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论文研究方向

初识鲍勃·迪伦 我第一次听到鲍勃·迪伦这个名字，是在1963年秋天的一个沉闷的傍晚。和任何平常的一天一样，我放学回家，打开收音机，收听欧洲1台（Europe 1）的音乐节目。主持人丹尼尔·菲力帕契（Daniel Filipacchi）除了当时法国流行的R&B耶-耶风音乐之外，也时常播放美国排行榜上的热门单曲。在那个时代，美国发行的唱片要过好几个月才能传播到法国。每一季度，菲力帕契都要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大采购，回到法国时行李箱满载着全美时下最受欢迎的唱片：Dion、Chris Montez、Little Eva。电台播出的歌曲片段很短，从来不超过两分钟，在短短的两分钟里，歌唱了无数喜出望外的故事、朝三暮四的姑娘和少年人的爱情。从音乐的角度来说，这些歌曲有些像是经过改良的黑人音乐。 那一天，我一边喝着热巧克力，一边漫不经心地听着SLC的歌曲。忽然间，某种闻所未闻的旋律在我耳边响起，与以往听过的任何一种音乐都不同。 没有拖沓的节奏，没有女声合唱，没有响指伴奏，而是一副精致的声线，精致得甚至有几分苍老，人声与吉他和弦巧妙地融为一体，中间点缀着口琴声。 这歌声喑哑，忧伤而坚定，就这样在我完全始料未及的瞬间，彻底击中了我的心灵。这首歌播放的时间比平日里那些歌曲要长一些，在音乐渐近尾声的时候，菲力帕契介绍了这首歌的歌名和表演者。歌曲名叫《别犹豫，没关系》（Don’t think twice, it’s all right），歌手是鲍勃·迪伦。从那一天起，我开始不断了解关于这个陌生歌手的一切。我和当时高中的同学们谈起这个人，他们已经带领我领略介绍了不少摇滚先锋的魅力：Eddie Cochran、Buddy Holly、Chuck Berry等等，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听说过鲍勃·迪伦。于是我只好日复一日地等待，盼望广播里再次播放那首歌。什么也没等到。 那时的美国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几乎像月球一样遥远，很少有人有机会真正踏上美利坚的土地。我对美国的所有了解都是通过音乐、电影（尤其是西部片）和电视节目获得的。在我眼中，那是一片新潮而摩登、开放而欢乐的土地，与六十年代戴高乐时期阴沉无趣的法国截然不同。我对美国着了迷。我在书桌前的墙面上挂了一张巨大的美国地图。美利坚合众国五十多个州的名字我全都熟稔于心，这些名字令我心驰神往：蒙大拿州，爱达荷州，俄克拉荷马州，南达科他州，等等……我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处报刊亭，在哪里可以买到美国出版的报刊杂志。在纽约时报上，我发现了一篇关于鲍勃·迪伦的短文。配文照片上是一位面色红润的年轻男子，与他的声音给人的印象完全相反，他穿着牛仔裤，格子衬衫和麂皮夹克。那篇短文将他写得好像一位垮掉分子，那时我还不太明白这个词的含义。文中还提到了他在几个月前发行的一张专辑：《放任自流的鲍勃·迪伦》（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 走近鲍勃·迪伦 我完全不知道该去哪里买这张专辑。幸运的是，我的一位表姐正巧在缅因大学读书。我写信拜托她给我寄一张唱片来。几个星期之后，这张珍贵的黑胶唱片乘船漂洋过海，终于送到了我的手中。在把唱片放上唱机之前，我对着专辑封面的照片仔细看了很久。一个长发女孩挽着迪伦的胳膊靠在他身边，迪伦在寒冷的空气中微微耸肩，穿着靴子走在白雪皑皑的纽约街头。单单这张照片本身便承载着某种自由的气质。这种自由的理念贯穿了专辑中所有的歌曲。我在这张专辑中再次领略到了第一次在电台听到那首歌的感觉，那种震撼比当初还要强烈十倍。 在随后的几周甚至几个月里， 我每时每刻都在听迪伦的歌：早上起床时，出门上学前，放学回来的晚上。 我只能听懂大概四分之一的歌词，不过我可以感觉到，他在歌声里讲述了某种此前任何人都没有向我揭示过的真理。为了理解他的歌词，我开始认真学习英语，甚至成了班级英语课上的第一名。我花了整整好几天时间破译那些歌词，甚至不惜冒着划伤唱片的风险，无数次抬起唱针，放在两条纹路之间，不断重复播放某一片段，生怕漏掉一个单词。 与此同时，我也持续关注着美国的报刊杂志，搜寻着那个已经被我奉为偶像的人的讯息。在某一篇杂志采访中，迪伦讲述了他漂泊的青春时代，他的赋格曲，他搭便车横穿美国的经历。我也想追随他的脚步，走他走过的路。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他信口编造的，他的真名叫做罗伯特·齐默尔曼（RobertZimmerman），来自一个美国中西部的犹太裔家庭。我喜欢迪伦身上那股子自由和叛逆的劲头，那种笑看一切的气质，那种以旁观者的姿态描述芸芸众生蝇营狗苟的方式，那种精准残酷的幽默感，他那颠覆性的活力，对当权者的伪善和邪恶的激进批判，以及要将“战争之王”送上断头台的气概。 我爱他的抒情方式，他对穷人和受压迫者的同情。他并不想改变这个世界，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相信这世界还能有什么改变。 他只是不愿意与一个充斥着不公和苦难的世界同流合污。 他袖手旁观，他静静等待。我也决定这么做。 从我发现迪伦到他的唱片开始发行法国版，中间隔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在美国从一位籍籍无名的音乐人成为了声名远扬的歌手，但对于法国人来说，他仍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当时班上的同学问我爱听什么音乐，我提到了鲍勃·迪伦的名字，我至今还记得同学脸上惊讶的表情。后来我的表姐回到了法国，我必须找到其他办法去购买大西洋彼岸的唱片。他每年都会推出新的作品。 那时我还在孔多塞高中读书，幸运的是，距离学校不远的巴黎圣拉扎尔车站（Saint-Lazare）附近有一家唱片店，就在掷铁饼者标志那里，这家店里出售海外进口的唱片。 只要一从美国报纸上看到迪伦发行新专辑的消息——在那段日子里，他一共出了三张专辑——便匆匆跑到掷铁饼者那里去下单。我所有的零用钱都花在了这上面。唱片需要两个月才能到货，有时甚至更长。我每星期都跑去店里看看，唱片来了没有。我直到今天都记得店家告诉我新唱片刚刚到货时那份激动的心情。我掏出60法郎——一笔巨款——抱着唱片跑回家听。回到家里，我先是好好欣赏封面，仔细阅读背面的歌曲列表，想象着聆听时的乐趣。迪伦的歌从没让我失望过。每首歌曲都让我如痴如醉。任何音乐都无法像迪伦的歌那样，让我在第一次聆听时感受到那样的情绪触动。第一次独自一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听《没关系，妈妈》（It’sAlright, Ma），那已是五十年前的事，却依然恍如昨日。 我在青少年时期对迪伦的迷恋还要持续好几年的时间。我不仅为了读懂他的歌词而刻苦学习英语，还为了能够亲自演唱他的歌曲而开始学吉他。1968年8月，在作为仓库管理员打了一个月的工以后，我终于攒够钱去了纽约。我走在格林威治村的街道上，寻找迪伦曾和他的女朋友苏珊·罗托洛（Suze Rotolo）为《放任自流的鲍勃·迪伦》（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拍摄封面照片的地方。尽管才过了五年，我却觉得那一幕已经成为了尘埃落定的昔日时光。鲍勃·迪伦离开这片街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1966年摩托车事故发生后，他几乎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我试图寻找那些可能认识他的人。他们也消失了，除了民俗中心的负责人伊兹·扬（Izzy Young），正是此人在七年前筹办了鲍勃·迪伦最初的几场演唱会。扬热情地接待了我，因为在他看来，来自法国的我带来了1968年五月革命的光环。我们聊起了迪伦的事，他向我讲述了这个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少年时如何在1961年冬季的一天来到他家的故事。我还在民俗中心买了把马丁00-18，迪伦在录制《John Wesley Harding》时弹的就是这一款吉他。 书写鲍勃·迪伦 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我一直留着这把吉他，但是那段看起来一切充满可能、洋溢着青春朝气的黄金时代却是一去不复返。在此后的人生里，我们经历了无数悲欢离合。鲍勃·迪伦不再是为我指引人生方向的灯塔，但是这么多年来，他始终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是一面镜子，透过他的音乐，我总是可以看到当年那个刚刚迈进成人世界的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再听迪伦的歌，但他始终在那里，在过往的阴影中，随时准备着昨日重现。我明白，鲍勃·迪伦之于我，绝不仅仅是一段回忆。实际上，从1966年开始，迪伦自己也面临着艰难困境，在他的盛名达到顶峰的那一年，他也差一点意外丧命，他必须向自己和世界证明，他作为艺术家的生命并没有结束，他必须超越自己之前已经创造的传奇。 当鲍勃·迪伦奋力摆脱过去的包袱时，我也开始执笔谋生，成为了一名记者兼作家。说来奇怪，我从来没有写过关于迪伦的文章。关于迪伦，总是有太多触及我灵魂隐秘深处的东西。2014年，当我刚刚与我的朋友雅克·瓦萨勒（Jacques Vassal）共同出版了一本关于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的书，我的编辑建议我再写一本关于迪伦的书。对此，我的第一反应是：“还有什么可写的？”我上网查了一下，各种语言加在一起，有超过三百本关于鲍勃·迪伦的书。我大致读了一些，有的非常精彩，有的则寡淡无味。但我没有在任何一本中看到我眼中的那个迪伦。 这样看来，也许时机真的到了，我应该写一写这个深刻影响了我的人生的人。 鲍勃·迪伦就像是我的兄弟。 在某些时刻，我觉得自己和他是那样相像，就算不认识他本人，至少也了解他的思想。因此，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让读者感到“发自内心”。 所有关于他的事实都已是众所周知，我需要进行梳理和调整，将他内心深处的真实自我展现在读者面前。 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办法就是抛开传统的传记写法，转而从他的作品以及他本人对作品的评价入手。 于是我重听了他所有的歌曲——自1961年以来，他已经发行了超过五百首歌。我拿着笔，阅读最早几张唱片背后的歌词诗，把它们翻译成法语，此前还从未有人这样做过。与此同时，我还做起了档案整理的工作，重新阅读了迪伦艺术生涯中接受的大量采访，包括乔纳森·科特（Jonathan Cott）在《鲍勃·迪伦访谈录》（Dylan par Dylan）中收录的内容。此外，我还从罗伯特·谢尔顿（Robert Shelton）的著作中汲取了很多资料，谢尔顿是第一个为鲍勃·迪伦写传记的作家，也是他亲近的人之一。我将自己对迪伦的认识与最了解他的那些人进行比对分析，尤其是《滚石杂志》（Rolling Stone）记者格雷尔·马库斯（Greil Marcus）的记述。当然，我还反复研读了鲍勃·迪伦的自传《像一块滚石》（又译《编年史》），这本书的文学性毋庸置疑，但部分事实的可靠性值得商榷，在回忆录中，迪伦谈到了过去的某些片段，也谈到了身为艺术创作者的疑惑。 像拍摄电影一样，经过取景、拍摄和剪辑，所有这些资源最终汇聚成一副艺术家的肖像，在我看来基本实现了我写作的初衷。与此同时，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理解了一些当初并不明白的事情。六十年代初离开中西部乡镇踏上纽约漂流之旅的年轻人，七十年代的摇滚明星，八十年代的“耶稣怪物”，2015年在七十四岁高龄发布整整一张专辑向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致敬的睿智老人——这些形象之间究竟有什么共同点呢？2015年10月，我在巴黎体育馆（Palaisdes Sports）找到了答案，那是鲍勃·迪伦“不散的筵席”巡回演出（NeverEnding Tour）巴黎站的举办地点。许多几十年前煊赫一时的著名歌手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举办演唱会时，往往会以怀旧作为基调，大部分乐迷也是这样期待的。我原以为迪伦的演出大概也是如此。然而，那天晚上演奏的二十多首歌曲中只有三首是迪伦六七十年代的作品。在那一瞬间，我猛然意识到，直到今天，迪伦从来改变他一贯的那种极具贵族气质的行为准则： 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取悦自己。 他从不试图取悦任何人，永远拒绝随大流，永远以艺术家的眼光选择他认为最好的做法。 从一开始，他从来都只追随自己的赤子之心，或许正是这种追求让我们着迷，让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