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兵法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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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的军事谋略思想一、关于战争问题 《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把战争看作关系军民生死、国家存亡的大事而加以认真研究，并且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火攻》）。它又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主张对敌对邻国可能的进攻，必须做好准备。这些论述，反映了它重视战争，对战争抱慎重态度和要求有备无患的思想。 《孙子兵法》论述了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提出了道、天、地、将、法等“五事”，井分别作了阐述，认为要取得战争胜利，还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力量（包括军事力量）。有利的天时、地利等客观条件，平时严明的管理和训练，战时正确的军事指挥等。这些也是《孙子兵法》对战争问题的可贵见解。二、关于战略原则问题 《孙子兵法》中关于战略原则，包括作战方针、作战形式、作战指导等，都体现了军事谋略思想。 在作战方针上，《孙子兵法》主张进攻速胜，强调“兵贵胜，不贵久”（《作战》），认为“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作战》）。这反映了地主阶级在上升时期政治上要求发展的需要和当时经济、军队组织等条件的限制。为了达到进攻还胜的目的，在具体作战上，《孙子兵法》主张要充分准备，“先胜而后求战”（《形篇》）。要“并气积力”（《九地》）、“并力、料敌，取人”（《行军》）、“并敌一向”（《九地》）。这些都是要求要有充分的准备，要集中兵力。《孙子兵法》对进攻行动要求突然性，要“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要“避实而击虚”、“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虚实》），这些突然性都体现了避实击虚的奇袭思想和机动作战思想。所谓“虚”，是指敌人的弱点。《孙子兵法》的进攻作战，主张速决。它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九地》）。要求军队的行动要“其疾如风”、”动如雷震”（《军争》）。它注重造势，造成有利的进攻态势。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篇》）。要造成像湍急的水奔流倾泻，以至汹涌地冲走石头那样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然而在国家被侵略时，战略的持久防御却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方针。三、关于军队建设问题 《孙子兵法》关于军队建设问题的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根据当时新的土地关系而企图革新军制的需要。它关于军队建设间题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将帅和对治军两方面的论述中，提出了不少新的主张。《孙子兵法》关于治军的论述，概括地说，就是用文武兼施、刑赏并重的原则治理军队。《孙子兵法》在战争中“令民与上同意”（《计篇》）的要求，反映在治军中就是“上下同欲”（《谋攻》）。《孙子兵法》很重视和强调将帅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选拔将帅的新的标准，这从其在13篇所占的分量中便可以看出。不管是奴隶主阶级的军队，还是新兴封建主的军队，它都是统治阶级的专政工具，负有对内镇压、对外抵御或侵略的职能。因此，从有甲骨文字记载的商朝开始，奴隶主阶级就要求时军队进行严格的训练，如“庠射一词，指的就是教习射艺。在战争中也向奴隶们公开宣告：有功者赏，畏敌、逃跑者杀。由此可见，我们要评价《孙子兵法》在治军问题上的建树，不能仅仅从一般意义上去考察，否则就无法分清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阶级在军队建设上的根本区别所在。

孙子兵法》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书中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 强弱、攻守、胜败、利害等。《孙子兵法》正是在研究这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其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这当中体现的辩证思想，在中国辩证思维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孙子兵法》谈兵论战，集“韬略”、“诡道”之大成，被历代军事家广为援用，《孙子兵法》缜密的军事、哲学思想体系，深远的哲理、变化无穷的战略战术，常读常新的探讨韵味，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也拥有广泛的影响，享有极高的声誉。纵观我国研究《孙子兵法》的历史，就可发现其存在着尊奉与贬斥并存、兴衰与治乱相背、祖述与创新兼有、研史与论略相成、高深与普及并重、书生与武人共论等特点。尊奉与贬斥并存。从战国时起，各代对《孙子兵法》就既有尊奉者，又有贬斥者，二者并行不悖。如《荀子·议兵篇》中记载的临武君就唯孙子是奉，而荀子则对其持贬斥态度。汉代一些学者将“孔氏之道”与“孙吴之术”对立起来，对战国以来出现的“先诈力而后仁谊（义）”的社会思潮进行了清算；但同时官方又高度重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书的整理和校阅。宋代出现了尊奉与贬斥孙子两个截然相反、并峙而立的高峰，尊之者奉之为“武经”，贬之者斥之为“盗术”。这种争论流风所及，至明、清而不衰。兴衰与治乱相背。即《孙子兵法》研究逢乱世而兴，遇治世则衰。中国历代和平时期大都会出现“士大夫耻言兵”的情况，《孙子兵法》研究萧条，兵学著述甚少，或应景者多，有价值者少，浮躁者多，深入研究者少；而每逢战乱时期，孙子研究就兴盛，兵学著述就繁荣。如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对《孙子兵法》内尊而外贬，甚至实行禁锢政策；唐朝自高宗至玄宗前，宋朝自太祖后至仁宗前，均曾出现兵学萧条景象。而战国时期、三国时期、唐安史之乱后至灭亡，宋仁宗之后至南宋亡，民国等时期，则都言兵者甚多，兵学著述传于世者亦繁，有价值者也较多。这一历史现象昭示后人：修文亦须尚武，治世休耻言兵。祖述与创新兼有。中国历代研究孙子，注释、阐发者居多，其间亦有创新。如对虚实、奇正、速久、形、势等军事范畴的注释与阐发，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被注入新的内容。但总的看，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社会形态之中，生产力发展缓慢，军事技术进步迟滞，人们在观念上重传统而多保守，闭关锁国，缺少交流，因此，人们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多祖述而少创新。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西方兵学理论涌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兵学理论在碰撞中相融合，对传统兵学理论进行重塑，才使之出现了新的飞跃。研史与论略相成。中国历代兵学家强调研究兵法要与研究军事历史相结合，为提高谋略水平而研究历史，研究历史为提高谋略水平服务，史与略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注释、阐发《孙子兵法》都列有大量史例，讲军事史者，也必以《孙子兵法》军事理论为指导。所列史事是对兵法谋略的例释和阐发；而所讲兵法谋略则是对史事的理论概括和升华，二者相互为用，成为兵学家们注释阐发《孙子兵法》思想的重要方法，亦是培养造就军事人才的不可缺少的途径。这与西方古代重史轻理的军事学研究倾向有很大不同。高深与普及并重。中国历代兵学家研究《孙子兵法》既重视深研和提高，又重视普及和实用，形成了两者并行、相互为用的研究传统。他们高度重视“古”为“今”用，为“今”而研“古”，对《孙子兵法》的精义既注意向高深处开掘，又注意为当代“武人”、“士子”等社会大众服务。《六韬》、《卫公兵法》等，都可视为当时的普及《孙子兵法》之作。叶适所谓《六韬》“似为《孙子》义疏”，杜佑所说“《卫公兵法》，悉出《孙子》”等，即是指此。历代注释、疏解《孙子兵法》之书，大都具有提高与普及并重的特点。书生与武人共论。中国历史上研究、注解、阐发《孙子兵法》者，既有武人，也有书生。前者如韩信、曹操、李靖、戚继光等；后者如张良，杜牧、梅尧臣、茅元仪、孙星衍等。武人有军事实践经验，其论多有创见而可操作性强，但往往理论性不足；书生论兵，视野开阔，学贯古今，理论水平高，但缺乏实践经验，正可弥补武人论兵之不足，二者互相结合，相辅相成，促进了中国历代兵学的发展。如何认识《孙子兵法》的特点和长处、弱点和不足，这是个很有意义的问题，要置身于中西军事理论比较，从《孙子兵法》对未来军事理论发展可能发生的深远影响来思考。中国重视经世致用，《孙子兵法》同样是从实用出发论述军事问题的，《史记》记载的孙子献书就说明了这一点，《孙子兵法》是为吴王争霸服务的“计”，是要解决争霸中的问题的。而且《孙子兵法》以《计篇》为首，重视“算”也是个证据。黄朴民先生说《孙子兵法》全书就两个字，一个是“算”，一个是“诡”，是把握了《孙子兵法》的核心精神的。“算”是一种数学应用技巧，是为解决问题服务的。所以《孙子兵法》与中算理论一样同属于一种文化传统，与吴文俊先生所说的相似，也是从问题出发，以解决问题为主旨，围绕运筹决策重谋、重用兵艺术是其特色”，《孙子兵法》影响中国兵学的发展至今，说明中国兵学有着自身的发展途径与独到的思想体系。这是《孙子兵法》的特点，也是她的长处。《孙子兵法》的这些特点是由她所处的时代和社会造成的，又是与这个时代和社会相适应的，也就成了一种长处。但随着历史的推移，社会的变迁，这种长处也会变成短处。这也是她在清末后差点被淘汰的原因吧，在近现代军事斗争中，《孙子兵法》曾经被视为无用，可以说是毛泽东才使《孙子兵法》的长处重新得到重视的。但问题是我们不能用以她的特点和长处掩盖她的弱点和不足。《孙子兵法》重视解决问题，轻推理论证，就包含了她的先天不足，因为轻视论证和逻辑推理论证，总是理论发展的一种短处，这也是在《孙子兵法》之后中国兵学发展不大的重要原因。现在的人们在读《孙子兵法》时，往往只看见诡道而不知她更重视综合制胜的智慧。要认清《孙子兵法》的弱点和不足，可以从《战争论》和《孙子兵法》这两部中西兵学经典的比较中看出来。《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就明确他着眼于理论。他从搏斗这个“细胞”出发，从“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概然性和偶然性”三大战争“公理”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建立起了一个演绎化的战争理论体系。《战争论》从公理出发，以推理论证为主旨，重视用兵中科学性，注重从原理出发和重视计划为其特色，这与西方文化传统也是一致的。她也影响了西方军事重视科技制胜的发展途径和重实力制胜的思想倾向。同样《战争论》的长处也包含了她的先天不足，在战争实践中已暴露了《战争论》的弱点和不足，如唯暴力倾向，从理论出发的教条主义和从规律出发的科学倾向。因此，中西兵学理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西方军事界是开放和明智的，因为他们重视向对手学习，重视从《孙子兵法》中吸取养料去补充自己的所偏，使他们的用兵实现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美军入侵伊拉克的过程，与孙子五战入郢何等相似！倒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不善于向西方学习，在近现代《孙子兵法》研究中，或者一味向《战争论》求同，忽视了求异，失去了对自信，不敢发掘或肯定《孙子兵法》中的独特性。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许多人沉谜于对《孙子兵法》的崇拜中而自喜，近现代有几个中国人研究《战争论》！甚至是有多少人不读《战争论》就说《战争论》不如《孙子兵法》，还引用《战略论》的作者推重《孙子兵法》人为例子，真是可悲！中国人读《孙子兵法》有其西方人所没有的优势，但也有读《战争论》的劣势，但我们并没有发挥我们读《孙子兵法》的优势，甚至还不如西方人，如对《孙子兵法》的理解就只剩下“用兵之妙，存乎一心”的诡道艺术了，对《孙子兵法》中的科学性没有认真深入地发掘；又没有认真读《战争论》，这是不如西方人的地方。西方人把《孙子兵法》译为用兵的艺术或战争的艺术，是看到了他们所缺的，他们要以《孙子兵法》的艺术性去补其偏科学性的不足，而我们却不会自觉地从《战争论》中吸取其科学性来补我们偏艺术性的不足。相比较之下，西方人正在实实在在地进行着综合创新，而我们却在不知不觉地进行着综合创旧，在倒退。科学与艺术是一体又互动的，两者的结合要在着眼于未来，要着眼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吸取《孙子兵法》和《战争论》的优点而重新进行理论的综合创新。西方人可能以《战争论》为基础进行综合创新而有其新的特色和发展，而我们则可能以《孙子兵法》为基础进行综合创新而有了中国人的个性和独创，如加强对新的时代和社会条件下“胜”的规律性地研究，使《孙子兵法》中五事知胜的“知”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从而吸取了《战争论》的长处。进而又要能运用《孙子兵法》“计利”的辩证法探索取胜的艺术，发挥《孙子兵法》的长处，从而也能提升《孙子兵法》的研究水平和层次。如何综合创新，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更是个艰苦的长期的创造过程，但毛泽东在这方面已经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