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niferLEE
1.安乐死并不违背医生的职业道德 医生是安乐死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对于医生在安乐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伦理上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用医学手段结束病人的生命与传统的医生道德相冲突。传统的伦理观念认为医生的职责在于救死扶伤，当医生帮助病人结束生命，促成病人的死亡违背了医生的传统职业道德。但道德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传统的道德要求和规范产生于传统社会，随着现代医疗条件、病患关系的改变，传统的医疗道德要求显示出一定的局限。 第一，就疾病的概念来讲，现代疾病的概念已经不仅仅是指人的生理上的不健康，人的心理上的不健康也严重的威胁到人的生存，疾病的概念也由单纯的生理扩展到人的心理，人们对心理上的健康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医生的职责也不应该仅仅关注人的生理，对人的精神以及心理也应该给予同等的关注。第二，道德总是在冲突中存在，当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坚持更高的道德。健康的生理并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如果仅仅把保存肉体的存在作为人生的目的，显然违背了人的本质。人是追求意义存在的生物，肉体的存在相对于人的整个生命和存在的意义来讲，只是一种手段，而这种手段是否应该存在，最终取决于这种存在是否与最终的目的相违背。当肉体的存在阻碍甚至损害生命意义的实现，就应该毁坏掉肉体。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为病人寻求一种更文明更减少的痛苦的生命实现方式，当然是一种责任。 第三，减轻病人的病痛和延长病人的生命之间本来就是相互矛盾。止痛而不缩短生命不仅是许可的，更是医师的义务。困难的是，止痛药的往往会同时缩短病人的寿命，那么，作为医生是否应该为了延长病人的寿命而拒绝给病人服用止痛药，所以，在延长生命和减轻痛苦两者之间不应该用一方否定另一方，而是要寻求二者之间的最佳结合点。既不要为了减轻痛苦而过度伤害生命，也不要片面强调生命的保存而否定了减轻或终止痛苦的必要。当减轻痛苦的必要超出了生命存在的必要时，医生就有义务利用各种手段减轻或者终止病人的痛苦。第四，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医学的进步，使人的生命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传统道德在解决现代问题的时候必然会造成实践中的一系列困难，比如，对一切病人实行尽可能的医治是资源不允许的，现有的医疗资源是有限的，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实现传统道德的要求。对有些疾病的医治超出了家庭的实际负担能力，恪守医生的传统职业道德，不仅是不可能的，还会对社会对他人造成严重的负担，甚至导致家破人亡的悲剧。要认识医生在安乐死中所扮演的角色，首先要正确认识安乐死的本质。安乐死的本质是生命的一种方式，安乐死的本质既不是杀人也不是自杀，而是帮助他人实现生命的意义，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医生在安乐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是杀人而是助人，而医生的行为与传统的医生的职业道德也不违背。“新的可能性带来了真正的新问题：医生应该遵循只要他们能够就要保存人类生命的原则，还是他们应该在‘不自然’延长生命质量远远低于正常时不去使用他们新的力量？科学进展使许多处于临终状态的人延长生命成为可能。在这里，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医生只要他们能够就应该保存人类生命，还是当按照正常人的标准病人处于超常期的生命质量不值得活下去时，他们应该不做出特别的努力去‘反抗自然’呢？”[44]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对生命的能动性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人既然能够主动干预人的生命实现人的生存的延长，人就有权利主动干预实现生命的终止。医生在安乐死中扮演的角色是医生的职业范围所在，不应该受到道德的非难。 2.安乐死的消极后果是可以消除的安乐死作为死亡的一种方式，与其他结束生命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安乐死作为一种死亡方式与杀人与自杀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如果在对安乐死的界定和实施中缺乏限制，必然会给社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鉴于安乐死在历史上曾经造成的人道灾难（希特勒曾经用安乐死对犹太人和残疾人进行过屠杀）和严峻的现实，很多人对安乐死的后果提出了担忧：其一，一些不孝子女为脱摆赡养老人的义务而钻安乐死的空子，造成社会的悲剧。其二，当病人因为经济原因不愿继续接受救治，因而申请以安乐死结束生命时，这无疑是因为贫困而自杀，这必然形成社会的非人道。 其三，安乐死合法化提案的发起人之一的北京儿童医院儿科专家胡亚美曾指出，从我国的具体国情来看，安乐死可以节约我国有限的医疗资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疗希望的病人身上。然而人们也担心，这样一来将造成在医疗资源的分配上弱势群体更弱，而强势群体更强的局面，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其四，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可能会利用安乐死来达到自己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并以此逃脱法律责任。其五，安乐死容易让死亡成为一种义务，从而造成老年人的负担。比如，“一个中年人，上有要进养老院的父母，下有将上大学的儿子。他既要为老人进养老院花钱，有要为儿子上大学花钱。假如他的钱数有限（这种情况往往很少见），只能顾及一头，供儿子上大学就供不起父母上养老院，供父母上养老院，儿子又上不成大学。如果自杀还没有成为一种‘义务’，这个人并不会认为父母继续活着是不应该的事，因而很自然地出钱让父母进养老院，让儿子别寻他路，他自己别无怨言，他父母和孩子也觉得只能如此。但是，一旦自杀成了老人的‘义务’，希望别人自杀也成了社会可接受的合法念头。”[45]就第一种情形来讲，禁止安乐死并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作为第二种情形，如果既没有对这部分人进行经济上的救助，又不允许其安乐死，显然会造成更不人道的后果。而第三、四种情形，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安乐死本身，而在于制度的不健全。这些消极性后果应该从制度上入手解决，并不能由此否定了安乐死。关键在于第五种情形。义务具有客观性，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人，有为他人和社会的福利而做出贡献的义务，必要的时候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与社会保障个人生存的权利并不矛盾。社会保障个人生存的义务，个人也有为国家奉献自己的能力甚至生命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是对立的存在，权利和义务的消长也是在不断的变动中的，对人的生存权的维护并没有否定个人有牺牲自己生命的义务。而有安乐死的义务也并不意味着人就一定要自杀，安乐死作为义务具有客观性，但不能把安乐死的义务性质与自杀的合理性混为一谈，更不应该认为安乐死是义务就意味着人一定就应该选择安乐死或放弃对疾病的治疗，安乐死的义务是对应于人的生存权利的存在，而人最终“应然”的选择是权利和义务平衡的结果。安乐死所导致的消极后果实际上并不在于安乐死本身，安乐死问题的实质在于制度的不健全，安乐死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完全可以通过制度上的完善来解决的，如果因为困难而否定了安乐死本身，势必会给社会和个人造成更大的痛苦，造成更大的不人道。3.被动安乐死并不侵犯人的权利 从道德上来讲，“不得杀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道德法则，而被害人的承诺并不足以使实施者的杀死行为在法律上具有正当性。在安乐死问题上，安乐死的特点就在于死亡的过程要由他人帮助实现或直接实施来实现。从主动安乐死来看，主动安乐死因为死亡是个人的意愿，作为参与其中的个人只不过是在帮助他人实现自己的目的，只要证明了死亡是个人的权利，安乐死就不是对生命权的伤害，帮助安乐死的人也不是杀人。这在前面已经做出了证明。安乐死是否侵害他人生命权的争论主要集中到被动安乐死中，被动安乐死的特殊性在于被动安乐死的对象缺乏明确的意志表达，安乐死并非是对象本身意志的体现。被动安乐死是否就是对人的权利的侵犯，他人有没有对被动安乐死的对象实施安乐死的权利，这一直是有关安乐死讨论中的一个难题。而要解决这个难题就要从安乐死的对象来分析。被动安乐死的对象主要是脑死亡者、脑瘫婴儿和植物人。就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来讲。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有区别于正常人的以下特征：第一，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不具备形成人的意识的能力，不具备人的精神。第二，没有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没有也不可能在社会实践中形成人的本质。从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来看，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现在不是人，将来也不是人。他们既然不具备人的本质，就不能在实际上形成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针对脑瘫婴儿实施的安乐死就不是对人的权利的侵犯。被动安乐死中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植物人。“医学上认为：脑外伤后连续昏迷不醒一周、半月左右者并不少见，苏醒的机会很大，惟昏迷持续逾一个月以上者始可称为一时性植物状态。逾三个月者为持续性植物状态（persisitent vegetable state PVS），至于永久性植物状态（permanent vegetable state） 则在多年随诊PVS之后，经MRI提供客观依据证实之后始可确诊。PVS每见于脑缺氧，大脑皮质广泛损害等严重脑外伤和脑血管疾病之后，患者貌似清醒，故有睁眼昏迷或醒状昏迷（coma vigil）或去皮质状态（decorticated state）去皮质综合证（apallic sydrome）之称。 因脑干（中脑、桥脑）上行性激活系统受损不重，故有不规则的醒觉、睡眠周期，患者对周围环境无任何意识反应，缺乏任何思维、情感、知觉、认知，无任何自发语言或自主四肢活动，对自身生存状态了无知觉，有如植物就地生根，故被称为植物状态，俗称‘植物人’。”[46]因此，植物人有以下特点：第一，植物人不同于死人，植物人在肉体上有生命特征。第二，植物人不同于一般的动物和其他存在，植物人至少与人还有一定的情感联系。第三，植物人也不同于正常的人，植物人缺少成为正常人所必要的意识，缺乏实践能力，作为重症病人，其生命特征的维持需要社会或他人给予必要的照顾和一定的医疗资源维持生命。植物人不具备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中包括这样几个要素，能动性（能动的能力即健全的人脑）、社会性、精神性，显然，植物人虽然具备肉体上的生命特征，但单纯是肉体生命并不构成人的存在。植物人与一般处于昏睡状态的人不同，昏睡状态的人虽然暂时失去了能动性，但昏睡的人却没有失去能动能力，其能动性的恢复是必然的，而不是可能的。植物人不具备社会实践能力，同时也缺乏人基于社会实践和能动能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神性，所以，植物人不是现实意义上的人。但植物人也不同于植物，更不同于死人。因为植物人有恢复能动能力的可能，因此，植物人是潜在的人。而这正是植物人能否实行安乐死讨论的关键。反对对植物人实行安乐死的人认为，植物人有恢复的可能，所以不能对他们实行安乐死，对植物人实行安乐死实际是杀死了潜在的人。曾经引起广泛争议的美国女植物人特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90年，年轻的特丽因心脏病发作而导致脑损伤，最终被医生确诊为“永久性植物人”，从患病以后15年来，特丽一依靠靠人工进食管维持生命。1998年，特丽的丈夫迈克尔因为不堪忍受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向佛罗里达州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其实行安乐死。特丽的父母强烈反对，他们否认女儿已经死亡，因为她曾朝他们微笑流泪并做出过其他反应。在这个例子中，从反对和支持的双方的立场来看，反对的人认为植物人有复苏的可能，作为潜在的人应该享有人的权利。而作为特丽的丈夫之所以支持对特丽实行安乐死，主要是因为特丽的存在已经严重威胁到了自己的生活，造成沉重的负担。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任何权利和义务只有在社会中才具有现实性。植物人的权利也不是单独的存在，植物人的权利要放到社会中衡量。植物人的生存是社会性的，它关系到与植物人有关的当事人的权利。植物人的存在并不是无偿的，如果植物人的存在不需要任何的物质条件，他们当然最好可以无限度的存在下去。但现实是植物人存在需要一系列人力物力的投入，植物人的存在有两个基本的问题：第一，植物人的复苏的需要一系列的投入，而这一系列的投入只能换取将来的某种几率很小的可能，这就像进行一项投资，虽然，人的生命不能简单用投入产出来衡量，但维持植物人存在所需要的投入的巨大也不能不使当事人做出权衡。第二，植物人存在所需要的物质是否超过了当事人的负担。如果超出了当事人的负担，当事人是否有权利放弃对植物人的治疗。一个人不能对他人尽无限度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总是在相互的作用中维持一种平衡，如果这种平衡被打破，就会造成社会的不公正。如果坚持植物人生存权绝对，这必然超出很多家庭能够负担的能力，也必然会因为植物人的生存而使他人是正当权益受到损害，造成权利义务的失衡。 植物人的权利与其他当事人的权利是对立的，在对立的权利中人们要寻求的不是对哪一方实行保护，而是要维持权利的平衡。在对待植物人的问题上，人们往往注意到了植物人的权利，而忽视了病人家属的权利。事实恰恰应该相反，在处理植物人的问题上，植物人作为被动的一方，权利和义务的划分要以其他当事人来决定，而不应该仅仅参照植物人的权利。应该承认，其他当事人有照顾植物人的义务，虽然在义务的具体履行过程中，很难划定一个准确的度。一个衡量尽了多少义务就可以的准确的数量度。但当事人所能够承担义务的能力是有限的，植物人的存在之所以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就是因为对植物人的照顾超出了当事人的负担能力，所以，对植物人的照顾要以当事人所能够承受为标准，这不管是从权利和义务平衡的角度还是现实的可操作性上，都是现实可行的。“如果哪个个人已经停止存在，我们就没有什么道德理由帮助他的心脏继续跳动下去，或者说没有什么道德理由忍住不去防止这么做。这个主张把个人与人类的一员区分开来。如果我们知道人类的一员处于不可治愈昏迷中，就是说这个人类的一员肯定永远不能重获意识，那么我们将认定哪个个人已经停止了存在。既然有一个属于人类的活体，那人类的一员则仍然存在。但是，在生命的这个归宿之处，我们应当主张只有杀死个人才是错误的。”植物人的生存是关系到人与人之间权利和义务平衡的问题，植物人是否应该安乐死不是由单方面的权利义务决定的，而是要寻求所有当事人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对植物人是否应该实行安乐死，也不能简单的肯定和否定。他人对植物人的生存负有一定的责任，超出了这个责任的限度之外，对植物人实行安乐死并不是对植物人权利的侵犯。总结以上所述，对脑死亡病人和脑瘫婴儿实行安乐死并不损害病人的权利，而针对植物人的安乐死，只要处理得当，也不是对他们权利的损害。
AA佳立航
死亡是每个人逃不脱的人生宿命，人人恐惧之、害怕之。但我们若转换一个视 角，则会发现死亡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之人生的最后成长的阶段，一直到临终前的 那个瞬间，我们的生命、生活与人生都在成长着。所以，对"死"我们不应也不能 去害怕，而是要去探究，去求得死亡所蕴含的深刻的人生道理。我们所应该要做的 只在于：由思想意识上的"先行到死"和直面死亡的途径，来深刻地体察死亡、咀 嚼死亡，由对死的思考来为自我的"生"确定方向，确定意义，也确定价值。一个 现代人在其人生中达到了这一境界，他的生存与生活才是完整的，他的生命才可能 发出耀眼的光芒，他的人生才可能获得极大的成功。 一、关于死亡的恐惧 一般而言，世上的人皆喜生厌死，根本原因是将两者截然两分。但实质上，" 生"与"死"犹如连体婴儿，无法将它们分开。因为人在刚刚出生之后就在走向死 亡，死是蕴含在生命之内的，而宇宙间的有生之物无不都如此。大凡有生命者，都 会经过孕育期，然后则出生、成长，再进入衰老期，最后便会死去。生与死虽然截 然不同，判然有别，但生的瞬间就含蕴着死的因素，两者是互渗而混然一体的。 可是，世人一般都体认不到"生死互渗"的道理，谁都只愿永远地活下去，谁 都害怕死亡的降临。因为，在人们的眼中，"生"是盈满着生机，充溢着温暖、活 力、光明、拥有；而死则是生机顿失，是冰冷、枯竭、黑暗、丧失，人们怎不求生 畏死呢？但是，人是一种生物，必然逃不脱死亡的命运，无论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死亡都会在某时某刻来临。既然如此，人们就必须正视死亡，活着时不要回避死亡 的问题，因为即使你想回避也是回避不了的。 实际上，人们必须理解一个道理：若是没有死而只有生，那人也好其它生物也 好，又怎能在这个世界上挤得下？从生命之本源来说，每个生者都不应该太自私， 正如《庄子》书中所讲的：天地为"父母"生我养我，那就好好地活；天地"父母" 招我们复返，我们也就要安心死亡的降临。这实际上是留下位置让新的生命成长， 岂非也是我们一份无量的功德？ 可是，即便人们从生命之根理解了死亡的必至性，仍然会在情感上万分恐惧与 害怕死亡。这一点必须从死亡本质的角度来加以化解。古希腊的圣哲指出：死是人 无法体验的对象，当人还活着时，死非常遥远；当死来临时，人们已经毫无感觉和 思虑了。人们对死的害怕、焦虑、恐惧，等等，无不都是一种活着时才有的感受， 而死亡一降临，人所有的知觉、心理的反映等等都不存在了，人们又怎能害怕呢？ 既然不能够去害怕，我们活着时就没有必要去恐惧死亡。也就是说，当人存在的时 候，死亡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当我们不存在死去时，我们根本就无法害怕。因此， 活着的人又何苦要怕死呢？ 可见，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根本不是起于死亡本身，而是人们从棺材、死尸等死 亡的现象中获得的一些恐怖的观念。仅仅是观念而已，并不是一种实在的对象。所 以，人类的确可以从主观上努力，改变以至取消这些观念，以消除对死的焦虑、恐 惧、害怕和担心。这些有关死亡本质及如何免于对死亡恐惧的方法实际上是相当有 效的，我们每个现代人都应该经常沉思一下，去倾听古代贤哲的声音，积极地思考 生与死的问题，以获得某种生死的智慧，从对死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这样，也只有 这样，我们的人生才能获得幸福。 但是，人们又会提出另一个问题：既然生而必死，自己生前拥有的一切都必然 地要完全丧失掉，那"生"又有何意义呢？我们生前的奋斗、获得、悲欢离合等等， 又有什么价值呢？一句话，人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这样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既然 凡"有"都必归于"无"，那又何必要"有"呢？实际上，应该延伸一下再深入地 思考思考："无"之后又是什么呢？那必是"有"！所以，一个现代人要如中国古 代哲人所说的那样，在对待生死的问题上，应该做到"大其心"，要跳出自己此生 此世的限囿，立于宇宙大化的本体之境来看生死。如此，人又何必要悲泣于自我必 死的结局呢？要明白，"我"之死正是"他"之生，"我"必死然后"他"才能生； 有生命之物的死，恰恰是万物之生的前提。况且，没有前者之死，又那会有我们每 个人的生？既然"我"之生建基于"他"之死的基础之上，那"我"为何不能当一 下他人之生的基础而无畏地面对死，从而勇敢地步入死途呢？正如我们人在生活中 不能太自私一样，我们在生死的问题上同样不能自私。而且，人们在生活中自私一 点关系并不太大，不过会造成一些人生中的麻烦罢了；可在对待死亡的问题上，一 个人若很自私，极不情愿地面对死，那就必然造成自我的生与死的品质极低——在 生活的每时每刻都极度地恐惧死。可是，无论你愿意与否都不可能改变人必死的结 局，死亡肯定会在某时某刻必然出现。所以，任何一个人都应在生死的问题上达到 心胸广阔，无私地对待生，也无私地对待死。当一个人能够正确地对待死时，他也 就必能正确地对待生；当一个人真正免除了对死亡的恐惧和害怕时，其生活与人生 便走上了一条坦途。 二、关于死亡的意义 一般人皆认为，死亡是最无意义的东西；而且，它还进而吞噬掉了所有的人生 意义。但是，人们若明白了人之生必然相伴于死，我们每个人从生下来的那一刻开 始，便步入了走向死途的过程，那么，我们在生的过程中就应该去体验死，去沉思 死，去由对死的扣问而让自我的生命获得长足的发展，建构出一个健康正确有意义 的人生观，从而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有价值。这种方法可称之为"生死相长"。 首先，死亡的存在，以及我们对死亡的沉思，可以让我们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 ，这就能使我们能够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让生命中的每一段都充满内 容，都可以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可见，"死"的存在不是使"生"毫无意义，而 是更凸显出"生"的意义与价值。当一个人能够牢牢抓住生活，不浪费人生中的宝 贵时光，努力地从事各种创造的活动，珍惜生活中的亲情、友情、爱情、人情，并 尽可能多地品尝种种人生的滋味，那么，人们就能在死亡来临之际，毫无恐惧，心 安理得，并为自己即将永久地安息和为别的生命之诞生做基础而欣喜不已，这就达 到了生死两相安的最佳境界了。可见，由"死"可以反观出"生"的真正的意义所 在。任何人在"生"的阶段时都应该生机勃勃，奋发努力；而到了死时，则应该心 安坦然，无所牵挂。 其次，死亡的存在使我们能够拥有更健康的人生观。在现实生活中，常可看见 许多人埋首于求这求那，总以为拥有得越多就越好；在为人处世时，刻薄、吝啬、 毫无怜悯心，无所不为。也许他的确成功了，拥有了很多很多，可是他在这个世界 上不爱别人，不帮助别人；当然别人也就不会爱他，也就不会帮助他。因此，他在 现世的生活就肯定相当的孤独；而当他面对死亡时，他会因为所拥有的一切都将永 久地丧失而痛苦万分。人之生死的吊诡性就在于：人们生前拥有的少，死时就丧失 的少，其痛苦也就相对要小；人们生前拥有的越多，死时就丧失的越多，按一般的 逻辑，痛苦就必然会大。对于那些在人世间一心只知攫取者而言，这一生死的规律 实在是太不利了。 所以，为了避免死时的更大痛苦，我们有必要对自己的人生观做极大的改变。 为了生活和生存，我们当然要去谋生，要去赚钱；但我们不能以赚钱为唯一的人生 目的，不能以聚财为全部生活中关注的唯一追求。要明白一个深刻的生死之理：人 世间的物质性拥有不是人生的一切，甚至不是人生中最主要的东西；人活着时最重 要的还是一个情字，是和谐的关系，是温馨的亲情。所以，我们在世间生活，对物 质性的东西要拿得起放得下，要以与人和谐生活、爱和助人为乐作为人生中最最值 得追求的东西，并发而为实际的生活准则。这样做的结果，我们在生活中也能得到 他人的爱和帮助，由此我们便由对死亡的体认而获得了做人的正确立场。 再次，死亡的存在还能让我们拥有更好的人生态度。人们若只是沉在日常的生 活中，往往对什么都十分地执着。你的我的他的，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让别人从 自己这里取得一丝一毫，什么都得分得清清楚楚，不仅执着于己的，更盯着他的， 还渴望取得你的。而且，对那怕是一点点的损失也无法忍受，那怕是吃上一点点的 亏也是坚决不干的。这样的话，人们在生活中一定累得很，苦得很，无奈得很。如 果我们能够从日常的生活中超拔出来，学会由死观生的方法，心胸便会豁然开朗， 意识到：我们生到这个世间时，是一无所有的来；而我们死时离开这个世间也将赤 条条的去。生前的所有，都为暂时而已，我们又何必执着？实际上，我们又何能执 着？而且，我们在世间走一遭，与各种人结成各种的关系，实在都是有缘。这些人 际的关系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是唯一的，不可重复的，故而是弥足珍贵的。因此，我 们何必执着于你的我的他的呢？又何必因此而形成你我他之间的紧张关系呢？所以， 我们如果在生的过程中，稍稍去想想死的问题，生活中的许多东西便会想得更开一 些，面对各种复杂的关系也能处理得更好一些。这样一种人生的态度当然对我们的 一生都会有益处，而它似乎只能建构在对死亡沉思的基础之上。 最后，死亡的存在使我们能时刻意识到生命的脆弱。人虽然是万物之灵，但生 命自身却相当的脆弱，十分容易受到外在的和自我的伤害。人的此在生命只有一次， 死亡意味着人们此生的完全结束，这就时刻提醒我们要保护自己脆弱的生命，不要 使之受到损伤，更不要沦入非正常的死亡。我们不仅要细心地保护自我的生命，还 要通过各种锻炼和养生努力地活够大自然赋于我们的自然寿命，而且在任何的情况 下，都不要采取自杀的过激行为。人生中的挫折固然很多，人生中的痛苦虽然强烈， 但我们出于对生命的珍惜态度咬咬牙也就会过去的。自杀不仅是人生中的怯弱行为， 更是对神圣生命的亵渎，它也是一种最不好的解决生死问题的方式。对自杀者而言， 人生的所有问题似乎都得到了解决，但对社会和死者的亲人来说，令人痛心的一大 堆问题才刚刚开始，这如何是解决生死问题的良方呢？ 由此可见，死亡不仅有意义，而且意义非常之大，关键在我们能否仔细地去思 索，去发掘，去显现。能够做到这一点，对我们的人生实在是有很多的益处。 三、关于死亡的超越 从根本上而言，人类对死亡的恐惧，以及从死之中寻找意义的努力，都源于人 们认为的死是生的全部的毁灭这一观念。如果人们能寻获超越死亡的方法和途径， 意识到死亡并非是人之生的全部归于无，则死亡之恐惧也好，死亡的意义问题也好， 都可以迎刃而解。 动物不自觉"生"，故而只能在生理性需求的驱策下被动地活着，但它们因此 而免去了死亡的恐惧问题；人类自觉到"生"，故而能运用自我的智能与体能去改 变外在的环境，从而能够主动地生活，但却因此同时自觉到了死，品尝到了痛苦的 死亡恐惧。可见，造物主是仁慈的、公平的，人类虽然有了比动物多出的"生"的 欢欣，可却要饱尝动物没有的"死"的悲伤。然则，这一人生最大最深刻的痛苦， 却也使人类能够走上寻求超越死亡之路，并因此而更显露出自身的伟大。 人类寻找超越死亡的方法和途径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也走了无数的弯 路，甚至付出了许多生命与血汗的代价。比如，中国古代的方士们、道士们，认为 人们可以通过服用某种药物（如外丹），或者经过某种身体的锻练（如内丹），便 可达到肉身成仙，永生不死。为了验证这一观念，也为了真正实现长生不老的愿望， 千百年来许许多多的人投入了无数的财力、物力、人力去做，可是，除了许多人因 此而丧命之外，所有的努力均告失败。此外，中外历史上的许多帝王想尽了一切的 办法，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来解决尸体防腐的问题，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是保存 完好的尸体并不能如愿以偿地复活。所以，企图从物理的角度，通过一些实际的操 作来使我们人的肉身长生不老是一定会失败的。 一切人类历史上超越死亡的尝试都证明，肉身不朽决无可能。因此，我们只能 另辟途径，从精神之途去求得对死亡的超越。 人之精神与肉体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人的肉体之身是一种实在之物，它只能占 有一定的空间，存在于一定的时间之内；而人之精神虽然是人之肉体的一种派生物， 但它却能够不受肉体的束缚，既可游于无限的空间，又可回溯和前行于无穷的时间， 它是一种真正的具有超越性的东西。精神的这种特殊性，使其可以担负起超越死亡 的重任。 精神虽然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却可以形成一种凝结物，它就是关系。 人们通过语言将自己的观念、思想、意识等精神性的东西传达给对方，从而与之建 立起了人际的关系。自我的精神传达给对方越多，则所建构的关系就越紧密；同理， 他人的精神性的东西也是通过一定的途径与自己发生着联系，我们接受得越多，则 与之的关系也就越密切。 这样，人与人之间便建立起了由各式各样的内蕴精神质所组成的关系。一般而 言，人们既离不开对物质的摄取以维持身体的存在；同时，人们也离不开精神性的 关系，它是人维持一个人的存在的根本。离开了精神性的关系，人也许还活着，但 却不是作为人而活，只是作为一个物而存在着。 弄明白了精神的特质，以及其与人的存在的复杂关系，我们便可进而求得超越 死亡的途径和方法了。 人的肉身当然会死，而人的精神性的关系却可永存，这是精神可以超越死亡的 第一个方面。当一个人与他人、与许多的人建立了各式各样的关系时，他的肉体虽 然经过一定的时间会必然地死去，可这些关系却保持了下来，它超越了个体生命的 限囿，通过与他人相系的精神性的纽带而超越了死亡，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下去。 很显然，这种精神性的关系对死亡的超越与人们在世间建立的关系之亲密程度 成正比。一个人在世间与他人建立的关系越紧密，其精神性的超越死亡就越持久； 一个人在世间与越多的人建立的关系越深，则其精神性超越死亡也就越广泛。可见， 人们从精神关系的方面想超越死亡也不是永恒的。人们若想更长久的超越死亡，更 广泛地超越死亡，就必须在活着时以一种好的人生观与人生态度去与各种人相交往。 不仅要与亲人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而且应该与其他的人也保持良好的交往。在人世 间的关系越多越深，也就意味着你超越死亡的追求越成功。 人的肉身当然会死，而人的创造物却可永存，这是精神可以超越死亡的第二个 方面。与人无关的物那就只是一个自然物，但若加进了人的智慧与主观的意识，则 就成了一个人的创造物。它实际上就是注入了人之精神的物，是人的意识的结晶， 此时，这个物就不是单纯的自然之物了，它具有了某种价值，使社会或一些人愿意 去欣赏、保存。比如那些不朽的画作，撼人心魂的音乐，伟大的科学发明，等等。 创造了这些物的主人，由于将自己的精神和意识贯进了其中而得以使生命永存。 很自然的，人在创造物的过程中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心血越多，则创造出的 物就越有价值，因此它在世间就会保存得越久，那么，人们通过将精神贯注在创造 物之上而达到的对死亡的超越就越有效，相反，则对死亡的超越就十分有限。 对死亡超越的追求对人生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它对人生的定位、人生意义的确 立、生活的追求目标，等等，都有着直接的关系。一个没有对死亡超越的追求者， 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容易沦入无所事事，或无所不为，或无所用心的状态；而有着对 死亡超越的企盼者，则在自我的生活中目标坚定，行为规范，有所作为。因此，当 我们从死亡的恐惧中摆脱出来，并意识到了死亡也有它的意义与价值之后，我们就 必须树立超越死亡的追求，这不仅仅可能使我们经过努力真的达到了对死亡的超越，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将使我们的人生更有方向，内蕴更为丰富，生活步入辉煌。 主要参考文献 《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美）米奇·阿尔博姆著，白裕承译 大块文化有限公司1998年版 《一起面对生死》，（日）山崎章郎著，林真美译 圆神出版社1995年版 《生死智慧》，郑晓江著，汉欣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 《中国死亡智慧》，郑晓江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版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你就当参考吧)
小百合2011
试论我国安乐死的立法选择摘要：安乐死早已不是一个生疏的名词。安乐死一词源出希腊文Euthanasia，由“美好”和“死亡”两个词组成，又称安乐术，或称怜杀（Mercy killing）。原意是指在人类外力的作用下安然告别人世。这项提议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人们提出，1936年英国首先成立安乐死自愿协会，提出安乐死法案，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法”的国家，但是很快便于1997年废除。2002年，荷兰下院通过法案，使安乐死合法化。而本文中提到的特丽案件中对于安乐死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对于本人意愿、伦理以及法律实务操作中的一些问题。美国植物人特丽•夏沃的生死使人们再度开始对安乐死的大讨论，本文通过对一些观点的分析总结来阐述对这个话题的法律思考。关键词：安乐死；法律；伦理Try to discuss the selection of legislation of euthanasia through Terri Schiavo’incidentAbstract：Euthanasia is not a verdant noun. Euthanasia one etymology produce Greek euthanasia, and " death" two phrases succeed by " bright ", the original meaning mean that says good-bye to this world under the function of the human external force safly. The proposition propose as far back as 1930s people British establish the voluntary association of euthanasia first of all 1936, propose the euthanasia bill , Australia is the first country that pass " euthanasia law " in the world, it is abolished but benefited quickly in 1997. In 2002, Dutch Lower House legalized euthanasia through the bill . And Terri Schiavo’incident dispute in euthanasia concentrate on to one's own will, ethics , legal practice some questions operate , mainly specially. The American vegetable is specially Terri Schiavo’incident；Fertile life and death make people begin the free discussion to euthanasia once again in summer，this text explains the legal consideration of this topic through summarizing in analysis on some views. Key words： Euthanasia； Law； Ethics特丽•夏沃是一个害羞的女人，喜欢小动物、音乐和篮球。她从小在宾夕法尼亚长大，1982年认识迈克尔•夏沃，两年后结婚。他们后来搬到了佛罗里达州，在那里特丽就职于一家保险机构。由于常年减肥，特丽饮食功能紊乱，最终导致26岁时（1990年）彻底病倒。医生们说，由于钾失衡，她的心跳停止跳动，在被救活之前，脑部缺氧长达10分钟，导致严重脑损伤，陷入植物人状态。1998年，在医生将特丽确诊为“永久性植物人”且无任何康复可能后，特丽的丈夫迈克尔向佛罗里达州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特丽实行安乐死。他认为，这是尊重特丽的意愿，因为她曾表示不愿用人为手段维持生命。但这一要求遭到了特丽父母的反对。此后，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迈克尔和特丽的父母进行着旷日持久的官司。特丽的进食管曾两度被拔除，后又根据州议会紧急通过的法令而两次重新插上。2005年3月18日，佛罗里达州法院第三次裁决拔掉她的进食管。之后，美国国会对这起案件进行干预，授权联邦法院对此案进行审理。联邦法院法官3月22日做出裁决，拒绝下令将特丽的进食管重新插上。此后，特丽父母又几次向不同的法院提出上诉，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就这样13天后特丽在争论声中离开了人世，逝者已矣但是对这件事的争执还在继续，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的“安乐死”又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一、安乐死的概念及国内外安乐死研究概况（一）安乐死的概念及主体对象1．安乐死的概念安乐死早已不是一个生疏的名词。安乐死一词源出希腊文Euthanasia，由“美好”和“死亡”两个词组成，又称安乐术[1]，或称怜杀[2]（Mercy killing）。对安乐死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解包括一切因为“健康”的原因致死，任其死亡和自杀；狭义的理解则把安乐死局限于对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或死亡已经开始的病人,在濒死状态下忍受着精神与肉体的极端痛苦时，在其本人或家属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不再采取人工的方法延长其死亡过程，为制止剧烈疼痛的折磨不得不采用人为方法无痛苦地结束病人的生命[3]。当前，我国民间对“安乐死”一词的理解多是狭义的。2．安乐死的主体对象植物人并不是“安乐死”的主体对象。我们谈“安乐死”，一定要有这样一些前提：（1）安乐死的对象是那些当前医学条件下毫无救治可能、处于临终阶段、正在遭受不可忍受痛苦的患者；（2）患者本人有安乐死的强烈意愿；（3）必须由医生采取行动，并选择没有痛苦的终结方法[4]。由此可知，安乐死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在临终患者的明确请求下，为解除患者无可忍受的痛苦而由医生对其死亡过程进行的主动医疗干预行为。 （二）国内外安乐死的研究概况1．国外安乐死研究概况1935年,全世界第一个提倡自愿安乐死的团体在英国正式成立。自50年代起，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尝试为安乐死立法。探索、争论了20多年后，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颁布了《自然死亡法》[5]。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关安乐死的法案。1993年2月9日，荷兰议会通过了默认安乐死的法律，此后又一放宽安乐死合法化的尺度，1999年8月10 日通过的最新修正案规定，凡16岁以上的人，若患绝症到生命末期，均可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安乐死，12岁至15岁的青少年，要似要求必须经其父母同意。现在，荷兰每年大约有25000人以安乐死的方式告别人生。1994年10月20日晚，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近百万市民通过一部名为《他自己选择死亡》的电视目睹了一位63岁的老人接受安乐死的全过程。目前，安乐死在荷兰很受公众的支持。80%以上的荷兰人赞成安乐死。 在英国，近年来要求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据统计，50年代英国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安乐死应合法化，但目前这一比例已上升到了82%。1993年2月4日，英国最高法院裁定了英国第一例安乐死案件，同意了一位年仅21 岁患者的父母和医生的申请，停止给他输入营养液。1996年4月24日，又裁定允许为53岁的珍妮特-约翰逊太太(已成为植物人4年多)实施安乐死。1998年，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尽管安乐死还不合法，但英国已有万人在医生的帮助下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多数德国人也赞成安乐死。1994年德国一家民意测验所对1004名德国人进行的调查显示，83%的人赞成安乐死，30岁以下赞成安乐死的人甚至多达88%。在德国，安乐死协会的会员1994年已达万人。1999年，德国外科学会首次把在一定情况下限制和终止治疗作为医疗护理原则的一个内容。 1992年10月1日，丹麦实验了停止延长无药可救的病人的生命的法律，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4个月内就有4 5000人立下遗嘱，表示愿意在必要时接受安乐死。 以色列1998的也实行了首例经法院批准的安乐死，耶路撒冷一家医院的医生给一名49岁的身患绝症的男性病人注射了致命剂量的麻醉剂。 1996年5月25日，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6]，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拥护者认为，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最后，澳大利亚其它一些洲的议员也在准备制定本洲的安乐死法。 美国最新的民意测验显示，在包括医生在内的美国公众中，支持安乐死的已占多数。1994年，世界许多媒体都报导了美国一位身患绝症的老妇在儿女们轻唱的平安歌中平静地离开人世的“诗意死亡”[7]。2．我国公民对安乐死的看法改革开放以后，安乐死的观念传入我国，并很快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从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组都会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中国临终关怀之父”崔以泰教授和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儿科专家胡亚美教授都是安乐死议案的提案人，他们不仅在为安乐死的合法化进行着努力，而且都表示，自己在必要时也要实施安乐死。目前，我国赞成安乐死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和高知识阶层人士。上海曾以问卷形式对200位老年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调查、赞成者占；在北京的一次同样的调查中，支持率则高达；另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二、伦理道德以及人权保护上是否可以接受（一）安乐死并不违备伦理道德为了减轻患病者的痛苦，在一定的条件下，对特定的临终患者实施“安乐死”，在伦理学上是可以允许的。但具体实施的时候，还是会涉及到很多感情问题，比如特丽的父母，就很难接受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因为营养和水分缺乏而导致的死亡。这种人之常情，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安乐死在法律和伦理上的争论似乎仍未平息，对安乐死的法伦理学解读，也许会突破目前理论和立法实践中的僵局。安乐死实现的是何种利益？安乐死能否成为一种权利，首先要看它为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利益是满足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妨以人的需要为分析起点。人的存在有三重关系维度[8]。人的作为肉体存在的自然必然性，决定了人要通过物质生产的实践来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并由此建构起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是永远的主体，物作为客体只存在对人的单向效用，不存在人对物的有用性问题。但人必须是以群体的方式，才能实现寻求需要满足的现实物的活动，这是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必然性，即是说，只有在人的联合中，才能获得直面自然的勇气和力量。物质生产的实践既创造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同时又生产了人类的社会关系，它引起了人的不同于物质生活需要的社会生活需要，如交往、合作的需要、归宿与安全的需要、友谊的需要、道德的需要等等。社会实践所建构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它不同于人与物的关系，它是主体间的关系，而且使人与物的单向效用关系摆脱了粗陋的、原始的“动物学”性质，使主体的自然需要带上了社会文化的印记，使客体的效用能否实现为现实的价值存在形式，受到活动主体的生活态度，活动方式等的制约，这不是因为客体不能满足主体的需要，也不是主体不需要某些客体的属性和功能，而是取决于一种更高的价值形态。因此，除了物质生活的需要、精神生活的需要以外，由于人的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产生，人还有认识自我和追求自我完善的自我实现的需要。由于利益是满足需要的东西和条件，因此，与人的三层需要相对应的就是人的物质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格利益三个利益领域。其中，人格利益被视为人的最高利益，其核心是人格尊严。人格尊严作为一种价值，内在于自我实现的需要，发生在人的自身内部，不是主体对身外之物、身外之人的需要，而是主体对存在于自身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的需要，简言之，人格尊严作为一种利益是内在的，与其他经济利益、社会利益不同。它因出生而当然发生，因死亡而当然消灭，确确实实是“生则带来、死则带走”的权利。而其他利益关系都是主体对自身以外的物和人的关系，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人格利益属于身信领域的关系。意味着人除了对物的支配权之外，对自身也有支配权，前者实现的是物质利益，后者实现的是人格利益。安乐死的利益基础是人格利益。人格利益的核心是人格尊严，即个人的自由自主。一个人有权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身体，包括选择死亡。这意味着要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独立的决定去过自己的生活，而不受强迫或干预。（二）安乐死不是侵犯人权而是保护人权世界卫生组织1948年在宪章中提出：“健康是一种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而不只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现象。”死亡作为人的生命的一个阶段，同样需要一种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安乐死正是这样一种完满状态，实质上是一种实现了人格尊严的状态。显然，安乐死带给我们的不是物质利益，也非社会利益，而是人格利益。这是我们讨论安乐死是否是一种权利以及是何种权利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说，要说安乐死是一种权利，它只能是一种人格权，而不是物质上的或社会上的权利。不过，这里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安乐死如果是自主、自由支配自己的利益的人格权，是否会和人格利益中最关键的生命权发生冲突？问题的关键是对安乐死本质的看法。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吗？安乐死即安乐地死亡。这里“安乐”所界定的是死亡的状态，不是死亡的原因和性质。它不过是用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调节，消除死亡痛苦，优化死亡状态，使死亡安乐化。所以安乐死所解决的矛盾，不是“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死亡质量”问题；不是从“生”向“死”的转化，而是从“痛苦”向“安乐”的转化；不是“为什么死”，而是“死得如何”。可见，安乐死是以解除人的死亡痛苦为唯一目的，使人死得安乐，维护人的死亡尊严。如此一来，那种把安乐死称为是一种死亡权的说法，就显得很可笑了。因为，死亡本身不可能成为一种利益，死亡不可能成为一种需要，相反，生命的存在是其利益之所以产生的前提。况且，死亡是一个必然的结局，人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可见，安乐死如果是一种权利，也不是死亡权，而是自主权，是人格权[9]。 三、法律实务中安乐死出现的一些问题（一）安乐死合法化的精神探源1．安乐死能否成为法律权利安乐死可以成为法律权利吗？没有合理的理由限制安乐死，并不意味着安乐死就能成为一种法定的权利。权利是以体现社会意志的规范的认可为前提的。就是说，并不是任何利益要求都能成为权利，权利是人的利益要求与社会的规范性要求的统一，是人的个体意志得到了社会的整体意志的许可或承认。安乐死典型的是一种人的意志的体现。有学者把安乐死说成是死的权利。其实死是人的一个宿命，是无法逃脱的必然，也无法体现人的意志，因此不可能成为一种权利。安乐死则是对人的实存的一种反思、限制和决定。具体来说，一是安乐死是个人要求的，体现个体的意志。二是安乐死要符合规范，得到社会意志的认可[10]。如此，安乐死才能成为一种权利。2．安乐死成为法律权利的条件安乐死必须体现个体的意志，这是确定无疑的，否则就是谋杀了。这意味着无法表达和不具备个体意志的个体，是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的。至于要得到社会的整体意志的许可或承认，首先要看它是否能得到社会道德习俗的认可和承认。显然，在现代社会，也正如我们上面所论证的，安乐死是可以作为一种道德权利存在的。起码在我国，它能被社会所认可和接受。但安乐死作为一种道德权利，是否就必定转化为法定权利？这当然取决于合法化过程的几个限制性因素。立法者在将应有权利通过立法的形式转换为法定权利的过程中，要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限制：社会客观因素的限制，主观因素的限制以及法律形式本身的限制。正因为这些限制因素的存在和不可避免，使得现有的法律权利不能完全再现应有的权利[11]。所谓客观因素的限制，是指任何应有权利要求都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权利的客观因素包括一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自然条件、民族传统等，因此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的权利主张就会不同，因此有些应有的权利可能在某个时代、地区得到确认和保护，而在另一个时代和地区则得不到保护[12]。（二）我国是否具备安乐死立法的条件在中国社会，安乐死作为一种应有权利是否可以转化为法定权利呢？我们可与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做个比较。荷兰之所以能使安乐死合法化，至少有四个有利因素：1、荷兰的医疗服务在全世界来说，可以说是水准最高的国家之一。95%以上的老百姓有私人医疗保险。长期疗养也包含在保险范围内，而且涵盖没有私人保险的少数人民。2、缓和医疗非常进步。几乎每一家医院都有疼痛控制及缓和医疗中心，与之相较，其它国家的类似中心少而昂贵。3、纳粹占领时期，只有荷兰的医生不参与纳粹的“安乐死”计划。这个因素显示荷兰医病关系有高度彼此信赖的传统。4、他们的家庭医师制度推行的很不错。大部分的病人与医师都有长久的友谊关系。显然，这些条件在中国还远未具备。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现在还没有能力保障每个人都能接受较好的医疗条件。很多人在医治无望的情况下，不愿意让亲人多花钱而想到一死了之。中国目前的医疗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特别是在广大贫困农村，由于基本的医疗保险尚未建立健全。许多人得了个小病就面临巨大的家庭经济危机，主动谋求死路是他们最好的解决办法。中国目前医院的医疗水平还不高，而对于医学上无法挽救的濒死者的确认，需要达到一定的医疗水平，具备一定的医疗条件。最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医疗水平，而且我国民族众多，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差别很大，死亡文明的发展水平不同，对安乐死的要求和接受程度也不同。可见，客观因素的限制不支持将安乐死从应有权利转化为合法权利。四、安乐死的立法构想及结语（一）安乐死的立法构想安乐死是一个涉及伦理、法律和医学等方面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当代社会，为制定政策和立法之目的，审视安乐死必须立足伦理，要围绕生命价值、个人自由和人权保障等来看待问题。讨论安乐死的最佳情景是国家经济、法制、医疗保障和公民的观念达到一定的发达水准，根本问题是病人的自由意志能够在物质和精神高度文明的基础上得到保障。从伦理上来讲，绝对禁止或全面开放安乐死均不可取，我国社会目前不具备讨论安乐死的理想条件，从立法上来讲，我们仍需创造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要严格规范安乐死使用的对象范围、主体范围、实施条件、申请程序、审查程序、操作程序，和明确擅自实行安乐死的刑事责任，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安乐死职责的刑事责任，并明确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其中以安乐死为例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实施安乐死的对象必须是根据现代医学和技术断定已身患不治之症，并死期又迫在眼前的病患者；2、实施安乐死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或消除病人的痛苦；3、病人忍受的肉体痛苦，达到任何人都难以忍受的程度；4、病人意思清楚并能表达自己的意识，必须有其本人真挚的嘱托和承诺，且该嘱托和承诺是在事前或行为当时作出。在病人无法表达时，近亲属及其他人不得代为请求，医生也不得主动实施；5、除安乐死外，无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法来减轻或消除痛苦；6、应由医生实施，其他人无权实施，且实施安乐死必须有三名医生研究同意，在经主治医生批准；7、实施安乐死的方法必须合乎伦理而且被认为是妥当的。（二）结语2006年5月9日，金陵晚报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南京一位年仅5岁，名叫龙龙的小朋友意外发生车祸导致昏迷，在龙龙父亲的情求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院长陈忠华教授与南京市第一医院的专家共同给龙龙会诊，确定龙龙已经是脑死亡，虽然龙龙能依靠呼吸机呼吸，但最主要的生命体征已经不存在了，龙龙的父亲双眼含着泪水，拔掉了龙龙的呼吸机，对龙龙实行了安乐死，并把龙龙包括双眼在内的多处器官捐献给四位极需帮助的病人，而龙龙的遗体则送往东南大学医学院作医学研究。虽然龙龙的情况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安乐死，但却可以做为一个很好的例子，为安乐死立法提供参考。在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公开讨论安乐死以来，支持和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两方各执一词。不少学者认为，安乐死合法化具有伦理道德上的合理性，但进行立法的条件尚不成熟。虽然安乐死在我国尚不合法，但必须承认，罹患重病且无救助可能者的家属因无力承担巨额医疗费用等原因停止对患者的有效治疗而让其“自然死亡”的情形在我国客观存在。如何保障患病者得到有效治疗，最起码能够最大限度的减轻其死亡前的痛苦，使其能够安详、有尊严地度过生命中的最后时光，是一个具有现实紧迫性的问题。在对生与死的权利仍有重大争议的情况下，国家可考虑先行立法对这一特殊人群在医疗、法律等方面的应有权利给予切实保障。参考文献：[1]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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