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清时期论文范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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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家具的地域鉴定 明清时期各地都有家具生产，精制的则主要产于苏州、广州、北京、徽州、宁波、福州、扬州、山西等地区。各地区因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家具风格。其中以苏州、广州、北京制作家具最为著名，“苏式”、“广式”和“京式”被称为明清家具的三大名作。苏式家具 以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所生产的家具。苏式家具历史悠久、传统深厚，是明式家具的发源。明代苏式家具格调大方、简练、造型优美，线条流畅，比例适度、精于用材。与京、广相比，硬木来源并不充裕，因此用料往往精打细算，大件器具常采用包镶手法，杂木为骨，外贴硬木薄板；小件更是精心琢磨，小件碎料拼接的构件常见。这种技术要求较高，费工费时，但都能作到天衣无缝，保持美观。进入清代以后，苏式家具也向富丽豪华方面转变，但逐渐被广式家具超越。总的来看，苏式家具的最大特点是造型上的轻与小，装饰上的简与秀，苏作家具常用小面积的浮雕，线刻、嵌木、嵌石等手法，题材多取自名人画稿，以山水、花鸟、松、竹、梅多见，并喜用草龙、方花纹、灵芝纹、鱼草纹及缠枝莲等图案。广式家具 广州地区制作的家具被称之为广式家具。广州地处我国门户开放的最前沿，是东南亚优质木材进口的主要通道，当时两广有是中国贵重木材的重要产地。得天独厚的条件促进了广式家具的发展，清中期以后，异军突起，超过了苏式家具，成为清式家具最著名的产地。广作家的特点是，用料粗壮，造型厚重，用料清一色，互不掺用，气度豪华气派。结构、造型和装饰上，受西方建筑装饰风格影响较大，多为中西合璧之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广式家具中的镶嵌技艺独步一时，堪称一绝。京式家具 京式家具不是指一般的民间用品，而是指宫廷作坊在北京制造的家具，以紫檀、黄花梨和红木等几种硬木家具为主。由于宫廷造办处财力、物力雄厚，制作家具不惜工本和用料，装饰办求华丽，镶嵌金、银、玉、象牙、珐琅、百宝镶嵌等珍贵材料，非其他家具制造可比，使京作家具形成了气派豪华以及与各种工艺品相结合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过分追求奢华和装饰，淡化了实用性，甚至成为一种摆设，这是京作家具最大的遗憾。 古典家具之美 中国古典家具能完整表现设计者的思想气质，体现时代的特征和人文气息，富有特殊的文化内涵。王世襄先生曾将其总结为十六品：“简练、淳朴、厚拙、凝重、雄伟、圆浑、沉穆、豪华、文绮、妍秀、劲挺、柔婉、空灵、玲珑、典雅、清新。”并以文图对照说明，从而把家具之美尽情展现。古典家具之所以美，美在其形：中国明式家具以其朴素、大方、流畅、舒适的造型和清代家具以其稳重、豪华、艳丽、威严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欣赏明式家具犹如看芙蓉出水，佳作天成，而欣赏清代家具则如贵妃出浴，清丽绝尘；美在其工：我国自战国时代已经熟练使用了榫卯结构技术，格肩榫、透榫、燕尾榫、勾挂榫为历代制作家具所沿用。明代家具结构科学，榫卯精巧，坚固牢实，比例适度。清代家具讲究气派，雕刻、镶嵌、填漆等工艺技术交相争辉，其精巧之处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美在其质：明清时期，家具采用较为昂贵的优质木材，如紫檀木、花梨木等，木质芳香四溢。制作家具利用木质本身的自然纹理色彩，很少雕刻花纹，边角处刻出线条，既增加了美观效果，又不破坏木质纹理的自然特点，给人以文静、柔和的自然美；美在其用：古典家具最大的可取之处是坚固耐用，而且很实用。明式家具 明式家具是指制作于明至清代前期材美工精、典雅简朴具有特定造型风格的家具。明式家具以结构上的合理化与造型上的艺术化，充分地展示出简洁、明快、质朴的艺术风貌。并善于将雅俗熔于一炉，雅而致用，俗不伤雅，达到美学、力学、功用三者的完美统一。明式家俱一般是指在继承宋元家俱形式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流行于明代中期至清代早期的以紫檀木、花梨木、红木、铁力木、鸡翅木、榉木等优质硬木和柴木为主要用材。具有特定的式样和风格的家俱。明武家俱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主要是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过明代中晚期几代文人的倡导和直接参与设计，使明式家俱从造型式样、结构到装饰工艺都体现出中国古代传统丈人文化所特有的追求自然、空灵、超逸、含蓄、内向的意蕴，散发出浓郁的文人趣味和书卷气息，成为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史中一颗无比灿烂的艺术明珠。明式家俱的造型有坐具类、几案类、橱柜类、床棉类、台架类、屏座类等 6大类近60个品种。其造型简洁明快、质朴典雅、隽永大方。基木的构造都是将主要构件如腿料、框料、档料、材料等组合成一个基木框架。再根据功能的需要装配不同的板料和附件。在构件的结合上，釉传统建筑木构件的樟卯结构接合方式，设计更完善科学。充分发挥线条艺术的魁力。是明式家俱造型的显著特色。如扶手椅、圈椅、案、几等家俱造型中，不论是搭脑、扶手、柱腿、牙子等构件的线形。都非常简洁、流畅、挺劲、优美而富有弹性和韵咪。明椅靠背板的曲线，在功能上满足了人体靠坐时的舒适感，在审美上，则与中国书法的"一波三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明式家具的整体结构以框架式样为主要的形式，呈现有束腰和无束腰两大结构特征。无束腰家具以圆腿侧足为主，造型简练稳重。有束腰家具方腿直足，或三弯腿或鼓腿 ，形体敦厚而显得庄重秀丽。这两种造法，给人以虚实相间、方正稳重的感受，成功地体现出科学性和艺术性融于一体的造型美。明式家具造型上另一特色是特别讲究线条美。它不以繁缛的花饰取胜，而着重于家具外部轮廓的线条变化，因物而异，各呈其姿，给人以强烈的线条美。如“S”形椅背，既符合人的生理特点，又别具一格。线脚的变化和运用是明式家具线条造型的另一体现。线脚是指家具边框边缘的造型线条。通过平面、凹面、凸面、阴线、阳线之间不同比例的搭配组合，形成千变万化的几何形断面，达到鲜明的装饰效果，极富艺术情趣。通过各种直、曲线的不同组合，线与面交接所产生的凹凸效果，既增加了家俱形休空间的层次感，又丰富了线条在家俱设计中的艺术表现力。明式家俱的椅凳面、桌案西域柜门，普遍采用的“攒 边”工艺。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文化所倡导的含蓄、内向的文化内蕴。在装饰 工艺上，明式家俱一方面充分利用优质木材的天然纹理休现人们追求自然的心理、展现出一种 “天然去雕琢”、“英蓉出清水”般的艺术品格。另一方面辅以适度的雕搂和镶嵌部位多集中在家俱的牙板、背板的端部，纹样线条优美，刀法圆润姻熟浑然无痕。在一些桌、塌、屏风、几、案的体面上还镶嵌纹理自然生动的大理石与木质的纹理相得益彰，为家俱增添了天然的情趣和别有风采的画意。 明式家具装饰手法善于提炼，精于取舍，主要通过木纹、雕刻、镶嵌和附属构件等来体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选料上，十分注意木材的纹理，凡纹理清晰好看的“美材”，总是放在家具的显著部分，格外钧用隽永耐看。雕刻手法主要有浮雕、透雕、浮雕与透雕结合及圆雕等多种，其中以浮雕最为常用。雕刻题材十分广泛，大致有卷草、莲纹、云纹、灵芝、龙纹、螭纹、花鸟、走兽、山水、人物、凤纹、宗教图案等。刀法线条流畅，生动形象极富生气。雕刻的部位大多在家具的背板、牙板、牙子、围子等处，常做小面积雕刻，以少胜多，工精意巧的装饰效果格外引人注目。 明式家具选用优质硬木，紫檀、黄花梨、鸡翅木、铁力木等等为主要用材，就是因为这些木材坚硬细密，色泽华丽，花纹优美。紫檀木质地最坚实致密，每立方尺重35干克"入水下沉，耐久力强，色殷红或棕紫，无疤痕，并有晶莹闪烁的光泽和良好的纹理。黄花梨呈琥珀色调，木质纹理稠密光滑，链莹明亮，尤其是花纹似"鬼面者"特别惹人喜爱，且又能散发出微弱的香气。黄花梨与紫檀均被视为世界上最高贵的家具用材。鸡翅木、铁力木除坚实的木质外，也都以美丽的木纹而深受人们的青睬。 红木，是继黄花梨、紫檀以后采用最多、最贵重的优质硬木，但传统红木家具所选用的木材并非都是同一树种，其品种和名称多达十几种，如酸枝、红木、老红木、新红木、香红木、红豆木、花梨木、新花梨、老花梨等。近些年来，还有所谓巴西红木、泰国红木、缅甸红木、老挝花梨、越南花梨等等。由于红木家具的用材有这许多种不同的名称和类别，因此一般谓之红木的家具在用材上体现的品质和价值也有着很大的差异和区别。故而，无论是对以前流传下来的红木家具作鉴赏或收藏，还是对现代红木家具进行选购，均需首先正确识别家具采用的是什么材质的红木。一般说来，硬木家具的木种，主要包括：酸枝(老红木)、花梨木（花梨又称"花榈"）、香红木(新红木)、红豆木(红木)、巴西红木及泰国红木、缅甸红木、老挝红木等。 明式家具风格特点：（一）造型简练、以线为主 （二）结构严谨、作工精细（三）装饰适度、繁简相宜（四）木材坚硬、纹理优美 清式家具 清初家具沿袭明式家具的风格，但随着历史发展，满汉文化的融合，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清康熙年间逐渐形成了注重形式，追求奇巧，崇尚华丽气派的清式家具风格，到乾隆时达到颠峰。清式家俱是指出现于清康熙年间，盛行于乾隆时期，停滞于清中晚期的具有典型清式工艺美术风格的家俱，其是中国古代家俱历史发展和满汉文化结合的产物。乾隆时期的家具，尤其是宫廷家具，材质优良，做工细腻，尤以装饰见长，多种材料、多种工艺结合运用 ，是清式家具的典型代表。在用材上，清代中期以前的家具，特别是宫中家具，常用色泽深、质地密、纹理细的珍贵硬木，其中以紫檀木为首选，其次是花梨木和鸡翅木 。用料讲究清一色，各种木料不混用。为了保证外观色泽纹理的一致和坚固牢靠，有的家具采用一木连做，而不用小材料拼接。清中期以后，上述三种木料逐渐缺少，遂以红木代替。选村要求无栗皮，色泽均匀，稍不中意宁可弃之而绝不将就。整体用料壮硕厚重作工精细。宫廷家俱造型的气质，雕饰的浩繁精丽，形休的庞大和作风的大富大贵与清宫延统治者的权势和欲望相得益彰。清式家俱装饰扶法精湛采用最多的是雕饰和镶嵌。装饰方面，为了追求富贵豪华的装饰效果，充分利用了各种装饰材料和使用了各种工艺美术手段，可谓集装饰技法之大成。但有些清式家具为装饰而装饰，雕饰过繁过滥，也成了清式家具的一大缺点。清式家具采用最多的装饰手法是雕刻、镶嵌和描绘。雕刻刀工细腻入微，以透雕最为常用，突出空灵剔透的效果，有时与浮雕相结合，取得更好的立体效果。镶嵌在清式家具中更为普遍地运用，有木嵌、竹嵌、骨嵌、牙嵌、石嵌、螺钿嵌、百宝嵌、珐琅嵌乃至玛瑙嵌、琥珀嵌等，品种丰富，流光异彩，华美夺目。其中珐琅技法由国外传入，用于家具装饰仅见于清代。描金和彩绘也是清代家具的常用装饰手段，吉祥图案是清式家具最喜欢的装饰题材。综观清式家具，以清中期为代表，总的特点是品种丰富，式样多变，追求奇巧；装饰上富丽豪华，并能吸收外来文化，融会中西艺术。造型上突出稳定、厚重的雄伟气度，制作上汇集雕、嵌、描、绘、堆漆、剔犀等高超技艺，品种上不仅具有明代家具的类型，而且还延伸出诸多形式的新型家具，使清式家具形成了有别于明代风格的鲜明特色。

分类: 资源共享 >> 文档/报告共享 问题描述: 又来这里求助了，各位有资料的奉献一下吧，谢谢谢谢 解析: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 在中国古代，通过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明代正式形成，一直沿用至清末。对这一制度的评价，今人几乎都持否定甚至全盘否定之见，认为在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如有的学者说：“八股的考试制度……残酷地愚弄了和腐化了中国的聪明和智慧的学者至五个世纪的久长。”它“是专制君主愚民的政策”[1]。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全面论述，容俟他日，本文仅就这一制度一个不容忽视而又并非小小的作用，略陈己见，作为献给尊敬的何兹全先生九十大寿的一份薄礼。 我以为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除着眼于立法意图、制度利弊、直接作用外，还不应忽略一个视角，即将这一制度与明清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毫无疑问，我国古代的平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文化为极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所垄断，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十分低的。可是在明清几百年中，却出现、发展了一个突出现象，即广大平民中的一部分人拼命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逐渐摆脱了文盲、半文盲境地，转化成为士人。关于这一可喜的进步，远的不说，将宋金元的士人数目与明清的士人数目加以比较，便可了然。 据《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北宋仁宗年间行“四年一贡举”之制，全国各地经府州解试，贡举至京师者“恒六七千人”；英宗改为三年一试，贡举名额减少，“四分取三”，当为四五千人[2]。同书载欧阳修“上言”，当时解试“东南州军……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十人取一人”。由于东南文化发展，西北落后，如全国取人按高比例计算，平均八十取一，则可推知当时应举士人约40万[3]。金朝占领北方，士人数量大减。据《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金朝中期最下级的乡试等于虚设，后且罢去；其上府试、会(省)试录取比例多为5:1，而每次会试中试者五六百人。由此可以算出：参与会试者每次2500人至3000人[4]；则参与府试者仅有万人。当然，如考虑到北方经长期战乱，一些汉族士人隐居不仕，士人实际数量应多一些，但不会有很大变化，也是可以肯定的。南宋情况则不同。由于未经大的战乱，北人大量南下，文化又比较发达，士人数量显著增加。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南宋省试为17人取1人。每一次录取名额据学者研究平均当为474人[5]，则参加省试者约8000人。府州试录取如全按北宋“东南州军”百人取一比例计算，全境应举士人当有80万[6]。也就是说，南宋与金之士人比北宋约增加一倍多一点。 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四《选举考·举士二》：自元仁宗行科举至元亡50多年，开科16次，每科取士多者百人，少者35人；“旧例……会试三分内取一分”，则取士百人，参加会试者只有300人。其乡试(等于宋之府州试)比例即使按百人取一计，全国投考士人总数也不过3万人。再看学校。同上书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元世祖末年司农司上报全国学校万余所。这或可被引作元重儒学之证。其实情况并非如此。一是所上学校绝大多数应是设于农村，属于启蒙性质的“社学”，远非宋金以来培养、提高士人以应科举的府州县学，所以才由掌农桑等包括“立社”以劝农桑的“司农司”而非礼部上报[7]。二是即使就少数的府州县学包括书院言，实际生员人数也很少。如据一史料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在文化发达的建康路，除路学达64人外，涉及的明道书院、南轩书院、上元县学、江宁县学，其生员多者14人，少者7人，4学一共仅40人[8]。而且同一时期的郑介夫上奏更说“今内而京师，外而郡邑，非无学也，不过具虚名耳”。学校已为虚设[9]。其所以如此，是整个蒙古统治集团重吏轻儒政策所决定的[10]。所以虽元仁宗一度重儒，元朝后期社会风气依然是“时人翕然尚吏”[11]；“今学者仅能执笔，晓书数，其父兄已命习为吏矣”。苏天爵以为这是“天下之通患”[12]。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无论是行科举，或是设学校、书院，都很难收到多大实效，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的大势是无法改变的。由此推定其总数应远少于南宋与金之和——80万，当无大误。 可是明清两代的情况就大不同了。 顾炎武曾估计：明末“合天下之生员(秀才)，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13]。 清朝秀才，据近人研究，太平天国前任何一个时期大体为52万余人[14]。 比秀才数量多若干倍的士人，还有参加童试然未考中的童生。 清朝太平天国起义前童生之数，据近人研究，一个县在1000至1500人，全国总数“可能达到近二百万”[15]。 清末童生，康有为估计为300万人，“足以当荷兰、瑞典、丹麦、瑞士之民数矣”[16]。梁启超也估计：“邑聚千数百童生……二十行省童生数百万”[17]。 早于清朝的明末童生，总数无考，但从其秀才数与清朝秀才数大略相等推测，童生数纵使略少，也不会相距甚远[18]。 这样，明清两代任何一个时期的秀才加童生，亦即一般士人的总数，按保守估计，也有二三百万[19]。 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呢？ 我们知道，宋金元地方上科举考试，实际上只有一级，相当于明清的乡试，录取后即为举人，所以其应试者总数，本应与明清应乡试的秀才，以及为取得秀才资格而应童试的童生二者总数大体相当，或后者略高一些[20]。可是，如上所考，元代士人总数当远低于80万，而现在明清秀才加童生的总数竟有二三百万，后者增加了三四倍或五六倍。 原因何在？我以为主要当从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中去探寻。 众所周知，明清科举制度和宋金元相比，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地方上乡试前，增加了童试，以选拔进入府州县官学读书的秀才；而和乡试、会试一起，考试内容是八股文，则是另一大特点。这两个特点，共同构成八股文取士之制，影响巨大： 第一，自宋以来，府州县官学一般多非考试入学[21]，直到明初，秀才依然“听于民间选补”[22]，实际上由官员决定，选补的多是官僚、绅士子弟，平民子弟对之不抱多大希望。大体从明英宗起，渐行“考选”之制[23]，后又发展为童试，通过考八股文，实行平等竞争。这一基本制度在与以下措施结合之后，就对平民子弟也企盼读书应试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首先就是录取名额大增。宋金元的第一级考试，如前所述，是选拔举人。全国每次录取总数，最多的如南宋，也只有8000人；而明清第一级考试——童试，全国每次录取秀才总数，一般达到2万多人[24]。而且宋金元按制度这一考试是三年一次，而明清童试则是三年两次，曰岁试、科试[25]。这样，作为一个同样是参加第一级考试的士人，在明清，录取的可能性显然增加了好几倍。 当然，秀才资格不如举人，特别是不能直接参加会试，但是仍享有若干特权：一是秀才需入府州县官学读书三年，由学官教授经史和八股文体。一般来说，只有秀才方能参加高一级的、选拔举人的乡试。换言之，凡获得会试资格，有可能中进士，飞黄腾达的举人，一般必须从秀才中选拔。这样必然提高秀才的社会地位。二是对秀才生活，国家给予补贴。明代“……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后有所增加，“廪馔月米一石”[26]。而且“生员之家……除本身外，户内优免二丁差役”[27]。清代对秀才“免其丁粮，厚以廪膳。……一应杂色差徭，均例应优免”[28]。秀才还享有免笞杖，见县官不下跪等特权。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一为秀才“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29]。所有这些，也就必然有利于秀才发展成为地方绅士[30]。 这样，一方面和过去的第一级考试相比，如参加明清童试，录取的可能性激增了数倍；另一方面如考中秀才，又可享有若干民间十分羡慕的特权，甚至进一步发展成为地方绅士。平民子弟中稍有条件的一部分人，对读书应试怎能不动心呢？ 第二，以上只是就“硬件”而言，如果没有良好的“软件”配合，这一制度仍然不能发挥作用。所谓“软件”，是比喻考试内容。如果新制度仅具备上述诱惑力，但考试内容，特别是童试内容很难，平民望而生畏，则还是无法促成他们真正投身于读书应试的潮流之中。然而在明清，事实上是这一“软件”出现了，这就是内容改用八股文，从而形成八股文取士之制。这一变化对平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考试难度下降，不是高不可攀的了。下面略作阐释。 八股文考试，其答题要求包括三方面：经义、代圣贤立言、八股对仗[31]。三者之中，经义是实质内容，代圣贤立言是阐述经义的角度，八股对仗是阐述经义的文体。故其核心仍是宋以来科举所考的经义。但是明清又有不小的发展，这就是除《五经》外，沿元制加考《四书》；而且经过摸索，逐渐演变成以《四书》为考试主要内容，所谓“专取‘四子’书”[32]。《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经部四书类二·四书大全》提要便说：明成祖时编《四书大全》，“尊为取士之制，……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清朝康熙时依然以“《四书》艺为重”[33]。乾隆时“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34]。特别是童试，在乾隆中叶以前很长一个时期明定“正试《四书》文二，复试《四书》文、《小学》论各一”，竟不考《五经》[35]。乾隆自己也说：“国家设科取士，首重者在《四书》。”[36]和上述措施紧密相配合的是，明清全都明定：阐述《四书》义，必须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否则不予录取[37]。所有这些同样是考经义而发生的重大变化，从明清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看，主要在于以此进一步宣扬程朱理学，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更好地维护新形势下的王朝利益[38]。可是对于一般平民，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考试难度的显著降低。过去主要考《五经》，内容艰深，文字晦涩，加上汉唐诸儒烦重的训诂注释[39]，平民子弟基础薄弱，不能不对之望而却步，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换为重在《四书》，分量减少，内容比较浅显[40]；特别是朱熹《四书集注》，摈弃旧的注释，注意“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即引导)学者自求之”[41]，被评为“很讲究文理”，和其他宋儒解经一样，“求文理通顺”[42]。由此平民子弟就不难读懂其内容，领会大义了。再加上阐述经义的角度要求代圣贤立言，不许涉及后代史事[43]，客观上减轻了平民子弟应童试的负担[44]。至于文体八股对仗，虽麻烦一些，但毕竟只是形式问题，一般经过一定时期的揣摩、练习，便可驾驭[45]。这样，总体上说，考八股文便为平民子弟读书应试，首先是童试，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不但心羡秀才，而且敢于参加童试，为一领青衿而拼搏了。故清初杨宁曰：“入仕之途易，则侥幸之人多，而读书又美名，此天下所以多生员也。”[46] 一方面，如果只行童试，而所考内容艰深，不是八股文，则平民子弟不敢应试，也不会关心读经书，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但另一方面，八股文虽比较浅显，如不以之取士，平民子弟同样也不大可能有读经书、以提高文化素质的积极性。清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即八股文)者。上问张文和(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47]而只有将二者结合，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平民子弟才真正会为摆脱文盲、半文盲境地而行动起来。 试举二例：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回：明代山东汶上县薛家集百十来户“务农”人家，其所以要“做个学堂”，请老童生周进来教“像蠢牛一般”的孩子读书，不就是因为他过去教过的顾小舍人“中了学”(考中秀才)，希望自己子弟也能“进学”吗？而“进学”，在他们心目中，其预兆竟会是正月初一“梦见一个大红日头”落在头上，可见分量是何等之重[48]。 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六：清代“彭雪琴（玉麟）侍郎，先世务农，贫无田，佃人之田。其先德鹤皋赠公，幼读书，年逾弱冠，府县试屡居前列，而未得入学[49]。其伯叔父及诸昆弟啧有烦言，曰：‘吾家人少，每农忙时，必佣一人助作。此子以读废耕，徒费膏火资，又不获青其衿为宗族光宠，甚无谓也。’”这事再次证明，务农之家不惜全家劳动，勉强供一人读书，目的就是要他“青其衿”，即考中秀才，“为宗族光宠”。 八股文取士制在推动平民子弟读书应试，提高其文化素质，使之转化成士人上的巨大作用，是再明显不过了。 当然，无可否认，明清两代确有不少尖锐抨击八股文取士制的言论，甚至认为它是明代灭亡、清代官员愚昧无能的罪魁祸首[50]（近人对此制持全盘否定论者，也不乏引此作为佐证），但那是因为他们全都从造就、选拔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角度，以比较高的标准来衡量全体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来要求、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再加上涉及情况复杂，看法很容易出现片面、极端[51]。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将留诸他日。 本文立论角度则不同。如前所考，主要由于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明清社会增加了数倍士人，涌现了几百万童生，几十万秀才。如完全按或基本按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绝大多数的确难以达标[52]。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明清社会的实际出发，将他们去和未行八股文取士制以前，原来的亿万文盲、半文盲相比，成绩便十分明显，因为他们毕竟都是不同程度上读过《四书》、《五经》，至少能撰写八股文，文化素质大为提高的知识分子。梁启超便赞誉数百万童生“皆民之秀也”[53]。他们的存在，构成由宋金元最多80万士人，到现代“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54]这一梯链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这些童生、秀才，除一小部分后来成为官员外，绝大多数以其参差不齐的知识，默默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亿万文盲、半文盲所发挥不了的作用[55]，从而使整个明清社会的文明程度得到相当大的提高，推动着历史的进步。追根溯源，八股文取士制的这一功绩，是明明白白的，是不应被抹杀的。 最后再补充一点，这就是据先辈学者研究，八股文逻辑性强。钱基博先生便说：“就耳目所睹记，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还认为近代“纵横跌宕”、“文理密察”的文章，多源于八股文的基础。他说：“章炳麟与人论文，以为严复气体比于制举[56]；而胡适论梁启超之文，亦称蜕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已!”[57]如果这一见解不偏颇，则八股文取士制在促成明清士人注意逻辑思维上还有一功[58]。 正确理解顾炎武八股文取士“败坏人才”说 多年来，提到八股文取士，有关论著几乎是一片否定声，而且是全盘否定；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又几乎无不引用顾炎武这样一段话，见于《日知录集释》卷十六“拟题”条： 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可是，顾炎武果真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之制吗？否！ 1.顾炎武此话是针对同篇上文“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云云，而发的激愤之语。所谓“拟题”，指的是下述弊病：从明初以来，科举所考经义(由于后来文体要求八股对仗，俗称八股文)，《四书》是全文，但字数不多；《五经》内容多，但只考其中一经，后来还削减了一些篇章。由于整个说来可出的有意义的考题不过一二百道[1]，渐渐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些“富家巨族”预先“延请名士”，将这些可出之题各撰成一篇八股文，令子弟“记诵熟习”。因为“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将所记之文抄誊一过，便可中式，结果导致“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2]。顾炎武把这叫做“成于剿袭，得于假倩”之风，并说“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接着抨击“败坏人才”云云。类似的话亦见于《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3]。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故败坏天下之人才……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显然，所谓“败坏人才”，只就“今日”流弊立论(坊刻时文约“兴于隆、万间”[4]，自亦属“今日”范围)。所以在另一地方顾氏又说：“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如能成功，“科场亦自此而清也”[5]。既然清除“今日之弊”后科场可“清”，则自亦意味出现此弊以前的明代前、中期科场是“清”的。这是逻辑之必然。且有下证。 2.《亭林文集》卷三《与彦和甥书》曰：“万历以前八股之文可传于世者，不过二、三百篇耳，其间却无一字无来处”；希望其甥集门下士“将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除事出《四书》不注外，其《五经》、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注释这些“八股之文”，竟要求如李善之注《文选》，此顾氏视其内容充实，用典渊源有自之证。顾氏对“八股之文”的类似看法还有：“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6]；“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7]。这些看法也有顾氏同时学者言论为之呼应。如黄宗羲便说：“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祖)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8]。也是将流弊定在“今日”，而与“高、曾”之时大量读书对比。 3.对“今日”流弊，顾炎武无一字涉及文体八股对仗。相反，在断言这一格式“盖始于(宪宗)成化以后”，接着具体介绍明世宗嘉靖以前八股对仗的形成过程及破题、承题等作法。对这一文体，顾氏不但未表示鄙弃反对，而且引《孟子》语，视之为“规矩”；并对“嘉靖以后，文体日变”，略有微词，称“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顾氏甚至认为“今之为时文者”是在走向“裂规偭矩”。在介绍文体的最后一个环节“大结”时说：“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指有关科举等法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接着发出感慨：“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9]。从其语气可以看出，顾氏仅不满于万历以后的文体。这和上述他对流弊出现前后八股文内容的不同评价，也是一致的。 4.顾炎武《蒋山佣残稿》卷一有两封《与李霖瞻(书)》，其一曰：“小儿……衍生，亦颇谨饬。本经《毛诗》已完，令节读《五经》，兼诵先辈八股文百篇，意不在觅举也。”[10]人所共知，顾氏大义凛然，坚决拒仕清朝。此信又反映他不许儿子“觅举”。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衍生诵读八股文百篇，并与节读他最尊崇的《五经》同时进行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即顾氏对这些“先辈”的八股文十分欣赏、尊重。这和上引他的话“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也是相呼应的。或许有人怀疑：这会不会是顾氏早年的看法呢？肯定不是，证据就在此两信中：第二信称衍生原是顾氏“犹子”，后“立以为子”；第一信称“从弟子严今将六旬，连得二孙，今抱其一为亡儿之嗣”[11]。由此可见：第一，从弟已将六旬，则顾氏自已年六旬左右或六旬以上。信中还自称“老身尚健”、“桑榆末景”云云，均证两信乃晚年之作。第二，顾氏本有一子而亡，至晚年方立犹子衍生为子；后又以从弟之孙为“亡儿之嗣”，则衍生年纪不大[12]，刚读完《毛诗》亦可理解，这与两信乃顾氏晚年之作，并不矛盾。以上情况表明：赞许“先辈”八股文乃顾氏晚年定见，不容置疑。 综上四证，可以肯定，顾炎武所谓“败坏人才”云云，仅针对明代后期的科场流弊而言，并无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制之意。 如果这一看法不错，则人们常引用顾氏的另一些抨击八股，时文之语，也就不难正确理解： 1.《日知录集释》卷十六“经义论策”条：“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这段话是接着上文及原注宋代“以经义为在外准备之文”，或“窃袭人之语，不求心通者相半”(相当于明代“节抄剽盗”坊刻时文或名士所撰之文)，导致不读经史而言的。自与明代前、中期士人能“读书千卷”，所写八股文“无一字无来处”之制无干。故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八引胡燮斋解释顾炎武其所以“痛诋时文”的心理曰：“彼盖疾夫藉圣贤之言为梯荣钓宠之术，转相摹仿，愈趋愈下，遂发此过激之论耳。” 2.同上条：“赵鼎言：(王)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这里指的是另一种流弊，即一些科场八股文虽非“节抄剽盗”，但因未读经史，学无根柢，其代圣贤所立之言[13]，只能是随意捏造，信口开河，而无经史之依据，此即所谓“杜撰无根之语”。但这种流弊同样有时间限制，因为紧接上文顾氏便出一“原注”说：“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据此，这种“杜撰无根之语”非指明代前、中期的时文或八股文，是很清楚的。 3. 《日知录集释》卷十六“十八房”条：“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这里的“八股”，切不可误会为泛指明代八股文取士制之八股文。据上下文可知，它仅主要指明代后期万历年间开始，由考官十八房(如《诗》五房、《易》四房等，分阅《五经》试卷)所选定、刻录的八股范文，即程文。这些程文，有的是“主司(考官)所作”，有的是“(中式)士子所作”[14]。它们和前述坊刻时文一起流行，目的原想以此范文指导士人学习，使之写出高水平的八股文来[15]。但结果相反，由于“天下之人惟知此物(程文)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而他书一切不观。……举天下而惟十八房(程文)之读”，导致经史之学，“文武之道，弃如弁髦”[16]。正是针对这一弊病，顾氏发出前举两句感慨。其“八股”与“十八房”，涵义是互补的。意谓十八房所刻“八股(程文)”兴盛，导致人们惟此之读，治国安邦的经史之学反而无人过问了。很显然，这一感慨或抨击，也有着时间限制，而不可能是指向明代前、中期之制的。 总之，如何评价明代八股文取士之制，对它究竟应不应该全盘否定，这可以讨论；但举顾炎武“败坏人才”说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根据以上小考证，则似应认为是不符合顾氏原意的。

来自百度文库简谈明清时期的文学成就 明清前期，随着社会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欢迎的戏曲、小说成为文学的主要形式，同时，传统的诗词、散文也更加成熟。 明代戏曲的主要形式是传奇，它脱壳于宋元民间流行的南戏，代表作有汤显祖的《牡丹亭》和洪升的《长生殿》等。《牡丹亭》写南安太守杜宝女儿梦中与书生柳梦海相恋，醒后思恋成疾，抑郁而死，后经无数曲折，还魂与柳成亲，其父杜宝强迫她与柳分离，父女间展开激烈斗争的故事，透露出作者的反封建思想。《长生殿》以杨玉环与唐玄宗的爱情故事为主题，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曲折的反映出作者反抗清代民族压迫的情绪。汤显祖作品除《牡丹亭》外，还有《 》、《南柯记》和《荆钗记》，合称四梦传奇或“临川四梦”。 明、清前期戏曲流派很多，如江西的 ，绍兴的余姚腔，温州的海盐腔，昆山的昆山曲，陕西的秦腔等各种地方戏。 明初散文大家有宋濂、刘基等。代表作有宋濂的《秦士录》、《送东阳马生序》，刘基的《卖柑着言》及其专集《郁离子》。与其同时的散文家马中锡所写的《中山狼转》很富有思想教育意义和真实情感，是当时的散文精品。清初优秀的散文作品有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侯方域的《李姬传》等，它们都以当时的反清斗争为主题。 诗词方面，明代散文家几乎都兼长于诗词创作，如刘基、高启、前后七子等。但受创作思想的局限，明代几乎没有出现杰出的诗词家。相比之下，前期的于谦，明末的陈子龙、夏完淳等人的诗歌创作较大。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写了大量关心民族危机、追怀故国的诗歌。 小说是明清文学的主要形式。代表作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及“三言”、“两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 《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章回小说。它是在五代、两宋以来民间讲史话本基础上，由元末明初人罗贯中完成。该书通过魏、蜀、吴三国纷争的故事，刻画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曹操是奸诈、凶狠、狡猾人物的代表；刘备是人民期望的圣君形象；诸葛亮是忠贞、智慧的化身；张飞则是粗豪坦率、是非分明人物的缩影。还有人民喜爱的黄忠、赵云、马超及卑鄙狠毒的董卓、吕布等人物形象。它结构宏伟，人物众多，情节曲折，文字精练，是历朝演义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 《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章回小说，由民间长期流传的故事、话本、杂剧等升华而成。它通过宋江等108人一个一个被官府“逼上梁山”的故事，塑造了各种人物形象，并通过曲折的情节、鲜明的人物性格和生动的语言，歌颂了人民群众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英雄业绩，在民间和后世小说创作中影响很大。 《西游记》取材于唐朝僧人玄奘取经的事实和民间杂剧、话本中的孙行者、唐三藏的故事，用奇异的想象、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幽默生动的语言、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出了唐三藏司徒四人历经81难，终于“斗战胜佛”的故事，反映了劳动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精神。 《红楼梦》以贾、史、王、薛四大封建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线索，从荣、宁二府的盛衰，反映出整个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过程。该书无论在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都达到了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 总之， 明清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也就是小说，小说中的最高成就也就是四大名著了。来自百度百科《明清小说》时期简介编辑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从明代开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现代小说转变的时期。我国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初具规模，志人志怪，为明清小说的繁荣准备了条件。元末明初，在话本的基础上，产生了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而《三国演义》是罗贯中所记载的在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小说简介编辑中国古代手工业小说是伴随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而发展起来的。宋代前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的繁荣﹐为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和观众﹐不断扩大的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又大大地刺激了这种发展﹐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学样式──话本。话本是说话人所用的底本﹐有讲史﹑小说﹑公案﹑灵怪等不同家数﹐已初具小说规模﹐在以后的流传过程中又不断加入新的创作﹐逐渐成熟。明代经济的发展和印刷业的发达﹐为小说脱离民间口头创作进入文人书面创作﹐提供了物质条件。明代中叶﹐白话小说作为成熟的文学样式正式登上文坛。明代小说编辑明代文人创作的小说主要有白话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两大类。三国演义明代的长篇小说按题材和思想内容﹐又可概分为五类﹐即讲史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英雄传奇小说和公案小说等。历史演义小说它是由宋元说话艺术中的讲史一类发展而来的。历史演义以一朝一代的历史事实作基础，吸取野史杂说和民间传说的内容，敷演扩大而成。“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是其特点。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最典型的历史演义小说，也是中国的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代表了历史演义小说的辉煌成就。在它的影响下，历史演义大量出现，内容差不多从远古传说时代到汉晋唐宋都有所作。较著名的有《列国志传》、 《全汉志传》、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其中以冯梦龙改编的《新列国志》成就较高，影响也较大。英雄传奇小说它也是在宋元讲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历史演义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拘泥于一朝一代的历史事件的演变，而是以描写理想化的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为主，虚构的成分较多。明初施耐庵所著的《水浒传》是它的代表作品，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艺术趋于成熟。明中叶以后，产生了不少英雄传奇小说，较著名的是万历年间熊大木所著的《北宋志传》和无名氏所作的《杨家府演义》。此外，郭勋的《皇明英烈传》和袁于令的《隋史遗文》也是明后期影响较大的英雄传奇作品。神魔小说这类小说受到宗教不同程度的影响，内容涉及鬼神魔怪，充满奇异的幻想。吴承恩的《西游记》是神魔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 《西游记》也是在宋元说话艺术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由文人作家加工创作而成的。此外，许仲琳所著的《封神演义》是影响较大的一部。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董说的《西游补》等也流传较广。世情小说它是以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为题材，刻画种种世态人情的小说。以《金瓶梅》为代表。《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它开始摆脱了历史故事、历史传说对小说创作的束缚，转向现实题材，开始对日常生活作细致的描写，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金瓶梅》之后，世情小说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在世情描绘中宣扬因果报应思想，如成书于明末西周生所著的《醒世姻缘传》等。另一种则演化为才子佳人小说，如成书于明末清初的《玉娇梨》、《好逑传》等。公案小说明后期描写冤狱诉讼的公案小说兴起，是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的反映。较著名的公案小说有李春芳的《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和无名氏的《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等。这类小说在歌颂清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公案小说一般都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曲折而忽视人物性格的着力刻画，艺术上显得粗糙。代表作品代表性作品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三国演义》以陈寿《三国志》为蓝本﹐经各家说话人熔裁敷演﹐由罗贯中於元末明初写定。初不分回﹐只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今通行一百二十回本是清初毛宗岗改定的。此书生动描述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三国鼎立﹐最後司马氏统一天下的复杂历史﹐结构宏伟﹐场面壮观﹐人物众多。有些人物颇具特色﹐成为某一类型人物的代表﹐如曹操﹑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但总的来说﹐《三国演义》重于叙述历史事件而薄於文学创造﹐人物有类型化的倾向﹐语言半文半白﹐显示出由历史向文学嬗变的痕迹。水浒传《水浒传》或题施耐庵著﹐或题施耐庵﹑罗贯中合著。描述北宋宣和年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人逼上梁山﹐“替天行道”的雄壮故事。宋江事史载甚略﹐宋人话本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名目﹐水浒故事已在民间流传﹐至《大宋宣和遗事》记宋江等三十六人聚义梁山泊﹐已略具《水浒》雏形。水浒故事就是在这一基础上由文人加工写定成书的。《水浒传》情节曲折﹐故事性犟﹐善於在叙事中刻画人物﹐李逵﹑武松﹑林冲﹑鲁智深等成为妇孺皆知的文学形象﹐但虚构成份多於《三国演义》。它是中国第一部用通俗口语写成的长篇小说﹐在文学史和汉语史上都有很高价值。西游记插图神话小说《西游记》取材於唐代僧人玄奘去天竺(印度)取经的事迹﹐由吴承恩在民间传说和有关话本﹑杂剧的基础上改写而成。该书想象丰富﹐手法浪漫﹐语言诙谐﹐是白话小说中独树一帜的优秀之作。书中塑造了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和胆小自私的猪八戒两个受人喜爱的文学形象﹐孙悟空的形象是人民群众敢於同恶势力作斗争﹑不怕困难等优秀品质的艺术概括﹐也寄托了人民战胜邪恶势力的美好理想。金瓶梅刊行於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词话》在白话长篇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摆脱英雄与神怪的传统题材﹐转而表现现实日常生活的创始之作。作者题兰陵笑笑生﹐前人疑为王世贞﹐不可信﹐近年又有屠龙﹑李开先﹑贾三近诸说﹐但均缺乏有力证据。该书籍《水浒传》中西门庆﹑潘金莲故事为线索﹐演成百回长书﹐虽假托宋代﹐反映的却是16世纪北方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作者熟悉市井生活和市民语言﹐描摹人情世态细致传神﹐语言泼辣生动。但书中对官僚地主放纵肉欲颇多自然描写﹐影响了这部书的价值与流布。长篇小说此外﹐较著名的明代长篇小说还有熊大木的《北宋志传》﹑郭勋的《皇明英烈传》﹑许仲琳(或曰陆长庚)的《封神演义》﹑董说的《西游补》﹑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等﹐均在中国文学史占据一定地位。明代描写冤狱诉讼的公案小说的兴起﹐是明后期社会政治腐败的产物。较著名的有李春芳著《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无名氏著《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余象斗著《皇明诸司公案》等﹐歌颂著名的清官包拯﹑海瑞﹑况锺等。但多追求情节离奇曲折﹐艺术上较粗糙﹐多夹杂迷信描写﹐并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短篇小说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也获丰收。冯梦龙辑纂的《喻世明言》(一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收入宋﹑元﹑明话本及拟话本一百二十篇。题材多取自稗史或传说﹐有宋元旧作﹐也有明人拟作﹐经冯梦龙润色加工﹐反映出当时市民阶层的思想﹑生活和情趣﹐对後世的白话小说及戏曲都有很大影响。常与“三言”并称﹐地位相当的是凌蒙初编著的拟话本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各四十篇﹐内有一篇重复﹐一篇杂剧﹐实七十八篇。“二拍”思想性﹑艺术性不及“三言”﹐但为凌氏本人创作﹐选材标准与语言风格比较统一。此外﹐明人创作的拟话本小说集还有《石点头》﹑《醉醒石》﹑《西湖二集》等十多种。但成就皆逊於“三言”﹑“两拍”。这些短篇小说中﹐爱情婚姻题材占重要地位﹐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和政治的黑暗也是重要主题﹐但美化统治阶级﹐宣扬封建礼教和鬼神迷信等充满糟粕的作品也占相当数量。影响意义同时在思想内容上也往往夹杂着鬼神迷信和封建说教。明代的短篇小说主要是白话短篇小说，白话短篇小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明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是摹拟学习宋元话本的产物，故被称为“拟话本”。现存最早的明人辑印的话本集是《清平山堂话本》。收集白话短篇作品较多而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明末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三书都包括宋元话本和明人的拟话本两部分。其后，凌蒙初模仿“三言”创作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均为拟话本。“三言”、“二拍”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直接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其中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占很大的分量，这类作品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进步的爱情婚姻观念，批判了封建礼教的不合理性，歌颂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和幸福生活的斗争。部分作品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和黑暗政治，写出了人民的苦难。另有些拟话本描写了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生活和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拟话本承袭了宋元话本的传统，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故事性，情节生动曲折，感情色彩鲜明。它艺术手法更加成熟，特别是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更加趋于丰富细腻。比较优秀的作品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玉堂春落难逢夫》等。除“三言”、“二拍”之外，明代的拟话本小说集还有《石点头》、 《醉醒石》、 《西湖二集》等。明代的文言小说，是沿着唐宋传奇的线索发展而来的。较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昌祺的《剪灯余话》、邵景瞻的《觅灯因话》等。明人的文言短篇小说在写法上模仿唐宋传奇，缺乏创作新意，因而成就不高，其影响远不及白话短篇小说。清代小说编辑简介清代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给小说创作以深刻影响。清初至乾隆时期是清小说发展的全盛时期﹐数量和质量﹑内容和形式﹑风格和流派与前代相比都有较大发展。清代小说基本是文人的创作﹐虽有历史﹑传说等素材的借鉴﹐但作品多取材於现实生活﹐较充分地体现了作者个人的意愿﹐在结构﹑叙述和描写人物各方面也多臻於成熟的境界。乾隆年间产生的《聊斋志异》和《红楼梦》﹐分别把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创作推向顶峰。文言小说自唐传奇以後虽历代续有新作﹐如《夷坚志》﹑《剪灯新话》等﹐但多叙事简单﹐文采不足﹐至《聊斋志异》则如异峰突起。作者蒲松龄用文言如白话﹐颇有传神之笔﹐小说主人公多为狐鬼﹐但形像可爱﹐富於人间情趣。它代表了文言小说的最高成绩。代表作品红楼梦《红楼梦》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作者曹沾﹐号雪芹﹐满洲正白旗人。曹家曾三代居江宁织造任﹐后因事被抄而家道衰落。该书以曹家生活为原型﹐以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与婚姻悲剧为主要线索﹐描写了贾氏家族由盛而衰的历史﹐反映出进入末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崩溃结局和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倾向。《红楼梦》情节缜密﹐细节真实﹐语言优美。作者善於刻画人物﹐塑造出许多富有典型性格的艺术形像﹐如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晴雯等﹐取得卓越的艺术成就。但曹雪芹只写完《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今通行本後四十回一般认为系高鹗所续。清代后期还有许多续《红楼梦》的作品﹐但多为续貂之作。除《红楼梦》外﹐比较著名的清代长篇小说还有《儒林外史》﹑《醒世姻缘传》﹑《隋唐演义》﹑《说岳全传》﹑《女仙外史》﹑《镜花缘》﹑《雷峰塔传奇》等。话本小说则有《醉醒石》﹑《五色石》等。李渔的《无声戏》﹑《十二楼》则是白话短篇小说艺术成就的代表。作品影响编辑自宋迄清﹐产生长篇小说三百余部﹐短篇小说数以万计。这些作品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人民群众认识社会和文娱生活的主要文学样式。发迹于讲唱的中国白话小说形成了单线结构﹐重视情节﹐通过动态刻画人物﹐语言生动上口﹐风格独特﹐而大规模的文人和群众密切融和的创作方法也为世界文学提供了少见的范例。这些白话小说不仅对中国后世的文学﹑戏剧﹑电影有巨大影响﹐也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文学创作产生过巨大影响﹐其中的优秀作品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为世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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