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论文2500字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住宅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 然而，在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当前的危机标志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是建立在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基础上的。其它周期性危机则是规模较大的繁荣-萧条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当前的金融危机则是一轮超级繁荣周期的顶峰，此轮周期已持续了60多年。 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reflexive）、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 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也被称之为道德风险，它推动了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这一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罗纳德�6�1里根(Ronald Reagan)所说的“市场的魔术”——而我则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会趋于平衡，而允许市场参与者追寻自身利益，将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占据主宰地位的思维方式，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美国则开始出现经常账户赤字。 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金融当局就出手干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以来，监管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其中最为脆弱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但中国资金也面临“走出去”抄底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好时机

从社会意义上判断，在21世纪初的这个时刻，中国又一次走到历史性的转折关头。最关键的社会任务是政治制度的重新设计和确立。在新的政治制度下，民主选举、合理分权、多党公平竞争都应该得到充分的落实。否则，中华民族就无法从根本上走出“以暴易暴”以及“盛世”与“乱世”的政治轮回。因此，中国又一次站在一个新文明的入口，这次，我们首先必须懂得和认清新文明究竟是什么？只要首先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华民族才不会像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那样迷失正确方向。 关于20世纪百年中国历史，需要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高度进行全面总结。一个最核心的理论问题是：如何认识和评价20世纪中国的政党体制？因为这是中国进行政治改革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就像进行经济改革无法回避所有制问题一样。 眼下，就中国经济领域而言，中国出现了自1980年代以来高增长后的“硬着陆”。这在失业和通缩两个方面已经表现的十分明显。就中国经济是否属于“硬着陆”的问题，在经济学界和政策决策层可能依然存在截然不同的认识。但是，我认为，就中国微观经济领域反映与表现出来的实际情况判断，我们必须把目前的经济局面确定为一次“硬着陆”，并且，需要从这个判断出发找到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和平稳渡过经济衰退的出路。实际情况是：城乡中产阶级被2007年10月—2008年10月的股票市场的下跌所消灭。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到了一个临界点，供需结构因价格扭曲而断裂。中小企业普遍破产使失业问题更加突出。地方政府部门林立又无所作为，同各种民生问题严重脱节，既维持不了社会公平正义又没有效率。如果体制危机爆发，中国就会陷入政治动荡的境地。 当然，中国目前的经济局面是明显地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把目前的经济危机看成为是国内经济运动积累的结果。而不应把问题简单的、单方面地看成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带来的后果，如果这样认为，不仅表现我们对经济问题认识的幼稚与肤浅，而且我们就不会找到克服和解决金融经济危机的正确的方法，也就无从有效地抑制经济衰退并且引向新的繁荣。 对于中国，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既要在经济系统中寻找，又必须在经济之外寻找。 | 我们已经看到，在应对经济危机的宏观政策方面，中央政府已经明确无误的确立了积极的财政币和宽松的信贷政策。但是，可以肯定，积极的财政币和宽松货的信贷政策不仅无法阻止本次硬着陆的发生，也拯救不了中国经济。更严重的，一味的积极的财政币和宽松货的信贷政策还有可能为经济添乱。一方面，地方财政尤其是县级（包括县级）以下财政不仅十分困难，甚至面临破产的危险；另一方面，银行体系也不可能恢复像上世纪80年代的放贷能力，几乎所有的商业银行都被大量的不良贷款所累。在如此局面下，试图依靠积极的财政币和宽松的信贷政策解决问题只能是一相情愿。 政策必须站在现实与未来的演化的方向上制定。我认为，中央政府在宏观政策的方向上，需要明确三个方面的问题：1、劳动力充分的自由创业问题；2、产业结构的升级问题；3、合理的分配制度的建设问题，这三个方面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社会经济也是在不断的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中得到发展的。另外的两个至关重要的政策，一是着力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二是尽快建立起完整的社会救济体系。 无论对中国社会的前途持有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也不管在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上站在“左”的 还是“右”的立场上。我们都必须把21世纪初的现在，看成是中华民族面临的一次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次机会。中华民族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需要在政治的和文化的领域背水一战，必须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和信心，更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留下的机会已经不多。 应该看到，中国经济的“硬着陆”给政治制度革新带来的是一次机遇。如果中国的领导层不把注意力放到政治改革上来，21世纪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脚步就有可能停滞下来。30年经济改革和社会开放为政治改革准备了条件，从更广阔的历史眼光来看，也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本和思想前提。 应该把投资拉动经济的思路转移为制度改造保证公平的思路上来。中国必须把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更加宏观的背景下去认识这次危机。中国不会从危机中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中国可能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最大的受害者。从本次危机中，中国政府必须把经济政策的着眼点拉回到解决国内的各种民生问题上来，而不是仅仅看到出口创汇。中国需要沉下心来，从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基础入手，有条不紊地把中国经济引向繁荣。 在30年改革开放时期过后，中国社会的产业革命的趋势究竟是什么？这是中国社会学、经济学等一切人文科学亟须回答的问题，也是社会政策必须准确把握的问题。中华民族的一切文明觉悟者，都需要努力为中国指明进步的方向和提供具体的方法。

全球性经济危机又称次贷危机或次级房贷危机(subprime lending crisis) ，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风暴。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隐约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2008年9月份全面爆发。 这次经济危机给我国同样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直接的浅层表现为： 股市的不稳，房地产、汽车制造销售等支柱产业发展放缓，沿海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严重受创，出口量下降，农民工回潮等问题。 由此透视出的却是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逐渐积累起的很多深层次的矛盾的显现。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国经济结构构成的抗风险能力还很不足。一直以来，占据我国企业总数99%的中小企业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对其管理却过于粗糙，走在经济社会发展前列的只占大概1%，与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的同步的占20%左右，而面对残酷现实被动应对的企业占79%。以至今年以来受经济危机等因素的影响频频出现歇业、停产甚至倒闭的现象。仅上半年，全国就有万家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小企业倒闭。一时间，中小企业似乎进入了“严冬期”。而导致其很难抵御经济危机冲击的原因主要有，一事企业增长方式粗糙，高速增长主要是靠劳动力和能源的大量投入，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益，不但给资源环境带来很大的压力，也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发展质量和水平。二是企业产业层次相对较低，中小企业大量集中在一些技术简单、投资不大、易于模仿、便于进入的粗放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很难抵御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 由此带来的的是在低端产品的高外贸依存度: 而高贸易依存度的存在，也加重了我国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时的不利因素。 而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急需进行调整，是我国中小企业在此次未击中实现重新洗牌，在调整过程中，应遵循“小而精”、“广泛分布而又相对集中”、“因势利导”等原则，根据我国各地区、各省市的具体情况进行调节。进而减少国内不同地区的恶性竞争，降低不必要的能源损耗和成本损失。 暴露出的更为关键的一个矛盾还是农民、农村、农业和农村市场问题。此次危机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在中国，农民数量为亿，而农民工的数量在亿左右，这个数字是美国人口的80%，将近是俄罗斯人口的二倍，如何妥善处理好农民工问题仍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工作。至于中国农村的消费潜力我们无法统计，因为它太庞大，只能估算，如果平均没人每年消费10000元人民币，那么全年的消费就可达到将近十万亿人民币，是我国GDP的1\2。但就是这样大的一个市场却因为农民shuoruguodi发挥不出它应有的作用，反而是我国成为严重依赖外贸出口的国家，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 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改变户籍制度下手。因为农村得不到发展根本上就是因为户籍制度这一具有歧视性的制度的存在。长期以来，政府以为改变农村落后的状态根本是要改变农村的教育，但结果却是因为农村得不到发展，从农村走出的人才成为最先抛弃农村的人，如此恶性循环，不仅仅有学历的人不愿回农村，就连有一点劳动力的人也愿留在农村，致使农村发展的进度之慢令人瞠目。所以必须改变成像户籍制度上的不公平性，同时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投入，才能是农村得以发展，而扩大农村的市场。 同时要建立完善的生活保障体系。此次危机，出现大量的农民工返乡，试想，这些农民工如果已经失去了土地，那么他们将成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如果出现更大影响的危机，出现更多农民工返乡，就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所以必须防患于未然。 第三，还要在土地政策上更加保守。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还不能承受出现大量既无土地又无工作的农民的存在，因此，必须为农民工在危机面前的退路做好安排。 此外，在对外贸易方面，我国要做好面对欧美国家出现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具体办法就是在不断扩大国内市场的同时，开辟不同地区国家的国际市场，讲出口对象转向亚非拉等州。减少对欧美国家的贸易依存度。 另一方面，要由产品输出转向为资本输出、技术输出和人力输出。尤其具有特殊意义的即为人力输出，这需要教育、外交能多方面的配合，一方面可减缓我国国内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可收取外汇，同时增加我国的国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