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小论文

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论文！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5月9日是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5月9日这一天，一些国家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庆祝这个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盛大节日。我们向在这场战争中为人类和平与正义而献身的许多国家的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向横遭法西斯杀戮的全世界无辜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 60多年前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一场殊死搏斗。德、意、日法西斯为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悍然发动侵略战争，对60多个国家的人民进行疯狂屠杀、掠夺和迫害，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给人类文明造成空前浩劫。面对邪恶的法西斯势力，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联合了起来，互相支持，并肩作战，沉重打击法西斯的侵略扩张。经过多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人类史册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 在世界东方，中国人民最早举起了反法西斯的旗帜，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这是中国各族人民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战争。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持续时间最长，牵制和抗击了日本陆军三分之二以上的总兵力，消耗了绝大部分的日军精锐部队，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援了欧洲和太平洋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重要的历史贡献。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正义战争，它给全人类留下的历史启迪极为珍贵。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就是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共同创造人类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和平与正义是不可战胜的。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威胁世界和平、破坏世界稳定的因素不可避免地存在，但是追求和平、向往正义永远是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不管法西斯如何猖狂，世界终究是世界人民的世界，中国终究是中国人民的中国。在热爱和平、追求正义、团结一致的人民面前，任何造成历史倒退的力量，最终都将被战胜。 只有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法西斯的侵略战争，不仅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很多国家的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使发动侵略战争国家的人民深受其害。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就应当把对侵略战争的反省落实到行动上，绝不再做伤害那些被伤害国家人民感情的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才能取信于国际社会。 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强大。回顾中国近代历史，放眼当今世界现实，我们更深切地认识到，只有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中国人才会有尊严，中华民族才能长治久安，才能为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作出贡献。我们要始终牢记发展是第一要务，始终牢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始终牢记没有稳定的社会局面就什么事也干不成，始终牢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牢记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在近代史上，中国人民曾饱受屈辱和欺凌，深知和平与稳定的可贵，更加珍惜自己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中国人民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历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有能力把侵略者赶出自己的国土，有能力结束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奴役， 也一定有能力通过努力实现和平与发展。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为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而努力奋斗！ 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战场 真相最有说服力。客观地再现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能唤起世人更全面地确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对各类持“贬低、抹杀论”者及其各种表演最有力的回应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侵略所付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和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一直被国际社会所忽视或贬低。本文以确凿的史实证明，中国人民在全世界率先打起反法西斯旗帜，中国战场是世界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中国人民是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力量。没有中国对日本法西斯的长期打击与消耗，无论苏军出兵中国东北，还是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都不能打败日本法西斯。中国人民的牺牲与贡献理应铭刻于世界现代史册。 今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5月8日是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60周年纪念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意义巨大,影响深远,它是20世纪世界历史从战争到和平的重大转折点。中国的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学术界,特别是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抗战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不少国外二战史著作对中国抗战着墨不多,或一笔带过,“贬低论”、“抹杀论”盛行。本文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互动的角度,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视角审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中国抗战。 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中国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侵华战争,也揭开了法西斯对外侵略战争的序幕。中国军民也正是从“九一八”起,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抗日战争,经历了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两个阶段。中国人民在极其险恶、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最早开始抗击法西斯的侵略;在世界东方开辟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个战场,肩负起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历史重任。 其次,中国抗日战争规模宏大、持久,成为世界东方抗击法西斯的主战场。中国独立承担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任达数年之久。 1937年日本法西斯发动“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亦开始全面抗战,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战场的爆发和开始。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推动、领导下,中国很快结成了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协同配合的持久战,正面战场对日军的大会战达22次,大战斗为1117次,小战斗达38931次。在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了大批抗日根据地,并开展了百团大战和进行了局部反攻。中国不仅独立承担世界反法西斯重任达数年之久,而且始终把日本法西斯陆军主力死死地“钉”在中国战场上。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战场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惟一战场,拖住和抗击着日本陆军总兵力的80%;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仍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抗击着50%以上的日本陆军。 第三,中国人民的抗日战场是亚太地区反法西斯盟军重要的战略支柱和后方基地。 中国战场在美国军事战略设想中地位重要,中国的持久抗战是美英盟国制定和实施“先欧后亚”战略的先决条件之一,而且中国战场也是盟军对日作战的空军基地和反攻、进攻日本本土的重要基地。中国在援缅作战中,投入30万兵力，历时3年多,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打通中印公路,挽救了盟军在东南亚战场的危局,为盟军收复缅甸奠定了坚实基础,使中国战场成为亚太地区盟军重要的战略支柱。 仅从以上三个基本方面,已可清楚地看出和雄辩地说明,中国人民的抗战是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紧密地联成一气、息息相关的,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抗战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理应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 中华民族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伟大贡献 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国(中美苏英)之一和在东方战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国家,中国抗日军民作为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力量,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中国抗日战场的开辟和中国人民的奋力抗战,推迟了欧洲战场的开辟,迟滞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为世界反法西斯国家赢得了较为充分准备的宝贵时间。 中国全力抗击日本法西斯,打乱了日本法西斯北进苏联、南进东南亚的对外扩张计划,使“北进计划”夭折,南进计划受到阻碍。日本法西斯军队陷入中国持久战的“泥潭”,延迟了侵略步伐,也打乱了日、德、意法西斯“轴心国”的东西配合的计划和侵略行动,使英、苏、美各主要国家及其它广大国家和地区赢得了准备时间。 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为苏军抗击德国、战胜德国法西斯提供了有力支援。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时,中国战场的“百团大战”使日军遭到沉重打击,而集中兵力扫荡根据地,拖住了三分之二以上的陆军兵力,日本法西斯无法实施“北进”计划与德国夹击苏联。苏联才放心地从东线调走大量兵力支援西线,所调总兵力达54万之多,从而有力支援了西线对德作战。苏军避免了腹背受敌、两线作战的被动,很快取得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并于1943年2月取得斯大林格勒血战的胜利,终于在1945年5月,取得对德国法西斯作战的最后胜利。如果中国战场不能拖住近200万日本陆军,德日东西夹击苏联,结果会是怎样呢？苏联著名史学家、院士E·茹科夫说得实在:“使日本帝国主义不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攻苏联远东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人数众多的游击队的英勇斗争,他们在中国捆住了日军的双手。中国人民从而给予苏联人民以很大的帮助,使苏联人民易于在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正义的伟大卫国战争中进行巨大的斗争。”苏联的《伟大卫国战争史》一书中写道:“虽然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但是战争也给日本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牵制住相当大的日本兵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正义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起了重大的作用。”斯大林在1940年底派前苏军元帅崔可夫率军事代表团来中国时,对崔可夫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事实上正是中国战场束缚了日军手脚,才使苏军免受夹击之苦,保证了苏联抗击德国的胜利。 丘吉尔、斯大林提出：“效法中国”,向中国学习。 美国总统罗斯福十分清楚中国战场对太平洋战场的重要作用。他曾对他的儿子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它方面来作战?他们马上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中国战场的战略牵制地位亦切实显示出中国战场在全球反法西斯战争战略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对此,罗斯福在1945年1月曾客观评价说:“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1940年8月后,德国飞机狂炸英国时,为激励英国人民抗战,提出了“效法中国”的口号。1941年10月,德国兵临莫斯科城下时,斯大林为鼓舞苏联人民抗敌士气,也曾提出“效法中国”的口号。中国军民的坚持抗战,在大国元首心目中已经成为其学习、效法的楷模和榜样。 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其法西斯军部曾制定了与德军会师的计划,即日军占领新加坡,海军进兵印度洋,与从北非及中亚南下的德军会师。如此一计划得逞,对英国是致命打击,亦将影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局。对此,丘吉尔首相讲道:“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团,也许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如果中国停止抵抗,我们将面临巨大困难。” 中国抗战对牵制日军,迟滞日本“南进”和粉碎日本的日德会师共同作战的计划均起了巨大作用,并得到了大国元首们的称赞。不仅如此,中国军队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直接承担了进攻缅甸北部,打通中印公路之战的任务。中国军队刘仿吾团长在仁安羌地区突击日军,解救被围困已打算投降的英国军队7000多人,传为佳话。中国精锐部队反攻缅北,开辟了摧毁日本法西斯的新战场,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灭亡。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滇西的反攻作战,一举收复城镇50多座,有力打击了侵缅日军的有生力量,为缅甸的最后光复,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书写了极其辉煌的不朽篇章。

先给你一份范文：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祖国统一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