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子昂的论文开题报告

陈姓图腾陈姓是中国众多姓氏中，按人口计算是全国第五大的姓。根据户籍管理部门的“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NCIIS），陈姓为现代中国第五大姓。 根据1977年中国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发表的一篇有关「姓」的论文上指出，陈姓是全球华人十大姓之一。陈姓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香港、澳门及台湾都是第一大姓氏，在《百家姓》中排第5位。[编辑本段]一 陈姓的来源： 1、陈姓最早出自妫或姚姓，舜帝的后裔。舜，也称虞舜，黄帝八世孙，生于姚地，以地取姓为姚。 据《通志‧氏族略》记载：周武王灭商朝纣王以后，建立周朝以后，找到舜的后人陈胡公妫满，封他在陈（今河南省淮阳县）这个地方，建立了「陈国」。舜帝的后裔妫满子孙有以国为姓的，即成为陈姓的由来。以国为姓，受姓始祖胡公满，陈姓主要得姓于周朝初年的陈胡公满。胡公满是三皇五帝之一的虞舜姚姓的后代。胡公满传至10世孙妫完，陈国内乱，陈厉公的儿子妫完怕株连自己，出奔到齐国，以故国为氏，称陈氏。 后改为田氏．到十代孙田和时，废齐康公而自立为齐太公，并受到周王朝和诸侯列国的承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田代齐姜”。 公元前221年，齐王田建时，齐国为秦所灭。齐王田建亡国后，子孙纷纷改姓避难，舜帝一系又经历了一次大分化。田姓今在中华大姓中列第34位。齐王田建三子：升、桓、轸。升、桓改为王氏，其后代即汉代王莽一族。轸奔楚为相，后迁入颍川（今河南长葛）。田轸复姓陈。自秦汉以来，由田姓复姓归宗的颍川陈氏一支，在中国历史上十分显赫，繁衍极盛，播迁极广。 2、出自於陈国公族后裔。陈国在妫满死后，其子孙有以国为氏，就是陈氏。陈胡公满的子孙，陈完这一支主系外，还有三支。一是陈哀公之子妫留，避居陈留（今河南开封县陈留镇）。二是陈闵公之长子陈衍。避居阳武户牖（今河南兰考县东北）。三是陈闵公次子陈全温之后的陈引奇，居於固始（今河南固始县），后因无子，便以颍川陈寔为嗣子，遂融入颍川陈氏。 3、刘氏改姓陈，《通志‧氏族略》记载：广陵陈氏，实为刘氏．陈矫，东汉广陵东阳（今安徽天长）人，曹魏名臣，本姓刘氏，因过继与外祖父家为嗣而改姓陈． 4、隋朝时文帝杨坚有一心腹大臣陈茂，本是河东猗姓人，冒姓陈氏； 5．浙江海宁陈氏，原系曹姓，因娶陈氏之女为妻，有子便随母姓，后成为海宁望族； 6． 南北朝时北齐清河王高岳之后，几经陵谷变迁，成了普通百姓，传到第十四代元朝高谅时，因穷困潦倒，入赘于陈氏之家，改为陈姓； 7、西晋末年陈元达，原姓高，占因卜者说他生辰八字妨忌父亲，便改高姓为陈姓。 8、明初太祖赐西域胡人某为陈姓，其孙陈友，官至右都督，爵封武平伯。 9．隋将领陈永贵，原是陇右地区胡人，龟兹王帛氏之后，姓白，甚得杨坚宠信，封北郡陈公，便以封号中陈字为姓氏； 10、元末明初，陈友谅与朱元璋逐鹿天下；陈友谅祖上原本姓谢，因赘于陈家，改姓陈。 11、陈姓疍民与堕民。疍民或说疍户，指在广东、福建、广西沿海港湾和内河从事渔业或水上运输的居民，多以船为家，其中有陈友谅败兵为明所驱迫者，便以陈为姓。关于堕民，一说明初俘陈友谅之部，编之为丐户；一说明太祖灭陈友谅，俘其子孙九族贬入堕民，贱乐户，不与齐民齿。但保留家族系统称号，仍然姓陈。 12、侯莫陈氏改姓，据《魏书‧官氏志》记载：北魏时期鲜卑贵族侯莫陈氏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实行孝文汉化改革，易胡姓为汉姓，於496年把侯莫陈氏改为单姓陈氏。 13、女真族陈氏，据陈述《汉姓女真姓的对照和说明》可知女真皇族完颜氏中，有的在金末已改为陈氏。 14、明成祖时，出兵越南，灭安南国黎朝，黎王之子澄改名陈澄，仕明，官至工部尚书，子孙也以陈为姓。 15．瑶族陈氏，湖南新宁县黄卜洞瑶民有李、陈、邓三姓；麻雷洞瑶民有雷、蓝、陈三姓：圳源洞瑶民有杨、陈、蓝、匡四姓：汝城县瑶民有陈、李、张三姓。广西大瑶山山子瑶十五姓中有陈、李。《过山榜》九姓中也有陈、李。 16、蒙古族陈氏。据《续通志·氏族略四》载，陈氏，明太祖朱元璋赐给降明的蒙古贵族的姓。如恰恰赐名陈守忠，哈哈赐名陈元等； 1 7、满族陈氏，满族陈氏有两种情况：一是后金努尔哈赤统治时居住在东北的汉族陈氏被强迫改为满族陈氏，二是本系满族姓氏改为陈氏，仍属满族；据《清朝通志·氏族略八》满洲旗分内高丽姓载：“陈氏，世居平壤地方，巴颜镶蓝旗包衣人。天聪时来归，其曾孙二达色任护军。”其后多由高丽人(其祖上多为汉人)融入满族。《满族姓氏录》载，世居东北张当地方的陈佳氏，后改为陈氏。其实陈佳氏因明代居于辽东，后为金国努尔哈赤所统治。被逼改为双宇，满族姓陈佳，即陈家的同音宇。 18、哈尼、侗、土家、布依、京、羌、回、苗、壮、黎、彝、朝鲜、白、畲、高山等民族均有陈姓。[编辑本段]二 名人 陈完，春秋时齐国大夫。即田敬仲。陈厉公子。前672年，陈宣公杀其太子御寇，他与寇相友善，恐祸及身，出奔至齐。齐桓公使为工正，列为大夫。自入齐后，由陈改姓田氏。死后谥敬仲，为田齐始祖。陈胜吴广起义陈胜(?-前208)，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农民战争。 陈平(?-前178)，西汉王朝开国功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宰相之一。 陈寔(104-187)，东汉颍川许县(今河南许昌东)人，字仲弓。初为县吏，曾入太学就读。后任太丘长。党锢之祸起，被连，余人多逃亡，他说：“吾不就狱，众无所恃。”自请囚禁。党禁解，大将军何进、司徒袁隗招辟，皆辞不就。 陈琳(?-217)，汉末文学家。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建安七子”之一。初从袁绍，后归曹操，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陈琳诗、文、赋兼善。诗歌今存4首，代表作《饮马长城窟行》是最早的文人模仿汉乐府之作。散文以表章书檄最有影响，代表作《为袁绍檄豫州文》，是一篇为袁绍声讨曹操的檄文。辞赋有《武军赋》、《神武赋》等。原有集10卷，已佚。明代张溥辑有《陈记室集》。 陈群(?-236)，三国时魏国大臣。字长文。颍川许昌(今河南许昌东)人。初任刘备别驾，后投奔曹操，征召为司空西曹掾属。魏建国后，迁御史中丞。延康元年(220)，文帝曹丕封他为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后为镇军大将军，与曹休、曹真、司马懿并列为四大将军。不久又授以司空，录尚书事。他创立的九品中正制，将地方士人按才能分定九等，上报政府，按等选用，后逐渐演变为士族垄断政权的工具。 陈寿(233-297)，西晋史学家。又作长寿，字承祚。蜀国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 陈安(?-323)，十六国时秦陇人民起义军领袖。322年，在秦陇发动起义。氐、羌族人民纷起响应，众至十余万，他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凉王。以上邽(甘肃天水)为根据地，攻占附近各县。次年，前赵国君刘曜亲自督军围剿起义军，他率军血战，战死。陇上人作歌以悼之，称他为“陇上壮士”。 陈庆之(484-539)，南朝梁将领。义兴国山(今江苏宜兴西南)人。幼从梁武帝(萧衍)，颇受信任。梁武帝大通二年(528)，魏北海王元颢降梁。武帝令他率七千人送元颢回北方。次年，入洛阳(今属河南)，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无不胜利。未几，以兵少受挫，退回南方。后历任北兖州(今山东兖州)南北司二州刺史等职。卒，谥武。 陈伯之，南朝梁将。济阳睢陵(江苏睢宁)人。有勇力，为盗乡里。乡人车骑将军王广之爱其勇而用之。齐时以军功迁至骠骑司马、刺史。天监元年(502)降魏，官为平南将军。后梁伐魏，他于寿阳率众归梁，官至通直散骑常侍、太中大夫。 陈霸先(503-559)，南朝陈创建者。陈高祖。公元557-559年在位。字兴国，小字法生。吴兴长城(今浙江长兴东)人。出身小吏，喜读兵书，长于军事。太清三年(548)在始兴(今广东韶关)起兵，受湘东王萧绎节制，与王僧辩会师讨灭侯景，进位司空，领扬州刺史，镇京口。承圣三年，西魏陷江陵，杀梁元帝，他与王僧辩迎立萧方智为梁王。四年，王僧辩又纳北齐扶植的萧渊明为帝。他起兵袭杀王僧辩，拥萧方智为帝，并击败北齐军，进爵为王，十月代梁即皇帝位，国号陈，改元永定。毛泽东也曾经要求人们读读《陈书》，了解陈霸先的身世经历。陈霸先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是一朝开国皇帝，还在于他具有彪炳千古的贤明人格。 陈后主(553-604)，南朝陈皇帝。即陈叔宝。字元秀，小字黄奴，陈宣帝嫡长子。天嘉三年(562)立为安成王世子，太建元年(569)立为皇太子，十四年即位。大造宫室，亲信佞臣，不理政事。恃长江天险，不设边防。祯明三年(589)隋军直入建康，被俘至长安。隋仁寿四年卒于洛阳，追封长城县公，谥号炀。明人辑有《陈后主集》。 陈稜(?-619)，隋将领。字长威，庐江襄安(安徽巢县)人。文帝时为开府。炀帝时，历仕骠骑将军、武贲郎将、御卫将军。大业五年(609)，曾奉诏与张镇周率众万人渡海入流求(台湾)，以功进位右光禄大夫。辽东之役，以宿卫有功迁左光禄大夫。参与镇压杨玄感及江淮农民起义。江都兵变，炀帝被杀后，投杜伏威。后为其所杀。 陈硕真(?-653)，唐高宗时农民起义女首领。睦州(治今浙江淳安)人。永徽四年(653)，与妹夫章叔胤在睦州率众起义，自称文佳皇帝，以叔胤为仆射。起义军先后攻克睦州、桐庐、於潜等地。后为婺州刺史崔义玄等所败，她与叔胤均遇害，余众皆降。 陈子昂(约659-700)，唐代文学家。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 。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陈拾遗。少任侠。24岁举进士，以上书论政得到武后重视，授麟台正字。后迁右拾遗。曾因“逆党”反对武后而株连下狱。在26岁、36岁时两次从军边塞，对边防颇有些远见。38岁辞官还乡，后被县令段简迫害冤死狱中。于诗标举汉魏风骨，是唐诗革新的前驱者，对唐代诗歌影响巨大。有《陈伯玉集》。 陈抟(？-989)，北宋初道士。字图南，号扶摇子，赐号希夷先生。亳州真源(今河南周口鹿邑县）人。早年熟读经史百家之言，兼通医理、佛学，明天文地理。后唐长兴年间，举进士不第，遂不求仕禄，以山水为乐，隐居武当山九室岩，专习胎息服气，辟谷导引内养静功。所传“五龙盘体睡修功”，尤为著称，后有《睡功图》传于世。著述有《无极图》、《先天图》、《九室指玄篇》、《易龙图》、《三峰寓言》、《高阳集》、《钓潭集》、《赤松子八诫录》、《阴真君还丹歌注》、《人伦风鉴》等。火烧陈友谅陈友谅(1320-1363)，元末大汉政权建立者。湖北沔阳人。出身渔家，曾为县吏。参加徐寿辉红巾军，以功升元帅。元至正十一年(1351)从倪文俊起义，为徐寿辉军薄掾，因功升为元帅。十七年杀倪文俊，兼得其众，任平章。后连克江西，福建诸郡。至正十九年挟持徐寿辉迁都江州(江西九江)，自称汉王。次年闰五月杀徐寿辉，建都江州，自立为帝。国号大汉，改元大义。二十三年率军与朱元璋战于鄱阳湖，大败，中箭死。 陈玉成(1837-1862)，太平天国青年将领，后期军事统帅。广西藤县人。少孤，14岁随叔父参加金田起义。清咸丰三年(1853)随军西征。次年攻武昌，因功升殿右三十检点，转战湖北、安徽等地。六年春，镇江被困，随燕王秦日纲往援，大败清军，与各友军共破江北、江南大营。石达开出走后，受封为成天豫、又正掌率、前军主将。八年夏与李秀成先破浦口江北大营，继而全歼湘军精锐李续宾部。九年晋封英王。十年会同各军再破江南大营，东征苏(州)、常(州)。次年回师径援安庆，多次苦战失利。同治元年庐州失守，退往寿州，为叛徒苗沛霖诱捕，在河南延津就义。陈毅元帅像陈毅(1901-1972)，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陈赓(1903-1961)，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原名陈庶康。湖南湘乡人。员会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 陈赓将军像陈锡联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汉族。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人。曾用名陈普庆。 陈亮(1143-1194)，南宋思想家。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字同甫，学者称龙川先生。绍熙四年(1193)进士第一。授签书建康府判官公事，未赴而卒。才气超迈，喜论兵事，力主恢复，反对和议。曾多次上书，遭当权者嫉恨，三次下狱。为学反对理学家空谈道德性命，提倡经世济民的“事功之学”。与朱熹友善，在学术思想上，却屡辩“王霸义利”。为永康学派主要代表。议论纵横，说理透辟。词作豪放激越。有《龙川文集》、《龙川词》，近经整理为《陈亮集》。 陈亮，元末明初诗人。字景明。长乐(今属福建)人。洪武中，郡县累召不起，潜心著述。结草屋于沧州中，建一小楼，名为“储玉楼”，购四方古今图籍藏庋其中。工诗文，为“闽中十才子”之一。以元代儒生自居，不仕明。著有《沧州储玉斋集》。 陈诚(1365-1458)，明外交家。字子实。江西吉水人。洪武进士，授行人。出使安南(越南北部)，令其归还所占广西思明府、丘温等五县。永乐间三使西域，遍历哈里(阿富汗赫拉特)、苏联撒马尔罕等中亚十七国，历时八年，行程六万余里。为发展各国友好关系作出贡献。并留意图记各国山川、城池、风俗、物产，撰成《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累官光禄寺，事右通政。有《陈竹山文集》。 陈明遇(?-1645)，南明抗清义军首领。遇一作选。浙江人。弘光元年(1645)，任江阴(今属江苏)典史，被当地人民推为抗清义军首领。他认为前典史阎应元智勇过人，因推应元为义军首领。二人共率众守城八十一日。城破后，他持刀巷战，壮烈牺牲，全家也投水死。 陈洪绶(1599-1652)，明末清初画家。浙江诸暨人，字章候，号老莲。从蓝瑛习绘画，求理学于刘宗周。乡试不中，捐为国子监生。清兵陷浙东，去绍兴云门寺为僧一年余，自号悔迟，亦称老迟。善画人物、花鸟、草虫、山水。崇祯间，与北京崔子忠(青蚓齐名，号南陈北崔。绘有《水浒叶子》、《博古叶子》及《九歌》、《西厢记》等绣像插图。能诗文，有《宝纶堂集》。民间珍藏的陈圆圆画像碑陈圆圆，明末清初人。本姓邢，名沉，字畹芬。苏州妓女。吴三桂纳为妾。三桂出镇山海关，留京，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入京，曾被押。三桂降清，引清军攻陷北京，仍归三桂，从至云南，晚年出家为女道士，改名寂静，字玉庵。清军破云南，自缢死(一说绝食而死)。 陈名夏(1601-1655)，清臣。字百史，江苏溧阳人。明崇祯进士，官修撰。后降李自成。福王时列从贼案。顺治初降清复官。累迁史部尚书、弘文院大学士，少保兼太子太保。曾阿附多尔衮，请其纂位。《清史稿》载帝谓其“辗转矫诈之小人”。数被论死夺官、宽免。终以诸罪处死。有《石云居士文集》。 陈贞慧(1604-1656)，明末清初散文家。江苏宜兴人。字定生。为明末诸生“东林党”人陈于廷之子，为复社重要成员之一。曾与吴应箕写《留都防乱檄》，声讨阮大铖。明亡后隐归故里。他表扬抗清人物之散文，感情深沉悲愤，颇富民族气节。后人辑刻其遗著为《陈处士遗著》。 陈确(1604-1677)，明清之际思想家。浙江海宁人，初名道永，字非玄，后改名确，字乾初。明诸生。曾受学于刘宗周。明亡后，隐居著述。晚岁病困十余年而卒。一生对宋、明理学和佛教进行激烈批判。反对《大学》中“知止于至善”的观点，批判朱熹“一旦豁然贯通”之说。肯定人的善恶取决于后天积习。提出“天理正从人欲中见。”抨击佛教“度尽众生”是“灭绝众生”。著有《大学辨》、《葬书》、《瞽言》等。 陈永华(?-1680)，郑成功谋士。字复甫，福建同安人。明末秀才。明亡，弃文投郑成功军，任参军，成为谋士。成功北伐，留守厦门。郑经嗣位时，官至东宁总制使，尽心力佐。由守厦门，退守台湾，建立屯田制，提倡种蔗以制糖，兴办学校。后为冯锡范、刘国轩妒忌，遂自解兵权，忧死。 陈子龙(1608-1647)，南明抗清将领、文学家。字卧子，号大樽，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进士。南明弘光帝时，任兵科给事中，因朝政腐败而辞职归乡。清军破南京后，在松江起兵，称监军，事败，避匿山中，复连结太湖兵抗清。事泄，在苏州被捕，乘隙投水而死。生时善诗赋古文，尤精骈体。著有《陈忠裕公全集》。 陈忱(约1613-?)，明末清初小说家。浙江乌程(今湖州)人，字遐心，一字敬夫，号雁宕山樵。明亡后，绝意仕进，卖卜自给。与顾炎武、归庄组织惊隐诗社。身名俱隐，穷饿以终，诗文杂著多散佚，仅小说《后水浒》(一名《三续水浒传》)传世。 陈王廷，明末清初武术家。温县(今属河南)人，字奏庭。明武庠生。入清后隐居乡里。曾以戚继光《拳经》为蓝本，创长拳十三势。拳势螺旋缠绕，快慢相间，意、气、形密切配合，把养生、健身和技击合而为一。后经人增益，遂成陈式太极拳。今遗留炮捶一路，以及推手和粘枪方法等。著有《拳经总歌》。 陈文龙(1232—1277)，原名子龙，字刚中，号如心，莆田玉湖(今荔城区阔口村)人，宋代抗元英雄。宋咸淳四年(1268)考取状元，度宗为之改名文龙，赐字君贲；授镇东节度判官，有“不屈不挠，不可干以私”之誉。 陈维崧(1625-1682)，清文学家。字其年。江苏宜兴人，明左都御史陈于廷之孙，陈贞慧之子。少时即擅长诗文，称天才，受推重。其诗沉郁雄丽，词多达一千八百多首，骈体文则被称为唐天宝之后无匹敌者。年逾五十始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参加纂修《明史》。著有《湖海楼诗集》、《迦陵文集》。 陈恭尹(1631-1700)，清诗人。字元孝，号半峰，晚号独漉山人。广东顺德人。幼时父邦彦因抗清牺牲，他避匿闽浙得生。桂王时以父荫授锦衣卫指挥佥事。南明亡，归里隐居，以诗自解。后曾受三藩叛乱牵连入狱，获释。其诗多讴歌抗清志士，忧怀故国。与屈大均、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家，又与程可则、方还等并称岭南七子。亦工书法。有《独漉堂集》。 陈潢(1637-1688)，清水利家。字天一号省斋，浙江嘉兴人。顺治间为河道总督靳辅幕客，佐治河事。康熙授其为佥事道。坐辅罢，削职逮问，病卒。《清史稿》载其治河，“主顺河性而利导主，有所患必拟其致患之由”。用车水攻沙法，使水归故道，并开中河三百里。有《河防摘要》、《河防述言》。 陈明智，清昆曲演员。江苏苏州人。原在乡村演净脚。偶充演《千金记》中霸王，气势雄伟，嗓音高昂，观者咸称绝技。遂入名班寒香部。因其来自角直镇，故称的直大面。康熙南巡苏州，赏识其技艺，选入宫廷任教习二十年，以年老告归。 陈宏谋(1696-1771)，清臣。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字汝咨，号榕门。雍正进士。选为庶吉士，授检讨。乾隆间，历任陕、湘、苏等省巡抚，两广、湖广总督。内迁累官兵部、工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外任三十余年，历十二行省二十一职，期间重农田水利、疏河道，兴教化，严吏治，颇有政绩。后以年老辞官，卒于归途。 陈端生(1751-1796)，清文学家。字云贞、春田，浙江钱塘(浙江杭州)人。为官吏范菼妻。菼坐事谪戍。聪慧善诗词。十八岁始写弹词《再生缘》，寄离别之悲愤。自谓婿不归，此书无完日。夫释归途中，她已悲愤而逝。史学家陈寅恪评其所写十七卷为“叙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长篇巨制”，是“弹词中第一部书”，“可同希腊、印度的著名史诗媲美”。另有《绘影阁诗集》，已佚。 陈修园(1753-1823)，清医学家。福建长乐人，名念祖，一字良有，号慎修。乾隆举人。嘉庆中，官直隶威县知县，有贤声，遇水灾、大疫亲施方药救民。晚归田，以医学教授，弟子甚众。著有《灵素集注节要》、《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时方妙用》、《医学三字经》等。简明易懂，对医学善及工作有所贡献。 陈豫钟(1762-1806)，清篆刻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浚仪，号秋堂。师法丁敬等，直取汉人风范，工致规矩，苍劲秀丽。与陈鸿寿合称钱塘“二陈”，为“西泠八家”之一。又与黄易、陈鸿寿、奚冈齐名，时称“浙派”。兼画兰竹，亦秀逸有致。尝集古人画家为传有《求是斋印存》。 陈鸿寿(1768-1822)，清篆刻家。字子恭，号曼生、种榆道人，钱塘(浙江杭州)人。嘉庆拔贡生。官至江南海防同知。篆刻取法秦汉兼及丁敬，切刀纵肆爽利，清秀明快，灵动洒脱。与陈豫钟称钱塘二陈，为西泠八家之一。工画山水花鸟兰竹。知宜兴时，改造陶茶具制作工艺，制铭镌句，时为珍品，称曼生壶。有《种榆仙馆诗集》等。 陈寿祺(1771-1834)，清经学家。字恭甫，号左海，福建闽县(福建闽侯)人。嘉庆进士。累官会试同考官，记名御史等。归养母不复出。后历主泉州清源书院、鳌峰书院等。《清史稿》载“为诸生言修身励学，教以经术”。初治理学，后究汉学。解经析义，多有创见。有《尚书大传定本》、《左海文集》、《左海经辨》等。 陈文述(1771-1843)，清诗人。字退庵，号云伯，原名文杰，浙江钱塘(浙江杭州)人。嘉庆举人。官知县，开伊娄河故道。少以诗名。应杭州乡试，以《仿宋画院制团扇》，为题诗作，考绩最佳，人称陈团扇。齐名杨芳灿。晚年诗去华就实。有《碧城仙馆诗钞》、《颐道堂集》、《西泠怀古集》、《闺咏》等。 陈化成(1776-1842)，清将领。字莲峰。福建同安人。行伍出身。历官参将、副将至福建水师提督，江南提督。嘉庆中，从提督李长庚打击蔡牵海上武装，屡有功。鸦片战争爆发，调任江南，训练水师，修台铸炮。道光二十二年，抗击英国侵略军于吴淞西炮台，重创敌军，战死。封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忠愍。 陈沆(1785-1825)，清文学家。初名学濂，字太初，号秋舫，湖北蕲水(湖北浠水)人。嘉庆进士，授编修。官至四川监察御史。工诗，宗中、晚唐。风格平淡幽雅。有《简学斋诗存》、《诗比兴笺》、《近思录补注》等。 陈连升(?-1841)，清抗英将领。湖北鹤峰人。行伍出身，官至参将。道光十九年(1839)，率部击退盘踞珠江口官涌之英军，升为三江口副将。二十年(1840)十二月，与其子武举人陈长鹏及官兵六百人坚守沙角炮台，奋勇抵抗来犯英军，因众寡悬殊，力战阵亡。其子亦投江殉难。 陈奂(1786-1863)，清经学家。字倬云，号硕甫，晚号南园，江苏长洲(江苏吴县)人。诸生出身。专攻《毛诗》，“博征古书，发明其义”(《清史稿》)，成《诗毛氏传疏》、《毛诗说》、《毛诗音》，于礼教名物诸方面，多有见地。另有《师友渊源记》、《宋本集韵校勘记》等。 陈立(1809-1869)，清经学家。字卓人，又字默斋，江苏句容人。道光进士。曾任刑部主事。于《春秋公羊传》用力最深，集唐以前及清代成果，“左右采获，择精语详”(《清史稿》)，成《公羊义疏》，至为精湛。另有《白虎观疏证》、《说文谐声孳生述》、《句溪杂著》等。 陈乔枞(1809-1869)，清经学家。闽县(今福建闽侯)人。字朴园。寿棋之子。宣宗道光间举人，曾任江西袁州(今江西宜春)、临江(今江西清江)、抚州(今属江西)知府。传其父辑遗之学，续成《今文尚书经说考》。《齐鲁韩三家诗遗说考》等。辑撰各书收入《小琅檈馆丛书》，又名《左海续集》。 陈澧(1810-1882)，清学者。字兰甫，号东塾，广东番禺人。道光举人。曾任广州学海堂长数十年，晚年又主讲菊坡精舍。“与诸生讲论文艺，勉以笃行立品，成就甚众”(《清史稿》)。其学渊博，天文、地理、乐律、音韵，经学无所不涉，治经以不拘门户之见为特色。著有《东塾读书记》、《声律通考》、《切韵考》、《汉书水道图说》等。 陈介祺(1813-1884)，清末金石学家。山东潍县人，字寿卿，号簠斋。道光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喜收藏青铜器、陶器、印玺、造像等古文物，所藏以毛公鼎为最有名。著有《十钟山房印举》、《吉金文释》等。善拓墨，曾据其经验著为《传古别录》。后人编有《陈簠斋尺牍》、《簠斋吉金录》。 陈开(1822-1861)，清末天地会首领。雇农出身。1854年7月，在广东佛山镇领导红巾军武装起义，会合李文茂、陈显良等率十数万群众围攻广州十个月，与英、法、美侵略者支持的清军作坚决斗争。次年偕李文茂进军广西，与梁培友会合，攻克浔州(桂平)，建立大成国，改元洪德，自称“平浔王”。1861年8月清军攻陷浔州，被俘牺牲。 陈得才(?-1864)，太平天国将领。广西浔州(治今桂平)人。陈玉成之叔。参加太平军。咸丰十年(1860)，封功(公)天福，援安徽定远捻军，升公天安。次年冬，封扶王。后自皖远征西北，回援时，拟东进遇阻，复奉命往西北扩军，遂经鄂至陕。同治三年(1864)为援天京(今南京)重至豫、鄂，天京陷后，转入鄂、皖，后在霍山黑石渡战败自尽。 陈玉成(1837-1862)，太平天国将领。原名丕成。广西藤县人。农民出身。十四岁参加太平军，为童子兵。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历任左四军正典圣粮、检点、冬官正丞相、正掌率、前军主将，封成天豫、英王先后从西征军两次攻克武昌，转战庐州、芜湖，解镇江之围，击破清军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咸丰六年(1856)天京“杨韦事变”后，得洪秀全倚重，和李秀成共同主持太平天国军事。率部再破清军江北大营，彻底摧毁清军江南大营；与湘军主力大战于三河镇，攻庐州，援安庆，会攻武汉不成，回师安徽，再退庐州，派部将远征西北，扩大力量。同治元年(1862)五月，自庐州突围，至寿州被叛将苗沛霖诱捕。六月，被杀于河南延津。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论中国现代诗歌对古典意象的继承与改造【 作 者 】朱寿桐【作者简介】朱寿桐(—），男，江苏大丰人，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江苏省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著作有《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上、下卷）等多种。 一中国现代诗人对诗歌意象的认识和把握的自觉意识主要来自现代主义观念和作品的影响，但在创作过程中，他们诗歌意象的设计往往与中国传统诗歌意象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代诗歌主要是“形象思维”的产物，但由于体格和制式的限制，在表现诗人较为复杂的思想情绪时，就不能靠简单的形象比喻来完成，而必须有赖于密切型的意象；同时，中国古代诗歌成就已有了两千多年的积累，作为历史沉淀，其为后世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精华往往都压缩在意象的光盘上，因而作为现代人唤起的对于古代诗歌乃至于古代文明的情绪记忆，便很自然地通过意象得以体现。 中国传统的诗歌理论中没有明确过“意象”的概念，但这并非说传统诗人们就没有总结过“意象”现象。其实，当古老的“比兴”说初露头角时，人们便可以从中得到有关“意象”揭示的信息。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解释“比兴”说时已较为明确地指出了“比兴”的意象内含：“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而且说“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意即一比可指多义，正是意象化的特征。周作人在为刘半农《场鞭集》所作的序言中也承认，中国传统的“兴”可与西方的“象征融合，构成诗化意象。到了清代，诗批家们已经明白地发现了中国诗歌的意象化传统。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这样总结道：“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显然，这里的“烟霞”、“草树”已不是一般的形象，而是凝聚着诗人所体验的“山之精神”和“春之精神”等精神意含的意象了。这段话不仅说明诗歌创作意象化的普遍化，而且也揭示了在传统诗歌表现格局中，以及在传统表现语汇的限制中，诗歌的意象化表现乃是一种必然的取法。虽然作为现代诗歌文化基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反对旧文化、反抗传统为价值指向的，但任何一个偏激地反传统的诗人也不可能摆脱优秀的传统文化遗存的深刻影响，胡适的“放脚体”新诗中就有传统意象的闪现，“五四”时代的那批诗人几乎都曾像胡适那样为挣脱不掉传统意象的缧绁而苦恼过。更不必说在新诗创作面临着从最初得到解放时的粗暴发泄到建立新的审美规范的艰难选择时，诗人们的思维定势将不会像前述诗人那样拘囿在新旧文化对垒的框架之中，而只以是否有益于在新的诗歌形式下的思想情绪的表达为依据；何况现代诗人毕竟是喝传统文化的乳汁成长起来的，各种文化遗传信息显然会在他们不再对传统进行设防的自由心态中发挥作用。于是，传统诗歌的意象几乎就从未间断过在新诗创作中的影响，而在像李金发这样的超越了新旧对垒的文化价值观的现代主义诗人中，传统意象的出现更是屡见不鲜。李金发新奇怪异的象征诗最初出现的时候，一度引起舆论大哗。人们在惊疑于其语言风格的怪诞别扭之外，还极反感于它的凭借古语而又食古不化。“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遂隔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与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这是他《弃妇》中的开头，确实既泥古而又悖古，面目奇特而可憎。殊不知他正是在超越了新旧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进行诗歌创作的，既不是想张扬古代诗歌文化以向新文学示威，也不是想改造传统诗歌以适应新观念的表现，而只是本着有利于表现的原则，试图对诗歌的格式、范型作一种探索。他在《微雨》的“导言”中指出：“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成为无治状态，对于全诗的体裁，或使多少人不满意，但这不紧要，苟能表现一切。”“苟能表现一切”是他的唯一依据，在这样的依据上他既可以运用传统的表达，又可以探索新异的诗路，于是他的诗歌便显得那么怪异。而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即能对这样的怪异抱宽容乃至赞赏的态度，尽管它未必理想，甚至未必妥当，因为真诚的尝试者和勇敢的探索者是不受谴责的。超越于新旧文化价值观念，李金发一方面带着“异国的薰香”，带着法国象征主义的审美原则，一方面又不敢贸然照搬这些原则，便在尝试和探索中自然而然地向传统语体寻求承载的途径，这使得他的诗歌表达显得那么古拙。更重要的是，象征主义那种“先锋”化的诗思对于最初的接受者和尝试得李金发来说，即使假借传统语体之力也还是难以把握的，在这样一种天地悠悠、茫然无措的情形下，尝试者和探索家的正常心态便是向前例寻证，以获得有力的心理支撑。于是，李金发较之他以前的任何一个现代诗人都更注意采用古典意象装点自己的现代诗思。他的充满古意的诗歌意象应该比他诗中时常出现的传统语体更有蕴味。他这样描写他所观察到的《秋》：“勾留片刻，你将见斜阳送落叶上道”。斜阳古道，西风落叶，是中国古代诗歌典型的秋肃意象，李金发信手拈来，不着痕迹，表现出较深厚的古代文化素养。他的《夜之歌》则唱道：“神奇之年岁，／我将食园中香草而了之”，也在仿佛不介意间借用了可追溯至屈原《离骚》的“香草”意象，量得古意幽幽，内涵深湛。许多“五四”时代的诗人都曾热衷于从古典意象中吸取灵感，由此写出别开生面的诗作。郭沫若所吟诵的火中凤凰、吞月天狗、天上街市等，无不借鉴或直接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意象，冯至最著名的叙事抒情诗《蚕马》即是想从古代神异传说中吸取养分的，蚕马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奇特的意象，给诗人和读者提供了许多想象的空间。到了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新月派时代，诗歌中的古典意象便呈示出相当普遍的趋势。闻一多的诗中多咏“红烛”、“红荷”、“红豆”，分别表现出对这些古典意象的浓厚兴趣，有时还直接借助古典意象转达自己的感受，如对太阳描写的“六龙骖驾”和“神速金乌”意象的借用。在《奇迹》一诗中，他写有这样的诗句：“我听见阊阖的户枢砉然一响，紫霄上／传来一片衣裙cuì＠①＠②——那便是奇迹——”为了表现神秘的异香，传达阊阖里“衣裙”之声繁缛雍容，诗人选用了“cuì＠①＠②”这一古雅的象声词，唤起人们对《离骚》中“纷cuì＠①＠②兮纨素声”的幽幽意象的忆念。徐志摩对古典意象的兴趣也颇浓厚，他的新月派同人发现，单就《康桥再会罢》一诗，便能寻找出十几个古典意象来。新月派诗人孙大雨对中国古典文学意象也运用得较为自如。他的《一支芦笛》吹奏起来简直是神奇无比，不仅能招引凤凰来仪，还能号召鹏鸟来朝——“自从我有了这一支芦笛，／从来我不曾吹弄过一声，／……我只须轻轻地吹上一声，／文凤，苍鹰，与负天的鹏鸟，……都会飞舞着纷纷来朝。”“文凤”和“鹏鸟”所代表的意象充满着神奇和高贵，饱含着悠远和华丽，运用了这样的意象，便使诗歌像是在述说一个古幽迷人的故事，抑或是忆恋一场七彩迷离的梦幻。戴望舒对古典诗歌意象的成功借鉴使他得以成为30年代首屈一指的诗人。也许是针对文学革命时期的“不用典”之论，戴望舒力图为运用传统意象进行辩护，认为“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注：《望舒诗论》，《现代》第2卷第1期。）这其实也表露了他在选用古典意象时的基本原则：一是对于旧典应不加忌讳地放手运用，二是从古典意象中孕育新的情绪，或将新情绪诉诸旧意象作表现。这样的观念使得他在诗思运作过程中常不经意地拈来古诗意象，从而使诗意显示出葱茏的古雅意味。他在《寂寞》中写到“园中野草渐离离”，一方面自己“寄魂于离离的野草”，另一方面由“离离”二字唤起古代名诗中“一岁一枯荣”的仓凉意境，委婉而精切地表现出“寂寞”凄惋的情怀。他的《我思想》一诗直接取用古代文化意象，分明告诉我们那原是他的灵感之源。固然这里不排除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西方传统哲学的影像，但激活戴望舒情绪感应的主要因素还是《庄子》中飘忽无定，彼此模糊的蝴蝶意象：“我思想，故我是蝴蝶……／万年后小花在轻呼，／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来振撼我斑斓的彩翼。”较之庄子的蝴蝶意象，诗中的蝴蝶所具有的哲学思辨色彩减轻了，而多了层勃郁的诗意和诗性想象的成分：幻想到万年后的小花的呼唤，体验着在“无梦无醒的云雾”中逍遥游荡的轻妙。如果不借助蝴蝶的古典意象，要抒述这样的情绪确实相当困难；古典意象的加入则使得诗人在表现自己的情绪时直有举重若轻，得心应手之感。何况，戴望舒写诗时也不光受他所说的“新情绪”驱使，他自己在情致中便有相当多的古雅趣味，诚如他在《古意答客问》中所言：“所问我的欢乐何在？／——窗头明月枕边书”。照着“窗头明月”，读着枕边闲书，雅静、幽闲、心旷神怡：悠悠的古意，悠悠的诗情，悠悠不尽的慕古情怀。有着这样的“古意”雅情，戴望舒几乎每一作诗，便沉陷于古典意象的包围之中。连连不断的古典意象启发着他，使得他比其他诗人多了一份灵感的源泉，于是他能写出《雨巷》这样堪称典范的现代诗，并由此获得“雨巷诗人”的雅号。《雨巷》属于戴望舒说的那种通过旧的意象表现新情绪的代表性诗歌。谁都能一眼看出此诗直接采用了古代诗歌中的丁香意象，但是，戴望舒没有简单地重复表现古典的丁香意象所包含的意绪，而是以古典意象固有的意绪作序引，借题发挥地表现自己新的体验，新的情感。在李商隐等古人的意象世界里，“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代赠》），南唐李jǐng＠③的《浣溪沙》词中更咏出“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他们所构筑的春风细雨之中丁香结愁的意象和意境，正是戴望舒此诗之所本。但戴望舒并没有把此诗真的写成“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者‘稀释’”（注：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没有在“愁”字上大做文章，虽然他每每写到“愁怨”“忧愁”，可将这些传统意象的内容赋予了一位假想中的姑娘，这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实际上是他对古典诗歌中有关意象的复合印象的人格化体现，以她的恍惚出现又飘然而逝来表现诗人的“冷漠，凄清，又惆怅”的情绪体验。于是，在这诗中，“愁”不再像古诗中那样是表现的主要对象，“冷漠，清清，又惆怅”才是全诗表现的“新情绪”，“愁”连同包含“愁”绪的丁香意象，以及将这意象人格化的那位想象中的姑娘，只都成了借以表现这些“新情绪”的客体。这样处理的结果，传统的意象不仅没被破坏，而且，丁香作为喻体得到了更富有诗意的阐释：它不再单是“愁”字的写意，更像一位结着愁怨的姑娘；但诗歌又没有照搬古诗的意境，它将传统的“愁”绪当作审美对象，一唱三叹地感慨这种情绪的失落。当一位诗人连愁怨的意象都愿意在心中永远驻留，而不愿其流失的时候，可见他的凄清孤寂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同《古意答客问》中传达的情绪相联系，《雨巷》表现出了戴望舒对于古典意象和境界的由衷向往。他将古人已经用丁香意象美化了的愁怨情绪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美化，那便是幻想出了一个具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的姑娘，但对这新造的愁怨意象无论从感情还是从意绪上都毫无轻亵的表示，显示出对古典意象的虔敬与尊崇态度。中国古典诗歌意象之所以值得如此尊崇，是因为其中确实含有某种永恒的魅力。在任何时候都会牵动诗人的心犀，招惹起他们一唱三叹的兴致。戴望舒等现代诗人所乐于引用的古典意象一般都具有这样的魅力。这时，一位不怎么出名的诗人对这种古典意象的魅力却有出奇的感受力，他就是在《现代》杂志上时常揭载诗作的禾金，他的诗《一意象》就直接歌咏了这样的意象：“孤城落日之高原”，显然借剥了“一片孤城万仞山”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古诗意境，但没有像《雨巷》那样赋予古典意象以新情绪表现的内容。何其芳的《古城》则与戴望舒相仿佛，既借剥了古典意象，又用以表现现代人的感受。——他借用的是“邯郸梦”的传统意象：“邯郸逆旅的枕头上／一个幽暗的短梦／使我尝尽了一生的哀乐。”“邯郸梦”的意象仍被完整地保留着，但诗人主要表现的却是现代人生色彩较为明朗的感兴。提倡“意象抒情诗”的施蜇存，自述喜欢李贺、李商隐、黄山谷、陈三立的诗，他的诗歌创作则每常借鉴古诗意象，秋风落叶式的构思和天涯孤客般的情怀犹如珠光点点散落在他诸如《秋夜之檐溜》等诗作中。在他和他同时代的不少诗人的理解中，“意象抒情诗”固然与外国的意象派诗关系十分紧密，但与古典意象绝非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当然，现代诗人的意象构思毕竟挣脱了古代思维的樊篱，很少有人再安心于恪守古典意象的规定空间，尽管他们会对那个遗传空间顾瞻不已甚至留连忘返；但他们的思绪是开放型的，他们将致力于意象的创新和改造，即使远离了“五四”新文化的时代气氛，他们也仍会意气风发地对一种新的诗学世界孜孜以求。 二提起中国传统诗歌的意象，我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许多带着几千年历史文化沉积痕迹的固定话语，如写悲壮，则常用“风萧萧兮易水寒”和“大风起兮云飞扬”之类的“风”和“易水”的意象；咏悲惨则用“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和“鸿雁悲鸣红蓼风”乃至“蓼红苇白断肠时”中的“鸿雁”、“红蓼”等意象；说愁绪有“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和“清明时节雨纷纷”及“烟波江上使人愁”等烘染的细雨、烟波意象；言游子别绪则多采用“子规啼彻四更时”或“子规夜半犹啼血”的“子规”意象，更不用说抒命蹇而着“南冠”，叹荒凉而望“关山”，悲时序而伤落花，感兴亡而嘲“商女”或“西湖歌舞”，如此等等，难以尽述。 但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诗歌所提供的意象也还是相当集中的，如果做一些过细的工作，大抵不难总结出中国古典意象的基本类型。古代诗人一般都把为历史所认可了的意象视为典范性的表达而加以袭用，无论从理论上和习惯上都不提倡意象的创新，唐代皇甫shí＠④的话颇有代表性：“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意谓意象营造如果不守古之常而思创新，则必然显得怪异。“怪”在古代语言表述中可不是褒义。而现代诗人普遍的价值观念则锐意于意象的创新，即使不能创新，也至少要做到对旧意象进行翻新；墨守旧意象旧意境，一向被视为保守乃至无能的表现。朱自清在《解诗》一文中指出：“诗人的譬喻要创新，至少变故为新，组织也总要新，要变。”这当然是针对新诗人而言的，这样的观点在新诗人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几乎所有的新诗人都如此重视意象的独创，有的甚至通向一种偏见。直到80年代还曾有一些著名的诗人从这样的独创论出发偏激地否定戴望舒的《雨巷》充斥着“用惯了的意象和用滥了的词藻”（注：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丝毫不理会戴望舒在半个世纪以前所作的“旧的古典的应用”“无可反对”的辩白。现代诗人提倡意象创新，无论从其初衷还是从结果来看，都是为了新诗能够甩脱传统的缧绁并求得别开生面。特别是卞之琳等现代诗人在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鼓励下积极从事现代意象的营造之后，现代诗歌确实摆脱了旧诗的阴影而树立了自己的独立品格。诗评家李健吾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在考察了30年代现代派诗人注意意象创新的实绩之后，指出：“所以最初，胡适先生反对旧诗，苦于摆脱不开旧诗；现在，一群年轻诗人不反对旧诗，却轻轻松松甩掉旧诗。”（注：李健吾：《〈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咀华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显然对“轻轻松松甩掉旧诗”一语不能予以狭隘的理解，以为现代派诗人的诗与旧诗就没有了一点瓜葛。李健吾这段话实际上是表述了这样的一种事实：文学革命之时胡适等想摆脱旧诗，虽然语言形式上和思想观念上作了很多创新努力，但他们诗歌所运用的意象差不多都是旧意象的沿用，没有重视新意象的创造，而且他们一般还没意识到意象建设之于诗歌的重要性，这便导致最初的新诗即使形式上像新的，表述上也还是古意盎然；现代派诗歌兴起以后，诗人在意象创造方面享有高度自由，他们可以直接运用和改造传统意象，也可以随自己的感受按自己的意志创造新的意象，这时，即使他们也常表现古意，但那不过是有意为之，如果要与古典意象划开界限，这对他们会是相当容易的事情。当然，中国的现代诗人并不像他们的外国同道那样天生有反骨，特别是到了30年代之后，与传统的对垒早已不是新文学界的价值指向，故而也不会是现代诗人的基本目标，这样才出现了戴望舒等一批明显地趋奉古意的诗人。但是，现代诗人在现代生活感兴和外国诗歌潮流的作用下会不断调整自己的意象构思，新文化环境对他们的这种重新构思又颇多激励，于是在他们的笔下将会出现许多对于熟读古诗的人来说相当陌生的意象，更有意趣的是，许多传统的意象由于构思方式的不同正面临着内涵或色彩的改变。古代人构思意象纯粹由“象”出发，以“象”为主，附“意”于“意”，正如唐代皎然在《诗式》卷一“团扇二篇”中所提倡的“假象见意”。在这样的构思运作中，诗人们首先捕捉到“黄昏”的景象之美：那时明暗交错，彼此混沌，云里雾里，一派朦胧，或有细雨霏霏，则宁静绝俗，故常有“黄昏细雨”之叹；若夫日沉月初上，则牵动微妙幽思，顿生浪漫之想，遂多“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之唱。于是，黄昏之象的美引起了一系列美的意念，造成了传统的“黄昏”意象充满了美艳动人的光泽，“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音浮动月黄昏”的名句，其中最自然且最能令人神思飞扬的当还是“月黄昏”的意象。或许人们会引李商隐的《登乐游原》来说明黄昏意象被用来表现愁的意念：“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殊不知这一阙仍是感叹黄昏之美，黄昏之美将要掩去无限好的夕阳，这是用夕阳之好衬托黄昏之美。从首句“向晚意不适”也能分析出，此诗后几句都应是写意随景转，着意抒写“驱车登古原”后的“意适”，黄昏之象是诗人“意适”的高峰体验。理解这首诗，似不宜立足于“夕阳”而从“只是”的转折中总结出惋惜、惆怅的感叹。黄昏时分确实也容易勾起人们的种种愁绪，不过自古以来，人们宁愿将愁绪表现的任务交付给黄昏之后的皎皎明月或黄昏之前的沉沉暮日，唯独避开黄昏。曹丕有“仰看明月光”而“郁郁多悲思”之咏，古诗中有“明月何皎皎”但“忧愁不能寐”之唱，这些都直接促成了李白的那首脍炙人口的《静夜思》。白居易的《城上对月期友人不至》吟到“明月照西楼”，后接着的则有“不醉即须愁”之句，可见明月无论在什么情境下都可能挂连到悲思愁绪上来。至于用日暮的意象写愁绪，古代诗歌中也属屡见不鲜，陈子昂的《晚次乐乡县》有“日暮且孤征”的社会之叹，孟浩然的《宿建德江》有“日暮客愁新”的个人之伤。 现代诗人则毫不犹豫地将种种愁绪交付黄昏意象去表现。因为现代诗人的意象营构是“意”常先于“象”，产生了一定的“意”便酝酿到相当的浓度之后，才在“象”的世界寻找载体，结成意象，于是对于黄昏这样的古老意象，他们可以先不加以审美的理解，而将自己的现代感受和人生体验中的一些相应印象赋予黄昏意象作新的表现，这就改变了黄昏意象传统的内含，而使之呈示出迷茫、悲愁色调。现代的“黄昏”意象因而划出了与传统意象清晰的界线。鲁迅《野草》中的《影的告别》这首散文诗，最先十分明确地刻画出了现代的“黄昏”意象，——那是通过徘徊不定、彷徨无地的“影”凸显出来的：它界乎明暗之间，既不能得到光明的肯定，也不能接受黑暗的否定，而维持徘徊不定、彷徨无地的现状似也难能做到，于是陷入十分痛苦、哀愁的境地。黄昏便是痛苦、哀愁的意象体现。作为一个现代精英人物，鲁迅常常体验到这样的彷徨和徘徊的痛苦以及不能肯定也无法否定的哀愁，他曾多次将这样的痛苦和哀愁付诸各种各样的意象加以表现，如既不愿冻灭也不能燃烧的“死火”，既想抗争又陷入“无物之阵”的这“样的战士”等；当他出于现代人的思考迫切地想将这些痛苦和哀愁具象地表现出来的时候，他很容易唤起了对于黄昏时分“影”的联想，“黄昏”在他的诗心中属于怎样的意象便可想而知了。40年代的“新生代”诗人陈敬容把握住了黄昏那种“朦朦胧胧”、“半明半暗”的意象特征，但没有像鲁迅那样深刻地把握住它徘徊不定、彷徨无地，既不能肯定又不能否定的意象实质。作为一个在感情方面较为充沛的女诗人，陈敬容从黄昏意象中领略的还主要是对黑暗的“凄伤和恐惧”：黄昏是黑暗的预言者，是黑暗淫威先声夺人的具现；从这样的意义上，她给黄昏意象涂抹上了可诅咒的色调。在她的《冬日黄昏桥上》这首诗里，甚至黄昏的颜色将暮日也染得可怖了：“冬日黄昏的天空暗沉沉／将落的太阳／只增加入夜的寒冷……”黄昏的到来对于神经脆弱的诗人其意义便是黑夜降临序幕：“黑夜将要揭露／这世界的真面目／黄昏是它的序幕。”这样的黄昏意象没有什么美好可言，正像世界在黑暗中展现的真面目不会有什么美好的东西一样。诗怪李金发写过“黄昏的和谐”，似乎想为黄昏意象抹上一层温和的色调。但其实那里的和谐还是充满黑暗的展现。他的《黄昏》一诗虽然以象征主义的反语对黄昏所招致的黑夜进行了美化的描写：“黑夜之宫庭／将开着花了，……”但随后表现的主题还是愁绪与悲伧：当“山头最后的光影”残留着，那便是“聚哭是我们的时候了。／我酒入愁肠，／旋复化为眼泪，……”黄昏依然是愁怨和悲哀的意象。 现代主义基本上立足于人生和社会的负面开发诗思，故有消极、颓废之称：这样的思维方法也影响了中国现代诗人。他们在上述辩证法的思路中强调最力的当然是负面的东西，对于黄昏意象的揭示，也多在黑暗方面。就像现代派画家习惯于阴暗和冷色调地处理各种题材一样，现代诗人由于立足点有阴郁、灰暗方面，不仅将黄昏这样界乎明暗之间的意象往冷色和暗色方面处理，而且将一些本来是明朗色调的意象也处理成阴暗灰冷的风貌。本来“绿”属于生机勃勃的意象色彩，可在卞之琳《雨同我》一诗中，“我的忧愁随草绿天涯”，却将忧愁付诸绿色意象；常白的《看灯》甚至将红色和绿色都处理成愁怨的色调：“长街灯市，排开红绿的新愁。”在色彩意象的采用上，最能反映出古今诗人意象构思之不同的乃是“紫”色。传统诗人多愿从吉祥、和谐、富贵、安宁、纯洁等正面意义上处理色彩的意象内涵，无论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都分别赋予各自的正面含意，似乎只有对“黑”这样绝对化的颜色才付以反面的象征意念，如“黑云压城城欲摧”之类。其中的紫色常用作表示高贵、祥和的意象。高高在上的天堂被称为“紫宵”，李峤的《长宁公主东庄侍宴》中有“别业临青甸，鸣銮降紫霄”句；高贵地域的路径如宫中道路等被称为“紫陌”，刘禹锡有“紫陌红尘拂面来”之咏；紫色即使当平常的色彩也用于明雨鲜艳的描述，朱熹在《春日》中写有“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最为明丽的太阳也可用紫色去形容，贾至的《早朝大明宫》即有“银烛朝天紫阳长”之唱。然而，现代诗人偏于冷色调和灰暗心理的表现，紫色到了他们的笔下便完全消失了上述吉祥、高贵、明丽的意蕴，而呈示出诡秘、愁苦、恐怖、怨毒的色泽。艾青在《大堰河——我的保姆》等诗中将逝去了的生命形容为“紫色的灵魂”，就使得紫色成了诡秘的意象，李金发的《题自写像》中有“即月眠江底，／还能与紫色之林微笑”，也分明带有这样的诡秘意味；戴望舒在《夕阳下》写“远山啼哭得紫了，／哀悼着白日底长终”，这紫色便充满着愁苦和悲哀；新月诗人朱大楠则那么怨毒，将紫色用来描绘毒蛇的纹章，在《松树下》写道：“松树下有紫鳞毒蛇蟠踞，／野猪和獾兔都叫她美人。”对于古代诗人来说，一个成功的意象营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它可能成为万代诗人借鉴的对象，成为一种经典；可在过分信奉“兴生于中，无有古事”之信条的现代诗人笔下，他们的意象造设无须像古代诗人那样求得普遍的共感，只要体现出现代感兴的独特性，而且，各种现代诗歌理论都在鼓励感受和表述的独创性，这使得现代诗歌意象的造设便呈现出随意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所揭示的结果便有两个方面。一是意象的繁多和重叠。与传统文论中所宣扬的“繁而不珍”（注：《文心雕龙·物色》。）观正好相悖，闻一多在《〈冬夜〉评论》中明确提倡现代诗歌须“有浓丽繁密而且具体的意象”，现代诗人一般都愿意以意象的繁密夸耀自己的构思，特别是现代主义诗歌，意象繁多常令人目不暇接。二是意象的个人性及对普遍经验的突破。现代诗歌，特别是现代主义诗歌，是建立在艺术个人主义化观念基础之上的，其理论往往只注重创新，鼓励意象的新奇，相对忽略了意象设计的普遍意义，造成许多“读不懂”的现象。这样的现象影响了中国现代诗歌意象的经典化。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纟加卒＠②原字纟加蔡＠③原字王加景＠④原字氵加是 （注：原文太长，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