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历史与理论论文

借鉴宋代造园思想营造现代城市园林论文

中国的封建社会到宋代已经达到了发育成熟的境地，宋代园林是中国园林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也是成熟时期，这个时代崇文尚雅，文化成就斐然可观，受到宋时期山水画境界的影响，此时期的园林也达到了“可游、可行、可望、可居”的理想境界，使得园林突破了秦汉以来的“园”“囿”概念，也改变了中唐时期的别墅、山庄的完全迎合自然的模式。宋代园林注重天人合一，不仅从视觉上满足审美的需要，而且注重生活环境的优化，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都热衷于园林。与此同时，园林语言在这个阶段也达到了近乎完善的程度，元明清园林脉络便在此基础上得以发展。

中国园林具有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世界园林艺术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被誉为“世界园林之母”。在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交流中，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以其高潮的艺术水平和独特的民族风格，对其他国家园林艺术创作与发展产生了深渊的影响。而宋代则是具有典型代表的时期，此时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科学技术都有了质的飞越，使得造园水平达到了新得高度。宋代造园艺术本于自然，高于自然，做到“虽有人作，宛自天开”，成了自然式山水风景园的独特风格，特别是文人士大夫也参与到造园中，是园林具有表达文化内涵和进行艺术交流的特殊功能。

宋代园林的分类

宋代园林分为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文人园林、城市公共园林、辽金园林，在这些园林类型中，私家造园活动最为突出。士流园林全面地“文人化”，文人园林大为兴盛，同时也较多的影响了皇家园林。

(1)皇家园林。宋代皇家园林集中在东京和临安两地，规模和气魄虽然远不如唐代，但其规划设计的精致则过之。园林的内容更多的接近私家园林，功能更加生活化。如宋徽宗亲自参预的“寿山艮岳”为之典范。因其在宫城东北面，按八卦的方位，以“艮”名之。与筑山同时凿池引水，有建造亭阁楼观，栽植奇花异树。用了五六年的时间不断经营，到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终于简称这座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家园林之一。它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在造园艺术方面的成就却远迈前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个皇家园林具有浓郁的文人园林意趣。

宋代园林不仅在造园思想上有所创新，在园林空间元素的布置也有其独特方法。如宋徽宗亲自参与的“寿山艮岳”，其要素大致分为筑山、置石、理水、植物配置、建筑。

筑山：如摹拟凤凰山便是一种象征性的做法，其重要在于它的独特构思和精心经营。做到宾主分明，有远近呼应，有余脉延展的完整山系，既把天然山岳做典型化的概括，又体现了山水画所谓“先立宾主之位，决定远近之形”“众山拱扶，主山始尊”的构图规律，材料完全按照图纸的要求精挑细选。当时所造之景同样也留下了众多生动的文字：“得紫石如削，面径数仞，因而为山，贴山卓立。山阴置木柜，绝顶处开深池。车驾临幸，则驱水工登其顶，开闸注水而为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屏”。置石中太湖石峰的特置手法在园林和绘画中都普遍运用。

理水：园内具有完整的水系 ，几乎包罗内陆全部水体的形态：河、湖、沼、溪、涧、瀑、潭等的缩影。水系与山系配合而成山嵌水抱的姿势，这种态势是大自然界山水成景的最理想的地貌的概括，也符合于堪舆学说的上好风水的条件。植物配置品种多样，同包括多种树木，栽植方法大气，漫山遍冈，沿溪傍陇，连绵不断，甚至有种在栏栅下面，石缝里的，几乎到处都被花木淹没。植物的配置方法有孤植，丛植，混交，大量的`则是成片栽植。另外，艮岳里还有饲养动物的场所，俨然天然动物园。园内“亭堂楼馆，不可殚纪”，集中为大约40处，包含了当时全部的建筑形式，其功能作为重要的点景建筑物的同时也提供观景的场所。建筑发挥了重要的成景作用，但就园林整体而言还是从属于自然景观，此园概括自然界山水风物之灵秀，能于小中见大，移地扩基的情况是超乎想象的。

(2)私家园林即文人园林。宋代文人园林风格特点大致概括为：简远、疏朗、雅致、天然四个方面。首先，简远即影象简约而意境深远，这是对大自然风致的提炼与概括，也是创作方法趋向写意的表象特征。将景物造出留有余地的局面，结合题字，造出主人所想达到的诗化意境;其次，正如宋代的山水画意境，虚实相接，起伏跌宕，园林总体虚处大于实处，造园诸要素特别是建筑布局之着眼于疏，园林景观着眼与开朗;园林中雅致多见于植物和叠石的配置，大量栽植菊花、梅花，绘画也加入其中，建筑以亭为主，宋代文人一向追求曲水杯亭，景点的提名也是为了激发游览者对景物的联想

从中国传统文化观看中国园林 吴隽宇 肖 艺摘 要：中国园林艺术之所以有着丰富的主题思想和含蓄的意境，原因在于中国园林美学思想的丰富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本文尝试从中国传统文化各教派的思想———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禅宗思想及其对中国园林的影响，来窥探中国园林发展之一斑。景妙何在？曰：妙在知与不知之间。知者，知其妙，悉其好恶；不知者，不知其所以然也。这句话一语道破了中国园林艺术的精髓所在。中国园林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园林体系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不以创造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具体园林形象为最终目的，它追求的是象外之象，言外之意，即所谓的“意境”。意境，实质上是造园主内心情感、哲理体验及其形象联想的最大限度的凝聚物，又是欣赏者在联想与想象的空间中最大限度驰骋的再创造过程。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相，言有尽而意无穷。”因此，园林景物，取自然之山、水、石组织成景，寥寥几物便使游人大有“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言”之感。中国园林艺术创作中“意境”的产生与中国哲学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它对中国园林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中国文人性格和审美情趣的渗透，折射在园林风格和景观意境的审美观念中。因此，无论从园内的物质内容到精神功能，从园林的立意布局到园内景区的主题分配，从景物本身的表义内涵到景物之间的符号关系都孕育着丰富的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和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儒、道、佛三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各以其不同的文化特征影响着中国文化；同时，三者又相互溶合，共同作用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并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多元互补的特色。本文通过阐述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教派的思想及其对中国园林的影响，来窥探中国园林发展之一斑。! 儒家思想与中国园林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虽然在先秦时，中国文化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多元形态，儒家只是其中主要的一家，但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正统，深深地影响并主导着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在儒学创立和发展的过程，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学说：崇尚“仁义”和“礼乐”等孔子思想，提倡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重视平民教育和伦理道德的培养与实践；并溶入了重民、三纲五常、道统等思想，以及提倡以义制利的价值观。虽然这些儒学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起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又带来一定的抑制和制约作用。其崇性抑情、重道轻文、存理去欲的思想遭到了历代崇尚自然的文学家的批评。于是，儒学在吸取、借鉴道教的基础上，以保持自己特色的前提下相互调和，从而使儒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儒学学者吸取了道教以道为宇宙本体，“道生万物”的思想，完善了儒家哲学的思想体系。《周易》中强调天、地、人三才以人为本，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尽管人与自然相比，人的地位更为重要，但儒学并不把自然看作异己力量，而是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认为天人是相通的，倡“天人合一”、“万物与吾一体”之说。于是，这些思想的形成，导致了中国人的艺术心境完全融合于自然，“崇尚自然，师法自然”也就成为中国园林所遵循的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园林把建筑、山水、植物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利用自然条件，模拟大自然中的美景，经过加工提炼，把自然美与人工美统一起来，创造出与自然环境协调共生、天人合一的艺术综合体。苏州沧浪亭的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俱有情。”就表现出园主视己与自然浑同一体，陶然于自然的闲适心情。另一方面，儒家的比德思想也对中国园林的主题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我国的古典园林中特别重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寓义于物，以物比德。人们把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景物看作是品德美、精神美和人格美的一种象征。自古以来，人们就把竹子作为美好事物和高尚品格的象征。人们把竹子隐喻为一种虚心、有节、挺拔凌云、不畏霜寒、随遇而安的品格精神。历史上不少诗人、文学家都写过许多关于竹的诗文。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赞竹曰：“竹解心虚即我师”。唐代文人刘岩夫写的《植竹记》中将竹与君子的人格相比拟，道：“劲本坚节，不受雪霜，刚也；绿叶萋萋，翠筠浮浮，柔也；虚心而直，无所隐蔽，忠也；不孤根而挺耸，必相依以擢秀，义也；虽春阳气旺，终不与众木斗荣，谦也；四时一贯，荣衰不殊，恒也。”从竹子的人格化看出，自然美的各种形式属性本身往往在审美意识中不占主要的地位，相反，人们更注重从自然景物的象征意义中体现物与我、彼与己、内与外、人与自然的同一。除了竹子以外，人们还将松、梅、兰、菊、荷以及各种形貌奇伟的山石作为高尚品格的象征。! 道家思想与中国园林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与儒、佛并称三教，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道教尊老子为教主。在哲学上，老子以“道”为最高范畴，认为“道”是宇宙的本原而生成万物，亦是万物存在的根据，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同时主张“天地以自然为运，圣人以自然为用，自然者道也。”后来，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以自然为宗，强调无为。他认为自然界本身是最美的，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老庄看来，大自然之所以美，并不在于它的形成，而恰恰在于它最充分、最完全地体现了这种“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大自然本身并未有意识地去追求什么，但它却在无形中造就了一切。而中国古典园林之所以崇尚自然，追求自然，实际上并不在于对自然形式美的模仿本身，而是在于对潜在自然之中的“道”与“理”的探求。由此可见，道家的自然观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对古代艺术民族特色的形成是极为重要的。其精神表现为崇尚自然、逍遥虚静、无为顺应、朴质贵清、淡泊自由、浪漫飘逸。于是，在道家神仙思想的影响下，以自然仙境为造园艺术题材的园林便应运而生。如秦始皇在渭水之南建的上林苑。据《关中记》载，上林苑设牵牛织女象征天河，置喷水石鲸、筑蓬莱三岛以象征东海扶桑。另上林苑中有大型宫苑建章宫，建章宫北为太液池，是一个相当宽广的人工湖，因池中筑有三神山而著称。据《史记·孝武本记》载，“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这种“一池三山”的布局对后世园林有深远影响，并成为创作池山的一种模式，促成了园林艺术的发展。这种在宫苑里凿池筑岛，用造园的方式来摹拟东海神山，对传统中国园林空间的发展至少具有以下显著的意义：（#）完整的主附水体的建立。汉上林苑不但拥有数量众多的大小池沼作为附属水体，而且具备了太液池、昆明池这样水面浩瀚的主水。昆明池遗址的面积至今仍是清代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面积总和的三、四倍。同时，主附水体之间已有明确的仰承呼应关系。班固云：“前唐中（池）而后太液，览沧海之汤汤。”数量众多，相互映衬的水面形态，千姿百态的水体穿插于庞大宫苑建筑和山体之间，大大开拓了园林艺术空间，产生高低错落、起伏有致的和谐韵律。（!）为中国园林山水体系的确定奠定了基础。山体与水体之间的关系由过去长期的一水环一山，一池环一台变成了一庞大水体环绕三山，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园林空间艺术，促进了园林艺术的发展。（%）以水体为纽带的山、水、建筑组合关系的建立。在已往单纯的山或高台建筑为核心，以道路建筑为纽带的园林形式中加入了以水体为核心和纽带的新格局。这不仅大大丰富了园林艺术手段，促进山、水、建筑及植物景观间更复杂的穿插、渗透、映衬等组合关系的出现和发展，为传统园林最终采取一种流畅柔美、富于自然韵致的组合方式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一池三山”的模式后来为历代皇家宫苑所沿用，并影响到宫苑以外的园林，如扬州曾有“小方壶园”，苏州留园有“小蓬莱”，杭州三潭印月景区有“小瀛洲”等。" 禅宗思想与中国园林禅宗是由于佛教文化东渐，在中国文化土壤上形成的一个中国佛教宗派。它不仅吸收了以往佛教诸派思想以及玄学思想之所长，而且还融合了中国文化中有关人生问题的思想精髓，从而与华夏民族注重现实生活的文化传统构成水乳交融的整体，成为与儒、道并称为传统文化的三大基本组成之一。它提倡通过个体的直觉体验和沉思冥想的思维方式，从而在感性中通过悟境而达到精神上的一种超脱与自由。在禅学看来，人既在宇宙之中，宇宙也在人心之中。人与自然并不仅仅是彼此参与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两者浑然如一的整体。为了在人的生命历程中展现出这种自然宇宙与人的整体境界，禅学认为，内心的体验便是达到这一境界的关键，这是因为宇宙万物的一切都是人心所生。正如六祖惠能的传世之偈中所说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它不仅体现了“不立文字”、“明心见性”的禅宗旨趣，还阐析了禅学对于宇宙本体的追求，实际上是一种在刹那之中使自己获得解脱的觉悟或感受。禅宗思想可谓有以下几个特点：（#）“梵我合一”的一元世界观，即所谓我心即佛，佛即我心；（!）设定了顿悟见性的修行方式，也就是通过渐修或顿悟发见本心；（%）“以心传心”、“自解自悟”、“不着文字”的内心体验。中唐时期，禅宗美学的兴起，将审美与艺术中主体的内心体验、直觉感情等的作用，提到极高的地位，使之得以深化，并把禅宗思想融入到中国园林的创作中，从而将园林空间的“画境”升华到“意境”。从禅宗的观点看，世间万物都是佛法或本心的幻化，即“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若般。”这就为园林这种形式上有限的自然山水艺术提供了审美体验的无限可能性，即打破了小自然与大自然的根本界限，这在一定的思想深度上构筑了文人园林中以小见大、咫尺山林的园林空间。因此，与皇家园林不同，充满禅趣的文人园林多显露出以小为尚的倾向。这一方面表现在园林面积、规模的小型化上，如山向叠石、水向小池潭、花木向单株转化，静观因素不断增加，而自然景观的可游性则相对降低。另一方面表现在立意于小。小中见大的创作手法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化艺术中应用是十分广泛的。在绘画方面，“咫尺有千里之势”；在诗词方面，“五绝只字，最为难之，必言短而意长而声不足，方为佳矣。”园林之佳者如诗之绝句，词之小令，皆以少胜多，以咫尺面积创无限空间。小何以大？小是客观的，指园林的面积，大是主观的，指人的感受。大通过小而体现出来。在禅宗看来，规定性越小，想像余地就越大，因而少能胜多，只有简到极点，才能余出最大限度的空间去供人们揣摩与思考。正如沈三白《浮生六记·闲情记趣》中所说的那样：“以丛草为林，以虫蚁为兽，以土砾凸者为丘，凹者为壑。”除了以小见大的创作方法以外，园林中的“淡”也是源于禅宗思想。园林的“淡”可以通过两方面来体现。一是景观本身具有平淡或枯淡的视觉效果，其中简、疏、古、拙等都可构成达到这一效果的手段。一是通过“平淡无奇”的暗示，触发你的直觉感受，从而在思维的超越中达到某种审美体验。事实上，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文化思想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以及人们对自然美的认识和追求，常常与社会的剧烈变革、政治动荡以及思想活跃程度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期，老庄对自然美的整体认识，那恰好是周王朝衰落，群雄割据，战乱连年的时代。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两汉国力强盛，这时儒学上升为正统独尊的地位，人们的心理特征是普遍的入世和进取精神。为国家效劳、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是士大夫普遍追求的人生理想，对个体自我意识的要求和发展处在次要的地位，对自然美的追求也不是社会的主流。因此，时代本身不具备对自然美作深层次发掘和开拓的土壤和条件。对自然美认识是在东汉衰落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得以深化。无独有偶，私家园林、山水诗画都出现及勃兴于这个时代。魏晋南北朝，以儒道结合的玄学进一步发展，在艺术上提出了“言不尽意”、“悟对神通”的理论主张，使山水诗画的创作达到了一个追求形外之意的境界。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现出对自然美的一种怡然、闲适的深远情思。中唐以后，士大夫艺术思维层次得到了提高和深化。由于盛唐自安史之乱以后转入衰落，士大夫的心理又一次失去平衡，这时糅合了老庄和玄学的禅学得到迅速的发展。它所提倡的直觉体验和沉思冥想的思维方式，心悟、顿悟的领悟方式对艺术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于是，人们在追求自然美的过程中，总喜欢把客观的“景”与主观的“情”联系在一起，把自我摆到自然环境之中，物我交融为一，从而在创作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准确抓住自然美的精华，并加以再现。因此，含蓄的意境美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所追求的至高境界。 结 语纵观中国古典园林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表现在古典园林中的这种具有古代中国人审美特征的园林自然观，绝不仅仅限于造型和色彩上的视觉感受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对人类征服大自然的心理描述，而更重要的还是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即通过园林艺术对人的生活环境的调节，来把握人本身的存在特征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