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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唐诗与唐以后的诗 研究唐诗,原本是范畴明确边界清晰的,如许文玉的《唐诗综论》、胡云翼的《唐诗研究》、苏雪林的《唐诗概论》、杨启高的《唐代诗学》、王士菁的《唐代诗歌》,直到陈伯海的《唐诗学引论》都是有关唐一代诗歌的研究,视野完整或者说对象完整,论述也完整。我曾经说过,做唐诗研究“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与宋诗的纠缠”。但做宋诗研究的人与唐诗的纠缠太多、太深的缘故,孤立地谈唐诗似乎也就缺乏一个比较的视角。因此最注重唐诗学科建设意义的《唐诗学引论》首篇“正本篇”中也不得不先要提到“宗唐宗宋”的历史争议,也要就唐宋诗比较的学术意见中引出自己的思考。钱钟书《谈艺录》开篇第一节就是“诗分唐宋”,明确提出“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称:“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钱先生这段话概念很清楚:唐诗不必出于唐人,即唐人写的未必就是唐诗;宋诗不必出于宋人,即宋人写的也未必就是宋诗。——唐诗宋诗应以审美质性来划分,即以“体态性分”来判别,所谓“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所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个诗学审美意见影响极大,流播极广,将唐诗的时代概念打破了,或者说打通了,然而它也只是诗学理论上的一种极有价值的审美见解(德国的席勒与清代的吴雷发均有类似的意见),“美学”上固然有突破的意义,而在“历史”上的雷池却仍无法跨越。——唐诗仍有它天然的、不可移易的历史规定性。我们看钱先生的《宋诗选注》,就没有选收一首唐朝人的诗歌,尽管他谈过杜甫、韩愈、白居易、孟郊都写出过真正的“宋诗”,开出宋调之先河。 严格意义上的“唐诗”,无疑即见于《全唐诗》与《全唐诗》的各种“补编”(包括《全唐诗逸》、《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全唐诗补逸》、《全唐诗续补遗》和《全唐诗续拾》等)里的诗——全唐的诗的数目亡佚的无疑要大大超过存世的,在辨识上似乎也应撇去《全唐诗》始作俑收录在这些书里的五代诗。从唐人孙翌第一部编选唐诗的《正声集》开始,《南薰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才调集》等著名的“唐人选唐诗”以来,历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元好问《唐诗鼓吹》、高�秉《唐诗品汇》、胡震亨《唐音统签》、钟惺、谭元春《唐诗归》、王士礻真《唐贤三昧集》、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到孙洙《唐诗三百首》,到余冠英主编的《唐诗选》,再到葛兆光选注的“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的《唐诗卷》,千余年唐诗精华不断被人甄选推扬,唐诗的精魂血魄已沉潜于中华民族的灵魂里,融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一个古老诗国的光辉灿烂诗歌遗产的顶峰与典范。以至于鲁迅先生要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而中国的文化巨匠的成长几乎无不受到过唐诗的雨露沾溉,如郭沫若在《少年时代·我的童年》里就说到他的母亲,“她完全没有读过书,但她单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够暗诵得好些唐诗。在我未发蒙以前,她教我暗诵了很多的诗。”——这又可见出中国民间唐诗之深入人心,这也正是《唐诗三百首》这样的普及读物,不断有“新注”,又不断有“新编”的原因了。 当然我们应看到从唐代以来对唐诗的认识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唐人眼中的唐诗似乎更应该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我们要更多看一看唐人对唐诗的地位的认识与理解、唐人审美趣味的承续与演化、唐人对唐诗人成就的评价及其依据的文化价值、哲学内涵的思考。这里我只想就唐人眼中的唐诗,包括唐人选诗评诗的实践扼要指出三点:一、唐人选唐诗各家标准差异很大,宗旨也大异其趣。有的对唐诗(盛唐为主)评价很高,如殷@③的《河岳英灵集》;有的批评甚峻,如元结的《箧中集》;有的树“察风俗之邪正”,“审王化之兴废”为选评准则,强调政治讽喻“系国家之盛衰”,如顾陶的《唐诗类选》;有的以韵美调新、风情宛然为艺术追求,宣扬“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的审美趣味,如韦谷的《才调集》。这里可以见出唐人对唐诗的认识差异很大,文学主张与审美趣味各呈其词,颇有一种百花齐放、众声喧哗的自由局面。二、编选范围五花八门,有的主要甄选一个时期如初唐,如盛唐,也有主要选大历诗人的。前期的几种选本往往将唐诗与六朝诗编在一起,以为一脉承传。也有的企图目观全唐,尝试集大成打通一代诗歌。目光一路朝放大走,一路朝精细走,呈现多元的认识判断,唐诗史的历程初具界碑。三、在诗人取舍上更是目断心审,标准林立。最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甫。如果说《箧中集》因局格太狭窄,主张太偏激,不选杜甫可以理解的话,殷�《河岳英灵集》的不选杜甫似实难理解。从他完备且明确的理论主张,如“神来、气来、情来”的创作意识,如“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既闲新声,复晓古体”,称美建安气骨又不忘太康宫商的审美标准来判断,不选杜甫更是不可思议。他的选诗以盛唐为主,也确实反映了盛唐诗歌的气象风貌,他甚至有意识地要通过诗歌评选和理论概括立出自己的文学主张。然而他竟没有注意到杜甫,或者说竟放弃了杜甫!殷�选诗时密切注视诗坛动态发展,敏锐地探捕新星,荐拔佳篇,而且认真分析寻索同时代诗人的风格特点。再如果说殷�之不选杜甫还有其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杜甫彼时进入诗坛不久,诗名不很大,信息交通不发达等等,那么,晚唐人韦谷的《才调集》不收杜甫,则更令人无法解释。《才调集》十卷,规模宏大,选诗一千首,初、盛、中、晚齐全,而且还选了和尚和妇女的诗,却不选杜甫。而且此书明显是承接韦庄《又玄集》的模式框架,人又与韦庄同在西蜀先后做官,应该是信息资料上可以沟通接续的。《又玄集》三百首,选了杜甫,《才调集》一千首却不愿选杜甫,而且从审美主张上他能独具只眼地选白居易的《秦中吟》,竟不肯选杜甫。这跟后来的千家注杜局面真是不可同年而语,这一点应引起我们足够的学术兴趣。——总的来说,唐人眼中的唐诗与我们今天理解中的唐诗有很大差异,这个差异或正是我们今天的唐诗研究者不可忽略的。同时代人的认识与评介或许更有人文层面上的研究意义和历史文化及其接受领域上的判断价值。 唐以后的诗基本上笼罩在唐诗的影响下。五代十国五十年,与晚唐往往看作一体,与宋初又混沌接续,不易分割。宋初六七十年间,宋人学白居易,学李商隐,学韦应物,学张籍,学贾岛,又移步到学韩愈,学杜甫,沿王禹�、梅尧臣到欧阳修始出露自己的面目,到王安石、苏轼与黄庭坚三大家,才真正形成宋诗体制。所以严羽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但到了南宋的中晚期,四灵、江湖派又掀起回归唐诗的大潮,学贾岛、姚合,学晚唐的风气,一直绵延到南宋的灭亡。元诗不甚发达,无论是元诗四大家,还是刘因、姚燧、杨维桢、萨都剌等都在一片宗唐学唐的潮流里沉浮,学李杜,学白居易,学韦应物、学李商隐,尤其是元末的一股学李贺旋风,仙灯鬼火,大放异彩。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元诗的学唐近唐,大多趋于“�缛绮丽”的一路。胡应麟所谓“元人诗如缕金错采,雕绘满眼”。——元人学的唐也在“中晚”,不过不同于宋季学的“中晚”,一条趋走的是李贺、李商隐绮丽之路,一条追尚的是贾岛、姚合“清苦”之风。或许正是出于反拨归正的心理,元之后的明代,从高�秉到前后七子重新打出严羽的“诗必盛唐”的旗号。南宋的严羽曾心怀忧患地指出:“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他提出了“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明确口号。——明前后七子“诗必盛唐”不仅总结了严羽的理论经验,也总结了元诗学唐的创作实际。由于他们的诚挚提倡与逼真实践,明诗在公安、竟陵之前的“盛唐”面目尽管傀儡装束、肤廓皮相,却是唐诗传承史中最辉煌的一段。 清初的诗人与学者,显然眼孔放得大了,晚明乱提口号,师心自重,闹哄哄的诗坛局面使他们多了个心眼,不肯轻易跟着别人走。但大的样板却只有两块:唐与宋,正如钱钟书所说,没有第三条道路。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是谁,“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于是,宗唐宗宋形成了胶着状态,宗宋的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叶燮拼命拉抬宋诗的地位,顾炎武、朱彝尊、王士礻真、毛西河等“大家”则力主唐音,又偏重盛唐。吴乔、贺裳、冯班等一批小批评家则又花言巧语鼓励引诱学晚唐。王夫之干脆说宋一代无诗,他评选古诗、唐诗、明诗,独不取宋诗(因为元一代在异族统治之下,他干脆也一笔抹去了元诗)。清初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史背景左右着人们的审美旨趣和批评情绪,诗坛人物多少有些情绪化的表现,理性思维气氛淡薄。难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论及这个局面时要说:“尊唐抑宋,未为不合。而所谓宋诗,皆未见宋人得失,漫肆讥弹,即所谓唐诗,亦未造唐代藩篱,而妄相标榜”。到了乾嘉时,唐宋诗之争才趋于调和——恰恰本于人心思想的趋于平和——诗坛上可以各自宣明旨义,不必漫肆讥弹。沈德潜主唐音,讲求温柔敦厚;翁方纲喜宋调,尤好辨析肌理;袁枚出入唐宋,唯性灵为归的;赵翼则更是放大眼孔唱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互相不见倾轧与攻击。但沈德潜有两句话还是相当委婉精到地道出了他主唐音美学上的原因:“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这段话与钱钟书先生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有些貌似,但钱说更多有一点双峰并峙的意味,而这种双峰并峙的具体阐释无疑要以缪钺《论宋诗》中“唐宋诗之异点”之“论其大较”一段名句为代表。总括而言,唐人的诗更多一点主动性的感情发抒,自主且真率;更多一层心灵的自然流荡,澄净而明朗;更显出一种自由的独特风格,唐人评判外部世界的意见主观单纯,往往带有唯美的意绪。宋诗及宋以后的诗不免多一层模仿的味道。王闿运《论唐诗诸家源流》(《王志》)说:“三唐风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见,故不复模古。”而宋人则不免被认为是最要模古的,后来的宋诗派更是有意标榜宋人处处是学着唐人的,好用唐诗的标准来评判宋诗,好以唐诗的模式来比附宋诗。如陈衍在《宋诗精华录》卷一的“按语”里,以唐诗发展的过程阶段来套宋诗发展的脉络线索,仿严羽、高�秉的初盛中晚四唐说来规画初盛中晚的四宋说,不仅四期一一对应,而且四期的代表人物也一一对应。——不管这种刻意模古是否道出历史真相,也不管宋诗的面目是否被人误解,宋诗以及宋以后的诗实际上已被主流的诗学批评家们人为地与唐诗的形体血脉粘连在一起,而唐诗与唐以后诗的魂魄气骨、精神风貌的区隔却是更清晰可辨了。 二 唐诗学术与唐学术 张潮《秋星阁诗话》小引云:“李唐之世,无所谓诗话也。而言诗者,必推李唐。……夫唐人无诗话,所谓善《易》者不言《易》也。”——诗话以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为始作俑。唐一代无诗话,但不能说唐一代没有诗歌的理论建设,没有有关诗歌的“学术”。但是唐人不是善《易》而不言《易》,只是用力在《易》也即是诗的致“善”之道。致“善”之道大抵有二:一、为做诗做好各种充分的准备工作——各种文学类书的编纂;二、为做诗定出细密的格式、法则——各种诗格、诗式的编撰。 类书,是介乎文学与学术之间的(或者说是混合了两者的)一种做文做诗的参考书。体制上以语词、文句、典故、事实、妙语镌策汇编为主,所谓“英词丽句,以类相从”,所谓“事类联属,便于采撷”。这种类书有唐一代名目繁多尤以初唐产品为夥:《文思博要》、《累璧》、《瑶山玉彩》、《三教珠英》、《芳林要览》、《事类》、《文府》、《碧玉芳林》、《玉藻琼林》、《笔海》等等。如今存世名声最大则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和白氏《六贴》(大部分都亡佚了)。闻一多在《类书与诗》(《唐诗杂论》)说它是“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这一类文学参考书或者做诗实用手册,从中央编的大部头巨型类书到民间比如敦煌发现的《珠玉钞》、《随身宝》之类的微型“兔园策”,在一个相当广泛层面上凝聚了一支自觉的诗人创作队伍,因而在实践上大大推动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兴旺。难怪闻一多嘲笑说:唐初是个“大规模征集词藻的时期”。“词藻”——英词丽句的巨量镶嵌——也便成了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与形式特征。病态的文藻与浮华不仅给初唐的诗坛带来了畸型的繁荣,而且为有唐一代的诗歌创作的世俗化普及大开了方便之门,尤其为那些天分不高、才气不足且被一个时代的做诗潮浪卷了进去,拼命努力要做出成就的大量中下等诗歌作者鼓足了做诗的信心。——唐诗研究者有的已经发现了这种“兔园册子”深刻地影响到较高层次文人的创作(后来的李商隐还精心自制“兔园策”,如《金钥》、《杂纂》、《蜀尔雅》等,为自己做诗时随心调用故典镌策而预为之备),而且不自觉中规范与牢笼了一批诗人的词语选择与表达形式,为诗歌创作唱酬、联句、应对、测试的机械化、公式化、标准化铺设了便道,不管这种类书“指导”诗歌的理论意义如何,它已是唐诗学术的一种,对唐诗的创作发生了独特的影响。 第二点便是诗格、诗式的大量撰作。明胡应麟《诗薮·杂编》中存录了一批名单:“唐人诗话,入宋可见者:李嗣真《诗品》一卷、王昌龄《诗格》一卷、皎然《诗式》一卷、《诗评》一卷、王起《诗格》一卷、姚合《诗例》一卷、贾岛《诗格》一卷、王睿《诗格》一卷、元竞《诗格》一卷、倪宥《龟鉴》一卷、徐蜕《诗格》一卷、《骚雅式》一卷、《点化秘术》一卷、《诗林句范》五卷、杜氏《诗格》一卷、徐氏《律诗洪范》一卷、徐衍《风骚要式》一卷、《吟体类例》一卷、《历代吟谱》二十卷、《金针诗格》三卷。今唯《金针》、皎然、《吟谱》传,余绝不睹,自宋已亡矣。”——“诗格”、“诗式”、“诗法”均是讨论诗歌体式、法度与规则的“金针”,实际上也是传授写诗的基本格式与形式的要诀,王夫之斥为“画地为牢”。——先是为社会大众服务,像函授的诗学教程,“三家村”知识分子最得益。后来诗赋取士,又理所当然成为一种“高考参考资料”,刻意为公式化、标准化操作服务。等皎然因《诗式》而获荣名,一批有志通外学、修文辞的和尚也嗜好此道,借以光耀佛门。此类“诗格”、“诗式”著作有的比如皎然《诗式》不仅着眼在形式法则、声病偶对的探讨,而且涉及到创作论、艺术论、审美特征的讨论,如“取象”、“取境”,已经在诗歌理论上颇有建树与开拓,对晚唐五代乃至两宋的诗格理论发生过巨大影响。——当然对有唐一代诗歌创作产生推动作用的则主要还是初盛唐的著作,这些著作从上官仪的《笔札华梁》开始,较有积极影响的如崔融《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竞《诗髓脑》、皎然《诗式》多因日本释空海的集大成《文镜秘府论》六卷的整理而得以保存。所谓“唐人卮言,尽在其中”。张伯伟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一书,校辑考释甚为精详,对“诗格”形式的历史演化、利弊功用的分析评判也甚客观。——客观来说,诗格、诗式与类书“兔园策”一样,尤其是初盛唐的,都是为唐诗的创作繁荣、唐诗发展高潮作了准备工作、后勤工作、服务工作。——严格地说,它们谈不上理论建设,更无所谓学术建树。一为征集词藻,一为规范形式,当然征集词藻的还附有作品大全的展示,规范形式的也偶备审美经验的传授。从某种形式的意义上来说,这两者或可以构成唐诗的理论建树与学术规模。尽管它们是如此的简陋、粗糙,与唐诗实际上取得的巨大成绩远不相配,也几乎没有人肯承认两者之间的直接因果关联。——唐诗的繁荣与它的学术建设、理论指导是一个悖论。 唐诗的学术建设与理论指导更多的融化在时代实践中政治的引导和文化的诱导。我们知道,有唐一代,由于初盛的几个皇帝的大力提倡和躬自表率,以及一些诸如开科诗赋取士、礼敬厚遇文人的行政措施,唐诗到开元年间已是十分繁荣。唐玄宗即位不久,在答一位臣子的手诏中还专门强调“夫诗者,动天地,感鬼神,厚于人,美于教矣。朕志之所尚,思与之齐,庶乎采诗之官,补朕之阙”(《旧唐书·崔日用传》)。——玄宗本人便是一个酷爱文艺、酷爱美的皇帝。“开元天宝的时代在文化史上最有光荣。开国以来一百年不断的太平已造成了一个富裕的、繁荣的、奢侈的、闲暇的中国,到明皇时代,这个闲暇繁华的社会里遂自然产生出优美的艺术与文学”(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册)。我们看看《旧唐书·音乐志》里记载的玄宗如何热心提倡和指导音乐艺术——音乐直接关系到有唐一代乐府诗的发达,而乐府诗的发达与衍变正是唐一代诗歌兴旺繁荣的关键。(注: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第十二章《八世纪的乐府新词》中说:“盛唐是诗的黄金时代,但后世讲文学史的人都不明白盛唐的诗所以特别发展的关键在什么地方。盛唐的诗的关键在乐府歌辞。第一步是诗人仿作乐府。第二步是诗人沿用乐府古题而自作新辞,但不拘原意,也不拘原声调。第三步是诗人用古乐府民歌的精神来创作新乐府。在这三步之中,乐府民歌的风趣与文体不知不觉地侵润了,影响了,改变了诗体的各方面,遂使这个时代的诗在文学史上放一大异彩。”)《音乐志》还记载,玄宗亲自创作乐曲:“玄宗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这同唐太宗亲自写诗与宫廷大臣唱和酬答一样都有一种躬为表率的作用。——唐诗的繁荣原因诸多,但帝王的提倡尤其是带头实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文艺才性与实践作品虽不是第一流的,但为第一流的诗人与诗的诞生铺开了红地毯,也正是在唐玄宗时李白、杜甫大步走上了文化舞台。 唐诗在初盛唐乃至整一代的繁荣发达又引出一个与唐代整个思想文化学术的关系。尽管李姓皇帝提倡道教,武姓皇后抬高佛教,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却大多秉持儒教正宗观念,并且不反对严重鲜卑化了的艺术形式(音乐歌舞)。故在主流形态的文化生活层面上真有一派三教并兴、百花齐放的局面。魏晋六朝以来的文学传统(尤其是乐府文学的传统)垂直影响或者说严重熏染了一大批士大夫知识分子,随着南北文风融合的完成,意识到了的审美追求大大激活了他们的文学审美才性,文学的兴趣、绘章雕句的习惯几乎贯穿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且考科名由进士入仕途还得备习诗赋,《文选》几乎是最热门的一部必读书,莘莘学子固然案头必备,士大夫官员也必须时时温习,用心揣摩。在官场的应酬中,有文学的修养素习才能潇洒地周旋俯仰,才能引得圈子里的尊仰与朝廷的敬重。比如张说为宰相时曾把王湾《次北固山下》中“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亲手题在政事堂,让朝中文士作为人才及其作品的楷模。——《文选》本身即是文学的一部集大成的参考书,一个文学经典的样板。“选学”是炙手可热的学问,理所当然也成了一种正宗学术。朝廷在刚刚流行的李善注本之外,又迫不及待命工部侍郎吕延祚等五位大臣合注《文选》,以求完备新颖。文学的学术化又拉动了学术的文学化,朝廷上上下下、江湖幽深之处都弥漫着追逐文学的浓烈气氛。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人人都写诗,王公大臣、士大夫知识分子自不必说,林泉隐逸、岩樵渔父、和尚道士、闺阁名媛、娼妓宫嫔也都写诗,响应一种上下合流的时代精神,陶醉在这个诗化的时代之中,唐一代文化格局几乎就沉浮在诗歌的大潮之中。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唐代的史学高度发达,尤其是初唐。但初唐的史学又恰恰是文学味最浓重的。初唐官修的几种重要断代史都染有非常浓重的文学气味,绮藻丽句、文学的笔触随处可见。闻一多说:“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这话虽偏激一点,但触到了一个史的诗化的问题,即史学叙述中调动文学手段的问题。其实,这一种我称之为“史的诗化”的现象上可追溯到《史记》、《汉书》,而尤以范晔的《后汉书》最为典型。司马迁著《史记》,抑止不住内心的文学描写的冲动,诗的才性与激情不自觉中流荡而出,一部《史记》直可当文学书来读,故鲁迅先生有“无韵之《离骚》”之赞颂。两《汉书》也是文采飞扬的,班固、范晔都是文章高手,都是文学当行,作史时忍不住时时调动文学手段,使严峻的史的叙述染浸上浓重的诗的情调。至初唐的几位史家更是踵事增华,不惜要“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了。这种风气与趋势到盛唐的刘知几出来大声疾呼直言其弊,才被刹住,而且是永远的刹住了。刘知几的《史通》在史的理论上把中国诗化史学的传统截断了,从此以后历史与文学严格分了家,正史均秉笔直书,精炼简核,不敢再有文学的夹羼染绘,连润色都很少见到了。甚至欧阳修这样的大文学家修史时也严格按照了刘知几的规矩,不敢涉入文学一步。 刘知几在那个时代几乎是唯一的一位守住学术阵地、拒不肯让文学浸漫过来的纯粹学者。他在《史通·自叙》中说:“予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幼喜诗赋”是时代习染,及壮,则明确对诗赋说“不”!“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学术的家学渊源,“著述”的崇高使命,扬雄以来不为雕虫小技的文化眼光使刘知几自身与盛唐文学风气划清了界限。刘知几的例子是很有认识意义的,他的著述立场与学术态度在盛唐以后是不可能再有的。开元以后,天下士人“耻不以文章达”,诗赋取士的制度确立并固定化之后,攻诗赋、擢科举是一代人心所向,是一代人才精英的正途出路。刘知几虽把文学驱除出了史学领地,但在一个诗与文学光焰万丈的时代里,史家守住自己的贞节的同时也只得忍受自己的寂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一代的学术(包括史学)在精神上已被诗赋冲垮了,人才流失,光芒黯澹,虽然成果累累,但在整个时代文化大格局中只有默坐隅角的地位。 唐一代学术大抵有两端:史学与佛学。史学最称发达,成果十分丰厚,除了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李延寿等正史作者之外,还有撰“国史”的吴兢、韦述、柳芳、令狐�亘、于体烈等名家。《贞观政要》(吴兢)、《东观奏记》(裴庭裕)、《顺宗实录》(韩愈)都是重要的“国史”专书。特别值得称道的当然是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杜佑《通典》是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后世所谓“九通”、“十通”之首。开元间修撰的《唐六典》、《大唐开元礼》也是十分重要的典礼类专书。唐一代通俗史事类杂著笔记也相当纷繁,著名的如《通历》(马总)、《大唐创业起居注》(温大雅)、《明皇杂录》(郑处诲)、《安禄山事迹》(姚汝能)等。另外,唐僧玄奘口述辩机编纂的《大唐西域记》也应列入山川地域史志的范畴,此书已开了释僧撰属的先河。 唐代的佛学相当繁盛,著名的佛学家,有学术性著述可考并声名显赫的就有玄奘、窥基、神秀、慧能、神会、法藏、湛然、宗密、怀让、马祖、怀海等等。唐代的佛学固称辉煌,但内典佛藏、方外奥义毕竟不是严格意义的中国学术,也不是纯正形而上范畴的哲学思考。唐代哲学一般不称发达,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主要诠释官方的经典见解,陆德明《经典释文》也只是儒典的一般音韵、训诂的著作。儒学在佛学(也包括道学)的重重压迫之下,几无成绩可言。那是胡适所谓“印度思想哲学泛滥的时代”,儒学的复兴要等到两宋才开始酝酿并最终完成。唐初的傅奕力主反佛,影响所及有中唐韩愈的排佛,但韩愈的主要哲学文章《原道》、《原性》以及李翱的《复性书》也并无严格意义的学术推进。而对哲学问题深感兴趣(也困扰半生)的刘禹锡、柳宗元们却用心在宏观的天人关系的探索与寻绎,《天论》、《天说》、《天对》固有一些深辟的见解,闪耀出睿智的思想火花,但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影响有限。而“文中子”王通的《中说》旨在调和三教,不但入不了儒家的“经”,自立一“子”也似乎是非常勉强的。——有唐一代在汹涌奔腾的诗歌潮流的映照之下,学术的音响总觉空杳渺远,学术的景色显得暗澹无光。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赋相对沉寂,连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唐代文学史》都几乎没提到)。这个时代盛产诗人与诗歌,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拼命写诗,引吭高歌,率性任情,阔步前行,——整整一个时代,诗是生命的原旨,诗是文化的正色,诗是学术的主调。几乎整整一代人高张着感性的风帆,喷薄着生命的热力,内心激涌着诗的冲动,笔下铺展开锦绣玉缀,只认创作,不思其他。诗人们关于时代的对话,同行间技艺与情思的交流,生命的理解,审美的实践,功名进取成功的矜夸、失败的怨屈,诗几乎是唯一的媒介。读读《高氏三宴诗集》、《断金集》、《元白继和集》、《三州唱和集》、《刘白唱和集》、《汝洛集》、《彭阳唱和集》、《吴蜀集》、《三舍人集》、《汉上题襟集》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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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小泡饭

王统照:(1897—1957年)字剑三,曾用名:息庐,源蒙、梅如等,著名作家,山东诸城人。1927年王统照定居青岛,创作了描写青岛的著名散文《青岛素描》、诗集《这时代》、长篇小说《山雨》,主持创办了文学期刊《青潮》。1946年被聘为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后因支持学生运动被解聘。1949年返校任中文系主任。王统照故居位于市南区观海二路49号。王献唐:(1896—1960年),山东日照人。历史考古学家。曾任《山东日报》《商务时报》编辑、山东省省立图书馆馆长、山东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故宫博物院铜器研究员。在金石、版本、音韵、目录学等方面均有建树。著有《中国古代货币通考》、《楚辞新论》、《公孙龙子悬解》、《炎黄氏族文化考》等书。王献唐故居位于市南区观海二路13号甲。毛汉礼:(1919-1988年),浙江诸暨人,中国物理海洋学家、教育家。中国物理海洋学奠基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著有《动力海洋学》《海洋》《湾流》等论文、论著40多篇(部)。其主持的《全国海洋综合调查资料汇编及图集》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黄东海陆架水文物理学调查研究》获1985年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二等奖。毛汉礼故居位于市南区福山路36号。冯沅君:(1900—1974年),原名冯淑兰,河南唐河人。现代作家、教育家。1947年应国立山东大学之聘来青岛任教。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与林庚合编的《中国历史诗歌选》获全国统编材料一等奖。冯沅君、陆侃如故居位于市南区鱼山路36号。陆侃如:(1903—1978年),江苏海门人。现代作家、教育家。1947年受聘国立山东大学任教。著有《屈原》、《宋玉》、《楚辞选》、《杜甫诗选》、《韩非子选注》、《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等著作。冯沅君、陆侃如故居位于市南区鱼山路36号。老 舍:(1899—1966年)北京人,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著名作家。1934年到青岛,任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1936年辞去教职专事创作。在青岛期间创作了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和两部散文集。代表作《骆驼祥子》被译为多国语言,并被改编成舞台电影剧本搬上舞台银幕。老舍故居位于市南区黄县路12号。华 岗:(1903—1972年),浙江龙游人,史学家、学者、教育家。1951年至1955年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在青期间完成了《中国大革命》等著作。创办《文史哲》并任第一任社长。著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大纲》等著作。华岗故居位于市南区龙口路40号。朱树屏:(1907―1976年),字锦亭,山东昌邑人,海洋生态学家、水产学家和教育家。是中国海洋生态学、水产学及湖沼学研究的先驱和奠基者。1946年任国立山东大学教授兼水产系主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实验室研究员。新中国建立后,任山东省水产厅副厅长,全国政协委员,青岛市政协副主席。撰有《中国近海浮游植物与水文及渔业的关系》、《十年来我国海洋浮游植物的研究》等论文40余篇,其《海带施肥养殖》、《海带自然光育苗》、《坛紫菜人工育苗与养殖的研究》3项成果均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朱树屏故居位于市南区金口二路13号。刘知侠:(1918-1991年),河南汲县人。现代作家。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创部部长、秘书长、副主席,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等,1985年任青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定居青岛。毕生致力于军事文学创作,著有《铁道游击队》、《红嫂》、《铺草集》、《沂蒙飞虎》等长篇小说。刘知侠故居位于市南区金口二路42号。束星北:(1907—1983年),江苏江都人。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海洋物理学家和教育家。新中国建立后在山东大学、青岛医学院任教。1978年到国家海洋局进行动力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是我国早期从事量子力学、相对论研究的物理学家之一。曾发表大量中外文论文,著有《狭义相对论》等。束星北故居位于市南区鱼山路36号。沈从文:(1902——1988年)湖南凤凰人,原名沈岳焕,别名小兵,笔名懋林、休芸芸、甲辰、王旋若等。1931—1933年在青岛任国立青岛大学讲师。在青期间完成了几十个中短篇小说和散文,有《自传》、《八骏图》、《月下小景》等。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著有小说《边城》、《长河》,辑有《从文子集》、《沈从文甲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沈从文故居位于市南区福山路3号。杨振声:(1890—1956年),山东蓬莱人,现代作家、教育家。1930年至1932年任国立青岛大学第一任校长。期间邀请大批学有专长的著名教授、学者赴青任教,使国立青岛大学创建后进入鼎盛时期。代表作有中篇小说《玉君》。杨振声故居位于市南区黄县路7号。张 玺:(1897—1967年),河北平乡人,中国海洋动物学家、教育家。中国湖沼学、动物学研究的先驱,1932年后在国立山东大学兼任教授。新中国建立后,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今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并任副主任。1957年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毕生致力于海洋科学的研究及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曾发表《青岛沿海后腮类动物的研究》、《中国海洋动物之进展》等论文近百篇。著有《牡蛎》、《近江牡蛎的养殖》、《中国北部海产经济软件动物》等。张玺故居位于市南区莱阳路28号甲。洪 深:(1894—1955年):字伯骏,号浅哉,江苏武进人,中国早期电影开拓者、剧作家。1913年考入清华大学后,开始从事戏剧创作活动,历任复旦大学教授、暨南大学教授、上海戏剧社排演主任、中华电影学校校长、明星电影公司编导主任、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总书记。1934年回到青岛,在青期间创作了著名电影文学剧本《劫后桃花》。洪深故居位于市南区福山路1号。闻一多:(1899--1946年),本名家骅,湖北浠水人,现代学者、诗人,从事诗歌创作,出版有《红烛》、《死水》诗集,在全国有很大影响。1930年9月任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时著有《奇迹》等诗。授课之外从事诗经、唐诗研究,有突破性成就。1946年7月15日被特务杀害。著有《闻一多全集》等八卷四册。闻一多故居位于市南区鱼山路中国海洋大学院内。赫崇本:(1908—1985年),辽宁凤城人。物理海洋学家、海洋教育学家,1949年任国立山东大学教授。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山东大学海洋研究所副所长、山东大学海洋学系主任,山东大学海洋学院教务长、副院长兼山东海洋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毕生致力于海洋科学的研究及海洋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中国物理海洋学奠基人、原山东海洋学院(现中国海洋大学)创建者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海洋科学卷副主编,《海洋与湖沼》副主编等。著有《黄海冷水团的形成及其性质的初步探讨》等。赫崇本故居位于市南区鱼山路9号甲。康有为:(1858—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是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1923年来青岛购屋寓居。题名“天游园”。康有为故居位于市南区福山支路5号。梁实秋:(1902—1987年)浙江杭县人,原名梁沼华,字秋实,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翻译家、作家、学者。1930-1934年梁实秋教授受聘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在青期间开始翻译影响广泛的《莎士比亚全集》,出版了2本论文集。梁实秋故居位于市南区鱼山路33号。萧 红:(1911—1942年),女,黑龙江呼兰县人,原名张乃莹,笔名悄吟,作家。1934年来青居住,1942年病逝于香港。萧红、萧军故居位于市南区观象一路1号。萧 军:作家,原名刘鸿霖,曾用名刘呤飞、刘羽捷、刘燕白、刘军,笔名三郎、田军、箫军。辽宁义县人,早年从军,后从事文学创作,1934年夏到青岛任青岛晨报副刊编辑。在青期间,萧军完成了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完成了长篇小说《生死场》。萧红、萧军故居位于市南区观象一路1号。童第周:(1902—1979年),浙江鄞县人。生物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34年至1937年在青岛任国立山东大学生物系教授。1946年后任国立山东大学动物学系教授、系主任。其《硬骨鱼胚胎发育的研究》获1956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细胞核与细胞质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文昌鱼的器官发育与演化》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童第周故居位于市南区鱼山路36号。宋春舫:(1892—1980年),浙江吴兴人,现代戏剧家。1930年在青创办了图书馆“褐木庐”,主要收藏中、外文剧本及戏剧理论著作,并创作话剧本《原来是梦》。宋春舫故居位于市南区福山支路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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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葱没有心77

刘禹锡诗全集「路傍曲」刘禹锡南山宿雨晴,春入凤凰城。处处闻弦管,无非送酒声。「君山怀古」刘禹锡属车八十一,此地阻长风。千载威灵尽,赭山寒水中。「庭竹」刘禹锡露涤铅粉节,风摇青玉枝。依依似君子,无地不相宜。「唐郎中宅与诸公同饮酒看牡丹」刘禹锡今日花前饮,甘心醉数杯。但愁花有语,不为老人开。「题寿安甘棠馆二首」刘禹锡公馆似仙家,池清竹径斜。山禽忽惊起,冲落半岩花。门前洛阳道,门里桃花路。尘土与烟霞,其间十馀步。「古词二首(一作讽古)」刘禹锡轩后初冠冕,前旒为蔽明。安知从复道,然后见人情。簿领乃俗士,清谈信古风。吾观苏令绰,朱墨一何工。「寓兴二首」刘禹锡常谈即至理,安事非常情。寄语何平叔,无为轻老生。世途多礼数,鹏鷃各逍遥。何事陶彭泽,抛官为折腰。「咏史二首」刘禹锡骠骑非无势,少卿终不去。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贾生明王道,卫绾工车戏。同遇汉文时,何人居贵位。「经檀道济故垒」刘禹锡万里长城坏,荒营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犹唱白符鸠。「伤段右丞(江湖旧游,南宫交代)」刘禹锡江海多豪气,朝廷有直声。何言马蹄下,一旦是佳城。「伤独孤舍人」刘禹锡昔别矜年少,今悲丧国华。远来同社燕,不见早梅花。「再伤庞尹」刘禹锡京兆归何处,章台空暮尘。可怜鸾镜下,哭杀画眉人。「敬酬微公见寄二首」刘禹锡凄凉沃州僧,憔悴柴桑宰。别来二十年,唯馀两心在。越江千里镜,越岭四时雪。中有逍遥人,夜深观水月。「鄂渚留别李二十一表臣大夫」刘禹锡高樯起行色,促柱动离声。欲问江深浅,应如远别情。「答表臣赠别二首」刘禹锡昔为瑶池侣,飞舞集蓬莱。今作江汉别,风雪一徘徊。嘶马立未还,行舟路将转。江头暝色深,挥袖依稀见。「始发鄂渚寄表臣二首」刘禹锡祖帐管弦绝,客帆西风生。回车已不见,犹听马嘶声。晓发柳林戍,遥城闻五鼓。忆与故人眠,此时犹晤语。「出鄂州界怀表臣二首」刘禹锡离席一挥杯,别愁今尚醉。迟迟有情处,却恨江帆驶。梦觉疑连榻,舟行忽千里。不见黄鹤楼,寒沙雪相似。「和游房公旧竹亭闻琴绝句」刘禹锡尚有竹间路,永无綦下尘。一闻流水曲,重忆餐霞人。「西州李尚书知愚与元武昌有旧远示二篇…继和二首」刘禹锡如何赠琴日,已是绝弦时。无复双金报,空馀挂剑悲。宝匣从此闲,朱弦谁复调。只应随玉树,同向土中销。「别苏州二首」刘禹锡三载为吴郡,临岐祖帐开。虽非谢桀黠,且为一裴回。流水阊门外,秋风吹柳条。从来送客处,今日自魂销。「罢和州游建康」刘禹锡秋水清无力,寒山暮多思。官闲不计程,遍上南朝寺。「九日登高」刘禹锡世路山河险,君门烟雾深。年年上高处,未省不伤心。「答柳子厚」刘禹锡年方伯玉早,恨比四愁多。会待休车骑,相随出罻罗。「馆娃宫在旧郡西南砚石山前瞰姑苏台傍有采香…因赋二章」刘禹锡宫馆贮娇娃,当时意大夸。艳倾吴国尽,笑入楚王家。月殿移椒壁,天花代舜华。唯馀采香径,一带绕山斜。「听琴(一作听僧弹琴)」刘禹锡禅思何妨在玉琴,真僧不见听时心。秋堂境寂夜方半,云去苍梧湘水深。「魏宫词二首」刘禹锡日晚长秋帘外报,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炉欲爇熏衣麝,忆得分时不忍烧。日映西陵松柏枝,下台相顾一相思。朝来乐府长歌曲,唱著君王自作词。「杨枝词二首」刘禹锡迎得春光先到来,浅黄轻绿映楼台。只缘袅娜多情思,更被春风长倩猜。巫峡巫山杨柳多,朝云暮雨远相和。因想阳台无限事,来君回唱竹枝歌。「竹枝词二首」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堤上行三首」刘禹锡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幽轧满中流。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春堤缭绕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开。日晚上楼招估客,轲峨大艑落帆来。「踏歌词四首(第二首一作张籍《无题诗》)」刘禹锡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树鹧鸪鸣。桃蹊柳陌好经过,灯下妆成月下歌。为是襄王故宫地,至今犹自细腰多。新词宛转递相传,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日暮江头闻竹枝,南人行乐北人悲。自从雪里唱新曲,直到三春花尽时。「步虚词二首」刘禹锡阿母种桃云海际,花落子成三千岁。海风吹折最繁枝,跪捧琼盘献天帝。华表千年一鹤归,凝丹为顶雪为衣。星星仙语人听尽,却向五云翻翅飞。「阿娇怨」刘禹锡望见葳蕤举翠华,试开金屋扫庭花。须臾宫女传来信,言幸平阳公主家。「秋词二首」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秋扇词」刘禹锡莫道恩情无重来,人间荣谢递相催。当时初入君怀袖,岂念寒炉有死灰。「竹枝词九首」刘禹锡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江上朱楼新雨晴,瀼西春水縠纹生。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兰桡。凭寄狂夫书一纸,家住成都万里桥。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城西门前滟滪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个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杨柳枝词九首」刘禹锡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南陌东城春早时,相逢何处不依依。桃红李白皆夸好,须得垂杨相发挥。凤阙轻遮翡翠帏,龙池遥望麹尘丝。御沟春水相辉映,狂杀长安年少儿。金谷园中莺乱飞,铜驼陌上好风吹。城中桃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限时。花萼楼前初种时,美人楼上斗腰肢。如今抛掷长街里,露叶如啼欲向谁。炀帝行宫汴水滨,数枝杨柳不胜春。晚来风起花如雪,飞入宫墙不见人。御陌青门拂地垂,千条金缕万条丝。如今绾作同心结,将赠行人知不知。城外春风吹酒旗,行人挥袂日西时。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轻盈袅娜占年华,舞榭妆楼处处遮。春尽絮花留不得,随风好去落谁家。「浪淘沙九首(第四首一作张籍诗)」刘禹锡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洛水桥边春日斜,碧流清浅见琼砂。无端陌上狂风急,惊起鸳鸯出浪花。汴水东流虎眼纹,清淮晓色鸭头春。君看渡口淘沙处,渡却人间多少人。鹦鹉洲头浪飐沙,青楼春望日将斜。衔泥燕子争归舍,独自狂夫不忆家。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日照澄洲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令人忽忆潇湘渚,回唱迎神三两声。「洛中送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五首」刘禹锡昔年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一字行。海北江南零落尽,两人相见洛阳城。自从云散各东西,每日欢娱却惨凄。离别苦多相见少,一生心事在书题。今朝无意诉离杯,何况清弦急管催。本欲醉中轻远别,不知翻引酒悲来。骆驼桥上苹风急,鹦鹉杯中箬下春。水碧山青知好处,开颜一笑向何人。溪中士女出笆篱,溪上鸳鸯避画旗。何处人间似仙境,春山携妓采茶时。「送廖参谋东游二首」刘禹锡九陌逢君又别离,行云别鹤本无期。望嵩楼上忽相见,看过花开花落时。繁花落尽君辞去,绿草垂杨引征路。东道诸侯皆故人,留连必是多情处。「洛中春末送杜录事赴蕲州」刘禹锡樽前花下长相见,明日忽为千里人。君过午桥回首望,洛城犹自有残春。「夜燕福建卢侍郎宅因送之镇」刘禹锡暂驻旌旗洛水堤,绮筵红烛醉兰闺。美人美酒长相逐,莫怕猿声发建溪。「重送鸿举师赴江陵谒马逢侍御」刘禹锡西北秋风凋蕙兰,洞庭波上碧云寒。茂陵才子江陵住,乞取新诗合掌看。「赠长沙赞头陀」刘禹锡外道邪山千万重,真言一发尽摧峰。有时明月无人夜,独向昭潭制恶龙。「送霄韵上人游天台(一作宝韵上人)」刘禹锡曲江僧向松江见,又到天台看石桥。鹤恋故巢云恋岫,比君犹自不逍遥。「台城怀古」刘禹锡清江悠悠王气沉,六朝遗事何处寻。宫墙隐嶙围野泽,鹳鶂夜鸣秋色深。「戏赠崔千牛」刘禹锡学道深山许老人,留名万代不关身。劝君多买长安酒,南陌东城占取春。「扬州春夜李端公益张侍御登段侍御平路…以志其事」刘禹锡寂寂独看金烬落,纷纷只见玉山颓。自羞不是高阳侣,一夜星星骑马回。「逢王十二学士入翰林,因以诗赠」刘禹锡厩马翩翩禁外逢,星槎上汉杳难从。定知欲报淮南诏,促召王褒入九重。「阙下口号呈柳仪曹」刘禹锡彩仗神旗猎晓风,鸡人一唱鼓蓬蓬。铜壶漏水何时歇,如此相催即老翁。「监祠夕月坛书事(其礼用昼)」刘禹锡西皞司分昼夜平,羲和停午太阴生。铿锵揖让秋光里,观者如云出凤城。「元和甲午岁诏书尽征江湘逐客余自武陵赴京宿于…诸君子」刘禹锡雷雨江山起卧龙,武陵樵客蹑仙踪。十年楚水枫林下,今夜初闻长乐钟。「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刘禹锡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再游玄都观」刘禹锡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与歌者米嘉荣」刘禹锡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望夫石(山正对和州郡楼)」刘禹锡终日望夫夫不归,化为孤石苦相思。望来已是几千载,只似当时初望时。「听旧宫中乐人穆氏唱歌」刘禹锡曾随织女渡天河,记得云间第一歌。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金陵五题。石头城」刘禹锡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金陵五题。乌衣巷」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金陵五题。台城」刘禹锡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金陵五题。生公讲堂」刘禹锡生公说法鬼神听,身后空堂夜不扃。高坐寂寥尘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金陵五题。江令宅」刘禹锡南朝词臣北朝客,归来唯见秦淮碧。池台竹树三亩馀,至今人道江家宅。「韩信庙」刘禹锡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李贾二大谏拜命后寄杨八寿州」刘禹锡谏省新登二直臣,万方惊喜捧丝纶。则知天子明如日,肯放淮南高卧人。「美温尚书镇定兴元以诗寄贺」刘禹锡旌旗入境犬无声,戮尽鲸鲵汉水清。从此世人开耳目,始知名将出书生。「酬瑞州吴大夫夜泊湘川见寄一绝」刘禹锡夜泊湘川逐客心,月明猿苦血沾襟。湘妃旧竹痕犹浅,从此因君染更深。「征还京师见旧番官冯叔达」刘禹锡前者匆匆襆被行,十年憔悴到京城。南宫旧吏来相问,何处淹留白发生。「与歌者何戡」刘禹锡二十馀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与歌童田顺郎」刘禹锡天下能歌御史娘,花前叶底奉君王。九重深处无人见,分付新声与顺郎。「燕尔馆破,屏风所画至精,人多叹赏题之」刘禹锡画时应遇空亡日,卖处难逢识别人。唯有多情往来客,强将衫袖拂埃尘。「赏牡丹」刘禹锡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题欹器图」刘禹锡秦国功成思税驾,晋臣名遂叹危机。无因上蔡牵黄犬,愿作丹徒一布衣。「伤桃源薛道士(一作尊师)」刘禹锡坛边松在鹤巢空,白鹿闲行旧径中。手植红桃千树发,满山无主任春风。「王思道碑堂下作」刘禹锡苍苍宰树起寒烟,尚有威名海内传。四府旧闻多故吏,几人垂泪拜碑前。「伤愚溪三首」刘禹锡溪水悠悠春自来,草堂无主燕飞回。隔帘惟见中庭草,一树山榴依旧开。草圣数行留坏壁,木奴千树属邻家。唯见里门通德榜,残阳寂寞出樵车。柳门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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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尚龙

主要作品

刘禹锡在元和十三年(818年)曾自编其著述。为“四十通”,又删取四分之一为“集略”。这是最早的刘禹锡集和选本,今都不传。载《刘禹锡集》40卷。宋初亡佚10卷,仅剩余30卷。而后宋敏求搜集遗佚,辑为《外集》100卷,但仍有遗漏。《刘禹锡集》三十卷,《外集》十卷,集中卷二十六,二十七收乐府两卷。

现存刘禹锡集古本主要有三种:

①清代避暑山庄旧藏宋绍兴八年(1138年)董刻本,题为《刘宾客文集》,属小字本,今有徐鸿宝影印本。又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陆游据董本重刻,称“浙本”。明清以来通行的刻本,基本上属于这个系统。

②日本平安福井氏崇兰馆所藏宋刻本,题为《刘梦得文集》,属蜀大字本,今有董康影印本、商务印书馆缩印本。

③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残本《刘梦得文集》一至四卷,建安坊刻本。明、清两代的毛晋、惠栋、何焯、冯浩、黄丕烈等人曾对刘禹锡集作过初步的校勘工作,但多数是抄本,流传不广。现通行刘禹锡集版本:《四部丛刊》本《刘梦得文集》,《四部备要》本《刘宾客文集》,《丛书集成》本《刘宾客文集》。此外,尚有校点本《刘禹锡集》。 今人卞孝萱著有《刘禹锡年谱》,对刘禹锡的生平和各种史料多有考订。

此外,刘禹锡还写了一本医书,名叫《传信方》。

文学成就

诗歌

刘禹锡的山水诗,改变了大历、贞元诗人襟幅狭小、气象萧瑟的风格,而常常是写一种超出空间实距的、半虚半实的开阔景象,如“水底远山云似雪,桥边平岸草如烟”(《和牛相公游南庄醉后寓言戏赠乐天兼见示》),“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缭乱碧罗天”(《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再如《望洞庭》;在这静谧空灵的山光水色中融入了诗人的主观情感,构成了一种恬静平和的氛围。不过,虽然刘禹锡说过“能离欲则方寸地虚”,但是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其实还是要在社会中实现人生理想;他的性格也比较倔强,受道家影响,诗中倒是常常表现出高扬开朗的精神。如《秋词》二首之一、《同乐天登栖灵寺塔》,都有一种高扬的力量。由于有了含蓄深沉的内涵、开阔疏朗的境界和高扬向上的情感,刘禹锡的诗歌便显得既清峻又明朗。 刘禹锡又多次贬官南方,这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所以刘禹锡常常收集民间歌谣,学习它的格调进行诗歌创作,如《白鹭儿》诗以隐喻方式写自己孤高的情怀,但用的是轻快的民歌体。还有一些完全仿照民歌的作品,如《竹枝词》、《杨柳枝词》、《堤上行》、《蹋歌词》、《浪淘沙词》、《西塞山怀古》等,都很朴素自然、清新可爱,散发着民歌那样浓郁的生活气息,以下两首尤为传神:《堤上行》三首之二、《竹枝词》二首之一。

作品风格

刘禹锡及其诗风颇具独特性。他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在忧患相仍的谪居年月里,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闷,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终不曾绝望,有着一个斗士的灵魂;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重游玄都观绝句》以及《百舌吟》、《聚蚊谣》、《飞鸢操》、《华佗论》等诗文,屡屡讽刺、抨击政敌,由此导致一次次的政治压抑和打击,但这压抑打击却激起他更为强烈的愤懑和反抗,并从不同方面强化着他的诗人气质。他说:“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谒柱山会禅师》)。

刘禹锡早年随父寓居嘉兴,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灵澈,据其《澈上人文集纪》自述,当时他“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这一早年经历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

刘禹锡的诗,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洁明快,风情俊爽,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诸如“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三首》其二)、“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始闻秋风》)这类诗句,写得昂扬高举,格调激越,具有一种振衰起废、催人向上的力量。至于其七言绝句,也是别具特色,如:“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九首》其八)“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杨柳枝词九首》其一)就诗意看,这两篇作品均简练爽利,晓畅易解,但透过一层看,便会领悟到一种傲视忧患、独立不移的气概和迎接苦难、超越苦难的情怀,一种奔腾流走的生命活力和弃旧图新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再如他那首有名的《秋词》,全诗一反传统的悲秋观,颂秋赞秋,赋予秋一种导引生命的力量,表现了诗人对自由境界的无限向往之情。胸次特高,骨力甚健。

刘禹锡深信道教,在很多年以后他还说,写诗的人应该“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董氏武陵集纪》),前句即指语言的简练与含蓄,后句即指主体的观照与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视通过锤炼与润饰使诗歌的语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对多用生僻字眼,提出“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 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刘宾客嘉话录》);另一方面,他又极重视主体的观照与冥想,在《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诗引》中他曾说: “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于词。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

刘禹锡的诗大多自然流畅、简练爽利,同时具有一种空旷开阔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像他的名句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越中蔼蔼繁华地,秦望峰前禹穴西。《酬浙东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长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都是他对历史、人生进行沉思之后的一种感悟。这种感悟以形象出现在诗里,不仅有开阔的视界,而且有一种超时距的跨度,显示出历史、现实、未来在这里的交融。

刘禹锡的咏史诗十分为人称道。这些诗以简洁的文字、精选的意象,表现他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其中蕴涵了很深的感慨,如《酬浙东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长句》《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石头城》《蜀先主庙》等都是名篇。

辞赋

除诗歌与论说文外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在唐代辞赋史中,乃至整个辞赋史中也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环节,其存赋十一篇,与唐代各家所存辞赋数目相较,也不算少了。马积高在其著作《赋史》中评价中唐时期的辞赋家,列柳宗元为首位,韩愈、刘禹锡并列其次,又将柳宗元之辞赋同屈原相提并论,即可见一斑。而实际上,刘禹锡本人也是对自己的文章水平颇有自信的,在其《子刘子自传》中他说:“天与所长,不使施兮。”这里的“所长”指的即是自己的长于文词,而在这“文词”之中当然也包括辞赋在内。在刘禹锡的十一篇辞赋作品当中以《秋声赋》最受后人推崇。

由于刘禹锡的辞赋多数创作于贬谪时期,因此逐臣之悲与怀才不遇便成了其辞赋创作的重要主题,骚怨情怀是其主要的情感寄托,同时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也贯穿始终。此外,除了反映贬谪愁思的作品,其辞赋还有应试科举所作的律赋——《平权衡赋》,怀古伤今的《山阳城赋》,悼亡的《伤往赋》,描写景物风俗的《楚望赋》。作为唐代重要的文学家与哲学家,刘禹锡的诗歌成就较高,是唐诗研究的重要领域,而诗文又为当时的文学主流,故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必然要受到其诗歌创作影响的。例如刘禹锡诗歌的主题便影响着他辞赋的主题,许多在其诗歌中描绘的场景画面、表达的情感内容,同样也出现在他的辞赋作品中,因此研究其诗文与辞赋的互动关系是其辞赋研究的有利环节。

论说文

刘禹锡的文章以论说文成就为最大。一是专题性的论文,论述范围包括哲学、政治、医学、书法、书仪等方面。哲学论文如《天论》三篇,论述了天的物质性,指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并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论文如《答饶州元使君书》、《论书》、《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答道州薛郎中论书仪书》,都征引丰富,推理缜密,巧丽渊博,雄健晓畅。二是杂文。一般因事立题,有感而发,如《因论》七篇;也有的是“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如《华佗论》、《辩迹论》、《明贽论》等。这些作品,短小精悍,隐微深切。或借题发挥,针砭现实;或托古讽今,抨击弊政,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刘禹锡认为自己所长在“论”,韩愈所长在“笔”(《祭韩吏部文》),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论文的重视。刘禹锡的散文,与他的诗歌一样,辞藻美丽,题旨隐微。柳宗元说他“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刘禹锡《犹子蔚适越戒》引),为深中肯綮的评价。

哲学成就

唯物主义倾向

刘禹锡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主要著作是《天论》三篇。在宇宙论方面,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比柳宗元更进步。关于自然与人的关系,刘禹锡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他认为,人之所以产生唯心主义思想,是与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的。“法大行”的时候,社会上“是为公是,非为公非”,人们就不会产生祸福来自天命的思想;“法大弛”的时候,社会上是非颠倒,人不能胜天,天命论就在人间得到了宣扬的条件;“法小弛”的时候,社会上是非不清,人们就会对天命将信将疑。刘禹锡用社会实践解释天命论产生的根源,是在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大贡献。这也是刘禹锡对有神论社会根源的看法。他认为,在法大行的社会里,是为公是,非为公非,蹈道必赏,违善必罚,人们就会说,祸福决定于人的行为,与天没有关系。在法大弛的社会里,是非颠倒过来,赏恒在佞,罚恒在直,人们对不合理的现象找不到解释,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之于天。他又认为,当“理明”时,人们就不会讲“天命”;当“理昧”时,就不会不讲天命。刘禹锡从法弛和理昧来解释有神论产生的根源,可谓见解独到,他指出神是人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他在所写的《天论》三篇中,力求把柳宗元与韩愈的论战深入下去,进一步探索天人关系问题。他认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自然),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与人各有其自身的自然特点,“交相胜”,“还相用”。人虽不能干预自然界的职能和规律,但却可以利用和改造自然。

尊重自然规律

刘禹锡以自然科学为根据,补充了柳宗元的自然观。在对自然界的认识方面,刘禹锡认为整个自然界充满了有形的物质实体,天地之内不存在无形的东西。他批驳了魏晋玄学和佛教、道教关于“空”、“无”是宇宙本原的理论,认为“空”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形态,“空”不能超越物质形体而独立存在。这是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重大发展。在关于宇宙万物的生成和发展方面,他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是一种自然过程,动植物和人类是天地阴阳之气交互作用产生的。他还认为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有一定规律,宇宙万物是在互相矛盾和互相依存中无穷地运动发展着的。他据此建立了天人关系学说,指出天地万物各有其不同的职能和作用。自然界的职能在于生长繁殖万物,万物在生杀、壮健、衰老的自然发展过程中,遵循强胜弱败的竞争规律;人的职能在于利用自然规律和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资料,进行各种生产活动,向自然界谋取人们生活的需用品。刘禹锡提出:“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天论》上)他认为天不能干预人类社会的“治”或“乱”,人也不能改变自然界的运动规律。他还以科学知识为根据,宣传无神论,批判有神论。

刘禹锡(772年—842年),字梦得,河南洛阳人,自称“家本荥上,籍占洛阳”,又自言系出中山。其先为中山靖王刘胜。唐朝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之称。

刘禹锡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及第,初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府中任记室,为杜佑所器重,后从杜佑入朝,为监察御史。贞元末,与柳宗元,陈谏、韩晔等结交于王叔文,形成了一个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后历任朗州司马、连州刺史、夔州刺史、和州刺史、主客郎中、礼部郎中、苏州刺史等职。会昌时,加检校礼部尚书。卒年七十,赠户部尚书。

刘禹锡诗文俱佳,涉猎题材广泛,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并与白居易合称“刘白”,有《陋室铭》《竹枝词》《杨柳枝词》《乌衣巷》等名篇。哲学著作《天论》三篇,论述天的物质性,分析“天命论”产生的根源,具有唯物主义思想。有《刘梦得文集》,存世有《刘宾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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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七星

刘禹锡(772年—842年),字梦得,河南洛阳人。唐朝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之称。

译文:

江边杨柳青翠,江上水流平缓。岸边的少女忽然听到舟中青年男子在对着她唱歌。这好如晴雨不定的天气,说是晴天吧,西边还下着雨;说是雨天吧,东边又晒着太阳,这到底是无“情“(晴)还是有“情”(晴)呢?

译文:

朱雀桥边丛丛野草正开着点点野花,夕阳的余晖静静地照着乌衣巷。

从前在王公贵族堂前飞舞的燕子呢,如今却飞入平常百姓的家筑巢。

译文:

洞庭湖上月光和水色相映生辉,湖面平静得如同一面未经打磨的铜镜。

远远望去洞庭湖的山水一片青翠,就好像是在白银盘里托着一只青螺。

译文:

曲曲折折的万里黄河带夹着泥沙汹涌奔腾,狂风卷着滔天巨浪从远远的天边袭来。

现在我仿佛可以乘着这狂风巨浪直上银河,和狂风巨浪一起去寻访牛郎织女的家。

译文:

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大多都是悲叹秋天的凄凉和萧瑟,我却要说这秋天比春天更加可爱。

秋日晴空万里,天气爽朗,一队白鹤推开层云直冲云霄,也激发我的诗情飞向万里晴空。

译文:

在巴山楚水那荒芜凄凉的地方,我度过了二十三年凄苦的光阴。

因怀念故友而空吟诵闻笛小赋,久谪归来感到的却是物是人非。

沉船的旁边正有千白艘船驶过,病树的前头也是万木春花开放。

今天听了你为我而吟诵的诗作,暂且凭借这一杯美酒振奋精神。

译文:

高低起伏的群山依旧环绕着曾经的国都,潮水拍打着孤寂的空城而悻悻地退回去。

淮水东边那轮古老而清冷的明月,在夜半时分悄悄地爬上城墙窥探这昔日的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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