技巧，逗人欢笑，引人深思，使得他的小品往往成为央视春晚最重头的节目之一。 赵本山小品代表作《拜年》最典型体现了表演者运用话语要素达到微观与宏观层面相结合的效果。笔者认为，该部小品从主题性、时效性、讽刺性、建设性到高超的话语幽默都应算赵本山最有力的代表作之一。剧中，一连串的台词和老夫妇的体态语将小品推向了一个高潮。从畏畏缩缩、唯唯诺诺，到反客为主、掌控话语权，主动提问、引领话题、对对方加以评论，透着长者的关心，时不时地对“三胖子”加以规训。展现的农民形象全面而正面：自由自在(踱步、就座、询烟问茶，后来赵老蔫干脆直接上炕，反邀主人来“整两盅”)、说话流利得体、善解人意、宽宏大量、乐于助人。这段台词结合表演与前后情节相比自是幽默无比，含义不一而足，但最深刻全面的还在于展示农民在正常话语状态下全面且正面的形象。所以说，幽默话语往往能帮助弱势群体获取一定的话语权，促进社会公平。放下文本语言本身，深入到其后的思想，就能发现说话人的意图，毕竟，话语只能是一系列的明示手段即话语刺激，真正要表达的是说话人的思想(sperber & wilson 1995)[3]。首先，赵本山较全面地建构了农民形象，而不像其它大部分中国文化作品往往集中建构了负面的农民形象。所谓全面，正如第三节中的大部分例子展示的那样，许多话语表面上可笑，体现了农民话语能力的欠缺、形象不佳(如赵本山在几乎所有的小品中基本没有一次把帽子戴端正了，裤子也常常松松垮垮地往下掉)，但其话语幽默中可能的多重理解往往又彰显了农民的正面形象，如渔夫的厚道、睿智等。这种全面且正面形象居多的建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赵氏本人长期的农民身份和对农民真切的认同感。

以下资料可供参考：钱钟书的幽默与刻薄原载：《大公报》 作者：刘阳清人张潮《幽梦影》说：“才兼乎趣始化。”假如要推举符合这层标准的中国知识分子，我觉得，钱钟书先生是最合适的代表了。不像许多饱读诗书的老夫子，他实在是个非常有趣、非常幽默、非常爱好“搞笑”的人。这一点，人们大都是从妙喻纷披的《围城》里了解到的。其实，即使是他那两部渊博浩瀚的扛鼎学术著作《管锥编》和《谈艺录》，也幽默不断，能让会心人时不时捧上一把腹。钱钟书擅长在严肃不苟的学术论据列举中穿插一些笑话故事，放松你的大脑神经。在《管锥编》里，他引用过“孙悟空好色”的故事、“天上有厕”的故事、太监自夸贞洁和驼子自诩恭敬的故事、“杜甫通拉丁文”的故事、一对偷情者的野种出生后大骂“老物初未尝计及生我，渠只自求快意”的故事、庄子鼓盆竟是因为“一生旷达，被老婆逼不过，方得脱然，不觉手舞足蹈”亦即终于从妻管严中获得解放的故事、一故事主角甘愿化身为心上人所坐之马桶的惊人语、“食之和体，气不下溜”的妙语、老妪解小便于大海且自语“不无小补”的笑话，以及菜园一头毛驴观赏己粪所培植之白菜，闻树上莺啼而责怪“你好无聊！瞧我流于高谈阔论吗？我在沉思啊”的令人喷饭的故事……这些小幽默，俯拾皆是，可见钱钟书的学问人生一点也不沉闷。钱钟书善于笑嘻嘻拆解一般人司空见惯的现象，要么问个为什么，要么一本正经地给出番逗人发噱的理由。据说，有位丑女子“独宿憎夜，嫫母畏昼”，他反问：人怎能既怕白天又怕黑夜呢？难道宇宙间还有非昼非夜的时段吗？魏文帝不爱吃后来馋煞杨贵妃的荔枝，钱钟书猜测说，那是因为“无红尘一骑之飞递，所啖者早已一日变香二日变色三日变味”。尤妙者，他还指出曹植七步成诗其实是不幸中之大幸，幸在未被限定句数，所以做六句交卷没事，倘若规定七步之内非做上十六句不可，十个曹植也不够脑袋砍了。有趣归有趣，细想想，倒还真是这么个理儿。许多时候钱钟书热衷于打趣古人。在他眼里，他们根本不是高高在上的圣贤，而就像大冬天坐在自家热炕头上聊家常的老兄老弟。他说唐朝某作家写碑文喜好长篇大论，有贪图稿费之嫌；又说易卜生某剧本某句台词可资谈艺，乃“冬瓜印子虾蟆禅”；还揶揄《儒林外史》写“勾魂”就像“请客送知单”；他认定王充的无神论实质上可谓“有妖精论”；又发现汉字里好多贬义字都带女旁，“如周姥制礼，当不若是矣”；他认定屈原《天问》并不期待确凿答案，柳宗元却作《天对》强以对，强加给前者“谲讽”之名，好比爷爷托孙子福共同领赏；又笑称黄庭坚将丧事人家之狗误解成无家之狗；他战战兢兢于蚊子叮咬之厉害，不过又坚信换了苏轼这样善睡的人，“则飞蚊扰鬓，仍能腹摇鼻息也”；还涮了一把王安石，说王写起文章来也大有变法之气，挪移前人妙句，以致生出“代为保管，久假不归之下策”；他嘲笑口出“北人不拾江西唾”豪言的元好问自己私下偷偷师法江西派，正好被此人另一句豪语“大是渠侬被眼谩”所无情回敬；又把笔底宽容既赞名流也夸新人的袁枚唤作“及时雨宋江”。真是极尽思维之灵动活泼啊。他有些幽默段子简直是神来之笔，纯属小孩子顽皮。譬如在引述了田单火牛阵把火点在牛尾上的典故后，紧接着又引述了《汉尼拔》中把火点在牛角上冲出罗马军包围的故事，然后正襟危坐，喃喃自语道：“额火与尻火孰优，必有能言之者。”直看得我噗嗤一声忍俊不禁。自然，幽默是聪明的流露。恰到好处幽上一默，既见讽谕世相之辛辣，又为平淡人生注入了一针清新剂，益人心智，沁人心脾。不过，聪明与刻薄很多时候也只有一步之隔。人一聪明，嘴里出来的幽默便也容易流为刻薄，或说白了损人。恰像苏州姑娘林黛玉调侃刘姥姥为“母蝗虫”一样，无锡才子钱钟书也爱给人取绰号，甚至不惜打上几个无不恶毒的比方呢。他挖苦说，清代诗人钱载的诗虽然阳刚，却无硬骨，如同“肥老妪慢肤多折”，这位钱氏本家假使活过来听到这话，不气得吐血才怪呢。他嫌唐朝和尚拾得论禅不精炼，犹如“老婆舌”，也真够呛人的了。韩愈总算是一代文宗了吧？钱钟书偏不买账，谓其老是话刚出口边反悔，“匹似转磨之驴”。梅尧辰总算是北宋大家了吧？钱钟书也不去讨他的好，说他的以文为诗“尚不足方米煮成粥，只是汤泡干饭”。还干脆把汉赋的“板重”一举形容为“以发酵面粉作实心馒首”。他嘲戏一个学李白学得十分拙劣的人，不过是“食瘴死牛肉”而已，又评价那些企图通过《论语》来读通《诗经》的学者宛似“梁上君子之一跃而下”。他讽刺研究玉环入宫时是否处女之类治学法，说那种文献考证和“帏幕阴私之话短长”没啥区别，又笑那种以为不是作者便无权品评作品的天真想法无异于说“身非马牛犬豸则不能为兽医”，他还尖刻地编排道，一些佛教徒和道教徒不约而同地追求大乘佛道本旨的长生不老之道，简直就像“同浴者不得相讥裸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会感觉到，此类幽默不同于前面所说的幽默，平心而论它们毕竟显得有点儿刻薄了，某种程度上同《围城》的风格倒称得上一脉相承。钱钟书的幽默杨绛在《干校六记》里说了一件和钱钟书有关的“趣事”：“文革”期间，有几个“造反派”联名贴出一张大字报，声讨钱钟书“轻蔑领导”，根据是钱钟书说过的一些话。“略知默存的人看了就说：钱某要说这些话，一定还说得俏皮些，这语气就不像。”钱钟书字默存。钱钟书的文章以渊博著名，但另外还有两个特点：充满智慧的冷隽和耐人寻味的幽默；而他的幽默则往往以别开生面的俏皮话出之。在他的小说《围城》里，这些例子随手可拾。例如他写女孩子的害羞脸红“跟打呵欠或口吃一样，有传染性，情况粘滞，仿佛像穿橡皮鞋走泥淖，踏下去而又拔不出。”又如他写方鸿渐（一个名教授）因上课不点名，“到第二星期，他发现五十多学生里有七八个缺席，这些空座位像一嘴牙齿忽然掉了几枚，留下的空穴，看了心里不舒服。”前年钱钟书访美，和夏志清会见。夏问起他在“文革”的经历，他说他有个收获，因为有一段时间，他天天要到马列研究所读马列主义，于是“他就找出一部德文原文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来阅读，读得津津有味，自称对马克思的性生活有所发现。”（见夏志清的《重会钱钟书纪实》）。可惜夏志清没有追问下去他发现了什么。这也是“钱式”幽默的又一例吧。杨绛说的那件“趣事”还有“下文”，她是钱钟书的妻子，看了大字报，不禁大怒说：“捕风捉影也该有个风、有个影，不能这样无因无由地栽人。”于是夫妻就拟了一份小字报，贴在大字报下面要求调查。“可是事后知道，大字报所言确有根据。有人告发钱某说了如此这般的话。这项告发，显然未经证实，就入档案。”虽然查无实据，钱钟书还是被逼做了“自我检讨”，而杨绛也因此“着实挨了一顿斗”。这个“下文”可就不怎么有趣了。说笑钱钟书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器，马嘶如笑。”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因为脸太长的缘故。老实说，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于马鸣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把幽默来分别人兽，好像亚理士多德是第一个。他在《动物学》里说：“人是唯—能笑的动物。”近代奇人白伦脱（W．s．Blunt）有《笑与死》的一首十四行诗，略谓自然界如飞禽走兽之类，喜怒爱惧，无不发为适当的声音，只缺乏表示幽默的笑声。不过，笑若为表现幽默而设，笑只能算是废物或者奢侈品，因为人类并不都需要笑。禽兽的鸣叫，尽够来表达一般人的情感，怒则狮吼，悲则猿啼，争则蛙噪。遇冤家则如犬之吠影，见爱人则如鸠之呼妇（Cooing）。请问多少人真有幽默，需要笑来表现呢？然而造物者已经把笑的能力公开地分给了整个人类，脸上能做出笑容，噪子里能发出笑声；有了这种本领而不使用，未免可惜。所以，一般人并非因为幽默而笑，是会笑而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笑的本意，逐渐丧失；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慢慢地变成了幽默贫乏的遮盖。于是你看见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还有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笑是最流动、最迅速的表情，从眼睛里泛到口角边。东方朔《神异经·东荒经》载东王公投壶不中，“天为之笑”，张华注说天笑即是闪电，真是绝顶聪明的想象。据荷兰夫人（LadyHolland）的《追忆录》，薛德尼斯密史（Sudney Smith）也曾说：“电光是天的诙谐（Wit）。”笑的确可以说是人面上的电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间闪烁着牙齿的光芒。我们不能扣留住闪电来代替高悬普照的太阳和月亮，所以我们也不能把笑变为一个固定的、集体的表情。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这种机械化的笑容，只像骷髅的露齿，算不得活人灵动的姿态。柏格森《笑论》说，一切可笑都起于灵活的事物变成呆板，生动的举止化作机械式。所以，复出单调的言动，无不惹笑，像口吃，像口头习惯语，像小孩子的有意模仿大人。老头子常比少年人可笑，就因为老头子不如少年人灵变活动，只是一串僵化的习惯。幽默不能提倡，也是为此。一经提倡，自然流露的弄成模仿的，变化不居的弄成刻板的。这种幽默本身就是幽默的资料，这种笑本身就可笑。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假如一大批人，嘻开了嘴，放宽了嗓子，约齐了时刻，成群结党大笑，那只能算下等游艺场里的滑稽大会串。国货提倡尚且增添了冒牌，何况幽默是不能大批出产的东西。所以，幽默提倡以后，并不产生幽默家，只添了无数弄笔墨的小花脸。挂了幽默的招牌，小花脸当然身价大增、脱离戏场而混进文场；反过来说，为小花脸冒牌以后，幽默品格降低，一大半文艺只能算是“游艺”。小花脸也使我们笑，不错！但是他跟真有幽默者绝然不同。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们跟着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脸可笑，我们对着他笑。小花脸使我们笑，并非因为他有幽默，正因为我们自己有幽默。所以，幽默至多是一种脾气，决不能标为主张，更不能当作职业。我们不要忘掉幽默（Humour）的拉丁文原意是液体；换句话说，好象贾宝玉心目中的女性，幽默是水做的。把幽默当为一贯的主义或一生的衣食饭碗，那便是液体凝为固体，生物制成标本。就是真有幽默的人，若要卖笑为生，作品便不甚看得，例如马克·吐温，自十八世纪末叶以来，德国人好讲幽默，然而愈讲愈不相干，就因为德国人是做香肠的民族，错认幽默也像肉末似的，可以包扎得停停当当，作为现成的精神食料。幽默减少人生的严重性，决不把自己看得严重。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提倡幽默作为一个口号、一种标准，正是缺乏幽默的举动；这不是幽默，这是一本正经的宣传幽默，板了面孔的劝笑。我们又联想到马鸣萧萧了！听来声音倒是笑，只是马脸全无笑容，还是拉得长长的，像追悼会上后死的朋友，又像讲学台上的先进的大师。大凡假充一桩事物，总有两个动机。或出于尊敬，例如俗物尊敬艺术、就收集骨董，附庸风雅。或出于利用，例如坏蛋有所企图，就利用宗教道德，假充正人君子。幽默被假借，想来不出这两个缘故。然而假货毕竟充不得真。西洋成语称笑声清扬者为“银笑”，假幽默像搀了铅的伪币，发出重浊呆木的声音，只能算铅笑、不过“银笑”也许是卖笑得利，笑中有银之意，好比说“书中有黄金屋”；姑备一说，供给辞曲学者的参考。又可参考：从《说笑》看钱钟书的幽默 孔庆东钱钟书的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