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日用类书研究论文

天`津灬津`门灬中`医`院`0`2`2灬5`8`5灬0`0`0灬9`2..............环境的形象（官方的心态、文学的和通俗的感受）、环境与近代经济发展。分类中已显出社会史的内容。此书是关于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开山之作。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在继续进行，2002年十一月中研院台湾所召开“环境史国际研讨会”，讨论水文环境的变迁、产业与环境、环境变迁的检讨、土地利用与环境变迁、族群与环境、疾病与环境、灾害与重建、生态环境与政策等专题，蔡采秀提出《环境、生态现代化与集体意识》论文，大陆学者李伯重提交《低投入、高产出：明清江南的生态农业》论文。有关论著陆续问世。邱仲麟的《人口增长、森林砍伐与明代北京生活燃料的转变》，笔者虽未见到，想来是论述明代北京薪炭的应用与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 （二）人群生命史 梁其姿率先于1987年发表《明清预防天花之演变》、《明清医疗组织：长江下游地区国家和民间的医疗机构》二文。杜正胜撰文介绍他们的医疗史研究工作时，强调他们的研究与传统的医学史不同，是以“社会”和“文化”做为重心，以人群的生命历程为核心。他将这种研究归为“探索社会全史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如何命名呢？他没有说，不过文章中有个子目，为“医疗与社会的交集——人群生命史”，我想不妨将“人群生命史”权作这种研究的代称。专著出现多种，黄金麟的《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身体的形成（1895－1937）》，“身体有历史”吗？黄金麟在《自序》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说将身体放在历史与国家之间具有深意，是要讨论身体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而成为今天的样子；身体发展状况隐含了何种历史特定性与危险性；它能否被当成永恒的、普遍的模式来看待，取决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学者的研究。作者具体讲到政治、军国民与公民、礼法、钟点时间、游移与影响身体。他提出的问题和研究非常有意思。中研院近史所于2002年出版《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性别与医疗》。林士富将注意力放在道士与医疗史方面，撰写《中国早期道士的医疗活动及其医术考释——以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记”资料为主的初步探讨》。李建民对身体史的研究相当投入，进入中医学史范畴，如作《<本草纲目·火部>考释》，讲述李时珍将火区分为天、地、人三类，人火是讲人体外的火热之气，有内在化倾向，认为李时珍的理论受金元医学的影响。割股疗亲的历史现象，最早为日人桑原骘藏所注意。邱仲麟连发二文，颇有见地。文为《不孝之孝——唐以来割股疗亲现象的社会史初探》、《人药与血气——“割股”疗亲现象的医疗观念》，叙述割股的内涵与割股者的动机，割股的行动及其救护，割股与国家政令，割股与儒家孝道伦理，割股疗亲对人部药的实践与扩展，割股疗亲行为中的血气观念诸问题。指出历史上子女为给父母治病，割股做煎药的引子，将中医本草人部药进行实践，并加以扩展，发生“变异”与“膨胀”，这在观念上是相信“同类相补”、“血气相补”、“血气相连”，以其做药，还有排他性，所以割股疗亲是一种带有亲族性的民俗医疗行为。有人论述脚气病的历史及其影响，引起反弹，有人提问难道这就是历史吗？笔者以为这种讨论是有益的，有利于对身体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不过脚气病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应该是可以研究的。 中研院台湾所于2002年十月下旬举办“医疗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发表的论文有李丰楙的《收惊：一个从“异常”返“常”的法术医疗现象》，林淑蓉的《各种疾病、药物与身体疾病》，罗纪琼的《文化对医疗影响——以剖腹产为例》，颜学诚的《内丹身体的知觉：兼论几个身体研究的取向》，余德慧等的《中国人生死的育化的探讨》，余舜德的《冷与热的身体感》等。 此外与医疗社会有关的育婴生育史研究的成果也在这里说明：熊秉真的《幼幼──传统中国的襁褓之道》，是育婴扶幼文化的开创性专著，作者没有将它纳入人群生命史范畴，而笔者以为多少有点关系，这一研究自然属于新史学范围，也同社会史有关，作者是这样认识的：“这个新的领域，使我们对中国社会史，生活史，乃至科学史、经济史、文化思想史，都有了一番崭新的体会。”又说“育婴史之知识，对中国历史人口学之阐释，助益尤多”。熊秉真另撰著《童年记忆：中国孩子的历史》，继续她的幼儿史研究。她还正在写作《明清江南育婴扶幼文化之物质基础》。刘静贞著：《不举子——宋人的生育问题》，宋人有着损子坏胎因果报应的恐惧心理，可是又不生子或生子溺毙的矛盾现象，此书就是回答为什么不举子？为什么不能不举子？从生育过程的产育之难，经济原因及性别选择作出探讨。 （三）宗教史 台湾有一些佛学院，如佛光山在高雄和宜兰设立两间大学，嘉义有南华大学，新竹有玄奘人文社会学院；也有道教学院，它们建有各自的宗教研究所，在一些高等学校也设立宗教研究机构，如台湾大学设有宗教研究中心，台南成功大学则是道教史研究中心。所以台湾对宗教史有一群研究力量，有刊物发表他们的学术文论，如《中华佛学研究》、《中华佛学学报》、《玄奘学报》、《慈济》以及《生死学通讯》，其他的杂志、学报也会刊登宗教及宗教史文章，如台北《当代》173期开辟《人间佛教的当代对话》专栏。在佛学方面的研究，涉及到教义、历史的和当代的人物，僧尼的生活，如刘淑芬的《“三月十”——中古后期的断屠与斋戒》，所说“年三月”，指佛教的每年正、五、九三个斋月，“十”指道教十斋日，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下令在这些日子里禁止屠宰，刘淑芬认为这是大事，这时不得执行死刑，并影响于朝鲜、日本；道教的十斋日后来成为佛教斋日。此外周群的《论袁宏道的佛学思想》和陈信甫等的《中国禅风对日本庭园风格之影响——以京都地区为例》，陈美华的《个人、历史与宗教——印顺法师、“人间佛教”、与其思想源流》，胡文和的《对大足宝顶<父母恩重经变>重新研究》，廖肇亨《明末清初丛林论诗风尚探析》均可留意。台湾佛教史及当代佛教亦为学者所关注，江灿腾的《徘徊在殖民化与去殖民化之间——台湾本土佛教近百年来的变革沧桑史》，针对日本殖民文化论说台湾佛教史。陈美华的《另类典范：当代台湾比丘尼的社会实践》，提出研究的三个脉络，为台湾汉人父系、父权社会，佛教传统，女权运动及女性主义新潮流；三个切入点，即身分、形象和身体；不满于过往的运用西方理论的研究。 1991年，傅作勋作《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从临终精神医学到现代生死学》，为生死学探讨之滥觞，并于1997年正式提出这门学问。南华大学成立生死学研究所，编辑《生死学通讯》杂志。研究所于2001年10月召开“现代生死学理论建构”研讨会，由医学、教育、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临终关怀、民俗医疗、风水文化切入探讨生死学理论，与会250人。惠开的《“生死学”到底研究些什么内容》，从“养生”到“送死”为范畴，议题有生命的实相，生命哲学，生命及生死、死亡教育，什么伦理，两性关系，生命周期，生死关怀，临终精神医学，悲伤辅导，现代科技与生死问题，另类医疗，养生技艺，生命礼仪、生死民俗与世界各国死亡文化，生死与艺术表现，生死与医疗之公共政策与法规，生死相关服务事业，风水研究，命理研究，微观生死学，生命语汇研究，生命的安顿与死亡的超克。探索生死学的进路，包括史学在内的各学科。生死学与社会史关系密切，应当引起注意。关于道教史，成功大学历史系设有道教研究室，开设中国道教史、华南地区道教发展史研究等课程，培养大学士和研究生。该研究室与台南市道教会、道教总庙三清宫合作编辑出版《道教学探微》。他们希望以关于道教的学术研究，寻找复兴道教的途径，以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伦理建设。笔者见到1987年12月的该刊创刊号至1992年12月的第六号，盖为每年一辑，披露道教史研究论文和译著。在台北出版的《当代》175期开设“道教专辑”，载有李丰楙的《末世与济度》，谢宗荣的《台湾道教艺术》，李丰楙的《升游与谪凡——道教文学中的永恒主题》。诸文论述到：东汉以前为古道教，后为新道教，影响后世；道教隐而不显，农民革命常用之；韩国道教可娶妻，接近天师道，著白色衣，日本神道教受中国阴阳五行思想影响。李丰楙在台北汉学研究中心于2002年十月召开的“地方文献学术研讨会”上提交《制度与扩散：台湾道教史研究的两个面向》论文，是他的最先研究成果。 （四）女性史 前述陈美华在《另类典范：当代台湾比丘尼的社会实践》文中，认为妇女史自60年代研究以来，经历：女性主义（重政治）——妇女——性别三个阶段，体现了对女性史研究方法论的关注。 有一部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值得特别绍述，就是费思言撰著的《由典范到规范：从明代贞节烈女的辨识与流传看贞节、观念的严格化》，所谓“典范”，指典型，系倡导的产物；“规范”，系指法令的或社会的规则，需要执行。书的构成含有：引论：明代的贞节烈女，由“现实”到“记载”，由“记载”到“现实”；结论：意义与诠释。作者认为明代烈女的出现，不仅是倡导的产物，而是规范的结果，同时从典范到规范，也是女性自觉接受的表现。作者分析先前的研究方法，是社会心态的研究，例证式的质性研究，个人主体性研究，以统计为基础的量性研究。她的研究法，是区别实际的贞节烈女与被纪录的贞节烈女；分析烈女产生的社会机制。从三个层面理解贞节烈女：特定的行为模式，守节、殉节；妇女的道德实践，对婚姻关系的信守、三从；维系父系社会的功能，家庭的延续，父系血脉的纯正。指明烈女行为有其自身取向，其认知有其社会性，所谓“礼教吃人”，揭示礼教社会作用的一个方面，受害者被支配性，而忽视被吃者的自愿性。 蒋竹山的《女体与战争——明清厌炮之术“阴门阵”再探》的研究，叙述明清时期的一些战争，如明末农民战争、太平天国战争，女性被强迫赤裸身体，驱赶到前线，令对方士兵因看到女阴而觉得晦气，厌战，通过心态分析，对阴门阵作出富有说服力的说明。林丽月的《孝道与妇道：明代孝妇的文化史考察》，指明孝妇的主要表现及其以至奇至苦的常人难于做到的行为，而当守节时甚至不惜违抗舅姑再嫁之命以全贞洁观念。另一篇《从〈杜新书〉看晚明妇女生活的侧面》，发现《杜新书》的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史料价值，揭示部分女子利用女性的弱点行，女棍、牙婆、卖婆使妇女“商品化”，被卫道之士视为世风日下。此外有钟慧玲的《清代女诗人研究》，向淑云的《唐代婚姻法与婚姻实态》。鲍家麟编辑的《中国妇女史论集》，陈瑛珣的《明清契约文书中的妇女经济活动》。等女性史研究成果。 关于女性口述史，游鉴明著有《倾听她们的声音——女性口述历史的方法与口述史料的运用》，讨论女性口述历史的方法，意在为研究社会下层的历史提供资料。为了开展口述史研究，王芝芝翻译美国人唐诺·里齐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为台湾学者从事口述史学提供借鉴。2002年八月台北“女书店”特意召开女性口述史学座谈会，有益于推动女性史的研究。中研院近史所致力于妇女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每年一辑，到2002年已经梓刻到第十期。每期既有学术专论，还有学术讨论，报导研究动态，书评，有关史料介绍。以第十期为例，论文有王正华的《女人、物品与感官：欲望陈洪绶晚期人物画中江南文化的呈现》，许慧琦的《去性化的”娜拉“：五四新女性形象的论述策略》；讲座有叶文心的《历史圈套与文化困境——中西对话之下对”中国妇女“的建构；学术讨论有李玉珍的《佛教的女性，女性的佛教：近二十年来中英文的佛教妇女研究》；研究动态有程郁的《近二十年中国大陆清代女性史研究综述》；史料介绍有林维红的《无言的女眷——〈曾国藩日记〉女眷生活辑录》等。可见其文论之一斑，也可见它对推动妇女史研究助力价值。 （五）通俗文化与日常生活 民间文化史，或者说俗文化史的研讨状况表明，所谓文化史的研究热是一点不假的，诚如王尔敏于2000年所说：“此类庶民文化问题三十年来日益受到重视，近以愈见形成学风，有不少专家学者，群趣此一庞大领域”。俗文化所讨论内容体现在下述诸多方面。 （甲）关于生活百科的研究明清时期社会上流行日用生活百科全书——《万宝全书》，种类繁多，不断更新，反映 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吴蕙芳将《万宝全书》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在台北、北京、香港、东京、京都、大阪等地，搜集到六十多部不同版本的明清时期民间日用类书，比勘合校，详细注释，说明其史料内涵、价值，撰成《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社会实录》一书，王尔敏为之作序，赞扬她将《万宝全书》这类“俗鄙史料，排进高深研究殿堂”。她进行的是社会生活史料的研究，客观上告诉读者明清时代人们生活中笃信风水、算命、巫术、食疗、保健、育婴、养老、丧葬、出行、交游等等日常生活情形。王尔敏本人是最早将这种民间日用类书用于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领域研究的，他在《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一书中已广泛利用这类资料，尤其是涉及四礼规范、书信写作、契约帖式等专科性民间日用类书，并首先引用《万宝全书》的资料。王尔敏收入《明清社会文化生态》一书的文字，有不少是利用民间日用类书资料讨论平民的生活情节、记诵之学、文字游戏。 （乙）通俗文化、民间信仰被纳入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不断有专著问世，如1988年出版的林富士的《汉代的巫者》，1989年蔡相辉的《台湾的王爷与马祖》，1990年祝平一的《汉代相人术》。康豹撰《台湾的王爷信仰》，王爷信仰是我国东南地区和台湾普遍流行的民间信仰之一，康豹作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又有博士论文的基础，才作成此书。他探讨王爷是何种神明，政治信仰的仪式及其社会功能、涵义。 （丙）关于物怪观念传播的研究 物怪观念流传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生活内容，关于它的古文献的记载很多，然而似乎没有人研究过。杜正胜的《古代物怪之研究：一种心态史和文化史的探索》（上），由近代残存的物怪观念上溯，论古代的山川物怪，推测“物”的语源，进而讨论古代与物密切相关的”德“的概念，此二概念与古代统治关系。 （丁）社会群体与社会生活文化研究 梁其姿著《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作者在《导言》中说明她的研究是要”透过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历史，看社会经济改变与价值观改变的关系。“注意于”老百姓的价值观”。她进行的可谓民间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社会史综合研究。 （戊）物质文化与生活礼俗研究 中研院史语所2002年12月14日－15日举办“物质文化的历史研究”，讨论物质与人类行为互动关系，系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之间对话，论人对物质使用方式、过程、出版、意义、变迁、人在其中形成的自我定位，涉及建筑、家具、服饰、乐器、灯烛、浴室、铁器、医药、轿子、图象，从生活礼俗、视觉文化、博物馆藏的认识。日常生活史方面的著作、论文颇多，前述王尔敏的两部专著引人注目，其一是《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论述民间文化八个重点方面，即多神信仰、日常生活节奏、饮食医药与养生益寿法、日常礼仪规矩、应世规矩与关禁契约、玄理术数之信从、游乐才艺、风月调教。作者不写服制、屋宇、舟车，乃因这方面有制度，平民与绅衿官吏在某些方面不易区分，可知作者是写纯粹的平民文化生活。王尔敏还著有《明清社会文化生态》一书。在论文方面，发人深思的颇有一些。王鸿泰撰文：《从消费的空间到空间的消费——明清城市中的酒楼与茶馆》，认为明清时代人们去酒楼原是为饮食消费，成为一种消费空间，而后人们再去酒楼、茶馆，不仅是饮食，还将那种地方当作娱乐场所，向高消费方向发展，使它们变成一种空间消费，因此从酒楼到茶馆，显示休闲性的趋于日常化、普及化，它反映城市生活的发展变化，是城市公共空间日渐扩张的过程。中研院史语所、暨南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于2002年10月在纽约举办明清日常生活’研讨会，这是三方面按合作研究计划进行的专题讨论，相信是会富有成果的，期待阅览他们的论文。（六）社会文化史、礼制与礼俗 张寿安的《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给人的直观感觉是论述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是表述凌廷堪礼制思想的，诚然如此，但是书中讨论了清代中叶礼学思想的兴起的社会与经济背景，礼学思想的社会实践，涉及到恤党赒里、约乡正俗、尊祖收族的民间礼俗，启发读者认识礼制思想在向民间灌输，影响俗礼的演变。张寿安随后撰著《十八世纪理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继续礼学与社会实践关系的探讨。熊秉真、吕妙芬汇编研讨会的论文，成《礼教于情欲：前近代中国文化中的后／现代性》一书，收有王鸿泰、张寿安、刘咏聪、叶汉明、汪荣祖、熊秉真等人的论文，文章论述到礼制与人情，妓女与文人，华南特殊婚俗，幼学发展与儿童关怀等专题历史。 （七）城市史对于城市史的研究，据台湾暨南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生陈怡行的考察，学者不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切入，便是从经济史的角度切入，而对”城市“这个实体空间的研究较少。他综合学者对明清时期城市的研究，认为经历了三次巨大变化，转化成为我们今日所熟识且生活其中的城市。第一次的变化发生于明朝中期以后，第二次发生于清代初期，第三次出现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台湾学者对于城市史研究有着明显的加强趋势。中研院史语所与暨南大学于2001年12月19日－21日合办“中国的城市社会：十四－二十世纪”研讨会，探讨生活史、城市史研究潜力。台湾大学、暨南大学徐泓于2000年到天津南开大学讲演，题目为《明代南京国子监的空间布局》。王鸿泰着《流动与互动－由明清间城市生活的特性探讨公众场域的开展》，对明清城市生活的特点作出着力的描述。其它论着有：张玫玫的《住屋形式与文化》；夏铸九、王志弘的《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汉宝德的《建筑、社会与文化》。王明贤撰文《城市的历史与特征：城市研究新动态》，对于了解城市史研究动态应当是有益的，惜于笔者未能阅览。 四、新史学的研究特点 多年前，定宜庄对于台湾的社会史（实际是指台湾学者所说的”新史学“）研究作过如下的评述：“台湾学者对于社会史的研究，起步既早，起点也相对较高，在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对有关问题探讨的深度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今天我们再看上述的种种具体研究，不难发现八十年代以来台湾的史学研究可以说进入新史学的阶段，以“新史学”为旗帜，大力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和发掘认识深度，此外还有新的进展，就笔者认识到有： 其一、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生态环境史、人群生命史（医疗社会史）、新文化史。这些都不是历史学所单独能够很好完成的，都是各种学科联合进行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交叉进行，至少也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结合进行。如前述刘翠溶等主编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一书中各篇文章的作者的学术背景就清楚地表示出来。作者中有麦克尼尔，是比较环境史学家；墨菲，历史地理学家和都市史家；贺子诺，植物学家；孟泽思，林业学家和森林史家；思鉴，考古学家；苏宁浒，水力学家；张宜霞，实验微生物学家；陆云，农业经济学家；董安琪，经济学家；刘翠溶，经济史家和历史人口学家；魏丕信政治史和经济史家；兰克，水利史家和分析地理学家；斯波义信，经济史家；马立博，社会经济史家；李伯重，经济史家；刘翠溶，历史地图学家和水力学家；程恺礼，公共卫生史家；费克光思想史家和疾病史家；安东篱，妇女及性别史家；桑保罗，哲学史家；邓海伦，疾病史和经济史；等等。这个作者群里，包括了（狭义）历史学家以外的历史地理学家、农业学家、林业学家、生物学家、考古学家、经济史家、哲学史家、水力学家、历史人口学家，拥有自然科学家或具有专门自然科学知识的社会科学学者，这才能胜任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作出象样的成果。但是目前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基本上处于各自从学科出发开展的，尚未达到有计划的合作境地。 其二、新领域的继续拓展。大的研究范围来讲是生态环境史、身体史、新文化史的开拓，在一些固有的领域里，许多新课题是别开生面的，如性别史中阴门阵，医疗社会史中的割股疗亲，心态史中的物怪，群体史中的慈善救济史，人口史的育婴、幼儿史，城市史和生活史中的消费空间与空间消费，宗教史与生死学的关系，民间日用类书的进入研究视野，均给人非常新鲜的感觉。这些新方向的拓延，表明新史学的探索精神、开放精神和研究的活力。 其三、文化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所谓文化史是新文化史，并非传统的文学艺术史、哲学思想史，而是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史，诸如过去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意识、民间宗教和”怪力乱神“的意识。学者在研究中注意观察文化与生活的联系，考察的是生活中的文化因素，文化所反映的生活，意识受生活的影响及其反作用。社会史于文化史的合作，是历史研究的理论升华，从对人类社会的现象的描述进到追寻人们为什么会制造那种生活，提高理性的认识。其四、研究细致扎实。做学问本来就是老老实实的行当，应有认真负责的态度，不能浮躁，哗众取宠。观看新史学的著述，大多是资料翔实的，文必有物的，对新的研究者具有参考的价值。 五、新史学研究与西方史学及本土化讨论 一个民族、国家、地区的学术研究的开展，必须借助其他民族、国家、地区的经验、理论，但是如何借鉴则关系巨大，会影响到学术道路的平坦与曲折，学术研究成绩的多与少，台湾史学界因而重视这一问题的探讨。 （一）介绍年鉴运动及西方新史学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年鉴运动似乎没有怎么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到了下半叶情况大变，台湾学者留心于年鉴运动和西方新史学研究的动向，并有意识地

类书最初是供封建帝王了解治国策略、士子应付科举之用。随着时间的流逝，类书原来的意义越来越淡漠，在保存文献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类书的学术价值主要有二： （1）保存资料 类书在编纂过程中，大多直接采录原始文献。由于兵火水灾等因素，一些图书因此失传。由于类书中保存了有关资料，通过辑录佚文，往往能再现图书内容。如《太平广记》中引用古书达500多种，多数已失传，许多珍贵资料正是由于《太平广记》的引用而得以保存。由于在流传和翻刻中容易形成讹误，利用类书中保留的原始文献，也有助于校勘异文。如鲁迅曾用《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校勘《稽康集》。 （2）查考资料 类书按类编排，非常方便查考有关资料。如《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类书中收录了历代的小说、诗文作品，有助于查找文学方面的资料。《古今图书集成》等综合性类书汇集各专题方面的资料，类似于百科辞典，从中可查找到事物起源、诗文典故、诗词文句、名物制度等资料。近年来新编的一些类书，汇集古今书籍中的资料，同样方便读者查找。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类书有： 《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全唐文》和《古今图书集成》。

目前的研究涉及明清时代的白话等课题，另外两个课题则分别围绕《金瓶梅词话》和《红楼梦》展开，其中已经发表的论文有《〈金瓶梅词话〉与印刷出版文化》和《〈金瓶梅词话〉与日用类书：百科全书体叙述的形成》（分别见与王德威合编的 Dynastic Crisis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Late Qing and Beyond; 刘禾与 Judith Zeitlin 编辑的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红楼梦〉现象及其衍化》和《〈视觉呈现中的红楼梦〉，1791-1919》（收在 Andrew Schonebaum 与 Tina Lu 主编的 Approaches to Teaching The Story of the Stone，即将由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出版）。

明代版刻述略这个链接是全文,一万字不止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文化殿堂的一株璀璨夺目的奇葩。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遗存两相印证，可知至迟在唐代初叶，雕板印刷术就已经出现并应用于书籍的镂版施印了。其后经五代、宋、元的发展和完善，至明而达于极盛。其间所刻，无论规模之巨、数量之大、拟或内容之丰富，皆远逾前代不知凡己。本文即略述明代版刻的源流递嬗，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斧正。一、明代版刻大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无庸置言，中国古籍刻印史的鼎盛时期出现于明绝非偶然，而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相互制约的结果，是社会需要的必然。具体些说，其原因大抵有四：1、明王朝文制政策的需要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众削平群雄，驱逐元统治者至漠北，在金陵（今南京）即皇帝位，改元洪武，建国号大明，是为明太祖。明太祖出身于农家，苦无学术。但是，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他深谙“武定祸乱，文治太平”这一封建社会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在国事初定的洪武二年（1369年），他就诏谕中书省：“朕恒谓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行教化，施教育，在此可以说是作为基本国策而颁示的。欲行此道，图书的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因此，明洪武时期，屡次下诏颁《四书》、《五经》、《通鉴纲目》、《说苑》等有补“教化”的书于学校。朱元璋只能说粗通文墨，但他却写了不少有助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冀使明王朝能“永延帝祚”的书。如洪武六年（1373年）成《祖训录》，垂训子孙说：“后世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违祖训，亡无日矣！”在这里，图书成了教育其后代恪守祖宗成法，以使帝位罔替的重要手段。其实，早在明立国之前，朱元璋就对图书事业显现出了极大兴趣。据明朱国桢《皇明大政记》卷一载：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发兵攻灭陈有谅，即下令访求遗书。明王世贞《命将征讨考》则云：“徐达入北京，封其库府图书宝物。”由此可见，对图书及其教化作用的重视，对明太祖来说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是其大政方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元以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中国近百年，文化事业相对落后，书业亦然。据统计，现存元人旧刻不过六、七百部，仅及两宋所遗之太半，就很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明太祖历百难千劫始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大业，通过重振书业复兴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是其统治政策的需要，也是摆在明王朝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亦即明代书业极隆极盛的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明王朝立国之初，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有利于书业发展的举措，就是上述政策的具体化。据《明会要》卷二十六载：“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同时免去税收的还有笔、墨等图书生产物料和农器。可见在明太祖心目中，作为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书业，与恢复农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是处于同等地位上的。二十三年冬，则“命礼部遣使购天下遗书善本，命书坊刊行。”（亦见《明会要》）前者是通过让利于民来刺激书业的发展，后者则是由中央政府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图书刊刻活动。从官购图书予民刊刻而言，又颇有点民办官助的味道。明王朝对书业的重视，可以说不遗余力了。明享国270余年，自洪武至崇祯历十七帝，其间固然不乏昏庸糊涂，乃至胡天胡地的皇帝，对书业却基本上采取保护、扶持政策，这对明代书业的发展、繁荣，也是一个重要的保证。2、学术发达，著述丰富，出版政策相对宽松文祸不断，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书史的一大特色。类似事件，明代也时有发生。但查诸史籍，除了攻讦程、周、张、朱之学的“惑世”之说，或直接与政治斗争有牵连的著述，如明成祖诏令焚毁有干靖难的史料就是一例，对于民间一般的学术和创作活动，明政府干涉并不多。所以，明代著述急剧增加，丛书、类书的编辑亦十分活跃。清黄稷虞《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人著作达15，725种，而合诸家书目所载，元人著述不过三千余种。其因除明代立国时间较长外，与元代书禁森严亦不无关系。《元史•刑法志》载：“大恶，诸妄撰词曲，……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者，禁之，违者重罪之。”在《大明律》中则看不到这样的禁令。明万历间，廷臣冯琦借焚毁李贽著作之机，上《正士习疏》，建议：“一切坊间新说，皆令地方官杂烧之。”疏进不纳，才使祖龙之火，未见于明，亦可看出明朝的文禁远不似元及清前期苛峻。著述大增，图书编辑活跃，使书业成为有源之水；文禁松施，则为书业发展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空间。明代的图书出版政策，比较于元代也是相当宽松的。据清蔡澄《鸡窗丛话》所记：“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止。”明代则不然，不仅没有这样的繁文缛节，层层把关，逐级审查的图书出版制度，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出版前的审查制度。无论官府、私宅、坊肆，拟或达官显宦、读书士子、太监佣役，只要财力所及，皆可刻书。以至“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没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长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多则以滥，不能不说是一个弊病，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刻书之盛。明人刻书，据统计不下2万种，其中明人著述过半数，没有活跃的学术气氛和宽松的出版政策，在那个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3、经济发达，图书消费市场活跃明太祖出身于农家，了解下层百姓疾苦，建立明王朝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轻徭薄赋的政策，就如他所说：“居上之道，正当用宽。”至洪武十八年（1385年），粮食产量已是元时的两倍。永乐时经济发展更快，“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栗自输京师数百万担外，府库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四方百货，倍于往时”。保证了生存需要之后，才谈得上更高层次的图书消费。明中叶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扩大，通贩贸易活跃，成为刺激书业发展的催化剂。其对书业的影响，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明显的表现：其一：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的扩大，使图书消费群体更为广泛，相对而言这部分人在经济上较为充裕，有余资购读书籍。工商业城镇的兴起和增多，为图书提供了更多的相对集中稳定的集散地。其二：图书是商品。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便捷的交易手段，图书贸易也更为活跃。明嘉靖《建阳县志》载：“书坊街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说明当时的图书行业，已经出现了专事贩运，贸易的商贩。坊肆除了坐店销售自己的图书外，也干起了批发的生意。如织的贩者，大抵类似于今天的书商，在图书流通环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三：市民阶层扩大，促使市民文化蓬勃发展。明嘉靖之后，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也可以说是“市民文学”的锓梓激增，成为书业中最主要的品种之一，就是以市井细民的需要为基础的。而在嘉靖之前，此类书鲜见梓行，其中当然有市场的规律在起作用。明陆容《菽园杂记》云：“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疑未有。观宋潜善《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宣德、正统间，书籍印板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矣！”陆容为明成化间进士，以明时人记明时事，应该是可信的。如果说明初是书业的恢复期，宣德至正德为发展期，嘉靖、万历至崇祯则为隆盛期，其中又以嘉靖、万历为极盛。毫无疑问，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中叶之后的出现和缓慢成长，对书业的发展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4、制书材料生产进步，为书业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所说的“器”指的是纸、墨、笔、砚等关系书业兴衰的物质材料，也是书业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之一。举例来说，现今所能见到的元代旧刻，以建宁所出为最多，其地造纸原料丰富，纸张产量较大是一个重要原因。进而论之，元代纸、墨、笔、砚的生产远逊于两宋，书业之不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然，和图书有关的材料制作业和书业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材料业的发展可以满足书业的需要，书业兴盛又会刺激材料业的进步。明代，两者之间就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互动的。明代纸、墨、笔、砚的制作，无论数量之大，制作之精、品种之丰富，皆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以笔而言，明笔一改元时笔毫软散的习尚，硬毫成为时兴。明陈继儒《泥古录》称：“笔有四德，锐、齐、圆、健”，强调的就是笔毫要劲健有力，富有弹性。元及明初刻书，盛行赵（孟頫）体，尤其元中叶之后，有刻几全为赵字风范。明中叶之后，仿宋刻本蔚然成风，字多为欧、颜体。赵体纤弱，笔毫宜柔；欧、颜体遒劲有力，笔毫宜硬。可见，制笔工艺的改革，实则就是当时书法风格的反映，当然也影响到刻书的用字。生产规模扩大，分布地域广泛，新品名笔后来居上，是明代笔业的又一特点。其时，元代始崛起的湖笔如日中天，湘笔之盛，几可与湖笔并驾齐驱。与此同时，京笔异军突起，成为北方笔业的中坚，时人称“南有湖笔，北有京笔”，即此之谓。名笔佳品增多，书家誊稿，根据所书字体需要对笔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明代尤其是晚明有不少精美的写刻本传世，和笔业的进步是分不开的。明代制墨业一扫元代颓势，制墨名家倍出，流派众多，墨质精良，墨式新奇，有人将此比喻为诗之盛唐，词之宋时，诚不为过。中国古代有关墨的代表性专著，如程君房的《墨苑》、方瑞生的《墨谱》、李孝美的《墨谱》、万寿祺的《墨志》，皆诞于明，足征其时墨业之盛。以晚明印本而论，距今已逾三个半世纪，不少传世之本墨色仍显莹润亮泽，宛若新印，可见墨质之佳。明代的制砚业，亦颇发达。入明之后，传统的名砚如端砚、澄泥砚等枯木逢春，再入佳境，一些新开发的砚材亦负盛誉，如北京的潭柘紫石砚、东北长白山的松花石砚，四川的嘉陵峡砚等，名色繁多，无复一一列举。书之所以为书，正赖纸张为其载体。明代造纸业的发展，更可谓盛况空前。清康熙《上饶县志》记明时江西上饶县石塘镇“纸厂槽不下二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十人。”也就是说，一地纸坊用工，多达三百至六百人，推及全国，纸业规模之大，可以想见。明代不仅民间造纸，宫廷内府也造纸。据万历《大明会典》等书载，司礼监有制纸匠六十二人，所制纸品名色有宣德纸、大玉版纸、大白版纸、大开化纸、毛边纸等。造纸业的大发展，为明代书业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明刘若愚《明宫史》载《佛经一藏》的用纸情况：共需用白纸45，023张，黄毛边纸570张，白户油纸10，395张。明人喜编印大型的丛书、类书、文集，动辄一部书数百卷上百册。明代产生的一些大型著述，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等白话长篇小说；《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医药、农业著作；《筹海图编》等军事著作，都是页数以千计的鸿篇巨制。没有纸张的大量生产，这类图书锓梓传世根本无法想象。明人对印书用纸颇有研究，或者正因为书业之盛，才引起学者的关注。明朝的大学问家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就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为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闽中纸短窄熏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值最廉。”明代纸的名色很多，大约逾百种，但除明初承元余绪，有过少量的黄白麻纸本外，主要分绵纸、竹纸两类。绵纸以桑皮为主料，竹纸则采用竹子的纤维为原料。明代刻书，早期常见用白、黄绵纸，嘉靖、隆庆间用白绵纸多，也有少量竹纸印本，晚明则多用竹纸。一般来说，嘉靖之前的绵纸质佳，纸质莹洁，有如玉版，韧性亦佳；隆庆之后，所制则较为粗厚。竹纸薄且易老化，但绝少虫蛀。明谢肇淛说：“国初用薄绵纸，若楚、滇所造者，其气色超元匹宋；成、弘以来渐就苟简，至今日而丑恶极矣！”所谓“丑恶极矣”，指的就是竹纸。相对于绵纸而言，竹纸质较次而价亦廉。明中叶之后，国用不足，民生凋敝，易绵而用竹，正是物力艰难在书业上的反映。明嘉靖之后，坊刻本大行于世，坊肆为降低成本而用竹纸，是图书商品化的必然结果，谢氏以书论书，以纸论纸，未免有些偏激了。

明代用于出版的图书类型特别丰富，图书市场上除《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外，用于出版的图书类型主要有通俗小说、八股文选本、日用类书，以及经商用书等。

通俗小说始于宋元时期的话本，明代进入繁荣发展期。从嘉靖年间起通俗小说逐渐成为畅销书。如《三国志通俗演义》、《韵府群玉》、《青楼韵语》等，声价籍籍一时，海内争相购赏。

关于八股文选本，明代推行开科取士科举制度，考试专以“四书”、“五经”命题。许多书坊看中这一市场机会，重金聘请文人从“四书”、“五经”的内容中各选出一二百个题目，每个题目做八股文一篇刊刻成册，即为明代中后期在市场上十分流行的八股文选本。如明万历末年，江西的陈际、艾南英等文人的八股文选本，曾经风行一时。苏杭一带的书坊，常常花重金聘请他们选文。

日用类书是民间普通大众适用的日用参考书，其内容庞杂，天文、地理、旅游、交通、养生、卜验等均包容其中。

经商用书则是以商业经营为主要内容，包含商业经营思想、商人职业道德、经营方法等。在当时，以《万宝全书》为书名的经商用书

就有近10种。如《华夷风物商程一览》、《士商类要》、《客商一览醒迷》、《士商要览》、《商贾指南》等书，尤为商人们青睐。

明代书价与前朝相比相当便宜，明代的刻本、宋刻本、抄本，它们的价格都很低廉。比如：明代刻本《新刻搜罗五车合并万宝全书》34卷，8册；明代官员葛寅亮撰《金陵梵刹志》53卷；著名小说家许仲琳撰《新刻锺伯敬先生评封神演义》20卷，100回；崇祯年间存仁堂陈怀轩刻本《新刻艾先生天禄阁汇编采精便览万宝全书》37卷，5册；《南华真经》，宋版，5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