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华兴论文范文资料

（一）科学一词的来源 科学一词，英文为science，源于拉丁文的scio，后来又演变为scientin，最后成了今天的写法，其本意是“知识”、“学问”。日本著名科学启蒙大师福泽瑜吉把“science”译为“科学”。到了1893年，康有为引进并使用“科学”二字。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等科学著作时，也用“科学”二字。此后，“科学”二字便在中国广泛运用。 为什么这么称呼呢？science的本来含义是系统知识，我想也许这样，科学在十九世纪已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知识体系了，它已分得非常细了，即分成许多许多专业，而这些专业知识又不象其它知识那样是互不联系的。除了专业概念外，基础概念是一致的，基本方法也是一样的，“科”的意思是分类或层次条理的意思，所以我自认为science 对应“科学”还是比较合适的。 中国古代的关于科学的起源，比如各类经典的经书都是关于科学规律的探索的信息记录！古代的祖冲之的数学圆周率、张衡的地动仪、汉朝的指南车和指南针等，黄帝内经就是典型的医学大成！是中国上古社会的科学巨著！但是就科学这个字眼来说，也许还是舶来品！ 中国的成语“名不见经传”，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说所有的经和传等都是关于中国古代人类社会的科学探索纪录!自司马迁开始，根据历史经传编著史记，记录了汉朝以前的所有的可识别的文字信息历史纪录！这些都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巨著!（二）科学的基本定义 基本定义——科学是崇尚真理和真实的人们的，永无止境地探索、实践，阶段性地趋于逼近真理，阶段性地解释和揭示真理的阶段性、发展性、历史性、辩证性、普遍性、特殊性、信息性等特点，尽可能不包含自相矛盾的知识体系,且是一项永远造福人类社会的高尚事业。 通俗地说，科学是一种态度、观点、方法！同时，科学的东西本身具有悖论！也就是说，不同的专业学科的东西很容易被混淆和认为是矛盾的！其实，它反映了科学地认识事物的不同的多个复杂方面！ 只要是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同志都十分清楚，开始的概念的建立和假说以及假定非常艰难！所以，对于科学本身的原始概念来说，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位顶尖的科学家来说，都是很困难的！所以，给出科学的基本定义需要胆量！需要胆识！还需要深深关注人类命运的高度境界！ 实际上，在此以前，由于科学一词从来就没有严格定义过，所以会引起一系列的混乱和无谓的争论。比如：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中医是否是科学？科学与伪科学的区别是什么？科学与宗教的区别是什么？等等。而这些问题又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问题。所以时代要求我们尽早地给出恰当的定义以解决这些争议。该定义中“逼近真理的尽可能不包含自相矛盾的”该定语是自己加进去的，原因是为了明确科学的涵义，即明确科学是一个怎样的知识体系（我至今为止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书上为什么不敢明确地加上它）。其中“矛盾”当然是指逻辑矛盾。 “知识体系”是人们对科学的最初认识。作为一种非常实用的知识，最重要的就是有很高的条理性和结构。这一点，任何一本经典著作都多少具有这种特色，古代最著名的要数《几何原本》了。中国的古典著作中最有条理的，也许是我不学无术，自认为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橘中秘》（一本棋书）。不过科学这种知识体系已不象某些知识体系那样规模那么小，讨论范围那么窄了，而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知识体系，其野心甚至企图包罗万象无所不及。这么大的体系仍要保持很强的条理和结构，这就显得与众不同了。但知识体系并不只有科学一种，所以必需明确科学是怎样的知识体系。定义中前面部分给出了限定，跳过一段再讨论。 很早有人就认识到了科学是一项造福人类的社会事业，但其意义是随时代发展进一步深化的。而这也是缺少教育的人们不易理解的。知识表现在书本里怎么又是一种社会活动呢？不能被别人理解，不能被别人重复验证，这本身就不叫知识，为什么还要强调其社会性呢？这是因为科学对知识的认识要远远比其它对其的认识严格。不管对巫师、宗教徒、平民还是科学家来说，知识都是指正确的陈述，正确的预见，即知识就是人认为的“真理”。但只有科学家才非常严格地审视“真理”。不光要看它的初始语句（常称为公理）是否来源于直觉、实验或有充分理由，而且严密地审查推导过程中的任何细节，并考查其任一导出结论是否与实验或生活经验相冲突。而这一系列工作都不是没有受过科学训练的人能做的，因此需要教育，需要许多的科学家的共同劳动，也需要广大民众的理解和各方面的支持。随着科学的越来越发达，科学的复杂程度越高，其社会性也就越强。 “逼近真理”是强调科学的特质，与其它相比，科学最强调怀疑和创新，因为科学是以不存在先知先觉为前提的。同时科学也非常强调继承和借鉴！认为所有知识都是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虽然科学追求的是主客观世界的统一，但毕竟主观世界与客观存在并不是一回事，知识再正确，也只是逼近对世界的描述，而不就是客观世界。比如说：理想气体模型它能非常好的描述在常温常压下的氧气、氮气和二氧化碳等气体，是因为这些气体分子的线度远小于它们之间的距离。而范德瓦尔斯对理想气体模型的修正也只是近似的描述象水蒸气那样的真实气体。科学家们懂得他们的理论一开始就是近似，所以他们从未指望从其理论导出的结论与真实世界无丝毫误差。所有的知识是人造的，是主观世界的产物，即使存在外星人，也只可能是比地球人更进化而已，他们也会有错。自然界的秘密存在于自然界本身，自然界以其自身的多样特点表现自己，但不会以文字形式借上帝之口明白地表达出来。可见用“最逼近真理”这一词项既强调科学的严密性，又强调了科学对世界的认识意义。 “尽可能不包含自相矛盾”该定语反映了科学对完美的追求，强调了科学也有个成长过程。普通人犯错误是经常的，伟人也会犯错误，象牛顿、爱因斯坦和马克思这样最受人尊敬的人物也有错误的理论。罗素的著作中，经常描写伟人的自相矛盾，比如，提倡用节育手段控制人口的马尔萨斯四年内添三个孩子；提倡无为的叔本华对晚来的荣誉欣喜若狂；被称为实验科学的始祖的培根则不知道为他治病的哈维发明血液大循环理论。伟人尚且如此，那么集所有伟人智慧的科学内容要想没有一点自相矛盾的暇点则十分困难，而且体系越大越难以没有错误，特别是新学科，需要时间的检验。任何科学都有个成熟的过程。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有的科学也许是某种情境下的近似，在无限推广时就可能出现矛盾，而科学决不会装作没有看见，必定要去解决这一矛盾，使科学向前迈进。由迈克尔逊实验引起的相对论、由黑体辐射实验引起的量子力学以及理发师悖论引起的数学革命，正是排除了那些自相矛盾后发展起来的。（三）《科学》是发表最好的原始研究论文、以及综述和分析当前研究和科学政策的同行评议的期刊。 该杂志于1880年由爱迪生投资1万美元创办，于1894年成为美国最大的科学团体“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的官方刊物。全年共51期，为周刊，全球发行量超过150万份。 多数科技期刊都要向读者收取审稿、评论、发表的相关费用。但《科学》杂志发表来稿是免费的。其杂志的资金来源共有三部分:AAAS的会员费、印刷版和在线版的订阅费、广告费。 《科学》杂志属于综合性科学杂志，它的科学新闻报道、综述、分析、书评等部分，都是权威的科普资料，该杂志也适合一般读者阅读。“发展科学，服务社会”是AAAS也是《科学》杂志的宗旨。 在全球，《科学》杂志的主要对手为英国伦敦的《自然》杂志，该杂志创办于1869年，曾发表了大量的达尔文、赫胥黎等大师的文章。21世纪的 前4年中，二者为率先发表人类基因排列的图谱而激烈竞争。 《科学》杂志的主编唐纳德·科尼迪毕业于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为斯坦福大学第八任校长，着名的环境科学教授。 《科学》杂志官方网址： Science Magazine, an International weekly science journal, is published by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 with assistance of Stanford University's HighWire Press.（四）《辞海》对“科学”的解释 科学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 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以及总结和贯穿于三个领域的哲学和数学。 按与实践的不同联系可分为理论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等。 科学来源于社会实践，服务于社会实践。它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在现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的发展和作用受社会条件的制约。现代科学正沿着学科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方向蓬勃发展。（五）科学作为形容词的解释 合乎科学的。例：①这种方法很科学；②科学共产主义；③科学发展观。

1、1903年11月4日黄兴以过生日为名约集宋教仁、刘揆一、章士钊、周震鳞、翁巩、秦毓鎏、柳聘农、柳继忠、胡瑛、徐佛苏等，在长沙保甲巷彭渊洵家举行秘密会议。建立名为华兴会的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没有政治纲领性文件，其主张主要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国民革命”，呈现出资本主义倾向。2、《国民公报》 1910年7月创刊于北京。日出对开2张。名誉社长孙伯兰，社长文实权，编辑徐佛苏、黄与之等。2008/8/18资料补充：1、与林白水交往；1903年12月19日，林白水创办了《中国白话报》，1905年3月25日被迫停刊。2、关于林白水的取名缘由，徐佛苏在其《哀诔》是这样写的：“袁项城慕其才，擢授参政，旋又民选为国会议员。先后抒中外政学道德，精理名言，蔚成巨帙，储为国华。及国会中折，议友盲驰，少泉羞与为伍，割席扬镳，遂专力于报纸。别号曰白水，窃绎其语义，盖欲割少泉之泉字之身首为二字，借示以身殉报之意也。得毋此号即近来被难之谶兆乎？！办报约及十年，文言毋虑百万。谠言刺语，传诵一时。”3、徐佛苏参与并策划近代史上第一次广州抵制日货运动：时间1908年春，中国水师在澳门附近扣留走私武器的日本船“二辰丸”，引起中日一场外交纠纷。粤商自治会“以爱国之热诚，为强国之基本””《广东七十二行商报》的发刊词为舆论导向，随即发起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2008年10月21日“蓝衣少年”（FREEPLAMAN）补充资料：添加：徐佛苏生卒年月（1879年－1916年）1、《国民公报》主笔徐佛苏曾说：“中国势不能不革命，革命势不能不共和，共和势不能不亡国。”筹安会发生之翌晨，徐佛苏（时任国务院参议）、袁思亮走晤杨度，谓兹事体大，胡不谋之任公。同时任公信徒蹇念益、汤学顿、陈国祥等群往谒杨曰：“任公握舆论界权威，倘失斯人，计左甚矣。”杨曰：“吾亦云然。”乃遣汤、蹇赴津，征梁同意。徐、袁则与蔡锷谋曰：“任公眼高于顶，耻为牛后。毋宁另树一帜，以任公为之首，庶可殊途同归也。”蔡以为善。议未定，而汤、蹇嗒焉懊丧，返自津门矣。2、“严复与徐佛苏书”信函中的注释：徐佛苏，一八七九年生于湖南善化（今长沙县），留日学生。曾参与创建华兴会，后避往日本，转而投靠保皇党，深受梁启超器重。历任政闻社常务员、宪友会常务干事。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死后，一度任大总统府顾问，及“南北和谈”的北方分代表。2008年11月19日蓝衣少年补充资料：1、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三十四岁 二月，梁启超迎其父亲莲涧先生至日本。??四月初五日，《民报》第三期发行号外，就两派的论战提出十二个问题，号召辩论。双方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为阵地，就立宪与共和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论战。??是月，梁启超致函徐佛苏，除重申和《民报》辩论主张外，同意徐倡议《民报》与《新民丛报》停止争论。??五月，《新民丛报》刊登徐佛苏《劝告停止论意见书》。??七月初九日，清政府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实际上是由梁启超起草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九月初四日，美洲保皇会宣布于次年元月 （1907年2月13日） 起改名“国民宪政会”。梁氏知后，主张用“帝国宪政会”名。2、回忆梁启超为晚清大臣代笔：梁启超为清廷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捉刀代笔，草拟奏折，大概是清末立宪史上最有趣的故事了。梁启超以通缉犯身份，流亡海外，却直接介入最高层的政治决策，不能不令人咄咄称奇。对于这样一桩关系重大的事件，正传野史中虽然不乏记录，后世研究者也多有立论阐发，但流行的说法并没有得到文献印证。真相究竟如何，并不清楚。陶菊隐的说法民国著名报人陶菊隐在《六君子传》中绘声绘色地叙述道：这几位先生（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戴鸿慈、端方、载泽、尚其亨、李盛铎），叫他们考察目迷五色的海外繁华或有余，要叫他们考察宪政，则可谓“用非其才”。幸而前清有一风气，官越做得大，事体越清闲，自有手下人为之撑腰垫背。五大臣带了若干参赞、随员，其中最有力的一个就是后来大大有名的湖南凤凰人熊希龄。……（熊希龄）想再找一个替他垫背的，想来想去，想到同乡人杨度的身上，乃向五大臣上了个条陈：“我们匆忙到外国，不久又匆忙回来，不易搜集材料。纵然搜集了材料，而各国国情不尽与中国相适合，不易整理就绪。依着希龄的见解，不如物色一个对宪政有深切研究的人物，叫他厘定方案，我们回国时即以之为蓝本，润色之而出奏。”那几位大臣对此无成见，只要自己不动手，无论哪一个做枪手都成。关于枪手的人选问题，熊以为中国精通宪政的有二人，一为梁启超,一为杨度。梁是朝廷的罪人，杨则无所谓，不如先找杨再说。他的上司说：“好，这件事就交给你办。你到东京辛苦一趟，先和杨度接洽。”熊立刻乘船到东京，见了杨度说：“皙子（杨度字皙子），你的机会到了！我请你帮忙，同时我却替你帮了一次大忙。”杨向他投着一道惊疑的眼光，他却汩汩滔滔地说了一切经过，并且说：“五大臣做躯壳，你替他们装上一道灵魂。当他们在火轮上看海鸥，在外国看跑马、赛狗的时候，正是你闭户著作的时候。他们逛得厌了，你的大作也就完成了。”杨想了一想，这正是“借尸还魂”的机会，便欣然应允了。等到熊由日本返国覆命的时候，杨又把枪手的责任分一半给梁任公，他自觉学问渊博不及梁，行文之流畅亦有所不及，便把难题目交给梁做，这个题目就是《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他自己拣了两个比较轻松的题目，一为《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一为《实施宪政程序》。……且说五大臣倦游归国时，枪手的草稿未到，急得他们搔首顿脚。又是熊出主意，要他们以“考察东南民气，并征集名流意见”为由，在上海饮酒看花，一面派急足到东京催促枪手交卷。卷到了，五大臣打马进京，根据梁杨的蓝本奏请立宪。丙午年（光绪卅二年）七月，经过御前会议,清廷乃下“预备立宪”之诏。《六君子传》194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改名《筹安会“六君子”传》修订再版。1957年陶菊隐新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陆续发行，这段极富戏剧性的描述再度出现。此书2006年又由海南出版社重印，文字一仍其旧。由于陶著流传广，影响大，这一说法被不少作者袭用。细究其言，陶说其实有不少错误。一个最基本的史实是，由于启程之日遭到革命党人的炸弹袭击，五大臣改为分两批先后出洋，在海外考察也有国别的分工，归来的时间自非一律。当戴鸿慈与端方1906年7月21日回到上海时，载泽与尚其亨已经北上（李盛铎已留任驻比利时出使大臣），五大臣并无聚会上海、一同坐候考察报告从日本送来的机缘。梁启超年谱的记载不过，陶菊隐的叙述并非全无根据。以资料翔实丰赡著称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1936刊），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项下有记：日俄战役停止后，清宗室中的开明分子，因鉴日本以变法强国，多有维新的倾向，其中尤以端方主张最力，所以才有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事。当日端方频以书札与先生往还，计秋冬间先生为若辈（编者注：端方等人）代草考察宪政，奏请立宪，并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一类的奏折，逾二十余万言。这里的记载，与陶菊隐的说法有所印证。有趣的是，1983年《长编初稿》经过修订后正式出版，易名为《梁启超年谱长编》，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项下增加了一条：六月，清政府派出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分两批回到北京。七月初九日（8月28日），清政府特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实际上是由先生起草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后两句显然有取自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的痕迹。《史话》称：一九〇六年八月（阴历七月），清政府举行御前会议，同意了事实上是由“大逆不道”的梁启超起草而仅仅由五大臣出面提出来的“考察宪政”的报告，颁布了“预备立宪”的诏旨。由此可以看出陶著深入史学界的情形。经由《梁启超年谱长编》的传播，梁启超代五大臣所作《考察各国宪政报告》曾经清御前会议通过一说，也由野史传言变为信史确论。这么重要的文件难道全部丢失了?按照陶菊隐的说法，代五大臣作考察报告的是杨度和梁启超。两人文章的题目分别为：杨作《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与《实施宪政程序》，梁作《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然而，遍翻已经公布的宫中档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和各种杨度文集、梁启超文集，并未见到陶菊隐言之凿凿的三篇文章。至于《梁启超年谱长编》所称由梁氏起草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同样不见只字。惟独李华兴与吴嘉勋合编的《梁启超选集》中有《代五大臣考察宪政报告》一篇，但此题目显非原有，且文章起首即明言：“窃职恭读上谕，有特派重臣游历各国考察政治之盛举。”揣摩其中通篇以“职”自称的下属口吻，即便认作代拟，所代之人也只能是熊希龄一类随从官员，决非钦派出洋的五大臣。当然也可这样解释：杨度与梁启超提供的只是草稿，五大臣上奏时已改了名称。但究竟哪份奏折可以指认为杨、梁所拟，或与这些题目沾得上边，凭现在公开的资料，很难落实。也不能排除清宫档案有缺失的可能。只是，如此关键、重要的文件竟会全部遗失，于情于理，无法让人相信。梁启超信中透露绝大秘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节录过梁启超致友人徐佛苏的一封信。徐曾参加黄兴创办的华兴会，倾向革命；此时已改弦更张，服膺君主立宪，与梁启超交情深厚，为其所信任。在这封信中，梁启超透露了一个绝大秘密：尔来送生活（编者注：即“度过生活”）于海上者二十余日，其间履陆地者,不过三十余小时。公闻当亦大讶其行踪之诡秘耶。……近所代人作之文，凡二十万言内外，因钞誊不便，今仅抄得两篇，呈上一阅，阅后望即掷返。此事不知能小有影响否，望如云霓也。（诸文中除此两文外，尚有请定国是一折亦为最要者，现副本未抄成，迟日当以请教。）信末又特别交代徐氏：此文请万勿示一人，阅毕望即用书留（编者注：日语“挂号信”）寄返。可见其机密程度之高。1929年梁启超逝世后，徐佛苏向编纂梁启超年谱的丁文江等人提供资料时，在信后加了一段跋语：此函系乙巳年（编者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发，所谓此文万勿示人者，系梁先生代清室某大臣所作之考查宪政之奏议也。原信未标日期。年谱编者据徐佛苏跋语将此信系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尽管我们现在无法知道梁抄给徐看的两篇奏折的题目与内容，但他所拟奏稿中，有《请定国是》一折，则可确定无疑了。而徐佛苏所言“清室某大臣”，在前引《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倾向于认为是端方，应该说也探出了底细。戴鸿慈与梁启超有直接联系五大臣之一戴鸿慈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有直接联系。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三十日（1907年4月12日），时任清廷法部尚书的戴鸿慈为法部与大理院权限事，致书请教梁启超。《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抄录了此信。戴函云：客腊（编者注：去年腊月）杪手发一函，敬问起居，并道谢感德，想邀察鉴。本日托汇丰银行转致一电，请教司法省行政事宜，与大理院审判之权限，诚恐电文简略，两署所以轇轕不清（编者注：轇轕音jiāoɡé，纠缠不清）之故,执事未洞悉内容，故谨为足下详陈之。可知戴鸿慈与梁启超的联系亦相当密切。戴之所以“道谢感德”，必是梁先已帮过大忙。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代拟奏折一事，那确实该算是“大德”。只是，戴鸿慈所谓“客腊杪”，指的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岁末，因信上标有明确的日期。而徐佛苏在撰写跋语时，将梁信系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然则梁为戴鸿慈、端方代拟奏稿年余之后，戴方始申谢，未免有违人之常情。其实，徐佛苏多年后追忆，很容易出错。综合考察戴鸿慈与端方的出洋行程及归国上奏各情节，显然，将梁启超代拟事置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无疑更合适。戴氏的《出使九国日记》对其行踪有逐日记录：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1905年12月7日）从北京起行；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5年12月22日）晚到达日本神户；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05年12月25日）至横滨；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1905年12月27日）开船向美国，再游历欧洲；归途经停锡兰、槟榔屿、新加坡、香港等处；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一日（1906年7月21日）返抵上海，逗留两周；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906年8月3日）方始北上，经天津停留四天；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1906年8月10日)回到北京；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二、二十三日（1906年8月11、12日）接连朝见奏对。根据这张时间表，戴鸿慈与端方虽有机会在神户或横滨与梁启超见面，但耳目众多，未必敢即时托以大事。何况二人刚刚启行，归期尚远，考察总结也不急在一时。梁启超致徐佛苏函中说二十余日关闭船上写作，除高度保密的缘故外，显然也因时限紧迫，交稿在即。戴鸿慈在上海稽留日久，确实情有可疑。陶菊隐谓之等候交卷，不无道理。戴鸿慈与端方的奏折除了可以确知的《请定国是》一折外，梁启超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致蒋智由信中提到：“弟一月前曾为人捉刀作一文，言改革官制者。”以系年论，此篇也应归入梁启超代拟的奏议之中。无独有偶,在1919年刊行的端方遗著《端忠敏公奏稿》里，恰好有两篇题目类似的文章：一为《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一为《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根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后者即为《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可知此折系戴鸿慈与端方联衔上呈的奏稿。倘因这种“巧合”而径将二文归于梁启超名下，未免太过大胆，毕竟我们没有在梁启超的文集里发现相关的文章。故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家（如《梁启超与立宪政治》的作者董方奎、《端方与清末新政》的作者张海林），或者注意到梁启超曾有“请定国是”与“改革官制”两篇文稿，或者大力表彰端方的两篇奏折，却都不曾有此“非分之想”。新发现的梁启超稿本新发现的梁启超文稿证明，这两篇奏折的捉刀人正是梁启超。笔者新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一册线装本梁启超手稿。此稿无题签及目录，原属燕京大学图书馆旧藏，编目时根据内文所用稿纸，拟名为《新民丛报底稿》。全册收文6篇，题目及字数如下（全部整理稿见《现代中国》第十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1.《请定外交政策密折》（约六千字）⒉无题目（约两千五百字）⒊《请设财政调查局折》（约两千五百字）⒋《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约一千三百字）⒌《条陈邮传部应办事宜》（约五千二百字）⒍《呈为留学研究一得谨陈管见以备采择仰祈钧鉴事》（约三千字）从稿纸情况看，共分四种：第一篇黑格，加口题“新民丛报草稿用纸”；第二至四篇黑格，无口题；第五篇红格，加口题“东亚编译局”；第六篇红格，加口题“新民丛报草稿用纸”。再从各篇的内文情况看，第一篇似为初稿，零星的圈改不计，单是其中删节的一大段，便占了半页多。其余各文则无此现象。第二篇是一封由梁启超具名的信札，这也是图书编目时判定作者为“梁启超[等]”的依据。最后一文原未单独标目，且未完稿。由于二、三、四篇稿纸相同，应为同时之作，且与其他三文合订一册，笔迹亦相近，故可断定六篇文字均出自梁启超之手。那时他正主编《新民丛报》,使用杂志社稿纸也顺理成章。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各篇文稿的撰写时间如何确定，哪些文稿与出洋考察宪政大臣的奏折有关。固然，就题目而言，第一、三、四篇分别题为“请定外交政策密折”、“请设财政调查局折”、“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均为奏折形式，理应最切题。但其是否即为戴鸿慈与端方在上海急切等候者，仅从稿本内部，尚很难找到确切答案。熊希龄的单独行动陶菊隐提到，熊希龄是到日本找人代拟奏稿的关键人物。熊希龄本为戴鸿慈与端方出访各国的随员，但他仅随同两人到了日、美、英、法、德，此后便单独行动了。周秋光著《熊希龄传》钩稽了熊希龄随使出洋期间的行踪：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日（1906年4月13日），熊从意大利海岸登舟启程，四月二十二日（5月15日）回到上海。闰四月初五日（5月27日）发电给在俄国考察的戴、端后，随即东渡日本。熊希龄赴日时间大抵在同月十一日（6月2日）之后不久。六月初一（7月21日），戴鸿慈与端方先行抵沪，而直到六月初五（7月25日），《出使九国日记》中才出现“熊希龄自奉天来”的记述。熊到日本，既有可以明白告人的“拟往北海道调查垦务，为奉天计也”，也有“使节谆嘱，未便明言”的隐情（光绪三十二年熊希龄《上瞿协揆书》）。自赴日到回沪，中间约50天，熊希龄正好可以安排在日与梁启超晤面、请其写稿二十余日，并“绕道至辽”、见盛京将军赵尔巽面陈受其委派调查日本开垦北海道事宜的行程。（熊赴日，名义上是受盛京将军赵尔巽委派到北海道调查垦务，回来后即被赵委任为奉天农工商局总办）戴鸿慈日记透露的消息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五（1906年7月25日），熊希龄到沪；六月十四日（1906年8月3日），戴鸿慈与端方即从吴淞口启行。当日，戴在《出使九国日记》中有如下记述：晚，天气稍凉，阅定各奏摺,计定国是、改官制、审外交、设财政调查局、立中央女学院，凡五摺。虽只闲闲数笔，关系却是异常重大。这五折，分明对应着戴鸿慈与端方奏稿中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以及梁启超稿本中的《请定外交政策密折》、《请设财政调查局折》与《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甚至连排列的次序都分毫不差。如此，所谓“梁启超做五大臣枪手”一案，已可准确表述为：1906年6、7月间，梁启超为清廷派遣的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与端方代拟了五篇奏稿，即《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请定外交政策密折》、《请设财政调查局折》与《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此五文现均存世。没有后三篇文稿的发现，即使大胆倡言，终究不过是假说；而有此三文重现于世，此论便足以成为定谳。请梁启超做枪手是谁的主意?至于动议邀请梁启超捉刀代笔之人，虽极有可能是戊戌变法前与梁共同参与湖南新政的熊希龄，但敢于作此决断者，仍非时任出洋考察政治大臣的满人端方莫属。在这批新发现的梁启超文稿中，第二篇无标题的信件是写给“文帅大使阁下”即端方的。信中说：秉三（熊希龄字秉三）东来，以尊命委嘱各件，谨已蒇事（chǎnshì，完事），想早达记室。末学菲材，率尔操觚，不识尚可采用否?伏希教之。可见熊希龄之东渡日本、请梁作文，本是端方的主意。因此，尽管笔者考证认为，《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与《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这两篇原先收入《端忠敏公奏稿》的文章，著作权应属梁启超，但梁启超只是代端方表达了其推动立宪的理念与决心，端方本人在此事件中的重要性并不会因此而降低。当然，要使其想法系统化并作到言辞动人，则是梁启超的拿手好戏。杨度与奏稿无涉梁启超致端方的信也确凿地表明，熊希龄到日本并非去见杨度,而是直接与梁启超晤面，托以起草奏稿的重任。在熊氏目前存世的文稿中，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止，并无与杨度交通的一言半语。因此，由陶菊隐活灵活现地描述的熊希龄找杨度、杨度再分摊给梁启超的层层“转包”故事，纯属虚构，尽管他还是猜中了一些事实。2008年11月20日，蓝衣少年辑录补充：〔1〕《一个青年的梦》日本武者小路实笃所作的四幕反战剧本。中译文在翻译时即陆续发表于北京《国民公报》副刊，至该报被禁停刊时止（一九一九年八月三日至十月二十五日），后来全剧又移刊于《新青年》月刊第七卷第二号至第五号（一九二○年一月至四月）。单行本于一九二二年七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至一九二七年九月，又由上海北新书局再版发行：列为《未名丛刊》之一。〔2〕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二年七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个青年的梦》单行本，未另在报刊上发表过。〔3〕《新青年》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鲁迅在“五四”时期同该刊有密切联系，是它的重要撰稿人，曾参加该刊编辑会议。〔4〕《国民公报》一九○九年中国改良派为鼓吹立宪运动而创办于北京的日报，徐佛苏主编，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因刊登揭露段祺瑞政府的文字，被禁停刊。〔5〕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日本作家。《白桦》杂志创办人之一，著有小说《好好先生》、剧本《他的妹妹》等。在日本侵华期间，他附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它指发现、积累并公认的普遍真理或普遍定理的运用，已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

"科学"一词是由近代日本学界初用于对译英文中的"Science"。但是科学一词最先是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意为“知识”、“学问”。

中国科技史学家樊洪业先生考证,中国最早引入“科学”二字的学者是康有为先生,他在1897年11前编写的《日本书目志》一书中介绍了这样两本书:“《科学入门》,普及舍译;《科学之原理》,本村骏吉译。”樊洪业先生说,“虽然中日两国的‘科学’在写法上没有差别,但中文从前无此词,康有为的书目意味着把日本中‘科学’译为中文,是中文第一次出现‘科学’,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有其特殊意义。”

在Sciense(科学)一词初到中国时,中国士大夫称之为“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缩写,源于《四书集注》,其作者朱熹解释说“格”就是“到”,“格物致知”就是“到物质上面去研究物质,获得知识。”其实朱熹所说的“格物”,不是动手做实验,研究事物,而是只用眼睛看,通过观察事物反思自己的道德观,达到圣贤境界。所以说“格致”与西方的Science的意思是不一致的,但不管怎样,在中国近代史上“科学”一词被使用前,“格致”一词至少用了五十多年。

从“品德”到“道德”:中国传统道德现代化的路 向 摘要：文章认为，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只有“品德”，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中国进入工业化社会，使“品德”到“道德”有了可能。 关键词：品德 道德 现代化 . 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因此，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路向，传统道德如何现代化也因此成为众多学者热衷讨论的话题。从话语伦理学出发，哈贝马斯论证了道德视角重建的必要性，其理由是，传统的道德视角是上帝的“超验视角”，道德律令的规范有效性是从上帝的超验视角作出论证的，然而，在现代社会里，上帝的至上的和绝对的权威失去了，宗教及神学不再是一种被所有人认可的道德有效性的基础。1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西方传统道德现代化的路向可以说是“去上帝化”。但是，中国与西方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并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中国传统道德的规范有效性不是从上帝的超验视角作出论证的，因此，尽管中国和西方都正在经历着传统道德的现代化进程，甚至有可能两者在经历这一进程后会获得相同的或相近的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但两者现代化的起点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一、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只有“品德”，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 在文化系统中，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在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体系中，社会公德与个人私德是构成道德的两个重要的维度。社会公德主要适用于社会群体的公共生活，旨在规范和维系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普遍性关系；个人私德则主要适用于个体的私人生活，是私人生活中的道德规范，指个人修养、作风、习惯等，旨在规范和维系个体本身安身立命、终极追求的方式。 在我国，公德、私德的区划始于梁启超。他在 1902 年《论公德》一文中对公德和私德进行了区分，并指出中国人缺少“公德”，而“私德”充斥生活。他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2费孝通和梁漱溟也认为中国人只讲“私德” 不讲“公德”。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中国的城乡生活中，“最大的毛病是‘私’。……扫清自己门前雪的还算是了不起的有公德的人，普通人家把垃圾在门口的街道上一倒，就完事了。”3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 说：公德“恰为中国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觉得，自与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觉到。”4 的确，中国人在公共生活中相对缺失的那些公德规范，在私人生活中往往能够得以贯彻。例如，一般来说，很少有人会在自己家中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破坏财物等，但这种现象在公共场所却屡屡发生。这不能不让人觉得道德只有在私人生活中才发生意义。然而，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则指出，中国人只讲公德，不讲私德，中国人当面满口仁义道德，背后却干着肮脏的见不得人的丧尽天良的勾当。这种说法也似乎极有道理。 那么，中国人缺少的究竟是“公德”还是“私德”？ 笔者认为，在传统中国，既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德”，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私德”，因此，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虽然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要道德或不讲道德，但也没有一个民族象中国那样把道德放在文化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位置。“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个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著名的“三不朽”论断，把立德至于首位。儒家经典《大学》标榜的“大学之道”，是“明明德，亲民，至于至善”，也是把对完美道德的追求看作“唯此为大”。而且，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道德的阐述，也是“公德”和“私德” 兼顾的，并没有厚此薄彼，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也。儒家为中国人所设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道路，其起点为“修身”，其终点为“平天下”，也可以看出儒家对于“私德”和“公德”的强调。 但是，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道德只是“品德”，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何谓“道德”？ “道”的原始涵义指道路，以后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古汉语中“德”通“得”，东汉刘熙载： “德，得也”。（《释名》卷四）许慎《说文解字》云： “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所以“道德”可以解释为合乎规律得取得、获得。何谓“品德”？“品德”之“品”字就是三个“口”，即“众人之口”，为品评之意。 所以“品德”可以解释为合乎品评地得到。文天祥诗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生死”也只是为了在历史上获得一个好的评价而已，这与但丁说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是全然不同的，但丁的“我行我素”在中国就等于是“一意孤行”，会很“不得人心”。 只讲“品德”而不讲“道德”的中国人，只要自己的行为不会“贻人口实”、“留为话柄”、“招人非议”，那么，不讲“道德”又有何妨！比如说，在中国，随地吐痰可以说是一个陋习。但我们知道，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不会随地吐痰，不过不能依此而认为中国人是讲“私德”的，因为在自己家里随地吐痰会损害自身的利益；中国人在朋友家里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招来朋友的心怀不满；中国人在领导面前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丧失自身仕途进阶的机会；中国人在恋人面前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失去自己在恋人心中美好的形象；中国人在有公共卫生管理者在场的时候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管理者大权在握，如果他顺手开出一张“天价”罚款单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中国人随地吐痰的前提是：不会损害自身的利益，不会招来与自身利益有关系的人的“非议”。即使周围有一大群的人，但是如果都与自身利益无关的话，中国人喉头一痒，对不起，他就要吐痰了。这就是中国人的道德。 二、中国人“品德”形成的原因及其危害。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在对“道德” 进行设计的过程中，采取的不是“神学”的视角。但我们知道，中国也曾有过“神学”时代。比如说，中国古代用以指代国家的“社稷”二字，本是指土神和谷神，它们都是人们祭祀的主要对象，表明了远古时期中国人对神的崇拜。在商代，更有“以神道设教，则天下安矣”的说法。 中国诸神中也有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帝”。在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的“帝”主宰着自然界的一切，主宰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贞翌癸卯帝其令风”，“帝令雨足年”等5。众所周知，中国的“神学”时代是夏商二代，到周朝时期就基本上完成了从“神学”到“人本” 的转变。值得深思的是，儒家在进行道德设计时，避开了“神学”时代的夏商二代。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则“言必称尧舜” （《孟子滕文公上》），宣称“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 （《孟子公孙丑上》）。由此可见，尚古的儒家恰恰摒除了介于“尧舜”和“周”之间的夏商二代。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与西方基于上帝的视角建构道德体系不同，儒家是基于“人本”的视角，直接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构其道德体系。位于“仁义礼智信”之首的“仁”既是儒家的主要美德，又是儒家对人下的定义。孔子在《礼记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何谓“仁”？《说文解字》云： “仁，亲也，从人二。”因此，“仁”表示的是“二人”的对应关系。6由此可见，儒家是从“二人”关系来定义人的。儒家设计的“二人”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儒家的道德主张就是在这五对“二人” 关系中展开，即：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 应该看到，儒家道德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规范作用是巨大的，对于中国历史的正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因为儒家对道德的强调，中国人大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而不改其乐。翻开厚重的中国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曾出现过无数明君忠臣、慈父孝子、仁兄贤弟。 然而，儒家的“仁”式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应然”式理想，很容易成为一种无法操作的道德概念，因为道德必须成为一种理性的“绝对命令”才会成为个体的自觉行为。儒家所设计的道德，是在“二人”关系中展开的，这种道德的致命缺陷在于：当“二人”关系中的“一人”不在场时，那么，“另一人”也就没有必要坚守道德观念。以儒家所主张的“君惠臣忠”为例，当“君” 不在场时，“臣”就可以不“忠”；当“臣”不在场时，“君”也就可以不“惠”。比如说，皇帝嫖娼是不道德的，但宋徽宗走专门挖成的地下暗道与李师师幽会时并没有不道德感，因为没有大臣们看见，也就不会引起大臣们的朝议。今天的中国，诸如交警不在时就闯红灯等种种不道德现象，都可以说是这种“仁”式道德的缺陷所致的遗风。 由此观之，传统中国的道德不是与个体本身之“自我”有关，而是与别人有关，并且是与别人之“口”有关。这正是中国人“品德”形成的深层原因。中国人喜欢说别人闲话，也怕被别人说闲话，可以说是中国人之“品德”意识深入人心的明证。不难想象，在以“品德”为“道德”的传统中国，可能也不缺乏为个人道德情操而一日三省的高尚人士，但更多的却是“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道德伪君子。比如说，中国两汉时期以察举取士，从理论上说，是因为德行重于知识，而德行只能通过举荐来了解，因此，这种察举制应该是一个较好的制度。事实上，这种察举制度实行初期，对抑制世卿世椂，提倡优良德行，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也确实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举荐制度发展到后来，许多士人矫饰言行，故作清高，虚伪得不近人情，成为东汉后期的社会风气，“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扑子》外篇卷一五）。这种察举之弊正是以“品德”为“道德”所致。 “品德”的危害是在道德生活中形成“道德暮夜”。 在传统的西方社会，“上帝”是个人灵魂的认同对象，是个人道德形成的原动力。因此，西方传统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神德”，个人之所以按照道德规范的要求行事，是为了获得上帝的欢心和喜爱。因为上帝无时不在、无地不在，所以对上帝怀有敬畏之心的西方人无论是在暮夜也好，无论是在光天化日也好，都会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但在中国，因为其传统道德中缺失一个统率个人灵魂的上帝，所以个人行为就不必对上帝负责，相应地，中国人的道德表现也就与西方人的道德表现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中国，尽管也有恪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的杨震式的人物，但那只是少数，更多的是信从“暮夜无知者”的王密式的人。是的，只要在“暮夜”，除了你我之外不会还有别的人知道我们干了什么，那么，只要你我愿意，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王密我把白花花的金子送给你，你收下就是了，我不会有什么顾忌，你也不要有什么顾忌。中国人就是如此，他讲道德，是怕人看见而被人说“闲话”；他不讲道德，是因为没人看见因此不会有人说“闲话”，或者是即使有人看见，但看见的人说的“闲话”对他的利益不会产生任何损害，或者是看见的人也是不道德的而且是与他同流合污的人。 三、从“品德”到“道德”：何以可能及如何可能在传统中国，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由于他们生活范围的局限，在道德操守上只需做到儒家从五对“二人”关系出发而设计的“五伦”就够了，即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但是，这种道德规范没有普适性，正如费孝通所说：“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7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加速进入工业化社会，中国人的生活范围大大扩大，不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已在现实经济社会中遭遇种种困境，而且，传统道德如果不现代化，还会对现代经济的良好发展形成种种障碍。因此，经济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传统道德的现代化成为必需，从“品德”到“道德”因此有了可能。 工业化社会有三个特色： （1）生产以个人为单位参加，但却是集体生产； （2）社会组织以个人为单位参加，但却是群体生活； （3）人与生产工具相分离，因此可以四方流转。8这些特色使得工业社会的道德已经难以靠“二人”关系中的人伦、亲情、血缘等来维系，它需要的是普遍性的公正和普适性的正义。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其传统道德都是“他制他律型”道德，西方传统道德能发挥有效作用是源于上帝对个人的制约，中国传统道德则是源于“二人” 关系中彼方对此方或此方对彼方的制约。很显然，两者都不是“自制自律型”道德。在西方，从天才人物尼采大声宣布“上帝死了”的那时刻起，上帝至上的和绝对的权威失去了，上帝不再是所有人认可的道德有效性的基础，以上帝视角建构的传统道德因此不得不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但是，西方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历程是“去上帝化”，是从天堂走向人间，是世俗化，而中国传统道德本来就是人本的，是人间的，是世俗的。因此，西方对传统道德现代化作出的探索以及取得的经验都不能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现代化的有效借鉴。 笔者以为，现代意义上的道德的建成，必须使得个体既是道德生活的直接参与者，又是道德生活的直接受益者。因为只有如此，道德对个体而言才具有高度的自觉性，才会成为个体自觉的和自然的行为操守，道德才是“自制自律型”道德，才是本质意义上的道德。因此，现代意义上的道德，应该是既能促进现代经济生活的良好运行，能调整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又能提高个体的精神境界，促进个体的自我完善，并推动个体全面发展。唯有如此，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才能说是真正的建成了。 参考文献： 1王维先，铁省林。话语伦理学的道德视角的重建J.道德与文明， 2009 （4）： 89. 2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213. 3鲍霁。费孝通学术精华录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88. 357. 4鲍霁。梁漱溟学术精华录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88. 251. 5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451. 6（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2. 7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5. 21. 8韦政通。伦理思想的突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