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论文范文

读完一本书以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何不静下心来写写读后感呢？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我整理的《世说新语》读后感3000字，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最近有好几个朋友跟我说喜欢我的关于《幽梦影》的读书笔记，其实中间有些是开玩笑写的，他们说描述得还蛮准的，我觉得大家看了高兴就好。今天上午泥巴问我说我自己像什么，我说像魏晋文章吧，样子很端正，内心很自由。

既然大家喜欢，我就慢慢地把我另外一些读书笔记放上来，但是可能没有那么有趣，也比较多是关于文学和历史的东西，而且我打字慢，没有耐性，所以速度应该不会快。

同时我也会推荐一些我看过的不错的，对我有影响的，与之相关的文章给大家，跟我最好的朋友们分享读书的快乐。

《世说新语》的《容止》是我大学毕业论文的研究题目，是我在整本书里面发现的最有意思的一篇。当初在选题的时候，我原本没有打算写这个主题，但是按照我的个性，写我最想写的篇目说不定会“出界”，最后从我的兴趣角度选了《容止》这篇。我的论文完全是从技术角度来分析的，不用涉及太多的立场问题，也没有太深入，充其量就满足了一下自己的兴趣。最后在写论文的过程中，还蛮开心的，有点意犹未尽，但是论文的分数很一般。

而整本书一共有三十几篇，我都有写一些笔记。有些写得很长，反正全部打进电脑里面应该是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做一点，是一点，看看最终可以做到哪一篇。

依旧沿用世说新语一贯风格，以问答的形式、简洁的形式对当时名流进行评价。而评价的不仅是品德、才能，还有精神、气质、修养等多个方面。正如人的躯体可以腐朽而人的精神却可以长留天地一样，此书也因为记载下那些风神俊秀、气度宏伟的人物而流传千古，常读常新。从前三则故事中就可见出本篇体例：

第一则说的是陈仲举、李元礼二人不相上下，人们莫衷一是。蔡邕认为，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则对部下严格，而犯上难，“摄下易”。于是当时的人把陈仲举列为“三君之下”，把李元礼列为之首。

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评价一个人也并非一事，要目光如炬，还要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

凤雏庞统与伏龙诸葛亮齐名，但在流传下来的功绩、故事远没有诸葛亮多。第三则故事，顾劭请教凤雏，自己和他相比如何，后人可以从凤雏自己的回答中了解知道凤雏是何许人也。凤雏认为，自己在早就化育社会风尚，与时代起落沉浮方面不如顾劭，而在讨论王霸事业的各种策略，观察祸福的契机关节上面，顾劭不如自己。由此可以推断，顾劭只是一般的官员而已，而庞统足可以成为政治家、哲学家。如果用围棋来比喻，顾劭是一般九段棋手，而庞统则是超一流棋圣。

世说新语的语言多用口语，因而很鲜明、清新、生动。比如把诸葛亮、诸葛瑾、诸葛诞三人，“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狗”并不是贬污之意，按照文中解释，“知古人之视犬，仅下龙、虎一等”。

说到书的本身，《世说新语》主要记录的都是魏晋人士，很少写到吴蜀两地，这两个地方比起建安，少了很多风流气象，也许是还没有怎么开发，多是蛮夷之地，诸葛亮要七擒孟获才搞得定一个小地方，说明当时的西南是相当难治理的。而北方经过两汉的开发，虽然饱经战乱，但是经济上相对富足，还是蛮多文化活动的，曹操几次发布《求贤令》，在他的周围也聚集了一大批文人，也出了些不错的文章和诗文。

魏晋多战，北边疆域长治不安，曹丕和司马家的人都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登上帝位，所以不能以“忠”治国，只好大大地推行“孝”，治国的理念就好像不能像两汉那样完全利用儒家的思想，相对比较自由。同时可能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的状态，也有可能是因为曹家人和司马家人的性格，宁可错杀，绝不放过，魏晋流行肉体消灭，就是不管怎样，先杀了再说，快刀斩乱麻，少了很多麻烦，所以魏晋名流得善终的很少。

在这种大背景下，魏晋人的个性和这个时代的风尚就变得相当有意思。一边追求功业，一边注重享乐，一边感叹人生太短促，一边炼丹服药求长生，他们可以一边进行最奢华的享乐，又在同时涌上很虚无的悲伤。男人都抹粉，装娇弱，带花囊；女人则追着漂亮的男人满街跑，总之很有趣。

在写魏晋的文章中，我是很喜欢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的，推荐给大家看看，题目很复杂，叫《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非常有名。他比我阐述的透彻多了，也高级多了，我只是觉得好玩，我对魏晋的理解很多都源于这篇文章。而鲁迅先生是魏晋文学和历史的专家，他有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专门写《世说新语》的一篇，我稍后再介绍，这次要放上来的是他的一篇演讲稿，更加口语化，是一篇很可以用来帮助理解魏晋历史背景和文化的文章。每次看他的文章，都会觉得，写得真好，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写得这样好。其中介绍的书都很值得去读，而且他对曹操的评价在那个时代应该是具有开创性的。再就是他的文章后都有很详细的注解，非常大的工作量，很严谨的态度，让人非常敬佩。

今天读《世说新语》又读到这么一则，觉得挺有意思，特抄录如下：

“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

每读古文，古代人物的才思敏捷巧舌如簧出口成章的本事总是令我叹为观止。曹植、诸葛亮等妇孺皆知的人物自不必说，就说这则中提到的蔡洪，在我的印象中似乎算不得什么人物，可口才却甚是了得。蔡洪初到洛阳，不免有人欺生，讥讽他是来自偏远地区的乡下人，乡巴佬，而且还是亡国奴，有什么本事到我们这里来争饭吃？且看好个蔡洪，不慌不忙，应对自如。先打个比方，夜光宝珠不一定都出自于孟津之河，一个巴掌都握不过来的璧玉——可见其价值连城——也不一定都得去昆仑山去采。言下之意很清楚，就是说好东西，有价值的宝贝哪个地方都有，你洛阳有人才，我吴楚之地就没有？我蔡洪就是也。真是狗眼看人低！接着举例论证（对不起，教语文教出毛病了，张嘴就是酸溜溜的术语）：再看人家大禹、周文王，算不算人才，他们都是哪个大地方的人啊？都不是嘛。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地方都很偏嘛。可见，小地方也是能藏龙卧虎的。圣人贤人哪里有个固定的出产地呢？所谓“英雄不问出处”，我蔡洪吴楚之士怎么啦？最后反戈一击，雷霆万钧：你们觉得自己出身不错是吧，觉得是洛阳大城市的人有优越感是吧，“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想当年，武王是把“顽民”迁进洛邑，说不定你们的祖先就是那些“顽民”，你们也不过是“苗裔”，还不如我呢，有什么可拽的？至此，一场完美的反击战落幕，蔡洪同志大获全胜。

综观整个过程，蔡洪也不过说了三句话，却句句出之有据，结结实实，入木三分，不容人辩驳。而且，三句话三个角度，辩论技巧高明之至。想衷心说一句：蔡洪同志，youaremy偶像！

近来，高三毕业班的工作逐步接近尾声，我也终于静下心来好好地学习了《世说新语2·刘墉教育秘笈》一书，颇有齿颊留香、余味悠长之感，自觉受益匪浅。

《世说新语》在我国——韩国也有一定的认识，地位。学这门课前我只知道它的书名而已，可通过这门课我才学到它所提到的东西。对一名留学生来说读一本中国的文学品是非常不容易的。《世说新语》这本书实在很难，但我个人认为，作为学汉语的，学中国文化和文学的非常值得读一读。《世说新语》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1年）有关东汉到南朝刘宋人物轶事的杂史。

作者是宋的临川王刘义庆（公元403年——公元444年），梁朝的刘峻（字孝标）作注。在汉代时，刘向曾写《世说》，但已散失。《世说新语》原名也是《世说》，所以为和刘向的区别，又叫《世说新书》，宋代之后改为现在这个名字。编著者刘义庆（403——444），南朝宋宗室，袭封临川王，曾任荆州刺史、江州刺史等职。《宋书？宗室传》说他“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著有《徐州先贤传赞》九卷及《典叙》、志怪小说《幽明录》等。刘义庆以前的志人（轶事）小说有晋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等，均已散佚。《世说新语》虽被保存了下来，但近代学者根据唐写本残卷考证，亦经后人删改，与原貌已有很大出入。

刘墉，是一双优秀儿女——刘轩和刘倚帆的成功父亲，也是台北青少年谘商中心的创办人，对于当今时代受教育的主体“新新人类”确实是了解深入，并且有前卫的理论、丰富的经验，更用积极的行动践行。全书总计48篇，内容丰富，有日常沟通的技巧，有特殊事件的处理，有学习方法的建议，也有心理健康的指导，生动实用，深入浅出，轻松幽默如话家常，谆谆教导又似醍醐灌顶。对于受教育者“新新人类”来说，本书确能引领他们认清自我，规划自己的人生，一步步走向成熟；对于教育者尤其是老师来说，确能指导我们更好地履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担负起培养新一代社会接班人的重任。

全书首起尾合，浑然一体。第1篇主要交代了教育对象的两个特质：第一，新新人类的平均寿命长得多；第二，新新人类要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第一个特质意味着新新人类必须坚定终生学习的理念；第二个特质决定新新人类的个人意志品质，观念灵活，转变得快，适应得快。熟悉了教育对象的特质，才能因材施教、因时施教、因地施教，这是前提。第48篇则言简意赅地总结了教育新新人类的终极目标和根本方法（原则），教育的终极目标时“更懂事、更成熟、更体谅、更宽容”“行善、助人”“活得更积极、更快乐”，教育的根本方法（原则）是“教‘新新’人类做‘心心’人类，有爱心”。我以为，生活的目的.是积极、快乐，教育的目的更该是积极、快乐。哭着过是一天，笑着过也是一天，何如“微笑每一天”？教育新新人类是用“心心”来完成的。

从《世说新语》的某些分篇中，可以看出刘义庆编著此书时的倾向性。如《德行》、《政事》、《方正》、《雅量》等篇，作者对其中的人与事大抵采取肯定的态度；《任诞》、《简傲》、《汰侈》、《尤悔》、《惑溺》等篇，则对所写人与事多持否定态度。其他各篇，虽然从题目中看不出明显的态度，但行文中仍有其倾向性。大体来说，刘义庆对汉末一些名士，都是歌颂或赞赏的；对魏晋的清谈家则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如他比较赞赏的晋代乐广等人，尚清谈而又不违背“名教”；至於象阮籍等蔑视“名教”的人，则被斥之为“狂诞”。

第2篇至47篇，刘大师具体地谈到了教育新新人类的案例及方法，不只是教孩子如何考高分，更是使孩子们快乐、追求并体验成功，在“德智体群美”五育均衡发展，适应未来的时代。每一个案例都阐述了很多值得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深思的理念和方法，下面我试举几例。

什么是成功？这是教育的出发点。真正的成功不是所谓的考高分，而是“从生下来起就能快乐、健康、积极地过好每一天”，“每一天都有收获”，“每一刻都在寻找快乐”。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教育才变得灵动深入了。当然，这实在是一种理想状态，真正实施起来恐怕是要饱受诟病的。惟其如此，我们的教育才更需要我们去努力地贴近本质。

教育是施教者和受教者之间的对话。对话如何达成效果的最大化？“拥抱是心灵的沟通”，看似肉麻，实则切实有效，大家都很熟悉，我校高考文科考生进入考场之前，很多都和自己的科任老师、班主任握手甚至拥抱。其实，这哪里是握手、拥抱呢？这分明是一次心与心的碰撞，是一次心与心的无声地交流啊！效果如何？学校的高考成绩便是明证。多弯下腰来和孩子说话，多低下头来和学生说话，这才是交心、和谐的切实有效的方式啊。

“别为孩子‘擦屁股’”！很多家长、老师，其实都有一种想法，怕孩子太小，阅历不丰富，办事没经验，所以，总是不敢放手，偶尔放手，还总是跟着身后，帮着擦未净的屁股。一直这样下去，孩子何时才能长大？正是因为孩子还小，所以需要加强磨练，丰富阅历，增长经验，逐步走向成熟。在磨练的过程中，犯错误在所难免，需要关注的是：错误犯了以后，谁该面对错误，如何面对错误？勇敢地担当，才是我们应该教育孩子一定要树立起来的意识。“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啊。

对有些历史人物，他虽然并不赞成，但对他们某些行动，却又持欣赏的态度。如对西晋末年“清谈误国”的王衍，有时也赞赏他不和人计较的“雅量”；对桓玄则称其早慧。总的来说，他还是依据世族士大夫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人物的。《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人物言行，往往是一些零星的片断，但言简意赅，颇能传达人物的个性特点。如《雅量》篇写祖约和阮孚两人的优劣，只通过祖约料理财物和阮孚为木屐上蜡的两个细节，显示出一个是吝啬的守财奴，一个只是出於对木屐的癖好。淡淡几笔，人物性格就跃然纸上。

《忿狷》篇写王述性急，吃鸡蛋时用筷子刺不破壳就发怒，以至用脚踩，还放口中嚼破后吐掉，寥寥数语，把他当时暴怒的状况生动地表达出来。在《世说新语》中，记言论的篇幅比记事的更多些。记言方面有一个特点，就是往往如实地记载当时口语，不加雕饰，因此有些话不很好懂。如《政事篇》记载王导对几个“胡人”弹著指头说“兰阇兰阇”，就是一句“胡语”；《排调篇》又记载他当著刘惔的面说“何乃渹”，“渹”是吴语冷的意思。此外象“阿堵”、“宁馨”等当时的俗语也屡次出现。它在记言方面的另一个特点，是常常能通过几句话，表现人物的性格。如《简傲篇》写桓冲问王徽之做什么官，他回答说：“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又问他有几匹马，死了多少，他都答不上来，却用《论语》中的话来答对，活画出世族士大夫们狂放而不切世情的特徵。

《尤悔篇》载桓温自言自语地说：“作此寂寂，将为文（晋文帝司马昭）景（晋景帝司马师）所笑。”接著又说：“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这几句话，也活画出一个野心勃勃的权臣的心理。后一句话是内心自白，很可能出於传说和想象。书中还有一些反映人物心理的语言，也很生动传神，如《忿狷》篇写王恬对王胡之发火，王胡之握著他手臂说：“汝讵复足与老兄计耶？”王恬拨开他的手说：“冷如鬼手馨，强来捉人臂”。言语间表现出一个很冷静，一个在狂怒，都很形像。《世说新语》的文字，一般都是很质朴的散文，有时几如口语，而意味隽永，在晋宋人文章中也颇具特色，因此历来为人们所喜读，其中有不少故事，成了诗词中常用的典故。读了一遍《世说新语》，内心颇感世事沧桑。

在这纷繁的世界上，保持一颗平常心是何等重要，可想而知。我非常欣赏那些在乱世中还能力挽狂澜的人物。这些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才能。我欣赏他们的个性。也许有的人会说这些人都太怪异了。是的，我也承认他们的行为怪异。但我更看重的是他们的能力。我欣赏他们的魄力。读过这本书我感觉到自己的行为的不随意。当然我愿意做一个真正的自己。做我自己。这本书中有许多经典的故事值得大家去深思回味。我愿与大家共同分享我的读后感。我觉得这本书中的许多事情似乎在我们身边发生过一般，只不过这些事离我们太遥远罢了。但是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最近发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乎还会发生世说新语中所述的事。这是我读后所有所思的地方。这本书中的故事有启人深思的地方。

初中时听说刘庆义的《世说新语》，直到大学才通读了一遍，读之不忍释卷，深深地被这本书吸引，一桩桩小故事，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如行林荫道上姹紫嫣红令人目不暇接。现在又重新从市图书馆借了本来看，如同老友相见，分外亲切。孔子说：述而不作，这述又何尝不是作？王夫之主张“六经注我”，也就是用自己的话语体系去阐释六经，旧瓶装新酒，经典著作就是一张皮，每个人都在上面衍生出许多毛毛来，西方有谚：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世说新语·文学篇》中所谓“文学”是指文章学术，辞学修养，也包括人生态、处事原则。这一时期文学雅士们以清谈为主要内容，以辩论为主要方式，对佛、道、玄学进行了融合理解。这当中所体现的包容和学术研究精神，值得我们用心研究，用心学习。

阅读《世说新语·文学篇》，更多的感触是古人的那种良好的学习态度和浓厚的学习学习氛围。其中让我感触颇深的一段记载是说郑玄的故事。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箸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槊，逢彼之怒’”。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郑玄家的佣人都喜欢读书。有一次，郑玄觉得他的奴婢干事不称心，准备用“家法”惩罚。这位婢女认为自己冤枉，想加以解释说明；但恰逢此时郑玄盛怒，于是就叫人把她拽到院中的泥地里。这时，恰好另外一位婢女走来，见此而问：你为什么站在泥地里？她问话时引用了《诗经·邶风·式微》中的“胡为乎泥中”一句。被斥责的这位回答时则引用了《诗经·邶风·柏舟》中的“薄言往槊，逢彼之怒”，用来解释说：我本来是要向他(郑玄)说明清楚的，谁知正好赶在他生气的火头上。

这里且不论郑玄的不论是非的火爆脾气，郑玄家里的学习氛围更是让人叹服，虽是“婢女”，却能那么娴熟地引经据典，且诙谐隽永、恰如其分。说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缘故吧，但是想到更多文人的事迹时，又不尽然，这里让人更多的是感受到郑玄为学成就之高，连家里的佣人也极富文化修养，郑玄的学术修养更是让人钦佩。这又不禁让人想到现在学生的学习状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更应当继承和弘扬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民族精神发扬光大，同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根据《世说新语·文学篇》的记载，古人自身所营造的浓厚的学习氛围却是真的让后人为之惭愧不已。文人为了探讨学术知识，竞相辩论，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种胸襟和气度也是后人鞭长莫及的，然而，这种涵养却是我们现在做研究和国家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只有在互相努力地前提下，才能做到事半功倍，让各自的研究做到飞跃性提升，也为我国强国之路的发展，伏下强有力的一笔。

未及弱冠的王弼前往吏部尚书何晏所设宴请有名望的宾客宴会，何晏把客人谈论最精彩的部分告诉他，并问道：“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我认为这个道理讲的很对，还可以提出质疑吗？)面对前辈，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王弼依然提出质疑，然而在座宾客无人能对答，王弼自问自答，反复论辩多次。何晏并没有因为王弼的出色而大怒，王弼也博得了在座的钦佩和敬仰。可以说王弼的行为在现在看来就是出尽风头惹人嫉妒的情景，而何晏等老一辈的文人却并没有因此排斥王弼，而是忘记年龄，虚心学习，可以说这种思想将有利于更好的促进学术的进步，也更有利于培养新的文化传承者，这样的胸襟和气度，这样让人折服的学术气息，让人向往，更应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深思。

太尉王夷甫见阮宣子时问道：“老子、庄子与儒家的教化有什么异同？”回答说：“将无同？”太尉很满意，便任命他为掾官，世人称他为“三语援”。而卫玠嘲笑他说：“一个字就可以调用了，为何用三字！”宣子说：“只要是众望所归，也可以不说话而调用，一个字都是多余的。”于是两个人成为了朋友。宣子没有因为卫玠的嘲笑而恼怒，而是用巧妙地语言说服了卫玠，两人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学术性探讨，并没有个人恩怨的纠纷，也更加体现了文人的学术氛围和宽容的学术胸怀，这一点是尤为可贵的。

魏晋时期文人雅士的交往更多的是建立在学术、思想上的。博学多才的人更多的得到人们的结识和尊敬，对当时魏晋时期文化等各方面发展是一种促进，也值得后人在这一点上效仿。特别是对于文人的学识修养方面，更多方面引人深思。

殷浩、孙盛、王濛、谢尚这些名士，都聚集在王濛家里。殷浩与孙盛共论《易》，孙盛自以为他的发言是最合理的，不可一世。在座各人都不同意他的说法，又不能说服他。王濛叹着气说：“假如刘真长来，一定会制服他。”孙盛也意识到自己不如刘真长。等刘到来时，孙盛简略的说了刚才所说的理由，语气已大不如前。刘真长讲了大约二百多句，言辞及提问，都简明扼要，孙再无法回答。由此可见，学者们的辩论更多的在于互补，激烈的辩论更多的体现了文人对知识的渴求，这一方面是我们更应当看到的，也是我们应当极力推崇的。

孙安国到中军将军殷浩处一起清谈，两人来回辩驳，都无懈可击。侍人把端上的饭菜热了好几遍也顾不得吃。双方奋力甩动拂尘的毛全部落在了饭菜上，宾主竟然到傍晚也没想起吃饭。殷浩便对孙安国说：“你不要做硬嘴马，我就要穿你鼻子了”孙安国接口说：“你没见挣破鼻子的牛吗，当心人家会穿你的腮帮子！”当辩论激烈到这种程度时，更加的感叹学者们幽默诙谐的言辞，同时，双方的学术精神更是让人由衷的佩服。

当然这当中更多是体现了文人多知识的热爱与包容。然而其中也不乏文人利用知识摆脱困扰的例子。

郑玄在马融门下，住了三年都未见到老师，只是由马融的高足弟子传授一些知识而已。有一次马融曾计算天象，不相符合，门下弟子都不能解决。有人说，郑玄懂得计算。马融于是召郑玄令他计算，郑玄把式盘一转就解决了问题，大家无不惊奇。等到学业完成，郑玄告辞还乡，马融叹息说：“礼乐都到东方去了！”同时又唯恐郑玄的名气高过自己，心怀妒忌。郑玄也怀疑有人迫害他，就坐在桥下，用木屐踏在水上。马融用《周易》转式之法进行占卜，探寻他的行踪。见到卦象后，对身边的人说：“郑玄在土下水上，而又靠着木板，这样必然已经死了。”于是不再追寻。郑玄因而免于难。

这个故事是说郑玄学识遭人嫉妒，郑玄机智脱困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难体会，学习就应该向郑玄那样，应该积极探索，勇于向前辈和别人请教，同时自己更应该加强学术修养，利用自己的知识做更多有用且有意义的事情，为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更值得一提的是，《世说新语·文学篇》关于文人对妇女态度看法的文章，谢太傅问陆退：“张凭为什么为母亲作悼念的诔文，而不为父亲作？”答曰：“这自然是因为男子的品德已经在他的事迹中表现出来；而妇女的美德，那就非诔文不能显扬了。”谢朗母亲王夫人因为儿子的体弱曾对支林道说：“新妇少遭家难，一生所寄，唯在此儿。”谢公语同坐曰“家嫂辞情慷慨，致可传述。恨不使朝士见！”这些话语中所显示的文人对妇人尊敬的的态度，就不难想象《花木兰》这部文学作品为何会流传至今了，故事本身的价值当然重要，但是，更应该看到人们对传承这些作品的积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方面。

明代的学者胡应麟评介《世说新语》：“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惚生动，而简约玄淡，真致不穷，古今之绝唱也。”既是绝唱，定有属于他绝唱的魅力，反复认真诵读这36门学说，定能让我们受益匪浅。

看到这个题目，我就想到了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夙慧篇》中的一则故事：当初晋元帝突发奇想，想要考一考身为太子的晋明帝司马绍。于是，他把司马绍叫到榻前，问他：“长安、太阳哪个更远？”他想了想，答道：“太阳。我听说过有人从长安来，却没听说有人从太阳来。”晋元帝大为诧异：“这个孩子的回答真是出人意料地与众不同。”后来，晋元帝在朝廷上和大臣们提到了此事，又问司马绍：“太阳、长安哪个更远？”司马绍不加思索地说：“长安。我抬头就可以看见太阳，环顾四周却看不见长安。” 作为一个有科学常识的人当然知道：太阳离他的距离要远远大于长安理他的距离。所以他在第一次回答时答了“太阳”。但他的第二次回答的答语更富哲理——长安看似比太阳离他更近，实际上在他的心里，长安是重要城市，地位比太阳要重得多，可望而不可即，因此他才会说太阳近而长安远。 其实，没有所谓的“最遥远的距离”。最遥远的距离是物与心的隔阂（当然也包括心与心的隔阂）。 《庄子·齐物论》中有这么个故事：有一次庄子睡觉，忽然做了个怪梦。在梦中，庄子变成了一只漂亮的蝴蝶。它一忽儿飞东，一忽儿飞西，在草丛花枝间翩翩起舞。要说快乐呀，那真是快乐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