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场论文参考文献

应该说是对的。不同的只在于揭示的角度不同：鲁迅是通过阿Q揭示了全民族心理深处的劣根性；萧红则是通过呼兰河揭示了民俗中愚昧的劣根性。

我可以肯定这话是对的。我读过她的不少作品，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写到小团圆媳妇的那一段。只是萧红的批判是含泪的倾诉，鲁迅是忍住泪水做坚强状。她是30年代最接近鲁迅的，尤其是对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揭示，写出了善男信女们善良的残忍。而且她还发展了鲁迅没有涉及的民族觉醒，讽刺抗战中的不良现象，帝国主义铁蹄下人民的苦难及反抗

不对呀，萧红作品乡土味道很浓的

答 ： 不对内容摘要：萧红在小说中始终如一地以女性视角与女性生命体验为切入，从生与死的痛苦、心灵与肉体的折磨等多重层面展示了中国广大妇女的生存真相与悲剧命运，并且多方面地深刻挖掘了女性悲剧的根源。萧红小说中的“女性关怀”命题，在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萧红小说 女性关怀 男权 Abstract:Xiaohong consistently keeps to the of women’s views and their experience of life in her shows the truth of existence about vast Chinese wonmen ,the tragwdian fata of them in many ways ,for example ,in the pain of existence and death ,in the torment of the soul and flesh. Morever she deeply uncovers the origins of women’s tragedy from every aspect. The Topic------“Loving Care for Women”in Xiaohong’s novels has the special value and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s literature in the 20th Word: Xiaohong’s novels Loving care for women Men’s rights  人生来就分男女两性，整个人类社会是由男女两性共同构成的，倘若缺少男性或缺少女性都不成其为人类社会。如此说来，在社会生活中男女两性应该地位平等，相互承认彼此的人格与价值，享有同等的话语权利。可事实并非如此，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男性始终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受到尊重，得到承认，享有话语权利，而女性则的沉寂的，她们一直处于沉默、无言的状态，不能也不会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情感与愿望，其人格、价值与地位从来没有得到真正地承认，是一个被奴役被无视的群体。尽管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蔡琰、李清照等少数几个女作家或女诗人，但她们很难在男性把持着话语权利的社会里，真正发出女性的心声。大家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只是男性眼中的世界和男性说出的话语。所以，尽管中国女性在创造人类物质文明、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繁荣民族文化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她们在中国以文字记载的历史、文学、文化中都几乎没有什么位置，不是被作为被动和否定的形象来塑造，便是根本不存在的。正如某些论者所说：“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和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生存空间中，大部分女性被除去在规定位置，用被假塑或假冒的形象出现，以被强制的语言说话外，甚至从未浮出历史地平线。谁也不知道她们卸装后还是否在生存，如果是，那么势必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1〕只有到了近代，妇女解放的话题才被提上了历史的议事日程。马克思认为：“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2〕确实如此，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大变革，是与中国女性的“浮出”密不可分的。她们接受了“五四”新思潮，感应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变迁，逐步觉醒，从男性世界的阴影中挣脱出来，开始开口说话，拿起笔，把自己写进文本。尤其在“五四”以后，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女性作家，如庐隐、冯沅君、凌淑华、丁玲等，萧红也是其中一位，她们决然地拿起笔，以清醒的女性意识书写女性，开拓了去国20世纪的女性文学创作。 但是，萧红与其他女性作家有着特别的不同。萧红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出生前她家久盼儿子以继承香火，她的降临使家人无比失望，女儿身带给她与身俱来的不幸，除了祖父的唯一关爱外，她倍受歧视与冷眼、束缚与压抑。在新思潮的影响下，萧红为了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主，她把希望寄托在陆振瞬身上。当她离家出走，随陆振瞬去北京读书时，陆家对他们实行“经济制裁”，他们马上陷入绝境。陆振瞬向家庭妥协回到哈尔滨，她也只好带着“商人重利轻离别”的怨恨、返回呼兰家中。当她为了反对封建家庭专制，不愿接受和她“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再次从家里出来时，她又投入到未婚夫汪恩甲的怀抱，与他到旅馆去同居，可最后只落得被抛弃，落难在旅馆的悲惨下场。为了逃出旅馆，她又有“爱就爱，不爱便离开”的滥情主义的萧军同居。成名之后，为了反对萧军的大男子主义和对爱情的不忠，又与端木蕻良结合，以至造成人生悲剧的结局。作为女性，她承受了父权、夫权社会所带给一个女人的所有不幸。这些都是其他女性作家所不曾遭遇的。但萧红的倔强的，她不甘示弱，不甘所遭受的“白眼冷遇”，在寂寞的生活中，她对女性的境况进行着沉痛的思考。正因为如此，在萧红的小说创作中，有其他女作家相比，其女性意识更强烈，“女性关怀”最执著。 这里的女性意识，无疑是女性对自己独立自主精神人格的自觉确认和表现，是女性对自己作为人的价值与尊严的积极体验有醒悟。而所谓的“女性关怀”，则是以女性意识来观照女性的生命状态，展示女性的生存本相，是对女性尊严的维护，对女性价值的确认，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萧红从1933没开始创作到1941没病逝，在不到10年的文学生涯中，她是以小说《王阿嫂的死》开始，以小说《小城三月》而终的，其中还有大量的短篇小说以以及给她带来巨大成功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等中长篇小说。在大部分小说文本中，萧红以强烈是女性意识，表现着她独特“的女性关怀”，她把笔触伸向中国的最下层社会，关注最普通的广大女性的生存状态，始终如一地以女性视角与女性生命体验为切入点，从生与死的痛苦，心灵与肉体的折磨等多重层面展示了中国广大妇女的生存真相，并且还从多方面深刻地剖析了女性悲剧的根源。 在小说中，萧红写得最多也最为触目惊心的是女性生命的卑微、渺小、毫无价值，是女性身为女性的种种苦难，她从多方面展示了女性的生存本相。  1、爱情空缺 爱情，是文学的一个永不衰竭的主题，也是“五四”以来现代女作家作品中描写最多的题材内容，但我们在阅读萧红的小说时，不难发现，萧红却偏偏避开了它，所有女性是爱情都是空缺的，不谈爱情竟成为她小说的一个特点。萧红的绝笔小说《小城三月》中，主人公翠姨的作家着力描写的女性，这位美丽娴静的姑娘朦胧的性爱意识被现代都市文明唤醒，却又被传统的封建文化压抑并扼杀，她挣不脱传统的桎梏和心灵的枷锁，一切处在默默无言中，结果当然是无法得到所爱恋的人的爱情回报，无望中，她只是以沉默表示对抗，同时也以沉默扼杀了自己的情感，最后抑郁而死。在沉重的精神锁链的扼制和现实的压迫下，女性只得默默将悲哀吞下。戚戚而生郁郁而死。生活环境比较优裕的翠姨的爱情尚且如此空缺，那些《生死场》中“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的下层女性更不必说。金枝怀着少女的柔情爱着成业，得到的却只是动物性野蛮的占有，她只是男人发泄欲望的工具，根本没有爱情可言；村中最美丽的月英就连丈夫的同情心与温情都得不到，更不用说爱情二字；麻面婆更是男人吆喝的对象，有奴隶无二，更不配谈爱情……是的，在漫长的男权中心社会里女性是天然的不幸者，萧红笔下的女性更是如此，她们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没有价值，谈爱情未免太奢侈、太不现实了，所以对女性而言，爱情只能是一个沉默的缺席者。萧红之所以关注并表现女性爱情的空缺，这是她在遭遇爱情的切肤之痛后，痛定思痛，对女性与爱情所作的深刻思考。  2、生育苦难  在表现女性的生存真相时，萧红着意描写了女性所必须经历的生育苦难。在《生死场》第六章“刑法的日子”中，萧红将经久不望的自身经验填充其间，以滞重之笔描绘了农妇们所受的这一“刑法”。麻面婆在生孩子时痛楚难忍，禁不住哭闹，“肚子疼死了，拿刀快把我的肚子割开吧！”金枝也未能逃脱这种痛苦的经历，“她在炕角苦痛着脸色，她在那里受者刑法”。五姑姑的姐姐的经历最为可怖，“赤身的女人，她一点不能爬动，她不能为生死再挣扎最后的一刻”这位“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生边若眼毒药，她将吞下去”，“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生育时这痛苦的“刑法”还不止，有的女性因此还被判了死刑。萧红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中王阿嫂，《呼兰河传》中的王大姑娘都没能逃脱生育带给她们的死亡。这里，生育对于处在苦境中的女性来说，不仅不是一件值得骄傲与喜悦的 幸事，反而成了她们沉重人生的又一大痛苦与灾难，那血光与死亡昭示着女人所经受的是不可逃遁的无价值的生命浩劫，她们怀孕与生产时都受不到呵护与照顾，反而得到 的是男人的蔑视与欺压。男人一看见女人生产就反对，用长烟袋砸向女人，把冷水泼向女人，仿佛女人怀孕、生育与他们男人无关，男人们在这里失掉了人性，女人们却因男人失掉人性而受苦受罪。我们还注意到，萧红在写女性的“刑法”的同时，还写到了鸟类及狗、猪等动物的繁殖、生产活动，从中我们不仅看到“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者死”的表象，而且也看到生育这一本来是女人的创造性业绩，却只停留在动物的水平面上和女性身为女性完全失掉了人格、尊严与价值这一深刻的社会问题，其中隐藏着女作家深深的思索与不平。  3、生存悲剧 《诗经·小雅·斯干》中有这样的诗句：“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裳裼，载弄之瓦……”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生男生女的区别如此之大，人从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其男尊女卑的社会地位就已经确定了，若身为女性，那便是先天性“”！缺爱是孤寂，缺爱是悲苦，更为可怕的是，缺爱是死亡。萧红在小说中集中关注着女性，悲悯着女性，除了对女性爱情空缺，生育苦难的关怀之外,她还直面着女性其它种种生存悲剧。《王阿嫂的死》中的王阿嫂带者身孕为地主劳作，还要遭地主的辱骂和踢打；《牛车上》的五云嫂，丈夫无力维持家庭生计，当逃兵后被抓去枪毙，她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儿子拉扯长大，饱尝了孤儿寡母是痛苦酸辛；《桥》中的黄良子，迫于生活给别人当保姆，对自己的孩子却不能给以母爱的温情，亲生儿子在无人呵护的情况下掉进水里活活淹死；《山下》中的林姑娘母女，被丈夫和父亲遗弃，整天辛辛苦苦也无法保证基本的温饱；《手》中王亚明因为出身卑微，两手黑污，受到别人的歧视凌辱，最终只有放弃受教育的权权利；《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甚至连生长、发育的权利也没有，就因为她长得大了些，不知道怕羞，头一天到婆婆家就吃三碗饭，人们就说她不像个小团圆媳妇，最后竟被活活整死；王大姑娘长得美丽健康，活泼能干，人人称赞，可就在她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情况下与磨倌冯歪嘴子相爱结合后，其先前的一切优点都变成了缺点，人们说长道短、造谣中伤，最终在人们的冷言冷语中寂寞死去；而整部《生死场》可以说是 用女人的呻吟和血泪谱写的一首凄婉的歌。每个女人，无论老少美丑，都无一例外地生活在血泪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老王婆 一生中经历的折磨与苦难数也数不清，丈夫的死，儿女的死，甚至连她自己的死，她都承受了，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女人悲剧命运的缩影；金枝怀者少女的柔情爱着成业，而成业却只把她当作泄欲的工具，金枝未婚先孕屈辱地嫁给了成业，出嫁才几个月成业就已经对金枝冷淡厌倦了，无一点温情可言；而小金枝就连最起码的生存权利都没有，出生才一个月，就被父亲活活地摔死，埋在乱坟上，被野狗撕扯得什么也没剩下；丑陋的麻棉婆像动物似的活着，受尽欺凌嘲弄，即使是最不像男人的二里半，也能在这个老婆面前大耍男人的威风，她除了软弱的哭叫别无他法；月英是打渔村最漂亮的女人，但是其命运并没有因美貌而改变多少，却更加悲惨，生病后，丈夫不给她吃不给她喝，打她骂她，甚至把炕的棉被都拿走，让下身腐烂长蛆的她卧在一堆烂砖上，整夜疼痛哀叫到天明，丈夫却理都不理，最后像鬼似的死在了冷漠与病痛中。这就是当时中国广大下层女性的生存真相。真是生不如死，连动物都不如。萧红就是通过这些惨不可言的血腥画面，揭示出中国女性的悲剧命运。在萧红眼里，中国女性活着像猪狗一样卑贱沉重，像草芥一样渺小低践，死去则如蚂蚁似的无声无息，无论生或死，她们都毫无价值可言。中国女性的不幸就在于她们是女性，当她生为女性时，其悲剧命运就已经注定了。这是社会、世俗、传统强加给她们的，与女性自己的品行德行才学并无因果关系。 4、战争中的创伤  战争，无论的正义还是非正义，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都给国家、民族，社会经济等等方面带来严重的灾难与损失，尤其给老百姓带来不可名状的伤痛与创痕。通过战争，表现女性的创伤，也是萧红“女性关怀”的一个重要方面与特点。女性在社会上是一个弱势群体，倘若遇上战争，她们将会更加不幸。萧红在她的小说中，尤其是在《生死场》中，将时代内容与女性关怀结合起来，写了战争中女性所遭遇的种种不幸与灾难。金枝迫于窘迫的生活在战争中沦为缝穷婆，流落街头，挨额受冻，时时面临着日本军的暴行，遭受丑恶男人的欺凌与强暴；北村的一个老婆婆，儿子被日本鬼子打死后，最后绝望地与三岁的小孙女一起上吊自身；王婆的女儿也被日本人杀害，使她承受心灵的痛苦；还有，在战争中，妇女失去了丈夫，女人们遭受着日本军人的羞辱与欺凌……萧红之所以写战争中女性的惨状，其中渗透着她对女人与战争、国家、民族关系的思考，战争中女人的不幸，是整个国家与民族的不幸，“在萧红看来女人本身的苦难，女人的生命体验是与全人类的苦难及其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关注女人就是关注人类，女人如果不能从被奴役被损害的境况中解脱出来，全人类也不可能得到解放。”〔3〕  萧红除了对女性生存本相的展示与对女性所受的种种苦难的描写外，还对女性命运作了深刻的思考，对女性悲剧根源进行了深入挖掘。这是萧红小说的女性关怀的另一方面的内容。当然，女性悲的根源决不是单纯的，是由多种因素共同构成的，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既有社会、文化、经济、战争的、又有女性自身方面的原因。正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才有林姑娘母女的衣食无保，黄良子与亲生儿子的分离；正因为战争的原因，才有金枝等人的流落街头；正因为女性自身生理特点的因素，才有女性独有的生育苦难。萧红对女性悲剧的根源的揭示是全面的，深刻的，下面本文将从社会、文化心理、女性个人等方面分析一下萧红对女性悲剧根源的揭示。 在小说文本中，萧红以大量生动、鲜活的日常生活片断，揭示出中国女性最直接也最深刻的悲剧根源是男性的压迫与奴役。在萧红看来，女人一生下来就注定了悲剧命运，这是千百年来男权文化统治的结果。在男权中心社会中，男人的权威，女人的卑下是无处不在的，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就写到了这样的情况，即使是庙中的神像塑造以及人们对男女神像的态度都是截然不同的。老爷庙中的泥塑“都是威风凛凛，气概盖世的样子”，人们对其也是“肃然起敬”，磕头时“心里比较虔诚，因为那泥像，身子高力气大”。娘娘庙的泥塑“那自然是很好的温顺的女性”，人们进了娘娘庙大殿也“不必害怕”，“虽然也磕头，但就是总觉得那娘娘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人们即使是到娘娘庙求子求孙，也先到老爷庙去报个到，最后还说“怪不得那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什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理由。”神像如此，现实生活中的妇女更是如此，《生死场》中的金枝、月英、王姑姑的姐姐、麻面婆等每天面临的困难，主要是来自男人的奴役与伤害，男权中心社会赋予任何一个男人统治压迫女性的天生权利，男人的女人受罪的一个原因，这就是萧红对女性悲剧根源的一个深刻的思考与揭示。  萧红并没有仅从社会这一客观原因来挖掘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她从无数女性和自身的悲剧中痛切地发现还有更为深刻、复杂的文化心理与女性个人的原因。前百年来，女人卑贱，女人不是人，女人就应三从四德、怒颜卑膝……这种种封建道德文化已经深入到民族的精神、思想、心理和言行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无孔不入的主宰力量，迫使着女性按照这种道德准则来规范自己的言行。穷困、阶级压迫、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等固然是造成女性肉体生命被虐杀的原因，然而更另人揪心的是广大妇女在精神上心灵上已被封建传统道德所毒化所虐杀，这比肉痛生命的虐杀更可怕，因为一些女性不但被传统习俗和封建礼教所吃掉，而且反过来也会成为封建道德的帮凶，成为吃人者，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和男权意识不仅成为男性欺压女性的锐利武器，而且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已经“内化”为女性的价值标准与行为准则。《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婆婆，她只不过是按照传统的老规矩办事。她知道不达不骂是不会“规矩”出一个好人来的，因此对于小团圆媳妇她就狠狠骂，狠狠打，打出毛病后却又为她跳大神驱鬼治病，平时舍不得吃喝的婆婆为小团圆媳妇治病最终破了产，但结果却把她送到了死路上。这其中围观的女人们的推波助澜更是不容忽视的，她们与那位婆婆一样，本性是善良的并不想害人，但在封建思想的毒化下，她们的心已经死了，在摧残一个生命时，她们是无意识的，她们只是不能容忍违背传统习俗的人。对待小团圆媳妇是这样，对待王大姑娘也是这样。男权社会就是这样以一种杀人不见血发方式，把一个又一个女人摧残虐杀而死。这是男权文化的可恶，封建文化的可恶，萧红以她的深刻与清醒揭示了这一点。 在萧红的最后一部小说《小城三月》里，更是渗透着她对女性自身弱点的反思。翠姨作为一个温婉内向的女性，其身上体现了男权意识、男权审美规范对她的塑造与约束。她的娴熟、文雅、宁静、平和都符合男人对女人的要求，她的沉默与内向更是封建礼教长期禁锢的结果。不能对所爱的人表露心迹，也不敢对家中给她的包办婚姻公开反抗，在沉默中郁郁而终。翠姨的悲剧不仅是社会历史的悲剧，更是个人性格的悲剧，封建礼教已把她变成了冰美人，她不敢有七情六欲，更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有拼命压抑摧残自己以求速死，这是多么的可怜可悲啊！直到她死她也不肯说出自己的心事，人们也无从知道她的真正死因，正是封建礼教塑造了她软弱的性格，她甘心听任命运的摆布，不敢也不会争得自己做人的权利，也正是她软弱的性格注定了她悲剧的命运。   以上就是我所认为的萧红小说的“女性关怀”的全部内容。这种“女性关怀”的独特性就在于观察和描写的下移。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蓬勃崛起，“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罕见的时代风气，它庄严地向世人宣布“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荒谬历史结束了，中国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以不再缄默无语。”〔4〕陈衡哲、冰心、庐隐、苏雪林、丁玲等脱颖而出，她们都以强烈的女性意识，以独特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品格共同成就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辉煌。但她们的“女性关怀”几乎都很少触及下层社会，大多表现中上层社会女性的命运和情感。特别的1928年以后的革命文学中，她们的女性意识被阶级与政治意识淡化了。但于30年代出现的萧红却是个例外，尽管革命文学风起云涌，她始终坚持着表现强烈的女性意识，执著于“女性关怀”，把笔触伸向下层社会，伸向那些遭受深重苦难，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普通妇女。在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中，萧红是真正代表中国女性的大多数，真正自觉地为最广大下层妇女代言的女作家也是自始至终关注并表现普通女性的人生悲剧，发出清醒、透彻、深刻的女性之声的作家。这也正好显示出萧红在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当然，从宏观角度看，她执著于“女性关怀”也无非的想争取女性话语权利没，建构女性 话语体系，反抗男权中心社会与男性话语，唤醒所有女性的醒悟与自觉，争取女性自己做人的尊严与地位，这与20世纪中国女性的解放潮流又是取同一步调的。      注释：〔1〕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第2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页第571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3〕 单元：《走进萧红世界》，第17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4〕 马超：《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述论》，第25页，作家出版社，1998年。  参考文献：〔1〕 柴平：《女性的痛觉：孤独感和死亡意识—— 与伍尔夫比较》，《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2〕 滕新贤：《论萧红的女性内审意识》，《呼兰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3〕 曾利君：《时代、女性关怀与女性文本——关于萧红小说创作的思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4〕 熊峰：《“此恨绵绵无绝期”——萧红的女性意识》，《九江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5〕 吴爱月：《浓妆淡抹总相宜——萧红、张爱玲小说妇女问题之比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6〕 刘丽奇：《萧红作品中的女权思想》，《北方论丛》，2002年第3期。〔7〕 丁言昭：《萧红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8〕 铁峰：《萧红文学之路》，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