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论文献参考

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人与动物之间是有相同性的：“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嗅也，四体之于安佚也，性也。”（《孟子·尽心下》）人与动物相同的因素是性，但却不是人之所以为人者，不是人性。孟子认为，人异于动物的根本所在，在于人先天地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者，才是所谓的人性。“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所以，在孟子看来，人性与人心本是二而一的东西，人性即是人心，人心即是人性。从人之所以为人的角度，从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天赋的角度看，是人性；从其居于人的内心，支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角度看，则是人心。因此，人的本心、本性就其本原意义而言，原本就是善的。[1]这种本原的、先天性的善，正是人为仁向善的基础；人本身原有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正是人为仁向善的发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所以，儒家所宣扬的仁义礼智，并不是外在于人或强加于人的东西，而是根源于人心、人性，并且是由其发育出来的东西，是人心、人性中本有的东西：“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这种心性论的确立，就为儒家所倡导的仁义之道，第一次寻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心性不二孟子的心性论以性善为基础，以心性不二为核心，以天人贯通为特征。这种心性论，其先验论的色彩是非常凝重的，这是其无法克服的弊端。但是这种心性论的确立，在儒学发展史上，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在于它弥补了孔子仁学的缺憾，为其所倡导的仁义之道第一次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从而使其真正变得切实可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它将人与天、自我与外物沟通联结起来，从而将宇宙人生打成一片。孟学对后世儒学的影响、孟学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主要即是由这些因素决定的。如果说，心性不二是孟学的核心，那么，心性二分，以及由心性二分而引起天人二分，则是荀学的基本特征。孟子把心理解为人之为人的本心，与此不同，荀子则把心理解为感官之心。荀子说：“治之要在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荀子·解蔽》）有时候，荀子也把心理解为身之主宰。如其说：“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同上）然而，不管是感官之心，还是身之主宰，在荀子这里，心只具有主观性，心与性是没有关涉的。 论性不论心或论心不论性，则心、性二者不能相明。以下我们就来讨论道家心性中的“心”的概念。心之两体，即心的两重结构、两个层面之分辨，乃道家心性论的立论基点。《老子》第49章既言“无心”，又言“浑其心”（傅弈本作“浑浑焉”），而“无心”乃“心”的反面（或另一层面），比如“心”是“昭昭察察”而“无心”却是“若晦若昏”（第20章）；《庄子》诸篇什颇言“机心”、“成心”、“贼心”和“常心”，意味深长。例如《庄子·德充符》云：“彼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为最之哉？”③显然，“心”和“常心”殊为不同，乃不同层面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也划分了心之两体即两个层面。“常心”即《管子》四篇所说的“心中之心”，乃“心”的深层结构，而“心”乃表层结构，所谓“成心”、“机心”。“心”的概念意味着理性功能（例如“思”和“知”），它的特征是“动”，即接于物而起意；至于“常心”或“心中之心”，则居于心的深层，乃以“无思无虑，忘知忘觉”为特征的觉解状态和精神境界，因此虚极静笃是其特征。简单地说，前者相当于心的理智功能，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以一种“驰于万物而不反”的外向性方式追逐万物，并且按照自身设定的概念思维（借助于“名”）建构宇宙万物的知识以及社会秩序和文化模式。后者则相当于落于理智之外且为理智所不能把握的直觉、灵感和莫名其妙的内心体验和实践智慧；在心性论上，它就是成玄英用来与“真常之性”相对应的“真常之心”；在知识论上，它对应着“视之不见，听之不闻”而且“莫之能思”的形而上的道的真理。道家之所以把“心”划分为“心”和“常心”（即“无心”）两层结构，是因为系于“心”的理智并不能趋近或把握道的真理，而“体道”（证悟道的真理）虽不由于“心”却也来源于“心”，所以把灵感、直觉和妙悟归诸心的深层，那是一个神明澹然静居的地方。这种划分与将“意识活动”分为“意识”和“下（潜）意识”相类。《管子》更加详细地论述了“心中之心”：“心之中又有心。意以先言，意然后形，形然后思，思然后知”（《心术下》）；“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意以先言。意然后形，形然后言，言然后使，使然后治”（《内业》）。尹知章注曰：“动乱之心中又有静正之心也”，其说未谛。实际上，藏于心之深层的“心中之心”处于寂然而静（以动静言）、一而不两（以两一言）、“解心释神，莫然无魂”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正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说的“精神抟一”，凝定其神。“心中之心”不是理性活动的心，相反却是超乎概念思维（即理性思维）之上的心，用道家自己的术语来说，它不是“智之舍”，而是“神明之舍”。《庄子》所谓“疏瀹而心”、“刳心”，旨在掠过“心”而提示“无心”，当然“无心”的呈现过程也是一个心性修养渐人佳境的过程。道家把“心”分析为理性和直觉、实践智慧两个方面，直接左右其知识论的建构，即在理性知识之外或之上开拓出一个超拔于理性知识的神识（参见崔大华，第268-269页），而诸如此类的哲学创作在中外历史上颇不乏例（钱钟书，第43-44页）。至于它与儒家心性论、道教心性学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不在回味蒙文通前述论断的同时，在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道教心性学的同时，追溯道家心性论的创构。 道家心性论乃道家哲学的枢机所在，因为它不仅是知识论和伦理学的基础，也是将其两者联结起来的枢纽。下面我们姑且以知识论和伦理学为例，简单讨论一下道家心性论在道家哲学中的基础性作用。知识论语境中的心性问题“至神之极，见在不惑”（《经法·论》）。既然寄寓于心之深层的神明乃是一种无所不照的明觉，我们就不妨从知识论的分析脉络探讨它和心性论之间的相互融摄的关系。首先，且回顾一下《庄子·知北游》开头那段“知北游于玄水之上，登隐弅之丘，……”的寓言，那个故事“可以说是自嘲的反讽，是对知识本身的质疑”（叶维廉，第37页），其中的“知”（隐喻知识）的遭遇和失落颇耐人寻味。庄子对如何把握道的真理（“知道”）的态度似乎匪夷所思，而他对知识本身的质疑又表明了：名言和思维（理性思维）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握关于道的真理，因为“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无形），同时又不落言诠（无名）。问题在于，是否有确切的道的真理，又如何把握、证悟道的真理呢？也就是说，既然感性（耳目）和知性（理智和名言）均不能捕捉道的真理，那么通过什么方法、借助哪种能力才能把握它呢？实际上，上面提到的“神明来舍”似可部分地看作是一个知识论的命题，它与“知常曰明”（《老子》）、“莫若以明”（《庄子》）、“照知”（《管子》）一样，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认识能力和精神状态，是“内在之智慧”（朱谦之），而不是诉诸耳目的感性和诉诸心知的理性。这种把握、证悟道的真理的精神觉解正是通过“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摄汝知，一汝度”的方式焕发出来。可见，从知识论上看，神明这种内在智慧和觉解状态乃是把握、体验道的真理的不二法门。不但证悟道的真理必须借助于这种神明智慧，甚至于神明状态就被看成是体验道的真理。然而道家哲学里的“神明”问题并不囿于知识论语境，它更是一个心性论的问题。实际上，倘若我们沿着知识论的脉络来分析道家思想，就会发现知识论语境当中纠结、融合着心性因素，而从知识论入手的分析脉络最终归于心性论的框架。即是说，道家企图把知识论语境中的证悟道的问题转化为旨在深化内在精神境界的心性论问题：“鸿蒙曰：意，心养。汝徒处无为而物自化。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溟。解心释神，莫然无魂。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各复其根而不知”。（《庄子·在宥》）“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这难道不是道家所追求的“心凝神释，骨肉都融”（《列子》语）的境界么？这里面既有明确的知识论语境，也有更加明确的心性论论述。可见，“心斋”、“坐忘”是融合于心性论的知识论命题，也是纠结于知识论语境的心性论命题。如此，人对道的真理的把握和证悟就不仅仅是一个知识或认识的问题，而必须诉诸更基础也更广泛的心性问题。逍遥：心性的自由境界伦理学意义上的逍遥境界也是以心性哲学为基础的。换言之，正是在心性论的基础上，道家创构了关于精神自由和人性解放的逍遥理论。《庄子》说：“夫明白入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汝将固惊邪？”“上神乘光，与形灭亡，是谓照旷。致命尽情，天地乐而万物销亡，万物复情，此之谓混冥。”（《天地》）作为人性解放和自由实践的理想境界，“逍遥游”意味着诉诸心性境界的精神超越。简单地说，“逍遥游”包括外在的“游世”和内在的“游心”两个方面：所谓“游世”就是“与世偕行而不替”、“游于世而不僻”（《外物》），以“随成”和“俱化”为特征；所谓“游心”则意味着“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应帝王》），突出了“乘道德而浮游”、“乘物而游心”的内在超越性，它的根本意义在于内在精神的自由解放。对此，庄子极尽高扬夸张之能事：“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疬而年谷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薄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逍遥游》）“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震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齐物论》）我们由此可以窥见《庄子》的放旷心态、超逸襟怀和逍遥精神。面对浩渺的宇宙，纷纭的人世，无情的历史，生死的命运，孱弱的个人却凭着“精神高于物外”的境界独立于天地之间。

孟子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分在于人有一自然给予的心灵。人的心灵不仅是认识性的,而且是道德性的。此心具体化为四心,也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孟子认为,人心规定了人性,人性是人心的现实化和扩大化。既然人有爱心,那么人的本性就是善良的。人的善良本性是人的良知和良能,并表现为仁义礼智四德。虽然如此,但孟子认为人需要扩充其本心和本性。人的心性修炼的关键是沟通天人,其唯一的道路是诚,诚是真实不虚的存在。在诚之中,人能够达到天人合一。心性论也可称为心性之学，是关于心性的理论或学说。心性哲学是中国哲学史上先秦儒道两家的重要理论课题，老庄思想中便具有道法自然和无为合道的论述，儒家继孔子之后的思孟学派也建立了“尽心知性知天”的心性哲学。中国哲学虽然是围绕天人之际展开的，但是天人之际的核心不是天，而是人。而人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心性问题。所以心性问题一直是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一项基本理论。对于心性的不同理解和说明，是儒学内部派别分歧的重要表现，甚至可以说是儒学内部派别划分的主要标志。从心性论的历史演变，可以清楚地检阅儒学发展的历史轨迹。蒙文通曾说：“儒家心性之论，亦以兼取道家而益精”（《蒙文通文集》第1卷，第256页），提示了儒、道两家于心性之论互相融合互补的深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