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sunart
浅论《红楼梦》中人物的服饰塑造
内容摘要:《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集大成者，也是一部思想和艺术高度融合的伟大作品，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成就最高的文学作品之一,不仅对中国古代的文学、建筑、饮食等方面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在服饰文化方面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是一部集中国服饰文化大成的经典小说。小说中，涉及人物的服饰，款式繁多、佩饰精美、面料考究、纹样精致、工艺精湛、色彩绚烂。作者在人物服饰的描写方面可谓极尽细致入微,从服装到饰品,从质地到工艺,从样式到颜色,而后再到情景,全方位多视角的展现了清代服饰文明成果。而论文即试从《红楼梦》小说文本出发，从服饰对人物的塑造角度，分析服饰描写对人物的鲜明特征、外貌气质以及身份地位的塑造作用,使人物服饰与人物形象获得全面的谐和统一。
关键词:《红楼梦》;人物服饰;服饰文化;塑造意义
On the costume molding of character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Du Fei
(Class 2016 clas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Abstract: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s one of thehighest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feudal society, is also aclassic novel of Chinese costume culture. The the characters is very exciting, from clothing tojewelry, from the texture to the process, from the style tocolor, and then to the scene, from various aspects toshow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Qing Dynasty of a full range of help in rendering, bring outthe character of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appearance,temperament, status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and makethe person general and clothing to obtain prehensiveharmony.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studies the costumesand character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from severalmain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Key words: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eople'sclothing; costume culture; Shaping Meaning.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也代表了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红楼梦》一书在人物的塑造上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尤其是作品在人物性格的塑造方面。如叛逆、热爱同情女子、追求自由的贾宝玉,孤高自许、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圆滑世故、虚伪会做人的薛宝钗,泼辣、奸诈、刁钻、狠毒的王熙凤,都已成了的不朽的典型的形象。而这些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与作品中人物的服饰描写密切关联的。
曹雪芹关于人物服饰的描写是非常精彩和具有典型意义的,其或真或假、或浓或淡、异彩纷呈、绚丽迷人、形态各异、个性鲜明的服饰描写，对渲染、衬托出人物的鲜明个性以及外貌、气质、地位等各方面的特征有着升华和淬炼的重要作用，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与其服饰溶为一体，使人物形象获得更丰富更充实的立体美，实现人物形象与其相对应的服饰的和谐统一。
一、服饰与人物外貌气质
“外貌是整体感知一个人的第一印象,服饰是人的第二张脸面。”[1]87在外貌描写中,服和饰是非常重要的。服饰是为人物的外貌作专门点缀与修饰的,这样就可以衬托出人物的皮肤颜色，相貌气质等,这也是人们常喜欢花大量时间化妆、打扮的主要因素。七分妆扮三分长相,所以说美丽大方，自然得体，跟人物身份相称的妆扮对外貌描写是非常重要的。红楼梦中的人物服饰既能突显出人物身上特有的气质与神韵,更能为人物的外貌气质点缀加分。
我们先来看看书中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他是荣国府正统的嫡孙，在世袭官宦的贾家中的男丁地位是非常高的。根据小说中的描写，他的外表不英武神气，但很俊美，有小女儿的姿态。在小说中，作者一开始就运用了浓墨重彩,来描写他华丽富贵的服饰和惊艳别致的容貌。第三回,林黛玉初来贾府所看到的宝玉的样子,“‘这个宝玉，不知是怎生个惫懒人物，懵懂顽童？倒不见那蠢物也罢了。’心中想着，忽见丫鬟话未报完，已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眼如桃瓣，睛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项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黛玉一见，便吃了一大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只见这宝玉向贾母请了安，贾母便命：‘去见你娘来。’宝玉即转身去了。一时回来，再看已换了冠带：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小辫，红丝结束，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一根大辫，黑亮如漆，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脚；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绫裤腿，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越显得面如敷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常笑。天然一段风韵，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极好，却难知其底细。”[2]35在林黛玉的眼中，这个她心中揣度为惫懒人物和懵懂顽童的贾宝玉，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额头和眉毛中间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身上穿着“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脚上穿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如桃花,双目十分有神,脖子上还带着“金螭璎珞”,脖子上挂着一块美玉用彩色丝带,搭配的十分协调有活力;再看换完衣服,“用红颜色的丝带,绑着头上周围的小辫子”、“还用四颗大珍珠装饰了头后面那根又黑又亮的大辫”、身上则穿着“银红撒花大袄”,“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依旧带在身上,“半露松花撒花绫裤腿”、“大红鞋的厚底,面色红润,真是有万种风情。”。“银红撒花半旧大袄”，袄这种服饰是从襦所衍变来的，是一种短衣，有衬里，是比襦长比袍短的一种冬衣，一般是大襟窄袖，缀有衬里，也叫“夹袄”。若在其中絮棉，则叫“棉袄”。贾宝玉，这个翩翩贵公子，常穿的袄各式各样。而“银红撒花半旧大袄”反映出他对红色的钟爱，也代表了他在贾家的正统与尊贵的高贵地位。从“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可以看出贾宝玉从小被祖母与母亲的溺爱，而“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则可以看出贾宝玉穿戴趋同于女孩儿们的穿戴，与女孩儿们玩乐。“金螭璎珞”是一种典型的被爱美求新的女性所钟爱的项饰，它形制比较大，在项饰中最显华贵，通过这种项饰，可以看出贾宝玉，喜欢在服饰上穿戴属于女性的服饰，进一步说，就是反映出他喜爱女儿的性情。另外“束发嵌宝紫金冠”这是成年的装扮，戴上冠子可以显出贾宝玉的稳重气度。林黛玉进贾府这回,作者把贾宝玉的服饰外貌描写的细致入微、生动传神,让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穿着华丽、相貌俊美、气质高贵的显赫家族的公子形象。
第七十八回,“宝玉满口里说:‘好热。’一壁走一面便摘冠解带,将外面的大衣服都脱下来麝月拿着,只穿着一件松花绫子夹袄,襟内露岀血点般大红裤子来。秋纹见这条红裤是晴雯针线,因叹道:‘真是物在人亡了!’麝月将秋纹拉了一把,笑道:‘这裤子配着松花色袄儿、石青靴子,越显出靛青的头,雪白的脸来了。’宝玉在前,只装没听见,又走了两步便止步道:‘我要走一走,这怎么好?’麝月道：‘大白日里还怕什么,还怕丢了你不成?’”[2]860在这段描写中，贾宝玉脚上穿着“石青靴子”，身上穿着“松花绫子夹袄”、“血点般大红裤子”,大家看了都觉得这身打扮,把贾宝玉的脸映衬托的更加白晳，头发更加乌黑发亮了。其中“血点般大红裤子”，色彩热烈鲜亮，对人的眼睛极具冲击力，这套衣着之所以会有这种审美效果,正是因为松花样和大红色与他脸的白暂和 *** 相互映衬,给人视觉造成了极大的反差,由此可见他的服饰都非常有特色。
作为《红楼梦》中女性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林黛玉，其服饰的主要特征可以用两个字概括：清、雅。其服饰色调多呈现浅淡色调，主色调经常是白、蓝、粉红三种颜色。作者这样的色调搭配，就是为了衬托林黛玉个性的纯澈与清新。其服饰一方面多用贵重但轻盈单薄的纱、绢、丝、绡等作为面料，另一方面很少搭配俗气的缠枝、连理等冗杂繁多的花样，而是以梅花、兰花作为主要图案，因为轻薄的面料，梅花的冷艳，兰花的清馨，正好可以烘托出林黛玉身上的纯澈与清新气质。但与描写贾宝玉的服饰不同，小说中，作者对于林黛玉服饰的正面描写笔墨清淡。“可是作者并没有太多的去描述黛玉的服饰打扮,只是在四十九回中做了唯一一次正面描写了黛玉的穿着打扮,下雪后大观园众多小姐商量赏雪作诗的文字。”[3]107那这回的林黛玉穿着什么衣服呢?林黛玉外面披了“大红羽纱面白狐皮的鹤氅”、脚上穿着“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绑着“青金闪缎双环四合如意绦”[2]574,不但有红有绿还有金,而且还富贵得很,把林黛玉的美更是衬托的完美无瑕。
第八十五回中,“一回儿,只见凤姐领着众丫头,都簇拥着黛玉来了。那黛玉略换了几件新鲜衣服,打扮的宛如嫦娥下界,含羞带笑的,出来见了众人。湘云、李纹、李绮都让他上首坐黛玉只是不肯。”[2]930这一段是对林黛玉过生日时的服饰描写。林黛玉“略换了几件新鲜衣服”、“含羞带笑的”、“扮的宛如嫦娥下界”,“略换了几件”,说明穿着简单朴素;“新鲜衣服”,则表现出她平时穿衣打扮都很素雅,更是显得清新脱俗;“扮的宛如嫦娥下界”烘托了林黛玉美不胜收、清新迷人的气质。寥寥几句话,便将她脱俗出众的美丽气质全部展现了出来。“总的来看,黛玉服饰的特点是淡雅没有装饰品,给人感觉极其随意、冷静的美、清新脱俗、美不胜收。”[4]这两套服装色调艳素融合,与她的气质完全搭调,把林黛玉的形象气质更是衬托得生动传神。
薛宝钗也是作者非常喜欢的人物。宝钗是一位相貌姣好的富家大千金。按理说,薛宝钗应该是生活阔绰悠闲、华丽耀眼的贵族小姐,然而,薛宝钗却也是一个衣着朴实、素雅,也从不在衣服上熏香,因为她不喜欢铺张浪费。“紫色的坎肩”、“穿的棉袄是蜜合色的”、“棉裙子是从黄色的”[2]127,颜色搭配的如此协调、简单,突显出薛宝钗身上的自然美;随意的装扮,就会显得文静淡雅,使她拥有与众不同的魅力。第四十九回,赏雪风光中,“只见众姊妹都在那边，都是一色大红猩猩毡与羽毛缎斗篷，独李纨穿一件青哆罗呢对襟褂子，薛宝钗穿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羓丝的鹤氅；邢岫烟仍是家常旧衣，并无避雨之衣。一时史湘云来了，穿着贾母与他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头上带着一顶挖云鹅 *** 金里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2]577从薛宝钗穿的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巴丝的鹤氅”,可以看出质料昂贵,价值不菲,从中显示出她贵族小姐的身份。但她不像其他大小姐那样追求奢华;简而言之,薛宝钗在服装打扮，总体上是不突出不张扬的,显得特别朴素、淡雅。
王熙凤,作者对她的服饰、性格、一言一行等方面都作出了非常细致的刻画。例如第三回,借用林黛玉的眼睛,对她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这个人装扮很特别,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袖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色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眼，两弯柳叶眉，身量苗条，体格 *** ，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2]33这一段关于王熙凤的描写可谓传神至极，通过其头上“绾着向阳五凤挂珠钗”、脖子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还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翡翠撒花洋绉裙”、穿着“缕金大红洋缎窄裉袄”、“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可以看出其服饰的五彩缤纷与华丽尊贵。绚烂华贵的服饰顷刻间把王熙凤的容貌衬托得美不胜收，无以伦比。作者对王熙风的服饰装束作了十分精细的描述,服装上色彩艳丽缤纷,穿金戴银的招摇,还有容貌的浓妆艳抹,非常吸引人的眼球;于是便从读者的眼帘中走出来一个极尽华丽与尊贵的贵族 *** 。
服饰对外貌起着非常重要的修饰作用,所以说美丽大方，自然得体的妆扮对外貌描写是非常重要的。红楼梦中的服饰既能突显出人物身上特有的气质与神韵,还能为人物外貌气质点缀加分。
二、服饰与人物个性
《红楼梦》中人物众多,想要获得个性鲜明的人物个性和人格魅力,就必须需要外在装扮的陪衬。作者在人物服饰方面进行了特别细致的描写,一个人穿什么服饰,各自喜好的色调、款式、风格都实现了对人物得性格的烘托。从服饰入手来了解人物的性格特点,就能了解各自不同的喜好和风格。
贾宝玉是小说中的一号人物,是一个封建统治阶层的叛逆者。他喜爱与女孩子一起戏耍,特别同情女子的处境,讨厌封建教育,但他的行为却乖张而不跋扈。他喜爱女孩讨厌男人,跟他所处的环境、跟他自身的性格是有很大关系的。他的服饰也都是偏女性化的,他经常喜欢穿“大红色衣服,花彩褂子,松花撒花绫裤,锦边袜。”在第六十三回中,“于是先不上坐,且忙着卸妆宽衣。一时将正妆卸去,头上只随便挽着鬓儿,身上皆是紧身袄儿。宝玉只穿着大红棉纱小袄儿,下面绿绫弹墨夹裤,散着裤脚,系着一条汗巾,靠着一个各色玫瑰芍药花瓣装的玉色夹纱新枕头,和芳官两个先拷拳。当时芳官满口嚷热,只穿着一件玉色红青驼绒三色缎子拼的水田小夹袄,束着一条柳绿汗巾,底下是水色洒花夹裤,也散着裤腿。头上齐额编着一圈小辫,总归至顶心,结一根粗辫,拖在脑后,右耳根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而耳上单一个白果大小的硬红镶金大坠子,越显得面如满月犹白,眼似秋水还清。”[2]776这一段服饰描写十分精彩传神，从贾宝玉就穿了件“大红棉纱小袄儿”、“绿绫弹墨夹裤”、“散着裤脚”,靠着“靠着一个各色玫瑰芍药花瓣装的玉色夹纱新枕头”,可以看出他身上的女性色调很多,从颜色和花纹、款式都可以看出其服饰都偏女性化,也说明贾宝玉对女性的喜爱和他温柔的个性。同时也可以看出贾宝玉十分独爱红色，“大红棉纱小袄儿”，“大红的”色彩成为贾宝玉热情开朗、天真活泼、自由开放的强烈个性的象征符号。“大红”一方面体现出他热情奔放的性格，一方面则体现出他喜爱女子的心理特征。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红色常常是女子的代表色，故而古代男子会称自己爱慕的女子为“红颜知己”，称姿色美好的女子为“红粉佳人”。一方面，体现出贾宝玉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渴望在自由的空间里“任情任性”地活着，反映出贾宝玉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性格特征。
第十七回,贾宝玉因跟他父亲拟对联那次,跟仆人嬉戏,“宝玉笑道：“每人一吊钱。”众人道：“谁没见那一吊钱！把这荷包赏了罢。”说着，一个上来解荷包，那一个就解扇囊，不容分说，将宝玉所佩之物尽行解去。”[2]202这一段描写中，“解荷包”、“解扇囊”、“将宝玉所佩之物尽行解去”小厮们趁高兴起哄,这样的举动给威严的等级阶层,增加了一些人情的味道;所以有人说:“我们躺着坐着,他也不责骂,就当没看见一样”看似很平常的话语,但从中浅析出贾宝玉对待等级观念的态度,他很同情封建地位中卑微的人们,他自己也渴求解放自由。
林黛玉也是一个讨厌封建等级的反叛者,她的性格十分丰富和复杂，既自尊自许，又自卑谦和，既多愁善感，又率真自然，既猜忌刻薄，又纯真无限。所以林黛玉说话做事情都很留心、谨慎,这跟她年幼失去母亲,长大后又失去了父亲,无依无靠等等这一系列的变故有着很大关系,这种经历对她的生存、性格、气质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她虽然失去了家门权势，寄居在贾府中,但是社会环境的恶劣、污浊,却让她变得非常有尊严、一点也不轻浮,反而使得她性情孤傲、清高、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作者关于林黛玉身上的这些特征,主要是由小饰品来突显的。例如第七回,“开匣看时，原来是宫制堆纱新巧的假花儿。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便问道：‘还是单送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2]98在“送宫花”时,林黛玉拿到花,就冷冷的说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这种搬弄和挑衅实际上是林黛玉的自我保护,却被人认为是刻薄。林黛玉这种性情的构成也与她从小体弱多病,多愁善感,容易流泪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与林黛玉不同,薛宝钗一出场,作者直接就描写了她的样貌。穿着淡雅大方,长相俊俏、美丽,“这几处描述就点名扼要的说岀了她遵守封建礼教,顺应当时所处封建环境的个性特征,一个封建社会规范的淑女形象就出来了。”[5]13第八回贾宝玉探病,“宝玉掀帘一跨步进去，先就看见薛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纂儿，穿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棉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2]102贾宝玉掀开帘看到的是，薛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活,头发收拾的一丝不苟,脸色白里透红,眼睛清澈透亮，穿着也很素雅;“从葱黄绫棉裙”、“蜜合色棉袄”、“漆黑油光的纂儿”、“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可以感受到，薛宝钗的穿着使人一点也感觉不到奢华。棉袄的蜜合色即浅黄白色,再配着葱黄色绫棉裙,这是一种同色搭配中的浅深装扮,比肩褂的玫瑰紫则一种是紫中偏红的颜色。薛宝钗这一身妆扮，颜色可谓极为鲜明,紫与黄是互补色对比,反差最大,黄与红是对比色,对比效果极为强烈,但“一色半新不旧”就显得不那么奢华。这样的服饰装扮，使得薛宝钗既有少女青春娇艳的气息,又符合薛宝钗藏拙守愚的深沉个性。通过贾宝玉的眼睛我们看到了,薛宝钗是一个打扮高雅大方的人,身上装饰也是如此简单,是一种不会刻意打扮的自然美感。自然发红的嘴唇,还有自然长成的黑色眉毛。别人的美主要是靠化妆来凸显其自然美,而薛宝钗虽然出身名门,但她没有去追求奢华,生活简朴,这一点，从她的穿着打扮即可以看出来。她身上的自然美、高雅大方、简朴的气息,吸引着每个人。
荣府的当家主妇王熙凤“凤辣子”。在其服饰方面，作者也是特别用心,她的浓妆艳抹,或是居家服饰,或是少有的素装打扮,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何种场合,依旧能突显出王熙凤华丽高贵、伶牙俐齿、泼辣、圆滑的性格特征。例如第六回中,“大红洋绉银鼠皮裙”、“桃花袄”、“秋板貂鼠昭君套”、披着“石青刻丝灰鼠”、头上戴着“攒珠勒子”[2]87、浓妆艳抹。服饰特别，而且很精致、华美,但是从文字体现上明显没有之前的华丽辞藻,并且衣服也是“家常”的,这样看起来就显得既威严又随和,没有了之前咄咄逼人的声势了。例如第六十八回,“至门前,凤姐方下了车进来,二姐一看,只见头上都是素白银器,身上月白缎子袄,青缎子掐银线的褂子,白绫素裙;眉弯柳叶,高吊两梢,目横丹凤,神凝三角:俏丽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2]885这一段是关于王熙凤丧服的描写,“白绫素裙”、“身上月白缎子袄”、“头上都是素白银器”、“青缎子掐银线的褂子”;柳叶眉,三角丹凤眼,美的就像三四月盛开的桃花,高洁好似秋天盛开的菊花。提起丧服,给我们的第一感觉应该是沉郁、晦气,色彩素淡,但是穿在王熙凤身上却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依旧可以突显出她的高贵和华丽。王熙凤的心机特别重,“她用一身素色衣裳将自己打扮的楚楚可怜、忍不住让人怜惜,加上那些客套虚伪的嘘寒问暖,还让尤二姐改变了对她的印象,将她入贾府,性格柔弱的尤二姐，因凤姐的陷害而香消玉殒。”[6]113这一系列的描述,成功的塑造出了王熙凤不择手段、贪婪、奢侈、庸俗、虚荣、心狠手辣、心机深沉的性格特征。
可见对人物的服饰描写,对我们把握人物性格特征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想要成功塑造出个性鲜明的人物个性和人格魅力,就必须要有成功的外在装扮作陪衬。而作者在人物服饰方面做的特别细致的描写,具体到一个人穿的各种服饰,具体到各自喜好的色调、款式、风格，就实现了对人物得性格的烘托。
三、服饰与人物地位
服饰既可以保暖遮体,也能突现人物的外表、个性和显示人的身份地位。衣冠服饰有着严格的等级差别,这种等级差别始终贯穿整个封建社会。这说明从服饰上能够看出人物经济情况的好坏和身份地位的尊卑高低;不同的服饰,其所处的场合和氛围也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身份地位越高的人,穿着服饰的种类、款式就越多,颜色也就越是丰富。
人物的身份地位通过贾宝玉身上的配件就能表现出来。他脖子上的彩色丝带绑着一块美玉,“嵌玉紫金色的帽子,还有神命锁,祛邪的护身符”[2]31,众多配饰就显示出贾宝玉在贾府不凡的身份地位;赏雪那次,贾宝玉还穿了一件狐狸皮大衣,从衣料的昂贵,也可以看出贾宝玉身份地位是很高的,是众人的宠儿，是掌上明珠。
林黛玉的母亲是贾母的女儿,她在贾府是表小姐的身份。第五十七回中，对林黛玉的服饰有这样的描写，“一面说，一面见他穿着弹墨绫薄绵袄，外面只穿着青缎夹背心，宝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摸了一摸，说：‘穿这样单薄，还在风口里坐着，时气又不好，你再病了，越发难了。’”[2]702从林黛玉身上穿的“弹墨绫薄绵袄”,“青缎夹背心”，能看出她的服饰简单而富有活力,青缎、绵袄,一方面体现出她的柔弱之美，另一方面则说明她失去了双亲,失去了家门权势的依靠，寄人篱下的地位。无权无势的小姐,每次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衣着打扮是十分简单和素雅的,而这些装束正从侧面体现出林黛玉在贾府中寄人篱下的地位。
薛宝钗出生在一个名门，家族为皇家商人,非常富有。可她历来就喜爱以素净的,半旧的妆扮来表现其大户小姐的尊贵,既让人看起来不那么奢侈浪费,也显得乖巧、安分守己,不知不觉中就博得了贾府人的赞许与喜爱。“作者笔下的宝钗是个精明能干、美丽的富家千金,但她朴素、典雅,不喜欢说话,但喜欢掩盖自己的感情。”[7]146虽然她是贵族千金,然而她却连自己的命运也不能掌握;所有事物都得遵从封建家长的左右。她生活喜好安静,喜欢远离喧嚣的生活方式,这种性情即从她的衣着打扮上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
王熙凤的装扮总是很特别,第三回中,““只见她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美的就像神妃仙子一样。”[2]34大红与翡翠绿形成了最为强烈的色彩对比,两种色彩明度、饱和度都很十分强烈,相互映衬中，就集中突显出王熙凤艳丽非常且傲视群芳的容貌气度,活脱脱地表明了王熙凤非同寻常的身份地位。第六回中,王熙凤头上戴着“攒珠勒子”、穿着貂皮大衣,手里还端着小火炉,从头到脚,全身上下珠光宝气,十分有气派,也显示出了贾府中女管家不只服饰华美，人也是非常漂亮。服饰的华美、尊贵既显示出了贾府的奢华富贵,又表现出了王熙凤在贾府中显赫的地位。受宠的人在地位上是有很大差异的。这种服饰上的对照映托,能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人物的身份、地位权势,加深了我们对人物形象的更深层的了解。这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身份地位越高的人,其穿着服饰的种类、款式就越多样,颜色也就越是丰富。
小说中全面地展现了中华服饰文明成果。小说中人物繁多,但在描述人物服饰方面却各自有着独特的个性,款式多样,色彩缤纷。人物的服饰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身份地位的关系密切相关，一方面表现了人物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代表着一种文化,另一方面,在明、清作为中国纺织业和服饰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从中可以透视出悠久灿烂的民族文化。
“《红楼梦》典型人物服饰优雅华贵,从服饰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清朝当时严格的等级观念特别深厚。”[8]235作者用服饰语言来描绘书中人物的外貌,人物独有的气质,以及人物的社会地位。服饰文化在每个时期都有着特殊的意义,通过书中作者的服饰描绘，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审美观念、服饰质料、经济发展等状况。曹雪芹在《红楼梦》的服饰描写，非常成功和精彩,多彩多姿的服饰装束将小说中的人物装扮的血肉丰满、神采奕奕、个性鲜明。每个人都有着典型的代表形象,从而展示了《红楼梦》服饰文化的精华已达到了人物的内在与外在的谐和统一,给大家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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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彭冬花,蒋东玲.浅谈《红楼梦》人物服饰[J].文教资料,2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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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小 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 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 资料来源：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 2006-04-06 15:52:52 大中小 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 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 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 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 “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 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 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 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 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 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 你好，请 登录 或 注册 孔庆东看武侠小说 2006-03-05 17:25:13 来自: 丹丘生 (重庆) 提起武侠这个词，想必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这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个基本词汇了。但是这个词汇所包含的内容，“武侠”这个词所指的那种人，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神秘。“武侠”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人，既要身怀绝技，又要道德情操高尚，好像还带有一点神秘色彩，高来高去的，平时生活中好像不容易遇到。所以武侠，总是给人以某种神秘感。武侠这种人真的是那么神秘吗？真的是离我们很远？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之外很遥远的一个地方藏着，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出来吗？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其实武侠作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人，它的起源是很早的，或者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国家，出现了阶级，出现了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压迫，出现了社会不公正，出现了不公平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有武侠了。所以这种人物，才永远地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梦幻之中。我们有一句俗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凡是我们所梦想的东西，它不可能是毫无现实生活的根据的。 武侠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如果讲起学问来，这是很复杂的，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探讨。我介绍一种意见，他们认为，武侠的精神最早来自于墨家的精神。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法家、农家、墨家，很多家。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武侠是不是来自于儒家？也有这样看的，因为儒家有一种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比如，在孔夫子身上就有这种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知道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因为它是正义的，我就要做它，即使不成功，我也要做到底，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应该说，在儒家的思想里面，也有一定的这种侠的精神的反映。但是，比较之下，墨家似乎更具有这种精神。墨子他提倡一种精神，叫做“兼爱”，用我们今天的思想去理解，他的主要意思是说，牺牲一点个人的利益，去为他人谋福利。 所以说，墨家似乎比儒家更具有牺牲精神，儒家还讲一点中庸之道，而墨子所提倡的牺牲自己，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精神，似乎是比较早的侠义精神的体现。至于说，很具体地论述“侠”这个概念的，也有一些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韩非子。 韩非子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同时是一个官僚，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君王出谋划策，他反对侠。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五蠹》，里面有一段话，表达了对“侠”的否定，对“侠”的概念的这种否定。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一句对仗的话，把儒--知识分子，和侠进行对比，这两个呢，一个是以文乱法，一个是以武犯禁。在韩非子看来，儒和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坏东西。也就是说，在统治者的眼里，知识分子和侠一样，都是讨厌的东西，都属于扰乱社会秩序，不让统治者好好睡觉的人，统治者把国家搞得安定团结的，偏偏有一种人叫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人叫侠，整天出来捣乱。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堵车，那儿不公正，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而侠他不提意见，他直接捣乱，他直接越过“警察”，自己去维持“交通秩序”，所以这些家伙，在韩非子看来，都属于社会的蠹虫，应该大力镇压。我们看韩非子这个立场，他是很简单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论述侠和儒的。他的这些观点，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够认同。 不过，他从反面，也指出了侠的一个功能，他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能赞同，但是他把儒和侠最早联系起来这个思想，我们可以说，它是很深刻的。从韩非子的话中，给我们一个启示，侠的社会功能，和文人是很接近的，他们都是为社会鸣不平的。那么侠和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持批评态度，从批评的角度，一样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一般看来，我们觉得，文人和武人似乎是两端的，离得很远哪。古代上朝的时候，文东武西，两班站立，好像是两端，其实不然，恰恰文人和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他有一本书，是研究武侠小说的，名字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个名字很好，《千古文人侠客梦》，恰恰是文人，最喜欢做侠客梦。侠客，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我们主要是从小说中见到的，而小说都是文人写的，侠客形象都是文人塑造出来的，所以侠和文联系得是非常紧的。如果我们说到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起源，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些篇章，被认为是武侠文学的最早的源头。那还不是正式的武侠小说，但是是武侠文学的一个源头。那么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是怎么论述“侠”的呢？在《史记》中有两个“列传”，一个叫《刺客列传》，一个叫《游侠列传》。司马迁他的原话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这段论述，是对武侠精神很好地概括。但是我们注意一点，司马迁这里没有提到武，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侠是可以没有武的。我们今天一说，就是武侠武侠，似乎侠都必须有武，都必须有一点过人的本事，其实侠是可以没有武的。那么司马迁论述侠的特点，说他们的主要特征是，言行不合乎社会主流。不是说领导说什么，他马上就跟着说什么。但是他们做事，是“言必信，行必果”，这人讲义气，说话算数，男子汉大丈夫。然后是“不爱其躯”，就是不过分地爱惜自己的生命。 我们今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第一重要，自己不能受一点损害，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家挤了一下，就要吵起来，过分地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侠客呢，是不过分爱惜自己的身体，首先考虑的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存亡死生”，救了别人的生命之后呢，又“不矜其能”，不夸耀自己，不要老惦记它。昨天是我帮了你的忙，那天我还帮你买菜了呢；上次我救了你家孩子一命……很少提这些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做了好事拂袖而去，做了好事不留名。 所以我曾经有一个“谬论”，我到处传播这个“谬论”，我说，我们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侠是谁呢？就是雷锋，雷锋是我们中国当代的“第一大侠”。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发表我这个“谬论”的时候，学生们也不理解。他们说，雷锋怎么是侠呢？雷锋他也不会武功啊！雷锋虽然是个解放军，他也没打过仗啊，他是个开汽车的解放军啊。那么我跟同学们讲，是不是侠，跟他会不会打仗，跟他会不会武功，没有关系，只要他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别人谋利益，“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瓢泼大雨之夜，看见妇女抱着小孩，他帮助她送回家去，帮助老大娘过马路；自己攒的钱寄给灾区，这不是侠，是什么？这就是侠！人们为什么被雷锋精神感动？为什么喜欢个子不高，胖乎乎，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呢？是因为他身上有侠的精神，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了不起！所以学雷锋才学得起来，而不是说，他一定要身怀绝技，才去学他。 那么，古代有很多--今天看起来是“武侠小说”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叫“武侠小说”，当时没有这个名字，当时都是有种种其他的名字。“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以后，我们为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方便而发明的一个术语。比如说，在《唐传奇》里边，就有很多武侠题材的作品。只不过当时不叫武侠，有的是写一种很神奇的武功，它是偏重于武侠中的武这一面；有的是写一种很不平常地帮助别人的一种侠行义举。唐朝之后呢，到了宋朝，宋朝的小说里面也有很多“公案小说”，“公案小说”里面有一些武侠人物。这些武侠人物的精神，跟唐朝比呢，略有逊色。总之，是武侠在现实生活中和在文学作品中的发展，似乎有一个走下坡路的趋势。其实，是随着封建国家机器的强大，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所以侠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很多事不用你管了，国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警察，有军队。那么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武侠文学的资源，汇聚起来，产生了一部古代最杰出的，最著名的武侠小说，这部小说就是《水浒传》。 那么《水浒传》，以前我们把它叫做公案，后来的文学史也把它叫做“英雄传奇”，这都是对的，它是英雄传奇小说。但是如果我们从武侠小说的角度来看呢，《水浒传》也是古代最优秀的武侠小说的代表。我们今天想一想，《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那不都是标准的一个一个的武侠吗！要武有武，要侠有侠，它所弘扬的精神，也是正宗的武侠精神。所以《水浒传》给了后世无数的武侠小说以思想的和艺术的启迪。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武侠小说都在不断地发展。 比如，清朝后来就出现了像《三侠武义》、《七侠武义》这样一系列的作品。还有著名的，像《儿女英雄传》、《好逑传》。到了这部分小说，慢慢出现了一个“英雄加儿女”的模式，有男侠客，也有女侠客，或者侠客旁边有一个美人。可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或者说，走向最黑暗的时候，武侠小说也一蹶不振，长期没有很优秀的作品出现，而且更要命的是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一落千丈。侠客本来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光辉万丈的英雄，可是到了晚清的小说里，武侠都成了朝廷的鹰犬，成了朝廷的爪牙。 我们想，武侠一开始是什么人呢？按照司马迁的那种写法，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我们不要以为，社会闲散人员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闲散人员里边有坏人，但是也有好人。这些侠客是凭着自己的良心，为社会鸣不平，他看见统治者做得不对，他就出来帮助弱者，拔刀相助。一开始，侠客应该跟朝廷，跟秩序是处在对立面的，他应该是跟朝廷作对的。所以韩非子才说“侠以武犯禁”，仗着自己有一点功夫，就来破坏法制建设。韩非子是这样批评他们的。正因为他跟朝廷是对立的，所以历朝历代都要大力地镇压侠客，特别是镇压武侠。那么镇压来镇压去，杀的杀了，死的死了，还有一部分就被朝廷收买了，收买了就把他融进了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把他吃进去了。这些侠客就变成了朝廷的人员，变成了“捕快”。 所以我们看，清朝末期有很多小说，都叫什么“公案”--《于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刘公案》。那么这些公案小说里面的第一主人公，都是一个政府官员，都是一个政府的清官。这些小说里的侠客，一个一个都被招安了。招安了之后，就变成了包公身边的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我们一看京剧，包公一开头就叫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那么这些人物一旦变成了“张龙、赵虎”，他就没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备英雄的色彩。我们今天看戏，我们去看包公戏，谁去注意台上王朝、马汉的形象呢？没人注意，他站在那儿就是一龙套，今儿这演员病了，换一演员还能演，我们并不提意见，我们只对包公这个形象加以格外地注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么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个高级领导人，开封府尹，只不过他是一个清正廉明的高级领导人而已，他是一个大清官。那么人民为什么要看包公戏？为什么需要包公？就是因为社会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经常有冤假错案，可是除了冤假错案，人民不去呼唤法律健全，而是呼唤包公，希望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清官，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那么这种幻想反过来又加剧了法制的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一套制度，靠一套办法，靠一套规章制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这个，而去幻想包公。所以只能满足一种梦幻中的需要。那么到了“包公”铺天盖地的时候，武侠就隐没了。 可是由于晚清时中国面临着民族危亡问题，虽然武侠小说中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却越来越需要侠的精神。 就在晚清的革命运动中，比如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这些人中开始重新鼓吹武侠精神。包括鲁迅等人，他们都很推崇一种带有侠义色彩的铁血精神。晚清的革命党人，从武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种侠义，“侠义道”的精神。比如说，我们知道著名的革命党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个号，叫鉴湖女侠，自号鉴湖女侠。其实很多革命党都是起了这样一个带有武侠精神的号，以侠客精神自诩。他们认为，要改变当时中国的现实，非有一腔侠义精神不可。 我们都知道谭嗣同的故事，谭嗣同他自己愿意，为了变法而流血，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中国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人流血牺牲，他说“此国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请自嗣同始”--请从我谭嗣同开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来慷慨就义。这种侠义精神是很感人的。 那么在晚清的时候，侠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逐渐地复苏，国人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不昌不盛，是跟侠义精神的堕落有关系，国家腐败了，没有人出来挽救山河。我们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它是很悲壮。我们看，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其实看上去是明明要失败的，不过是在海外募集了一点钱，然后回来制造炸弹，然后找几十个人，怀里揣着炸弹，弄一小筐，筐里放了些炸弹，就去攻打总督衙门，那能胜利吗？如果用统治者的话来说，这不是来送死吗？所以这些起义大部分都是寡不敌众，这些革命党大多数都成了烈士，包括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从军事上看，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牺牲，它积累起一种思想意义，能够唤醒国人。所以我们如果去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看那些辛亥革命的英雄的时候，是会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们自己去的时候就知道要失败，要死。很多朋友可能还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我们看《与妻书》里写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知道自己不能回来了，他已经告诉自己的妻子，以后可以改嫁。明明知道是以卵击石，但是他就是要抛弃自己那样幸福的爱情生活。所以说，这些人是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侠客。 那么到武侠小说中的这种侠义精神的恢复，是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新的武侠小说，我们后来把它叫做“现代武侠小说”。可能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样的名字。比如说，平江不肖生，可能有年纪大的朋友会读过。还有还珠楼主，这样的名字可能你们知道。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江湖奇侠传》为代表的新的武侠小说。后来就慢慢地进入一种繁荣阶段，出现了像平江不肖生，他的本名叫向恺然。他有一个重要作品，叫《近代侠义英雄传》。这个小说里面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霍元甲，霍元甲的形象是在这里塑造的；还有一个，也是历史上的真人，叫大刀王五，就是当年和谭嗣同有过来往的这样一个江湖奇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在这部小说中，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塑造成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其中，有一段主要情节是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这个后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吸取素材加以渲染，霍元甲跟外国大力士打擂比武，并取得胜利的。这个情节，它是现实生活中的真的事情，也是当时很轰动的新闻。在这个小说中，他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他写霍元甲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国人受辱。其实，正宗的武林界的大侠，他是不轻易出来走动的，不轻易出来参与俗事的，每天经常出来参与各种媒体，参与各种集会，这些人往往不是大侠，有一部分可能是；不是，也不是修养很高的人。我小时候接触过很多武术界的朋友，真正有功夫的人，他是不出名的，轻易不打架的，跟别人发生冲突，他都是忍耐的，不求名，不求利。像霍元甲这种人，本来也是应该安安稳稳地，过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外国大力士在擂台上公开地侮辱中国人，所以他要为国雪耻，不让国人受辱，所以他才出来。所以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无端找他们这种受人豢养，供人驱使的大力士比武，实不值得。霍元甲自己也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失我的身份的，他看不起这些大力士，这些所谓“大力士”就是受人豢养的，到这儿来表演挣钱的，我跟他们比武，不是失了身份吗？多跌份哪！为什么还要出来去比呢？是实在忍不下这口恶气。那么霍元甲在为国雪耻的同时，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他没有因此，就是打败了外国大力士之后，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强，外国人不行，他没有这样。所以他并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 而霍元甲所说的“报国”的这个“国”，并不是朝廷，而是中华民族。他说：“至于大清的江山，也用不着我们当小百姓的帮扶。”这个小说里边，写的霍元甲形象，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清楚，我报国，我为国雪耻，是这个民族，不是那个朝廷。所以这里面，就表现出平江不肖生这个作家，他所推崇的侠义精神。其实是一种人民性，是一种出乎天地正气，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 而现代武侠小说，从一开始所奠定的现代武侠精神，后来在梁羽生、金庸那里，都得到了继承和光大。所以我一再说，梁羽生、金庸他们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许多基本东西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只不过接过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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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韵子39 3人参与回答 2023-1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