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三农论文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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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合称三农问题，有人把三农问题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其实，三农问题不是三个问题，三农问题归结起来是一个问题，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穷”。这不是本人的新发现，小平同志早在1985年就一语道破天机。邓小平同志于1988年5月25日在《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一文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1] 邓小平于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 大家想一想，如果农民都富裕了，过上了小康生活，还有三农问题吗？穷不是三农问题的本质，而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农村中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是三农问题在农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集中反映。穷有穷的原因，穷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理论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3]讨论三农问题的本质，就是要找到三农问题的“穷根”。这样，才好问病开方，对症下药。不然，不但治不了病，还会加重病情，既是不加重病情，也会延误治疗的时机。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深奥。问题的关键和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敢不敢于承认关于这个问题的事实和正视其中的科学道理。以愚人之见，中国农民之所以穷，不是干部队伍的政治觉悟不高，也不是区位和资源条件不好，更不是农民兄弟不够勤劳，穷的根本原因抑或本质是干部队伍中的知识贫困。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合理的制度结构和相应的激励机制。当社会的制度结构和激励机制有助于鼓励生产性努力时，社会的发展就会加快；相反，当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和激励机制给个体和组织留下太多非生产性努力的空间时，社会的发展就会变得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抑或倒退；当个人的生产性努力和具有社会劳动属性的个别劳动及相应的预期得不到社会和组织的实质性认可时，人们就会降低甚至停止这种劳动努力；当社会的激励机制弱化到个体无法容忍的地步时，人们要么是无所事事，要么离职另就或者远走他乡。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当个人的正当努力得不到相应的合理回报、理想和抱负无法实现时，人们为什么要为之而奋斗、不辞辛劳呢？从历史和形成机制上看，制度和激励机制的人们长期博弈的结果。政府作为公民契约的结果及意志代理人，培育和建立合理的制度结构和激励机制是政府不可推卸责任的责任。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传统社会，离开了政府推动、政策和制度引导，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将只能是步履蹒跚甚至寸步难行。政府是权力的象征，但政府不是抽象的，政府的权力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和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手中，政府的理性和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取决于干部队伍的知识化程度和理性水平。革命导师列宁指出：“要管理就要内行。”[5]政府管理社会政治经济事务，不能依靠外行领导内行，而要成为内行，必须使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真正成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知识个体，真正成为知识渊博、事业心责任心强的领导人才和管理专家。“知识和技术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历史上“知识存量的累计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长期变迁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6]计划经济年代没能解决中国治穷的问题，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普遍缺乏制度知识和科学的经济理性，甚至一度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知识分子成了人人喊打的“臭老九”，尤其是决策层在经济体制的认识上存在着当时无法克服的意识形态刚性，延缓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回顾80年代中期，当“民工潮”刚刚启动时，我们的城乡干部带头围追堵截，甚至把“民工潮”定性为“盲流”。事实上，“民工潮”是贫困中的农民对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城市收入流和对劳动力的增量需求的理性回应，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最后，还是事实教育了我们的干部，唤醒了我们干部的科学理性。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政策和路线，是党的生命；政治路线确定之后，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干部。干部的知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和领导水平，进而决定社会制度结构和激励机制的科学化程度。如果不是这样，国家又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发展包括硕士、博士层次在内的高等教育呢？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全党要“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试想，一个知识层次低下和知识狭窄的领导干部又如何能够具备高超的领导才能和执政能力呢？诚然，他们凭借个人经验和主观臆断也不是不能偶尔做出正确的决策，但要其避免决策的失误就十分困难。无知则无畏。也正是出于无知，人类社会历史上才会出现哪些貌似壮举但却十分荒诞的政治经济决策和种种可怕的行为后果。当今社会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成为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关键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规模、速度、结构和效益，与这个地方的知识生产、知识传播和知识的应用密切相关。近年来，领导干部和用人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或许已成为百姓的笑料和痛斥的对象。在中国越是落后的地方，敢于坚持真理、说真话、办实事、讲实效的人才越是得不到提拔重用，甚至受到打压排挤，而发达地区则视人才为珍宝，不惜重金引进、高职聘用。对于这种一方面严重存在干部队伍知识贫困，另一方面又不尊重知识和人才的现象，实在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要不然，为什么落后地区有如此多的人才流失现象呢？安徽省社科院辛秋水先生提出“文化的贫困与贫困的文化”这个命题耐人深思。文化的贫困本身也是知识的贫困，没有知识又何谈人类文化呢？解决农民群众中文化的贫困和贫困的文化问题固然重要，不过，本人以为，这还不是三农问题的本质和穷的根源。可以设想，在现有的体制下，“文化扶贫”的经济效果也不会如预期的那样理想。人们不仅要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为什么当代中国农村依然存在文化的贫困和贫困的文化呢？究其根源，还在于干部队伍中知识的贫困及政策决策上的失误。早在1923年，革命导师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就提出在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农民的文化教育。然而，在我国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甚至到今天，农民的文化教育依然未能引起各级领导应有的重视，不然，辛老也就没有必要大书特书《文化的贫困和贫困的文化》了。这不是干部队伍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知识的贫困又是什么呢？因此，本人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首先解决干部队伍的知识贫困，而要解决干部队伍中知识贫困的问题，必须下大气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和用人机制，进一步加强干部教育与培训。唯有这样，中国农村发展才有希望治穷致富、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二、关于“农民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的质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根据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社会经济状况，提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革命的中心内容和最基本的任务这一光辉思想。正是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引下，几万万中国贫苦农民才得以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获得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解放。长期以来，“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似乎已成了一个不争的真理，久而久之也就成了学术界和政坛中的一个习惯用语。如果说对中国社会经济形势的这一基本判断或估计直到20世纪末还是正确的话，那么，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恐怕已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对当代中国社会和农村状况的这一基本判断需要重新认识，至少可以认为“农民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是值得商榷的。其理由是：（1）土地问题已不再是当代中国农民政治解放和农村经济发展最主要的问题，中国早已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已普遍地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承包经营权）。尽管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结构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家庭承包经营权还存在某种程度上不稳定和权益实现上的障碍，但我国新的《土地管理法》第14条规定：“土地承包期为30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政策，……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可以认为，尽管农村土地制度还不完善，土地制度改革与创新对保障农民的正当权益、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和劳动积极性具有一定作用，但土地产权制度在整个农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开始不再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最主要的障碍。（2）我国的经济体制形态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在决定农业家庭经营经济效益和整个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已大大下降，或者说不起主要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家庭经营和农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已不是生产成本和生产效率问题（尽管还很重要），而是如何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流通效率，以有效解决小规模家庭经营与大市场的矛盾。（3）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决定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不是土地和资本，而是知识，未来农业也必将是知识农业，是信息化、数字化农业。（4）许多地方的事实表明，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农民不想多承包土地，甚至出现了大面积的土地撂荒，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土地对农业和农民的相对意义在下降。3．关于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中心内容和最基本任务当代中国农业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千头万绪，错综复杂。那么，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中心内容和最基本的任务是什么呢?迄今为止，这一问题未见有成效的回答。不明确这一问题，农业改革与发展就只能是“事倍功半”。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一个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7]我们认为，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中心内容和最基本任务应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作为农业微观主体的农业家庭经营组织的运行效率，尤其是要有效节约和降低农户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不断提高其交易效率。诸如农业技术落后，经营管理水平不高，家庭承包经营权残缺，农民负担过重，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等等，都是家庭经营组织运行效率不高的表现或阻碍家庭经营效率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必须用系统论的观点和科学的发展观重新审视当代中国农业问题。从农业家庭经营组织效率现状及其有效运行的管理、技术、组织、制度需求出发，就可以从根本上理顺农业改革与发展的脉络，找到问题的症结和根本。一个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造就使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激励效应；技术创新、规模增长、教育和资本积累并非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制度提供刺激后的结果，是增长本身，如果是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没有为创新提供刺激。一直以来，人们在对制度、行为、经济绩效之间关系的认识上远未达成共识，从而难以集中对于事实的意见，并由此导致了许多无效的争论和不当行为。从制度、行为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看，要提高农业家庭经营组织的运行效率，必须从影响农业家庭经营效率增长的系统因素和导致农业家庭经营效率不高的体制性根源出发，进一步深化农业改革，加快农业经营体制创新，才能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步伐和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促进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四、关于建国以来农业发展观的科学反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建国后，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在实践中也有过过失和存在发展观上的诸多问题。总结起来，传统社会主义农业发展观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杂以下8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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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中国，农民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两千多年的历史如是，20世纪的百年史如是，现在和今后相当长时期依然如是。然而，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和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农民始终遭受着最深重的剥削，被压迫在最底层。解放之前，农民食不果腹，衣难蔽体，农村经济一片萧条。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回顾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国农民曾面临两次重大机遇。一次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彻底废除了旧土地制度，将约7亿亩土地分给了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连续9年的大丰收使“一穷二白”的农村经济“旧貌换新颜”。另一次则是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这是农民挑战贫穷与饥饿的一场自发式变革，是一次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中央充分尊重广大农民的创造和意愿，大力推广实行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使亿万农民充分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正如庄户人自己说的“地联产，产连心，庄稼成了亲儿孙，一天不管不放心”。“实现大包干，一年吃饱饭”，广大农民的干劲像火山一样迸发，全国粮食连续6年大幅度增产，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跃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黄金期。然而，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重心转向城市，加之城乡二元体制的严重束缚和粮棉价格下跌等原因，“卖粮难”、“增收难”、“就业难”横亘在广大农民面前，成为一道道难关。而农民负担又不断加重，“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当时“三农”问题的真实写照。“三农”问题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近年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坚持实施“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连续3年出台指导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一系列惠农政策落到实处，一桩桩重农举措初见成效。粮食连续几年保持稳定增产，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255元，增长幅度摆脱了多年低速徘徊的局面，破解“三农”难题可谓渐入佳境。先期启动的农村税费改革为减轻农民负担提供了制度保障，老百姓欢欣鼓舞。随之而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又把一次重大机遇推到了9亿农民面前。专家们指出，新农村建设标志着中国的投资重点转向农村，这将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战略新提升”。站在全局高度加以审视，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则是我们在这一时期要实现的宏伟目标。我国的现实国情是，13亿人口中9亿是农民。可以说，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现代化。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前不久所强调的那样：“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实行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积累、农村支持城市的经济发展战略，优先发展工业，侧重城市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去年我国GDP达到万亿元，人均GDP已超过1700美元，二、三产业在GDP的比重达到85%以上，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在2004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曾深刻地指出，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从总体上看，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既是一个有利于“三农”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一个容易忽略“三农”问题、导致社会各类矛盾凸显的社会敏感期。很多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在这一关键时期，要防止出现贫富悬殊、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问题，否则将导致经济社会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动荡。专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是与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正式提出的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统筹城乡发展的指导思想以及随后连续重申的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方针一以贯之的，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也是遏制城乡差距拉大趋势、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途径。把坚持“统筹”和“多予”作为第一政策选择，把开展全民创业作为第一动力，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第一目标，安徽省将重点发展农村先进生产力。在示范村镇统筹规划、培育主导产业，着力发展“一村一品”、“一镇一品”，建设现代农业；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培育和发展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积极优化政策环境，取消限制农民创业的政策规定，激发农民创业热情。围绕建设道路交通网、供排水网、电力输送网、信息传输网及新型能源等工程，将重点强化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实施以小型水利设施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抓好农村道路建设，完善农村电网、邮政、通讯、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并发展循环农业。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是新农村建设的又一项重点。据悉，各地将落实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政策，加强示范村镇师资队伍建设，建立完善乡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并加强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着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健全和完善党组织领导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制定村规民约，推进党务、政务和村务公开。此外还将着力深化农村改革，建立农村基层工作新机制，并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惠农政策，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维护农民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