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文化国内研究现状论文

唐末辽初，中国北方契丹族迅速崛起在长达219年的时间里，创造出了杰出的契丹文化。契丹族是北方鲜卑族的后裔，祖居今天辽宁西部的大凌河及辽河上游内蒙古赤峰市西拉木伦河（潢河）一带。晋书载：东晋十六国时，前燕慕容皝七年（343年），慕容皝从燕都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攻宇文鲜卑首领宇文归，“尽俘其众，归远遁漠北。皝开地千余里，徙其部人五万余落于昌黎”①。如果每落人数按五至十人计算，当有三五十万人以上。这里所说的“昌黎”在今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和锦州市义县一带；“漠北”在今内蒙古赤峰市东北，克什克腾和巴林左旗一带。中国历史的前南北朝时期，北朝东北部的宇文鲜卑（也应包括亡国后没归附北魏的部分慕容鲜卑）已演化为契丹族，主要聚集于松漠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土河）流域。流传久远的“白马青牛”故事，形象地表述了契丹人的民族起源。故事的大意为：居住于辽宁西部的宇文鲜卑及部分慕容鲜卑以“白马”为象征，沿老哈河自医巫闾山西端而下，居住于内蒙古东南部及河北省围场一带的宇文鲜卑以青牛为象征，沿西拉木伦河自大兴安岭南端而来，两个同族的南北部落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我们从史籍资料里可以看到当时辽西地区大量关于“白马”的记载，而松漠草原关于“青牛”的习俗也极为久远。至隋唐，前南北朝结束，契丹主动归附。大唐在有效管理下建立起了契丹人的地方政权，唐王朝的主要办法是设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为羁縻州，契丹领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契丹人对中原文化极为仰慕，政治、经济、文化深受影响。比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契丹人中成了“明星”，耶律阿保机的长子耶律倍因崇拜白居易（字乐天），竟然给自己起名“黄居难，字乐地”。唐朝晚期，经过长期的熏陶，契丹已经部分脱离游牧生活，基本适应了半畜牧半农业的生产方式，同时已经成为蕃汉杂居的唐王朝肌体的一部分，汉化程度很深了。一些死盯住契丹早期的异族特征，甚或不把很多契丹居地视同唐朝国土的观点是说不通的。有的辽宋陶瓷论者把契丹逐渐南移当做突然闯入中原的草原异族，实际上是把早期内附的契丹和经过二三百年的洗礼，接受了汉文化并同是大唐子民的契丹相混淆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契丹人并不是纯粹的草原游牧民族，它生活的中心区域基本上是在中原和草原的结合部，这一广大的文化板块随着东西或南北的强弱而漂移，或者吸收中原的一部分，或者草原元素增加。唐末辽初，华夏大地四分五裂，中原藩镇割据，互相争夺，人民灾难深重，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仅以人口为例，唐王朝最盛时的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全国有906万户，唐武宗（841-846年）时剩496万户。从公元907年唐灭亡开始，中国进入后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后周世宗（955-960年）仅120万户，到宋初才恢复为200万户。在中原陷入动乱的时候，祖居辽西、松漠的北朝契丹政权所辖人口超过南朝，势力日渐强大，雄踞北方，中原各藩镇为拉拢竞相趋附。这时的契丹政权其实为中国当时最强大的割据势力，其领地逐渐扩大、南移，并进入中原。从唐初开始，契丹民族长期浸淫于汉文化，唐会昌法难后，一直到后周世宗毁佛，100多年的时间里，佛教势力在中原几乎陷入灭顶之灾，但却以各种方式向契丹领地转移，契丹领地成了佛教的东方乐土，大批佛教徒的进入势必加剧中原文化在辽地的滥觞。另外从唐末开始，由于战争等各种原因，大批汉人迁居契丹政权领地，契丹统治者将大量的汉族人口视作财富和国力的来源，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更进一步加剧了汉民的北迁。许多汉族名士加入契丹政权，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藩汉共事局面，政权日益强大。于是，比唐朝（618-907年）正式灭亡早三个月，耶律阿保机登位，公元907年（辽太祖初年），契丹（辽）王朝建立。契丹王朝有时称“大辽”，有时称“契丹”，也有时并用。通过对契丹文字的新研究成果，我们知道辽代实行的是双国号制。人们一般认为辽太祖于公元907年建国称“契丹”，是以民族的名字为国号。会同元年，由于燕云十六州的割入，为了笼络燕云地区的汉人，辽太宗把国号改为民族色彩不太浓厚的“辽”。辽朝曾经两次称“契丹”，两次称“辽”，什么时候称“契丹”，什么时候该称“辽”，汉字资料是严格遵守了的。但是，契丹文字却是“辽”和“契丹”同时出现。只不过在应当称“契丹”的时期，在契丹文字资料中把双国号的“契丹”一词置于“辽”之前。在应当称“辽”的时期，在契丹文字资料中把双国号中的“辽”一词置于“契丹”之前。从而推出，契丹人有时改国号为“辽”，是改给说汉语、用汉字的汉人用的。至于说契丹语、用契丹字的契丹人则在称其国号为“辽”的时期，仍在国号中加上“契丹”。在其称国号为“契丹”的时期，仍在契丹语的国号中加上“辽”，以不忘照顾汉人的民族情绪。契丹语这种一国双号的统治策略，是契丹王朝统治者“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一国两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契丹（辽）领地区域广阔，北部为草原大漠，南部是丘陵山地，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主要在南部。与北部纵深之地不同，南部山地尤其是辽西及赤峰地区的历史进程与中原大体相同，某些时点有崛起之势。辽王朝领地南北发展的不平衡，常常造成一些史学家的迷惑，判断易出误差。唐以后从公元907年始，中国进入第二个南北朝时期。如果把魏晋后的南北朝（420-589年）视为“前南北朝”，唐以后至元统一则为“后南北朝”（907-1279年）。后南北朝疆界初期偏北，后期偏南。南为五代两宋，北为辽金元王朝，最后，元实现了中国统一。契丹北朝比赵宋南朝早建立了53年，中间隔着史称五代的中原政权后梁（907-923）、后唐（923-936）、后晋（936-947）、后汉（947-950）、后周（951-960）。这五个朝代均由唐末藩镇节度使而成，政权走马灯般轮换，互相连年征战，却又都在中原小范围内，南方自有割据的十个王国迭替。北方契丹王朝曾把中原的朝廷作为附属自己的“藩辅”，公元947年（辽太宗会同十一年），曾一度短暂地入主中原，在中原的首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宣布南北统一，天下大同。唐灭辽兴的一段时间里，不同于中原的连年战争，契丹人统治的地区（今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南部）没有受到战火的蹂躏，人口增加，经济得到了发展，势力渐强。此地区的南部本来蕃汉杂居，又有大批的汉人因躲避战火而流入；同时，辽太祖屡次出兵中原，将许多州县的中原民众全部整体迁至本土。公元902年（唐昭宗天复二年）秋，辽太祖“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今山西）、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公元903年（唐昭宗天复三年）冬，辽太祖“引军略至冀北(今河北省北部)，俘获以还。”公元905年（唐哀帝天佑二年），辽太祖与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结盟于云州（今山西省大同），易袍马，约为兄弟，进兵时为河北卢龙节度使的刘仁恭，“拔数州，尽徙其民以归。”唐末中原地区大批的汉民迁入辽西和松漠，进一步加速了这个地区的汉化程度，契丹民族和汉族的杂居、融合，也为这个地区的经济、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原地区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大规模地涌入契丹领地，使契丹领地在原有陶瓷生产的基础上迅速吸纳了先进的生产元素，陶瓷业迅猛发展。同时，各类生产生活陶瓷无不带着唐文化的深深烙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契丹人在自己的发展中，凡事大多以唐为楷模，包括官职制度、器物风格自不例外。有各种迹象表明，辽代的陶瓷生产在辽早期已经颇具规模，这是由于辽的领地是盛唐的一部分，生产力水平与中原同步为基础的。比如，辽白瓷就是继承唐“南青北白”的传统而滥觞，辽三彩则以唐三彩为渊源，把三彩器推向了又一个高峰。与辽王朝相对应，南朝的五代和北宋仍然以青瓷为主要发展脉络，到北宋中晚期，有了宋辽“澶渊之盟”对和平的保障，北宋人口迅速增加，从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的451万户增长到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的1090万户，社会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陶瓷业也空前繁荣，一些名窑如耀州窑、临汝窑、龙泉窑等层出不穷，北部定窑等白瓷具有重要地位。宋辽两朝瓷器比较，宋瓷纤巧、华丽，单色釉瓷成就最高，工艺也较成熟。辽瓷粗犷、拙朴。与唐代相比，辽瓷则更多地带有唐人的遗风， 陶瓷器制作基本承袭唐代陶瓷工艺，低温釉陶占相当大的比例，其中三彩陶器亦称“辽三彩”，远胜北宋三彩器。此外有黑瓷及绿釉器等。器形具有北方民族特色，如鸡冠壶、长颈瓶、凤首瓶、穿带壶、鸡腿瓶、海棠花式长盘，注壶等。辽代白瓷和彩色釉陶（即“辽三彩”）具有很高的成就。 关于辽宋两朝的历史叙述经常发生时空错乱，不少时候人们是不小心将金宋时的南宋和辽做比较，其实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习惯上把北宋和南宋混为一谈，但南宋其实连半壁江山也不到了，日常关于宋瓷名窑的一些说法，因跨度太大，不能全面地认识当时全国的陶瓷发展史。如四川省遂宁出土的窖藏宋瓷，有龙泉青瓷和景德镇湖田窑瓷器，湖田窑瓷器确实有冰肌玉骨，秀色夺人的艺术效果，青白釉瓷器色泽莹润，清素淡雅，纯净细腻。但是其生产年代为南宋晚期，南宋和北宋相比是两个不同的时期，既不是一个时间，也不是一个空间。单拿北宋和辽相比，此宋非彼宋，北宋之瓷和辽瓷比起来，应该说是各有千秋。 契丹文化就是辽文化，辽虽是契丹人建立的王朝，但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其中汉族人口占相当大的比例。从某种意义上说，辽王朝是契丹族与汉族为主的联合政权。

辽代以契丹文化为主体、吸收汉族和其他各民族文化精化，构成了具有浓郁民族风络的契丹文化内容，在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文字、书法等方面都取得突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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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人在荒漠的草原上筑起都城、市镇。而其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了皇帝的巡狩制，捺钵（契丹语“行宫”的音译）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辽设南面官和北面官双轨官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使汉人为其开垦农田，形成契丹特有的农牧混合经济。辽代的冶铁业发达，发掘出土铁制的农业工具、炊具、马具、手工工具可与中原的产品相媲美。辽代的鎏金、鎏银、染织、造马具、制瓷以及造纸等手工业门类齐全，工艺精湛。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被并列为“天下第一”。陈国公主与驸马墓、耶律羽之墓等贵族墓葬出土的精美金银器都反映出契丹独特的民族特色和高度的工艺技术水平。辽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缸瓦窑村窑是一处目前所知辽代最大的古瓷窑遗址，可生产白釉、单釉和三彩釉瓷以及宫廷所用的官窑器物。瓷器的造型可分为中原式和契丹式两类，中原式仿造中原的风格烧造，有碗、盘、杯、碟、盂、盒、壶、瓶等，契丹式则仿造本族习惯使用的皮制、木制等容器样式烧造，器类有瓶、壶、盘、碟，造型独具一格。如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广德公乡辽墓出土的双猴绿釉鸡冠壶和龙首绿釉鸡冠壶就是仿契丹族皮囊容器的模式，在壶体侧边作出仿皮革缝制的痕迹，此类壶是契丹民族特有的生活器皿。目前分散到世界各地博物馆，并作为博物馆规模标志的，高达两米的大罗汉瓷像，就是辽代产品，是从河北省易县附近山洞中被外国人盗走的。教育方面实行设学养士和科举取士，契丹的诗词既有气势磅礴之句，也有清新优美之词。契丹人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与汉人迥然不同。服装通常为长袍左衽，圆领窄袖，裤脚放靴筒内。女人袍内著裙，亦穿长筒皮靴。腰外系蹀躞带，上挂金玉、水晶和琥珀等饰件，还有随时可用的火石、筷子、餐具刀等。契丹人发型怪异，无论男女皆髡发。男子在两鬓各留一绺头发，别处的头发全剃光。妇女仅剃沿前额边的头发。契丹人住所为毡帐，皇帝的御帐称为捺钵。婚俗特点是娶亲不论辈分，近亲结婚、离婚和再嫁均不受限制。契丹贵族盛行厚葬，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契丹大贵族墓葬，出土的两套有金花银枕、鎏金银冠、金面具、银丝网络、金花银靴组成的殡葬服饰，完整的体现了贵族的殡葬习俗。耶律羽之墓室豪华富丽,天下奇珍瑰宝尽汇其中。刑罚辽朝契丹人犯法，原有投崖、生瘗(活埋)、射鬼箭(乱箭射死)、木剑(杖背)、大棒、铁骨朵、沙袋(拷打)及鞭、烙(刑讯)等刑。圣宗以后，采用汉人刑名，有死、流、杖、徒四等。死刑有绞、斩、凌迟。契丹文字在文化上,契丹人依照汉字创造了两种类型不同的文字，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契丹族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民族，据史书记载，契丹原先没有文字，建立的辽王朝后，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需要和民族意识的觉醒，曾参照汉字的形体结构，先后创制了两种契丹文字，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用以记录契丹语。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区别不是因为字写得大小，而是因为创制时间的先后和拼音程度的强弱。先创制的拼音制度不太完备的称大字，后创制的拼音形式比较完备的称小字。公元920年春正月，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令创制契丹大字，秋9月制成，诏令颁发。这种大字是采用汉字加以简化或增添笔划而成的。解放前辽庆陵出土的“哀册”上所写的文字，都是大字。后来在庆陵壁画上和许多辽代陶器上，也发现这种契丹大字。契丹小字，据史载是皇子迭刺创制的。解放后，辽宁锦西县狐山辽萧孝忠墓所出土的墓志和义县、建平县所出土的铜器、银器上的契丹文字，就是这种契丹小字。契丹文字使用了好几百年，但因通读不易，所以并没有深入民间，可是，它极大地影响了西夏和女真文字，是契丹族对文化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