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文化现代转型的研究论文

岭南建筑是中国建筑艺术的一朵奇葩，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和个性特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近年来，关于岭南建筑艺术特征的探索正从各个层面展开，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日益重视。本文仅就岭南建筑的界定及其人文品格作一管窥蠡测，以期抛砖引玉。 一 岭南建筑的由来与界定 1949年建国以前，直至建国后的头10年，建筑界虽偶有广东建筑的称呼，但尚无岭南建筑的提法。岭南建筑的称呼是伴随着新中国建筑的发展与广东建筑突出成就的取得而逐渐为人们所接受的。建国之初，百业待兴，中国建筑迎来了大发展的良好机遇。50年代中期，当时的建筑界盛行复古主义，刮起一股“大屋顶”之风，产生了“凡建筑须盖大屋顶”的无形规定。面对滚滚而来的复古主义潮流，深受岭南文化熏陶、“敢为天下先”的广东建筑师们并未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他们在行动上表现出灵活的变通性（如由林克明先生设计1956年落成的广东科学馆、由夏昌世先生设计于1954年落成的现华南理工大学二号楼在屋顶形式和斗拱运用上就作了变通处理），在思想上开始有意识地探索广东建筑的地方特色和艺术特征。1959年，时任我国建筑工程部部长的刘秀峰同志在全国建筑艺术座谈会上提出“要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的要求和倡议。自1960年开始，广东建筑界围绕“新建筑”、“新风格”展开了热烈、认真的讨论。讨论的中心话题是：广东建筑是否应有自己的特色？大家在讨论中一致认为，广东有自己的特点，广东建筑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即应有岭南建筑的特点。与此同时，广东建筑界也开始尝试着对以往建筑实践进行总结和归纳。 从学理层面上说，正式提出“岭南建筑”的时间是在1957年。其标志是时任华南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的夏昌世先生1957年在《建筑学报》上发表了题为《通风、隔热、遮阳》的论文。夏昌世教授指出：岭南建筑应有自己的特点，满足通风、隔热、遮阳的要求。首次论述了岭南建筑（广东新建筑）的特点。这是岭南建筑的学理渊源。此后，岭南建筑渐渐地为人们所知晓、接受和承认，知名于全国建筑界，并成为广东新建筑的代名词。“岭南”本意指地理上的五岭（越城岭、都庞岭、明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之南的广大地区，但“岭南建筑”，从其被提出的学理初衷和被认可的时代背景来看，即指建国以后的广东建筑，或称广东新建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广东古建筑被称为岭南古建筑，1840～1949年的广东近代建筑被称为岭南近代建筑。就广东建筑而言，其重点是广府语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故此，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建筑成为岭南建筑的最主要内容。 由于广东在地理条件、历史条件、经济条件、人文条件等方面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广东建筑在新中国的各个建设时期往往开全国风气之先，如50～60年代的“矿泉别墅”、“广州友谊剧院”，70年代的“广交会”、“白云宾馆”，80年代的“白天鹅宾馆”、“国贸大厦”，几度出现引领全国建筑界的建筑创作的繁荣局面。 随着广东新建筑的创作繁荣和成功实践，国内建筑界一方面对这种实践的成功经验进行学习和总结，另一方面也开始了关于以上述建筑为代表的广东新建筑的地域性、时代性和文化性的理论争鸣和学术探讨。在这场方兴未艾的探讨争鸣中，其中一个最具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关于岭南建筑的学术界定。对此，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地域论”。这种观点从“岭南”的地理概念出发，认为岭南建筑即建在岭南地区的建筑，包括广东、海南、港澳以及福建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南部等区域的建筑。二是“风格论”。持此论者认为，岭南建筑即具有独特的岭南文化艺术风格的建筑，这种风格特征主要表现在适合岭南气候地理条件的平立面设计、建筑部件结构与造型以及富于岭南地域文化内涵的建筑装饰。三是“过程论”。与前面两种观点不同，过程论者着眼于建筑艺术的创作主体及其创作实践活动，认为岭南建筑是指在岭南地区这块特定的土地上所开展和进行的求新、求变、不断探索的建筑创作实践活动。换言之，岭南建筑即岭南建筑创作实践活动的简称。 我们认为，上述三种观点都有其相对的合理性和借鉴意义，但也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难以说明岭南建筑丰富的本质内涵。“地域论”强调建筑的地域性，有助于揭示岭南建筑的地域特征和某些方面的技术个性。但是，“岭南建筑，是一个有自己追求和风格的建筑创作流派。正如并不是所有岭南的绘画都可归于‘岭南画派’一样，并不是所有建在岭南地区的建筑都可以称之为‘岭南建筑’”。“风格论”更接近于对岭南建筑的艺术特征的揭示，强调建筑的文化性，有助于把握岭南建筑的文化和艺术本质。然而，为了强调建筑的艺术性而否定建筑的技术个性，不但有悖于建筑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这样一个客观事实，而且也难以真正阐释建筑的风格问题。因为建筑的艺术风格有赖于对建筑材料的技术处理，甚至，建筑的技术水平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建筑风格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论”强调建筑是一种纯粹的创作实践活动，无视建筑的地域性和文化性的理论探索和经验总结，流露出一种“建筑创作无需理论指导”的非理性倾向，无益于岭南建筑创作及发展，不利于岭南建筑的理论研究。鉴此，我们提出“文化地域性格”的新观点来界定岭南建筑，以表示对目前关于岭南建筑“地域论”、“风格论”、“过程论”的学术借鉴和理性鉴别。建筑审美属性的最高标准在于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三者统一。“文化地域性格”论的意义在于对岭南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这三者的综合揭示。“文化地域性格”论诠释了岭南建筑的三大层面的内涵，即岭南建筑的地域技术特征、文化时代精神、人文艺术品格。岭南建筑，作为审美对象而激起人们的审美情思、赋予人们审美享受，往往是以其地域技术特征为表、文化时代精神为里、人文艺术品格为核的。夏昌世和莫伯治二位前辈，作为岭南建筑的先驱者，在论述岭南庭园时指出，岭南地区包括了“广东、闽南和广西南部� 这些地区不但地理环境相近，人民生活习惯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正是岭南地区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环境，影响着岭南建筑的形成和发展�铸塑了岭南建筑的技术个性与人文品格。 二 岭南建筑的人文品格 建筑的人文品格主要是指通过建筑布局、风格造型、空间组合和细部处理等建筑形象要素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哲理、设计思维、文化精神和审美情趣。建筑的人文品格是以建筑的技术个性为基础的。建筑的技术个性指建筑的平面布局、立面造型、空间组织、细部处理等方面的技艺表现手法和特征。而建筑的技艺表现，从建筑的平面布局到立面造型，抑或空间组织和细部处理，都必须遵循建筑的客观适应性原理①。建筑是人为且为人的居住环境，所以，在“人为”即进行建筑的设计建造时，一方面要认真思考当地的气候特点、地形地势来考虑建筑的布局和造型，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始终不忘建筑为人所用，满足人们的实用和审美需要的双重目的，从而实现“回归自然、回归环境、回归人性”的建筑设计理想，以便显露建筑的技术个性和人文品格。岭南建筑于此有其独到之长，涌现出无数建筑佳作，赢得人们的普遍赞誉。建筑的人文品格是隐性的、间接的、抽象的，而建筑的技术个性是显性的、直观的、形象的。建筑的人文品格和技术个性的有机结合，共同构成建筑美生成的客观条件。 建筑的人文品格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岭南建筑的人文品格也反映了岭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精神。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岭南建筑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是岭南文化融通性和开放性的一种外在表现。岭南文化本身就是许多不同特质的文化融汇而成的，开放、融通性是其重要的文化机制。岭南文化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交融、一种综合、一种凝炼。尤其是岭南近代文化，“经过对爱国的情感和追求进步的理性之间的冲突进行合理的调适之后，岭南地区的文化精英以开放而健全的心态，在融汇中西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不仅实现了创造性的文化转换和文化重构，而且也完成了由‘得风气之先’向‘开风气之先’的飞跃，孕育了推动中国文化向近代形态转变的岭南近代文化精神。”岭南建筑的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在岭南近代的园林、民居等多种建筑类型中得到鲜明的表现。如建于1926年的开平立园，“是旅美华侨谢维立以西洋建筑的特点，结合中国园林优美雅致的风格，按照《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的布局兴建的。”又如1934年建成的广东梅县白宫镇的联芳楼，是一座中西合璧、富丽堂皇的客家民居建筑。该建筑的平面布局基本维系客家民居“三堂四横”的传统模式，但立面造型则洋气十足，正立面在柱头、柱顶处采用西方的巴洛克、洛可可等风格的浮雕。在装饰内容题材中，既有中国式大鹏展翅、狮子滚绣球之类的题材，又有透露出西方文化气息的内容。现当代岭南建筑以更强的自觉意识融贯中西，以求继承创新，综合发展。

史发展中，这种思想促进了建筑与自然的相互协调与融合，从而使中国建筑有一种和环境融为一体的，宛若天成的气质，建设者们主要从善择基址，因地制宜，整治环境，心理补偿

你是想写那个方面的？是古建筑和现代建筑在外形上的结合，还是理念上的结合？不是很明确，给你一篇写风水的吧，不过真的用的话最好还是在加加减减，弄成自己的东西，给你推荐看看“中国古建筑演绎现代超设计 06上海双年展揭幕”，看了这个活动，找点灵感自己发挥吧~现成的东西不好弄啊《 再谈中国古建筑及现代仿古建筑规划中的风水设计学理论与实践 》前言——天地人失序，人生浮躁无归，心如弃儿，是社会追求过度的物欲的结果，现代建筑风水学的原则，也许能为社会找到一种和谐的秩序和安静，一种自得其所的人生享受——一． 中国风水学的基本架构： 整体上说，中国古建筑由三大理论系统构成，即中国古风水学、中国建筑营造学和中国造园学构成。其中中国古风水学是最重要的部份，体现着中国人灵魂深处的生活理想追求，直接影响着王朝兴衰、政治风云、家族繁衍、区域变迁、个人命运、富贵贫*。故此风水术士一直对中国社会有着神秘的影响，言者凿凿，闻者恭如。虽乞儿闻吉言而雀跃，诚王侯听危词而动容。 中国风水学宣称其理论依据是易理易构，弘扬天人合一的思想。概论之，其由形法和理法构成，万法归宗，罗盘是这一庞杂理论体系的最后表征物，因此，不通罗盘即不谙风水。人们通常把不识罗盘的风水看法，当成街尾巷议，不会太认真对待。 梳理古风水学的内在结构，其理论架构主要为天、地、人三才的处理方法。天理中涉及季节变迁、灾情变化、气流风向、雷电、太阳、月亮、星辰和方位等对人间影响的规律。 在地理层面上，主要研究山川、河流、树木、潮汐、地形、土壤等方面对人居的直接、间接的影响。 在生命层次上，则主要关注人的生老病死的变化周期性和内在规律。 中国传统思想认为，生为寄居、死为永归，生于世上是一个暂时的旅程，因此，死的归宿地有时比生更重要。由此，中国风水术又分堪定阴宅和阳宅二类。而且阴宅常常比阳宅工程更大，更辉煌。如秦始皇陵等。 复杂的风水理论，都恪守天人合一、阴阳平衡、五行生克三大古典的原则。无论是千尺为势、百尺为形的分类，还是以罗盘为导向的峦头法：觅龙、察砂、观水、点穴、取向，以及寻求整体上的内敛向心，围合调场的追求，可以明确地找到其理论根据，无非是以下一组传统文化理论工具： 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干支生肖、四时五方、河图洛书、八卦九宫、七曜九星、四季节令、星象分野、北斗七星、二十八宿、原始传说。 理气法追求形以目观，气须理察、体用相顺；符镇法则分二类，一类为方位符镇，一类为时间符镇，前者对不吉处设置避邪物趋利避害，后者多利用文字符，对特定的日子、特定的行为（如动土日、出行日之说）进行规避。 讲求藏风收水、天人合一的风水学思想，我们发现，其内在的价值追求，用现在时髦的语言可以概括为： 追求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和谐统一； 追求人工环境与自然观境的和谐统一； 追求人于天地间的自然协调，同频共振。 例如对住宅的理想追求，要先察住宅的出入，当有自然的风口，明暗隐掩要适宜，最好水口要曲折有情；地势宜前低后高；最好的住宅方位应背山、面水、向阳。 居者当卜宅而居，择地而建。其地当土色坚厚、四面之风不冲，尤其没有地下风，追求山的深藏周纳，地势高燥，水当环流而不近浸，这是风水的基本意义。 此外要追求整体建筑的和谐，用建筑的布局、空间分割、方位调整、色彩运用、图案选择种种风水学中特有的隐喻和象征，达到身心之和。 中国古风水学的内在结构，剥开层层迷雾，可以简单概括为如下中国哲学意义上的追求，以及在住宅与建筑中的直接运用： （1）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2） 同天地的顺取逆避； （3）人生短暂当生活至上； （4）行止之中当身心诸安。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追求因为掩盖在几千年的历史尘埃中，被各种神秘的说法左右，反而失去了明确的指引和形态。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遗憾。如果风水学有一个明确的框架跨越历朝历代的话，中国目前的村舍田畴就不致如此凌乱不堪了。现实的混乱正是理论混乱的具体表现。二、风水学理论的现代探索——理想的建筑景观不应成为建筑垃圾 风水学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已式微。一般的社会公众并不会把它当成一种认真的学问。然而，现在人们开始从新的审视角度研究，完全是受西方当代社会思潮影响的结果。欧美经过工业革命后，从独特的角度开始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现代生活中的三P问题，即贫穷、人口和环境问题（Poverty / Pollution / Population）让西方的智者们认识到：住宅不仅是装满各种电线和设备的机器，建筑本身是有灵性的，有生命的。 学者们在此思想驱动下，发现的确存在一种“住宅病”，即人体30多种疾病直接同住宅有关。 城市规划学者们也发现，城市内的热光声处理和绿化、水体、风向以及人聚环境和休闲环境设计，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甚至城市的兴衰。 因此中国严肃的建筑学者们也开始认真研究中国风水学问题，并由此逐渐形成了关于理想景观研究的成果，这也是对当今社会变迁的一种回应。 比较研究发现，西方建筑强调视线通畅，对制高点和视控点有偏好，而中国风水建筑中则强调隐藏及屏蔽性的空间结构。 如传统语言描述的好风水为：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要求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用现代语言可翻译为：穴场于山脉止落处，背依绵延山峰，附临平原明堂，穴周清流屈曲有情，两侧护山环抱，眼前朝山，案山拱揖相迎。如北京十三陵为江西风水名师廖均卿费时二年堪定的皇陵选址，即按照这种思想原则。 好的风水，实际上是在围护与屏蔽、界缘与依、隔离与胎息几个因素中寻找协调，并注重豁口与走廊，利用小品与符镇来调节，如亭桥阁塔门和风水林等，籍此达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因此，有学者把中国风水中的理想景观归纳为一种形象的比喻：山中或山边的葫芦。如昆仑山模式：高峻山上的孤岛；蓬莱模式：海上的仙岛；壶天模式：小壶口式的入处加阔大壶腔；陶渊明模式：曲折的走廊，出现豁口，内里有一个盆地；以及山水画式的丘壑内营。 这种理想模式隐含着庇护、捍域、隔离、空间辨识的几重含义。 如风水亭、塔是关于领地的声明，门、牌坊、照壁可以避邪祛凶，风水林可以聚风藏气，四合院则强调自造理想居住环境。 应该说这种理想景观的研究，是传统风水学的极大进步。但是，对比古典风水学的内容而言，也有明显的不够，即其所涉及的层次和范围远比传统风水学要小，要浅层次，尤其不能全面体现传统风水学的哲学层面及人生观的追求，对现实的指导性也不明确。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好的开端，这种研究开创了风水学的现代研究方向。 三、风水智慧的现代指导原则：天、人、物的统一和谐 ——我因工作的关系，到过世界上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感触最深的莫过于欧洲的山区，感觉最强烈的是教堂建筑。作为社区的中心和致高点，它极好地实现了提纲契领，统领整个社区的作用，从而成为整个社区的灵魂。当教堂的钟声响起时，社区被笼罩在一种安详的关照与抚慰之声中。 离开宗教信仰层次，教堂建筑作为社区之魂含义深刻：没有向心点和核心的建筑群落就是一盘散沙。 但目前中国式社区建筑又不可能建设教堂式建筑，那么，这种社区凝聚力如何在中国社区中表现呢？这个问题促成重新思考中国古风水学的思想。 只有把中国古典风水学中的深刻思考，条理清晰地总结出来，剥除那些神秘的外衣，合理地发展对现代生活有用的原则，真正对现实生活有指导作用，方为上策。 归到根上，东西方对环境、居所的追求，其实是一种最终的生活哲学的体现，它以物质形态的屋房为载体，以选择与规划社区思想为经纬，最后呈现给世界的是此世的理想生活的追求。 杂乱无章的社区正显示其居民精神追求的贫乏，当即时的、浅层次的满足成为人们追逐的浮光时，追求神圣的宁静和感觉便被人们指斥为虚无和浪费，从而遇抛弃。物欲的过度追求其代价便是破坏人与自然的协定和最终的和谐。 当我们已失去了各种宗教信仰后，我们当如何塑造社区的中心和凝聚力呢？现在建筑似乎不再关心对永恒世界的叩向，包豪斯运动的结果，使房屋与建筑甚至城市都变成了速朽的消费品，像洋快餐一样由生产线生产，随时可推倒重来，巴黎、罗马式的永恒都城和建筑已经过时了。尽管科学与宗教的争论并未停止，人们对生命的追问比任何时代更迫切，也更迷惘。 由是，如何为社区营造一种向心力，一种安心的感觉呢？ 其实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但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也许我们的建筑和规划会稍好一些。 在德奥的山中沉思，通过东西文化的比较，我发现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东西方两者均有人对自然的核心原则： ——顺取逆舍、趋凶避害、倚重得当、身心诸安。 以此出发，对于现代理想的风水环境，便有如下的基本判断： 屋有所倚、眼有所望、闭合有度 动静适宜、家有所养、心有所归。 按现代人生活环境的特点，现代风水应该从简单的规则出发，能够让普罗大众把握和运用，在这个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霍金对时空的研究都能够科普化的时代，这是一门见得阳光的科学理应走的路。 顺乎自然，应该是风水判别景观的基本出发点和原则。在具体的场景观察中，应依“辨七向一景”作为过入点，即： 辨七向：为山向、水向、风向、声向、光向 、路向。一景：是指周围景观及环境。按照阴阳燮理的原则，当七向明了时，自然环境中对人的影响的主要方面均已包罗无遗。 所以，把古典风水学思想现代生活化的思路，如果概括起来，可以用如下的原则表述： 光为向阳，声为和鸣，山为拱卫，水为致远。 风为除浊，树为聚气，家户有*，错落有致。 散乱有序，清浊有别，升降有道，动静有度。 最是凝重，社区之心，全民之求，不可不慎。 念念在口，时时在眼，人神分明，礼法有规。 神界人界，各得其居，安神养身，永保康宁。

不必要，虽然本人十分热爱中古建，但是，我们所应做的并不是人为地建设几个古建样板房。看一下以前中国建筑业一段时间内在西式建筑上强加上大屋顶，说是为了中国建筑文化的保存，其实是不伦不类的。而我们应做的就是尽我们所能去保护现存的古建筑，去保留古建筑所有的价值。具体类型可见王世仁先生的《文化的叠晕》和一本陈志华先生的《意大利古建筑散记》里面有一些关于古建筑的观点及意大利古建保护类型谢谢

中国近代建筑：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提到中国古代建筑，你可能马上会想到北京的故宫、颐和园，或者是苏州的园林、安徽的民居；提到中国现代建筑，你可能马上会想到深圳、上海这几年拔地而起的豪华宾馆、高级写字楼。可是，关于中国近代建筑，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许多人可能对“近代建筑”这个名词感到陌生——“中国还有什么……近代建筑？”当我告诉你：上海外滩的建筑，就是中国近代建筑的一种典型的代表时，你会恍然大悟——“不就是那些‘洋楼’吗！” 一般人所说的“洋楼”，泛指解放前外国人居住的“小洋楼”、使用的“大洋楼”，多见于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但如果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洋楼”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中国近代建筑也不是上海外滩的那种“洋楼”就能代表得了的。 中国近代建筑基本上是指在中国国土上于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1840——1949年）所建造的建筑。 从样式研究的角度来看 中国近代建筑主要有三大类型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封建社会里，虽然政治上有二十余朝皇帝的更替，文化上有多次的对外交流，但是，中国文化基本上是连续的一元文化。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整个环境总影响之下，虽各个时代有时代的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 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封建主义的清王朝经历“康乾盛世”而日趋衰落；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却因工业革命而迅猛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从明末清初开始，就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鸦片战争以后，则完全以侵略和被侵略的方式进行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会，以此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进程，也由此被动地在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激发与推动之下展开了。其间，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续，一方面是西方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这两种建筑活动的互相作用（碰撞、交叉和融合），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主线。 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外国文化的大规模侵入，在中国国土上除了传统的古代建筑仍在延续、演变之外，外来的欧洲建筑样式逐渐多起来，在中国近代的建筑历史上形成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一股潮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则又出现了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另一股潮流。这两股潮流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中时隐时现，此起彼伏。加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的冲击，使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呈现出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多种体系并存、碰撞与交融的错综复杂状态。中国近代建筑正是这种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式建筑： 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由于中国国土幅员广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中国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的一些城市，由于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外国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较早作为商埠开放，因此较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城市出现的某些洋式建筑。而大部分内陆地区的城市由于交通不便，仍处于与外部世界较为隔绝的状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表现为强；只有个别城市或临近边界、或因铁路建设的发展等原因，也有洋式建筑兴建。 沿海城市的洋式建筑以上海外滩（Bund of Shanghai，又称“黄浦滩”）和南京路、天津九国租界、广州“十三行”和沙面、厦门鼓浪屿、青岛胶澳租界“青岛区”的建筑为代表。 长江沿岸城市的洋式建筑以南京下关、武汉汉口租界的建筑为代表。 内陆地区沿边城市哈尔滨早期的建筑主要通过中东铁路的修建和开通，受俄罗斯传统建筑和十九世纪末欧洲流行的“新艺术运动”样式影响，在中东铁路系统的建筑和东正教堂中表现为多。滇越铁路（1903——1910年）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它的建成加速了云南的近代化。越南人在参与了滇越铁路的修建和昆明商埠的开发过程中，间接地把其所受法国建筑文化的影响带到滇越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昆明。 北京的洋式建筑则以东交民巷使馆区建筑为滥觞，以资政院、大理院为代表。 洋式建筑的设计者基本为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 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统式建筑： 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本世纪的第二个二十年，中国建筑的历史中反映出了世界上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建筑师面对列强的入侵而激发的民族意识，这两种因素有剧烈的碰撞、交叉和融和。 传统式建筑的典型代表可以说是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第一代建筑师吕彦直（1893？929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1925－929年）。中山陵陵园总体平面呈钟形，引人发“木铎警世”之想，寓意深远；墓在祭堂后合乎中国观念，式样采古制，建筑朴实坚固，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 吕彦直生年仅36岁，但他以设计并主持建造南京中山陵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地位。1926年他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是中国近代跨度最大的会堂建筑。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定都南京后于1929年所作“首都计划”，则是中国进行的较早、规模较大的城市规划设计。“首都计划”的详细方案中，全部政府办公建筑均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造型，极力提倡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意为发扬光大本国传统的文化。这在二十年代是一种开创性的设想。 在北京，传统式建筑以二十年代所建北京协和医学院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简称 PUMC）新校舍建筑群体、燕京大学校园建筑、辅仁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典型。 令人深思的是，较早出现的传统式建筑的设计者主要是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反映出外国建筑师处在中国近代社会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追求。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式建筑： 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冲击下的中国近代建筑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进入重要的发展时期。其标志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兴办，并日益完备；中国建筑事务所陆续开业，中国人建筑师成长起来；中国建筑团体先后成立，学术活动得以开展。 杨廷宝（1901-1983）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设计作品运用中西建筑处理手法，不墨守陈规，刻意创新，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已弛誉南北。他所在的基泰工程司（Kwan，Chu and Yang）是中国近代建立较早、规模较大的建筑事务所，中国有相当影响，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许多重要工程均出自基泰之手。 此外，“华盖建筑事务所”（The Allied Architects Shangai）、“庄俊建筑事务所”、“范文照建筑事务所”、“董大酉建筑事务所”、“兴业建筑事务所”等都是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建筑设计力量，在上海、天津、北平、南京、重庆、成都、无锡、桂林、贵阳、昆明等地主持设计了许多建筑项目。 梁思成（1901—1972年）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工作的创始人。建筑设计创作不是他一生建筑活动中的主要部分，但他对建筑设计创作问题多有著述，为数不多的作品表现了世界现代建筑潮流的影响，这以他1932年所作北京仁立公司铺面改造设计为代表。 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中国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是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成为当地城市的重要景观，给中华大地增添风采。 中国近代建筑是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但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早在本世纪之初，两位中国人建筑师就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作过不同的尝试：供职于陆军部军需司营造科的沈琪，于1906年为陆军部衙署设计了一栋以西洋样式为主、但颇多中国装饰的主楼；受命于两江总督的通州师范学校工科毕业生孙支厦（1882-1975），在1909年主持设计了一栋基本为西洋样式的江苏省谘议局建筑。此后近九十年间，中国近代和现代建筑师有无数设计作品问世，样式繁杂。但是，虽然经过了几代人的艰难摸索，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每一个中国建筑师的难题。 虽然今天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不再是伴随着侵略而来，但中国建筑师仍始终跳不出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几千年历史文明所造成的耀眼光环。虽然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成为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珍惜和保护，但他们的作品似乎也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我想，这当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一个方面。 对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应予以积极的保护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近代建筑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保护巍然屹立的历史建筑，作为先辈辛苦耕耘的历史见证，是我辈的光荣，也是对后代所应尽的责任。只要我们努力，前景也不一定完全灰暗；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个课题，仔细想想我们是否能付出失去所有宝贵历史文物的代价。”《活的历史枣保护香港的历史建筑》（1982年）一书中的这一段话，写得是何等地好啊！ 关于近代建筑的保护，有两方面的工作： 1、对具体建筑物调查、实测，进行建筑历史研究。 这项工作主要由民间学术团体开展。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第一时期，有部分初步成果问世。但在六、七十年代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和干扰，除偶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外，大陆上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处于停顿状态。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历史学界，随着对涌进国门的五彩纷呈的众多国外建筑流派的介绍、评论，进而变为对其发生、发展之渊源的关心，并引发了如何认识建筑传统与现代风格关系的讨论。这样一来，中国建筑历史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和中西交叉的汇合状态的近代一段再次引起了注意。1985年8月，由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汪坦发起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揭开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进入第二时期的序幕。 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设部城乡建设科学技术基金会的联合资助，从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间，举行了五次全国性会议，提出论文 179篇，出版四本论文集（收入论文92篇）。同时，通过中日合作，至1995年底共进行了哈尔滨、青岛、烟台、南京、武汉、广州、北京、厦门、重庆、昆明以及庐山16个城市（地区）的近代建筑调查，填制调查表2612份，出版《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十六个分册。上述工作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正处在深入发展的阶段。定于1996年9月在江西庐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将是一次承上启下的盛会。 2、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这项工作主要由政府机构推进。 1988年11月10日，建设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体现了在新的形势下，国家主管部门对近代建筑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并开始重视其保存与再利用问题。《通知》发出后，在各地主管部门的主持下，同中日合作进行的中国近代建筑调查互相配合，经过多年努力，提出了一批推荐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近代优秀建筑名单和资料。 1995年9月，北京市政府批准公布了“北京市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共56项。其中27项为近代建筑。 同时，各地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的具体工作也逐步进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近年来亦做了部分工作：1993年7月，在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规划局支持下，受北京铁路分局文化宫委托对1906年建成的原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建筑进行复原改建设计，以保护北京的历史风貌；1993年10月，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对三峡工程淹没区四川境内的近代建筑进行考察，对有重要价值的进行论证，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以保护长江沿岸景观；1994年6月，受西城区文化局文物管理所委托对西城区北京水准原点、陆徵祥家族墓庐等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建档定级保护；1995年6月，受宣武区建设委员会委托对宣武区大栅栏、天桥、白纸坊地区14栋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 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近代建筑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逐步付诸实践。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对其进行保护的现实意义正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其历史文化价值也正在逐渐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