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毕业论文范本

我建议你到乡镇政府经济发展办公室了解现在乡镇企业发展状况，他们一般情况还是很愿意给你提供相关数据的；然后你可以找几个乡镇企业老板聊聊，知道现在乡镇企业发展的制约点。其实我对乡镇企业还比较了解，因为和他们打交道比较多。其实写论文吧，一定要实际去收集素材，不然写的论文很空，很大，很泛。

毕业论文范例 GEP 2005-4-25 [ 双击滚屏 ]返回新闻首页 | 返回我的工具箱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思考[摘要] 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并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也不是我国独有的问题。按现代金融理论的解释，中小企业融资的最大特点是“信息不对称”，由此带来信贷市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商业银行为降低“道德风险”，必须加大审查监督的力度，而中小企业贷款“小、急、频”的特点使商业银行的审查监督成本和潜在收益不对称，降低了它们在中小企业贷款方面的积极性。不过，在发达国家，非正式的权益资本市场、风险投资体系、二板市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小企业的融资资本缺口。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除了一般性原因外，还有其特殊的一面，主要是经济金融体制变迁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运行基础不完善所带来的制度摩擦。一、充分认识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都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亚太经合组织21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小企业户数占各自企业总量的97％－％，就业占55％－78％，GDP比重占50％以上，出口总量占40％－60％。德国把中小企业称为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日本则认为“没有中小企业的发展就没有日本的繁荣”，美国政府更把中小企业称作是“美国经济的脊梁”。从我国情况看，目前在工商注册登记的中小企业已经超过1000万家，占全国注册企业总数的99％，其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实现利税、出口总额已分别占全国的60％、57％、40％和60％左右；流通领域中小企业占全国零售网点的90％以上，中小企业还提供了大约75％的城镇就业机会。再深入看，中小企业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激活市场竞争、增进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竞争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形态，而完全竞争的条件之一是市场存在众多的企业。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能提高市场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从我国情况看，正是中小企业的长足发展才保证了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1979－2002年，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的增长速度，而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国有经济增长速度达到30％以上。二是创造就业机会，缓解经济周期冲击。在市场经济中，中小企业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大企业趋向于以资本代替劳动，而中小企业成为新增劳动力的主要吸纳者。据我国劳动部2002年底对全国66个城市劳动力就业状况调查显示，目前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中％在个体、私营企业中实现了再就业。此外，中小企业还以其特有的灵活性，在经济周期冲击中发挥了重要的稳定作用。英国的研究表明，1989－1991年经济衰退时，小企业创造了35万个就业机会，而大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则减少了万个。三是增加农民收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一直是困扰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个突出问题。农民收入上不去，农村市场就难以启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就受到制约。而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是农民增加收入的主渠道，提供给农民的工资收入由1996年的4380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8200亿元，年均增长9％，农民从乡镇企业中获得的工资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1996年的％上升到2002年的％，其中2002年从乡镇企业增加的收入约占净增部分的50％。乡镇企业的发展也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渠道。截至2002年末，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亿人，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大大缓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二、中小企业融资难产生的主要原因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是货币政策传导链中的重要一环，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息息相关。近年来，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人民银行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并收到了一定成效。截至2003年6月末，中小企业贷款余额万亿元，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同比提高了个百分点。中小企业新增贷款6558亿元，占全部企业新增贷款的％，比同期大型企业新增贷款占比高出个百分点。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目前中小企业仍反映银行贷款难，原因何在？应该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并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也不是我国独有的问题。按现代金融理论的解释，中小企业融资的最大特点是“信息不对称”，由此带来信贷市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商业银行为降低“道德风险”，必须加大审查监督的力度，而中小企业贷款“小、急、频”的特点使商业银行的审查监督成本和潜在收益不对称，降低了它们在中小企业贷款方面的积极性。以美国为例，1998年末，能从银行和信用社取得贷款的中小企业只占全部中小企业的％，许多中小企业由于各种原因难以得到银行贷款。不过，在发达国家，非正式的权益资本市场、风险投资体系、二板市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小企业的融资资本缺口。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除了一般性原因外，还有其特殊的一面，主要是经济金融体制变迁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运行基础不完善所带来的制度摩擦。一是中小企业制度更新滞后，与市场环境转换不同步。我国中小企业在经过20世纪80、90年代的粗放型快速增长后，仍停留在传统的企业管理方式上，企业制度更新滞后。我国中小企业主要包括四部分：改革开放初期至以后一个阶段形成的集体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目前仍是中小企业的主体，有2000多万户；国有企业根据“抓大放小”的方针通过承包、租赁、售卖、重组等方式释放的一批国有中小企业改制成其它类型企业；《公司法》实施以来各类自然人、法人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外资企业，大约50万户；历史遗留下来的一部分国有控股中小企业，大约150万户左右。目前，很多私营中小企业仍实行家族式管理的企业治理结构；国有中小企业的治理结构与传统的大型国有企业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一部分乡镇集体企业具有老国企的弊端，一部分演变成家族式企业；而所谓的改制企业有许多还不规范，尤其是有一些企业改制的目的就是逃废银行债务，真正具有现代企业特征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外资企业占比较低。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出表现为市场变化和国家发展战略变化。市场出现结构性过剩，多年的卖方市场的格局转变为买方市场，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更加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和谐统一。由于制度更新滞后，管理方式不科学，一部分中小企业不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经营出现困难，大量产品积压，利润水平下降，内部积累大幅度减少，外源补充资金的要求大幅度增加，于是对银行贷款需求大增。此外，由于许多中小企业财务信息不透明，信用意识淡薄，加大了银行贷款风险。二是金融体制改革不深入，银行经营管理与中小企业发展需要不协调。在金融体制方面，我国银行业经过多年的改革，基本形成了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银行机构共同发展的局面。为解决城市中小企业贷款难，我国20世纪80年代也曾建立了大量城市信用社，1989年底城市信用社数量达到3330多家，但由于信用社本身制度不完善和企业的逃废债现象严重，出现大量不良贷款，1990年、1993年经过两次整顿，仍没有明显起色，1995年开始将地市级信用社组建成城市商业银行。可见，没有制度保障和企业信用意识支撑，组建再多的银行也不能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而只能加大金融体系的风险。同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还不彻底，与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差距较远，集中表现为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和经营目标短期化，影响了对市场反映的灵敏度，不能适应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特点。在银行经营管理方面，随着银行商业化、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平等市场交易主体的地位不断增强，银行防范风险机制不断增强，尤其是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金融体系的风险问题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为降低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商业银行改变粗放型的贷款管理方式，普遍上收贷款权限，严格贷款发放程序和条件，重视对企业财务状况和信用状况的考察，并要求提供抵押和担保。但是，一些银行在强化内控制度的同时，缺乏开展信贷营销的技术手段和激励机制，只是简单地采取以抵押担保为主的信贷配给手段，不注重培育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对策改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加强中小企业信贷支持，应着力采取以下三个方面措施。一是完善中小企业制度，健全治理结构。当前，我国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财务制度不健全，财务报告真实性与准确性较低，银行利益难以保障的现象，这些往往都是企业治理结构不健全所致。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自身素质是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重要途径。应推动中小企业制度的多元化和社会化，实现治理结构合理化。对国有中小企业实行积极的退出战略，走改制重组道路；对私营企业要引导资本社会化方向，改变家族式管理方式，吸收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制度的要素；对于集体企业要推动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关系。应规范财务制度，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建立能正确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制度，增加企业财务透明度。二是深化商业银行改革，完善金融企业制度。要改变银行在中小企业贷款中的约束条件，必须深化商业银行改革，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了深化金融企业改革的目标，要把商业银行改造成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并选择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当前，商业银行应不断改善内控机制，提高风险管理技术，在此基础上简化审批环节，开发信贷品种，提高服务水平，以满足中小企业合理的资金需求。三是培育良好的信用环境。中小企业融资时刻离不开“信用”二字，没有良好的信用文化和健康的信用环境，中小企业融资很难顺利开展，并导致信贷市场的低效配置，中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大大高于大企业不良贷款比率。针对目前社会信用淡薄的问题，应尽快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加强信用文化建设。应培育企业家的信用意识，提倡和宣扬信用观念，在“有借有还”的良好信用环境下改善银企之间的关系。应建立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平台，实现中小企业信用管理监督社会化。还应加大对企业违约的惩罚力度。要减少违约的发生，必须加大对违约的惩罚力度，增加违约人的违约成本，严肃惩处逃废银行债务的企业及其负责人。参考资料:12

论乡镇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摘要：乡镇企业是中国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曾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但是，近年来乡镇企业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长率大幅下降。与此同时，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原来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体的格局已经演变成个人、私营企业为主体。在新的产权结构下，乡镇企业的内涵和特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此，有必要对转型时期乡镇企业的管理模式做出新的审视和思考。关键词：乡镇企业；管理模式；创新乡镇企业曾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乡镇企业的总产值从1000亿增加到10000亿人民币只用了7年时间，而全国社会总产值从1000亿增加到10000亿人民币却用了31年时间①。但是，在经过了十几年年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之后，近年来乡镇企业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长率基本上都低于10%，甚至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原来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体的格局已经演变成个人、私营企业为主体。在新的产权结构下，乡镇企业的内涵和特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此，我们必须对转型时期乡镇企业的管理模式做出新的审视和思考。一、管理观念的创新正如水无常型、文无定法，管理观念也并非恒久不变。管理理念是企业管理模式的灵魂，企业管理模式的构造、运行均以管理理念为精神指导。近代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变化，充分体现了管理理念在企业管理模式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和运行中的核心作用。乡镇企业是中国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乡镇企业的领导者大部分是本地的领导者，本质上是农民中的能人。因此，从开始踏入市场时，由于他们有胆有识，经营灵活，很快在市场中找到了获利空间。但是由于受到特定制度环境的制约，经营环境的转变，就注定了他们的发展是畸形的，一边迎合上级部门的生产目标干预，一边又要使自己的企业得以生存，他们在制度的夹缝中打着擦边球。他们自身的缺陷也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转型时期的乡镇企业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转变自身的管理观念。许多乡镇企业通过改组改制，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是这种建立并非仅仅挂牌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现在乡镇企业的领导者———董事长必须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董事长是领导者，总经理是管理者，领导者和管理者的职能是不能错位的。一般来说，领导（leadership）与管理（management）是两种并不相同而互为补充的行为体系，各有自己的功能和特点。在今天的美国，大多数的企业管理过度而领导不足。而我国恰恰相反，“领导”过多而管理不足。这里所谓的领导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合适的领导。管理理论认为，并非所有的人都既擅长领导又善于管理，一些人有能力成为出色的管理者，但是不能成为优秀的领导者；另一些人具备较强的领导能力，但却很难成为优秀的管理者。而对于一个成功的企业，这两类人才往往都是需要的。我国目前乡镇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够存在下来的，都是佼佼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应该拥有一个比较称职的领导者，否则难以存活到今日。但是，当我们将乡镇企业的发展放到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中，就不难发现，乡镇企业已经走到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面临生存危机。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有许多，其中包括技术更新加快，国际竞争加剧，政府对市场管制放松，资本密集型行业产能过剩以及劳动力结构的变化等，要在这种新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并有效地进行竞争，必须变革管理观念。传统的理论认为，小型企业很简单，不需要管理，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小型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比大企业更需要有组织和有系统的管理。首先，乡镇企业必须有一套策略，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特殊的“生态系统”，经得起竞争。其次，乡镇企业要将其高层管理的各项任务予以妥善安排，需要建立一个“高层管理团队”，其成员都是“兼差”的，他们的主要任务仍在于职能方面，但他们同时仍需肩负一部分高层管理任务。在乡镇企业中，凡属管理阶层人士，都必须了解该企业的关键性业务，必须了解每一项关键业务有什么目标，必须了解每一项关键业务由谁负责。再次，乡镇企业还必须建立一套适用于本身的控制和信息系统。乡镇企业的市场环境瞬息万变，因此，它还必须随时掌握其享有优势的某一“生态地位”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从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在企业总数中所占的比重来看，美国占90%，其产值占美国GDP的39%，日本占98%，德国占，其53%的GDP和的投资靠中小企业实现②。因此，我国在转变对乡镇企业的管理观念的过程中，乡镇企业本身的观念转变固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我们认为，目前需要做好的工作，仍然是政府进一步改善对于中小企业的服务。首先是融资服务。乡镇企业除了极少部分以外，绝大部分仍受到资金瓶颈的制约，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其次是改善信息服务。信息服务平台的搭建是公共产品，企业本身既没有那么大的实力又没有激励去做这些事，同时企业盲目去做，又会造成重复建设，导致资源浪费。再次是清理那些制约和不适宜乡镇企业发展的滞后政策。从我国的立法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成效不可谓不大，但是，许多法律法规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因此，我们认为，政策的清理远比其他方面重要，使得出台不久的“非公经济36条”以及股权转让等真正决定乡镇企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落到实处。二、组织观念的创新德鲁克认为，公司的首要法则是以组织的形态维持生存，公司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组织，即人文组织③。现代管理理论认为，公司的组织模式必须使它在普通人的领导下持续运作，一个人管理的机构不可能长久。中国的乡镇企业许多都具有创立者的个人特色。企业是组织人们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的一种手段，现代生产的基础是社会组织。除了大规模生产以外，决定企业社会机构和经济职能的仍然是组织，即按计划对人力劳动在物质资料之间进行分配。组织是工业的基础，人文组织是任何行业都不可缺少的，它是工业区别于工厂手工业的重要特征。对于乡镇企业来说，大多数难以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它们从成立之初，有的不过是当地政府部门为了解决财政问题的一个比较有效的制度安排。在当时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长期计划经济造成的短缺，乡镇企业利用中国所特有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市场机会，在制度允许的空间内异军突起，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但是直到现在，恐怕多数人对于乡镇企业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经济职能的层面，而没有上升到社会组织的层面上。因此，在当前的转轨过程中，乡镇企业的领导者必须转变自己的组织观念和企业的组织模式。根据德鲁克的观察，1945年时，近一半的美国在职工人从事制造业工作，现在从事制造业的工人的数量降到劳动者总数的十分之一。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1983年的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雇员的社会④。我国有13亿多人口，其中农民有约9亿多，乡镇企业目前有2000多万家，大部分散布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其组织主体为农民工。乡镇企业也是企业，其本质上也是以生产最大化为目标，组织人们共同努力的机构。它的首要法则是生存。为了实现生产最大化目标，企业必须制定政策，实现不同管理部门和不同目标的合理要求。这样企业就不能一味依据权宜之计，要不断适应情况的变化调整政策，但是就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乡镇企业来说，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对现有的陈旧的组织观念进行创新势在必行，这些恰恰是乡镇企业过去一直没有很好重视的问题。首先，要关注企业的社会特征和人文特征，企业的员工不是打工者，而是你的雇员，乡镇企业要想做大做强，必须使其员工有归属感；其次，企业必须能够发掘组织内部的所有人才，能够做到知人善任，用其长而避其短；再次，能够在不同的职位上考核员工的独立领导能力，确保他们的失败不会殃及企业的发展。三、人力资本的创新当人力资本经济学家把人的健康、生产技能和生产知识看成是一种资本存量，即作为现在和未来的收入增长的源泉时，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几乎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乡镇企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其产权改革已经提到再也不能拖延的议事日程。按照经典的企业理论，产权模糊的企业不可能有效率。因为产权界定不清晰，管理者、生产者努力的激励不足，搭便车的行为就不可避免。但是，中国的乡镇企业在没有清晰的产权界定的情况下却取得了异常迅速的发展。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乡镇企业名义上是集体企业而实际上是私有企业；也有人认为，由于政治原因，乡镇企业在变为以界定清晰的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方面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周其仁认为，企业合约不同于市场合约的关键是企业合约中包含了劳务的利用，而劳务的买卖最大的特点是事前只能说明大概，事后决定细节，他将其视为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⑤。但是，人力资本天然属于个人，而且必须是活生生的个人。在巴泽尔看来，即使在人身依附关系最强的奴隶社会中，奴隶主虽然可以全权支配奴隶的劳动并拿走其全部产出，由于奴隶是一种主动的财产，不但会跑，而且事实上控制着劳动努力的供给⑥。周其仁认为，人力资本具有两个特点，一方面人力资产天然归属个人；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产权权利一旦受损，其资产立即贬值或荡然无存。因此，企业激励的内容，就是把人力资本开发利用的市场价值信号，传达给有关的个人，由其主体决策在何种范围内、何种强度上利用其人力资本的存量，进而决定其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方向和强度。由此可见，即使在人身依附关系最强的奴隶制度下，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天然的个人私产，甚至在人身依附关系如此紧密的奴隶制的法权结构下，都无法完全做到无视其存在，何况在其他法权结构形式下。当出现了违背自由交易法则的产权结构和社会制度时，就可能导致人力资本产权发生“残缺”。人力资本产权的残缺是指虽然人力资本在法权上属于个人，但其产权强度遭到损害，一旦产权残缺发生时，产权的主人将人力资产“关闭”起来，就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这部分被删除掉的人力资本的产权，根本无法被转移到其他主体的手里做同样的开发利用，使得这种资产的经济利用价值顿时一落千丈。所以，说到底人力资本的创新有赖于产权改革的程度和水平。企业经济效率的来源是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的充分清晰界定⑦。在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组成的企业契约中，只有人力资本产权对行为者具有直接的激励约束作用，而经营者作为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决策者和对其他成员的监督者，在企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界定的差异性是构成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最根本原因。经营者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不同的企业所有制条件下工作，他的经济行为主要取决于他的人力资本产权是否得到有效界定，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是否得到充分保护，行为权界定是否有利于其经营能力和人力资本价值得到合理实现，人力资本作用是否得到充分发挥。如果这些均实现的话，一个理性的经营者为实现其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将采取非常积极的工作行为，而不管是在哪一种产权性质的企业中。如果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未得到充分界定，经营者会以消极工作来抵消因经营者人力资本界定残缺造成的效用损失，以达到个人效用的等值化，从而降低企业的经济效率。由上可见，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的充分界定是企业经济效率提高的关键。相对来说，由于乡镇企业受到的体制制约没有国有企业严重，同时规模又比较小，因此，在人力资本创新产权界定的方面应该先行。四、社会资本的创新采用社会资本理论来解释区域经济发展的最有影响的是普特南（Putnam，1993），他在《让民主运作》一书中，把社会资本看作是一种类似于道德的一种经济资源，社会资本诞生并且体现于民众交往网络之中，由于长期以来民众对本地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参与，社会资本逐渐演变成一种能够使人们互相信赖并恩恩相报的经济资源，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相互合作。普特南还认为，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社会资本的强弱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由于一个地区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文化环境，人们容易相互熟知并成为一个关系密切的社区，组成紧密的民众交往网络。在民众交往网络中，商业联系根植于社区和家庭结构，这一结构通过各种方式对破坏人们信任关系的人或行为进行惩罚而得到强化。虽然社会资本是一种具有积累性的存量，随着企业之间贸易关系的长期化发展，相互了解与信任的程度一般也会相应增加⑧。社会资本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即社会成员对彼此诚实、合作行为的预期。美国经济学家福山⑨（Francis Fukuyama）在其著名的《信任》一书中，用大量的篇幅分析了信任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华人社会是全世界最缺少信任的一个社会。他引证了许多的研究成果，指出在美国、日本、德国，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远远高于华人社会，包括中国的香港、台湾，也高于意大利和法国。意大利和中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包括官场的腐败、市场的无序等。他特别强调，华人企业家只信任有直接血源关系的人，而不信任家族以外的人；中国人讲圈子，圈子以内是信任的，圈子以外是不信任的。这样，组织形态的交易最后就只能落脚在家族里，形不成大的企业。这就是华人为什么没有世界品牌的原因。乡镇企业最初的发展曾经得益于这种丰富的社会资本。村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相互之间彼此熟悉对方的为人及其行为特点，即便是自私的人，在这种长期的交往中，也可能表现为相互愿意“合作”。从博弈论的角度看，一方的不诚实在下一次博弈中会遭到对方的报复，因此有可能形成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就是相互之间比较合作，比较信任。但是，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关系向外地发展，用工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乡村内世代相传的世俗关系被打破，依赖这种关系的激励机制也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权利义务界定非常明晰的产权合同就成为有效的激励机制的必须因素。注释：①蔡昉、林毅夫：《中国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②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版，第216页。③④德鲁克：《公司的本质》，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⑤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⑥Barzel， Economic Analysis of of Law and Econonics,17,no.Ⅰ：73-96.⑦盛乐：《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界定和乡镇企业经济效率》，《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3期。⑧Coleman，,"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Human Capital",American Journal of Society 20.⑨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海南出版社2001版，第84-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