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姻缘传毕业论文

从《五灯会元》到《醒世姻缘传》看“把”字及“把”字句的历史演变规律“把”字句是汉语中极其常用而又复杂的句式，一直是汉语语法研究课题中的重点和难点。王力先生最早发现了汉语的这一特殊句式结构，此后多年来学者们对表处置义的把字句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是，从汉语史的角度看，把字句的来源和“把”字历史演变等问题，仍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早在先秦时《战国策·燕策》中就有“臣左手把其袖”。“把”在这里是动词，表“执持”义。到了南北朝时期《世说新语》中也只出现了三处使用“把”字的迹象：“王先把其手曰”“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诸人门外迎之，把臂便下。”“把”在此处当“牵着、持着”讲，只用作动词，可见“把”字在早期用法意义单一，使用频率较低。到了唐代，“把”逐渐虚化为介词，表示“用”“拿”义，引介动作所凭借的工具。韦庄的《杂曲歌词·古离别》有“更把马鞭云外指，断肠春色在江南”，张祜《公子行》也有“轻将玉杖花片，旋把金鞭钓柳丝”。几乎在同时，“把”字用于处置式。考察源流，可见最早的“把”字句只存在于韵文语境。唐宋之间《温泉庄卧房寄杨炯》有“惜无载酒人，徒把凉泉掬”。但是诗句的简约性严重制约了“把”字句中的动词形式，导致了十分普遍的动词挂单的现象。后世的“把”字句显然延续了其原始语境特征，因而像“一个个伸出拇指把你夸”之类的语句只有在诗词曲中才有合法性。所以“把”字句是在散文里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动词不再挂单，即其后的一半必须附以补语或助词，这一过程大约完成于宋代。[1]成书于宋代的《五灯会元》是记录宋末之前禅师佛语的重要语录。《五灯会元》的语言面貌大致能体现“把”由动词向介词转折以及“把”字句初步成型的重要过程。下面笔者就以《五灯会元》为例，对“把”的演变转折以及其成型做计量考察。 一、从《五灯会元》看把字句的初步成型 《五灯会元》[2]的“五灯”指五部禅宗灯录：《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这五部灯录先后于北宋景德元年（1004）至南宋嘉泰二年（1202）的近200年间分别成书。《五灯会元》汇集了佛教产生至唐宋时期禅宗各派名僧的公案、语录和轶事，是研究禅宗的重要文献。由于禅宗崇尚“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所以《五灯会元》的口语化程度较高，基本上能反映两宋时期的语言面貌。就“把”字来说，《五灯会元》中共出现202个，“把”字在这个时期的用法已有所丰富，出现了“把”字的名词用法和量词用法，共13处。除去作为量词的11个和名词的2个，还有189处出现“把”字，笔者从文章材料的实例中寻求“把”字词义用法的历史演变以及“把”字句句法结构的演变规律，现将其统计结果展现如下： 意义演变 语法形式 计数 例子把（动） 把64 把住、把定把+V 把+V 7 把捉、把玩把+V+O 3 把断妖讹把+O 把+O 56 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把将+O+来 7 把将生死来把将+来 1 把将来把将+O+来+V 1 把将一片来看把（动→介） 把+O+其他成分 把+O+其他成分 2 莫把瞌睡见解便当却去把+O+来 4 侍者把灯来把+O+V+O2 6 把火烧天徒自疲把（介） 把（用）+O+V+O25 莫把是非来辨我，浮生穿凿不相关把（致使义） 把+O+V+其他成分 把+O+光杆动词 13 师把西堂鼻孔拽把+O+V+其他成分 20 机关不是韩光作，莫把胸襟当等闲从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时代“把”字的词性演变以及“把”字句的使用初步成型，这个时期“把”字自身以及“把”字句的演变规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这个时期“把”字仍以动词用法为主。全书共出现202个“把”字，用作动词的有139处，所占比例为69%。作为动词的“把”处于动态演变的过程中，从它被使用的语法结构便可看出，由最开始单纯的动词，逐渐在其后增加宾语，增加第二动词，语用形式的变化推动了“把”字词性词义的发展变革。在“把”字是动词的背景下，它以介词出现在话语中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渡阶段的。“把”字从动词到介词的过渡性体现在人们使用时的语法形式上。“把+宾语+其他成分”“把+宾语+来”以及初现的“把+宾语+动词+宾语”，这些句法形式使用频率占全书的6%，分析对应的例句时，我们把“把”或当做动词，或当做介词，无法给它的词性做一个明确的判断。可以明确判断为介词的例句共有5处，典型的一句是“莫把是非来辨我，浮生穿凿不相关”，“把”可以理解为“用、凭借”，“把”作为介引工具类宾语的介词在此期已出现。经过前几阶段的发展“把”字的处置义渐趋成形，全书出现的表示处置意义的“把”字，已达33处，占全书“把”字的17%。其中“把+宾语+光杆动词”这一结构类型的数量已经少于“把+O+V+其他成分”类型数量。说明“把”字句在两宋时期除诗歌以外的文学作品中已有所成熟，处置意义趋于稳定。 二、从《醒世姻缘传》看把字句的完善成熟 “把”字句真正成熟完善的阶段是明末清初时期，其中《醒世姻缘传》[3]颇具代表性。从时间上看，《醒世姻缘转》作于明末清初，清初是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变的时期，该书反映的正是这段时期语言发展变化的状况。从空间上看，小说具有山东一带的方言背景，口语性很强，真实地记录了当地的社会语言，为我们研究当时的语言提供了丰富真实的资料。下文是以《醒世姻缘传》为文本对“把”字句形式意义类型的计量考察。统计过程中，从不同角度对“把”字的用法及“把”字句的演变进行了分析，可见“把”字的用法及“把”字句式的变化已呈现丰富多样的特点。首先，除却把字的介词用法，它的名词、量词、动词用法的频率有所减少，与介词“把”相比，在书中所占比例大幅度降低，其中，名词占，量词，尤其是“把”字用作动词的比例下降至。这体现出把字在明末清初的用法结构有了大的变革，首先将“把”字按词性列出一个整体概况，见下表： 性质 结构类型 例子 计数名词火把、把戏 18量词 数词+把+名词 千把银子、一把绿豆 87（名量词）+把+名词 件把嫁妆、游了把月 18动词+一把 摸一把、扭了一把 13一把+动词+补充成分 一把揪翻、一把搂在怀中 18动词 持、掌握、拿、守 把舵、把门 45把+与 两个把与晁大舍看了 12介词 把+O+V+O2 把他一箭射死 1735“把”字用法的大变革表明了“把”字句在明末清初已步入成熟阶段。本文着重对处置式“把”字句进行探讨，结合《醒世姻缘传》中的实例，对此期“把”字句的语法结构及其他特点进行分析。首先要说明的是，在《醒世姻缘传》中，绝大多数“把”字句都有附加成分，主要动词为光杆动词的“把”字句仅占1%。唐宋时期的把字句，有许多都是主要动词前后没有附加成分，就只有一个双音节光杆动词，而且这些双音节动词也非动补型双音节动词。这表明了随着“把”字句不断发展，主要动词部分日趋复杂，动词很少单独使用，动词前后总要有其他成分，至少要带上动态助词或者重叠动词等。这个时期的“把”字句，主要动词部分已经被普遍认作一个复杂的动词结构。这类成熟的“把”字句共计1569个，占全书的95%，由于它们与现代汉语中的“把”字句用法差别不大，在此就不一一列出。本文最关心的是《醒世姻缘传》中与现代汉语语法结构规范相异的“把”字句，或者可以说现代汉语中已消失的具有近代汉语特点的“把”字句使用习惯。下面本文主要从句法结构的复杂性和语义关系的多样性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把字句句法结构复杂性的探究 把字句结构 例句 计数把+O+V（光杆动词） 那刘夫人狠命把他救治 5把+NP，+句子 把狄希陈的胳膊，寄姐一只手扯着。 15把+NP+插入成分+VP 又将那只死狐翻来覆去看了一会儿。 19把+冗长复杂的宾语+V 人把那见神见鬼,他自己下床来掇银子，搬皮箱，晁夫人祷告许心愿的事，大家都众口一词，学与知道。 17把+非谓语结构 晁凤把那晁源从那侍郎行后，怎么发疟疾，发的怎样见鬼，奶奶差晁书香岸寺请僧保安，撞见梁生、胡旦在寺出家。 9把+O+“象”+O2 那些衙门里的把他倒也不象个犯人。 2把+V 不把放在心上 3否定副词“不”置于“把”后，动词前 你家又把我不当个客待 13把+O+V+O21618从表中可以看到，明末清初时期，虽然历史遗留的“把”字句复杂结构层出涌现，但是“把+O+V+O2”结构占主要地位，使用频率相当高。也正是由于“把”字句被使用的场合过于宽泛，所以在接下来的历史时期，“把”字句经历了一个规范化的限制过程。上表中这些庞杂的“把”字句结构形式在现代汉语中逐渐消失。在由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汉语别的介词被广泛使用，来分担“把”的职能并不断丰富，形成了现代汉语的介词体系，从而使“把”字句在现代汉语里从结构到语义都呈现出一种较简约的面貌。明末清初使用的如“把+ NP”居主语前，否定副词在“把+NP”后，“把”的宾语过长、过于复杂等把字句的结构问题得到清理整顿，真正将“把”字句规范成为稳定的表示处置意义的句式。 （二）把字句的宾语和动词的语义关系多样性探究 研究“把”字句，除了结构类型以外，语义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考察方面。尤其在明末清初，“把”字句宾语同谓语动词的语义关系表现得更多样化。对《醒世姻缘传》全书的考察，统计结果列入下表： “把”字句宾语同谓语动词的语义关系 “把”字含义 计数 例句处置关系 致使 1569 我把金银珠子撒了。工具关系 用、凭借、根据 22 把灰擦黑了脸。方位关系 “在” 22 晁大舍把一本报后边空纸内故意写了个厂卫的假本。施动关系 让、使 88 不幸把个丫头死了。上表所列的例句在句式结构方面均是“把+O+V+其他成分”类型，但是“把”字句宾语同谓语动词的语义关系却表现出多样性。处置关系类“把”字句在此不多做赘述。这里所说的工具关系类“把”字句是指由“把”介引实施动作的工具而成的。“把”字介引动作所凭借的工具、依据等，可以译作“拿、用”等，动词之后一般都带有宾语。方位关系类“把”字句式指句中把表示方位，相当于介词“在”。施动关系类“把”字句的宾语从语意上看不是位于中心的受事，而是动作行为发出者，表示某人某事促使“把”字宾语发出某种动作或处于某种状态。《醒世姻缘传》中，除了致使类“把”字句以外，最常见的就是施动关系类“把”字句。由此可见“把”字句在明末清初时期已经成熟。 三、小结 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文学作品详细考察，我们基本对“把”字使用的历史演变规律有了了解。总结如下：第一，“把”字虚化程度提高。唐以前，“把”字用作动词，使用频率极小。唐以来开始虚化为介词，而且虚化是相当快的。在《五灯会元》中，“把”作为动词占不到35%，这个时期的“把”字句呈现初步成型状态，但表处置的意义还未完全稳定。而到《醒世姻缘传》，“把”字作为介词已得到广泛使用，而“把”作为动词只是偶尔为之了。第二，处置式占有绝对比重。由动词虚化而来的“把”字主要表示处置、致使意义。《醒世姻缘传》中处置式占95%，全书“把”字句形成了向处置式倾斜的格局。现代汉语基本维持了《醒世姻缘传》的格局。第三，“把”字句结构更加复杂，意义更为完善。从《五灯会元》到《醒世姻缘传》，研究的文本跨越百年历史，与之相应的语言文字也跨越了几个时代。关于“把”字句，就结构看，动词使用范围更广泛，动词前后的修饰成分也更多样，句子框架相当完备，句式的变化也越来越呈现丰富多样的特点。就语义关系来看，“把”字句的宾语和动词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致使、工具、方位、施动关系都表现出“把”字句表义类型的多样性，很多都已经延续渗透到现代汉语方言中。 “把”字句作为汉语最为特殊的句式之一，具有深刻历史渊源和独特研究价值，本文将中国历史不同的三个时期的文本材料加以比较分析，探究“把”字句的源流演变规律，希望能为以后的语法研究者提供相关材料，为后人的研究打好坚实的基础。

刘富华 ，女，汉族，山东威海人， 47岁，教授，博士生导师（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对外汉语教学方向），吉林大学国际语言学院副院长，兼任吉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E_mail：） 【简历】 1978年9月考入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7月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82年9月—1986年9月长春师范学院中文系助教；1986年9月年考取吉林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6年3月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同时转为在职研究生；1989年7月吉林大学语言学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1987年9月吉林大学中文系讲师；1994年9月吉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96年8月吉林大学语言学及语言学专业硕士导师；1997年3月吉林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汉语言文化系系主任 ；2000年1月吉林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教授；2000年1月吉林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副院长；2001年5月兼任文学院副院长；2004年1月被评为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学术专长】 刘富华教授20多年来致力于对比语言学及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和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是国家汉办对外汉语教学专家组成员，多年来参加全国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考试的命题、评卷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工作。曾作为国家汉办汉语教学专家培训国外汉语教师，曾赴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德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出版语言学及留学生教育方面的著作教材5部，发表学术论10余篇。担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导师，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导师，指导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及留学生中文硕士博士生20余名。连续多年被评为吉林省留学生教育优秀教师。【讲授课程】 留学生汉语言专业课程：现代汉语语法，汉语语言学，汉语精读，中国文化，汉语视听说，汉语写作等。硕士研究生课程： 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汉语语音学，汉语语言学，外汉语教学概论，现代汉语写作学（为留学生硕士开设）。 博士研究生课程： 结构主义语言学问题，现代语言学专题研究，汉外语言对比研究方法论，对外汉语教学论。 【承担项目】（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的各级各类科研及教学项目） ? 1、国家汉办重点规划项目：“英语国家汉语教材研究编写项目”项目，经费万元，2003年立项，正在进行后期制作阶段。2、日本文部省与中国教育部合作项目：日本汉语教师来华培训项目，项目经费90万元，2003年——2008年，正在进行。3、吉林大学研究生教材项目：“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 ，项目经费5千元，2002年，已结项。4、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醒世姻缘传》与吉林方言词语探源”，1999年5月—2000年12月，已结项。5、吉林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东北文化研究—《醒世姻缘传》与吉林方言词语探源” 项目经费8千元，2001年，已结项。6、吉林大学现代技术教育： “对外汉语教学多媒体课件”，项目经费8千元，2000年——2001年，已结项。7、吉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留学生汉语言专业课程建设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经费8千元，2001年，已结项。【 科研成果 】 著作及教材： 1、《社会语言学》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2、《语言学概论》（合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3、《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4、《在中国》（对外汉语音像教材）华语教学出版社，1996年8 月第1版。5．《汉语言文学基础与作品赏析》吉林人民出版社，（合著）2004年5月第一版。论文： 1、从鼻音n、ng与拨音h的关系看汉语对日语的影响(《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2、汉语入声韵与日语汉字音的对应关系初探(吉林大学校庆40周年《学术论文集》1987年8月)3、土耳其的文字改革（译文）(《语文现代化》第九辑，知识出版社1990年3月)4、汉日同形词对比研究(《中国语文研究》1993年7月,日本) 5、日语中的汉语词汇与汉语中的日语借词(《心路历程——吉林大学文学院纪念校庆五十周年论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6、HSK大纲中汉日同形词的对比研究与对日本学生的词汇教学（《汉语学习》1998年第6期）7、对比分析、对比教学法与对外汉语教学（《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六期）8、对外汉语教学20年（《中国人文科学20年》，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9、单音形容词定语的合指析指与语序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3期）10、《醒世姻缘传》与吉林方言词语探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2期）11、轻声的调位及相关问题（《汉语学习》2000年5期）12、试论留学生汉语言专业的课程设置（《高教研究与实践》2001第一期）13、《现代汉语隐现句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汉语学习》2002年第3期）14、《汉语入声韵与日语汉字音的关系及其对促音的影响》（《中国语言文字学高级论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1月15、《言语输出在汉语学习中的作用》（《对外汉语教学与留学生教育探索》，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2月）16、《胡适在新诗发展中的贡献与局限性》（《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4期）17．论文《论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 【所获荣誉】 1、1996年度吉林省“留学生教育优秀教师” 2、1997年度吉林省“留学生教育优秀教师” 3、1998年度吉林省“留学生教育优秀教师” 4、1999年度吉林省“留学生教育优秀教师” 5、2001年度吉林省“优秀对外汉语教师” 6、2002年度吉林省“优秀对外汉语教师” 【部分论文及著作内容简介】 1、著作名：《语言学概论》 内容简介：《语言学概论》是一部25万字的论述语言学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的普通语言学专著。该著将传统语言学理论和结构主义语言学有机结合，从宏观上对语言的性质特点、功能、语言的机制、语言与自然界与社会的关系、语言的发展及语言间的相互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从微观上对语言的内部结构语音、语义、语法以及词汇、语用、语境、话语分析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论析。 2． 著作名：《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 内容简介：《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全新的视角和相当的理论高度，详细介绍客观评价系统分析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结构主义思潮的本质特点及学术思想的发展,对起源于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生作用和产生影响的原因, 对结构主义贯穿整个20世纪的社会历史原因和自身原因，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论述。该著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角度切入,对整个语言学理论进行了宏观和微观的系统研究。对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结构主义与心理学，语言符号系统论等前沿理论作了系统阐述，更加科学地将结构主义方法论运用于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的学科发展研究，对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以及结构主义各流派的语言理论、方法论及其特点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论证。同时，对结构主义思潮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本质特点、意义及其产生发展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3．论文题名：日语中的汉语词汇与汉语中的日语借词 内容简介：日语中汉语词汇来源、流变及其产生发展过程中来自汉语的影响，汉语词和汉字词的概念的界定。汉语中的日语借词与古代汉语、日语及英语之间的复杂关系，首次界定借词和返借词的概念界定。4．论文题名：HSK大纲中汉日同形词的对比研究与对日本学生的词汇教学 内容简介：对HSK词汇大纲中的汉日同形词从渊源和语义关系上进行对比研究，语义分类为：同义同形、异义同形、语义异同交错等类同形词；进而分析出汉日同形词在语义范围、语义结构、语义含量及语义重心指向上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从而揭示出这些词在母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区别，以利于对日本留学生针对性的进行词汇教学。 5．论文题名： ? 对比分析、对比教学法与对外汉语教学 内容简介：通过比较第二语言教学与第一语言教学在教学目的、内容、原则、方法诸方面的异同，明确对外汉语教学的特点和难点重点。应用音位对比法进行语音教学，认识母语与目的语在音位上的联系与区别，预测错误；用词汇对比法进行词汇教学，运用语境及文化对比进行汉语交际能力教学，解决留学生运用汉语交际的得体性问题。 6．论文题名： 对外汉语教学20年 内容简介：从总体上对20年来（吉林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学科教学理论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总结性的分析研究，并就加快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提出设想。 7．论文题名：《醒世姻缘传》与吉林方言词语探源 内容简介：跨时空的方言对比研究，从《醒世姻缘传》当中的鲁方言与吉林方言的对比研究入手，探索吉鲁方言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及词语渊源关系。并且分析其社会历史文化原因和语言内部原因。 8．论文题名：轻声的调位及相关问题 内容简介：对轻声的概念重新认识，轻声的性质、作用影响，导致调位变化的诸因素及其关系，并且对轻声的审定和规范提出设想。 9．论文题名：试论留学生汉语言专业的课程设置 内容简介：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依据语言教育理论和汉语教学规律，对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本科学历教育的课程设置原则、教学目标等问题进行论述；并对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语言教学与言语教学、本科教学的基础性和学术性等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0．教材名：《在中国》 内容简介： 《在中国》是一部对外汉语音像教材，包括文字课本（20万字）、录像带（120分钟）、录音带（120分钟）三部分。以语言结构教学和功能教学相结合为编写原则，从体例上分为情景课文和语言教学两部分：情景课文部分反映留学生在中国的学习、生活、交际以及中国社会的衣食住行、风土人情、传统文化、自然风光等；语言教学部分讲解课文中出现的语言点和中国文化现象，并配以练习和答案。该教材1996年由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97年被国家汉办和广电部联合推荐至美国SCOLA卫视作为中文教育节目播放。

带做字的成语有很多，常见的举例如下：白日做梦 【拼音】：bái rì zuò mèng 【解释】：比喻幻想不可能实现。同“白日做梦”。 【出处】：刘绍棠《狼烟》二十二：“金镶玉走进舱去，嘻笑道：‘老昏君白日作梦，自以为是九五之尊，不肯有失万岁爷的身份，迎接一位七品县令。’” 【示例】：他们有时间顾得上你么？你这不是明明白白的痴心妄想，～么？ ★《小说选刊》1981年第4期 【近义词】：黄粱美梦、痴人说梦、痴心妄想 【反义词】：脚踏实地 【歇后语】：洞庭湖里捞针 【语法】：作谓语、宾语；多用在斥责、谴责的场合 好吃懒做 【拼音】：hào chī lǎn zuò 【解释】：好：喜欢、贪于。贪于吃喝，懒于做事。 【出处】：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二：“这样好吃懒做的淫妇，睡到这等日高才起来。” 【示例】：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不会过，只一味～。 ★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一回 【近义词】：好逸恶劳 【反义词】：克勤克俭、吃苦耐劳 【歇后语】：牙长手短；属猪八戒的 【语法】：作谓语、定语、宾语；形容嘴馋身懒 明人不做暗事 【拼音】：míng rén bù zuò àn shì 【解释】：心地光明的人不做偷偷摸摸的事。 【出处】：元·吴昌龄《张天师》第三折：“常言道：'明人不做那暗事'，则俺这闭月羞花绝代姿，到如今自做出自当之，妆甚的谎子！” 【示例】：～，您这样叫我们小孩子瞧着也不好！ ★冰心《冬儿姑娘》 【近义词】：光明正大、明人不作暗事 【反义词】：暗室欺心 【歇后语】：秀才偷电筒；打着灯笼偷驴子 【语法】：作分句、宾语；指为人的准则 一不做，二不休 【拼音】：yī bū zuò，èr bù xiū 【解释】：原意是要么不做，做了就索兴做到底。指事情既然做了开头，就索兴做到底。 【出处】：唐·赵元一《奉天录》卷四：“光晟临死言曰：‘传语后人，第一莫作，第二莫休。’” 【示例】：到这地步，～，我是打算拼一拼了。 ★茅盾《子夜》七 【近义词】：破釜沉舟 【反义词】：犹豫不决 【歇后语】：老大懒惰老二勤；扳倒葫芦洒了油 【语法】：作谓语、状语、分句；形容下最后的决心 做贼心虚 【拼音】：zuò zéi xīn xū 【解释】：虚：怕。指做了坏事怕人知道，心里老是不安。 【出处】：宋·释悟明《联灯会要·重显禅师》：“却顾侍者云：‘适来有人看方丈么？’侍者云：‘有。’师云：‘作贼人心虚。’” 【示例】：一切违法乱纪者都是～，他们损害国家和群众的利益，见不得阳光。 【近义词】：作贼心虚、贼胆心虚 【反义词】：问心无愧、心安理得、理直气壮 【歇后语】：老鼠算卦 【语法】：作谓语、定语、状语；指理亏心虚 大做文章 【拼音】：dà zuò wén zhāng 【解释】：比喻为达到某种目的，在某些问题上横生枝节，或借题发挥，扩大事态。 【出处】：鲁迅《书信集·致李秉中》：“前回的一封信，我见过几次转载，有些人还因此大做文章，或毁或誉。” 【示例】：他拿此小事～来对付你们。 【近义词】：借题发挥、小题大作、节外生枝 【反义词】：光明磊落 【歇后语】：大学生写毕业论文 【语法】：作谓语、宾语；指借题发挥大题小做 【拼音】：dà tí xiǎo zuò 【解释】：把大题目作成小文章。比喻把重大的问题当做小事情来处理。 【出处】：周作人《鬼的生长》：“但是千百年来已非一日，载籍浩如烟海，门外摸索，不得象尾，而且鬼界的问题似乎也多得很，尽够研究院里先生们一生的检讨，我这里只提出一个题目，即上面所说的鬼之生长，姑且大题小做，略陈管见，仁候明教。” 【示例】：这种打算实在是太幼稚，对国事言太近于“～”，对文学言又像太近于“小题大作”了。 ★《沈从文传》 慌做一团 【拼音】：huāng zuò yī tuán 【解释】：形容极为慌张。同“慌作一团”。 【出处】：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十六回：“晁夫人知道儿子当真做了这事，又见他病将起来，只怕是报应得恁快，慌做一团，要与晁老说知，赔那两个的衣物。” 假戏真做 【拼音】：jiǎ xì zhēn zuò 【解释】：指戏演得逼真或把假的事情当作真的来做。 【出处】：洪深《电影戏剧表演术》第三章：“表演的所以能感动人，就是因为演员的诚恳，所谓‘假戏真做’。” 【示例】：你们同台跳过《罗密欧与朱丽叶》，如果～，可是有损名声？ ★丛维熙《第十个弹孔》 【语法】：作谓语、宾语；用于做事生米做成熟饭 【拼音】：shēng mǐ zuò chéng shú fàn 【解释】：比喻事情已经做成了，不能再改变。 【出处】：明·沈受先《三元记·遣妾》：“小姐，如今生米做成熟饭了，又何必如此推阻。” 【示例】：就是婶娘见～，也只得罢了。 ★清·曹雪芹《红楼梦》第六十四回 【近义词】：生米作成熟饭、生米煮成熟饭 【语法】：作宾语、定语、分句；指既成事实小题大做 【拼音】：xiǎo tí dà zuò 【解释】：指拿小题目作大文章。 比喻不恰当地把小事当作大事来处理，有故意夸张的意思。 【出处】：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十：“［山谷诗《云涛石》］全是以实形虚，小题大做，极远大之势可谓奇想高妙。” 【示例】：他用了多少本钱，费了多少手脚，只得七千银子，未免～了。 ★清·吴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六十三回 【近义词】：小题大作 【反义词】：等闲视之 【歇后语】：看见蚊子就拔剑 【语法】：作谓语、宾语；指借题发挥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拼音】：zuò yī tiān hé shàng zhuàng yī tiān zhōng 【解释】：俗语。过一天算一天，凑合着混日子。比喻遇事敷衍，得过且过。也有无可奈何，勉强从事的意思。 【出处】：清·李宝嘉《文明小史》第四十四回：“我们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只要不像从前那位老中堂，摆在面上被人家骂什嚒卖国贼，我就得了。” 【示例】：敷衍了事，得过且过，～。 ★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 【近义词】：得过且过 【反义词】：忠于职守 【歇后语】：混饭吃的和尚 【语法】：作谓语、宾语、定语、分句；指不负责任 ......

方言与中国现代文学初论【内容提要】 普通话写作建构了现代文学的特定语言模式和思维方式，方言作为规范之外的文学话语形式，具备特殊的审美品质，是对汉语写作特定性和普遍性的消解。它从非意识形态的、经验的、生命的角度与世界对话，更强调存在的本真性和个体性。然而随着民族共同语的普及和“全球化”趋势的深入，方言可能终将会蜕变为民族“共语”而不是“独语”。 “五四”白话文运动及20世纪50年代普通话的确立，使汉语的现代化写作被纳入特定的轨道，同时也反射出言说方式与汉语写作可能性的彼此限定又互相丰富的联系。方言作为此种规范之外的话语形式和文学语言资源，是对汉语写作特定性和普遍性的消解。它以语言的自由态势对逻辑语法权势及各种语言定规以冲击，为我们带来耳目一新的审美感觉；同时它作为人类最鲜活最本己的声音，是对遮蔽存在本真的所谓“文明之音”的解蔽。以方言为语言形式，无疑是文学倾听大地、回到本原的一条便捷之径。 一 海德格尔把“因地而异的说话方式称为方言”①。方言作为文学语言形式具备特殊的审美品质，已有众多学者作家对此有明确认识，如胡适就认为它是最自然的语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②；刘半农认为它有“地域的神味”③，张爱玲认为它有“语气的神韵”④。但这些都仅是从方言的外部特质来说的，就其本质而言，方言不加修饰，最接近人类存在之本真。经由政治、伦理、逻辑、技术严密修整过的书面语，即所谓的“文明”“文化”之音，容易造成对生存本真的遮蔽，而方言作为自然之声音，是解构“文明之音”的赤裸之声，它与地域、时间、人贯通于一。 方言是人类直接面对大地、山川的语言。在德语中，表示方言的词是mundarden，字面意思是“口型”，而口以及我们整个的有机体，都联系着大地，方言是来自大地的自然原始之声。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在方言中各各不同地说话的是地方，也就是大地。而口不光是在某个被表象为有机体的身体上的一个器官，倒是身体和口都归属于大地的涌动与生长——我们终有一死的人就成长于这大地的涌动和生长中，我们从大地那里获得了我们的根基的稳靠性。”⑤大地、地母是西方哲学中常见的意象，大地的语言就是生存的语言，是自然涌现的语言，是呈现存在本身的语言，是对技术架构的批判语言，是对于一切非存在的消解，对一切非本真的解蔽。方言是地域、大地上开出的口之花朵，方言的大地之音让世界显现，并随之生长而互相协调。方言还是终有一死者的人的生命与大地的自然联系，地域以方言直达人的血脉灵魂之中，渗透到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以方言为文学语言形式，地域在文学作品中就不再是普通话文学中的背景要素，而是决定性的因子。它以一种强大的地域文化力量影响着文学的主题和灵魂，决定着文学的讲述方式、叙述腔调，它全面渗透到人物的行为、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中，它召唤出形象、思想、氛围与色调，是使一切生长并丰富起来的催化剂。反过来，地域如果不以方言的形式呈现，它的形色声音就要逊色许多。因而可以说，地域及方言共同携带着一个文学主题，如川籍作家沙汀用四川方言展现四川西北情状而一举成名。老舍也主要以北京方言描述老北平风貌，而当他写一个年轻女人的内心独白如《月牙儿》时，他就不好再使用北京方言而运用普通话。 一方面，地域通过方言说话，地域在语言里传达自身，呈现风土人情；另一方面，方言诉说着土地、地方，而且每一次都以不同的方式诉说着。地域在这里不完全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人类文化空间意义的组合，它带有鲜明的历史时间意义。这里的时间具备双重指向性。首先是一种即时性时间，是人物、社会、民族在其中浸沉、在其中变易的时间。方言是如此紧密地与人群之口相联，而人群之口归属于大地的流动和生长，因而方言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具有即时性、当下性的特点。研究者往往可以借助小说中的方言，来考证作者的地域和年代，如《金瓶梅》。又如在沙汀小说中，大量特殊的方言词汇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特定社会的产物。其次，方言又与特定地区、特定民族的根生即原生性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方言联系着人古老的传统性以及当下时代的遥远历史，在方言的深处沉淀着时间，居留不前的时间。正如海德格尔所宣称，真实的时间乃是曾在者之到达，曾在者并不是过去之物，而是本质现身者的聚集。人类对世界的原初体验、认识通达无数时光经由方言而至，更能深刻揭示人的本质性的存在。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就记录了方言的这种特征，如马桥方言中的“醒”指的是“蠢”，而“醒”字源于屈原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而举世独醒的屈原作为楚的忠臣，却在曾被楚国无情杀戮的汩罗江地区投水自杀，他是“醒者”还是“觉者”?当地人的智慧创造了这个独特的“醒”的含义，并延用至今。可见由于方言语词在不同时间中的重叠和延用，地域封闭性的沉静不变，人类便仿似在时间和历史中占有了一种无限度延续的影子，而这正是沉潜着的人性，由地域文化和历史所书写出的所谓民族根性就沉淀在语言和时间之中。语言、地域、时间都离不开人，语言的创造与人的生存体验应该是一回事，方言本质论最终归结于人的生存本体论。标志着意识形态统一的普通话使人生活在按标准秩序严格编码的符号世界中，具有某种抽象性和一般性。方言以其对语言规范的破坏彰显人的本真自由，恢复人的生存常态；方言作为日常语言形式，呈现出语言的多种可能性和极其多样性，它与人类日常感性的或经验的生活形态紧密相连，因而能表达人的具体性、自然性及个体性。最经常被引用的维特根斯坦的话是：想象一种语言就等于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任何特定的人生总会有特定的语言表现，方言正是以特定的语言形式呈现出具体的人的存在，而认识人类正是从具体的人或具体的人群开始的。在方言文学中，人物不仅没有失掉普遍意义，而且能长久地刻在读者的心扉。譬如提起《海上花列传》，我们就会想起那些持着吴侬软语、能言善辩的上海倌人如沈小红、黄翠凤、周双珠、周双玉；提起老舍会令我们想到京腔京韵的落魄旗人和下层百姓，如《正红旗下》的大姐婆婆、二哥福海；而提到沙汀则令人想起那些操着川腔辣语，开着粗鲁的玩笑，隐身于社会阴暗角落的小人物如丁跛公、龚老法团等。 二 我国在周代就出现了方言的概念，即“殊方异语”。西周的金文铜器铭辞是我国最早的正式的文学语言，周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周以王畿一带方言为标准，确定“雅言”，其铭辞作为官方史录用的是“雅言”。春秋战国时期，文学典籍中开始有方言词汇的出现，但并不多，主要还是以北方周秦洛通语为主，如《诗经》和《楚辞》。秦代形成文言文，以秦小篆和秦语词汇来取代六国的东土文字和各地方言，做到了书面语的统一，文学语言就开始与口语分开。今《史记》载李斯的《谏逐客书》和《上二世书》，以及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都是当时文言文的范例，当时的方言作品却很少记载和留存。汉代刘向《说苑?善说》中记载的《越人歌》，是用当时越地方言所唱的民歌，可能是最早的方言作品，但已有论者指出《越人歌》也可能是非汉民族语言，并不是方言。随着唐宋变文、说唱、平话小说等民间通俗文学的发展，方言于明清之际开始大量进入文学创作中，如《醒世姻缘传》用了鲁东方言，《水浒传》、《金瓶梅》人物对话杂用山东方言，《西游记》和《儒林外史》分别有淮安方言和安徽全椒方言，《红楼梦》则主要是下江官话（南京方言）和北京话的综合，《何典》、《海上花列传》和《九尾龟》大量运用吴语方言和民间谣谚。清末还产生了方言《圣经》以及方言白话报。 明清白话小说多用方言土语这个传统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中随着传统文学形式的取消而中断了，经过欧化改革的白话和以北方方言为主的语言共同体的确立，使文学语言形式有了一种共同的标准。这种标准一方面给文学带来新气象，另一方面又无形中压抑了文学语言的创造与生长。虽然新文学伊始，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倡的“言文一致”的文学语言观也从理论上着重于民间口语的发掘，胡适因注意到黄遵宪对民间文学的关注而竭力想提倡方言文学，要求作家在使用白话时不避俗字俗语，充分采纳各地的土话以及大胆的方言化，周作人1923年提出“乡土艺术”也倡导把土气息泥滋味表现在文字上，但新文学的理论倡导与实际创作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新文学第一个十年（1917—1927年），以方言为语言形式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方言俗语只是点缀式的出现在部分乡土小说的对话语言中。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方言从古代文学中的自然使用到新文学有意识地提倡，它作为一种文学语言的特殊审美性和合理性已得到充分的理论铺垫，方言写作成为正式的书写方式得到认可。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不仅仅作为一种语言形态与写作策略，更是作为思维方式与文学精神被强调的。这种理论倡导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得到呼应，并在中国文坛烙下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创作思维方式和语言模式。它是以老北京方言、四川方言文学为代表的，其成就卓著的作家有老舍、沙汀、李人等。这些作家对方言的运用不再是原声原字不加修改的记录如《海上花列传》中的吴地方言，令外地读者一筹莫展，也不是新文学伊始为增添小说乡土气息或增强人物乡土性的语言点缀；而是以方言来思维并贯穿整个文学叙事结构，方言经过书面语的加工却又不失原味，保留了方言原有的语法规则和思维逻辑，收拢地域的声色气味化为某种独特的“腔调”，成为不单单是字词语法排列的特定方言模式。这一文学样式成果显著，有《我这一辈子》、《正红旗下》、《淘金记》、《死水微澜》等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在这种成绩的鼓舞下，各地方言创作不断得到提倡。如1947年华南地区兴起方言文学运动，1948年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方言文学研究会，次年模仿“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样式发起关于方言文学的讨论与推广的运动，并发表了一些粤语小说及诗歌、杂文。此时方言的意识形态功能被茅盾、郭沫若等人空前强调，方言上升为文学大众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⑥。 建国后文坛以方言入文者不乏其人，较著名的有京味文学的后继者邓友梅、刘绍棠、王朔，及带有山西方言的赵树理。方言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一般的文学作品中都能寻出几个方言词汇来。但语言不仅仅是语言，它还是一种思维方式。以方言来思维，以方言来作为文学作品特定“腔调”的作家作品却愈来愈不多见。80年代中后期的作家大都将方言作为一种寻根的语言和文化的语言，他们对大众语包括方言土语的运用有这样的自觉，即“试图从大众的语言中寻找到中国文化的原始面貌和发展过程，怀有人类史社会学意义上的用心，并力图将此反映出来”⑦。但他们似乎更愿意在作品文化品格的内涵上下功夫，却很少能从语言本身着手，将一种语言深入骨髓并自由地表达出来。一直致力于发掘民族性和民间精神的莫言、贾平凹等声称能将所谓的民间“声音”与现代形式相结合，如莫言自称《檀香刑》采用秦地“猫腔”的形式，颠覆了“五四”对民间话本小说、戏曲语言的拒绝，但实际上《檀香刑》在语言内容上都不能表达“猫腔”的内涵。在这一点上我们赞同郜元宝先生的意见，他认为《檀香刑》刻意依赖一种非欧化非启蒙的语言，以牺牲文字来简单化的模仿所谓的“民间声音”，因而它所标榜的“民间气息”和“纯粹中国风格”是有某种误区的⑧。贾平凹的《秦腔》也同样如此。相比较而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出色地转化了传统方言小说的形式，方言成为韩少功进入个体内心世界和讲解社会变迁图景的维度，通过对湖南马桥方言的阐释，透射出语言、历史、人的一体化。诗人于坚也曾撰文提倡口语或方言写作，他认为当代诗歌分为两个向度即普通话写作和受方言影响的口语写作，只有后者才能够真正实现陈独秀的“三推倒三建设”的主张和胡适的文学“八议”，以方言为血脉的口语复苏了以普通话为中心的现代汉语与传统相连接的灵活性、人间性及个体性，恢复了汉语与日常事物的本真联系，使文学作为特殊的语言艺术具有自在的本体地位。但这种真知灼见在时下文坛由于种种因素难以得到呼应⑨。三 《圣经?创世纪》讲述道：挪亚的后代形成了人类的三大支系，他们决定在巴比伦建一座通天塔，因为语言、口音相通所以进展很快。但上帝认为语言一致使人类有了接近自己的狂妄，于是变乱了人们的语言。人类因而分裂成不同的部族，通天塔因为纷争而停止。巴比伦在希伯来语中即“变乱”的意思。这个故事似乎昭示了某种潜在的寓意，即作为一种言语动物，人本身的宿命是具有各各不同的个体性和特殊性的，人类的语言也只能是种族性和区域性的，似乎这样才是人和语言的本质，而不是相反。 方言正是以其永不消竭的内在生命力捍卫着文学语言的某种独特性和个体性。如果说普通话创作能体现文学的公共性、广泛性及流通性，那么方言创作则倾向于文学创作的独特个性（包括区域个性、文化个性、主题个性、形象个性、思维及行为个性等）。方言的“私密性”令特定地域的人对之感到亲切与甜蜜，将之应用得丰韵传神，对此外的人群而言，又会带来陌生的惊喜和意外的生动。因此从某种角度而言，方言作为语言形式与文学的现代性意义背道而驰。现代文学是要体现人性的永恒，表达人生的抽象意义，而方言所要提倡与强调的正是人生的特定性、民族性。这似乎表明方言也具有某种局限性，例如它在增加文本意蕴及鲜活性的同时，限制了文本的现代性内涵。其实二者并不矛盾，殊途同归，因为文学的最终本质就是以其个体性和不可复制性来实现恒久性目的。因而方言作为一种鲜活的文学语言形式，是文学个体化、民族化和本土化的体现。 在地域性和民族性文化逐渐走向大一统的整合性文化的趋势中，这种极端个性化、民族化的方言创作如果不刻意为之，就有渐趋消亡的威胁。方言在一定历史时间内是不会消亡的，方言作为一种对话语也会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文学作品为增强其生动及生活性会常常采用方言），但整体性的方言叙述在现在看来，是有生产的危机。民族共同语的普及和“全球化”趋势的深入，使文化和文学逐渐走向一种一体化的大同世界。从“五四”至今的中国现代语文运动，目的就是要创造和规范一种“普遍的民族共同语”，文言和方言土语都是要被超越的对象，所谓的“言文一致”的语言乌托邦最终只是以建立欧化普通语的主体地位了事。同时方言作为一种文学语言形式的纯粹意义在文学理论界从未被真正理解过，它受到意识形态的理论包装，承载了较多的政治、文化内涵。而建国以来，普通话的强制推广，无形中又挤压了方言的话语空间。胡适曾指出：“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⑩但事实恰恰相反，目前吴语文学遭到了最为严重的打击。上海除了允许沪剧、越剧等戏曲存在外，报刊不准刊登上海方言文章，上海方言的广播、电影电视、话剧、歌曲磁带一度也不获允许，因此上海方言还停留在不见书面语的状态。遭受这种待遇的方言还有很多。这种人为的强制措施必然使方言文学和地方文化同时萎缩。另一方面，“全球化”浪潮的席卷而来也使方言以及整个民族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地界的消失及民族国家单一性和完整性的丧失、新的电子通讯的发展以及超空间的团体如跨国公司的出现，使得一个消除差异性、个体性和民族性的“地球村”在逐渐形成，这对于自成一体的民族文化、扎根于一片特殊的文化土壤的方言创作有着极大的威胁。但一个引人惊奇的现象是：在方言文学衰落的同时，方言艺术如方言影视、小品、戏曲说唱之类却频频出现，例如赵本山的方言小品和影视的流行几乎使得东北话成为一种时髦。这一方面证实了方言能表达地域和人物的神韵，另一方面在文化商业大潮中对方言的浅尝辄止的运用某种程度上也使方言艺术成为一种噱头，使之因为陌生化、乡土化而成为都市文化的参照物，并由于这两种文化间潜在的互相嘲讽而增添了某种喜剧化效果，方言因为“奇货可居”而成为卖点。 除开外界的冲击和影响，方言文学自身也面临着操作的困难和创作者自身条件的不足。如何以一种“乡气”、“土气”的方言形式来达到文学性的审美效果，如何将随意性较强的方言转化成一种有序的文学形式，如何将不具备广泛流传性的地方语言转化为大众都能读懂的文学语言，需要的是一种熟练驾驭语言的能力。在方言的个性与文学的流通性和审美普泛性之间，会产生一个鱼与熊掌难以兼得的悖论，如何解决这个悖论，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皖籍作家吴组缃就在《文字永远追不上语言》一文中列举了方言作为文学语言的诸多困难。同时，经过严格的普通话教育和熏染的个人，已经离方言的故乡很遥远了。方言的气息、韵味对所有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带着泥浆的梦。因而在这个时代要求作家深味某一种方言的内蕴并出色地表达出来，是一件过于奢侈的事情。一般来说，文学语言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无论语言风格还是遣词造句，文学语言都可以被成批地“仿制”与借鉴，但方言却较难复制。如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使外省人几难卒读，张爱玲将书中苏白全部译成普通话，却使小说韵味尽失，台湾导演侯孝贤根据译本把这部小说搬上了银幕，但他还是不得不让所有演员都说苏白，以呈现原著的原味。 可以说，与普通话相比，方言更强调存在的本真性和个体性。然而在飞速前行的时代列车面前，方言最终将蜕变为一个时代的“共语”，而不是“独语”，时下的方言创作与理论研究也正是在这种趋势的压迫下处于一种极度匮乏的状态。卡夫卡曾无比忧心地说过：“建造巴比伦之塔，但不爬上去， 那么也许会得到允许的。”11具有无穷欲望的人类能否做得到这一点，却是个大大的疑问，因而方言作为文学语言形式在将来能否存在，也就成了一个真问题。 注释： ①⑤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199、200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9月版。 ②⑩胡适：《〈海上花列传〉序》，《国语海上花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③刘半农：《读〈海上花列传〉》，《半农杂文》，第157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版。 ④张爱玲：《〈国语海上花列传〉译者识》，《国语海上花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⑥见茅盾：《杂谈方言文学》，郭沫若：《当前的文艺诸问题》，转引自静闻《方言文学运动的新阶段》，《方言文学》，新民主出版社（香港）1949年版。 ⑦王安忆：《我读我看?大陆台湾小说语言比较》，第1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⑧郜元宝、葛红兵：《语言、声音、方块字与小说——从莫言、贾平凹、阎连科、李锐等说开去》，《大家》2002年第4期。 ⑨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诗歌研究草案：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于坚集卷5?拒绝隐喻》，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1卡夫卡：《箴言——对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卡夫卡文集3》，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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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论文基本没有，给你相关资料，你可以把这些作为论据等整理合成一下就可以了，方言的害处 1。 不利于团结， 不利于沟通，严重影响中国凝聚力。各种方言把中国人分成了山东人、东北人、上海人、福建人、广东人等等，强化了地域观念， 弱化了民族精神和国家观念。对地域观念的认同一旦超出了国家民族意识，就会发展到危险的分裂主义倾向。有时在同一场合和自己的同乡讲方言，而和其他人讲国语，造成人与人之间隔阂(其他人被剥夺了听的权利)。使人感到明显的亲疏有别。就这样还有人说方言亲切。亲切了同乡，疏远了其他人。结果是不同地区之间严重不团结，现在中国人大多数能听懂普通话，却只有一半能说普通话。方言是缺乏团体性，不善合作，是中国国民严重弱点的体现。有效的沟通是团结的基础。语言不通，怎么能团结？没有统一的语言，怎能有统一的意志！同是中国人，何分南方北方；同心要同语，莫讲南腔北调! 2。 降低了效率，在许多公共场所带来极大的不便。上海公交车上，售票员报站用方言，经常有人坐过站。最可恨的是某些上海人自己不说普通话，别人一说就反感，甚至恶语相向。农村人讲得少还有情可原，上海这样的国际大城市里银行不讲，学校不讲（中小学一下课就不讲，大学上课还讲上海话，外地学生越来越少，上海人越来越多，有人声明没有上海人的复旦就不是复旦，最好都是上海人），政府机关也不讲，医院也不讲（除了长征长海军队医院），公交车上司机和售票员也不讲，本地报纸上有上海话，学生家长要求学校用上海话（已上报纸见2005年5月上海某本地报纸），上海的领导这样做到底要干什么？！ 同样的还有广东！（广东顺德有人打出谁讲国语就不卖给他东西） 3。 不利于平等观念的培养，不利于建立和谐社会，更不利于发扬民主与法制。经济发达地区以讲本地方言为荣，看不起落后地区，一听口音，欺生、歧视、故意卖给高价等行为就来了。加大城乡之间，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仇视心态。现在许多农民能讲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到了上海，仍有语言歧视，而言语不通，常常难以在短期内相互理解；出现争执，有时会出现中国各地常有的见什么人用什么处理办法，不是用法律，而是用潜规则；导致外地人常常吃亏。心态的失衡加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和谐的社会需要良好的沟通，更需要平等互利的交往。方言的使用，不利于各地方文化交流，加大了各地区之间的隔阂和误解；加重了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蔑视，反过来不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更加不满。沟通不畅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相互对立的地区，不可能有真正的团结。语言不通，民主成空。沟通不畅，平等无望！ 4。 不利于建立统一的全国市场，更不利于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公民工业化素质提高。词语差异各地很大，有的已到了写出来相互看不懂的地步。没有能让90%以上人能进行语言的顺利沟通，就无法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大市场。就无法消除在各地方人民之间经济上的不平等，甚至有越拉越大的趋势。方言对科技转化成生产力也有巨大的破坏作用；上海某厂的工艺图纸用沪语写，结果博士看不懂，浪费了多少时间，错过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好良机。有的地方用方言拍戏，只能在本地发行，无法向全国推广，结果浪费时多少财力物力。做生意时有时名称双方不统一、难理解、误解，买卖双方的损失算下来是惊人的。IT行业的输入法，就因为方言问题，刚开始非要搞什么客家话，广东话、上海话输入法，结果是方言内部也是五花八门，标准无法统一，结果输入法只留下拼音和五笔，没人再用方言版了。可是多少开发费扔到水里了。企业信息化喊了多少年，一个方言问题，能让企业信息化只是镜中月，水中花。发展经济需要招商引资，发达地区要投资，不发达区要引资，要是坚持用方言，只能是两败俱伤，最后让鬼子和老外钻了空子! 5。 助长地方保护主义的风气。助长了腐败现象和官官相护。张口认老乡，认完老乡拉成帮，拉成帮来立山头，坑害国家坑害党；坑起百姓没商量。大量造成集体腐败。有些地方人大和政府，按口音形成了派系，有外来的一律打压，想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地方派系利益。对下曲解政策，对上遮掩民意；对中央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对抗中央。这就是地方保护主义由来已久的重要原因。历代中国当地人不得到当地做官，已是不成文的规矩。这也是中国省级一把手难以直选的重要原因。 6。 不利于汉语的发展。不利于历史文化的传承。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要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一旦被破坏，就会造成语言的分裂和混乱。从而影响汉语的普及。更进一步会影响义务教育的实施。最严重的会变成文化的分裂，文化的分裂离国家的分裂还会远吗？ 我国很多地方文化特色其他地方人都不了解，最重要的就是缺乏语言的沟通。试想，导游用方言给大家解说，地方特色产品用方言做广告，岂不是自断财路，拒人于千里之外？可是，傲慢的上海人却用上海话做广告“为阿拉人民服务！”最终还是灰溜溜的撤了。用方言只能在自己的小胡同里坐井观天，狭隘的心胸只会排外。 7。 无法发挥汉语思维速度快、造词迅速的优势。削弱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方言词汇太多太杂，光妻子就有N 种说法，专业词汇要是也有这么多叫法，非把学子们累死不可。外国人学汉语，方言会严重阻碍他们学习的兴趣，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误解。给鬼子以可乘之机，会导致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孤立。大大影响中国的软实力。试想，老外们辛辛苦苦学会了国语，却听不懂南腔北调，怎么让人家做你的知心朋友！英语内部虽说也有分歧，但相互可以听懂是没有一点问题的。而汉语，相互听不懂的方言，恐怕就有几百种。虽说讲汉语的有13亿，可只有一半会讲普通话。本来是语言优势，却因为方言变成了劣势。让中华文化成为影响世界的力量，没有统一的语言，怎能凝聚起统一的力量！ 8。 会造成对国家认同的迷茫，我是**人，还是中国人？更不利于培养公民精神。很多地方的人，认同家乡比国家更强烈。这种倾向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敌。（连鬼子都知道，不信去找中岛端的著作）许多人出国，就是缺乏强烈的国家观念和坚强的民族意识。 倭寇中岛端认为在他看来，对中国人而言，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都不可能。原因是，“支那人有省份观念而无国家观念”—— 盖支那人之爱国心，不如爱省心，爱省心不如爱乡心，爱乡心不如爱家心，爱家心更不如爱己心之深而痛切也。非谓其全无一份爱国心，全无国家之观念，虽曰有之，然不过仅一分而已。（《〈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上编第84页）鬼子就要根据方言想把中国分割成七大块，可见其阴险毒辣之至。有省份观念而无国家观念的原因之一就是方言。不少人打着保护文化的名义搞地方保护主义，在政策上对抗中央。到了国外，好多人不说自己是中国人，是某某地方人。更有甚者如陈水扁之流借推广闽南方言搞台独。国家(nation-state)意识与国语(national language)意识是有紧密关系的nation-state formation之前只有官话(koine)没有国语(national language)。语言、民族和文化是三位一体的等同关系，你否定了汉语的统一性，实际上就是否定汉族的统一性，这在政治立场和民族感情上是绝对不允许的。提议推广方言者与陈水扁之流是一丘之貉！ 9。 不利于统一大业，不利于反文化台独。人家爱国台胞国语讲得中规中矩，你却嘴上流脓，肚里阿拉，脚下捣浆糊，人家能认同你吗？统一大业不仅要靠武力，更要用文化，用中华文化统战，要让世界认同中国是真正的中华文明的传承者，才能让相当多的台湾同胞产生认同。要警惕有人用语言文化搞台独，典型的例子就去中国化。最常见的手法就是用闽南话方言代替国语。同样我们也要警惕有人用其他方言搞其他地区分裂。近代历史多次出现军阀割据，就是以省份方言区别的，导致中国长期不统一，使鬼子侵华有可乘之机。 10。 不利于改革教育。上海人把沪语写进课本，如果其他地方也要求也这么做，那么我们的孩子将来说的，写的是一种什么语言？这已违反了国家关于语言文字的相关法律。如此胡作非为，我国本来脆弱的教育体系会面临崩溃的危险！现在的普通话依靠教育、媒体在苦苦支撑，一旦打破这个体系，普通话岌岌可危！试想让穷人的子弟上大学本来就不容易，用本地方言考试把人家路堵死了，教育残存的一点公平也荡然无存！上海等地已出现了普通话的生存危机，学校下了课，很多学生在讲方言。讲方言成思维定势后对于复杂的逻辑思考不利。很多新词汇用方言无法表达，很多新概念用方言解释只能是如坠云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