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书杂志封面设计

在向来以人文发达著称的法国，历史沉积深厚悠久，文化精英层出代兴。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洋溢于文化界的活泼而宽松的气氛，又极大地激励着文艺家思想家放手创作，著书立说。因此，每一季度，法国都有几千种图书出版，发行流通于业已充盈的文化市场。与此相应，图书评论也异常繁荣，按照评论对象和读者指向的不同，分门别类地刊登在各种报章杂志上。在有全国影响的书评专门杂志当中，《读书》是引人注目的一种，在读者中影响颇大。与《文学杂志》、《文学》、《批评》、《欧洲》等精英杂志不同，《读书》把自己定位于普及性的书评读物。它面向大众，立足于一个新字，将最近出版的新书，尽快地评介给普通读者，给这些前往书山览胜的人们，开辟出一条捷径。法国各家声名赫赫的精英杂志，也都有相当篇幅提供给文评书评，但这些评论文章学术性很强，大半是教授写给教授看，一般读者若是没学过符号学、阐释学，不了解海德格尔、德里达，根本读不成行。《读书》杂志则尽量回避这股高不可攀的学院气，力求办得清新活泼，平易近人，在精英文化和消费文化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读书》与精英杂志在指导思想上的这种不同，单从封面就可以看出：精英杂志的封面设计，大多朴素无华，纯净淡雅的底色上，仅印一个期刊名称而已，若是混到其他刊物中，很不起眼，因而有一副孤芳自赏的架势，随你爱看不看。《读书》杂志则不然，每一期封面都赫然登出知名作家的特写彩照,并用醒目的红字标出该期要目，摆到书店的架子上，好像在那里招手叫着"快来快来"，即使再粗心的读者也不会错过。精英杂志大多要去大学图书馆或者拉丁区的书店才能找到，而《读书》则陈列在巴黎的每个街心报亭中，一年中重要几期的招贴画，甚至地铁车站的广告招板上都能看到。因为读者面广，发行渠道通畅，《读书》作为文化刊物，在一般公众中及在法国国外，知名度有时反要比精英杂志大。比如在我国知识界，就有很多人知道这本杂志，一家著名的人文杂志，在它为法国文化动态所设的专栏中，也直接以《读书》上的文章为蓝本，参照引据之间，给这本杂志蒙上了某种文化权威的色彩，这大约倒是《读书》的编撰者们所始所未及的。《读书》创刊于1975年，每年出版十期，到2001年年底，正好出满300期。杂志每期大约120页，固定栏目很少变更，从创刊起一直延续至今，而各期之间，各个栏目的比重也大同小异，都有自己的一定之规。篇幅较长的专栏主要有："访谈"、"调查"、"案宗"、"史料"、"作家世界"、"法国小说"、"外国小说"、"经典作品"以及"传记"等等，以评论文学类书籍为主，旁及艺术、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类人文学科，对科普读物也时有介绍。"访谈"、"调查"、"作家世界"、"法国小说"等几个栏目，主要介绍在法国轰动一时、灸手可势的作家，评论他们最近出版的新作，是每期杂志用以招徕读者的重头戏。以2000年及2001年"访谈"专栏为例，杂志采访的对象，有哲学巨子保罗·科利，有文学怪才米歇尔·伍雷白克，有文坛元老阿兰·罗勃－格里耶，有政论宿将雷吉斯·德布雷等数人。这些大名鼎鼎的文化人出台助阵，本身就是杂志品位质量的一种保证。而每次采访，都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有专题，有导向，力图触及当前文化界的核心和热点。比如2000年10月289期采访保罗·利科，是以他刚刚出版的《记忆历史遗忘》一书为话题，探讨恶、罪、正义、历史等伦理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而2001年10月299期采访阿兰·罗勃－格里那，则是因为这位新小说主帅，在退隐近20年后，以一部《恢复》走回文坛，重新成为法国文化视野的一个焦点。哲学家和文学家们的作品常常深奥复杂，寥寥几行书评很难萃取精华，长篇大论又与杂志的风格旨趣相左，而"访谈"专栏开辟了一个对话空间，以交谈这种人类最古老最基本的交流方式，邀请作者现身说法，深入浅出地表明见解，抒发感想，使读者不见其人却得闻其声，亲聆哲人文士们的关注所在，在直接和灵活上，实为其他书评体裁所无法比拟，确是一种得宜的编辑策略。图书市场每年出版的书籍成千累万，书评杂志不能本本俱到，取此舍彼之间，自然隐含着价值评判。而为引导读者购书读书起见，杂志对它选评的各本书，常常要分一个高下优劣。《读书》杂志也不例外，它把进入自己目录的所有新作，分成佳、优、良、中、差、劣六档，分别用四根羽毛、三根羽毛、两根羽毛、一根羽毛、一根断羽、两根断羽标识。近年《读书》评论的倾向是品优不品劣，对待新书的态度，大率显精华而隐糟粕，喝彩多而骂座少，所评图书多列于三羽、二羽之间，打入断羽是极为罕见的。在这种倾向品优的评论气氛下。杂志定期刊登季度畅销书榜，向读者介绍各类图书中卖得最好的前十二名，比如289期的最佳回忆录排行榜，291期最佳外国小说，292期最佳连环画，293期最佳艺术图书，297期最佳日常实用书等等。这种新书排名活动的高潮，是每年12月－1月刊上的"年度二十本最佳图书"，由杂志编辑与知名评论家一道组成评委会，聚会在巴黎圣日耳曼广场旁的双丑咖啡馆，对上一年度所有新书中的佼佼者，不分体裁类别地进行评选排次。1996年至2000年高居榜首的五部作品，分别是凯特·阿金森的《博物馆的幕后》，蕾蒂·萨瓦里尔的《幽灵为伴》，米歇尔·伍雷白克的《基本粒子》，让·艾什诺兹的《我去也》，和柳斯查尔德·卡布辛斯基的《乌木》。在入选《读书》"年度二十本最佳图书"中，文学作品受青睐，上面提到的五部作品中，前四种都是小说，而2000年度的二十顶桂冠，也被小说拿去一半，而剩下的一半，则由纪实报告，政论艺术图书，哲学著作，回忆录，字典工具书平分秋色。《读书》这种年度和季度的评选工作，自然受到了图书市场行情，新闻媒体宣传，文学奖项颁布，以及文化时尚走向等多方面的影响，常不免夹些捧场媚俗的气息在里头，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年新书的真实价值，我们缺乏历史距离，还很难做出判断。但是，这个传统从1975年杂志创刊起，一直延续到现在，却实在不失为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法国文化界风云起落的一个晴雨表。在法国数量众多的文坛杂志、书评杂志中，《读书》既不追求高深人，又不流于浮泛，用大量有声有色的书评文章，招来数量可观的读者，在文化前台能够始终占据一席之地，其成功之处，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这本杂志最可贵之处，在于它的开放性。它以评论文学新书为要务，但同时向人文科学，向各行各业的文化产品敞开大门。它立足于当今巴黎文化，但又能把眼光放开，综观千年历史，横览东西文化。因此，它的评论范围非常广泛，创造出一个异常丰富而混杂的多声部空间，这在欧陆中心主义根深蒂固的法国文化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读书》一期杂志之中，传到读者耳中的，有上个星期罗勃－格里耶在诺曼底乡间别墅中的滔滔高论，有一千年前平安时代日本宫女在琵琶湖畔的浅唱低吟，有欧洲电视文化节目的象征人物追忆他20年前对纳勃科夫的一次采访，有名不见经传的电脑工程师讲解他新开发的一套自动作诗软件。《读书》杂志的这种开放精神，使它在传播文化评介文化上，很好地完成了媒体的连通功能，不仅为许多渴望获得新知识、了解新观点的读者，建立了一个可以参照的坐标和向导，更替那些力图推出新作家、新作品的出版社和文化机构，提供了一条走向公众的途径。据《读书》主编皮埃尔·阿苏里纳介绍，各个出版社向杂志编辑部寄发的待评新书，每天都有20邮箱之多，这与它每期高达12万册的发行量一样，大概都可以看作这本书评杂志获得成功的一个标志吧。(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