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嵇康研究论文

嵇康的“自然”思想研究 题文诗 人与自然本相同，饱而安寝饥求食。 不学而能自然性，不虑而欲性之动。 遇物而当足无余，感而遂通思无邪。 嗜欲从感倦不已，失之患得得患失。 身为物役丧其志，声色名利泯童心。 自然之性人之情，天地大美去矫饰。 率性自然真性情，不奢不媚不执著。 “自然”是中国道家哲学的重要范畴。《老子》有“道法自然”，“莫之命而常自然”，《庄子》云：“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在老、庄看来，“自然”是一种天然的、自然而然的、非人为的本然状态，是人之真性。嵇康继承了老庄的这种观点，主张顺应万物的本然状态，保持人的天性自然，同时又结合自己的时代背景，为“自然”注入了新的含义，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思想。 一、 嵇康“自然”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 嵇康（公元223——262年），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他生活的魏晋时代战乱频繁、黑白颠倒。司马氏集团提倡儒学名教，标榜“以孝治天下”，却暗中阴谋篡位，对曹魏宗亲和不愿依附于自己的知识分子 任意 杀戮。“魏晋之际，名士少有全者。”名士常常无辜死于残酷的权力斗争，从曹植、到何晏、王弼，莫不如此。“刑本惩暴，今以胁贤”，国家政权本来是为惩罚凶暴服务的，如今却被用来胁迫贤者。士人们对政权失去了信赖和安全感，常常感到极度的恐惧。阮籍常常驾着车，漫无目的地走，直到走到了路的尽头再也无路可走，才痛哭一场，返回世间。刘伶每每边喝边走，让仆人背着锄头跟在身后，说：“死便掘地以埋”。嵇康写到：“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隐姿就长缨，卒为时所羁”，“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必危。吉凶虽在己，世路多崄巇”，天空到处都张着大网，世间的人就像小鸟一样，被世俗羁縻，难获自由，每天提心吊胆，不知生命何时会遭遇不测。 嵇康抨击司马氏集团的统治是：“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又说："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君位成了对世人最大的诱惑，世人莫不“竭智谋国，不吝灰沉。赏罚虽存，莫劝莫禁”。人们产生了私心杂念，纷纷迎合现存的名教。“是以不措为拙，以致措为工。唯惧隐之不微，唯患匿之不密。故有矜忤之容，以观常人；矫饰之言，以要俗誉。谓永年良规，莫盛于兹；终日驰思，莫窥其外。故能成其私之体，而丧其自然之质也”。只害怕秘密隐藏的不深，只担心欲望遮瞒的不严；所以才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来对待一般人，用虚伪做作的语言来邀取世俗的好感。自以为这是最好的处世良方。慢慢地，自然的天性便丧失了。 《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曰：“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圣人制礼，贤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数，以其易黩故也。况乃寝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诳时惑众，诬污鬼神乎？’遂致其罪。”赵宣为求个“孝廉”的名声，居住墓中二十年。但其间，却先后孕有五子。空有孝之行而无孝之实，色取行违，哗众取宠。当时有民谣唱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清寒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便是反映了这种名不副实、虚伪狡诈的社会风气。有名有位的人不一定道德高尚，才智过人。而真正的有识之士不一定能获得名位，甚至不一定能保全自己的生命。整个社会名实不符，黑白颠倒，统治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隐匿心志，降心顺俗。嵇康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以表面上的不守礼法来抨击礼教的虚伪荒谬，表达心中的愤激，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将目光转向了“自然”，在“自然”中寻求思想上的依据和精神的支柱。 二、 天地之“自然” 1、“元气陶铄，众生禀焉”。嵇康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生的。元者，始也。“元气”在嵇康的哲学中是万物的本原。天地间万物具体的生成过程是这样的：“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先是这个混沌的元气分化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互作用，产生了二仪，即乾坤，也即天地也。“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天地合气，生成了世间万物。他的宇宙生成模式可概括为“元气——二仪——众生”。魏晋时代的很多玄学家也讲“元气”，何晏提到“是观泰山崇崛而谓元气不浩芒者也”，意思是只看到泰山的雄伟高大而不认为元气浩渺无际，这里的“元气”是一种弥漫于宇宙之间的精细物质。王弼的《周易注》和《老子注》中也提到“气”，但都不是将“气”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认为在元气之上还有一个比它更根本的东西存在，将“气”导入以“无”为本的玄学体系，将元气论引向玄学化。嵇康是少数几个能够坚持实体性的元气本原论的哲学家。 2、“自然之理。”“元气”生成万物的过程是客观的，不受人的主观意志的支配。万物生成之后，就会形成自身的规律，其发展、消亡，都按照自身的规律来进行，不会因为个人的意愿而改变，嵇康称这种规律为“理”。嵇康的文章中有很多“自然之理”，如《答难养生论》曰：“狄食米而生癞，创得谷而血浮，马秣粟而足重，雁食粒而身留”，北方的戎狄吃了米就生癞子，生疮的人进食五谷就血流不畅，马吃了稻谷就四蹄失调变得不能走路，大雁为了吃五谷很容易身陷网罗。这些都是由自然之物自身的特性决定的。嵇康甚至认为，声音能够让人喜乐或哀伤，这也是声音本身具有的自然规律，客观规律，不是由人的主观决定的。他说：“声音有自然之和，而无系 于人 情。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音，得于管弦也”，“且又律吕分四时之气耳，时至而气动，律应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为用也”，音声会随着四时之气的变化而变化，这一切都是由于自然的更替，有其客观的规律，不是人可以随意支配的。音乐的善于不善，和谐与不和谐，是属于音乐的，是在外的；悲哀欢乐是我的感情，是属于我的，是内在的，这就像我们对他人的爱憎：“今以甲贤而心爱，以乙愚而情憎。则爱憎宜属我，而贤愚宜属彼也。可以我爱而谓之爱人，我憎而谓之憎人；所喜则谓之喜味，所怒则谓之怒味哉？”1很明显，一个人的贤愚乃是由于他自身的品性，而爱与憎则取决于我们的喜好。物质的味道不同，是由其自身的性质决定，并不因为人的喜好而改变。嵇康在这里将主观和客观严格的区分开来，不把主观的东西强加给客观。声音、气味都是禀自“元气”的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自身的规律。 人们在认识“自然之理”的过程中常常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不能够客观地去认识世界万物。“以多同自减，思不出位，使奇事绝于所见，妙理断于常论；以言通变达微，未之闻也。”世人往往认为常见的就是合理的，大家普遍认同的就是正确的，奇思妙闻都是怪异的，“殆玩所先习，怪于未知”，这些思维方式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样人们就很难去认识“至理”。因此，为了保证客观地认识“自然之理”，我们在分析事物时，就要祛除这些障碍，抛弃主观臆断，让对象仅仅呈现自身，“不以己为度” 。 三、人之“自然” 人也是禀受“元气”而生成的，“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因此，便不可避免具有自然的生理欲望，自然的情绪反应。正始名士王弼认为，只要是“人”，他就必定有“情”，必须具有这种生理性，“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颜子之量，孔父之所预在，然遇之不能无乐，丧之不能无哀。又常狭斯人，以为未能以情从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2。”嵇康也不否认人的生理自然。 1、“从欲得自然” 嵇康在《答难养生论》中说：“难曰：感而思室，饥而求食，自然之理也。诚哉是言！”“感而思室，饥而求食”是向秀的观点。向秀认为，“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每个生命体都有自然的欲望，这是“天理自然”的。嵇康完全承认这一点，认为这种生理欲望是天生的，是“不须学而后能”，“不待借而后有”的：“口之于甘苦，身之于痛痒，感物而动，应事而作，不须学而后能，不待借而后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这种随生而来的需求是本能的，生理性的，不掺杂思索和计度的。“夫不虑而欲，性之动也。……性动者，遇物而当，足则无余”，人本能的欲望是“性之动”，本身很单纯，仅仅表现为冲动、骚动，“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顺从这种生理欲望，才能得到人之自然。“推其原也：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这里的“从欲”之“从”发音为cóng）。但是由于仅仅是“性之动”的“不虑之欲”仅仅存在于远古社会物质资源极不丰富的时候，现实中人的这种合理的欲望极易发生变质，成为“嗜欲”。这种“嗜欲”是否也合乎人的生理自然？是否也应当顺从呢？ 2、“嗜欲”与“智用”    “夫不虑而欲，性之动也；识而后感，智之用也。性动者，遇物而当，足则无余；智用者，从感而求，倦而不已。故世之所患，祸之所由，常在于智用，不在于性动。”人的“不虑而欲”是本能的冲动，它很容易得到满足：“耕而为食，蚕而为衣，衣食周身，则余天下之财。犹渴者饮河，快然以足，不羡洪流。”但人作为复杂的社会性动物，他的行为并非只受到本能冲动的制约。面对自然和一定社会关系的压力，人们期望自己拥有的资源远远大于自己的实际所需，会调动整个智用为欲望的永久满足服务。正是由于“智用”的加入，人的欲望变得复杂，本然的“不欲之虑”变成了“嗜欲”。 嵇康认为：“夫嗜欲虽出于人，而非道德之正”，嗜欲对身体是有害的，就好像木头上生的蛀虫有害于木头一样。“虽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故蝎盛则木朽，欲盛则身枯”。嗜欲对精神也是有害的，“则欲之患其得，得之惧其失，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在上何得不骄？持满何得不溢？求之何得不苟？得之何得不失耶？”，人心易变，欲望无常。随着欲望的不断满足，欲望的对象将会不停地变换。这样的人生是一场由引诱物支配着的疲于奔命的追逐，“倦而不已”，永远被外物役使。而世人多认识不到这一点，以为纵欲求名，追求富贵，是源于本性的自然行为。嵇康批评说：“然则子之所以为欢者，必结驷连骑，食方丈于前也。夫俟此而后为足，谓之天理自然者，皆役身以物，丧志于欲，原性命之情，有累于所论矣。夫渴者唯水之是见，酌者唯酒之是求，人皆知乎生于有疾也。今若以从欲为得性，则渴酌者非病，淫湎者非过，桀跖之徒皆得自然，非本论所以明至理之意也。”嗜酒之人就沉溺于酒水而无节制，夏桀残暴、跖做强盗都是顺着自己的意愿，但这就叫自然吗？世人所谓的欢乐，是马匹成群、前呼后拥，山珍海味、极其丰盛。有这样的排场然后认为满足，并说这就是天理，这就是自然。嵇康认为这其实是“身为物役”，是在欲望中迷失本性，是“不识生生之理”。 3.“以智遂生” 嵇康主张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将欲望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那么如何才能使既满足人们自然的生理需求，又不压抑自己的欲望呢？这需要“智”来解决。人们对外欲的追逐导致的患灾与祸乱，主要是由于思想上的认识不清造成的。“世之所累，由见之不明耳。”要使人们认识到嗜欲对人的伤害，而弃之不顾；使人们认识到生生之理，而“向其所利”。这就是“以智遂生”之道：“使动足资生，不滥于物，知正其身，不营于外。背其所害，向其所利。此所以用智遂生之道也”。 “知酒色为甘鸩，弃之如遗；识名位为香饵，逝而不顾”，“纵令滋味常染于口，声色已开于心，则可以至理遣之，多算胜之。何以言之也？夫欲官不识君位，思室不拟亲戚，何者？知其所不得，则未当生心也。故嗜酒者自抑于鸩醴，贪食者忍饥于漏脯。知吉凶之理，故背之不惑，弃之不疑也。”知道酒色是穿肠毒药，所以弃之如敝履；知道名位是引你上钩的鱼饵，其背后隐藏了灾祸，“名行显患滋，位高势重祸基”，所以不去追求；知道她是自己的亲戚，所以不会想要喜欢她与她结婚；知道那样做对自己的身体会造成伤害，所以“自抑”于鸩醴，“忍饥”于漏脯。这些都是自己对自己下的命令，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不是鉴于社会的要求，不是鉴于伦理的要求，纯粹是为了不危害自己的身体而作的选择，不是外界强制的结果。所以，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自觉的令嗜欲合于理，“令室食得理”。这里的“理”主要是生理性的。 “智用”在嵇康的“自然”思想中被提高到了一个突出的位置。他认为，你只要知道了吉凶之理，就会自觉地去做对身体有益的事，远离对身体有害的事，将“自然”转变为了“自觉”，将“自然”内化在了人的心中，从而在“自然”中加入了人为的因素。 4、“各以得志为乐”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这是无法选择也不能脱离的。如何才能不被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所束缚，从而保持“自然”、“自由”呢？嵇康认为能够坚持自己的“志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用屈从于社会，不用降心顺俗，不用言不由衷，便是坚持了自己的心志，坚持了自己的真性，这样的生活才是快乐的、自由的。 “四民有业，各以得志为乐。”“志”是人内心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的本质在于它的意愿存在于时间的延续之中，始终能够朝着它的 方向 。在受到外在的、内在的侵扰时，这一志愿从不改变自己的目标。“志”在嵇康的思想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家诫》中说：“人无志，非人也。”把“志”作为做人的一个核心标准。一个人只有遵从“志”，才能实现他的真正意义，才能保持自己的自然真性不丧失。 “唐虞世道治，万国穆亲无事，贤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内忘，佳哉尔时可喜。”在远古时代，人人都有坚持自己志愿的自由，统治者不去干扰、强制人们改变自己的志愿，人们可以顺其自然的发展，“不扰，则其愿得；不逼，则其志从”，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自然本性生活。但是这种自然人性的实现在嵇康生活的年代是不可能的。那个时代，虚伪、矫饰是常态，嵇康不愿从众，要“长于俗人别”。他说：“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如果随顺世俗的话，就违背了我向来的志愿，不符合我内心真正的感情。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的。他坚持保持个体的人性“自然”。虽然，最终也因此走上了刑台，但他临刑弹奏《广陵散》、随性自由的风骨已成为后代万千士人的榜样。 嵇康便是这样保持着自己内心的完整，保持着自己人性的真实。这种“志”，这种自然人性的坚持使得嵇康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他的容貌是自然不加修饰的，他的举止是纯净的，是心意的直接表达，是与他的心相同的，纯任自然，毫不做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