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尼采论文范文资料

尼采是德国哲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他的很多哲学观点在 教育 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践行。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尼采的哲学思想的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尼采的哲学思想的论文篇一 略论尼采的历史哲学思想 摘 要：尼采认为历史的价值在于促进现实的个体生命的成长，人需要历史，但过量的历史会损害生活。历史对于三种人是必需的，同时历史也有三种形式。后期，尼采提出了永恒轮回的思想，认为世界历史就是权力意志的永恒轮回。在个人的历史作用的问题上，尼采鼓吹杰出个人的作用。尼采的历史观主要涉及历史评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历史价值论。 关键词：历史;永恒轮回;非历史的;超历史的 本文浅析尼采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哲学。他毕生关注历史问题，以历史意识的现实性所据有的生活意义为对象，将目光放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上，自觉地投身到他所要把握的某一历史瞬间中去，以便了解在今天什么才是关键所在。 尼采早期的历史哲学思想集中于《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一书中，主要讨论历史的价值和无价值的问题，即历史价值的标准问题。贯穿于其中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历史不是一种纯知识、纯科学，历史也不是一概给人以力量的教育因素;历史应服务于生活;只有从生命的视角才能追问历史的价值和无价值，只有已经懂得生活并为自己的行动做好充分准备的人才需要历史。因此，历史是为了生活、行动和为生命服务的愿望，而不是知识欲。研究历史如果过分尊重历史，以至使生命、生活萎缩退化，那便颠倒了生命与历史的关系，二者之间，生命是目的，历史是手段，历史是为生命、生活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尼采判断历史利弊的标准很明确，那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现实的个体生命的成长。 在这一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尼采认为人不仅仅是吃、喝、拉、撒、睡，夜以继日，日复一日，同时还“忙于他们那点小小的爱憎和此刻的恩惠，既不感到忧郁，也不感到厌烦”[1]。与没有历史的动物相比，人总要追溯自己的过去，“无法学会忘记，而总是留恋过去”[2]。人的实质区别于动物，是由历史、无意识的传统习俗及有意识的回忆造就的：动物生活在当下，受生命本能的支配;而人却活在时间序列中，在过去和未来构造着自己人生的意义。没有历史，人就不成其为人。人总是在以全新的形式把握过去又排斥过去，人知道自己拥有着未来。因此，人需要历史，以便让人们以可能做到的伟大之事为例，焕发出从事眼下行动的勇气，获得自身实质性的升华，在气馁时得到安慰;人需要历史，以便怀着挚爱与虔敬之心意识到自己的起源;人需要历史，以便出于自身生活那丰富的驱动力克服那仅属过去之物。而且历史学的任务似乎就是把过去的一切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坛坛罐罐，无一遗漏地背负在自己并不健壮的身躯上，而且他们认为这就是继承历史遗产。于是，过去成为人类的一大重荷。但是人们却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其实，历史的沉重负荷已经使他们在生活中迷失了自己，人存在于现在，然而却生活在过去。但是人们对此茫然不知，总是用贪婪的目光去求索历史，仿佛历史是人们失去的乐园。正因为如此，人类生活得十分艰辛，沉重的历史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对此，尼采认为人需要历史，甚至必须生活在历史之中;可如果对历史的追忆危及现实的人的生命意志，那么这种历史就要变成人的“毒药”，必须及时得到清除。过量的历史会使人衰退，使人没有勇气开始，历史知识过剩是时代生活的敌人，并对生活造成伤害：首先，它削弱了人的个性，因为历史意识成了某种表演艺术，即时不时假定有任何一种异样的心灵，以至于只理解往昔的人由于形同做戏而缺乏本质的内心，同这个人的实际现实相脱节。其次，历史学致使人们自以为达到了客观性与公正性，但其结果却是历史学摧毁了人的本能，它相信人类已衰老，带来了模仿的感情，只意识到自身的虚无、万物的堕落，留下某种讽刺性的情调。第三，人们形成一种不良的信仰，以为我们是古老时代的幸存者和追随者;当前不得不思考其他时代那些罕见的道德和正义;民族的本能遭到挫折，个体的成熟和整体的成熟都一样受到阻碍;时代会落入一种危险的冷嘲状态，并继之堕入更危险的犬儒主义的倾向之中。过量的历史通过这些 渠道 剥夺了人们做历史追忆的价值，由于历史学之故，人在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只是认识伟大人物而已，人毫无虔敬之心地在考古性历史中讲往昔之事，也毫无必要地在批判的历史中分解性地评判往昔之物。 为治疗历史过剩造成的危害，尼采提出了“非历史的”和“超历史的”观点。他认为，所谓“非历史的”是指“可以遗忘的力量和技巧以及将自身包容于有限境遇的力量和技巧”[3]，即表示就是能够忘记，而且把自己封闭在一个有限的视界里。如果说历史就是对过去的记忆的话，“非历史的”就是历史记忆的消除剂，不断清除、淡化我们头脑中的历史“痼疾”。在“非历史”中，我们要学会合理地忘记，凡是危及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发挥的东西都应当舍弃。所谓“超历史的”是指“将视线转向生成而赋予此在以不朽意义的东西，即指向艺术和宗教的威力”[4]。这种“超历史的”观点超出孤立的个人的历史记忆，摆脱一维的不可逆转的时间流程，最终越过人与动物、道德与自然固有的界限。在尼采看来，这种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一种超出人们之上的、无限远大的生命历史学与世界历史。“超历史的”还意味着要从现在做起，永远把现在当作生命的起点和归宿。获得“超历史的”视野需要这样的条件，即能摆脱过去事物的强制，并发展一种自信的第二天性，这样就可能通过这一认识而得到一种可分解的产物。 从尼采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历史是生活的必需，这是历史的价值所在，有了历史人类才不至于沦为蒙昧，才超越其他动物而成为人;但是如果人成为永恒的记忆器，把过去发生的一切牢牢记在心里，即他根本不是非历史的，不能忘记发生的一切，他也许就会完全丧失生活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忘记是人生的一种力量，是生命力的表现。所以，为了使人类得到真正的幸福，就需要遗忘力，即在整个历史持续的全过程中感受到非历史的能力，或者说，需要人对自己每每引以为自豪的历史重负进行适当取舍。因为，“一个人，若是不能在此刻的门槛之上将自己遗忘并忘记过去，不能像个胜利女神一样立于一个单一点而不感到恐惧和眩晕，他就永远不会知道幸福为何物;更糟的是，他也永远不会使别人快乐。”[5]人类需要历史也需要遗忘。遗忘是所有行动的一项特性，就像一切有机物的生存需要阳光也需要黑暗一样。人可以没有记忆，可以近乎无记忆地生活，这样的生活实际上也是幸福的;但没有遗忘的生活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不管是对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 文化 体系而言，若是不睡觉、或是反刍、或是其‘历史感’到了某一程度，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这个有生命的东西。”[6]“一个人的内在天性之根越深，他就能越好地吸收过去。而最伟大和最强有力的天性却会因缺乏对历史感的限制而生长过快而有害。”[7]然而无历史，人便会像动物一样生活。所以，人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遗忘，什么时候该记忆，并本能地看到什么时候该历史地感觉，什么时候该非历史地感觉，人类在历史地生活的同时，也必须生活于非历史之中。非历史与历史对于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健康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尼采认为历史对于生活着的人是必需的，它属于三种人：行动、工作和奋斗着的人;保持和尊重过去的人;遭受痛苦并且需要解救的人。与此相应，有三种形式的历史：纪念的历史、怀古的历史和批判的历史。 纪念的历史属于那些拥有行动和力量、辛勤耕耘、努力奋斗的人，他们进行着伟大的战斗，因而需要榜样、教师和安慰者，但是又无法在其同时代人中找到他们。在尼采看来，当代人已被文明熏染成平庸懒惰之辈，他们不可能成为什么叱咤风云的人物。而历史上的英雄却比比皆是，因为创造历史的就是那些英雄、伟人，他们的传奇经历可为当代有志之士提供借鉴。于是，他们力图在过去的历史中寻求这样的伟大人物。对于他们而言，历史是由伟大的传奇和个人斗争的伟大时刻组成的，历史激励着他们，使他们相信过去曾发生过的事情可能再度发生，他们遥想过去的伟人，观察其伟业，从中获取勇气和力量，借以开辟自己的道路。但是，这种历史形式极易招致弊害。因为这种形式往往以古鉴今，以为过去发生的事情会在改变了的环境中再现，但历史并没有告诉我们今天的伟大是否可能;这种历史形式树立过去的伟大典范，将妨害当下伟大典范的产生，利己主义者和狂热主义者、慵懒无能之辈会利用历史阻碍伟人的努力和行动。 怀古的历史属于那些“有着保守和虔敬天性的人”[8]，这些人心地虔诚、热爱生活。他们珍惜昔日的传承物，小心地保护自身的生存条件，耐心地追寻几乎完全被抹去的细节，竭尽全力参透他们，正确地理解他们。历史可以使他们在回忆中寻找生存的根源，生发爱情和信仰，使人们对生命充满感激之情。他们把自己作为生命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小心翼翼地紧握着前人留下的遗产，善加保护，然后再庄严地把它传给后人，实现了生命延续中神圣的一环。一个人，无论他在现实中处于什么地位，经历着怎样的尴尬处境，只要他一站在宏伟的历史古迹面前，或者接触到历史的书籍，他就会有一种与历史相融合的感觉，并且因历史的感悟而心生某种自豪、光荣和幸福。但是，对于过去的事物保持单纯的敬爱态度，会起到与生命为敌的反作用。怀古的历史唤起人们对古代过时的东西的虔敬心，使人们失去行动的欲望，难以适应当下生活。因为它的功能只在于保持过去，而不是促进现实实实在在地生活，更不能鞭策人们走向未来。 批判的历史主要是为生活服务的，这种历史形式属于那些受苦受难而渴求解放的人们。为了当下生活，这些人破坏过去，消解过去，加强对过去的批判，对过去做出应有的判断，以便能够纠正过去的错误。对于他们来说，任何既往都可以判罪，因为“世间之事总是包含了大量人类的权利和人类的弱点”[9]。主持审判的既非正义亦非仁慈，而“只是生命自身”。这种审判是严酷、不公正的。这种批判的历史形式会引起一种悲哀的情愫，对生活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只不过是先辈的产物，我们也就是其错误、激情和罪过的产物，我们无法摆脱这一锁链。”[10]这样，人们不得不生活在新旧天性的持续紧张对峙中;不仅如此，由于这种历史形式为现在而利用过去，因而将否定过去的一切，摧毁生存基础。 根据对生命、生活的利弊，尼采分析了三种历史。他认为任何人、任何民族都会根据自己的不同目的、力量和需要，对历史的价值做出自己的评价，或是需要纪念的历史，或是需要怀古的历史，或是需要批判的历史。一切时代人们需要历史并非只为满足求知欲，也不是为了削弱现在、根绝未来，而是为了生存，为了丰富现在、连接未来。 为实现历史的连续性和个体的超越，后期尼采提出“永恒轮回”的思想。“上帝死了”，人们无须再根据以往的清规戒律来束缚自己的现实生活。然而，人们也失去生前的规范和以后的寄托。因为即便是超人也终不免一死，而死后的归宿又在哪里呢?倘若人们不能超越生死的界限，那么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自我超越都将是极为有限的。尼采想彻底实现自我超越，就不仅要重新安排自己的现世，而且要重新解释人类的来生，即不仅要解释活着应该怎样，而且要解答死后将会如何。经过长时间的苦苦思索，尼采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这就是所谓的“永恒轮回”的思想。他说：“人生便是你目前所过、或往昔所过的生活，将来仍将不断重演，绝无任何新鲜之处。……那永存的永恒之沙漏将不断地反复转动，而你在沙漏的眼中只不过是一粒灰尘罢了!”[11]在尼采看来，作为表象的世界在权力意志的推动下，形成一个奔腾泛滥的力量的海洋，永远在流转易形，亦多亦少，此起彼伏，各种形态潮汐相间。他说：“唉，人类永远循环，渺小的人类也永远循环!”[12]在此基础上，尼采指出，这个永远在自我创造、自我毁灭的酒神世界的主人公就是那不知疲倦的“权力意志”。它在创造中毁灭，又在毁灭中创造，在永恒的循环中证明着自我、实现着自我、超越着自我。他认为世界是一个既定的循环力，永远在一个螺旋形的道路上前进，世界的历史就是权利意志的永恒轮回，世界的图景则是其永恒轮回中的各种表现。权利意志是永远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世界的发展过程是权利意志从破坏到创造、再从创造到破坏的永远重复过程。这就表明世界历史永恒轮回经历的是螺旋形的路途，轮回不是回到原始的起点，而是回到经历了上升过程的起点。由于历史的永恒轮回，世界史构成一个硕大的圆环。通过轮回之环，人与永恒、历史与永恒结合在一起。尼采的永恒轮回思想是一种对历史的全面肯定，如果存在一切事物的永恒轮回，那么过去也是未来，只有过去表现为也是未来，过去才能被控制和肯定。对尼采来说，获取过去是未来的源泉。人通过把握过去的事物，将自身与过去区别开来，通过意识到未来存在，成为全新的自己。 在人民群众和杰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上，尼采鼓吹杰出人物的个体作用而贬低和抹煞人民群众的作用。尼采从他的权利意志论出发，认为每个个人都是一定的权利意志的体现，但不同的个人所体现的权利意志不相等。强者的权利意志表现为统治弱者，使之成为自己的工具和奴仆，这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权利意志，它维系社会历史的存在，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弱者的权利意志表现为对强者的憎恨、嫉妒，要求消灭差别、实现平等，而这必然导致否定生活，这种权利意志是破坏性的。尼采认为，历史并不是由每个人的生命经历构成，它是英雄人物在瞬间的艺术创作冲动的产物。历史本质上是杰出人物、英雄的生命意志，他们是历史的经历者和优越者，有着坚强的人格。而群众只是大人物的模糊不清的仿制，在恶劣的纸上用坏了的花版制作出来，充作伟大者的工具。因此，在历史上活动着的都是强力意志者，他们是社会的精英集团，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至于群众，他们既不是历史的创造者，也不是历史的记载者，更不是历史的解释者。在历史面前，他们什么也不是，充其量只是舞台上的背景或伟大者的工具而已。由此，尼采认为，为了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应当发挥强者的权利意志，抑制弱者的权利意志。 总的说来，尼采的历史观是一种立身现在、预示未来的上升史观，其主要论题是历史的主题解释及历史评价问题，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历史价值论。 尼采的哲学思想的论文篇二 尼采哲学思想在当代教育中的应用 19世纪的哲学殿堂群英荟萃，尼采也是其中重要的一员。他的哲学观点有着很强的预知性，对我们的教育有很强的借鉴作用。从权力意志到上帝之死，再到永恒的轮回，无一不为我们当代的教育带来一定的启迪。 1 尼采哲学思想简述 权力意志 尼采的权力意志观点是在叔本华的生的意志观点基础上发展而来。尼采认为，任何生物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为了某种目的甚至甘愿拿自己的生命做冒险。此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生的意志，彰显了另外一种意志——权力意志。为了达成某个目标，人们需要通过权力来不断巩固自己，使自己变得更强大。尼采不否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所在，他更强调的是超越性，即使人生来千差万别，但都可以通过不断的超越而重获新生。尼采在一定程度上抨击了叔本华否定、灭绝生命意义的悲观主义精神，并注入了创造、奋斗和热爱生活的乐观主义精神。生命本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是从开始就是一场悲剧，生命的价值在于人们利用权力意志，合理的提升完善自己从而让自己过得更精彩。 上帝之死 在过去的评判标准中，核心价值体系就是____的道德价值，上帝就是一切的最高标准。然而，权力意志已经是对过去悲情色彩的一次超越，尼采认为，在评判标准上，也应该逾越过基督____沟，颠覆神学的束缚，向往自由精神。尼采在著作《快乐的科学》中这样写道：“我每天早上提着一盏灯笼，到处寻找上帝，但是找不到他，上帝死了，上帝死了。”在当时那个年代，尼采的观点根本没有人相信和接受，人们不相信上帝死了，人们只相信尼采疯了。然而，尼采是正确的，在权力意志的驱动下，上帝俨然不是最高标准，上帝死了，人还活着，人才是一切价值的最高标准。上帝之死观点的提出，是对传统价值标准的一次挑战，超越与创造才是它的核心。 永恒的轮回 尼采永恒的轮回观点，是在古希腊神话《西西弗斯与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每日要重复着推石工作，石头到达山顶的一瞬间便会滚落，如此往复，无休无止。这种死循环的工作，无疑是对生命的一种无谓消耗，徒劳而已。荷马评论西西弗斯的山石，既是悲惨的源泉，也是重获幸福的跳板。悲惨在于，我们往往会在重复的机械运动中迷失自我，无法寻找生活乐趣所在。重获幸福则在于，此时彼刻，西西弗斯掌握着自己的命运，面对悲痛只要不麻木，就还能发现希望，就还会拥有生的欲望，即使面对悲惨的轮回，也还能坚定不移的走下去。尼采永恒的轮回观点与之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尼采认为，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生命中所有的事情都会按照一定的次序和因果在宇宙中不断轮回。正是因为永恒的轮回，我们更应该把握住每一个瞬间，把握住每一个当下，让每一个当下都成为永恒，在每一个瞬间充分发挥自我的价值。 2 权力意志与自我超越 尼采权力意志观点并不否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他强调的是人们对这种差异所做出的努力，即超越。将这一观点迁移到教育中，在学生方面，学生可能已经发现了身上的不足以及与别人的差距，但发现仅仅是一个前提，重要的是如何解决。这就要求学生能够利用现有的学习资源与人际关系，学会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将知识有机的填充到自己的认知体系中，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不断巩固和完善自己，从而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超越。对于教师来说，教育要讲究“因材施教”，个体的差异性无法避免，尽管在当前我国的教育体制下，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也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教师可以在一些小的方面做出努力。例如，可以定期将对同一学科感兴趣的同学组织到一起，进行论坛或者其他的学习活动，不仅可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也可以使这一方 面相 对有天赋的同学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权力意志”，在某一方面取得更大的建树，实现自我超越。 上帝之死与创新教育 尼采“上帝之死”观点代表着一切价值的重估，将这一观点迁移到教育中，可以理解为教育的创新。现实中的教育体系是在几十年的不断发展中保留下来的经典。面对经典，我们不去否认，但要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学会创新。创新教育包括很多方面，教育体制的创新、课程设置的创新、教学模式的创新等等。 在教育体制创新方面，近年来已取得一定的成绩。例如现在的中考、高考已经逐步走向了多元化的道路，过去的“一考定乾坤”现象逐渐得到淡化。“会考成绩整合”、“自主招生”、“校长实名推荐”、“特长生加试”等政策也都是我国教育体制创新方面取得的新成果。教育体制创新为更多学生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也更好的体现了教育的公平性。 “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在基础教育方面，加大了对实践课程设置的比重，信息技术课程、通用技术课程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逐渐得到了重视。过去，我们过分强调考试科目的重要性，对于体育、音乐、美术、信息技术这类课程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随着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强大需求量，对这些科目的重视程度也陆续加大。所谓人才不仅要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一个健康的体魄，一个懂得欣赏美、认识美的灵魂同样也十分重要。 近年来，在教学模式方面的创新天翻地覆。从过去单一的教师讲授，板书辅助，到现在的小组协作、探究式学(上接第157页)习，教室安置大屏幕、电子书包进课堂，移动设备辅助教学等，这些都可以说是教学模式方面的伟大变革。近年来的“翻转课堂”、“跨越式课堂”等崭新的教学模式，更是我国基础教育的新尝试，对探究学生的认知水平、激发学生的内部学习动机等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永恒的轮回与终身教育 将尼采“永恒的轮回”观点迁移到教育中，使人不禁联想到终身教育，教育也在轮回。我们小时候从老师长辈那里接受教育，等我们成年，我们开始教育我们的后辈，如此循环，生生不息。一个人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的教育。近年来，为了实现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践行终身教育的行动广泛展开。无论是开放大学教育还是教育门户网站的建设，都为终身教育的开展打下了基础。古人云：“活到老，学到老。”终身教育便是对这句古训的最好印证。除了学校教育，生活中的教育更是无处不在。每一个当下，我们面对所发生的事情，综合做出评判和选择，这是一种学习。每一个瞬间，我们超越自我，勇于面对挑战，这是一种追求。正是这每一个当下每一个瞬间交织成了整个生命长河，在这个长河中不断履新不断进步，不断学习不断追求，将各种知识不断扩充到我们的认知体系中，用它来教育后辈，用它来规范自己，用它来指导生活，用它来学习工作，通过身体力行的践行终身教育，收获终身教育所带给我们的种种益处。 3 结束语 尼采是德国哲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他的很多哲学观点在教育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践行。不仅仅是尼采，很多哲学家的观点都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哲学的价值不仅仅是思辨人生，更多的是用来指导人们更好的生活。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生命的长河生生不息，哲学指导教育，教育践行哲学，在哲学与教育的共同作用下，人们会更好的认清自己，认真坚定的在生活中勇往直前。 看了“尼采的哲学思想的论文”的人还看了： 1. 对哲学的认识论文 2. 高中哲学方面政治论文范文 3. 中国哲学相关论文 4. 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是什么 5. 关于哲学与人生论文 6. 哲学与人生的文章 7. 关于教育哲学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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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来，基督教（不论新教还是天主教）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据1923年中国基督教教会年鉴报告：“基督教在全国1073县中，没有占据的只有126县，其余都树了基督教旗帜。”另据1922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华归主》的统计，仅从1900年到1920年的20年间，全国的新教徒已至万多人，差会达130个，有外国传教士6204名，教堂1万多；到1937年，教徒增至65万人。天主教会也有相应的发展，1900年时天主教徒为74万人，1920年增加到190多万；到1936年，达280万人。许多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华传教，都是抱着纯正善良的宣讲上帝福音的动机，与商务和政治并无牵涉。举第一位来华新教教士马礼逊为例，在他由英国申请来华时，曾遭英当局激烈反对，后辗转美国始克成行；来华后，他又遭东印度公司诸般为难。又如扬州教案的受害者，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曾说：“假如我有千金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生命，不留下一条，全部献给中国。”在义和团运动（庚子教难）中，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有58人被害，此外还有21名儿童。但在事后的索赔中，戴德生主动放弃赔偿要求，即使中国政府情愿赔偿，也不接受，以示和不平等条约划清界限。 大批教士来华后，深入内地，备尝艰辛，传教外，为中国人民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产生了广泛影响。诸如教育平民、施医救急、抚孤慈幼、赈济灾民、破除迷信、戒绝鸦片、禁赌废娼、解放妇女等等。教会在中国所办学校取得惊人的发展。1889年，教会学校学生总数不到17000人。到1918年，教会学校约13000所，学生总数约35万名。估计到1926年，教会学校总数约达15000所，学 生共约80万名。而到了1937年，教会学校在校学生估计总数约100万名，其中大学生约8000名，中学生约9万名，其余为小学生及一些神学院校学生。其中基督教重点放在大学，天主教则放在小学和神学。另据统计，在1914年，教会学校有12000多所，学生约25万名；当时中国官立学校共57267所，学生共约163万名，与教会学校的比例学校是5：1，学生是6：1,由此可见教会教育在当时的比重了。教会特别重视高等教育事业。据1917年日人统计，在外国人办的初等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学生总数的4%，中等学校占11%，而在外人办的高等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新式学校学生总数的80%。1926年以前，中国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1所，省立大学只有山东大学、北洋大学两所，私立大学5所，而基督教会所办大学，则有16所，著名者如基督教所办之苏州东吴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济南齐鲁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等。包括天主教所办之北京辅仁大学、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除过普通教育外，在针对残疾人所进行的特殊教育方面，基督教会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首创之功，不可磨灭。总之，在教育上，单就美国言，如郭沫若1950年在政务院第65次会议上报告总括的：“根据1936年的调查，美国教会及救济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4190万美金。其中，医药方面占，教育方面占，宗教及救济活动费用占47%。”教会教育在40年代亦有很大的发展，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诚如胡适所言，“这几十年来，教会在中国设立了很多优良的大学和中学，它们对于近代的学术实在有很多的贡献和影响，可惜现在又都没有了。”所有这些学校的设立，为介绍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人文学术，引进西方新式教育体制，造就一代新式人才，无疑起了开先河的作用，其对几千年的旧式封建教育，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客观上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医学上，据1936年第13期《基督教会年鉴》统计，基督新教34个差会在华创办的医院，分布全国各地，至抗战爆发，总数达260个。此且不算天主教会所办医院。《剑桥中国晚清史》讲，“1876年有412181名病人在40所医院和诊所接受过治疗；30年后，据报道每年至少有200万病人在250所教会医院和诊所接受治疗。”有人总结过，“教会医疗事业从1835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在中国共设有25000张病床，5000万美元的投资，平均每年约有400名外国医护人员在这些医院工作。”举创建中国第一个精神病院的美国长老会的嘉约翰博士为例，他从1854年5月15日到达中国之日起，一直到1901年8月15日在广州去世，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之久主持博济医院的业务。据统计，嘉约翰医生诊治的门诊病人达74万人次，住院病人达4万人次，曾为49000余病人动过外科手术，翻译了34部西医西药书籍，培训了150名西医人才等。可以说他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另据统计，至辛亥前，西人译著西医书籍达100多种，内容涉及诊断法、绷带包扎法、皮肤病、梅毒、眼病、炎症、医学原理和实践、药物学、热病、卫生学、外科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等，其基本为传教士所为；此外，他们还开办药厂、创办医学报刊，传播现代医学知识。所有这些作为，无疑为救治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的疾苦，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布，首先受益于傅兰雅、丁韪良、林乐知等一批传教士的翻译之功。比如曾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任翻译长达28年之久的傅兰雅，是在华传教士中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著作数量最多的人，据其《译事述略》收录，至1878年出版的各类西方科技著作达97种，以工程技术为主，包括算学、化学、汽学、天文、医学、物理学、军工业等，还有史学和法学等。费正清另有过统计，傅兰雅“一生翻译了129篇译文，其中有57篇自然科学，48篇应用科学，14篇陆海军科学，10篇历史和社会科学。”（此处翻译所谓“篇”，许多实际是“部”，即著作）他们不仅译书著述，还介入实践，指导当时洋务派兴办各类实业。总之，如有人总结的，“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办的报馆，医院和学校，其内部经营管理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这些机构一般来说，管理民主化、科学化、办事有效率，用人精干，建筑实用，设备新颖，这些为中国文化教育医疗事业的兴建提供了借鉴。” 在政治方面，如范文澜先生认为的，在华新教教士是“变法运动的别一推动力”。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变法思想的传播，得力于传教士所开设的报馆，他们于其间介绍西洋文化，以启发民智。二是英国苏格兰长老会教士韦廉臣在上海成立广学会，以林东知、丁韪良、李佳白、艾约瑟、李提摩太等一批传教士为主，通过西学著作的翻译，为维新志士变法提供了理论。三是教士们创办的《万国公报》，多刊载时局论文及中外重大政治法令，有力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费正清说，“基督教传教士在最初唤醒中国人使之感到需要变法这一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据说康有为在1898年对一个记者说过，他转而主张变法，主要归功于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此外，他们还帮助形成了改革派自己的方法、思想甚至世界观。”辛亥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志士与基督教士均有密切交往，受其影响，许多人如孙中山等受洗成了基督徒，他们为革命为中国之命运出生入死，置个人安危和小利于不顾，实在与其信仰所提供的精神力量分不开。 众所周知，基督教会在旧中国的慈幼事业以及赈灾救济活动中，有过大量作为，起过重要影响，有些甚至是开创性的。比如他们设立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等机关，收容弃婴、孤儿和各类残疾儿童，对他们进行抚养和教育，使他们能够长大成人，并能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解放前,仅在上海一地每年至少在街头或垃圾箱里可以找到18000具童尸。遇到灾荒，更是成群的婴儿被抛弃。”尤其女婴。育婴堂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开办的慈善机构。开办于1867年的上海圣母育婴堂，“据累计，到1935年该堂已收容过婴儿17000余名。”当然，许多育婴堂因条件简陋，传染病时有发作，死亡率很高。遇到这种情况，一些士绅人等便捏造各种荒诞不经的谣言，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而这正是许多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不管怎样，对此类慈幼抚孤的善举，我们应有一同情的理解，不可求全责备。那怕在兴办时是出于什么动机，毕竟我们在弃婴，而别人在为我们收养弃婴，我们毕竟没有人首先想到过要办育婴堂、孤儿院。旧中国灾害频仍，每遇灾情，总有许多传教士前往灾区了解灾情，发放救灾物品，抚慰灾民，并在海内外进行广泛的募捐活动；他们还成立各种救灾组织，从事长期系统的救济事业。① 另外，中国旧传统中许多恶习，比如缠足、纳妾蓄婢等，多赖传教士之努力而得彻底改变或大为改变。例如我国妇女之天足运动，便由李提摩太等首先提倡，他于1895年设天足会，利用广学会书报广事宣传，他们奔走各地，开会演说，终于造成风气，在短短数十年间将行之千年的旧习完全铲除。他们还禁止纳妾蓄婢，反对娼妓，设法让她们从良。在禁戒鸦片的活动中，教会主持推动各种戒烟组织，出钱出力竭力扼阻鸦片流毒全国。 最后，我们以下面一段话作结，以期引起我们应有的反省：“基督教在中国无益也固不少，但其为益于中国者极多，如基督教在教育上，社会上，道德上的成绩，斑斑可考，不能一笔抹杀。他们自己不信教则已，不能痛诋一切。而且自己没有建设计划，徒尚空言，急其不急，而不以这些精神、财力、光阴，以作更大更重要的社会服务，反欲略教会里之建设事实且推倒之。他们爱国救人的事业似稍逊于牺牲一己，远别家乡而为我同胞育盲哑，洗麻疯，开学校设医院之外国人……我们以为这是破坏和消极的举动，正见他们需要良好宗教以重生其精神生命。” 二 基督教在近代入华以来，尽管传教士尤其中国教民队伍良莠不齐，而传教动机也并非人人纯正，传教心态也未必能完全避免居高临下的西方优越论的殖民心态；在传教方式上，则常借助于一些不平等条约的保护，置教士教民于特权者地位；甚至在传教士中间，确实也有人借传教之名作了丑恶的事情。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而传教过程中的正面活动，及大量正面人物与事件，我们却长期讳莫如深，不愿面对，可它们毕竟是基本事实，而且是主要事实。对这些事实进行解释和评价时，仅仅用“传教手段，动机不纯”一笔带过，恐怕也失之于过分简单。我们认为，宗教与政治、商贸和帝国主义海外殖民扩张，毕竟是两回事；教会内部的不良分子与不良行为，毕竟与教义及教会全体应该分开对待；而在中国人的反应中，盲目仇教、盲目排外，与爱国主义也似乎应该予以区分。正是在以上方面，我们一直缺乏严肃的理性态度，我们拒绝基本事实，拒绝量化分析的方法。近代以迄当代，面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事实，我们不论在当年的直接对待上，还是在后来的学术探讨上，往往是盲目化情绪化的时候多，以同情与了解的态度对待和研究则少矣。 在对待上，最典型的有义和团运动(庚子教案)中的杀教民、杀传教士、焚毁教堂。据基督教广学会季理斐（Rev. D. M. Gillivray）所著的《庚子教案受难记》的不完全统计，从1900-1901年12月，义和团杀死来华的天主教主教5人、教士48人、修女9人、修士3人、中国教徒30000人；杀死的外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188人、教徒5000人，教堂有近3/4被毁。[12]（P513）再有此后一系列大小教案；在20年代，又有知识界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一直持续六年多时间。所有这些行为、事件甚至运动产生的原因，分析起来，不出四种： 其一，是把基督教妖魔化，许多地方绅民，包括许多官吏，相信并传布各种污秽荒诞的诬教言论。如教堂以迷药诱人入教；教士能以术御女，或以媚药奸淫妇女；男女同室听道聚会，被认为男女群聚行淫乱之事；育婴堂被指责为“诓婴儿，挖目剖腹，吸食脑髓”；教会医院被怀疑挖眼剖心以为药，西医解剖尸体或制作之人体标本，均被认为是出于各种匪夷所思的邪恶动机；甚至教会所办慈善施舍事业，亦被认为只是为了诱愚民入教；信徒临终圣事被认为教士挖取死人眼睛以为炼银之药等等。以上之想象，多首出于士绅之口，与基督教实际相去甚远，其于基督教毁损若何，可以不论；但这中间难道没有折射出我们的文化道袍下面，所遮掩着的淫秽与污浊吗？设以健康的文化心态，会这样想象别人吗？义和团时期，“义和团在解释攻打教堂屡次失利和遭受重大伤亡的原因时，常说是因为对方有裸体妇女从屋里跑出来；守卫者在塔尖上悬挂妇人皮和其他‘秽物’；洋人剖开孕妇的肚子，然后把她们订在墙上。据说天主教守卫者还有一面用妇女阴毛编织的‘万女旄’，用它在塔尖上指挥作战时能阻止义和团的神仙附体。”这些说法，仅仅用“愚昧”二字来认识，是远远不到位的。 其二，是把基督教政治化，许多人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这一看法实在多出误解，起因有四：第一、误太平天国之拜上帝教与天主教相同，其实它乃一中国特色的四不象。清廷痛恨洪秀全者，一并及于天主教，认为其煸惑人心，图谋不轨。第二、天津条约》和《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中，有保护外人传教及教民利益条款，从而置教士、教民于一特殊群体中，使传教活动大大超出了纯粹宗教范围。这中间尤以法国运用政治、军事力量对于天主教给予保护为典型，他们干涉地方行政司法事务，偏袒教民，引起官民极大愤慨。如此，西方教士远道来华布道的宗教动机，已与各国政府的对华侵略混合为一，难以分别；并且，这中间确实出现过不少十分伤害中国主权和利益及民族感情的事件。第三、教会内部出于传教或赈灾目的，所作的一些社会调查、数据统计，以及绘制的地图表格，被误认为间谍行为；另外，由于传教士到达中国后，深入内地，无远弗届，三教九流，无不接触，传教的方式方法又异于国人所能了解、理解和接受的范围，这一切，亦易引起怀疑和猜测。当然，我们不否认个别传教士干过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丑恶事情，也不排除一些统计和图表为帝国主义分子所利用的情形。第四、不少入教者素质极为低劣，实为地痞流氓无赖之徒，入教以获得庇护。他们逃避政府政令役税，犯案可倚势从轻，其跋扈乡里，为所欲为，外来教士每每不察或难察实情，有意无意袒护之，于是引起公愤和官绅对基督教之鄙视。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中国的有教养和有社会地位的教徒的人数从来都微不足道。中国有了基督教信徒，但“他们从来人数不多，也几乎只限于贫苦的农民和市民、犯罪分子和其他声名狼藉的人、以及通商口岸上弄得贫无立锥之地的人。对于大多数与现状仍然像鱼水一样和谐的中国人来说，基督教不仅缺乏号召力，也好像是一种明显的威胁。”有些中国教徒“利用他们和外国人的关系进行敲诈勒索和拒不纳税。特别令人愤愤的是，中国教徒普遍乐于依仗教会的支持和庇护，同非基督教徒的对手打官司。某些传教士（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士）纵容、甚至鼓励这种行为。因为他们能够对衙门施加相当大的影响，使得有时做出偏袒基督徒压制非基督徒的、是非颠倒的裁决。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到这种地步，即莠民自然要纷纷攀附教会，这便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教徒和普通中国人之间的摩擦。”备受教案困扰的曾国藩在奏折中写到：“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曲，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群思一逞。”曾出使欧洲且思想极为开明的郭嵩焘在1877年明确指出：“天主教以护教为名，恃其权利，以纵庇之。于是作奸犯科，一依教堂为抗官之具。至有身犯重罪入教以求庇者，有与人为仇依附教士以逞其毒者。府、县、厅、镇凡建天主堂者，地方则不得安其生。” 其三，是在文化上把基督教异类化，认为其不讲伦常道德，类于禽兽。这些观点主要集中于旧式士绅与官僚阶层。现录湖南士绅全省公檄如下，很能说明当时士人阶层的总体看法：天主教“不扫墟墓，不祀木主，无祖宗也；父称老兄，母称老姊，无父子也；生女不嫁，留待教主，无夫妇也；不分贫富，入教给钱，无廉耻也；不分男女，赤身共沐，无羞恶也。”很显然，这里边有些是文化与习俗之差异，有些则是误解甚至是莫须有。另，湖南衡阳绅民呈请禁教的公呈有议论说：“窃维天主教者，肇自岛夷，情同禽兽，前古未之有也。”“设使彼教终得行于中华，则数千年衣冠礼仪之邦，一旦化为倮虫人之域，狷狷兽畜禽群，岂不大可痛哉！岂不深可恨哉！”如此想法与情绪，让人莫名所以。有人指出，同治年间多次反教案件中，“士绅人物常是主要策划者与煸动者，而读书应考的士子则常是打教的群众。”谈到义和团运动（庚子教案），1900年5月底随英国侵华军舰“奥兰度”号来到天津，并参加了战争的G??吉普斯准尉，在他后来写的《华北作战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每一事件都清楚地表明：灾祸并不是来自中国人民，而是来自清朝的官吏以及文人阶层。官吏和文人们通常虽不直接参与暴行，但是，他们教唆、煽动乱民对平安相处的基督教‘蛮夷’横加凌辱，甚至迫害。”以上情况，主要当然是由于文化差异及闭目塞听，所导致的观念与行动上的大的误解与冲突；然而，这里也不能排除现实利益因素的考虑。梁启超曾指出过，“耶教之入我国数百年矣，而上流人士从之者稀。”原因何在，大可深思。 其四，是在文化上把基督教愚昧化，认为基督教与科学完全对立，将其等同于黑暗与愚昧的迷信。这种看法主要集中在五四前后觉醒的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中间，至今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20年代的“非宗教大同盟宣言”及“非基督教同盟宣言”均持此观点，“我们自誓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千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好笑的宗教，科学、真理既不相容。可恶的宗教，与人道主义完全违背。”“我们于一切宗教中特别反对基督教。”这批新式知识分子，在五四前后都受到西方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洗礼，他们多受科学至上主义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费尔巴哈、尼采等人思想的影响；又于20年代初受罗素、杜威来华讲学所宣传的实用主义，尤其是罗素的反基督教立场的影响，所以坚决反对宗教尤其基督教。然而，我们且听听当时个别的不同声音，梁启超对非宗教同盟“讨武檄”式的电报，及“灭此朝食”一类的激烈言辞提出批评，他认为这种做法淹没了“恳切严正的精神”，并暴露出国民“虚骄的弱点”。傅铜认为非基督教运动本身便带有宗教色彩，并且是非科学的，“所发表的都是情感上的话，都是门外汉的反对。”《剑桥中国晚清史》指出：“20世纪中国人反对基督教的主要论据之一是，它的主张与现代科学的成果有出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教传教士在十九世纪把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时都起了主要作用。……新教徒创作的科学和数学著作比所有其它非宗教问题的著作的总数还要多。”这一现象的存在，至少告诉我们，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比所谓的对立要复杂得多。 总括以上四种反教理由，大抵不出蒙昧主义、民族主义、国粹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等几种思想倾向，而很少顾及事实之全部与学理之深入。这中间的第二条，即政治倾向中，相当原因应归之于西方的殖民侵略及传教方式上的问题外，其余三条，皆属于我们应从自身检讨的范围。难道不是吗 回答者：ken_su - 魔法学徒 一级 6-4 10:09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著名德国哲学家思想家。尼采首先是一个语言学家，然后作为一个哲学家或者称之为自由思想者，他的许多著作里都包含了现代心理学的内容。他是一个充满着反叛精神的诗人哲学家，他强力地批判了西方传统的基督教文化，否定基督教传统的道德体系，主张重估一切价值，更提出了超人理论和永恒轮回的命题，渴望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强力的思想文化体系。从本质上来说，尼采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但是他不同于他年轻时代的精神导师——叔本华之处就在于，他渴望着在这个虚无的世界上寻找到一种意义，或者说创造出一种生存的意义，以此来肯定人的存在价值。他的思想为后来的存在主义奠定了基础，被誉为存在主义的先驱之一。但是由于尼采的某些思想过于极端，过于的强力，因此后来被纳粹所利用而染上“纳粹哲学家”的污名。正如他自己在书中所写，任何伟大都会被误解。 尼采的诗歌 太阳沉落了 1 你不会再干渴得长久了， 烧焦了的心！ 约言在大气之中飘荡， 从那些不相识的众人口中向我吹来， 强烈的凉气来了…… 我的太阳在中午炎热的照在我头上： 我欢迎你们，你们来了， 突然吹来的风， 你们，午后的凉爽的精灵！ 风吹得异样而纯洁。 黑夜不是用斜看的 诱惑者的眼光 在瞟着我吗？…… 保持坚强，我的勇敢的心！ 不要问，为什么？—— 2 我的浮生的一日！ 太阳沉落了。 平坦的波面 已经闪耀着金光。 岩石发散着热气： 也许是在午时 幸福躺在他上面午睡？—— 在绿光之中 褐色的深渊还托出幸福的影子。 我的浮生的一日！ 近黄昏了！ 你的眼睛已经失去 一半的光辉， 已经涌出象露珠 一样的眼泪， 白茫茫的海上已经悄悄地流过 你的爱情的红光， 你的最后的动摇的永福。 3 金色的欢畅啊，来吧！ 你是死亡的 最秘密、最甘美的预尝的滋味！ ——我走路难道走得太快？ 现在，我的脚疲倦了， 你的眼光才赶上我， 你的幸福才赶上我。 四周围只有波浪和戏弄。 以往的苦难， 沉入蓝色的遗忘之中—— 我的小船现在悠然自得。 风暴和航海——怎么都忘了！ 愿望和希望沉没了， 灵魂和大海平静地躺着。 七重的孤独！ 我从未感到 甘美的平安比现在更靠近我， 太阳的眼光比现在更温暖。 ——我的山顶上的冰不是还发红光吗？ 银光闪闪，轻盈，象一条鱼， 现在我的小船在水上漂去…… 星的道德 注定走向星的轨道上面， 星啊，黑暗跟你有什么相干？ 快乐地穿过这个时代行驶！ 愿它的悲惨跟你无关而远离！ 你的光辉属于极远的世界， 对于你，同情也该算是犯罪！ 你只遵守一诫：保持纯洁！ 回答者：linnan7060 - 童生 一级 6-4 14:40我写过一篇尼采的论文，给你怎样？ 回答者：summeragain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6-4 19:48 这里都有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的处女作，其内容是通过对古希腊悲剧艺术的起源、本质、发展、没落的研究，解释出他对艺术、文化、历史、社会、人行、道德等许多方面的基本观点。这部书第一次把尼采的唯心主义哲学——美学思想展现于世，是值得人们注意的。最大的成就在于它是一个总领的提纲。却几乎贯穿和概括了他本人所有的美学理论和哲学观点。其以后的诸多作品则都只是对《悲剧的诞生》的探讨和总结。文章自始至终都探讨着美学上的问题。由对希腊艺术中的悲剧艺术的评论和挖掘，引出日神和酒神的二元性冲动，进而提出作者的美学观点。在这本书里尼采开门见山的解释了希腊悲剧产生的内在机制。指出，是阿波罗精神和狄俄尼索斯精神。即日神和酒神。所谓日神精神就是沉湎于外观的幻觉，反对追究本体，日神的光辉使万物呈现出美的外观,制造一种幻觉，日神精神的潜台词是：就算人生是个梦，我们要有滋有味地做这个梦，不要失掉了梦的情致和乐趣。；所谓酒神象征着情绪的放纵,它的一种状态是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颠狂状态.酒神精神要破除外观的幻觉，与本体沟通融合。酒神精神的潜台词是：就算人生是幕悲剧，我们要有声有色地演这幕悲剧，不要失掉了悲剧的壮丽和快慰。前者用美丽的面纱遮盖人生的悲剧面目，后者揭开面纱，直视人生悲剧。前者教人不放弃人生的欢乐，后者教人不回避人生的痛苦。前者迷恋瞬时，后者向往永恒。我们都很喜欢听音乐,而音乐正是日神与酒神精神的一种综合情绪的表露.尼采把悲剧看作是阿波罗精神与狄俄尼索斯精神而这的合成物。但是从实质上他更欣赏狄俄尼索斯精神。这也就是他所说的音乐精神。尼采认为,看悲剧时,"一种形而上的慰藉使我们暂时逃脱世态变迁的纷扰",通过个性的毁灭,我们反而感觉到世界生命意志的丰盈和不可毁灭,于是生出快感。现实的苦难化作了审美的快乐,人生的悲剧化作了世界的喜剧,肯定生命,连同它必然包含的痛苦与毁灭,与痛苦相嬉戏,从人生的悲剧性中获得审美快感.这就是尼采所提倡的审美人生态度的真实含义。”“重估一切价值，重点在批判基督教道德，审美的人生态度首先是一种非伦理的人生态度。生命本身是非道德的，万物都属于永恒生成着的自然之‘全’，无善恶可言。基督教对生命作伦理评价，视生命本能为罪恶，其结果是造成普遍的罪恶感和自我压抑，审美的人生要求我们摆脱这种罪恶感，超于善恶之外，享受心灵的自由和生命的欢乐。”所以尼采有这样两句话：“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悲剧的诞生》主体部分又可以分为两大板块，前十五章为尼采文艺理论的阐释部分，十六章到最后则是将前文提出的文学、美学思想在德意志文艺复兴中的方法论应用，故而下面的内容概括以第一板块为主，后十章的内容与前文多有重复，可以用于对前面概念的佐证和解释。而由上文可见，尼采《悲剧的诞生》存在着两个层次，首先是对古希腊悲剧起源的探讨以及由此生发的对现代理性主义的批判，另一层则是潜藏在这些讨论背后的、真正的内核——审美对于人的存在之意义的决定作用，即所谓“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的最初形式。后者是尼采美学的核心，是我们理解其日神-酒神理论的基点，是贯穿全书的一条线索。关于尼采《悲剧的诞生》，学者周国平有过一段概括：“关于《悲剧的诞生》的主旨，尼采原来一再点明，是在于为人生创造一种纯粹审美的评价，审美价值是该书承认的唯一价值，‘全然非思辨、非道德的艺术家之神’是该书承认的唯一的‘神’。他还明确指出，人生的审美评价是与人生的宗教、道德评价以及科学评价根本对立的。……后来又指出：‘我们的宗教、道德和哲学是人的颓废形式。相反的运动：艺术。’可见，‘重估’的标准是广义艺术，其实质是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反对伦理的人生态度和功利（科学）的人生态度。”尼采在写作《悲剧的诞生》时还出在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影响之下。尼采在本书第五节中，应用叔本华音乐哲学的观点，说道：“我希望我是在他自己的意志下认识他的。”在第四节中显示提出一个概念——“永在痛苦和矛盾的 ‵原始太一＇”，又称“存在的基础”这与叔本华的把宇宙看作是意志的表象观点十分相似了。果然在第十六章中，他就明确的提出“我们可以称世界为具体的音乐，正如我们称它为具体表现的意志”，暴露出了他的唯意志论的观点。后来提出“权力意志”的命题已经在此显现出了端倪。而能够实现权利意志的所谓的“超人”，即“有艺术才能的专制君主，”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奴役群众。这种超人哲学也在本书中也有眉目。在第十八节中，尼采呼唤“一个具有大无畏眼光，具有指向那未经发掘的世界之勇敢冲力的新兴一代”，这是些非理性的“天才人物”是否认科学的普遍有效性和达到普遍目的的主张，并且开始打破所谓人类可借因果关系而探索宇宙的那种信心。这就是说超人在行动时无需理性的指导和制约，只需要抽象的意志和原始的本能。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尼采已经在《悲剧的诞生》中构造出他在哲学、社会、历史方面的唯意志论。悲观主义。原始复归主义、超人哲学的雏形。他想世人宣扬的是一整套令人震惊的思想，如：自觉的歌颂恶而排斥善，认为追求善行是一种错误；真正的美德与传统的美德是相反的并只有少数人拥有；高等人向庶民开战，抵制时代的民主倾向；意志的力量高于一切，为了具有加害人的能力和忍受痛苦，要执行斯巴达式的纪律，更充满痛苦；男人应当训练来战争，女人应当训练来供战士娱乐等等…… 如果我们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尼采的一生是不幸的，他的结局是悲惨的。他是一个失败者：他的思想的发展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在他生活的年代能够理解他的人寥寥无几，可怕的孤寂始终包围着他；最后，病魔缓缓地悄然而至，甚至成了他的生命的一部分。反过来，人们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他的患病与疾病的折磨，他的生平与著作都是无法想象的。 尼采以艺术肯定人生，肯定生命的最高艺术，即悲剧，必将在生。默认人生的悲剧性质为前提的。悲剧的效应在于安慰个体的生存，使其达至自然地统一体内。阿波罗艺术则是以赋形的方式来赋予个体永恒的生成之灾，是一种瞬间存在的永恒化。 尼采跟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一样。是对20世纪的精神生活起了最大影响的思想家。本书是尼采一鸣惊人的巨作，也是读者理解尼采美学和哲学的入门书，尼采自称这是一本为那些兼有分析和反省能力的艺术家写的书，充满心理学的创见和艺术的奥秘，是“一部充满青年人的勇气和青年人的忧伤的青年之作”。在这部著作中，尼采用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象征说明了艺术的起源、本质、功用以及人生的意义。 在本书中尼采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尽管物质财富日益增多，人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僵死的机械模式压抑人的个性，是人们失去自由思想的激情和创造文化的冲动，现代文化显得如此颓废，这是现代文明的病症，其根源是生命本能的萎缩。尼采的生命美学带有其悲剧主义人生观的一面，但他并未因此否定生命的意义。他肯定人生和艺术。生命美学的要义就是坚持为人生而艺术。艺术就是提高强盛的生命力以战胜人生悲剧境遇的根本手段，它通过审美关照提高生命力，直面人生苦痛，战胜人生悲剧性，从而达到生命的充实和愉悦。所以，尼采说，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最高价值。将人生及其困苦看作一种审美现象，才能使人敢于面对现实、直面人生。只有审美的人生才是真正战胜苦难的充实人生。尼采的生命美学把艺术生活与人生的关系提到了首位。艺术，这种“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成了实现拯救的可能，因为“它是使生命成为可能的伟大手段，是求生的伟大诱因，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艺术的产生是因为生存的需要，坚持为人生而艺术。这是尼采生命美学的要义。通过艺术，我们可以把热爱生命的酒神精神最大限度地张扬出来，从而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艺术是人对自己生命本能和强力感的激发和享受。它为人生进行了壮丽的辩护，它给人生带来了形而上的慰籍，使人感到生存是值得努力追求的。用艺术和审美的眼光看待人生，热爱生命。热爱尘世万物，审美的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早年（1844—1869） 弗里德里希·尼采尼采在1844年10月15日生于接近莱比锡的洛肯（Röcken）小镇，当时那里隶属普鲁士的萨克森管辖。他的名字来自于当时正值49岁生日的腓特烈·威廉四世国王，这个巧合被他的父母视为是一个好预兆，不过后来尼采放弃了“威廉”这个名字[1]。尼采的父亲卡尔·路德维希（1813-1849）是路德教派的牧师和教师，母亲是法兰齐斯卡娜·奥勒尔（1826-1897），双亲在1843年结婚。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在1846年出生，小弟路德维希·约瑟夫则在1848年出生。尼采的父亲因脑软化症而在1849年去世，两年后他的弟弟也去世了。1850年尼采全家搬迁到萨勒（Saale）河畔的瑙堡（Naumburg），与尼采的祖母和父亲的两名未婚姊妹共同生活，由于他的母亲终身未改嫁，因此尼采几乎在一个充满女性的环境中成长。在祖母于1856年去世，尼采全家搬了出来。弗里德里希·尼采，1861年。尼采就读了一间私立的男子学校，在那里他认识了来自显赫家庭的古斯塔夫·克鲁格和威廉·皮德尔，与他们结为至交。这时的尼采希望以父亲为榜样也成为一名牧师，因此他时常给伙伴们朗诵圣经里某些章节，为此他获得了小牧师的称谓。他也认识一些当地的音乐家，开始了他对音乐的爱好。14岁时他进入普夫达（Pforta）中学，课程以古典教育为主，且以训练严格出名，这一开始让尼采很不适应。尼采在学校里也认识了保罗·杜森（Paul Deussen）和卡尔·冯·格尔斯多夫。尼采在这段时间也专注于撰写诗赋和音乐。在普夫达中学里尼采接受了希腊和罗马古文学的训练，这也是他首次接触到与家中基督教教育完全不同的环境。于1864年毕业后，尼采进入了波恩大学，开始对神学和古典哲学进行研究。在经过一个学期的研究后（也是出于对他母亲的不满）尼采失去了对基督教的信念，停止了对宗教的研究[2]。造成尼采转变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阅读了神学家大卫·斯特劳斯（David Strauss）所著的《耶稣的生平》一书，这对当时年轻的尼采产生极大震撼[2]。尼采接着将心力放在研究哲学上，接受弗里德里希·威廉·里奇尔（Friedrich Wilhelm Ritschl）教授的指导，并且在隔年追随他前往莱比锡大学就读。在那里他也认识了后来成为古典学家的同学欧文·罗德，并且发表了第一份文字学的研究。在1865年尼采研读了许多亚瑟·叔本华的著作，并在1866年读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所著的《唯物主义之历史》一书。他很快便迷上两本书里的哲学观，这促使他将他的研究领域扩展至文字学以外，并且决定继续深入学习。1867年尼采自愿加入普鲁士军队于瑙堡的炮兵部队服役一年，然而在1868年3月发生的一场车祸却使他无法继续服役。尼采于是继续他的研究，在他研究告一段落的那一年他也认识了理察·瓦格纳。[编辑] 教授生涯（1869—1879） 1871年10月中旬，从左至右：好友欧文·罗德、卡尔·冯·格尔斯多夫、和弗里德里希·尼采。在里奇尔教授的帮助下，尼采得以轻易获得巴塞尔大学提供的古典哲学教授职位，而无需先取得博士学位或教学的证书。在搬至巴塞尔后，尼采宣布放弃他的普鲁士公民权，从此保持无国籍人士的身分一直到去世[3]。尽管如此，他仍在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加入普鲁士军队，担任医护兵职务。短暂的军旅生涯带给他极大的震撼，让他见识到了战争带来的毁灭。在从军期间他也染上了痢疾和白喉。在1870年回到巴塞尔后，尼采以一个旁观者的身分见证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以及接下来奥托·冯·俾斯麦执政的年代。尼采以“荷马与古典哲学”作为他教授教职演说的主题。在大学里他认识了神学教授弗朗茨·奥韦尔贝克，两人从此成为终身至交。尼采也认识了默默无名的俄国哲学家Afrikan Spir[4]以及他的同事—历史学家雅各·布克哈特，尼采还经常前往聆听布克哈特的授课，两人对尼采都产生极大影响。尼采也一直与在莱比锡认识的理察·瓦格纳和他的妻子柯西玛保持联系，尼采相当欣赏瓦格纳夫妻，经常前往瓦格纳在琉森州的住所拜访。瓦格纳夫妻将尼采引入他们的社交圈子，还邀请他一同出席拜罗伊特节日剧院的开幕演奏。在1870年他还将《悲剧的诞生》一书的手稿送给柯西玛作为生日礼物。尼采在1872年正式出版《悲剧的诞生》一书。然而，其他的古典哲学教授包括了里奇尔在内都对尼采的新书不感兴趣，因为尼采在这本书里放弃了精确的文字学研究方式，而是改用哲学的演绎方式进行论述。另一名文字学家Wilamowitz-Moellendorff则发表了一篇严厉的批判文章，进一步败坏了这本书的声誉。尼采青年时期的好友欧文·罗德（这时已在基尔担任教授）以及瓦格纳则挺身替他辩护。尼采坦承了他在哲学界被孤立的处境，并试图在巴塞尔大学取得哲学教授的职位，虽然最后并没有成功。尼采在巴塞尔，约1875年。在1873年至1876年之间，尼采陆续发表了四篇长篇论文：《大卫·斯特劳斯：自白者和作家》、《历史对生命的利与弊》、《教育家叔本华》、和《理察·瓦格纳在拜鲁特》（这四篇论文后来被收录以《不合时宜的考察》为名出版）。四篇论文都带有文化批判的色彩，吸纳了叔本华和瓦格纳的思想，挑战当时正快速发展中的德国文化。从1873年开始尼采也陆续撰写一些短文，这些短文在他死后以《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为名出版。在这段时间里尼采活跃于瓦格纳的社交圈中，认识了玛毕达·莫森布（Malwida Von Meysenbug）女士和汉斯·冯·彪罗，也认识了保罗·瑞（Paul Rée），雷在1876年对于尼采产生极大影响，使他脱离了早期著作中的悲观写作风格。然而，1876年的拜鲁特音乐会却使尼采大为失望，他被演奏的平庸和大众的粗俗反应所震怒，从此开始与瓦格纳保持距离。尼采接着在1878年出版了《人性，太人性的》一书，以格言方式讨论从形而上学到宗教乃至于性别等各种议题，也是在这本书里尼采明确的抛弃了瓦格纳和叔本华的哲学。尼采与欧文·罗德等人的交谊也在这时开始冷淡。尼采在这段时期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婚姻对象，却始终没有着落。自从幼年时期开始便一直为许多慢性疾病所苦的尼采，健康状况亦越来越差。严重的近视使他近乎丧失视力、偏头痛的疾病、以及剧烈的胃部疾病。1868年的车祸加上1870年的一场大病也进一步恶化了他的健康状况，迫使他在巴塞尔任教期间必须申请越来越长的病假。终于在1879年，尼采不得不辞去他在巴塞尔的教授职位，正常教学活动完全中止。[编辑] 孤独的哲学家（1879—1888）由于饱受疾病煎熬，尼采开始四处旅游以寻找气候较为理想的地区定居，从此一直到1889年为止以私人身分游遍了许多城市。他在瑞士的格劳邦顿州地区度过了好几年的夏天，并在意大利的热那亚、都灵以及法国的尼斯等地度过许多年的冬天。在1881年当法国占领突尼斯时，他曾计划前往突尼斯以观赏从非洲眺望欧洲大陆的风景，但后来打消了这个主意（或许是因为健康原因）[5]。尼采偶而会返回瑙堡探望他的亲人，在这段时期尼采与他的妹妹也经常爆发争执、但通常到最后都得以和解。尼采依靠他从巴塞尔大学获得的退休金生活，但也获得一些朋友的资助。曾是尼采学生的彼得·加斯特（Peter Gast）也自愿担任尼采的个人秘书。直到尼采去世为止弗朗茨·奥韦尔贝克和彼得·加斯特两人始终与尼采保持紧密关系。即使已经脱离了瓦格纳的圈子，玛毕达·莫森布女士仍在尼采生活中扮演着类似母亲一般的角色。不久后尼采开始与音乐评论家Carl Fuchs接触。这段时期是尼采创作的黄金时期，从1878年出版的《人性，太人性的》一书开始，尼采在接下来每年都会出版一本书（或是一本文集）直到1888年为止，在最后一年里尼采完成了五本书。路·莎乐美、保罗·瑞与尼采，1882年。在1882年尼采出版了《快乐的科学》的第一部分，他在那年也透过玛毕达·莫森布和保罗·瑞认识了女作家路·莎乐美（Lou Salomé）。尼采和莎乐美在图林根一同度过了夏天，妹妹伊丽莎白也经常陪伴他们。尼采最后深深爱上了莎乐美，在保罗·瑞的协助下开始追求她，但当尼采向她求婚时，莎乐美拒绝了他。尼采与莎乐美和雷两人的亲密关系最终在1882年/1883年的冬季破裂，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出自妹妹伊丽莎白的从中阻挠和离间。在失恋的痛苦下尼采的病情再度复发，他与母亲与妹妹的关系也由于莎乐美而几近破裂，更数度萌起自杀的念头。尼采接着躲至了意大利的利古里亚，在那里他写下了第一部分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仅花了十天的时间。在彻底切断他与叔本华的哲学联系、以及与瓦格纳的友谊后，尼采的朋友所剩无几。他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风格之独特使他更被当时的主流所疏离，著作的卖出量也少得可怜。尼采对此无动于衷，继续保持他孤独的生活，尽管他经常对此抱怨。尼采的书籍都是自费出版，且大多仅卖出几百本，最多也不到两千本。在1885年他只印出了40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只将其分送给他的亲密朋友们阅读。在1886年尼采与他的助理编辑Ernst Schmeitzner断绝合作关系，对其抱持的反犹太思想感到厌恶。尼采写道他的著作被“完全埋在反犹太的垃圾堆中”，甚至将他与那些“应该被所有理智人类所瞧不起的活动”连结在一起。他接着自费出版了《善恶的彼岸》，并在1886—87年再版了他之前的几本著作（《悲剧的诞生》、《人性，太人性的》、《朝霞》、以及《快乐的科学》），附上了新的引言，重新解释了这些早期的著作。这时尼采认为他的著作已经大致告成，并期望可以吸引新的读者群。事实上，对于尼采思想的兴趣在这段时期的确有所提升，即使尼采本人并没有发现。也是在这些年里尼采认识了作家卡尔·施皮特勒等人。1886年，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与一名反犹太主义者结婚，并前往巴拉圭企图创建一个纯种的“德意志人”殖民地，她们的计划则被尼采大肆嘲笑。长年下来尼采与伊丽莎白兄妹两人一直冲突不断，最后大多是以和解告终，但这次的分裂则要到尼采发疯后两人才得以再次团聚了。这时尼采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使得他根本无法进行一些较长期的写作计划。在1887年尼采发表了《道德谱系学》一书，引发了相当的争议。在这几年里尼采持续接触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很快便受之影响[6]。他也与依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保持书信联系，后来也认识了丹麦文学家布兰德斯（Georg Brandes）。在1870年代以讲授克尔凯郭尔哲学思想为主的布兰德斯曾邀请尼采前去一同研读克尔凯郭尔的作品，尼采在回信中承诺会抽空前往哥本哈根拜访他，但在他来得及实现这个承诺前自己便已经被病魔缠身了。在1888年初，布兰德斯于哥本哈根大学首次正式讲授尼采的哲学思想，不过这已是他发疯前夕了。虽然尼采在1886年曾宣布（在《善恶的彼岸》的结语中）他会着手撰写一本名为《权力意志》的新书，他最后放弃了这个计划，并且以其中未完成的文稿汇编了另外两本著作：《偶像的黄昏》与《反基督》（两本书都在1888年完成）[7]。这时尼采的健康状况稍有改善，1888年的夏季里他都保持旺盛的写作精力。当年秋季的著作和书信中显示他已经开始对自己的地位和“命运”抱持更高的期望，他开始高估社会上对于他的著作的名声和肯定，尤其是在当时引起相当争议的《瓦格纳事件》一书。在完成《偶像的黄昏》与《反基督》两本书后，尼采在他44岁生日时决定替自己写下一本自传《瞧！这个人》，尼采在这本自传中希望读者认识到自己独特的一面：“听我说啊！我是这样独特而又这样杰出的一个人。不要把我与任何其他人混淆。”（考夫曼的英文译本）在12月，尼采开始与剧作家奥古斯特·史特林堡通信，由于觉得自己的作品在国际上缺乏重视，尼采向一些之前的出版商买回自己作品的版权，企图将它们翻至其他的欧洲语言在国外出版。除此之外他还开始撰写《尼采反对瓦格纳》一书。[编辑] 发疯和去世（1889—1900） Hans Olde所拍摄的一系列名为“生病的尼采”的照片之一，1899年夏季。在1889年1月3日，尼采开始显露出一些精神状况不稳的征兆。有一天在意大利都灵街上引起公众骚动后，尼采被意大利警方带回。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今已无从得知，经常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尼采在卡罗·阿尔伯托广场看见一匹马被马夫鞭打，突然上前抱住马的脖子痛哭道：“我受苦受难的兄弟啊！”，接着便瘫倒在地上（巧合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有一幕便是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看见马匹遭到鞭打的场景。尼采还曾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唯一一个让我受益良多的心理学家”）。在接下来几天里尼采寄出了几封短信给他的几名朋友（包括了布克哈特以及瓦格纳的妻子柯西玛在内）—这些信被称为“Wahnbriefe”（“发疯的信件”）。在给布克哈特的信中尼采写道：“我已经被该亚法（新约圣经中陷害耶稣基督的祭司）套上脚镣了。去年我还被那些德国医师长期折磨。威廉皇帝、俾斯麦、还有那些反犹太主义者都被废止吧！”[8]在1889年1月6日，布克哈特把尼采的信拿给奥韦尔贝克阅读，隔天奥韦尔贝克也从尼采那接获了一封类似的信，他们决定必须想办法把尼采带回巴塞尔。很快的奥韦尔贝克赶赴都灵将尼采护送回巴塞尔的一间精神病诊所，在那时尼采显然已经完全发疯了，尼采的母亲决定将他转送至耶拿以接受精神病医师Otto Binswanger的治疗。从1889年11月至1890年2月间Julius Langbehn也企图治疗尼采，他批评主治医师的方式对于尼采的情况并无法发挥效果。Langbehn对于尼采的控制似乎越来越深入，直到后来他抱持的不良动机被揭发才被驱离。在1890年初尼采的母亲将他从精神病医院带回纽伦堡的家中疗养，在这段期间奥韦尔贝克和彼得·加斯特也讨论了要如何处理尼采未完成的著作。尼采的《偶像的黄昏》已在1889年1月依照原定计划出版，他们并在2月下单印刷50份《尼采反对瓦格纳》的拷贝，但出版商秘密的印刷了100本。奥韦尔贝克和加斯特决定暂停《反基督》以及《瞧！这个人》的出版，因为这两本书包含更为激进的道德理论。这时尼采的名声开始了第一波的复苏。在尼采精神崩溃后，原先的助手彼得·加斯特开始进行“修正”尼采文稿的工作，而没有经过尼采的认可。这一系列的篡改在今天被研究尼采的学者们严厉批评。在1893年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从巴拉圭返回德国，殖民地计划以彻底失败告终，她的丈夫还在那里自杀了。回到德国后，伊丽莎白开始阅读尼采的著作，并且一步接着一步的控制了这些著作以及它们的出版。奥韦尔贝克最后被伊丽莎白驱离，但彼得·加斯特则选择和她合作。在母亲于1897年去世后，尼采搬到了魏玛，由伊丽莎白负责照顾他，伊丽莎白也允许一些包括鲁道夫·斯坦纳在内的访客前来探望已经无法与人正常沟通的尼采。一些人经常举出梅毒为尼采发疯的病因，然而，许多尼采的病征、以及他在发疯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的健康状况似乎与传统的梅毒感染不同。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尼采的发疯与他的哲学思想无关，但有一些人则主张他的发疯是被他自己哲学思想所带来的心理失调所造成的。在1900年8月25日，尼采死于肺炎，伊丽莎白将他与父亲的坟墓并列安葬。他的朋友加斯特在葬礼上致哀悼词道：“愿你神圣之名受所有后代彰显！”[9]（尽管尼采曾在《瞧！这个人》一书中表示他不希望自己被人称为“神圣的”）。在尼采死后不久，妹妹伊丽莎白将他留下的一些笔记整理为《权力意志》一书出版。由于这本书是由他妹妹编汇的，学者一般认为这本书并没有反应出尼采的真正思想。研究尼采的学者Mazzino Montinari便说《权力意志》一书“根本是假的”。伊丽莎白篡改和删除了许多尼采原稿的段落，例如在《反基督》一书的第35节中，伊丽莎白便删去了尼采为了讽刺圣经而写下的一个段落。

人生就是悲剧和梦想，尼采的生命如此，他和莎乐美的爱情也是如此。他的信徒希特勒也是如此，第三帝国也是如此。我对这一段没什么感想，写不出文章。他的另一段：“没有什么善，只是没有强大到可以恶”或者“拿破仑必须一再出现，战争使人强壮”，我写这个感谢文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