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人伦关系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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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不成问题。但走上近代社会后，在中西文明大碰撞中，我们开始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很大程度上调整了以前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但是，这种反思，一直是在十分艰难的过程中前进。有前进，有障碍，有时甚至还会倒退。于是鸦片战争结束已有一百六十年，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仍旧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中，可谓绝无仅有，也使许多人感到大奇不解。 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如此困难，有政治环境恶劣的原因。中国的政治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其思想文化观点相对保守，对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一旦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有了一定前进、突破，总会有一些从特权政治获得甜头的政治家，从幕后跳出来，用政治权力加以打击。近代不是有一些军阀，在国内大肆鼓吹尊孔吗？不懂思想文化，又要对思想文化横加干预，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复杂，也是一个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有数千年历史。时间长，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增加一些东西，因此内容十分丰富，构成成份极其复杂。有许多东西是好的。有许多东西是糟粕。而精华与糟粕又往往混在一块。这使后人感到困惑：想说爱你，又不容易。因为分明有着太多的腐朽成份。想恨你吧，又恨不起来。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许多至可宝贵的东西。 不能不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复杂的这个特点，令后人感到十分尴尬。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一个原因。 笔者此文主要谈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及今后发展方向的一些观点。在写作过程中，努力提出自己的一些新想法，这样或许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把握人类前进的方向。 人类社会总在不断前进的，这种前进，在政治上，表现为以民为本，直至后来的由民作主；在经济上，表现在重农重商，直至后来的市场经济；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尊重别人的思想观点，直至后来的思想自由；在对待人上，关心人，爱护人，直至后来的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 中国人古代一直存在着以民为本的思想。商周时代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思想本身，是进步的。在人生态度上，司马迁那种虽处逆境而奋发有为，苏东坡豪放达观的胸怀，张衡、徐霞客那种对真理的执着热爱，孟子“我善养浩然之气”，伟大诗人杜甫“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抱负，均是一种健康的精神境界。对待自然、命运上，荀子“制天命而用之”，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王夫子的“相天”、“造命”说，无不包含着人定胜天的思想光辉。在对待个体生命的权利和自由上，《古诗十九首》和阮籍《咏怀诗》对人生意义的关注，《世说新语》中对个人价值的肯定，《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对自由爱情的热烈追求，都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一般新鲜的血液。在对待个人与社会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位卑不肯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均是很高尚的精神境界。而对待人与自然上，《棘敕川》、《岳阳楼记》、《春江花月夜》和其它大量的文学作品，更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的特殊感情。 登长江，诵“大江日夜流”，顿生一种豪情。临高山，读“一览众山小”，顿生一种斗志。读《腾王阁序》，吟及“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又生一种慷慨。如此厚重，如此不屈不挠，如此强健，唯斯国方有也！ 但是，同别的国家一样，中国思想文化也有糟粕。由于时间久，在若干年时间里又没有及时进行打扫，使糟粕越积越多，给我们民族带来极大损害。女人有独特生命价值吗？不过是男人附庸。每一个中国女子，应以生活于现代为庆幸，而以生活于古代为悲哀。不但女人如此，男人也没有独立生命价值。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官僚，以及无数苍生，都在皇权高压下葡葡。他们或许渺茫过，怀疑过，反对过，但后来，他们再也不曾有过这个念头，甚至以高呼“吾皇万岁”为终身荣耀。马克思曾经把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蔑视地称之为普遍奴隶制。不是崇高创新，不是倡导一代胜过一代，而是推崇守旧，“天可变，地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使几千年期间，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科学文化，一直难以进步，终于在近代社会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国际社会。一方面是皇帝穷奢极欲，三宫七十二院，生活腐朽靡烂，官僚贵族欺压人民、掠夺百姓，另一方面却鼓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忧道不忧贫”，对平民百姓通过商业或其它途径谋求更多的物质利益，进行种种抑制。既使人民生活水平难以进一步提高，又使社会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压制个性，压制自由思想，压制个体生命正当欲望。哪个人特立独行，即“枪打出头鸟”，导致国民虽众多，实则千人一面，有胆有识的人百中无一。有新的思想，即“鸣鼓而攻之”。有不逊之言，即“祸及九族”、“诛灭十族”。在家听父母的话，在乡听长辈的话，社会上听官僚的话，而全体官僚则听皇帝的话。个人的婚姻大事，听父母的话。否则便是“大逆不道”，群起而伐之。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对外部世界缺乏关心。虽然在鸦片战争被打败，仍不肯认输，以天朝上国自居，不肯放下架子认真学习别人文化的有价值东西。一次次失败，仍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不能对自己体制弊端痛加改革，全面激发自己民族生机活力。好了伤疤忘了痛，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多得不可胜数！ 愚昧、落后、抑制人性、阻碍发展的因素，何其多也！一个人若没有足够的抵抗力，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生活，其思维岂能不退化，其个性岂能不扭曲？与此同时，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还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善于钻营、欺，又有背景的人，青云直上；浑浑噩噩、平平庸庸、处事圆滑的人，一帆风顺，庸人一生平安；而才华横溢、正直善良、富有抱负之士，却往往是英雄难有用武之地，郁郁一生。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整个社会处于一种逆淘汰的现象——几乎哪朝哪代，都是如此，少有例外，少有例外！ （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用比较的观点和方法看问题。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自在此山中。中国文化是优是劣，孤立地看，是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其它国家、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通过比较，认识各自优缺点，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里主要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进行比较。这也是近一两百年来，学者们十分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其长处。“独在他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中国人崇高天伦，这是西方文化往往比不上的，很大程度上温暖着我们的人生，支持着我们战胜各种困难。“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谁与”、“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国人热爱现实，关心现实，很大程度克服了各种虚无主义思想对人心灵的损害，能把人们注意力吸引到建设现实生活上。“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面对生活中种种挑战，中国人并不屈服，而始终保持一种信心、斗志，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仁者爱人”。中国人常常讲究道德，以友善态度看人，以友善态度对待其它民族，这对于国内社会秩序的建立，对于国际社会良好秩序的建立，其作用也是积极的。有着强烈的为国为民建功立业思想。从马援的马革裹尸，霍去病的“匈奴未破，何以家为”，曹操的“对酒当家，人生几何”，到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均体现这种强烈抱负的存在。与自然也有着天然的共鸣：“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闲桂花落，月静春上空”，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文化望尘莫及的。世界文化时代的到来，终将是任何保守力量所难以阻挡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长处，必将成为世界文化的极其珍贵部分。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形成的，是以封建社会文明为其背景。而西方文化，严格地说，是在文艺复兴之前才逐渐形成，是以资本主义文明为背景的。文艺复兴以前的古希腊文明，已被赋予新的内涵；而在此之前的中世纪文明，遭到彻底批判。一个是封建色彩浓厚的文明，一个是资本主义色彩浓厚的文明，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落后性，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薄弱之处。 试概括出几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体生命的自由、尊严，讲得不够。更多的是帝王的权利，而不是百姓的权利；是上级的权利，而不是下级的权利；是单位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权利。现代社会学认为，社会活力来自激发个人的积极性，社会尊严来自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尊严。而中国传统文化之做法，显然与此背道而驰，既是文明不发达的表现，也必然妨碍社会的发展。 在对待思想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千方百计限制思想自由，搞一言堂。要求民众的思想，与官方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则视为离经叛道。这使各种新思想新观点难以发展。西方则坚持思想自由。各种学术可以自由争鸣。因此几百年来，西方思想文化界英才辈出，新的学术成果接连不断，令世人叹为观止。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儒、道、佛并存，为什么还说是没有思想自由，是一言堂呢？儒道佛不是对立的，而实则皇权政治下一种思想的三个方面：出则为佛，入则为儒，修身则为道，三者一出。儒家之正统地位，皇帝的以言代法，是不能挑战，也不容挑战。除非在政权没落，或瓦解情况，批判儒家、专制政治的一些思想，才稍有抬头之日。 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上，中国传统文化崇高人治。以权力代替法律。司法不公的现象十分普遍。西方则崇高法治，在全社会崇高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既维护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又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成本。 在人才选拔模式上，西方文化注重公平竞争。这样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能够给其他想发展的人提供公平的机会；能够确保人才队伍新陈代谢工作顺利进行。中国的人才选拔模式则不科学、不合理。干部队伍是“官选官”，上一级选下一级。客观上助长各级干部不是把精力放在为民办事，而是把精力放在迎合上级旨意上。公务员选拔，也不够透明、公开。这使中国人才队伍整体质量不高；效率低下；腐败泛滥；也挫伤了大量锐意进取的民众的积极性。 在发展道路上，西方文化讲的是科学和民主。科学，不但是重视科学技术，也包括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真理。民主，即人民选举国家机关，并进行相应监督。这使西方社会数百年来一直生机勃勃向前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人情和集权。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在处理非典工作有严重失职。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按照法律制度处理就可以了。但中国对这起事情的处理，却十分费力。这类情况，在中国十分普遍。每一起腐败案件发生后，都有许多人在背后活动，找人讲情。没有人情，便办不成事。各种事情的解决，如评职称，重大课题立项，各种评奖，均离不开人情。人情是这个社会得以运转的万金油。集权，即大权独榄，什么事都由有关领导说了算。结果只能是脱离民意，自行其是，乃至以公家之权谋个人之私。这必然使民心受挫，社会正常秩序遭破坏；在维护极少数人的特权利益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损害了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最大程度地阻碍了整个民族的不断发展。 由此看来，中华传统文化，是有重大缺陷的。从总体上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落后了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经历过一个较充分的现代化阶段。而我们民族，则尚未经历过这个现代化阶段。至少可以说，我们的现代化阶段很不成熟，很不充分。 （三）新的时代，呼唤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文化 新的时代，必须建设新的文化。使人的生活更加境界，更加高尚，也进而推动我们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新的文化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人们都会关心这个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应该比现在的文化要美好得多。 ——这还用说！人们会说道。 我说的美好，有这么几层意思。 一、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将更加深刻。新的文化不是建立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知之甚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自己、社会、自然有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在无知、愚昧基础上的文化，是不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真正幸福的。 这就要求个人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破除种种迷信思想、教条主义，勇于探索正确认识。也要求社会倡导思想自由，倡导尊重真理，重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新的文化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个人生活的进步，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密不可分。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是每一代人的责任。新的文化，也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因此，在新的文化建设中，必须倡导人的社会责任，鼓励人们在实现个人利益基础上，为社会多做贡献；必须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的矛盾，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必须使人们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创造更多优秀的劳动成果。 三、新的文化必然大力宏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合理需求。 人是大千世界最尊贵的生命，是万物之灵。理应雄纠纠、气昂昂地活着，理应受到充分的尊重。任何打击人的尊严，而抬高人以外其他事物、力量的尊严，都是不允许的。人与人之间权利与自由是平等的。任何一个人，任意侵犯他人的尊严，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不允许的。新的文化，必须唤起人们对自己生命的尊严意识！唤起他创造生活的热情！唤起他对别人生命价值的尊重的热爱。努力使自己做一个大写的人，开创大写的人生。 同时，还要考虑人的需要，创造相应的精神文化产品。既有高雅的，又有通俗的，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脱离人的需要，这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必定是没有生命力的。 （四）继承、借鉴与创新，并主动融入世界文化，是中国今后文化发展必由之路。 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正如人们常说，必须坚持继承、吸收、创新。 继承是必要的。主要是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反映了事物本质和规律，或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改造自然和社会中的一些高尚品质，是应继承的。但要反对无限拔高。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必定有其时代局限性，任何夸大其辞，都是错误的。 这些年来，有些人看到周易、论语、禅宗等思想成果的价值，这本是一件好事。但盲目崇拜，极尽溢美之词，那便走上了歧路了。甚至有人在看到西方文明碰到一些挫折后，便反过来大力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儒家文明重新复兴是大势所趋！这纯粹是一种意淫，愚昧可笑。中华文明是要复兴，但绝不是去复兴儒家文化，而是建立在科学、民主、崇高人的尊严和价值是新中华文化。 还要虚心学习。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角度来看，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互有长短，应该互相学习，才能共同进步。别人可以学习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习别人。别人不来向我们学习，是别人的愚蠢。而我们不去学习别人，则是我们的愚蠢。学习永远不是一件丢面的事，而是一种聪明的表现，是一种追求进步的表现。善于学习别人的优点，才能赶上别人，超过别人。即使已经超过别人，也要继续向别人学习，因为别人总会在一些方面，做得比我们好一些。 不同国家国情不同，学习中不能照搬照抄。这是肯定的。不同在哪里？人口多一些，生产力起点低一些，文化教育落后一些，人均资源少一些，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特殊性。但是，更有许多方面是相同的。如：都要发展经济，都要科学、民主，都热爱美好生活，都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都要讲道德和法律。因此，别人在这些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就应积极借鉴。 有些人动不动以中外国情不同为由，千方百计为学习别人先进文化设置障碍。中外国情不同，所以中国不能搞市场经济，不能崇高人权，不能普选，不能倡导思想自由，不能搞股份制，等等。这与其说是重视本国国情，不如说是自甘落后。许多别人文明的先进成果，被排斥在一边。害了谁？害了自己民族的未来，害了广大人民的最切身利益。若以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来指导我们的文化建设，那么我们民族与世界先进民族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必然越来越大了。 在我看来，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由许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携手前进是最明智的。你看看我是怎么做的，我也看看你是怎么做的。你向我学一点东西，我也向你学一点东西。这样大家都会变得更加聪明，更加成熟。人类文明，必然要以这种方式前进，才能发展更好，也才能使各个民族更快地进步。 关于创新。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关键环节。没有创新，旧事物不会灭亡，新事物不会发展，世界永远原地踏步，不能前进。文化也是如此，仅仅只有继承，或仅仅中只有学习他人，都是不够的。还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创新不易。一要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根深叶茂。文化积累是根，根基不扎实，是长不出新枝的。即使破土了，也长不高，长不壮。 二要明确方向。方向错了，不是创新，而是守旧、复古，前功尽弃。一定要透过种种迷雾，把握文化发展的方向。这个方向，说到底，是与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与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价值观相一致。 三要有宽松环境。要允许磨擦事物存在、发展，不能视新事物为洪水猛兽，要鼓励不同思想文化自由交锋。 四要有勇气和意志。以新的文化代替旧的文化，并非一帆顺，必然会碰到斗争。这离不开政治家的胆识，也离不开有识之士的顽强奋斗。说到底，是要整个民族的勇气和意志。旧的文化代表不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只要新的文化持之不懈地奋斗，并尊重事物发展规律，最终必然能取得胜利。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已进行了一百多年。总的印象，是太慢了。亚洲几个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比我们快得多。这可能同他们直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便于接收同属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世界先进成果有关。而我们则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不能以开阔的胸怀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文明一直保持一种强烈的警惕性，不能积极地学习西方文化那些先进成果，结果反过来损害了我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 但是，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民族，走向现代民族的脚步，是历史发展必然要求，是谁也难以阻挡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尽管路途坎坷，却是最终要完成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入，和国际上对外交往的增多，我们的胸怀将更开阔，我们对文化发展的规律将认识得更深刻，各种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障碍，将逐渐被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必将大大加快。 这里还想就国家热谈一谈自己的精浅想法。 这十多年后，又出现国学热，涌现一些国学大师。但笔者发现，一些人只是就国学谈国学，这已经走入歧路。时代不同了。今日谈国学，应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背景去研究。要研究国学，就必须精通西学。就必须了解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一个现代国学家，就必须同时也是现代西学家。这样，他研究国学，才能真正得出比较全面、成熟、中肯的结论。要研究国学必须研究春秋百家学，大唐文学，鲁迅文学；有人把千古罪学当作国学，其实把自己变成了千古罪人。

中国的“和谐文化”及其现代启示文/王 杰 [摘要]“和谐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组成部分，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 征和基本精神之一，也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动力之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弘扬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减少社会摩 擦和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现 实意义的课题。 [关键词]和谐文化；内圣外王；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小康；大同中国传统文化包含非常丰富的“和谐文化”方面的思想资源，如《易经》提出的“阴阳 合德”，老子提出的“阴阳和谐”，墨子提出的“兼相爱”，《中庸》提出的“致中和”等。英 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我们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 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华文明的精髓 ——和谐。当前我们所要建构的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的理念，就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资源的继承和弘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弘扬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 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减少社会摩擦和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推动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参考资料： 一、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生态伦理平衡的天人和谐之学 在传统文化看来，天、地、人之间并不是各自独立、相互对立的，而是彼此有着不可分 割的内在联系，它们同处于一个充满生机的生命洪流之中、是生生不息、一气贯通的。因此， 中国传统哲学一开始就把认知的视角放在天人关系上，认为做学问如果不关注天人关系，就 不能称之为学问。因此。像西方社会那种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问在中国几乎不 曾出现过。为什么“天人合一”能够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特征?因为中国是一个以血缘关 系为纽带、以农立国的农业国家，农业要靠天吃饭。要搞好农业生产，就要了解天文历法， 了解时令和季节的变化，所以，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正 是中国社会的这一基本特征，使得历代思想家都十分重视探讨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周易》 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天人和谐思想以及“观 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思想；董仲舒提出了“天人相与”说； 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说；刘禹锡、柳宗元提出了“天人相交”说：程颢提出了“天 人同体”说；张载、王夫之提出了“天人一气”说；朱熹提出了“天人一理”说；陆象山、 王阳明提出了“天人一心”说，等等。可见，在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问题始终是被中国哲 学家看作最重要的哲学问题。 从天人合一的观念出发，传统文化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将人与万物视为一个和谐统 一的整体，主张人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反对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反对片 面地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提出了“取物限量，顺天择时”的生态伦理思想。儒 家主张要推己及人，要由人及物，把“仁爱”的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孔子要求人们以友善 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对待鸟、兽、草、木，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主张只用鱼竿钓 鱼，反对用大网拦河捕鱼，并反对射杀夜宿回巢的鸟。孟子也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树木不可胜用也。”就是说，不违背农时， 谷物就会多得吃不了；不随便到河沟湾池中去捕鱼，鱼鳖就会多得吃不完；砍伐工具按时进 山林砍伐，树木就会多得用不完。《中庸》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荀 子说的“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 命”；《淮南子》说的“故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都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儒家甚至把是否保护生态环境与“孝”联系在一起，《礼记》说：“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 时，非孝也。”宋代张载在《正蒙》中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命题，意即人类是我 的同胞，天地万物是我的朋友，天与人、万物与人类本质上是一致的。道家也是这样，老子 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 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的基本归宿。庄子也强调，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与大自 然和谐，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和谐境界。法家也是如此。秦朝的法 律《田律》明文规定，春天不得砍伐正在生长中的林木，不准采摘刚发芽的植物，不准捕获 幼鸟幼兽，秋冬狩猎时不准打死已经怀孕的禽兽等，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相反，欧洲那种 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则很难找到。一百多年前，恩格斯警告我们： “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 报复。”因此，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在中国当代社会仍具 有巨大的思想价值。 二、从人与社会群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群我和谐、人我和谐 的人际和谐之学 中国传统社会是建构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与世界其他文明相 比较，希腊文明更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希伯来文明、印度文明更侧重于人与神的关系， 而中国文明则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如何处理好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 中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传统文化主张群我和谐、人我和谐，并提出 了一整套规范人与人之间亲爱友善关系的伦理体系。具体说来，儒家传统的人际关系是靠五 伦、十义来维系的，或者说是三纲六纪来维系的。五伦是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十义，是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 实、友信；三纲是君臣、父子、夫妇；六纪是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无论 是五伦十义，还是三纲六纪，核心都是人伦。它们都从人伦关系的角度，规定了每个人为维 护良好的人际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 传统文化提出了一系列标准。就是要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做到“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公认为是 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黄金律”；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做到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做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 疾者皆有所养”，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就是儒家所描绘的 一幅讲诚信、讲友爱、关爱他人、关爱社会的美好蓝图，反映了儒家对人际关系和谐的基本 态度，也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其他各家各派也都是按照自己不同的方式追求社会的和谐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如以韩非 为代表的法家就强调通过“以法治国”的方式，建构一套适合战国末期统治者需要的“法治” 理论。以达到社会稳定与和谐的目的；道家则主张通过“无为而治”的方式，以达到“虽有 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 其俗”的理想社会状态；墨家则试图通过“兼爱”与“非攻”的方式，指出只要人人都懂得 兼相爱、交相利，天下就能太平安定，社会就能和谐稳定。中国古代先贤对美好社会理想的 追求，作为一种崇高的目标和理想境界，代表着中华民族对以人际和谐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发 展目标的美好憧憬和不懈追求。 三、从人的身与心(形与神)之间的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性命双修、形神俱养的 身心(形神)平衡之学 在传统文化看来，自然是个大宇宙。人是个小宇宙，人不但要与自然和谐、与他人和谐。 同时自身也要和谐，也就是一个人的身心平衡问题。在一个社会系统中，人的身心(包括心理、 生理、阴阳、脑体等)平衡是一切和谐平衡的基础。现代社会，人类面临着五大矛盾冲突，即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相应造成了生态、 社会、道德、精神以及价值的五大危机。这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时时刻刻在困扰着我们的社 会，困扰着我们每一个人，尽管社会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但有些人还是感到不满足，还是感到困惑和迷茫，焦躁和烦闷，压抑和忧虑，孤独和自卑， 感到精神空虚、心浮气躁，感到无所适从，社会上患有心理、精神疾病的人有增无减。解决 这些矛盾冲突和危机，很难从西方文化中寻找到答案，而中国传统文化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 些有价值的思想。 譬如在对待物质利益问题上，儒家不否定人都有欲望，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 但这种追求不是无限度的、无节制的，而是要符合道德原则，要做到“欲而不贪”。孔子说：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 不去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义以为上”。人在追求物质利益上，要掌握中 和适度的原则，保持平衡谦和的心态。不能贪得无厌，不能把物质利益作为人生的全部追求， 更不能见利忘义、损人利已。如果把物质利益作为人生的全部追求，就会像孟子所说的那样， “宝珠玉者，殃必及身”、“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儒家这种“以义制利”的 价值观完全有可能成为人类构建共同价值观、公共道德准则的基础。再看道家，老子说，“甚 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就是说，过分地沉溺于名利，就必定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过分地聚 敛财货，就必定会酿成惨重的损失，向我们昭示了一切祸患之源就在于贪图名利及贪婪财货。 老子还说：“咎莫大于欲得；祸莫大于不知足。”意思是说，大至一个国家，小到个人生存， 最大的祸害就是不知足，最大的过失莫过于贪得无厌。有一首《不知足歌》，对那些贪得无厌 的人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讽刺。现代社会，人总有这样那样的欲求，结果是有太多的包袱，太 多的放不下，想得到的越多，反而失去的越多。在人短暂的一生中，比金钱、名声更重要的 还有健康、家庭、亲情、友情。有一种小动物。叫蝜蝂，唐柳宗元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蝜 蝂传》，这种小虫子可以说是最笨最傻最不知放下的小动物，它把遇到的任何东西都拿来背到 背上，直到背上的东西把它压趴到地上为止。人生在世，非常短暂，学会放下某些东西，这 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传统文化告诉我们，面对各种外在的诱惑，要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态， 不要过度地沉溺于对外物的追逐、金钱的诱惑和权力的纷争上。为人做事要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宠辱不惊，这样才可能心境平和、淡泊自然。佛教更是侧重于处理人与自我的关系， 后世一直有“以儒治世，以道养身，以佛修心”以及“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 《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的说法。儒释道三家在对待人生问题上虽有差异，但 又各具特色。总的精神就是从自我的修炼和道德完善做起，使自己成为一个生活快乐的人， 充满人生智慧的人。 传统文化给我们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人生大智慧，其宗旨都是解决人的安身立命问题。 它为人们在纷繁多变的世界中寻找了一处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心灵港湾，在功名利禄、熙 来攘往的世界中寻找一块属于自己的“孔颜乐处”。这难道不是一种人生大智慧吗?人生大智 慧，全在一个大字，一个小字。所谓“大”，就是说，凡事要从大事着眼，长远着想；所谓“小”， 就是说，凡事不要被眼前的既得利益、小恩小惠所蒙蔽。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有些官员就是处理不好这个“大”与“小”的关系，往往因小失大，沦为阶下囚。有位官员 东窗事发后，为自己算了一笔账：一是政治账，自毁前程；二是经济账，倾家荡产；三是名 誉账，身败名裂；四是家庭账，妻离子散；五是亲情账，众叛亲离；六是自由账，身陷囹圄； 七是健康账，身心交瘁；八是历史账，遗臭万年。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方面的例子从 古今历史上还可以列举很多。 在传统文化看来，只有寻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根本，才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才能做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因此， 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文化不在于一种有限的、狭隘的功利之用，而是一种人生之妙用、人生 之大用，它对于慰藉人的心灵，改善人的气质，涵养人的德性，纯洁人的情感，提升人的精 神，开阔人的视野，都有极大的帮助。四、从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知行合一 之学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知”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通过与外界对 象和事物的接触而获得的知识，是认识之知；一是作为道德行为的知识，是德性之知。这里 所说的知，主要是指德性之知；“行”，也不是社会实践，而主要是指个人的道德践履。因此， 知行主要是指人的德性之知和道德践履。是与内圣外王之道密切联系的一个问题。千百年来。 知行问题主要围绕知行的先后问题和难易问题而展开，主要有：程朱学派的知先行后说，陆 王学派的知行合一说。王夫之、颜元等人的行先知后说以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 最能体现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是知行合一学说。知行合一是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首先提 出来的。认为万事万物之理就存在于我的心中。不用向朱熹那样外求事物之理，只要向内心 求理就可以了。可以说，知行合一思想由天人合一观念推演而来，它阐明的是做人的学问， 把一个人的认识问题转化成了道德问题，从道德的视角来看待知行问题。在王阳明看来，一 个人知了就要去行，不能知归知，行归行，把知行分作两截。在做人做事上，主张坐而论、 起而 行，他所说的“行”包含的内容很多，范围很广，如学、问、思、辩都包含在内。知行合一 学说，所追求的是通过反省自身，激励人们不断地追求完美的道德境界，从而达到圣人、理 想人格的境界。言行一致、知行合一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中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 理和人生智慧，这一宝贵思想遗产在当今尤其值得借鉴。 知行问题一直是人们不断思索的问题。1937 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改造了中国传统的知行学说，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解答。《实践论》的副标题就 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科学地改造了传统的知行范畴，建构了认识和 实践、知与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现代知行合一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五、从价值目标和理想境界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康、大同是中国人永恒不懈的终 极追求 传统文化在价值目标和理想追求方面，设定了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个是小康阶段，一个 是大同阶段。“小康”一词最早出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 以绥四方。”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 和无寡，安无倾。”均、和、安的社会，就是小康社会，就是要争取实现人际关系比较合理、 社会环境比较安宁和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孔子眼里的小康标准是什么?就是庶、富、教的标准。 一个国家如果人口已经很多了。就要使这个国家的人民富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以后，就要 用良好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来教育他们。孟子也主张富而后教。首先要保证衣食住行等最基本、 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在此基础上，营造社会和谐、百姓幸福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吸收和扬弃 中国传统文化“小康”思想的精华，创造性地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用“小 康”和“小康之家”来描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于1984 年明确提出了“小康社会”的 奋斗目标。2002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又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战略目标。明确提出本世纪头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且将 建设小康和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完成了对传统“小康” 思想的现代性转换。 如果说小康社会是指一种生活宽裕、上下有序、家庭和睦和讲究礼仪的社会状态，那么， 大同社会则是一种“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 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 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 户而不闭”的人间胜景。千百年来，追求和谐的大同世界一直都是中国人的梦想。无论是先 秦儒家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还是清末康有为的“大同”学说、梁启超的“世界大同”、 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李大钊的“世界联邦”、陈独秀的“大同主义”，都是对传统“大同” 思想所作的新的阐释，都在致力于描述和讴歌以“和谐”为特质的理想社会。但真正把“大 同”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中国革命实践的则是毛泽东同志。他在继承传统“大同”思想 以及近代以来思想家们对大同思想发扬光大的基础上，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 “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 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 灭和世界的大同”。这里所说的“大同”就是共产主义理想，是共产党人终生奋斗的伟大目标。 所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小康和大同，都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追求目标。 中国传统文化还蕴含着其他很多丰富的“和谐文化”思想，如：从处理不同国家和民族 的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以邻为善、和平共处的仁政王道之学；从处理各种文明的关 系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兼收并蓄之学：从人的修身与平治天下 的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道德修养与外在事功相统一的内圣外王之学。这里不再一一 赘述。最后想要强调的是，我们作为炎黄子孙，作为龙的传人，对待自己的民族文化，我们 一定要心存温情和敬意。

浅谈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摘要］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本文谈一下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关键词］道教 中国古代科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把科学技术当作“奇淫巧技”，向来不为社会重视，但中国却出现了“四大发明”等对世界发展影响深远的科技。这里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教的影响，本文从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看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在《小杂感》里说到：“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说：“道家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包括各种对传统习俗的反抗，个人从社会上退隐，爱好并研究自然，拒绝出任官职……中国人性格中的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自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对古代化学研究的推动。在一般人看来，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的。但事实上，道教与古代尚未与冶炼术分家的化学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道士们从神仙方士那里接受了追求长生的观念与方法。道士们认为，人可以长生，但要长生，必须服食不死之药。那么，这种不死之药是什么呢？其不可能是草木药之类，因为草木药本身易腐烂，在火中会化为灰烬。由于草木药自身没有坚固性、永恒性，移入人的身体中，自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坚固不朽、无变化的药物，通过服用这种药物，使其不朽性传入人体中，服用者便可以长生不死。这种不朽的药物，就是金丹。“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出生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道家炼丹学说把服食还丹金液看作修行的最上乘的方法，故此十分重视对矿物质药材的烧炼。晋代道士葛洪在《抱朴子？金丹篇》里讲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即朱砂，化学成分是硫化汞（HgS），性状呈红色，经过烧炼（HgS+O2→Hg+SO2），硫被氧化成了二氧化硫（SO2），把汞（Hg）分离出来。这样就得到了炼丹术里重要的药物——水银（道教外丹术中称“玄明龙膏”）。道教炼丹理论认为经常服用“玄明龙膏”可以成仙，在《阴真君金石五相类》一书中提到“玄明龙膏……服食一道，有不可思量之功。”“积变又还成丹砂”就是把汞（Hg）与硫磺（S）化合（Hg+S→HgS）变成硫化汞（HgS），性状呈黑色，经过升华成硫化汞的结晶，性状呈红色，即又变成丹砂。黄金不易与其他元素化合，难于溶解。二、道教与古代医学、药物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一方面，道教为了修炼成仙，首先得祛病延年，而医学、药物学正是为了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医药不仅可以使自己得到保健，还可以治病救人济世。道教通过施药治病接近群众，达到宗教宣传，扩大影响的目的。道教炼丹家发展成为医学和药物学专家。晋葛洪、南天师道代表人物陶弘景都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对古代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孙思邈，对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著有《备急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合称《千金方》，共收集八百多种药物，5300多个处方。他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主张独立设科，重视妇科和儿科，孙思邈对今天的医学和医学院的学生仍有影响。道教的外丹术促进了中国古代药物学发展。外丹术的发展，为医药学积累了知识，加深了对铅丹（pb3O4）、铅白[pb（OH）2?2PbCO3]、石灰（CaO）、丹砂（HgS）等矿物的产地、特性和用途的了解；并对钠硝石（NaNO3）与芒硝（Na2SO4?10H2O）等形态类似的矿物，有了简易可靠的鉴别法。炼丹方法和中医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古化学制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两汉前的医学文献中，基本上无化学药剂，也不使用膏药。道教徒把药分成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长生不死，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只能治病。这是对药物学的一种分类方法。南朝陶弘景著的《本草集注》中对药物作了更详细的分类，按药物的性能和治疗功效分八十多类。在中国文化中道教居隐性地位，但它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虽然在主流的儒家文化社会不被重视，但却能够获得巨大发展的原因。【参考文献】[1]詹石窗。关于道教思想史的若干思考[J].哲学动态，2009（02）。[2]黄永锋，王艺。道教思想学术研究的新成果——《道教科学思想发凡》评介[J].世界宗教研究，2005（04）。[3]白盾。“中国根柢”何以“全在道教”？——论鲁迅对道教、道家思想的批判[J].社会科学辑刊，1983（05）。

探析“土味文化”在广告传播中的运用及思考摘要 随着手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广告传播模式已经被打破，由原来的收音机、报纸传播到现在的电视、朋友圈、手机短视频传播。同时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新媒体用户已经从较为发达的城市中心持续深入到乡镇农村。后来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出现，大量的农村人群加入到视频创造的大军中，渐渐地催生出了一种新的网络文化一一”土味文化”。这种文化有它特殊的表现方式和生长模式。并且从它最开始出现的快手平台慢慢延伸到其他新媒体平台，并且慢慢地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土味文化”作为一种从乡村兴起的网络文化，是小镇青年自我意识的表达，也是对主流文化的冲击。本文首先分析了研究此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土味文化”的起源、“土味文化”在广告传播中的运用现状，后又分析了“土味文化”在广告传播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又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希望可以为我国的“土味”广告发展近一些绵薄之力。 关键词:“土味文化”、广告、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phones and network technology,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advertising communication has been broken, from the original radio, newspapers to today's TV, circle of friends, mobile phone short video transmission.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new media users have continued to penetrate from more developed urban centers to rural areas. Later,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short video platform,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people joined the army of video creation, and gradually gave birth to a new kind of network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