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失业问题毕业论文

面临空前就业压力 劳动力供需矛盾如何缓解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长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低工资、高就业政策，表面上人人有活儿干，实际上大量的过剩劳动力以隐性失业形式存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转换，隐性失业逐步显性化，进入上世纪90年代，失业压力明显加大。1992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002年达到4%，2003年上升到，2004年预期失业率为。失业率的不断攀升，使我国面临空前的就业压力。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不仅意味着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会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痛苦，产生多方面的消极影响，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失业率被称作“痛苦指数”。需要指出的是，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衡量，我国目前的失业率并不算高，可为什么说我国就业压力巨大呢？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我国失业率的特定内涵。首先，我国政府向社会公布的失业率，是城镇登记失业率。既然是“城镇” 失业率，就不反映农村的失业问题，就是说它只反映我国一部分失业问题，而西方国家公布的失业率是既包括城镇又包括农村的全社会失业率；所谓“登记”失业，是指非农业户口，在一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要求就业而无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如果无业，但没登记，就统计不进去。西方国家公布的失业率是调查失业率，而调查失业率的真实性高于登记失业率。其次，我国失业统计的年龄上限过低。我国规定，失业登记的年龄范围是男16~50岁，女16~45岁，而职工退休年龄规定为男60岁，女55岁。国外通常对失业者只规定年龄下限，退休以后继续寻找工作但找不到工作的，仍计算为失业人口。再次，我国把下岗与失业区分开来，下岗不算失业，下岗人员不进入失业统计，而2003年我国下岗人数达600多万人。?中国的失业率到底多高？中社科院劳动就业专家冯兰瑞教授?2003中国失业率接近30%?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的那个中国失业率27·78%的数字已经够吓人的了。你提出的中国第三次失业高峰目前过去了吗？冯兰瑞（以下简称冯）：当前中国的第三次失业高峰并没有过去。我指的是公开失业、隐性失业和农民失业。我现在说不出这方面的具体的数字，2001、2002这两年达到了失业的最高峰。记：十六大说，现在中国就业情况已经非常好了，有一千多万的下岗职工重新上岗了，而且，统计局的城镇登记失业率4%。冯：我的那篇文章你看过吗。我说城镇登记失业率是不科学的，不全面的，第一个，它把农村抛开了，光搞城镇；第二，只统计去登记的失业人员，没有去登记的没有，没有合同单位的不算，去登记的只有很少数的那么几个人。有的人失业后不一定去登记，甚至有人都不知道到那里去登记，这是劳动保障体制不健全所造成的。实事是，2002年虽然有1000多万失业者重新找到了工作，但失业者却比就业者多得多，同时，还新增加了许多劳动力，比如中等、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和年龄达到十八岁者，农村中失去土地的劳动力。我们经常看到国家媒体上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但是，我国的准确失业率都不是很清楚。记：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不是失业率也要相对的高一些呢？冯：这种说法也是不科学。记：您认为现在比第三次失业高峰时的27·78%还高，有这方面的依据吗？冯：当然有根据。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中国第三次失业高峰过去了。当前中国的失业率缺少一个公正的、客观的和科学的评价。现在我还不能得到这方面的准确数字，可能很少人能拿不到这个数字。城市的隐性失业率，大量农民的失业率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记：能否达到30%？你说的比从前预测的还要高，是不是接近了30%。冯：我的统计方法是包括公开和隐性失业。现在有的地方下岗安置办还没撤，下岗办准备搞三年的，现在已经五年了。??中国经济减速论?2003-9-2??? 中国城市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将严重制约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劳动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根据对国内学者和官员的问卷调查，认为我国城镇实际失业率达到7%，近两年有增加的趋势。其中，官员的估计较低(接近6%)，学者的估计较高(高于8%)；而中国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估计2001年的真实失业率会突破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根据抽样调查并综合有关数据推算，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真实失业率在10%以上，其中1997年和1998年的真实失业率达13%至15%。??? 美国卡托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多恩估计，到2002年底，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总失业率可能达到10%，失业人数在3000万至4000万之间。其中，农村的失业率在10%至15%之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程晓农博士估计，中国城市的实际失业率达到20%，失业人数约有4000万至5000万人，他认为，我国内地中小城市的失业率都在30%以上。??中国失业率的统计口径及一点观点??? 从比较粗糙的角度来看，中国城镇失业率的计算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1、没有将农村纳入，因为农村中存在巨大的隐性失业，所以中国的估算很大的低估了。??? 2、仅考虑有城市户口，没有将广大在城市中工作而没有户口的流动人口统计进来，这样就很大的高估了????3、没有将各国有企业中名义上没有工作而实际上失业的下岗职工统计进来，这样就低估了，在中国的统计数据中下岗均未包括在失业部分之中（其实我觉得这样统计比较讽刺，下岗和失业有什么区别嘛？）??? 以上三点是与西方不同之处??? 4、没有将自我雇佣、家庭劳动者、地下劳动者和临时工作（part time job, not temporarily）这一部分包括进来，这样就高估了。??? 第四点在西方的统计中也没有包括进来，但是考虑到中国处于转型期间，所以这一部分在比率上可能大大高于西方市场经济，??? 目前中国对第四部分没有一个直接的统计数据，而是首先估算中国的地下经济和家庭经济的规模，然后再估算可能的雇佣比例，但是这样通过几次反复的估算是否还具有准确性，我表示很怀疑！??? 我个人对目前中国的失业状况的观点是：从整体上说，中国的就业率应该是远远高过OECD国家，虽然在很多方面低估了中国的失业率，但是同时在很多方面也高估了中国的失业率，而且所谓的就业弹性降低，我个人认为，在受到巨大的技术冲击时，结构性调整时不可避免的，但是中国在经历过二十多年的渐进性改革之后，中国调整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越来越好，gdp对就业的拉动效应是就业增长的基础和主要动力。??? 所谓中国的就业问题我认为主要是在三个方面：??? 第一：为什么中国的失业率稍稍上升，社会的敏感度迅速提供呢？不是失业机制的作用，而是社会保障政策的滞后，毫无疑问，与oecd国家相比，中国的就业率还是属于一种良性循环过程。??? 第二：统计工作的滞后，本来中国的统计工作刚刚起步，而这时正是中国就业结构性调整非常动荡的时期，这样对统计工作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所以在没有确实数据的前提下，各种各样的，好的坏的，失业率都计算出来了??? 第三：中国的失业问题不是属于失业率高，至少重点不在于失业率高，而在于失业持续期间太长，其实很多人已经属于dropout的部分了，而正是这一部分是中国目前最头痛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福利保障系统的完善，一种是active labor policy，作为一个只有二十多年市场经验的国家，这是一个强大的挑战，美国的失业率比中国高多了，但是他的失业率主要体现在短期失业上面，美国每个月能够处理500万个失业再重新就业，这样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就远远低于美国，这才是问题所在。澳大利亚中国新移民 平均失业率百分之五点九? 2003-10-16????澳大利亚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最近由亚洲抵境的新移民在澳就业情况严峻，来自中国的新移民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十五点八。 ??? 澳大利亚联邦统计局称，所谓最近抵境者，乃指由一九九六年以来到达澳大利亚的新移民。据部分移民社区反映，这部分人寻找工作较其他人更为困难。 ??? 这项关于新移民就业情况的最新统计数字反映，澳大利亚新移民的平均失业率为百分之五点九，总体上要比澳大利亚本土出生的人的失业率百分之五点五要高。 ??? 不过，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的失业率相差很大。其中失业率最高的是来自北非和中东的移民，失业率达百分之三十。失业率最低的是来自英国和爱尔兰的移民，失业率为百分之三点四。 ??? 来自北亚的新移民失业率为百分之十三点八，而就业参与率最低的是来自东北亚的新移民。?移民不足5年 失业率达30% ??? 会上该机构公布了一份名为“建设未来劳动力”（Building Our Future Workforce）的报告，引述了不同报告的数字。 ??? 报告指出 到加国不足5年时间的新移民，失业率较本地出生的人士高，新移民整体失业率达30%，而25至44岁主要工作年龄组别中，新移民的失业率达，本地出生同龄人士失业率为，显示此年龄组别中，新移民失业率比土生者高出近—倍。 ??? 很多移民到来前，当中有约30%在原居地是任职专业、行政及管理工作，但到来后仅有约10%可以再次担任同类工作，更有高达73%的移民，称原来的学历不被承认。新移民赚取的薪金也较土生人士为低，女性新移民的情况尤其明显。?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正发生改变，社会矛盾呈现上升趋势，社会冲突日益显性化，给改革和发展带来不和谐和不稳定因素。一个社会应该保持开放、灵活、包容的状态，通过可控制的、合法的、制度化的机制，让各种社会紧张得以释放，社会诉求得以回应，社会冲突得以消解。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寻求解决方案，设立化解社会危机的“安全阀”，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仅仅从现象来看，可以说，当前是我国各类社会矛盾比较集中的爆发期。农民失地、城市贫困、劳资纠纷、大学生就业难、群体性上访事件增多、矿难事故频繁、艾滋病发病率上升、毒品泛滥等等。在社会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已经开始影响到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部长丁宁宁说，这些问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显现出来的，是市场体制改革推向纵深的结果。他强调，中央处理社会问题的方针从“两个确保”，上升到“五个统筹”，继而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注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缓解各类社会矛盾明确了方向。他认为，目前中国社会领域影响最大且将长期起作用的问题有三个：就业、收入差距和社会保障。就业是个人和家庭谋生的基本手段，也有利于防止个人游离于社会之外。必要的收入差距可以提高微观组织的运行效率，收入差距过大则不仅违反公平原则，而且使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陷入困境。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护社会公正、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措施和最后一道防线。就业困难不容低估中国经济时报：我们感觉，目前就业之难几乎显现在各个行业和各类人群，连不少寒窗十余载的大学生毕业生们也求职无门。这种现象在五年前、十年前出现过吗？丁宁宁：这和改革开放初期有很大不同。就业困难是所有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都难以避免的现象，中国人口增长先于工业化的国情加重了这一危机。导致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就业困难的因素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劳动适龄人口居高不下。根据测算，虽然2010年以后，我们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将会缓慢下降，但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依然很大；其次是城市化过程中，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地区寻找工作，加剧了初级劳动力市场的总量过剩；第三是高速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带来了中、高级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矛盾。这三个因素在2020年以前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至于大学生就业难，除了劳动适龄人口增加外，和教育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有直接关系。中国经济时报：应该说，保持一定的失业率是市场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形态，也有利于人才竞争，从而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只是我们的失业、半失业人口过多。丁宁宁：就业是工业文明出现以来，困扰人类社会的一个历史性难题。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率下降以后，西方各国失业问题才有所缓解。在大量劳动力已经转移到第三产业的情况下，西方后工业社会依然存在大量的失业者。直到今天，就业还是西方政治家竞选中的主要话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曾经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但那是以牺牲经济效率和个人自由为代价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到：充分就业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失业后备军的存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重要前提。近代以来的所谓工业化、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一个资本、技术不断替代劳动力的过程，是一个在物质生产领域不断减少就业的过程。我国当前面临的就业问题，要比西方世界历史上困难得多。19世纪的整个欧洲�包括俄罗斯西部�人口不到2亿人。我们改革开放初期，人口已经超过了10亿。虽然经济保持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每年都增加几百万个工作岗位；却仍然无法满足城市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要。加之包产到户以后，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其结果是：劳动力市场的总量过剩与结构矛盾并存。近期内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就业促进政策，也无法实现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充分就业。中国经济时报：依您的分析，解决就业困难，目前能做些什么？丁宁宁：除了进一步扫除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障碍，增加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透明度，加快全国就业服务中心的信息联网，为失业人员提供免费的再就业培训服务外，还应当把政策着力点放在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就业质量上。可以将普及义务教育作为长期性的就业促进政策，同时鼓励已就业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和在职培训。鉴于失业问题将会长期存在，失业保险制度在经济上的困难会越来越大，建议把“雇主赔偿＋社会救助”作为今后处理失业问题的基本政策出发点。以保证失业者家庭的基本生活，使其不要对未来失去信心和希望。收入差距扩大威胁社会稳定中国经济时报：“弱势群体”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个新名词，它与“精英阶层”相对应，这两类人群不单是社会地位、政治权利、话语权不同，关键是持有的财富有着天壤之别。多数学者认为，目前我国收入差距拉大是不争的事实。您认为，这一趋势还会愈演愈烈吗？丁宁宁：在目前的体制框架下，收入差距还会继续扩大，而且可能对社会的稳定造成威胁。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客观上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因此，不能简单地根据基尼系数超过了0．4就认为社会不稳定了。但是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内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原有的人口流动障碍的不断消除，大量的失业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加之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过低，收入差距扩大对社会稳定的威胁，逐渐成为各级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拉开收入差距是提高微观经济效率的重要措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推行工资加奖金的物质刺激政策。但由于社会上的绝大多数成员或多或少地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当时的收入差距扩大并没有影响社会的稳定。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分配领域的两头，即与官员腐败相联系的非法高收入问题，以及城市和农村中低收入群体的赤贫化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老百姓的公民权利和民主意识大大提高。腐败官员及其同伙的非法高收入，动摇了群众对党的信任，威胁到政府的执政能力。因此，必须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堵塞各类非法收入的渠道，坚决打击官员中的腐败行为。同时鼓励高收入者扩大投资和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并对其消费行为进行必要的引导。底层民众的生存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基础的稳定。近年来相当一部分底层群众的收入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政府对此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因此，在目前“两个确保”的基础上，必须尽快将城市低收入阶层纳入社会救助体系。包括失去收入来源的下岗失业人员、滞留城市的农民工等。此外，过去农村的“五保户”政策，要逐渐转变为政府出资的、规范化的社会救助制度。政府要承担社保的经济责任中国经济时报：解决两极分化的可行办法是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丁宁宁：社会保障是改革开放中首先进入政府视野的社会问题。但我们在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不仅忽视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城市户籍人口也只覆盖了不到一半，且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之间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农村“包产到户”以后，随着集体经济的衰落，农村原有的保障体系迅速瓦解。财政“分灶吃饭”以后，社会统筹变成了地方统筹，落后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很快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根据8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些设想，来设计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目标，只能使上述局面进一步恶化。那种过分强调以缴费为基础的社会保险方式，恰恰把最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排斥在外；在强制性的基本�养老、医疗�保险中引入个人账户，不仅削弱了必要的“社会共济”，也混淆了政府和个人的责任。中国经济时报：怎样建立一个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丁宁宁：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体制，一般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政府财政出钱的社会救助（福利政策）、以缴费为基础的强制性社会保险（基本保险）、享受政府优惠政策的自愿补充保险。最后一部分�补充保险�可以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中间部分�基本保险�是基于市场原则，政府强制执行。第一部分�福利政策�则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在失业率居高不下，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的情况下，改革的首要问题，是政府要承担，而不是推卸自己在社会保障问题上的经济责任。我认为，政府可做的是，在“两个确保”的基础上，将失业保险与社会救助并轨，建立以政府税收为基础的、覆盖城乡绝大多数居民的社会救助制度。在加强城乡疾病防疫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建立以政府财政为依托的城乡公共卫生服务及医疗救助体系。在政府承担已退休人员社会保障责任的基础上，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率，把覆盖面扩大到城市所有的工薪收入者。政府出台税务优惠措施，鼓励工薪收入者参与补充养老保险计划，可以把过去试点中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转为补充养老保险账户。在所有雇用临时工的单位推行强制性的工伤保险。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任何一个突发事件，都有可能把潜在的社会矛盾引发出来，威胁整个社会的安定。各级政府固然需要建立起自己的危机处理机制，但更重要的是加强调查研究，及早发现问题，防患于未然。所谓建立危机处理机制，并不是要重新设立一个什么应急事件委员会之类的政府临时机构，而是要明确突发事件情况下，各个政府机构之间的分工、责任和工作程序，以减少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失和对经济、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讲，政府面对突发事件的危机处理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常设机构官员的素质和工作效率。二战以后，西方国家之所以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危机，是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增加了每一个公民的归属感。在恢复社会信用和增加公民归属感问题上，老年人要比年轻一代有更大的影响力。因此，决不能为了减轻现政府的财政负担，而拒绝兑现以前政府的社会保障承诺。否则就会付出政府信誉降低的代价。近年来各地区拖欠退休干部、职工医疗费的问题，已经引发了职工对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不满，降低了民众对各级政府的信任。今后不管社会保障制度如何改革，都应当保证已退休人员原来享有的待遇水平不降低。这是老百姓对新制度建立信心的基础。中国经济时报：在您看来，社会的稳定除了取决于政府面对突发事件的危机处理能力，还有哪些因素？丁宁宁：长远来看，社会的稳定取决于各阶层之间流动机制的畅通。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育观念上的平等和“宰相出于青衣”的制度设计。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户籍制度隔离了城乡居民，但招工、考大学、当兵提干，还是给农村青年开放了一条进城的路。市场经济本来是强调“机会均等”的，但近年来城市中小学对农民工子女的入学歧视，以及大学以改革的名义大幅度提高学费，则断了农村贫困家庭子女的大学梦，堵塞了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此类错误政策应当及时纠正。我们的社会政策应当顺应历史潮流，不要让底层民众丧失改变其子女社会地位的希望。(记者柏晶伟) 中国经济时报 在西方经济学里，“需求”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购买愿望，二是购买能力，缺一不可。国外使用工资能买房、买车和出国旅游。除了工资高外，整个的社会保障体系很健全。而国内工资只有国外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如果必须从别的地方“来钱”，或者灰色、甚至黑色，这种扩大“内需”的方式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另外，中国目前的失业问题也是限制“内需”的一个重要因素，应当引起严重关注。阿根廷骚乱的教训，有人认为是“偿还外债的能力不足”，有人认为是“金融体系”有问题，联系汇率制限制了比索。我认为都没有打中要害。这种骚乱的根源就是贫富问题。许多抢东西的人手里拿的是吃的食品或日常用的小商品，没有“贫困”在其中作祟是不可能的。类似的骚乱最深的根源和最直接的起因，往往都在于贫穷和分配不公。国际债务要直接影响到普通百姓头上，还有一段距离。贫困是可怕的，国家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虽然取得了较大进步，但问题还不少。据《半月谈》报道，中国目前有城市贫困人口1500万，至2001年8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仅覆盖604万人，我们还不知道这“保障”究竟是多少钱。虽然“失业救济”也能转化为“扩大内需”，但这是我国经济学家们从不喜欢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