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国民性研究论文的前言

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国民劣根性，爱看热闹，麻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与其让国民毫无知觉的继续充当看客，不如停下来不让他们有事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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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性的批判，鲁迅的态度是偏激的，而老舍的态度则是温和的。此外，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也是不同的，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要求直接相关，而其目的也带有一定的功利性，是为了改造国民性。而老舍在步入文坛时，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他又与当时的主流文学并不合拍，所以，他对国民性的批判只是他通过“城与人”的关系对“市民世界”进行探讨时所作的文化反思。 老舍和鲁迅都看到了儒家传统文化给中国人民心理和性格上所带来的深刻印痕，但当两者将这种认识渗透到国民性批判的创作实践中去的时候，则表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鲁迅主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等多个角度去洞察社会，因此，在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时候，习惯于把政治的、经济的、伦理道德的和文化的批判紧密结合在一起。老舍的批判则完全不同于鲁迅的这一批判模式，他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专注地投放在了对传统文化的负面性的揭示和批判上。“老舍以他特有的生活经验和艺术形式，在丰富开阔的中西文化对比中，从宏观的角度广泛地透视了国民的精神状态。” ①老舍打小就生活在北京的市民阶层，对流传于其中的各种文化都了如指掌，多年的留学英国的经历，西方的文化熏陶又使他摆脱了封建文化的束缚，具备了宏阔的文化视野。因此，当他从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中去关照两个民族的文化时，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糜烂的传统文化给中国民族所带来的危害以及在这种文化形态的影响下形成的市民性格的劣根性和国民人格的丧失。在他看来，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是一切国民劣根性形成的根源，于是，执着于从批判传统文化的视角入手，去探讨、研究和分析国民性的一切问题便成了老舍小说国民性批判的主旋律。这相对于鲁迅多角度、大范围、重现实的批判来说，又是一个极具创造性的新特点，尽管温和的文人性格使他的批判缺少点鲁迅那样的尖锐，对文化的批判也过于绝对化，但这并不能抹杀他这一独特的创新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够如此执著地从文化角度将国民性问题解读得如此透彻的人也就只有老舍一个而已。

现在有些人似乎很“爱国”，说鲁迅批判国民性把中国人说得太丑了，甚至担心会伤害民族的自尊与自信。他们可能并不了解鲁迅所批判的国民性的具体内涵，也不了解鲁迅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这种批判。鲁迅毕生致力于批判国民性，这也是他所理解的实现文化转型的切要的工作。他写小说、杂文，时时不忘揭露批判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说得最多的有奴性、面子观念、看客心态、马虎作风，以及麻木、卑怯、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等等。鲁迅声称他“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蔽常取类型”。这对于凡事都比较讲面子、讲中庸的传统社会心理来说，的确不合，也有悖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但作为一个清醒而深刻的文学家，一个以其批判性而为社会与文明发展提供清醒的思想参照的知识分子，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真是我们民族更新改造的苦口良药。如果承认鲁迅的批评是出于启蒙主义的目的，而启蒙又是我们民族进入现代化必经的“凤凰涅”的需要，那么就不会再担心国民性批判会丧失民族的自尊，相反，会认为这种批判是难能可贵的民族自省。我们读《阿Q正传》，看小说中那些“丑陋的中国人”的处世行为与心理表现，会感到不舒服，甚至恶心，这真是给我们的同胞揭了短，露了丑。但仔细一想，这又是何等真实的刻画，是一种毫无伪饰的真实。一些中国人共同的精神疾患久矣，我们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也都麻木了，但是通过鲁迅的创作我们重新发现了自己，发现我们周遭许多落后的行为习惯，乃至心理模式、民风民性。比如“以祖业骄人”，总是向后看，摆“先前阔”；比如“比丑”心理，癞疮疤也可以作为骄傲的资本；比如自欺欺人的健忘症，不能正视失败和衰落的精神胜利法；比如那想睡上秀才娘子宁式床的狭隘的“革命”理想等等，是鲁迅笔下阿Q等角色的表现，又何尝不是我们社会生活中习焉不察的精神弊病？鲁迅是深刻的，但并非居高临下。他总是带着自己深切的生命体验，带着无限的悲悯和无奈，去表现和批判他所置身的那个病态社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把中国人这个老病根给看出来了，这是非常伟大的地方。我们今天读鲁迅的小说、杂文，还是能看到许多国民性弊病的揭示，感到这些病现在有些依然严重，这就是鲁迅的深刻，鲁迅的厉害。我们看鲁迅的作品，有时候会觉得他写的那些沉重悲哀的东西，老是缠绕着你，甚至让人不得安宁。如果有了这种感觉，那就是读懂了一点鲁迅，慢慢接近了鲁迅。鲁迅不是给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预备的，读鲁迅要有一定的生活经验，有较多的人生历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