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屈原诗歌的论文参考文献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作品，离骚、九章、渔父、卜居等战国策·张仪相秦谓昭睢章最后一条存疑，相关文章可参考《屈原和他的时代》一书

你自己看着删减点 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自春秋中叶以来，楚国一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强国。从楚庄王问鼎中原时起，楚国统治者已表现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战国时代，楚国君墨守成规，缺乏改革的锐志，被后起的倡导地主阶级政治改革的国家抛在了后面。楚国国势渐趋衰落，在与西方强秦的连年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丧城失地。而以怀王为首的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却偏安一隅，仍过着醉生梦生死的生活，置国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顾。屈原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他洞悉列国形势，对楚国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诗人为挽救楚国于危难之中，实现“存君兴国”的夙愿，在思想保守的楚国倡导并推行了一系以“美政”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由于改革触犯了旧贵族既得利益，遭到了贵族群小的极力诋毁。尽管诗人“忠而见疑，信面被谤”，但诗人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与权奸的斗争中显示了高标节操，爱国赤诚。诗人一生坎坷，在痛苦中孕育的诗篇显示了诗人拳拳报国心，殷殷故国情。其爱国主义精神名传千古，垂范后人。一、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弊政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诗人作为战国时代一名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诗人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了如指掌。屈原深知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高权谋谲诈，推行弱肉强食法则的侵吞攻伐时代：列国纷争，狼烟四起，万民缟素，血流成河，弱国的苟存只能仰人鼻息，成为附庸；弱国的灭亡只是利益相争的殉葬品。此时的楚国已陷入重重危机，形势岌岌可危，可楚国君臣对潜在的威胁视而不见，依旧沉醉于丝竹管弦，声色犬马之中。诗人忧心忡忡，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他多么希望楚国统治者从沉醉中醒来，面对残酷现实，上下一心，整顿朝纲，励精图治，大有作为，重现昔日鼎中原的辉煌，完成统一中国的理想。诗人把这一理想称之为“美政”，“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欲以“美政”作为振兴保守落后楚国的一剂良方。“美政”是屈原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原动力。屈原的“美政”理想在作品中虽表述得比较空泛，介也有其具体的时代内容。从诗中来看，主要是指使楚国独立富强，并走上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道路。这一理想是契合时代发展脉搏的，其本质就是反对楚国旧贵族的世袭特权。为了实现理想，诗人针对楚国种种流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举贤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授能”，即不分贵选拔人才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依法办事。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实行改革，除去弊政。这一主张如能施行，将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剜除楚国政治肌体上的毒瘤、烂疮，使衰老的楚国变得更更健康，更茁壮，从而走上国富民强的康庄大国之道。诗人大力倡导“举贤授能”，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从历史上看，能“举贤授能”者不乏其人。那些兴国的圣君都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戚之讴歌兮，齐恒闻以该辅。”历史上这些昏君都善于搜罗人才，并委以重任，最终导制了盛世景象的出现。相反，那些嫉贤妒能的昏君，如殷纣王荒淫残暴，迫害忠良，使一代贤臣，“比干菹醢”；吴王夫差昏庸无能，不辨忠奸，使一代忠臣，“武子逢殃”。而这些毁灭人才者，也毁掉了强国富民之基石，最终落得个亡国祸身的不幸结局。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国运之兴衰系于贤才。国家的兴盛离不开贤臣，只有举贤授能才能不国安邦，富国强民。现实中的楚国要改变贫弱挨打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反对世卿世禄制度，打破旧贵族对于权住的垄断，效法兴国圣君不拘身份选拔人才，委以重任。只有这样，楚国才能重新走上富强之路，重现昔日之辉煌。为有贤可举，有能可授，屈原深谋远虑，有计划地在楚国展开了培养各种人才的事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未雨绸缪，诗人滋兰树蕙，其目的“冀枝叶之峻茂兮，愿时乎吾将刈”，即希望培育的人才能在楚国未来的政治舞台上担当起富国强民之重任。为了国事，诗人呕心沥血，上叩天阍，下求佚女，上下求索。诗人招贤纳士，为己求贤，还是为楚国政治前途作打算。战国时代，各诸侯先后在各国变法图强。变法成为了这一时代发展的潮流。当时，楚国政坛由旧贵族把持，旧贵族统治实际上是“背法度而心治”。为实现“国富强而法立”的目的，屈原主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依法治国。为此，诗人在位时，做了一系列“明法之嫌疑”，的工作，楚国国力也随之有所起色。怀王初期，楚与齐秦称雄，怀王任合纵长等事实就是明证，然而好景不长，屈原依法治国的措施损害到了群小利益，招致他们的极力诽谤。楚群他因“无度弗察”，即没有法制思想而受蒙信谗，遂疏远了屈原。忠臣远逝，小人当道。他们在楚国的违法乱纪行径遭到了正直诗人严厉斥责：“固时俗之工巧兮，竞周容以为度。”这些小人花言巧语，蛊惑世人，为谋取恩宠荣禄，不惜违背法度，变更正确的治国之道。小人的胡作非为，将诗人当初心血换来的成果毁于一旦，楚国陷入了“阴阳易位”的倾覆绝境。屈原冒死进谏，希楚国统治者以史为鉴，效法禹、汤、文武、周公等贤名之君，勤恳依法治国。“汤禹严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历史上这些先贤知人善任，走上了治国平天下的康庄大道。与此相反，启、异、尧、桀、纣等昏君，荒淫残暴，法度不行，最终亡国祸身。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表明：治国需法治，在法度废弛的国家，为政者心昏愦，国家也必覆亡。屈原在楚国高扬法治大旗，其目的是在楚国除弊去害，铲出“众蹀而日进”，“美超远而逾迈”这些丑陋事物生存的环境，使楚国走上正常发展的历史轨道。诗人始终不渝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如能实施，必使老气横秋的楚国脱胎换骨，涣发出咄咄逼人的青春锐气。然在愚昧保守落后的楚国，无人赏识“怀谨握玉”的诗人，他们残酷地将诗人逐出了政治舞台中心，将诗人治国安邦的“美政”蓝图扼杀于襁袍之中。诗人被毁，楚国政治舞台上最后一丝明亮的春色也就荡然无存，这是诗人的悲剧，更是楚国的悲剧。尽管诗人为理想屡蒙谗遭毁，但任矢志不移，其行动所昭示的爱国主义精神由此可窥一斑。二、不屈不挠，与恶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方面。诗人所行，可谓“仰不愧于天，俯不祚于人”，却因在楚国实施“美政”理想，而无辜蒙冤，遭谗被谪。但诗人并未因此屈服邪恶，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与那此为害楚国的邪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在这场善恶之争、美丑之辨、光明与黑暗的碰撞中，再次展示了诗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境界。诗人对楚国黑暗现状进行了揭露，指出当时面临的社会现状是“世溷浊而不分”，“世幽昧以眩曜”，“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这实际上描绘了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黑暗世道；一个粪壤充帏、邪恶肆行的世道；一个忠贞不容于世，美善光明不行于世的污浊世道。而原先的楚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如今却变成了这个模样，这下楚国政治舞台上那些飞扬跋扈的丑陋群小的胡作非为是分不开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余以善淫。”这伙“并举好朋”的小人嫉贤妒能，任人唯亲，违法乱纪，结党营私，竞进贪婪，不厌求索，使忠臣“自疏而远逝”，奸臣“干进而务入”，将楚国政治前途引向了“幽昧”、“险隘”的绝境。诗人忧心如焚，痛恨小人祸国殃民的乱政行径，并反复申诉自己不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怀，“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诗人喜好的佩饰、奇服、长铗等是诗人高洁人格的投影，是诗人“长当浊世，自处清流”的物证。诗人一心向善，一心求美，近墨不黑，出淤泥不染，勤勉自修，以高洁品性向邪恶世俗挑战。诗人虽身陷穷途，但誓不与邪佞为伍，“苟余情其以练要兮，长亦何伤！”“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诗人洁身自好，在污浊的社会里，不苟合取容，保持芬芳不变，再现了诗人独立不迁的人格和高标的气节。对那些经不住个人得失考验的变节者，诗人甚是痛心，“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夫众芳。”“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兮？”屈原指斥变节者经不住诱惑，走上了从俗、媚俗之路，成为了助纣为虐的小人。诗人鄙薄他们，谴责他们，他情愿效法前贤，做一个处困苦茕独不悔的死节之臣，“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誓死不与世俗小人妥协投降，“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不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残酷的现实没能使屈原低头，誓与群小斗争到底，“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表现出了“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的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体现了诗性批判精神与清醒执著的价值取向、人生择择。诗人披肝沥胆，为国效忠。在厄境中矢志不移，对理想、对真理、对祖国始终不渝，在与邪恶的斗争中，虽然羽折翎落，滴着鲜血，仍然苦苦挣扎，表现出被遗弃而不沉沦，蒙谣涿而不自毁的坚贞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宁死不屈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境界。一、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四、爱国主义精神产生的原因探讨。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有其时代的特点。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生机勃勃的时代，社会充满着进取的、批判的精神。屈原在政治生涯中表现出来的敢干斗争，决不妥协，上下求索的批判和进取态度，正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表现。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楚怀王、顷襄王时期，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更加频繁。强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加速了统一全国的战争的进程。弱国为抵抗强国入侵，掀起了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残死较量中，一些爱国志士挺身而出，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时代洪流中。屈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随着楚国西北边强秦的崛起，楚国渐渐沦落到被动挨打的境地。楚国的国家前途的民族命运受到了严重威胁。而楚国统治者依旧沉缅于日酣宴饮的享乐中，束手无策。大敌当前，屈原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楚国灭亡的措施。在保守思想与改革思想的猛烈冲撞中，屈原主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悲惨遭遇，置生死于度外，誓死不渝地忠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欲以自己的努力改变楚国的现状，“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楚国重新走向富强。“沧海横流处，方显英雄本色。”正是战国后期波涛汹涌的时代“沧海”，才使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大放异彩。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从内因来说，在于诗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进步的世界观决定其有进步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规模宏大，体制瑰奇的长诗《天问》中，诗人仰天长问，对自然和人类历史探究天道。从诗人对古代关于自然的神话和传说的诘难和质疑中，表明了诗人对宏观宇宙的思索，对古代信仰的怀疑，显示出一种大胆的科学探索精神，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诗人在对夏、商、周三代所以兴，所以亡的回顾和反思中，对其治乱兴亡缘故表示质疑。诗人企图通过探寻历史兴亡之故，为楚国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让楚国在车真颠马覆之路紧急止步，重新走上兴国之路。诗人问天问地，问历代沧桑人事。这都是由诗人所具有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决定的，再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还与诗人出身经历紧密相联。诗人出身于楚国贵族世家，但因为家族地位的衰落，他本人已从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诗人在《九章•惜诵》这说：“思君其莫我忠兮，忽亡身于贫贱。”这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诗人虽出身于贫贱，但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杰出的政治才干，即《史记•屈原列传》所说的“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跻身于楚国政治舞台。“入则与王图议政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诗人身为高阳苗裔，天潢贵胄，想在楚国大有作为，振兴楚国于混乱中。诗人虽壮志未伸，但对楚国的耿耿中心至死不变，再现乱世忠臣的忠贞。竹死不变节，花落有余香。一代诗魂陨落了，其形骸早已化着尘土，荣归大地怀抱了。但其用生命演绎出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青山同在，与日月同辉，惠及万代。它早已成了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珍品，激励着千秋子民爱我中华，并为之富强而奋斗不息。

做好自己做不成尼罗河的深邃幽远，也甘愿化为清冽的溪水畅游在山涧；不能拥有太平洋的广袤浩瀚，那就做一簇洁白的浪花淹没在它无垠的蔚蓝。娇憨地构筑着自己的梦，沐浴在阳光的辉煌灿烂，纵使青春会逝去，也要留给自己一个无悔的誓言。学做伟人太难，不如做好自我悠闲。做好自己，不等于没有理想，只是在生活的道路上少了几处海市蜃楼，多了几片沙中绿洲。海市蜃楼固然壮观，但它始终是难以寻求的彼岸；绿洲虽小，但它能补给资源，使自己在一望无际的荒漠上走的更远。做好自我是一种塌实为人的表现。超级名模萨莎在还为出道时曾有人问她“你最想成为谁？谁是你的偶像？”她就十分笃定地回答到：“我从来也没有偶像，至少现在没有。我了解我自己，我就做我自己。”正是她这肯定的一答，注定她将有所成就，因为她为人现实。做好自己，不等于一意孤行，而是坚定自己为人的本分和原则。“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就是始终做好自我的人。屈原在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有人劝他离开楚国。只要他离开，便有享受不尽的荣华。然而耿耿丹心的屈原却是“去国不忍”。他报国未遂，远离楚宫，仍“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愿离开生他养他的故土。屈原精神的伟大，在于他可以出走而坚决不走。“鸟飞返故乡，狐死必首丘”的爱国情怀，在他自身的行为中坚持不渝。不管其它人是如何的求全卖国，官场是如何的暗无天日，君王是如何的昏庸无能，屈原依旧“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凭着一腔报国热血，奔波于救国救民的事业之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正是他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感动了华夏，感动了世界，五千年后的今天，他——屈原这个名字依旧铭记在我们的心中。做好自己，是走向成功的阶梯。柳永做好了自己，当初他在“黄金榜”上偶失龙头，却没有因为看到周围达官显贵煊赫之势而自卑，却在词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于是脍炙人口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便也流传至今；陶渊明做好了自己，官场黑暗，就隐居田园，洁身自好，在那趋炎附势的封建社会中固守着自己的情操，于是有了“暧暧远人村，依依虚里烟”的名句传诵千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1用自己的能力打造自我，用自己的行动感化他人，用自己始终不渝的信念去照亮辉煌的人生。那时，可能山涧的溪水汇成了长江，洁白的浪花击出了海洋。做好自己是过程，走向成功才是最终的目的。

恩。。比如对理想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对家国山川百姓最朴素的热爱和依恋比如生死瞬息人生无常，短暂的生命里，停驻点也许比起始更为重要和摄人心魄。再有呢，作为浪漫主义的重要代表，他的一生虽然和政治千丝万缕，但对于“举贤任能，立法富国”的理想从未放弃。现实与理想的不融合。所以才有“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的倔强感概和“屯抑郁于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无奈叹息。这是诗人的悲哀和政治家的痛苦。如果从反面说呢，屈原的死并非那么悲壮。英雄为恨死而不得其实，死而不得其所。上下求索，求而不得，为了昏庸的政治陪上性命。如果活下去，如果可以雾里看花清晰辨别，或许会有更多的成就。不过就不符合他的气节了。古人的追求往往是理想的，是清高单纯的。再有是说笑了，他的投江促成了粽子的诞生，也算是文化产业的支流吧～可见名人伟人所带动的相关产业发展势如破竹啊～

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她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精神，并鼓励人们自觉地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抵御外来侵略，保持高昂的正气与民族气节，积淀为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弘扬其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献身的积极精神。创造更加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文化，成为各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旋律。 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楚文化对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楚国人世世代代生存、繁衍、发展的文明旅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立志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操；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以民为本、舍己为人的价值观等等。正是楚人的这种爱国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实现他的“美政”理想，即进行政治改革——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举贤授能”，刷新政治，限制旧贵族的权益；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收复失地。但是屈原的改革在内政外交上触动了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与他们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遭到了他们的嫉恨和反对，在上官大夫等人的谗毁下，昏庸的楚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蒙冤被疏后。离开郢都，先后流浪汉北和沅、湘二水之间。屈原的很多作品，包括《离骚》等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第二年又攻陷巫郡、黔中。屈原痛感国家的败亡，自己又无力挽救，悲愤难捱。是年五月五日，遂自投汩罗江，以身殉国。 在“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战国时代，许多士人在本国得不到重视时。常常投奔他国。如商鞅弃魏相秦，孟子游说齐梁，荀子入秦适楚，韩非背韩助秦等，在当时士人们以谋取权位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为己任，屈原却不能。“帝高阳之苗裔兮”，屈原自小受到了楚文化的熏陶，受到了历史上爱国主义传统的影响。他生活在社会大变革和楚国危难现实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政治变革，使他形成了爱国主义的坚实基础。屈原是楚国的优秀儿女，是楚民族的灵魂：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楚文化最杰出的优秀文化遗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和深厚的爱国情感，是楚民族长期形成的一种传统观念的反映

从《橘颂》看屈原的思想品格论文

摘 要： 《橘颂》借橘写人，颂扬了诗人独立不迁的精神品格，横而不流、坚定不屈的人格，坚守信念、乐观开朗、昂扬奋发的精神。

关键词： 《橘颂》 屈原 人格 精神

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人们把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格光辉称为“屈原精神”或“屈子精神”，视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橘颂》是屈原早期的作品， 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咏物言志诗， 南宋诗人刘辰翁称之为“咏物之祖”。它以橘树比人，又将橘树人格化，反映了青年屈原的心态和个性。王逸《楚辞章句》注《橘颂》云：“美橘之有是德，故曰颂。”但橘只是自然界的一种植物，说橘有德而颂，显然表明“橘颂”实际上是颂人，是诗人的自喻。清代王夫之《楚辞通辞》评曰：“因比物类志，为之颂，以自旌焉。”林云铭在《楚辞灯》中说：“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屈原自比于橘的这一特性也就鲜明地表现出来了。这首诗是围绕着橘树写的，但又处处体现着诗人自己的精神品格，把橘树与诗人融为一体，既颂橘，又颂人，体现了橘树和诗人光辉灿烂的艺术形象。橘所特有的品质正和屈原自身的品质相符，橘树成了诗人的化身。那么，诗人借橘颂扬了哪些思想品格？

一、受命于天，故土难离，恪尽职守的使命感

橘“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晏子春秋六杂下》载：“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徙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可见橘忠于生养它的`土地，具有不可迁移的本性，橘生于江南，不可迁徙，是因为它受命于天的固有本性，扎根深厚，不可移易，橘的这一根本习性便成为一种人格的象征。屈原生于楚，长于楚，对楚国有着深厚的感情，不忍离开楚国，而且他把这一信念铭记于心，从不变更。屈原正是以橘树来自比自己的品质的，作者既是写橘，又同时写自己的宗国之情和乡土之恋，这也是屈原在其作品中屡次表明他不愿远走的原因。也正由于秉承天地所赐的重任，他恪尽职守，忠实于楚国，为楚国的富强努力。《橘颂》作者借歌咏橘树故土难离之天性，鲜明、生动地表达了自己热爱祖国绝不远逝的坚定志向。

二、理想远大，崇尚“独立”，坚定不屈的人格追求

屈原在《离骚》中，曾以“羌无实而容长”，表达过对“兰”、“椒”等辈“委其美而从俗”的鄙弃。橘树却不是如此，它年岁虽少，即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它长成以后，更是“横而不流”、“淑离不淫”，表现出梗然坚挺的高风亮节；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它也依然郁郁葱葱，绝不肯向凛寒屈服。“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乃是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顿使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遭谗被废、不改操守的屈原自己叠印在了一起。而后再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束全篇，在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前文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

怀抱远大理想，追求高尚人格，是屈原精神之精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道自任，重人格修养是一种精神。战国时期多游说之士，他们朝秦暮楚，可以为任何肯任用他们的诸侯服务；而屈原则是乡土观念、国家观念极重的人，所以特别重视“受命不迁”，强调“苏世独立”、“横而不流”，这种品格是屈原一生的信仰和精神支柱。《橘颂》是屈原高尚人格和个性的一个缩影。屈原不随波逐流，始终坚持自己正确的人生方向，克服常人难以克服的压力不断求索，去实现自己助君强国的伟大抱负。正如其在《离骚》中所言“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意思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我则喜欢以加强自身修养为乐。即使粉身碎骨也不动摇，难道我的心会害怕受到惩罚而改变？屈原总是时时鼓励自己，相信自己的选择与未来。诗人对橘树由外貌到内质进行了热情的赞美，但诗人最看重的还是其“独立”的节操，表现了屈原对“独立不迁”、“深固难徙”、“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品德精神的敬仰和爱慕，充满着热爱祖国的情怀和坚贞不渝、绝不同流合污的精神。屈原坚信“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纷郁郁其远蒸兮，满内而外扬。情与质信可保兮，羌居蔽而闻章”（《思美人》），即使芳草与污秽混杂在一起，芳香的花也自能从中显出。

三、信念坚定，乐观开朗，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

《橘颂》全篇以乐观开朗、昂扬奋发的格调，表现出对现实自足、对未来自信的饱满积极的情绪特征。全篇通过咏唱橘树的外形、内质等，以拟人化的方法，抒发诗人主观的情感志向。犹如初踏征途的旅人，对未来的目标充满坚定的信念，但对未来的艰险尚无切身的体验；在理性上已做好献出一切甚至生命的准备，但在感性上还没有真实经受到种种磨难灾祸迎顶压来时内心所产生的痛苦、悲哀、愤怒和绝望。作为屈原早年的言志作品，《橘颂》以其明朗开阔的情感基调，华丽绚烂的辞章句式，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不仅在《楚辞》中，乃至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作品通过类比联想，托物言志，纷繁美盛的“后皇嘉树”与英姿勃发的青年屈原叠印，独立不迁、深固难徙的自然本性与屈原的完美人格统一，客观事物与主观心理巧妙融合，其所确立的“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秉德无私，参天地兮”的宏大志向以及“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的自我勉励绝不是纨绔子弟与庸常之人可比的，全诗没有忧伤愤懑的情绪，相反，它充满着意气风发的昂扬情调。《橘颂》体现了屈原坚定的信念和清醒处世的人生态度，他深知“路漫漫其修远兮”，但仍要“吾将上下而求索”。

参考文献：

王峰霞.《橘颂》中的屈原形象[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8,(2).

龚红林.橘与屈子精神——重读《橘颂》[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