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类企业之间的对比研究论文

云南—GMS次区域旅游合作的SWTO分析及其对策 摘要:区域旅游合作是当今旅游发展的大趋势,而GMS次区域旅游合作是GMS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重中之重。文章在具体分析云南参与GMS次区域旅游合作的SWTO的基础上,提出了云南参与GMS区域旅游合作的对策。 关键词:云南; GMS; 旅游合作; SWTO分析; 对策 区域经济合作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世界各国从经济利益权衡出发,利用区域地缘优势,实现区域内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优势互补与共同繁荣。在这种形势下,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其社会制度如何,经济发展阶段如何,都不可能孤立于潮流之外而取得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强烈态势下,GMS旅游合作的发生是顺势而行、趁势而上的必然选择。 一、云南—GMS区域旅游合作的SWTO分析 (一)优势: 1. 区位优势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大门,背靠我国西南大陆,西南与越南、老挝、缅甸紧连,边境线长达4060km,面向东南亚、南亚,处于我国大西南旅游圈、泛珠三角区域、GMS次区域合作圈、中印缅孟合作区、中国-东南亚旅游圈、中国-南亚旅游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多重合作区域的重叠处,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云南的地缘优势将使GMS区域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梁,是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联合发展旅游业的前沿阵地。 2. 经济支撑优势 GMS区域各国(地区)间经济实力相差较大,其中以泰国经济实力最强,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条件都较差,属于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云南和越南的经济增长稳定,缅甸、柬埔寨和老挝则被联合国列入最不发达国家之列;云南省与越南的GDP相差不大,但由于云南省拥有中国国家政府强大的经济支持,因此在参与GMS区域旅游合作中,相对于GMS区域其他国家,云南仍然拥有较大的经济支撑优势。 3. 资源优势 GMS区域旅游资源类型丰富、独特、质量高,除缅甸外,其他几国都有世界遗产,其中以文化遗产居多。云南的三江并流、泰国的通艾—卡卡思河野生动植物公园以及越南的下龙湾等都是有独特性的自然景观资源;从文化景观和民族风情资源特点看,GMS各国(地区)具有趋同性,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受佛教文化影响深远,多分布着山地少数民族。与GMS区域其他五国相比,云南拥有众多的高原湖泊、大江峡谷、雪山冰川、石林溶洞、热带雨林等,自然旅游资源类型齐全、规模宏大、风格各异;拥有许多独特的地方文化,历史文化悠久,民族风情绚丽多彩;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有机结合、交相辉映,其中,尤以滇西北的旅游资源与GMS区域其他五国存在明显的互补性,具有明显的旅游资源相对优势。 4. 政策优势 在GMS区域六国中,中国和泰国对区域合作的态度最为积极,其他四国由于国家经济实力有限,政局不稳等问题,在配套相关优惠政策上也显得有点力不从心,旅游投资规模有限,在旅游开发建设等方面还需要得要中、泰两国的支持。中国是GMS区域唯一的上游国家,对GMS区域合作持积极态度,已将澜沧江-湄公河的开发列入了重要的经济发展规划,开发项目规模大,层次较高;同时,中国在支持云南参与实施《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开发》中,在政策、资金、人才等各方面均给予了许多优惠政策,为云南参与GMS区域旅游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条件。 5.市场优势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背靠中国大陆广阔的客源市场腹地,同时又面向GMS区域、东盟自由贸易区等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市场,客源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市场地位优势明显。近年来,中国国内旅游发展势头迅猛,出境旅游发展迅速,中国与GMS区域其他各国的旅游市场互拓也日渐紧密,泰国、越南均已列入最受中国内地公民欢迎的十大出境旅游目的地,而泰国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国际旅游客源地之一,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到中国旅游的游客人数也逐年递增。云南面向GMS区域市场、背靠中国大陆市场的优越市场地位将使其发展区域旅游组织中心的功能成为可能。 (二)劣势 1.旅游市场不够规范化 一些不良行为和现象长期存在于云南旅游市场,严重扰乱了旅游市场秩序。如少数不法分子以假冒合法旅行社名义私自组团和接团,私自刻合法旅行社印章游客钱财 ;一些挂靠承包部门违规操作团队,出现重大投诉时逃匿;少数旅行社违规超范围经营等。这些问题严重地侵害了广大合法经营者和游客的利益,也损害了云南旅游大省的良好形象。 2.旅游产品单一,体验性旅游产品少 根据调查,旅云游客以度假为目的所占的比例要远远低于次区域其他国家的比例,云南省在次区域国际度假旅游中的地位是处于较低水平的,或者说就整个次区域而言,云南省作为国际度假目的地的形象还不是很突出。目前云南是以观光旅游产品为主,其它类型的旅游产品偏少,尤其是体验性的旅游产品更是不足。 3.旅游企业多而小,实力不强,人才不足 至2004年,云南共有19526户旅游基本单位。其中:旅行社410家,旅游住宿设施14234家,旅游景区230家,旅游车船公司16家,其他类型旅游企业69家,旅游购物企业300多家及上千家旅游餐饮企业,基本形成了食、住、行、游、购在内的完整的旅游产业体系。但是,缺少规模大、实力强的旅游企业。企业缺少高素质的、熟悉国际市场的旅游活动开发和经营管理人才。旅游行业的从业人员整体上素质不高,难以适应旅游国际化的要求。 (三)机遇 1.国际旅游业和中国旅游业快速、持续的发展 自二战以来,国际旅游业一直以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的速度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具活力的产业。特别是近20年来,环亚洲太平洋地区成为世界旅游业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中国旅游业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今后20年,如没有大的世界性动荡,全球旅游业将继续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的速度发展。环亚洲太平洋地区将继续成为世界旅游业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GMS次区域将成为世界最具特色和吸引力的“黄金旅游地”。云南和次区域各国也将在这种背景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2.入世为云南参与GMS次区域旅游合作开了更为广阔的通道 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按照我国入世的承诺和与世贸主要成员国签定的协议,一是各成员国之间服务贸易业将陆续开放,这将有利于旅游业进一步健康发展;二是旅游业内部限制要素的开放,如独资、合资旅行社的逐步开放,这将有利于优化旅游业发展的大环境,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运营机制,提高旅游业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这些将为云南进一步参与GMS旅游合作打开更为广阔的通道。 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合作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仅将加强双方业已存在的经济合作,也将有助于扩大双方的贸易和投资。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大市场与中国大市场相结合,将形成一个拥有近17亿消费者、GDP近2万亿美元、贸易总量万亿美元的更大的市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也将成为覆盖全球近30%的人口,拥有全球约40%的外汇储备,GDP和对外贸易量分别约占世界总额10%的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合作为云南参与GMS次区域的合作构建了良好的平台和提供了经济、政策等方面上的支持。 (四)挑战 1.次区域各国旅游发展不平衡 近年来,次区域各国旅游得到较快的发展。2001年,整个次区域共接待游客共1470人次,比上年增长,但各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泰国共接待国际游客达1006万人次,云南为233万人次,越南为113万人次,而老挝、柬埔寨、缅甸仅分别为、、万人次。次区域旅游发展的不平衡给云南推进与次区域各国旅游合作带来了困难。 2.云南在次区域合作中与它国地位不对称 中国方面主要是云南省在直接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形成中国从省级层面、而其他国家从国家层面参与合作的不对称局面,弱化了中国在合作中的影响力。比如在亚行的“三纵两横”经济走廊计划中,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第九次部长级会议将“两横”即东西走廊列为优选项目,而与云南直接相关的其他三条纵向走廊均“榜上无名”。尽管云南在涉及这三条线路的云南境内建设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具备良好的基础,但这些与中国在次区域合作中大国扮演小角色,云南一省势单力薄的地位不无关系。 二、云南—GMS区域旅游合作的对策 1.发挥云南旅游资源优势,加大对旅游资源开发的力度,调整旅游产品结构。 云南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对旅游资源开发的力度还不够。在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大对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同时要协调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国际和国内区域旅游合作来实现旅游资源的互补和共享,对旅游资源进行整合,以整体的的形象和整体力量进行旅游市场宣传、促销,打造出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品牌。最后,加快对旅游产品结构的调整,改变以观光旅游产品为主的格局,实现旅游产品的多样化。 2.规范旅游市场,加强企业合作,壮大旅游企业实力 为了整治旅游市场,2005年,云南旅游局制定和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但执行的力度仍不够,旅游市场仍不够规范。云南应该加快旅游市场政策和法规的建设,并加大执行的力度,为旅游企业的经营、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云南与次区域各国政府要从政策、资金、税收等方面对大型旅游集团企业给予优惠政策,建设具有组织国际旅游活动能力的旅游集团,并促进次区域内小型旅游组织的整合,使其向集团化方向发展,使云南旅游企业的实力逐渐壮大。 3.加强规划,争取政策,扩大合作范围,提高云南在次区域合作中的地位 进一步加强对GMS次区域旅游合作的研究。近期以边境地州参与合作、澜沧江—湄公河旅游黄金旅游线路和重点旅游产品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为重点。中期以老缅越的旅游合作为重点,按照符合国际标准和亚行的要求,做好规划和可行性研究,争取有一批项目得到亚行的支持和国家的支持。与有关国家进行协商,争取更为宽松的进入次区域旅游合作政策。云南应制定扩大开放和旅游优惠政策,鼓励和推进滇东南、滇西南与周边的缅、老、泰的地方、企业进行国际旅行代理、旅游设施建设、旅游路线开发、旅游人员教育培训、旅游景点景区等方面的合作,形成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全面合作局面。以便更有力地推进滇东南、滇西南率先进入次区域旅游合作领域,进而向全省进行辐射,逐渐提高云南在GMS旅游合作中的地位。 4.加快边境口岸的建设,推进旅游中心城市的国际化 云南共有8个国家一类口岸:畹町、瑞丽、河口、勐腊、景洪、思茅、金水河、麻栗坡; 8个国家二类口岸:片马、腾冲、盈江、章风、南伞、孟定、孟连、打洛;另外还有90余个通道互市点。 从总体上看,云南已形成西、中、东三路较为集中的对外通道和口岸群体,构成了云南在地域上全方位向周边三国开放的基本格局其中,西路以瑞丽、畹町为主,中路以勐腊为主,东路以河口为主。云南应该加快边境口岸建设的进程,使边境口岸城镇成为基础设施完善、交通通讯发达、服务种类齐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窗口。争取现有的一批国家陆路、水陆口岸可办理口岸签证,简化进入的手续。争取国家将云南作为与东盟实行互免签证的省区。城市是区域的中心,是区域旅游合作的具体建设者,应在制定GMS次区域旅游合作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推进次区域内各旅游城市之间的建设与合作。把昆明、景洪、勐腊、瑞丽和河口几个旅游中心城市建设成为云南省面向东南亚的现代化国际旅游城市,使其成为中国参与GMS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大本营和连接中国大西南与东南亚两个旅游圈的中转基地。 参考文献: [1]云南2006年旅游年鉴. [2]中国永州新闻网. [3]刘青 区域旅游合作的理论与案例初步研究—以云南参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旅游合作为例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数据. [4]云南省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2003-2015年规划. [5]2004-2005云南旅游发展报告. [6]廖春花 李庆雷西双版纳与澜-湄次区域旅游合作战略初步研究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10月 第16卷第5期.

一、导言总存在这么一个时刻,当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仅仅依靠资本所有者个人的经营管理能力或家族合力,无法使得资本得到进一步增值时,就面临转换经营管理模式的可能。转换经营管理模式是指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规模、方式、人员以及企业资产构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界定家族企业转换经营管理模式的临界点,并不是以衡量家族企业资产的多少或规模的大小,而是以企业所有者个人经营管理能力或家族合力,已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为标志。一般能够作出选择的有以下几条路径模式:1.降低企业发展速度,将企业的发展规模与个人的经营管理能力或家族的合力相一致,保持家族企业性质不变,即努力维持企业现状。2.将家族企业的资产或不同职能部门化整为零,并分别交给家族内最亲近的人各自进行经营管理,即俗称分家。3.在企业或社会中,选择已通过长期观察具有良好道德品质并具有一定生产经营管理能力,或值得信赖的机构、朋友推荐的人来经营管理企业,即聘请职业经理人。4.对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将家族企业改造成公司治理结构。二、家族企业不同阶段经营管理模式的比较分析选择适宜家族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经营管理模式,对家族企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家族企业创业伊始,因其亲缘关系,人员目标高度一致,内部管理结构稳定,交易成本低廉,信息传递迅捷,失真度小等特点而得到迅速发展,这是家族企业创业及发展初期阶段所显示的最大原动力。分家,可以有效把握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激励家族企业其他成员努力行动的积极性,分散企业经营管理决策风险,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持续发展和有效规避市场风险的问题。家族企业发展到中期阶段,以聘请职业经理人,利用其知识、信息优势,达到有效提高企业经营管理决策能力,降低企业市场经营管理决策风险的目的,但由于代理人与企业目标的不一致和因信息的不完备,将产生代理成本。家族企业发展到高级阶段,就是针对自身发展需要,通过有效吸纳社会资本,并结合职业经理人的知识、信息优势,在社会范围内,寻求既能有效激励职业经理人积极行动,又能有效防止职业经理人因目标不一致出现道德风险,保障资本所有者权利的广泛适用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以制度化手段降低监督、激励成本,这是企业寻求继续发展的再动力,而公司治理结构为企业提供了这种发展可能的必要条件,同时,公司治理结构也赋予职业经理人在制度框架下更大的经营管理决策的权力。三、影响家族企业转换经营管理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在经营管理模式选择中,家族企业主要围绕生存和发展进行,而影响和决定企业选择的主要因素有:1.目标冲突下的风险收益分析当只有在知识、信息资源占优时,同量权力资源配置才能得到最佳利用,因此,家族企业经营管理模式最佳选择,是将生产经营管理决策权转移给具有知识、信息优势资源的外部人,以减少因知识、信息不足导致决策失误成本的增加。因此,知识、信息的增量就是决策效益的增量。选择外部具有知识、信息优势的人,决策失误的成本大大降低,但外部人与家族企业目标不一致导致的成本会随之增加,代理人会因信息的不完备,有隐藏决策信息和行动动机,出现道德风险,选择要么不太努力而出现偷懒行为,要么从中谋取有利于自己而不为他人所知福利的决策。因此,目标一致的增量就是决策效益的增量。由于目标冲突,当决策受内、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时,就难以判断结果是因努力程度还是因外部因素所决定。而越是涉及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决策,就越具有不确定性。当代理人因信息不完备一旦跨越道德风险屏障,那么给予家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造成的影响将是致命的。实证中,职业经理人为提高自身福利大多都是通过不断跳槽而得以实现。因此,当知识、信息的增量和目标一致的增量迭加时,其知识、信息的增量给予决策效益的增量是递增的;而目标不一致给予决策效益的增量却是递减的,并存在突变的可能。因此,决定家族企业决策效益增量的是目标一致的程度,而调校代理人目标,就必须依靠委托人监督和激励力度。2.监督激励机制下的效率分析一种假说:某区域里的百姓为抵御失犯者的侵害,自愿提供费用雇用卫队以防御和打击任何来犯之敌。因此,百姓安全福利的增量取决于卫队的有效防御和打击力度的增量。由于信息的不完备,卫队有隐藏行动的动机,仅仅依靠卫队的自律将直接导致有效防御和打击力度的增量递减。百姓提高安全福利,取决于监督的力度。但只有当百姓安全福利大于监督成本,监督才具有实际意义。家族企业对代理人的监督,如同村民为提高安全福利自愿出钱雇用卫队模式一样,由于信息的不完备将引发代理人动机产生道德风险,使得监督始终是必要且是最大的。但是监督的意义却在于可以观察到代理人行动选择的更多信息,提高被观察到行动的概率,从而降低代理风险。但考虑监督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特别是当监督完全不可能时,基于效率需要出发,百姓必须给予卫队必要的激励,而激励的意义在于当代理人具有知识、信息优势,使得监督成本坚挺或监督不可能时,以一种激励制度安排,诱惑(强迫)代理人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以达到自我激励的目的。激励的方法有两种:(1)正面激励:当失犯者来犯时,卫队能及时有效的打击而获得激励,即奖励。当失犯者进行严重失犯时,卫队能给予更严厉的和及时有效的打击,从而获得更大的激励,即更大的奖励。在正面激励下,百姓福利增量取决于卫队的努力程度,卫队努力程度又取决于百姓的激励增量,卫队为获得激励,总存有这样的动机,希望失犯者对百姓不断失犯,这就使得卫队对失犯者的打击力度有所保留,让失犯者有再次来犯的可能,甚至在防范措施上有意留给失犯者来犯的机会,从而增加对激励力度讨价还价的能力,使自己未来的福利得到不断改善。因此,正面激励是激发卫队隐藏行动和信息,导致打击失犯者力度有下降趋势,失犯者失犯次数有上升趋势,百姓安全福利有下降趋势。正面激励低效。(2)负面激励:只要有失犯者来犯,就给予卫队激励,即惩罚。当失犯者进行失犯时,卫队不能及时有效的打击,将给予卫队更大的激励,即更大的惩罚。在负面激励下,百姓福利增量取决于卫队的努力程度,卫队为免受激励,总存有这样动机,希望失犯者不对百姓失犯,以避免和减少激励而加强防范措施和加大打击力度,因而没有隐藏行动和信息的动机。因此,负面激励没有激发卫队隐藏行动和信息,使得卫队打击失犯者的力度有上升趋势,失犯者失犯次数有下降趋势,百姓安全福利有上升趋势。负面激励高效。家族企业对代理人激励,其有效性是负面激励。但是,当代理人不断受到外部负面激励,其积极性将不断下降,又会使得负面激励低效。特别是当代理人面对任何不确定性决策,为免遭负面激励,都会采取规避风险态度,使家族企业的决策收益始终维持在低水平上。因此,负面激励成立并提高负面激励绩效的条件,就只能使外部人拥有决策收益的剩余索取权,达到目标一致的目的。3.剩余索取权边际收益的控制权博弈分析对代理人负面激励的有效条件是:代理人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行动选择来自于委托人的负面激励,并从自己的决策行动中获得最大收益。虽然,在理论上已证明在信息不完备下,代理人拥有剩余索取权后的行动积极性最大,但在实证中仍无法提供或以产权形式或以契约形式将各自的利益统一起来或明确各自的责、权、利、职,代理人就一定会与企业目标完全一致,从而达到监督成本投入最小,实现各自福利最大的目的。代理人一旦或以产权或以契约形式获得剩余索取权,实质上,就是委托、代理双方围绕产权或契约,在既有的法律和市场规则制度安排下,明晰企业各项权益的划分及责任的分担,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经营管理控制组织运行机构,将日常的和突发的经营管理活动事件以尽可能的程序化制度安排,实现组织剩余最大化和有效防范代理人因信息不完备出现道德风险的目的。公司制就是采取产权为纽带的分权的法人治理结构,并根据人类的经济行为,在信息不完备下,围绕目标冲突,采取有效的监督、激励制度性安排,以达到知识、信息资源结构与同量权力资源结构配置最优的目的。虽然,在公司治理结构下委托权最优安排应当是资本雇用劳动,因为,资本与劳动相比较资源更稀缺,信息更清晰,但对资本的贡献,劳动对资本的贡献更大(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归纳总结了劳动对资本的贡献要大于资本对资本的贡献)。特别是在具体经营管理活动事件中,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备,更是由于代理人具有知识、信息的优势而作用着资本,当监督成本坚挺或监督不可能时,使得劳动雇用资本成为可能。这种相互作用,实质上,反映的是资本与劳动在经营管理控制权上的博弈过程,其博弈结果决定了是资本还是劳动取得剩余索取权的控制权,它与事件的信息收集及监督成本有关,与产权无关。当法人治理结构的股本高度分散时,由于存在搭便车的心理,更为取得了经营管理控制权的一方,寻求最优的自利行为提供了便捷条件。因此,无论是产权还是契约形式,委托、代理双方都会在信息不完备下出现道德风险,任何一方取得经营管理控制权,就不是计算能够获得多少鱼,而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拥有捕鱼的能力。典型的山东四砂股份公司作为上市公司,被内蒙的艾史迪公司控股后,大股东通过控制董事会将企业资产向银行抵押,获取数千万元贷款后携款外逃。因此,取得了企业经营管理控制权,就有效地降低了自身利益风险,提高了剩余索取权的边际收益能力。4.法律、制度信用的经济效率分析至此,无论是委托人还是代理人取得经营管理控制权,都不会是帕累托最优的合作博弈。因此,在产权或契约形式下,委托、代理双方的利益增量,将取决于法律、制度、规则等对合法产权和契约的保障程度。当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建立和运行以保证委托、代理双方合作博弈信用时,法律、制度、规则的强制性、完整性、有效性、及时性和经济性,应发挥其再信用的作用。其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对受到伤害的好人们给予及时有效的安抚;另一方面对失犯者给予及时有效的打击,而对准备步入的失犯者产生威慑效应。其有效性取决于好人和坏人的守法和违法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比较,以及能被观察到的可能性。就我国目前转型过程中,人们有意或无意的失犯所引发人们运用法律、制度、规则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已造成消费数量急剧增加。一般地,法律、制度、规则作为公共产品,不会因多一个人消费而增加它内在成本,但当消费数量增加到一定时,就会造成法律、制度、规则“拥挤成本”的增加。当消费者因消费成本增加到一定限额时(不同消费事件和消费者有不同的消费限额),既当时间、精力、财力不能通过法律、制度、规则得到公正、及时、足额补偿时,好人就会规避法律、制度、规则,以其他方式保障自身利益,甚至变成坏人。目前,江苏的华西村,重庆的力帆等就以放弃资本进一步增值的可能而坚守企业的经营管理控制权,这从一个侧面给予了我们更多的思考。5.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制度文化的融合分析企业文化对家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选择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企业需要塑造一种企业文化,一种文化规范着人们的一种行为,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原来塑造的企业文化就难以适应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就需要重新塑造一种能够适应企业发展的新的企业文化。因此,企业文化的作用具有双韧特征,一方面,能够规范人们按照约定俗成的方式去思考、协调、解决工作和生活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另一方面,当一切都成为约定俗成的习惯时,原来习惯的一切又会反过来阻碍人们新的发展和创造。现代企业制度需要注入全新的文化理念,需要调校和改变人们一些固有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标准,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原有的家族企业文化相碰撞,改变企业以往依靠亲缘处理和解决企业所出现的生产经营管理问题,用制度化的手段肢解亲情,并推动和保证企业发展。但是,在中华民族的社会价值观念中,亲缘关系始终是作为人际关系第一主体,围绕亲、疏决定对他人的态度,并且泛化到各种领域将其成为利益需要和价值标准,家族企业也不例外。因此,以制度肢解亲情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是大逆不道的,但在现代企业制度推行中又必须是革命性的,当两种截然不一样的企业文化进行强烈碰撞时,必然是短兵相接,刀光剑影。在一个组织中,一种文化(包括表层的形式、中层的制度、深层的理念),如果不能改变另一种文化,那就只能被其改变或同化。若要改变原有组织的形式、制度、理念,其力量对比,新的形式、制度、理念的力量必须要远远大于原有的形式、理念、制度。就两种文化在中国对人们的影响,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而现代企业文化制度仅仅是短短的一瞬。当人们一旦习惯了过去的一切,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忍受,而一旦要改变这种习惯,那就什么都无法忍受了。因此,原有形式、制度、理念占有先机的优势是绝不能仅仅依靠一种热情和愿望就轻易抹平的,特别是根植在灵魂深处的图腾。四、结论:效率选择的理性思考家族企业转换经营管理模式实为两难选择,它是在效率激励和效率风险之间分担的矛盾。一方面,要有效提高资本增值能力,就要适当让渡剩余索取权,甚至经营管理控制权;另一方面,适当让渡剩余索取权和经营管理控制权,又要尽一切可能防止代理人因目标冲突出现道德风险。实证中,考察代理人产生道德风险的各种可能变量因素时,亲缘关系越近可能性越小,因为,亲情最难以割裂,最可托以信任和忠诚;产权越清晰产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也越小,因为资产所有者追究代理人责任的积极性最大;企业规模越大,发展趋势越好,代理人与企业目标一致的程度越高,产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也越小,因为多数人面对长期而稳定的收益是规避风险的,当然,监督的作用越显得重要;法律和市场规则的保障机制程度越高,产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也会越小,因为,违背法律和市场规则的惩罚成本最大。因此,就目前我们并不主张,家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选择以转换关键的亲缘、地缘关系而依靠外生变量的保障机制来寻求企业的发展,其理由如下:1.从家族企业经营管理模式选择的因素分析,当围绕产权或契约建立科学合理的经营管理控制组织运行机构,表面上看是为提高剩余索取权的边际收益,而最后决定企业效率的不是经济因素,而是法律、制度、规则的强制性、完整性、有效性、及时性和经济性,这是震慑和扼守博弈双方可能出现道德风险突变的最后屏障。2.家族企业资本的一一对应,其交易时间和费用最省,合作效率最高,最有发言权,最能反映市场经济的本质。当交换主体双方资本明晰,则产生交易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道德风险最小;当交换主体双方资本都不明晰,则产生交易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道德风险最大;当交换主体一方资本明晰,则极易为交换资本不明晰的一方提供外生变量的条件而出现内生变量的道德风险。因此,一切模糊的不清晰的市场交易行为,都不能给予市场的最高效率。3.以现代企业制度转换原有的家族企业文化,其亲缘的“拆不开、打不烂、偷不去、带不走、学不了”的企业文化精髓,仍然无法被现代企业制度所替代。现代企业制度文化与家族企业文化在同一企业共存,不但使得原有家族企业文化核心竞争力的特点丧失了,而且现代企业制度文化优势也没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因此,家族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转换,应是外部条件成熟,内部发展需要的自然而然的过程,其效率选择应与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市场的不同发育阶段相一致,任何以“催熟”方式鼓励家族企业转换现代企业制度,其结果必将影响和迟滞现代企业制度在我国企业的推行。当家族企业在转换经营管理模式过程中,任何一个代理人的道德风险事件,都将弱化家族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转换的信心,重新回到“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还需父子兵”的传统经营管理理念的选择上来,不利于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参考文献:[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版.[2]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版.[3][美]乔.B.史蒂文斯.集体选择经济学(中译本)[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版.[4][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中译本)[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版.[5][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中译本)[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版.[6][英]马克.布劳格等,罗杰.E.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中译本)[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7]扬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版.[8][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中译本)[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版.[9][日]大河内一南.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与李斯特(中译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版.[10]卡尼曼和前景理论[A].读者.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12).本文转载自《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对比一个。如果论点充分，理论站的住脚，不用对比也可以的，知名企业更有说服力。论文摘要应阐述论文的主要观点。说明本论文的目的、研究方法、成果和结论。尽可能保留原论文的基本信息，突出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和新见解。而不应是各章节标题的简单罗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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