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四幼教毕业论文

幼儿教育论文：浅谈幼儿教育的必要及方法幼儿教育论文：浅谈幼儿教育的必要及方法是一篇关于幼儿教育 幼儿教育论文 幼儿教育方法 的文章，本文是由范文中国责任编辑邢枫为您精心挑选，希望本文能帮助到您，感谢本文作者曾维杏为了认真落实《幼儿园管理条例》和《幼儿教育工作规程》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关怀和学校领导的重视下，我校幼儿学前教育逐步走上正轨，顺利地向前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我认为幼儿学前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必须在社会.家庭.幼儿园等多方面的互相配合教育下才能达到的特殊工程，我现根据任教幼儿实践中的一些问题，谈谈如下体会： 一.善于掌握幼儿的心理特征 幼儿与成人是两个不同范畴的群体，两者在心理上差异是很大的，只有真正认识这些事实，才能对幼儿进行卓有成效的教育，达到预期目标．幼儿的心理特点有如下几个方面：①活泼好动：②好奇好问：③认识具体形象：④模仿性强：⑤无意性大：针对幼儿以上的心理特征，就不能长时间地让幼儿单纯而枯燥地进行活动．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应该热情地.耐心地给予解答．在教育幼儿时，要注意将抽象的东西化为具体.生动的东西〔比如概念和道理〕．便于幼儿理解和接受．要让幼儿多模仿文明的语言和优良的行为．例如：我校幼儿园全部幼儿都出生在农村．所接受到的东西不如城里的幼儿多．农村中好多庸俗.无聊的话语容易被幼儿带入园内传诵，行成顺口溜，久而久之，就容易行成难改口语而流传下来．至于某些下流式的动作．有些幼儿也会模仿．甚至在老师面前也胆做作．因此．加强对幼儿文明语言和优良行为教育十分必要．要经常组织幼儿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这些活动应尽量考虑幼儿兴趣，要有必要地对其进行教育，才能收到良好成效． 二.家庭教育必要性 家庭是幼儿的第一课程，每个儿童从出生到进入社会，约有百分之六十的时间是家庭度过的，家庭教育在儿童早期发展中影响极大，这是因为家庭教育对儿童的思想品质，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等方面的发展，具备着社会其他群体所不具备的优势．据专家分析，幼儿有如下方面的表现优势：①天然的早期化：②巨大的感染性：③强烈的针对：④间接的传递性．如果家庭教育的优势发挥很好，这对幼儿早期的成长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反之，就会阻碍儿童的发展和成长．由于幼儿在家里受到父母的第一教育，他们幼小，纯洁的心灵中就会形成一种良好的习性．例如：受过家庭礼貌教育的幼儿来到幼儿园后，他会向老师问好，离开幼儿园时会向老师说谢谢．在智力上，这类幼儿也明显比没受过教育的幼儿强，他们反应敏锐，动作轻快，能完成教师安排下的作业，其质量很好．老师要经常配合幼儿家庭进行教育，帮助纠正其不良的习惯．例如：特别幼儿爱吃零食，老师要结合家庭教育，使家长做到在幼儿上学前，让其能吃好早餐．此外，也不要给孩子零花钱．培养其从小注重节俭的习惯． 三.智力开发要科学进行 智力是在外界环境中锻炼的结果．专家认为，它是由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共同决定的．对于平常人来讲，后天因素的作用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心理学家认为，人类的大脑发育与成长大部分是在幼儿阶段进行的，一般可以结合如下几个方面来开放幼儿的智力．①训练幼儿的动作发展：②促进幼儿观察力的提高：③丰富幼儿的语言观念：④提高幼儿记忆力：⑤培养幼儿思维能力：⑥鼓励幼儿的创造力．专家认为，要为幼儿提供广泛的生活经验和内容．让幼儿的智力在吸收了形式多样的生活经验后得到发展．例如：在语言传授中．可结合礼貌进行．可让幼儿学习“我爱祖国，又爱人民”．“我爱爸爸，有爱妈妈”这样既学会了语言，又培养了个性和思想感情．为了提高对幼儿的直观教学，可以配合用直观的教具进行．比如：用一个三层式的书架，上面放小玩具：中间放书本：下面文具盒等．让孩子先观察，接着让孩子们说，然后由老师来规范．只有运用形式多样的教法，才能提高其兴趣，激发起其情感，以达到既教书又教人的目的． 四.艺术启蒙要有新颖性 上面已经提到，由于幼儿个性好动.好问.好玩等．因此不能让其长时间地进行“读写”训练，要让孩子们多接受些艺术启蒙教育，比如：唱歌.跳舞.画画等．音乐是声音的艺术，他通过美妙的声音，生动形象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音乐的感染力是巨大而不可比拟的．马雅可夫斯基说过：“歌手的声音唤起勇气．”宛转动听的旋律可以使人兴奋，给人带来无比的喜悦，有可以使人黯然流泪．音乐能潜移默化地陶治幼儿的性情，使他们保持良好的情绪，促进幼儿的智力发展．因此，在教学中．应多些开辟音乐欣赏课，让孩子们多接触音乐，激发他们学习音乐的兴趣．老师在教学中要结合一些简单易懂的歌曲进行．比如：教唱《小猫你别吵》．《一分钱》.《蚂蚁搬豆》.《蝴蝶花》等，培养幼儿的原因素养．此外，让孩子们看看一些简单的画册，激发他们对画画的兴趣，让五彩缤纷的画画在孩子们的脑子中留下印象．要有目的地让孩子学会画一些简单事物．如：太阳.月亮.树木等，画成后，再让他们分别涂上颜色，加深对事物的理解和认识．在教示跳舞时，先让孩子们观看幼儿们表演的各种节目，主要的朗诵.跳舞等，让他们在脑子里形成概念．上面已经提到．孩子们的模仿性很强，老师只要认真.耐心地教.孩子们肯定学得快，演得很棒．专家认为，舞蹈是一门综合艺术，它结合音乐的感受，审美的眼光，感情的表达等，对幼儿来说，这不仅可以锻炼优美的体态．培养美好的情感和高尚的情趣，还能开发智力，增长知识，使幼儿变得更加聪明.自信.活泼和健康． 综上所述，培养幼儿工作是繁重而光荣的，涉及到方面也很多，需要我们不断探索.研究和进取，才能达到预期目的

1.教育实习1896年盛宣怀创办南阳公学时就有了教育实习，并设置四院，，作为师范生进行教育实习的场所。张念宏先生在《中国教育百科全书》中提到:教育实习是师范学校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学校组织师范生进行的教育教学活动，它有利于培养合格的教师，同时它是学校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顾明远先生在《教育大辞典》中对教育实习的定义为：“各级各类师范院校高年级学生到实习学校进行的教育教学专业实践的一种形式，包括参观、见习、试教代理或协助班主任工作以及参加教育行政工作等。”[[1]]叶澜老师在《中国教师新百科：中学教育卷》中对教育实习的定义：“高校学生进入基础学校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并在两位指导老师的帮助下，认识教育实习过程中的工作，并通过教育实习促进自身专业能力的发展，从而使学生对该专业不更深的理解和认识。”[[2]]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查阅及整理，笔者认为叶澜老师对于“教育实习”的概念界定与本论文相符合，本论文将采用叶澜老师对于“教育实习”的界定。2.学前教育专业教育实习我国对于学前教育专业实习的概念界定是大同小异的，南京师范大学的陈丹丹对于学前教育专业教育实习定义为:“大三大四的学前教育本科生在学前教育院统一安排和组织下，走进幼儿园中，并在学校和幼儿园老师的指导下，将学到的理论知识践行到实践中，从而获得幼儿园的保教实践能力。”[[1]]有学者对学前教育专业教育实习的定义为：“大三大四的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走进园所，在学校和幼儿园的指导老师的帮助下，对幼儿园中保教活动进行学习的实践活动。”[[2]]还有的学者对学前教育专业教育实习的定义:“学前教育专业的本科学生在毕业前由学校统一安排下进入幼儿园，并在“双导师”的指导下，对园所的教育教学、管理等进行学习，从而在实践中促进专业能力的提高的教育实践活动。”[[3]]通过对比整理研究者们对学前教育专业实习的相关界定，笔者将学前教育专业教育实习的概念界定为:大三大四的学前教育专业的本科生，由学校的统一安排，进入到一线的幼儿园，并且在“双导师”的带领之下，对幼儿园的保育教育工作进行学习、研究，从而促进自身的专业全面发展的实践教育活动。1.研究目的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教育实习满意度与影响因素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发现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提高教育实践质量，并去完善教育实践制度和为改善教育实践提供资料与依据，同时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培养更多的优秀学前专业教师。2.研究对象(1)问卷调查对象选取K大50名大三和大四实习过的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星发放问卷，并对学前教育实习的满意度进行调查，了解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实习的过程中对学校、园所、自身在实习中表现的满意度。（2）访谈对象选取了K大15名大三和大四实习过的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作为访谈对象，向他们了解影响实习满意度的具体因素，主要从三个大的方面去了解，分别是学生自身因素、实习学校的因素、基础设施因素，以下是访谈对象信息汇总表: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学生对指导老师的指导态度的满意度是满意，对学校指导老师的指导及时性、指导及内容、指导方法、指导态度的满意度都是一般满意，对指导老师的指导态度的满意度是满意。通过基本信息中对指导老师所带的学生人数的调查可以知道指导老师所带的学生人数比较多，在访谈中有学生说道:“我的指导老师带的学生比较多，有23个。”所以因为此原因指导老师平均分配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精力有限，学生的反馈得不到解决及时解决，所以学生对学内指导老师的满意度不高。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学生对于实习的时间、学校对实习的前期准备、学校开展的动员会、实习的总时长的满意度都是一般；对学校对学生实习期间的管理的满意度是满意，对实习次数的满意度是不满意。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学生希望更早的去实习以及希望实习的时间更长；学校对学生实习前期的准备不够充足，没有更好的去引导学生去正确看待和认识“实习”；由于疫情的原因学生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没有机会去幼儿园进行见习等活动，所以学生把实习看的比较重，期待值也很高，但是对于仅此“一次”的实习机会，学生对此的满意度还是很低的。(3)对实习津贴的满意度实习学生对于实习期间的实习津贴的满意度是很不满意(70％)，实习津贴在实习学生的心里占有很重的位置，它能调动学生的实习积极性，有学生在访谈中说:“实习津贴太低，但是实习的工作量却很大，同时工作也很杂很累，会让他觉得拿着很少的钱却干着比工人还累的工作，每次想到这里就不会那么认真的去工作，而且越来越懈怠”（A6）。所以津贴的高低在实习中真的很重要。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学生对于实习的期间的家园合作、学到的知识、学校对于实习的考核成绩等的满意度是一般满意，园所对学生的考核成绩的满意度是满意。家园合作在实习工作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但是学生对此的满意度是一般满意，可以看出学生在与家长的相处之道上还缺乏一定的经验；实习期间学到的知识的满意度是一般满意可以看出，实习的时候学到的一些知识，但是并没有学生想象中可以学到那么多的知识；学校对学生的考核成绩的满意度度中不满意占了30％，从中可以看出学生对于学校的考核结果或者方式存在一定的不满。

幼师音乐毕业论文 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 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 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 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被屏蔽广告] 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 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 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 是音乐学， Ethnomusicology 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 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 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 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 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 ）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 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 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 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 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 “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 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 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 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 ）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