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环境问题论文知网

我认为伤害了科研环境。虽然知网一开始成立的初衷是好的，而且确实促进了科研学术的交流。但是当一个本身带有公益属性的平台商业诉求越来越强，作为「摇钱树」越来越大，变成了科研学术的成本。举个例子，类似建设高速公路，本身对经济发展有好处，但是假如某个公司垄断了大多数高速公路，收费越来越高，相当于额外收了一道「税」，而在科研学术领域，这就变成了「科研税」，变成了一种瓶颈。

这次中科院之所以停掉知网，是因为中科院订购知网的费用已经达到了千万级别。平时如果你在学校图书馆查询知网上的论文，没有花钱，是因为学校已经替你交了钱。各个大学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成本来订购知网的服务。

那么知网上的论文来自哪里呢？每年各个大学的学位论文（例如博士论文等等）都被知网收录，大家往很多学术杂志投稿的论文也会被知网收录，然后各个大学的学生、科研人员检索论文，要再额外付费。

本身提供收录、检索服务并且收费，这是合理的，因为这中间是有运营费用的。但是由于知网在市场上的位置，掌握了定价权，费用越来越高，这些费用最后由国家财政和学生的学费买单了。包括学生的论文查重等等，都变成了学生的经济负担。

知网涨价是否伤害了科研环境？这当然是肯定伤害了科研的环境，毋庸置疑的。学术考评通常都是以提供知网检索作为重要依据，尤其是当下兴起的学术检测，知网数据库是最重要的查重比对数据库。而高额的涨价检测，给毕业学子造成了重大的经济负担，一篇十万字的博士论文，查一次就要耗去数百元，受益的是数据库检测商。学术检测影响的最终是科研环境。

近日，网传中科院因难以承受千万级别的续订费决定停用知网的消息，曾引起大量讨论。

18日，中科院图书馆处相关负责人证实，网传近“千万级别”续订费用和停用知网访问这件事情属实。至于未来是否恢复对知网的访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现在不好说，至少今年应该是没有这个计划了。”邮件显示，中科院文献信息中心发布通知称：“同方知网技术有限公司（CNKI数据库出版商）暂停中科院对CNKI数据库的使用权限，：4月8日，CNKI科技类期刊和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无法下载。”

多所高校曾因费用过高停用知网，2012年至2021年期间，至少有6所高校曾经发布公告表示暂停使用知网，原因则为知网费用涨幅过高。但是，停用一段时间后，因为知网数据库资源内容的独有性以及资源整合一站式搜索于其他数据库难以实现，很多高校迫于压力又继续与知网合作。

知网，目前在同类型市场上拥有相对领先的市场地位，知网是否涉嫌垄断的质疑也重新被讨论起来。

2021年12月，“知网擅录九旬教授论文赔偿70多万”曾引发热议。之前，中国知网擅自收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赵德馨100多篇论文，教授没能拿到稿费，自己下载反而还要付费。教授最终诉求法律，胜诉，累计获赔70余万元。知网表示“积极处理赵德馨教授作品继续在知网平台传播的问题”。2022年4月18日，赵教授又一次发表：“知网发布说明向我道歉后，从没跟我商量过论文上架的事情。”现今知网公开致歉已4个多月，赵教授被下架的100多篇论文于知网上仍然搜查不到。

有关专家介绍：《反垄断法》是非常专业的法律，只有反垄断执法机构或着司法机关才能判定知网是是不是构成了垄断行为。执法或着司法机关判定为垄断行为时，有三个步骤：1，界定相关市场；2，判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3，是否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专家还介绍：“拥有市场支配地位是合法的，滥用这种地位的行为才可能违反《反垄法》”，知网是不是涉嫌行业垄断，调查则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中国知网的定位国家知识基础设施，有着极强的公共性，自然不能以经济盈利为最高准则。面对知网的负面舆论，希望知网认真审视现行运营策略，回应媒体关切，不要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让众人大家议论。应当为中国学术事业贡献力量。

知网涨价确实伤害了科研环境

知网“异化”了，从帮助知识传播的平台变成了靠垄断知识从而压榨知识分子的平台，吃相太难看。 学者论文发表后，都会被上传到知网，而各大高校使用知网却需额外付费，这是众多高校、科研机构对知网不满的主要原因。学者论文无论被下载、引用次数多少，几无受益。

4月17日，中科院回应：停用知网，续订费近千万，且连年上涨。

4月18日，知网回应：消息不属实。从内部的邮件来看，将于4月20日停止使用知网，使用万方、维普代替知网。

目前，有中科院在读学生表示，用科技云登录知网，有的文章下不了了。到底贵不贵，中国政府采购网信息显示，国内不少高校、科研机构仍在采购知网，其费用也被清楚地标示了出来。

其实，科研机构对于知网价格太贵的抱怨早已有之，中科院并非首次发声。早在2016年3月31日，北大图书馆发布公告消息称，由于「数据库商涨价过高」，图书馆目前正在全力与对方进行2016年的续订谈判。

根据北大图书馆后续发布的消息进展，并未看到停用的消息，而是「全力与对方谈判」，争取更合适的价格。与此同时，北大还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其它数据库资源，维普、万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等等，这些数据库与中国知网功能类似。到底值不值？除了机构采购，个人购买情况如何呢？笔者注册个人用户，就AI主题去中国知网搜索论文，随便点击一篇今年发表在《管理工程学报》的论文，按页计费，这篇论文14页，共7元。

伴随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速度加快，中国学者的视野更加放眼全球，而不仅仅局限于国内，因此，众多的科研人员尤其是自然科学工作者，他们更加依赖于国际学术资源。当然，最核心的质疑，恐怕是针对中文学术期刊质量，而这是中国知网的主要内容来源。中国众多期刊正是在与数据库的合作中繁荣起来的。期刊不仅通过发表学术论文赚取版面费，还可通过为数据库提供资源赚取知识费用。然而，学术考评往往以提供知网检索作为重要依据，尤其是当下兴起的学术检测，知网数据库更是重要的查重比对数据库。这样高额的查重检测，美其名曰科研诚信管理，实际上却给毕业学子造成了重大的经济负担，一篇十万字的博士论文，每查一次耗去数百元。

前有89岁中南财经大学退休教授起诉知网收录自己100多篇论文，不仅未经同意，更没收到报酬。后有中科院因千万续订费用而停用知网。这段时间的知网，再次被推到了网络舆论的风口浪尖。

近日，有关“中科院因近千万的续订费用不堪重负停用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消息在各大平台发酵，目前关于消息是否实属双方各执一词。作为“中间商”的知网，赚钱模式一直被戏称为“借鸡生蛋”，中国知网有其存在的价值，但也不能避讳自身存在的问题：可以合理收取费用，但也要履行社会责任，追求公益价值。多些公益性，少些铜臭味，中国知网才能行稳致远，把知识之网织密织好。

如果只是个科研共享平台，并付费给科研结果发表的作者，一味涨价令使用者不堪承受，失去了共享的价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如果也不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存在的话，这种涨价行为是要评估买家和潜在竞争者的风险的。

知网做的事情，本身是科研和学术的基础设施，带有公益性目标，而不仅仅是商业目标。如果纯粹是商业、是一门生意的话，那么应该引入更多竞争，开放更多资源，避免这种一家独大的局面。做生意赚钱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有一些生意因为本身借助了公共资源，就需要承担一定的公共服务意义。

本来是定位于国家知识基础设施的概念。随着资源的相对集中，市场占有率的优势，不断的在提高价格，究其原因是为了提高利润。知网的机构用户2万多家。个人用户2000多万。强大的检索能力更是他们的优势。在这种环境下，不断地抬高价格，更多的是针对于机构用户的。仅中科院的订购都是千万级别的，这已经是很夸张的数字了。也脱离了知识基础设施的初心了。

知网的毛利率能达到60%，这本身就是个问题。作为一个中介机构，不是内容的创造者，而是内容的呈现者。中介赚的比创的赚的都多，到底知识的价值在哪里？数字平台的建立，是一个有剪刀法的过程，也是一个量化边界成本降低的过程。如果时时想的收割模式，必然会违背初心。

知网以及和知网类似的服务也是如此。可以赚钱，但是不能无限制赚钱，本身应该有公共服务、公益性的属性。未来，要么引入更多竞争者公平竞争，要么知网本身需要明白，自己要承担这种义务，控制合理的收费比例。

2005年，一场“环保风暴”在中国内地刮起，30个总投资达1179亿多元的在建项目被国家环保总局叫停，其中包括同属正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的三个项目。理由是，这些项目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属于未批先建的违法工程。 环境恶化无路可退中国的环境问题并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纪90年代，环境污染问题就已非常严重。如淮河流域。在上世纪90年代五类水质就占到了80％，整个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条巨大的污水沟。1995年，由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875亿元。 据中科院测算，目前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到GDP总值的15％，这意味着一边是9％的经济增长，一边是15％的损失率。环境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成为吞噬经济成果的恶魔。 目埃泄幕哪恋匾汛?万多平方公里；全国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而且荒漠化还在以每年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 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没有使用价值的水质已超过40％。全国668座城市，有400多个处于缺水状态。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质污染引起的。如浙江省宁波市，地处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汇口，却因水质污染，最缺水时需要靠运水车日夜不停地奔跑，将乡村河道里的水运进城里的各个企业。 中国平均1万元的工业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并产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创造1亿元GDP就要排放万吨废水。还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进河道，要不了10年，中国就会出现无水可用的局面。 全国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有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经济发达的浙江省，酸雨覆盖率已达到100％。酸雨发生的频率，上海达11％，江苏大概为12％。华中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宾、怀化、绍兴、遵义、宁波、温州等，酸雨频率超过了90％。 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1400万吨。而2003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万吨，比2002年增长12％，其中工业排放量增加了％。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2100万吨以上，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灾难。 1月27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人预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中国。 治理污染陷于两难有一种说法，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好环境，在环保方面的投入须达到GDP的％以上。但这是在环境保护本来就非常良好的情况下，在中国，根据上海的经验，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环境，环保投入须占到GDP的3％以上。而在过去20年里，中国每年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是％，最近几年也只有1％多一点。环保是一种“奢侈性消费”，投入大，对GDP贡献小，因此，一些本应用于环保方面的专项资金，也被挪作他用。 目前中国在环境问题上进退两难:再不治理，未来无法保障；真要治理，则需大规模投入，眼前的经济又难以承受。 有人算过，云南滇池周边的企业在过去20年间，总共只创造了几十亿元产值，但要初步恢复滇池水质，至少得花几百亿元，这是全云南省一年的财政收入。淮河流域的小造纸厂，20年累计产值不过500亿元。但要治理其带来的污染，即使是干流达到起码的灌溉用水标准也需要投入3000亿元。要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的三类水质，不仅花费是个可怕的数字，时间也至少需要100年。 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就微观角度说，在过去20年里，国内制造业在无法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只能朝两个方面挖潜:一是工资，二是环保。最简单的事，例如水泥生产，要达到起码的环保要求，每吨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厂价的5％。纺织业每年排放的废水超过10亿立方米，如要处理，则每吨需花费元。提高生产成本5％。而绝大多数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因此只能在环保问题上打游击:或是不建任何废水处理设施:或是建立以后就当摆设，白天把污水放到处理池里，晚上没人时就排放到河里，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笔成本。在市场的无序化竞争中，这5％的成本。往往就决定了企业的盈与亏、生与死。 而中国在环保执法上的两高一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也助长了这种倾向。通常的情况是，环保部门为取证一件违法偷排事件，需耗费50万元，而最终落到违法企业头上的罚款，则只有区区5万元，包括正在劲刮的所谓“环保风暴”。 一些投资数十亿元的特大电站项目，违反环境评价擅自开工建设，最后的罚款也不过20万元。区区20万元罚款，对于一个投资超亿元的项目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这样的处罚力度对违法行为谈何震慑力？因此《环保法》历来被人称为“豆腐法”。 一场环保风暴将涉及数十万家企业，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大批企业的破产倒闭，大量人员失业，企业成本大幅提高，国内物价指数迅速地突破两位数。因此，无论是宏观成本，还是微观成本，实际上都无法承受。 四个因素阻碍环境治理对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总结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些地方对科学发展观认识不到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小冶炼、小铁合金、小化工等被明令禁止的项目，在一些地方竟然呈现蔓延的趋势。 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片面强调简化审批，限期办理相关手续。而不管项目是否会存在污染情况，只要来投资就批准，个别地方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中存在“首长意志”、“先上车，后买票”等违法现象。 再次，环评质量亟待提高。有些环评单位不坚持科学评价，不敢以客观的事实和科学的数据说话，评价结论含糊，模棱两可，将项目的环境可行性与否的结论推给审批部门，甚至极个别的环评单位弄虚作假，编造、伪造数据，或者隐瞒事实，严重影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落实，使环境影响评价流于形式，丧失了第三方咨询机构起码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最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工作开展不足。我国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政府主导型，以有限的政府力量去监管数量庞大的建设项目，显然力不从心。 其实，环评法遇到的阻力更有背后的经济利益在驱使。 掀起真正的“环保风暴” 中国是一个在环境上回旋余地极小的大国，又是一个在全球资源、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后崛起的一个后起国家。中国没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国家那样，等到环境恶劣到极点后再来治理。 但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别人走过的先发展经济、再治理污染的道路，中国不可避免的也会走一遭。 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表明，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会有一个环境污染随国内生产总值同步高速增长的时期，尤其是重化工业时代:但当GDP增长到一定程度，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的增强。污染水平在到达转折点后就会随着GDP的增长反而戛然向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环境容量之下，此即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当年日本的发展过程就是这一规律。 毫无疑问，中国没有可能跨越这样一个重化工业时代。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国家太大，无法像芬兰那样，在本国制造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借助于全球化分工，直接进入高科技时代。 上世纪90年代末，笔者曾回过苏南老家，小时候那种清清河水，坐着船就可到达四乡八镇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了。而令笔者吃惊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最普通的生活垃圾。在中国，即使不发展工业，由人口增长带来的污染物，也足以使环境恶化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即便是治理这样的污染，也需要大笔投资，需要有经济基础。 中国在治理污染问题上，任重道远，需要依法办事，制止恶性环保事件的发生，延缓环境恶化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