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广西常平仓研究论文

中国古代的常平仓制度，有何历史渊源？发挥过什么样的重要作用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立国的大国，千百年以来，农业始终在国家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有时甚至决定着一个王朝的兴衰荣辱，重农的王朝基本都能保持稳定和繁荣，反之则很难容易使国家陷入动荡不安甚至是混乱。历史上暴发的无数次农民起义几乎都与农业发展问题有关，他们提出的口号也多与农业的基础——土地有关，而纠结土地问题实际就是纠结粮食的分配问题。

中国的先民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很快就认识到解决土地问题，实际就是解决粮食问题。那么，怎样才能延缓和削弱因为粮食问题可能导致的一系列危机呢？

众所周知，在古代农业生产力比较低，粮食生产的安全性比较脆弱，农业发展深受自然条件影响，粮食生产常年面临丰收或歉收的不确定性，还必须承受季节性的延宕，这些客观影响使粮食供给在时间上的分配极不均衡。

其一般规律是，丰年基本没有问题，歉年则可能矛盾重重，夏秋季节往往好过，冬春季节则可能显现危机。在我国很早就存在比较活跃的商品经济的背景下，这种规律的一般表现就是粮价的大涨大落。

《汉书·食货志上》说："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

解决"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问题，正是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想努力缓解粮食供求矛盾的动机和出发点，这样稳定粮价，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就成为统治者必须重视的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常平仓就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备受统治者青睐的法宝之一。常平仓制度的发展脉络非常清晰，滥觞于先秦，肇始于西汉，成熟于唐宋，终讫于清末。该制度在发展过程中时废时行，上下绵延两千年。

其制度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免行生出虬枝蔓叶，但从总体上看，它是秉承了春秋战国时期范蠡的（"平粜＜tiào＞"论）、管仲的（"敛轻散重"论）和李悝的（"平籴＜dí＞"论）等先秦诸子的物价"常平"意旨，然后通过粮食在丰年或者收获的时候尽量多买进一些（籴），将其储备于仓中，遇歉年或青黄不接时再卖出（粜），以此来调节粮食供求关系，这种政策就是常平仓制度。它实质上是我国封建社会所奉行的一项有效的社会管理制度。

西汉宣帝时的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算是我国完善的常平仓制度的创始人。公元前54年，他奏请在北方边郡筑仓，"谷贱时则增其贾而籴以利农， 谷贵时则减贾而巢"，但设仓的意图主要还是解决戍边军兵的粮饷供给问题。

东汉永平五年（公元62年），汉朝开始在内地设常平仓。此后，东晋武帝太始四年（268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6年），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年）都曾诏谕天下兴举常平仓。唐太宗和唐玄宗更是先后指令一些重要的道、州等地方籴谷建仓。

开元七年（719年）议定大州发仓谷籴本三千贯，中州二千贯，小州一千贯，首次为地方行政单位的常平仓粮规定限额。宋代在真宗时，曾专设司农寺主管全国常平仓事务，按万户需籴万石拨出专门款项作为常平仓本金。

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朝廷出定制："丰年则增市价十之二以籴，俭岁则减市价十之一以出，平岁则已。"首次订立籴粜的价格标准。

元代先以"和籴"粮和漕粮拨充常平仓谷本，继以所征铁课之资作为籴本。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的诏令中，第一次明确提到了在县一级行政单位上设常平仓。

明代没有广泛推行常平仓制度，替代它的是以粮食的借贷为主要职能的"预备仓"。

清代顺治十七年（1660年）规定常平仓"春夏出粜，秋冬籴还"，灾年散给贫民。由以前历代通行的以丰补歉的年度调剂变为一年中的季度调剂。康熙二十年（1682年）下令按劝捐常平仓谷数量分等议叙地方官吏。与过去谷本取资于国家财政不同，官绅捐纳成为有清一代常平谷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为防仓谷霉烂，实行"存七粜三"之制，以出陈易新。乾隆时期，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粮食紧张，米价飞涨，为避免进一步缩小市场的粮食流通量，清政府不得不在乾隆八年（1743年）下令暂时停止采买粮入仓。4年后，又令各省常平仓谷总额以雍正年间所贮之数为准，溢额部分出粜。

自此以后，清代常平仓由盛而衰。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国内兵连祸结，朝廷虽屡令兴办常平仓，但收效甚微，各地常平仓大多有名无实。以上就是我国常平仓制度的发展概况。

常平仓制度在我国虽然源远流长，但是自唐代以前，它还只是作为朝廷一时的权宜之计，在局部地区加以推行。唐以后，除个别朝代外，它基本都被作为一项既定的基本国策，在较大规模上推广开来。

当王朝政治清明、国库殷实、社会安定时，常平仓就能较好地得到贯彻执行，对稳定粮价，救济灾荒和发展生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当王朝政治腐败、国势衰微、社会动荡，甚至是地方割据时，常平仓制度往往就成为流于形式，有名无实，甚至是敛财害命的一种工具。封建王朝的许多"善政"在这样的时代，基本都变成了掌权者、贪官、劣绅们吞噬国财、鱼肉百姓的渊薮，成为害国殃民的蠹政。在小农经济和官僚主义政治的历史舞台上，一切所谓"法美意良"的政策或制度，都无法克服权欲的侵蚀，形成戴着同一个脸谱却扮演不同角色，呈现不同面孔的统治工具。

但不管怎么说，常平仓制度还是在我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拯救过无数饥饿百姓的生命，这是必须给予肯定的。

乾隆年间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研究论文

在学习和工作的日常里，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论文了吧，论文可以推广经验，交流认识。相信很多朋友都对写论文感到非常苦恼吧，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乾隆年间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研究论文，欢迎大家分享。

摘要：

物价问题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物价的波动是反映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晴雨表，在“乾隆盛世”时期曾出现过物价持续长久的现象，物价上涨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产生很大的影响。而物价的上涨也是有其原因的，人口的增加、白银数量的增加、国家仓储数量的过多都是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乾隆；物价上涨；人口增加；

引言：

银两和铜钱都有自己的本位，存在着不同的流通领域。银两主要用于批发交易、政府税收和大量的薪俸支付，而铜钱则主要用于零售市场及日用工价的支付。柴米油盐、日用百货，在人们的生活中，用钱的时候比用银的时候多得多，甚至求田问舍、买房置地也以钱几百吊、几千吊计算，实际在流通中，钱似乎是法定的，银似乎是变通的。在价值上，银是贵重的，钱是廉价的。银和钱互相兑换，比例数并不固定，时涨时落，也就直接影响到物价的高低。清朝顺治—乾隆前期物价多用银，乾隆后期较多以铜钱。乾隆十七年常州府无锡、金匮县“邑中交易，银钱并用，而昔则用银多于用钱，今则有钱而无银矣。康熙中，自两以上率不用钱，虽分厘之细，犹银与钱并用……雍正中犹然……自乾隆五六年后，银渐少钱渐多，至今日率皆用钱，虽交易至十百两以上，率有钱无银”(1)。

1、乾隆时期的物价状况及其影响

乾隆时期物价上涨状况

有清一代，粮食上涨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水旱灾害对粮价上涨的影响尤为严重。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根本，小农经济下的农业种植因为水旱灾害而在社会环境稳定，农业生产有序进行的状况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生产的粮食能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较少与商品贸易关系。由于社会上粮食供求关系的平衡，粮食价格也维持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但是水旱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粮食产量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农民自己生产的粮食难以维持自身的粮食需要，为了生存，被迫向社会购买粮食，粮食价格因此出现了较大的涨幅。

“康熙四十六年，苏、松、常、镇四府大旱，是时米价每升七文，竟长至二十四文”(2)。粮食的价格是相对稳定的，多是在饥馑时期才会出现大范围的上涨。粮食歉收，甚至绝产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显然会引起各种物价的较大变化，“粮贵物贱”的现象往往出现，粮食价格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灾民的其他财产价格则相对低廉。灾民为了生存，用手中的东西以极低的价格去换取粮食，以求得旦夕的.温饱。

物价上涨对社会不同阶层的影响

物价的大幅度上涨给广大民众的经济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清朝统治阶层对这也有这深刻的认识，如乾隆十六年，乾隆曾说道:“楚省正、二月间米价自一两一、二钱至五、六钱不等，虽未至二两，而民食已难。”(3)粮价大幅的上涨，而基本的税收收入却没有降低，这使得农民的基本生存受到极大的威胁，为了生计，许多饥民不得不用尽一切的方法去满足自身基本的生存需要。自身的农业生产难以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使得许多农民放弃从事农业生产，而进行逃荒，土地荒芜、劳动力流失成为常态。农民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大量地向自然进行无节制的索取和开发，这些也对社会生态环境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总之，物价的大幅度上涨严重打击了农民原本就脆弱的生存，进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后果，对社会生产的破坏不言而喻。

物价的大幅上涨，社会各阶层、各集团都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国家公职人员对物价上涨也深有感触。物价的大幅度上涨，而基本的收入却没有得到增加，清朝的各级官员为了自身的提升和晋级，而出现了大量的“冰敬”、“炭敬”、“别敬”、“别仪”、“年敬”、“节敬”、“瓜敬”、“笔帕敬”等名目繁多的开支，这种情况必然会使得他们去剥削普通民众，官员的清廉程度也可想而知。清代许多制度承袭于明代，因而各级文武官员俸禄极为微薄，“火耗”是官员收入的一大部分，雍正时期，由默许地方文职官员私征耗羡改为官给养廉。从表面上看，外官新得养廉之银，使得他们的收入有了很大的增强，但实际上由于物价的波动并未得到什么实惠。养廉银的开支，不足以应付日用、办公和应酬，官员们只好以其他名目获取钱财。军队官员中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使得军队中的人生计难以维持，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乾隆中期以后，贪污成风、吏治腐败，或许可说是受到了这一现实的影响。

2、乾隆时期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物价是因生产量和货币量等外在量性因素而变动的数值。(4)本文认为乾隆时期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产生的压力、市场中流通的货币过多即通货膨胀、国家粮储过多等方面造成的。

物价上涨与人口压力

粮食涨价与人口激增有着很大的关系，清朝以来实行的取消人口税的“摊丁入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人口的增殖，这在清朝初级对于恢复社会生产力和促进社会进步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而人口增殖陷入一种快速增加而无法控制的状态，这就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沉重压力，乾隆年间的人口问题更加明显，人口对土地形成的巨大压力。乾隆时期，人口增长速度较快。乾隆十六年(1741年)统计全国人口亿，四十年(1776年)达亿，五十九年达亿。(5)即在半个世纪之内，中国人口增加一倍还要多。而耕地面积则增长有限，仅仅增加了千万亩，难以满足大量人口增加的粮食需要。在土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农业技术革命难以有突破性的发展，粮食总量的增长就十分有限，市场上有着大量的粮食空缺而无法填补，这就导致了粮食的奇缺，使得物以稀为贵，粮价就居高不下。乾隆也不得不承认人口的压力:“况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物产祗有比数，而日用日渐加增。”(6)

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

另外，乾隆时期物价上涨与市场中流通的货币量和银钱比价的波动有关。清朝前期的中国社会处于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高度发达，对西方国家的商品需求量不大。而中国的瓷器、丝绸在西方国家则属于高奢侈品和消耗品，需求量极大。西方国家在与中国进行贸易时，没有足够吸引中国的产品，不得不用白银来中国购买相关产品，这使得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使得中国的银钱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的白银从欧洲流入”(7)。在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同时，清政府投放流通领域的制钱数量也有了大幅度增加。白银和制钱数量的增强使得“钱贱物贵”的现象持续不下，这对百姓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物价上涨与国家粮储

为保证国家对粮食价格的有效掌控、对灾荒救济的有效救济，清代国家有着完备的粮食储备制度。乾隆时期的粮食储备尤其丰富，这也成为物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乾隆曾说:“乃体察各省情形，米价非惟不减，且日渐昂贵。不独歉收之省为然，即年谷顺成，并素称产米之地，亦无不倍增于前……细求其故，实系各省添补仓储，争先籴所致。”(8)

为了控制仓储过多，保证粮食价格的稳定，乾隆曾下令暂停采买和纳谷捐盐，只允许在丰收年景和丰收地区少量采买。乾隆十三年更明确下令，各直省常平贮谷数量，应按照康熙年间旧额，多出部分以次出粜，或拨运补邻省不足。与此同时，乾隆还指示要充分发挥常平仓调剂粮食供应的作用。常平仓每年除了按“存七粜三”原则进行周转外，还要在荒年米贵之时，压价平粜，以赈灾民、抑粮价。

乾隆时期物价特别是粮价出现持续增长的局面，是粮食供不应求、生产量与货币量等矛盾激化的结果。首先，人口的增长加重了对粮食的需求，在生产水平以及社会整体的生产量没有很大提高的情况下。政府的粮食储备较之前期又比较多，虽然仓储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调节物价的作用，但因政府采买过多，导致市场上流通的粮食更加少。另外，乾隆时期市场上流通的银钱又多于正常的需求量。供大于求，势必导致物价的持续上涨。

总之，乾隆年间出现的物价上涨是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而成，它对当时的社会各阶层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参考文献

[1]许梦博.被物价支配的经济史[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

[2]常建华.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张研.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清圣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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