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管理毕业论文专科

元月18日至21日，我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进行了调研。采取参观现场、个别走访、召开座谈会等形式，与当地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就新农村建设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探讨。现将调研情况汇报如下： 一、当前基层干部群众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认识及心态 （一）总体认识。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后，立即引起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强烈反响。他们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又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实现国家战略转轨，推动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抉择。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转轨变型的关键时期，党中央高瞻远瞩，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以及少数国家因战略调整滞后造成发展缓慢的惨痛教训，适时地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部署。这对于构建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长效机制，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动我国向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化目标迈进，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现实需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一方面，我国工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已经步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能力日益增强；另一方面，近些年城乡差距的拉大，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障碍。同时，由于农村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农村购买力不强，已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确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必然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三农”问题，从根本上打破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从根本上搞活农村市场，从而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第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重要升华。其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好从理论和实践上体现了两者的本质要求。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映一定时期农村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社会状态；从实践上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系统工程，既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也体现了城乡一体的长远发展目标与近期目标的统一。新农村之“新”，正是体现在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上、体现在建设和谐社会目标上、体现在统筹城乡发展格局上。总之，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群众认为，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完全符合农村实际，非常鼓舞人心。他们坚信，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农民致富、农业发展、农村进步的目标必将实现。 在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解上，基层干部群众普遍认为：这次与五十年代提出的“新农村”概念主要有三个不一样：一是提出的背景不一样。目前国家已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人均GDP过1000美元，总体上进入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历史新阶段。就仙桃市而言，2005年，全市总人口148万，其中农业人口104万，全市生产总值达亿元，其中工业增加值达到38亿元，农林牧渔总产值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817亿元，完全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物质基础。二是内涵不一样。这次的新农村建设内涵更丰富，内容更全面。五句话，20个字，紧扣科学发展观的时代命题，包含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政治文明等多方面的内容。三是目标和要求不一样，这次的目标更明确、更具体。他们认为新农村建设主要体现“五新”上，即：产业发展要形成新格局、农民生活水平要实现新提高、乡风民俗要倡导新风尚、乡村面貌要呈现新变化、乡村治理要健全新机制。 （二）当前的心态。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后，基层干部群众是“既喜且忧”。基层干部喜的是新农村建设使“三农”工作有了新抓手；忧的是县市以下地方政府的配套建设资金难以落实，担心重走“普九”的老路，同时担心政绩考核难以过关。基层群众喜的是农民有了新盼头，政府会有新举措，农村会有新变化。沙嘴办事处杜柳村村民王顺军喜笑颜开地对调研组人员说：新农村建设是“政府出力，群众受益”。忧的是公益事业要自己掏腰包，农民负担可能借机反弹。怕的是盲目铺摊子，搞面子工程，形成新的债务。还有少数农民群众则存在“急、怨、冷”的心态：一是“急”。期望值过高，恨不得马上建成新农村，过上城市人的生活；二是“怨”。有的地方群众看到电视上和周边村庄发展建设得比自己村好，埋怨本村干部争取不到政策资金扶持，没有找到致富门路；三是“冷”。有的村基础条件较差，没有致富门路，群众对新农村建设漠不关心，冷眼相看。 二、仙桃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思路和打算 （一）仙桃市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仙桃市现有国土面积253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万亩，下辖15个建制镇、3个市属街道办事处、6个农牧渔场、653个行政村、4703个村民小组。全市总人口148万，其中农业人口104万，农业户万户，农村劳动力万人，其中，外出打工劳动力万人。2005年，全市生产总值达亿元，其中农林牧渔总产值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817元。全市现有农村职业学校8所，在校生4900人，教职员工487人，2005年共培训各类职业技术人才万人，有图书馆1个、乡镇文化站18个、影剧院19个、各类文艺演出团体198个；现有乡镇卫生院19所、医务人员359名。现有农村敬老院28所，五保户4040户，其中集中供养户3236户；应享受最低收入保障人数达到万人，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107个，其中种植业类18个、养殖业类23个、流通业类76个。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力度大，2005年在全市范围内实行村委会主任海选，共选村主任653名，农村的“双代管”率达到100%。 （二）仙桃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情况 1、见事早，行动快。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才短短的3个多月时间，仙桃市就已做到了“四有”，即有专班、有试点、有规划、有初步成效。五个试点，可以说是镇镇有亮点，村村有特色。2005年12月底仙桃市委市政府成立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市委书记马清明任第一组长，市长陈吉学任组长，市发改委、财政、农委、水利、农业、林业、建设、民政、卫生、教育等十多个市直部门为成员单位，办公室设在市农委。目前市委市政府重点抓了五个乡镇的五个试点村，即陈场镇的园艺场、三伏潭镇的栗林嘴村、张沟镇的先锋村、沙嘴办事处的杜柳村、彭场镇的挖沟村。五个镇中有四个镇及五个村都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详细规划。规划中既有发展目标，又有实施步骤；既有长计划，又有短安排；既有物质文明建设，又有精神文明建设；既有产业发展规划，又有生活居住环境的改善；既有点的重点建设，又有以点带面的辐射带动。总之，仙桃市认识早，行动早，领导重视程度高，农民参与积极性高，已取得初步成效。 2、典型特色突出，推广性强。目前仙桃市新农村建设根据“以点带面、引爆一片”的要求，推出的几种模式，其规划蓝图宏伟，产业特色突出，群众基础扎实，推进稳步有序，具有较强的推广价值。 一是张沟镇先锋村模式(支部+协会+农户模式)。先锋村位于张沟镇东南一隅，全村9个小组、419户、1890人、耕地3530亩，过去以种植水稻为主，是一个封闭落后的水乡。1998年开始发展养鳝业，养鳝面积2500亩。2003年，由村支部发起，正式成立村养鳝协会，全村420多户养鳝户全部加入成为会员，协会为会员提供农资采购、养鳝技术、资金融通、市场销售等社会化服务。目前已形成了“支部+协会+农户”的模式。这种模式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加快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进程。2004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视察先锋村时，予以了高度肯定，并称其为“支部加协会，农民得实惠”。2005年，先锋村人均纯收入超过6000元，户平3万元。村民陈水兵前几年是贫困户，早年父母双亡，留下两千元外债和一间破瓦房，如今靠养鳝致了富，建起了两层漂亮欧式楼，用上了太阳能，媳妇也娶进了门。村里的水、电、路、渠等基础设施基本配套。通村水泥路已修了公里，有线电视、自来水户户通，电话安装了380户，拥有手机1200多部。从2004年5月开始的村庄改造建设目前已改造民居250户，计划3年内改造完毕。产业的支撑，为建设新农村提供了坚实基础。他们规划把鳝鱼交易市场辐射到全国和东南亚。现在村里划了40多亩地，准备由一个外地老板投资400多万建成一个大的多功能的鳝鱼交易市场。 二是三伏潭镇栗林嘴村模式（公司+基地+农户模式）。栗林嘴村有12个组，3257人，752户，4463亩耕地，养殖水面1200亩，种植面积3263亩。以前村级债务曾高达68万多。近几年该村大力调整农业结构，于2004年底引进朗德鹅深加工企业—盛胜鹅业，形成这种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推动了鹅产业规模化养殖、规范化生产。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2005年三伏潭镇发展朗德鹅8万只，养殖户达200户，其中养鹅专业户126户，为农民增加纯收入近100万元。栗林嘴村农户养鹅近3万只，村里不仅还清了债务，而且每年还有27万元的纯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650元。目前已完成水改任务，全村农民吃上了自来水。有线电视已安装200多户。固定电话安装了585户，拥有手机272部。修建通村公路公里，不少农户门前也通了公共汽车，一天有8趟到市区。村里开展了大规模的“一建三改”，目前已改厕300户，建沼气池100口左右，计划今年内全部完成改建任务。为美化环境，根治血吸虫病，保障村民的健康，村里投资对洛家河进行改道建设，长达公里的改道工程完工后，还将对两岸进行绿化和美化。村卫生室已达标。全村有2835人参加了市卫生局的大病统筹，每人出10元，可享受门诊报销15%、住院报销两千元的待遇。全村有50人享受最低收入保障，每人每年200元。为活跃村民的文体生活，下一步村里打算利用闲置地修建一个长100米、宽30米的娱乐休闲健身广场。 三是陈场镇园艺场模式（农场+市场+农户模式）。陈场镇园艺场始建于1992年，由原陈场村划组而治，现辖两个分场。通过十多年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桔橙和水产优势不断巩固提高，全场现有柑桔、脐橙面积1000亩，精养渔池面积800亩。园艺场是江汉平原果树种植示范基地，桔橙平均亩产达4000公斤，创产值6000余元。“陈场蜜桔”被有关部门纳入全国无公害食品评选规划，倍受客商青睐，

已有的研究表明，海峡两岸间一方面是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科技水平、资本实力、劳动力资源以及市场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是语言相通、地理相近等天然优势，因而农业资源的差异性与互补性十分明显，农业发展与农产品贸易等具有一定的互补优势与合作潜力[1-2]。诚如《两岸经贸论坛共同建议》所指出的：“两岸农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岸应结合双方的农业优势，强化研发、技术管理及行销的能力，互惠双赢，扩大两岸农业技术交流与合作的平台”①。本文拟就海峡两岸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发展进行简要分析、对比，得出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异同以及两岸合作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以期促进两岸农业循环经济的协同发展。 一、中国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发展 人与自然是一对永恒的矛盾。随着人类改造和支配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尤其是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掠夺式资源开发等，直接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紧张。面对人口增长、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以及生态失衡的巨大压力，通过对以往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反思，永续发展战略已逐步成为全球的共同选择与潮流。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由德、日、美等国家首先提出并加以实践的新型经济发展范式——循环经济[3-4]，通过近年的发展演变，现已被看作是实施永续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最佳模式，同时也是保护环境和削减污染的根本手段，一些发达国家已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作为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大陆，“循环经济”也正由一个陌生的名词和概念，逐渐上升为指导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原则和战略，并从内涵和外延上都有很大的发展。目前，大陆已在辽宁、贵阳、广西贵港、广东南海、内蒙古包头、新疆石河子、湖南长沙等地区进行试点。但从总的来看，即使是在工业体系，循环经济也刚刚起步，在属于薄弱环节的农业更是困难重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循环经济在农业上难以取得进展，恰恰相反，农业同样需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何况与一般循环经济相比，由于农业自身及其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独特性，农业发展循环经济还具有许多先天的优势！ 受循环经济思想与方法的启发，在多年卓有成效的中国生态农业等持续农业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只有从循环经济的角度加以引导和拉动，才能协调好现代农业各系统和层次以及农业生产与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最终全面实现生态品质、生物产量以及经济收入三者间的良性循环。于是，人们试图通过模拟和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规律，重构农业生产和生态系统，进而逐步开发出了一种新的农业发展模式——循环型农业，以使农业系统能够更和谐地融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过程中[5]。 从总的来看，在我国正式发表的文献资料中，最早提及农业循环经济的当属吴天马(2002)的《循环经济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一文[5]，最早出现“循环型农业”或“循环农业”一词的，当属陈德敏与王文献(2002)共同撰写的《循环农业——中国未来农业的发展模式》一文[6]。然而，2003年全国上下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还相当少；直到2004年，才有一些文献对此进行探讨；刚刚过去的2005年，各地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与理论研究，则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良好势头。 二、大陆循环型农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一)关于发展模式 尽管循环经济在我国的提出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但我国其实早就有了循环经济的实践，如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等，不少案例也已总结出来(解振华②，2003)。从现实看，一些地方丰富多彩的农业循环经济实践已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涌现出了诸如河南天冠企业集团、广西贵糖、北京蟹岛绿色生态度假村、上海崇明的前卫村模式以及辽宁省“四位一体”日光大棚生态农业示范区等先进典型。其中，辽宁省农民首创的以生物技术为主体、以沼气为纽带“四位一体”日光大棚能源生态工程，实质上就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循环经济，是农业现代化新路线的体现。 此外，福建圣农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主抓肉鸡主业链、生物工程副业链和有机肥副业链“一主两副”产业链③，近年来也走出了一条“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型农业发展之路；江苏省宿迁市则根据循环型农业的发展优势与影响因素，也逐步开发出了适合当地发展的7个模式：“生态家园”循环模式、食用菌生物链循环模式、有机农业开发模式、设施农业生态模式、立体种养循环模式、农林牧渔结合型循环模式和花卉苗木生态农业模式(高良敏等，2004)。 与此同时，刘慧娥等(2005)提出了通过采用节能、环保、绿色、清洁生产等一系列农业高新技术，构建以生态农业为核心的“低消耗-无污染-高产出-再利用-佳效益”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刘志(2005)、王鲁明等(2005)分别根据陕西及山东青岛的实际，归纳、总结了当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典型模式及其技术支撑体系；黑龙江及另外一些民族地区也发展出了一些典型的模式(陈青，2005；李玉明，2005；袁久和，2005)。李书民等(2005)则探讨了以畜牧业为核心，实现农作物秸秆三段循环利用与畜禽粪污两段利用的主要技术路线；汪怀建(2005)探讨了适合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农业生态工程模式；王奎旗等(2005)提出了我国水产业实施循环经济的“社会大循环”、“企业间循环”、“企业内循环”三个可供选择的基本模式，等等。 但以上述各种模式并不代表我国循环型农业的全部，各地在研究、设计具体发展模式时，还应从当地实际出发，既可以采用一种模式，也可以多种模式并用。而且不论实行什么模式，都必须严格遵循生态学的客观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使经济和谐地融入到自然生态的物质循环之中。限于篇幅和现实条件，我们无法就各地蓬勃发展的循环型农业进行系统分析、归类，但黄贤金等(2004)曾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发展循环型农业大体可以采用的模式：区域循环模式、能源综合利用模式、生态养殖模式、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模式，以及绿色和有机农业模式；并认为上述每一类型模式又包含有一些具体的实践形式，如：生态养殖模式，就包括基于农牧结合的畜禽养殖模式、稻田生态养殖模式、高效集约式养殖和健康养殖模式等[7]。 (二)关于发展方向 对于如何发展我国的循环型农业，吴天马较早提出了两种面向循环经济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路径)：一是以生态农业建设为基础的渐进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二是以有机农业建设为基础的跨越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并认为前者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实践意义，应大力提倡，而后者则为从根本上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实现途径[5]。陈德敏等也认为，要实现农业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以至社会效益的最优化，必须实施农业清洁生产，并以我国的生态农业为基础，发展我国的循环型农业[6]。 2005年10月，在《经济日报》举办的“循环经济发展战略高层研讨会”上，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杨朝飞针对我国农产品各种污染过于严重，出口越来越困难的现实，认为生态农业是今后农业发展的方向，而循环经济下的生态农业应该是农业发展的最终方向④。对此，季昆森(2005)也撰文指出：一般认为，循环经济在农业上的应用就是生态农业；实际上，循环经济在农业上的运用有更广阔的领域，其实质就是循环经济原则在发展生态农业上的运用，可称之为循环经济型生态农业。 (三)关于发展策略 与德国等先行国家相比，我国无论是在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距。从总的来看，源于对传统农业环境后果的反思以及受循环经济思想的启发而提出的“中国循环型农业”，目前甚至还没有比较明确、统一的定义，全国上下就农业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理解性或者概念性的初始发展阶段，尤其是对于物质循环和价值增殖等揭示农业循环经济最本质内容的量化研究和系统分析更是难得一见，仍有许许多多的理论、技术、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等方面问题亟待学术界研究解决。 具体来说，一是迫切需要对循环型农业进行更系统、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科学解释，真正理解和把握农业循环经济丰富的科学内涵及其发展方向；二是鉴于各地丰富多彩的实践已在某种程度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对各地比较有代表性的循环型农业发展模式，如：立体农业，农业生产物质循环利用(规模化养猪业等)，土地、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优化配置模式(休闲观光农业)，农业一、二、三产业的产业链联接模式(新型农业产业化)，以及生物能的开发利用(循环农业发展的新领域)等，进行更系统、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主要进行物质代谢分析及经济效益核算等，重点突出案例中的循环过程和效益评价及生态性三个方面)，努力做到既总结经验(与理论研究相呼应)，又努力发现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或措施，也是非常迫切和有益的；三是在全国还没有出台统一的、标准的循环型农业评价指标体系之前，对循环型农业进行全方位探索和多视角的科学研究，逐步建立一个适合当地特点的农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与发展规划，也是学术界需要大力研究的现实课题；四是人们还应从各地资源及环境等禀赋以及当前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实际出发，有选择地分析、比较有关国家或国内先进地区(包括台湾地区)循环型农业发展的一般经验与教训，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层面，对循环型农业的发展战略与制度 (政策)创新进行研究，为农业循环经济建设提供扎实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三、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协同发展之探讨 (一)台湾循环型农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尽管台湾岛内鲜有诸如“循环型农业”等提法，但台湾省在永续农业的发展、研发与发展策略等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我们也已注意到，台湾地区是世界经济、社会较发达的地区之一。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台湾地区因经济快速成长，以致工业、农业污染严重，人民健康与生活环境也日益受到威胁。一方面是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升，尤其是对饮食安全等越来越重视，绿色(有机)蔬果产品广受消费者的青睐；另一方面是人类活动已对环境造成危害及长远的不良后果，并逐渐地恶化、蔓延，正在对自身居住环境和社会发展带来负面作用。因而，面对循环经济时代的到来，两岸人民都应该从更高层次上重新探索人类到底应该生产什么、怎么生产，怎样消费、怎样生活…… 如：养猪业一直是台湾地区最重要的畜牧业，其产值多年来高居台湾单项农产品之首，但如何减少养猪业产生的废水污染却是直接影响并决定该产业发展的首要因素之一。据报道，2004年台湾地区废污水BOD的日产生量为4223吨，其中673吨为畜牧废水，为有效控制养猪废水污染，环保部门依据“水污染防治法”制定了具体的“放流水标准”，为达到上述管制标准，1990年来他们开始辅导业者设置废水处理设备。目前，台湾养猪场主要采用包括固液分离、厌气处理和好气处理三个阶段的“三段式废水处理系统”。但从总的来看，养猪业仍面临着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处境，还须进一步改善其技术效率(萧景楷等，2006)。又以岛内香菇生产废弃物(废渣)处理问题为例。2004年台湾地区的香菇总产量为4866吨，其中袋栽香菇4714吨，约占总产量的97％。除了木屑等残渣外，袋栽香菇还产生了大量的塑料废弃物。显然，面对如此大量的废弃物，各乡镇垃圾处理场已无法代为处理，而且如此大量的废弃物也不是传统之掩埋与焚烧方法等所能解决的问题。为此，有学者提出通过立法与民间协助，进行“源头减量”与“资源回收与再生”，以降低废弃物清理成本及避免废弃物清理时所产生的环境问题；更进一步地，他们提出了基于经济诱因机制的“课税”与“补贴”的“两政策工具”，等等(魏乾城等，2006)。 再以国人比较熟悉的茶叶为例，台湾地区半发酵茶的制造技术堪称世界翘楚，其品种、栽培技术、花园设施等方面均领先于大陆；而且台湾省自1987年开始引进有机农业的理念，自1995年试作，至1998年已有35户共22公顷投入有机茶生产行列，而且有机茶生产规模仍在不断成长当中…… 诚如台湾有机农业发展协会执行秘书陈琦俊所言：人类唯有再度回到“与大自然共生”的原点，来取得安全的食粮，才是环境和人类永续生存之道。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切恰恰也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祖国大陆所需要进一步面对和妥善解决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发展均处于初始发展阶段，而且都迫切需要进一步推进循环型农业和永续农业的发展，其发展前景看好。 (二)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协同发展的策略选择 为促进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协同发展，结合当前循环型农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建议尽快研究、建立起两岸循环型农业交流与合作的制度性安排。 一是要充分利用两岸现有科技合作政策和人员往来的渠道，积极开展两岸循环型农业研究人员的互访讲学、互聘客座研究人员、交换培养研究生等，通过人员的交流带动产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发展； 二是要通过两岸科技交流机构的协商讨论，每年轮流在两地举办1次以上综合性的循环型农业理论与实践发展研讨会，为两岸循环型农业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者们提供一个信息交流和成果共享的新平台。从总的来看，福建省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建议由闽台科技交流协会牵头组织、发动两岸有关科研、教学单位从事循环型农业研究与实践工作人员积极参与，率先举办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理论与实践发展学术研讨会； 三是要深入研究、探讨两岸循环型农业交流与合作的具体项目与方式方法。审视近年两岸农业技术合作项目，目前尚无循环型农业方面的项目。从两岸农业资源与科技和市场整合的现实需要出发，可以考虑共选项目、共同研发、分别出资、成果共享等的具体方法与途径。而且我们建议，作为全国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福建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应尽快在漳州、泉州等传统对台农业科技合作示范区内，增设闽台(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示范区； 四是要以本次两岸经贸论坛为契机，抓紧抓好新增“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与“台湾农民创业园”的建设与管理工作。尤其是要积极创造便利条件，欢迎台湾农民、农业企业到大陆投资、兴业，积极寻求与台湾循环型农业专家与投资者们多种形式的合作与共同发展。 可以肯定，通过上述努力与制度安排，必将有力促进两岸同行专家与实践探索者们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在此基础上，我们建议从大陆及台湾地区循环型农业的提出与内涵、发展的历程与成效、研究的进展与成果、发展的模式与方向、发展的策略与目标，以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潜力等方面，深入分析、比较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发展现况与前景，得出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异同以及两岸合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还应进一步研究、探讨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的目标、模式、途径及其配套措施等，进而提出框架性的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发展的策略及目标，以期促进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协同发展。 四、结束语 循环经济是国际社会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中逐渐探索和总结出来的具体实践模式，农业循环经济也已在全球悄然兴起，并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文章首先简述了中国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内涵，着重探讨了大陆循环型农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初步分析、比较了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异同及两岸协同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从以上分析与讨论中可以看出，两岸在循环型农业发展、研发与管理过程中，既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又呈现出了互补的态势；通过两岸交流与合作，既可以充分了解台湾地区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发展和永续农业的运行轨迹和政策措施，进一步了解台湾地区有关永续农业的一系列发展模式与经验教训；通过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对比分析，还可以提出一些可相互借鉴的发展模式与对策措施，以及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发展的目标、模式及其配套措施等，达到既促进两岸循环型农业科技、信息、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优化与共享，促进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协同发展，又可为海峡两岸共同迎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挑战开创出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