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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东西还是自己写为好 柏拉图美学思想: 西方哲学史上,柏拉图最早建构了二元论哲学体系。 理念论:把世界分为两个。现实的世界是个别的、不可靠的世界,是短暂的、变动的、不纯粹的、混杂的、不完满的,因此是不真实的;“理念”的世界是永恒的世界,是静止的、纯粹的、完满的,因此真实的,具有一般性。由此延伸出一般与个别、共相与殊相、本质与现象、概念与具体等相关问题,成为几千年西方哲学讨论的一个中心。所以尼采认为:整个几千年的西方哲学,实质上就是柏拉图的思维方式,即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伸展。 哲学史家梯利认为:“柏拉图是一个诗人和神秘主义者,也是哲学家和论辩学家。他以罕见的程度把逻辑分析和抽象思维的巨大力量,同令人惊奇的诗意的想象和深邃的神秘感情结合起来。” 柏拉图的美学是他哲学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和艺术的概念第一次被纳入一个伟大的哲学体系。”柏拉图的美学思想与他的哲学中神秘的和诗意的东西,并不是一回事。其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美的本体论——“理念”(Idea)的理论 柏拉图赞同苏格拉底的观念,坚信理性能够获得真知,把追求“真”、“善”、“美”当作是哲学探索的目的。 真知:必须是关于真实的、永恒存在的事物的知识,而非关于流动的、变化的、朝生暮死的事物的知识。像物理学这样的学问所研讨的就是现实世界的知识,因此它不能把握永恒的、不变的事物和存在。真知是关于“理念”的知识。 永恒的是“理念”的世界,现实世界是对“理念”的世界的模仿或“分有”。 柏拉图认为,存在的事物分为四个层次:最高级的是“理念”的世界,拥有绝对的静止性、纯粹性、永恒性,最真实;其次是数学对象,即数字和几何图形等;再次是个体事物,即个体的“活物”,也就是自然中不断流变的动物、植物、人工制品等;最次的是肖像,“指的首先是影子,其次是水面和光滑体表面上的映像,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理念”是一切事物的蓝本。个体事物是同名的“理念”的摹本或影子。肖像又是个体事物的摹本或影子。具体事物“分有”(particiate)了“理念”。分有就是“具有一部分”之义。 与认识对象相对应,认识能力也分为两个部分、四个等级。 第一部分为“可以理解的”“知识世界”。分为两等:①理解,与理性(noēsis 原意为“智性”、“智析”、“思”)相关,对象是“理念”。理解不用任何感性事物,单凭概念本身,就可以把握“理念”。理解属于哲学的活动;②了解,与知性(dianoia 原意为“思考”、“分析”)相关,对象是数学对象和几何图形。数量和形状往往借助于图形和事物来说明其不可感的数的规定性,仍然具有具体事物的感性色彩。此外,数学方法是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前提具有假设的性质。例如:“一切数非奇即偶”,“一切数都可通约”等。 第二部分为“可见的”“意见世界”(判断力)。也分为两等:①相信(信念),即日常经验和常识,但缺乏确定性;②猜测,对象是肖像,得出的幻想是个人的想象和印象,诗和艺术作品都属于这一阶段。 柏拉图认为,凡是由人的理性推理认识的东西总是真实的,永远不变的,而凡是意见和非理性的感觉的对象总是变动不居的、不真实的。 同时,关于“理念”的知识是先验的。他说:“如果我们出世以前就获得了这种知识,并且带着它生下来,那我们在出世以前和出世的时刻就不仅知道‘一样’、‘大些’、‘小些’,而且知道一切‘本身’。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论证既适用于‘一样’,也同样适用于‘美’、‘善’、‘公正’、‘神圣’,总之,适用于我们在问答辩证过程中标上‘本身’印记的一切;所以我们必定是在出世以前已经获得了关于这一切的知识。” 对个体事物的感官知觉不是知识。如果把知觉作为知识和真理,就会导致像智者学派那样的主观主义。 柏拉图认为理性的先验性质与必然性是两个概念。必然性是创世纪以前就有的盲目的力量,无秩序,无价值;理性代表神的力量,它把善放入宇宙,使之具有了秩序和价值。 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飞跃,它第一次明确、深刻地提出了哲学认识论中最根本的问题,即如何在流动的、变化的、短暂的现象世界中把握到事物的真正的本质,因而达到对于世界的真理性的认识。 但是,“理念”的世界是一般人认识不到的。一般认识只能停留在日常的、现实的世界上,经常被现实的世界迷惑,不能获得真知。只有有理性的人能够通过回忆看到“理念”,即事物的本体。哲学家就是属于“那些一心一意思考事物本质的人”,“就是那些喜欢知道真理的人。” 在“可见世界”里生活的人,就像在洞穴里生活一样,在“知识世界”里生活的人,就像生活在阳光下一样。这就是他所论述的“洞穴比喻”。所谓“洞穴比喻”,柏拉图是这样认为的:有一群人世代居住在洞穴里,并被铁链锁在固定的地点,连脖子也被锁住,只能面壁直视眼前的场景。在他们身后有一堆火,在火与囚徒之间有一堵矮墙,墙后有人举着各种各样的雕像走过。火光将这些雕像投影在囚徒面对的洞壁上,形成多样的、变动的影像。囚徒们的一生都犹如在看皮影戏。他们以为眼前晃动的影像就是真实的事物,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他们。于是,有些人则走出洞穴,经过晕眩之后,终于见到太阳下的事物。 与“理念”论相一致,在《大希庇阿斯》篇中,柏拉图反复辩论“美是什么”与“什么东西是美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美不是美的事物,美就是“美本身”。同时,柏拉图不同意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的观点,认为这种“美本身”不是恰当、有益和快感,也不是善,善也不就是美。美的事物之所以美,是由于美本身给与它以美,是因为它“分有”了“美本身”——美的“理念” 。 这种美本身是什么呢? 柏拉图说:“这种美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它不是在此点美,在另一点丑;在此时美,在另一时不美。在此一方面美,在另一方面丑;它也不是随人而异,对某些人美,对另一些人就丑。还不仅如此,这种美并不表现于某一个面孔,某一双手,或是身体的某一其他部分;它也不是存在于某一篇文章,某一种学问,或是任何某一个别物体,例如动物、大地、或天空之类;它只是永恒地自存自在,以形式的整一永与它自身同一;一切美的事物都以它为泉源,有了它那一切美的事物才成其为美。” 而要认识这种“美本身”需要经过一系列的阶段: 他第一步应从只爱某一个美形体开始,凭这一个美形体孕育美妙的道理。第二步他就应学会了解此一形体或彼一形体的美与一切其他形体的美是贯通的。这就是要在许多个别美形体中见出形体美的形式。假定是这样,那就只有大愚不解的人才能不明白一切形体的美都只是同一个美了。想通了这个道理,他就应该把他的爱推广到一切美的形体,而不再把过烈的热情专注于某一个美的形体……再进一步,他应该学会见到行为和制度的美,看出这种美也是到处贯通的,……从此再进一步,他应该受向导的指引,进到各种学问知识,看出它们的美。于是放眼一看这已经走过的广大的美的领域,他从此就不再象一个卑微的奴隶,把爱情专注于某一个个别的美的对象上,某一个孩子,某一个成年人,或是某一种行为上。这时他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欣喜,于是孕育无量数的优美崇高的道理,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如此精力弥满之后,他终于一旦豁然贯通唯一的涵盖一切的学问,以美为对象的学问,彻悟美的本体。 这种美本身是与哲学知识以及真理,属于同一类的东西。认识美本身的道路,实质上也是一条探索真理的道路。 二、美与爱、善以及生活本身的关系 柏拉图认为,人们追求的最高目的是不朽:“我相信人们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都是为了获得不朽的声望,赢得后人的爱戴;他们的品德越高,就越要这样做。他们所爱的是不朽的事物。” 而追求不朽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生育,把自己的精血传给子孙万代,让自己的生命在后代身上得到延续;二是生产精神作品,把自己的思想传给当代和后世,青史留名。这种方式与智和德相关。比如,像梭伦生育了城邦的法律,哲学家们生育了各种德性。比较起来,人们更愿意生产出精神产品。“只要看一看荷马、赫西俄德和其他大诗人,羡慕他们留在身后的为他们在人世间获得千古芳名的美好子女,那么人们就会愿意选择生殖心灵子女而不愿意要肉体子女。” 追求这种不朽与智慧和善相关。而智慧与美是相关的:“因为智慧属于最美的事物,而爱是对美的爱,所以爱必然是爱智者”。“爱就是希望善永远为自己所有。”因此,这也是一种爱。生育与世俗的爱与性相关。“一切生物之所以具有这种狂热和爱情,都是为了追求不朽。”“美是主宰生育的命运神或生殖女神。”爱美也是与不朽相关。由于追求不朽,人就要爱,爱美或爱智慧、爱善。爱与真、善、美被内在地连接在一起。 著名美学史家塔塔凯维奇:“著名的‘美、智、善’三位一体说正是起源于柏拉图,它体现着人类的最高价值。柏拉图把美置于其他最高(supreme)价值同等的地位,但不在它们之上。” 真、善与美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美与善本身都是一种“理念”,都是本体,都是真。然而,美与善本身之间是同一的,还是异质的?在“理念”的世界中是并列的还是从属的? 美不是善,善也不是美。在《会饮》篇中,柏拉图认为通过对美的观照,可以达到对于真理的把握,并把关于美的学问看作是“唯一的涵盖一切的学问”。那么,美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的“理念”?是一种最高的真?在知识世界中最后看到的、也是最难看到的,即是善的理念。要认识到它,就必须说明它确实是各种美和正义事物的原因,是可见事物中的光明之父,是可知世界中理智和真理的最高源泉。任何一个要合理地处理公务和私人生活的人必须注视到它。这里明确地把善看作是最高的“理念”。善是包括美、正义在内的各种事物的原因和根据。 对于这一问题,柏拉图又提出了他的“太阳比喻”:他认为,在可感世界中最崇高、最伟大、最美丽的是太阳。仅有视力和可视对象还不足以使肉眼看见对象。善在可知领域中也占有与太阳同样的位置。太阳不仅是所有可见事物可见性的创造者,同时也使得它们得以生成、生长和哺育;虽然它自己不是生成的。知识的对象不仅从“善”得到它们的可知性,并且从善得到它们自己的存在和本质,而善自己却不是本质,而是超越本质的东西,比本质更尊严、更强大。给认识的对象以真理,给认识者以知识的能力,即是善的理念。太阳是认识可感事物的源泉,使可感事物对象显现出来,同样,善决定可知对象所是,使之向心灵显示出来。因此,善不仅是一种最高的“相”,而且还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相”,因为所有其他的事物只是由于跟善相关,才变得有用和有益。如果没有善,那么其他任何事物就没有价值。不知道什么是善,就不知道其他没有善的事物是没有价值的。追求美,是能够接近善本身的。追求美是与善、与永恒相关:这种美本身的观照是一个人最值得过的生活境界。 柏拉图把爱、美、善等,最终都还原到人的生活本身中,与不朽相关,也可以说,不朽是人的最终目的。美的概念不仅仅与审美和艺术相关,更主要的是一种人的生活方式和理想,是一种哲学的最高境界之一。从对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阅读和欣赏中,我们从希腊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就可以对柏拉图的这个思想产生深切的领悟和体验。 三、艺术的功能问题 理性可以达到的美的本体。艺术作品只是对个别事物的模仿,属于肖像一类,它只与猜测的心理状态相应。所以,艺术不是理性所把握的对象。通过艺术,我们不能达到至善。柏拉图因此提出反艺术的主张。 第一,从知识的角度说,艺术是对感性事物的模仿,是“影子的影子”,与“真理隔着三层”。在古希腊,艺术一般被看作是一种“制作”(poiēsis),柏拉图认为所有的“制作”也可以说成是诗:就(诗的)本意而言——即使原来不存在的东西成为存在——诗不止一种。所以,每一种技艺创造都是诗,每一位手艺人都是诗人,……尽管如此,我们却不把他们都称作诗人,对吧?我们用不同的名词称呼不同的技艺,而把“诗”这一称谓只送给其中的一种,他的工作对象是音乐和格律,虽然只要是制作都可以接受这个称呼。我们仅仅称这种技艺为“诗歌”,而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即为“诗人”。诗人就是一种工匠,而且诗人所制作的产品比其他的手艺人制作的产品还要低级。人们之所以对诗歌和绘画等艺术感兴趣,是因为画有色彩,诗有韵律,能迷惑群众,如果从诗人作品中把音乐所生的颜色一起洗刷去,那么,这首诗就像花一样,青春的芳艳就已经枯萎了。 现实的世界是对“理念”的模仿。而诗人和画家的模仿不仅没有使模仿的产品争取向“相”靠拢,而且失去了它的物质性。人们不可能从中学到真正的知识。因此,在与真理和知识的关系上,柏拉图对艺术做出了彻底的否定。他说:“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模仿者,无论是模仿德行,或是模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像,并不曾抓住真理。” 从政治和伦理方面说,艺术对于人性会产生很坏的负面影响。对于“理想国”来说,柏拉图认为一个城邦的法律,比一个悲剧要完美得多。 他认为,艺术对人性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渎神。有些诗歌和悲剧直率地描写神明唉声叹气,号啕大哭,狂欢失态,有失神的尊严,引出神的不检点的行为,使人们失去对神的敬畏和敬仰,失去行为的楷模。二是迎合人性中卑劣的成分。悲剧让人产生同情、怜悯,常常能够满足人的感伤癖,喜剧则能够培养人的小丑习气。在观看喜剧时,……你会对自己不愿表演的小丑的言行喜不自禁,你不会觉得这是粗俗的行为,一如你在体验悲伤时的感觉?这里,情况也一样,你释放出平时惧怕遭受谴责而予以限禁的试作小丑的情感,使其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放任的结果,通常会在你有所意识之前,已经变成了私下里的喜剧演员。 艺术给人的放任和纵情提供机会和理由。人们在剧场里可能作出平时不可能做的一些蠢事。这样下去人们会变得行为不端,情感脆弱。此外,诗歌增大了欲念的强度,灌溉、滋养人的愤恨、性欲等欲念和快感或痛感的情绪,削弱了理性的力量,破坏了心理的平衡。因此,柏拉图要把那些模仿诗人和艺术家驱除出他的“理想国”。 这说明,柏拉图否定艺术不是认为艺术没有功用,正相反,他认为艺术的作用非常大。他对艺术的看法完全是从对人的教育尤其是从培养统治者的接班人的角度出发的。柏拉图对于一些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和城邦法律的诗和艺术不仅不反对,而且非常欢迎。属于这一类的有颂神诗,赞美好人的诗、音乐等。为了保证这一类诗歌的正常生产,柏拉图认为要对诗人进行监督,“强迫他们在诗里只描写善的东西和美的东西的影像,否则就不准他们在我们的城邦里做诗”。 因此,柏拉图提出了对于艺术的两手办法:一是禁止那些不健康的、渎神的艺术,一是鼓励和管理那些生产有益于青年和儿童教育的艺术家。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如此简单。最难以确定的是如何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度。 艺术的功能问题,首先涉及到艺术自身的价值,同时,还涉及到艺术的社会责任及艺术伦理问题,也是美学史上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仅是美学家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也常常成为艺术批评家和政治家们交锋的一个症结。艺术家维护的是创作的自由和艺术自身的价值,政治家们主要考虑社会影响和效果。为了自己的统治利益,现代的政治家们并非是简单地奖掖有利于自己的艺术,压制不利于自己的艺术。但他们对于艺术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大体不过“堵塞”与“导引”两种方法,效果也各有利弊,至今仍无定论。 四、灵感与迷狂——艺术创作论 一般认为,艺术家在创作时,是受到灵感的支持。这种灵感是什么?来源于何处?德谟克利特曾提出艺术的灵感来源于一种疯狂的热情,苏格拉底也有类似的说法,柏拉图则进一步提出艺术创作的“迷狂”(mania)说。 他说:“你(指伊安)这副长于解说荷马的本领不是一种技艺,而是一种灵感,像我已经说过的。有一种神力在驱谴你,像欧里庇得斯所说的磁石,就是一般人所谓“赫剌克勒斯石”。磁石不仅能吸引铁环本身,而且把吸引力传给那些铁环,使它们也像磁石一样,能吸引其他铁环。……诗神就像这块磁石,她首先给人灵感,得到这灵感的人们又把它传递给旁人,让旁人接上他们,悬成一条锁链。凡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 这里把灵感比喻成磁石。诗神把灵感传给诗人,通过诗人,再去感染诗歌的听众。 《斐德若》篇把这种灵感说成是“迷狂”。一般来说,迷狂有四种:一是民间的“迷狂术”,似乎是“预言术”的前身;第二种是驱除病灾的巫术,祷告的人进入迷狂的状态;第三种是“诗神附体”的迷狂:“它(诗神)凭附到一个温柔贞洁的心灵,感发它,引它到兴高采烈神飞色舞的境界,流露于各种诗歌,赞颂古代英雄的丰功伟绩,垂为后世的教训。若是没有这种诗神的迷狂,无论谁去敲诗歌的门,他和他的作品都永远站在诗歌的门外,尽管他自己妄想单凭诗的艺术就可以成为一个诗人。他的神智清醒的诗遇到迷狂的诗就黯然无光了。” 此外还有第四种迷狂——“灵魂回忆”说。 人分为灵魂(psuchē)和肉体。 他认为,灵魂就像“一对飞马和一个御车人”。神的灵魂所使用的马和御车人都本身是好的,而且血统也是好的。神以外的一切生物的灵魂所使用的马和御车人都是驳杂不纯的。人类的灵魂,御车人要驾御两匹马,一匹驯良,另一匹顽劣。凡灵魂完善的,就向上界飞行,主宰宇宙。如果灵魂不完善,就向下跌落,一直落到坚硬的东西上面,附着一个尘世的肉体。 在上升的行程中,灵魂会进入神的永恒的境界。“就在这天外境界存在着真实体,它是无色无形,不可捉摸,只有理智——灵魂的舵手,真知的权衡——才能观照到它。”人的灵魂即使在肉体中受到拘禁,但是仍然渴望重见“相”的永恒世界。但是,并不是所有人的灵魂都可以实现他们的愿望。凡能努力追随而最近于神的,也可以使御车人昂首天外,随着天运行,可是常受马的拖累,难得洞见事物的本体;也有些灵魂时升时降,驾御不住顽劣的马,就只能窥见事物本体的局部。诗人的灵魂与众不同,比较完善,可以往上界飞行。在运行的期间,它很明显地,如其本然地,见到正义,美德和真知,不是像它们在世人所显现的,也不是在杂多形象中所显现的——这些是我 们凡人所认为真实的——而是本然自在的绝对正义,绝对美德,和绝对真知。后来,诗人在尘世间看见美的事物,就会回忆灵魂所见到的永恒世界里的真正的美,举头望见永恒本体境界那时候所见到的一切”,他把这些东西描绘出来,就成为美妙异常的、动人心魂的诗歌。这一类的诗人,实际上也是哲学家,即真正的爱美者、爱智慧者。
bismarck66
以苏格拉底之死为切入点,从其哲学性格方面入手,揭示苏格拉底之死的必然性,并阐释哲学家与死亡的内在关联。 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关于苏格拉底哲学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关于苏格拉底之死的哲学思考
摘 要:苏格拉底之死和耶稣殉道一直以来都是西方思想史上震撼人心的重大事件。作为一名伟大的思想家,苏格拉底为何会被以自由民主著称的雅典城邦以公正合理的程序判处死刑?面对这一疑问,本文试图以苏格拉底之死为切入点,从其哲学性格方面入手,揭示苏格拉底之死的必然性,并阐释哲学家与死亡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苏格拉底;申辩;哲学家;死亡;正义
死亡是生命的终结,也是人类永恒的隐痛。对每个人来说,死亡都是不可避免的归宿。人生在世,就是一个不断向死亡趋近的过程。对于死亡,人们总是怀着莫名的恐惧和敬畏。正如叔本华所说,人们怕死,事实上是怕个体的毁灭,而死也毫不隐讳把自己表现为这种毁灭。如何看待即将到来的死亡,如何看待死后的未知状态,如何进行死亡的价值评价,是涉及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的终极问题之一。作为世界文明史一大公案的苏格拉底之死为我们公正看待死亡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公元前399年,雅典城邦中被公认为最智慧的苏格拉底被这个城邦的民主政府判处死刑。在此之前,苏格拉底拒绝向法庭屈服和逃亡外邦。当前往提洛岛的圣船返航后,他饮下鸩酒从容赴死。在西方文明史上,苏格拉底无疑成为为理想信念而殉道的先驱之一。黑格尔曾指出苏格拉底之死是一个悲剧,是民主扼杀自由的悲剧,是法律习俗与知识理性相冲突而产生的悲剧。但他视死如归、毫不妥协的气概却彰显了理性的不朽光辉。
苏格拉底的高足柏拉图在《申辩篇》中详细地记载了苏格拉底申辩和赴死的完整过程。雅典人控告苏格拉底的罪名是亵渎神灵和腐蚀青年。第一批原告控诉苏格拉底追求地以下天以上的东西,强词夺理颠倒是非,并且以此传授他人。众所周知,只有自然哲学家尤其关注自然,并以自然的原因来解释世界的本原。文明的起源由超越自然的神圣力量下降到我们共同 经验 的自然世界,不得不说这是自然哲学的进步之处。但对自然神的顶礼膜拜,只会取消人类自身理性的力量。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召回到地上,从自然界转向人自身、转向人内在的德性。他在市井之中与人 辩论 ,目的也不在于传授知识收取报酬,纯是出于爱智的动机,与人共同寻求真理。而亵渎神灵的控告,则是说苏格拉底不信有神,或者说只相信自己发明的神灵,而不信本邦认可的诸神。这也是他被认为败坏青年之处。证据之一是苏格拉底曾经说太阳是一块石而月亮是一块土。这其实仍是同以安那克萨戈拉为代表的自然哲学家混为一谈。不信有神和引进新神首先在逻辑上就是自相矛盾的。原告和被告的分歧不在于相不相信有神,而在于相信神是什么,而这些都不足以说明苏格拉底有罪。
第一轮投票以281票对220票表决苏格拉底有罪。正反双方票数相差很少,苏格拉底说“似乎双方票数对调30,我就可以释放了。”他提议以罚款代替死刑,他的朋友们愿为他担保。但在辩护中苏格拉底却不认罪,反而以自己有功于国而请赏。他认为每天讨论道德问题,审查和检视自己和别人,也不过是顺从神的旨意。在这次申辩中,苏格拉底不肯放软措辞说些悔改的话,更不愿追述战功以期将功赎罪,并且直言自己所缺少的不是辞令而是厚颜无耻和不愿说公众爱听的话。这彻底惹恼了法官,苏格拉底最终被判处死刑。“此时的苏格拉底已经年逾古稀,剥夺他几年的寿命,雅典人毫无所得,唯有不光彩而已。或许他可以免死,如果他肯屈膝乞命。但他对自己的申辩态度毫不后悔,他宁愿按照自己的方式而死,也不远按照他们的方式而活。”[1]坐监期间,苏格拉底多次拒绝逃亡的建议,坚决服从法律的安排。临难之际,生路摆在面前,只要稍微屈服,就可以活命。但苏格拉底宁死不屈,平静走向死亡。
苏格拉底死之必然性
造成苏格拉底之死这一悲剧的原因历来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话题。“对____神学来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完成了上帝的使命,可谓死而无憾。苏格拉底即使饮鸩自尽,但杀身是否成仁仍然留下疑问。他是为了什么而牺牲的?为了他的学说还是信仰?”[2]。撇开政治原因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单从其哲学个性和理想信仰方面探究,考察苏格拉底在可以活的情况下选择死的必然性。
亚里士多德曾说有两件事要归于苏格拉底门下:归纳性论证和普遍性定义。苏格拉底总是用辩证法追问最一般最普遍的东西,诸如善时什么,正义是什么。不仅如此,“苏格拉底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拉了回来,引入城邦甚至家庭之中,使之考虑生活和道德,善和恶的问题”,概括起来说就是“认识你自己”。这句来自德尔菲神庙的箴言在苏格拉底的身体力行下扭转了希腊哲学的研究方向:从自然到自我的转变,首先是从有关自然的具体知识到知识本身和认知主体转向。因此,在苏格拉底哲学中知识成为核心问题。“德性即知识”成为其基本命题,而“无知即罪恶”、“无人有意作恶”、“正义和其他德性都是智慧”也成为这一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苏格拉底这样孜孜不倦地关心人的内心和灵魂,把道德和知识联系起来,教人努力体认自我,回归内心善性。德性落实到城邦和个人则是正义、勇敢、节制的美德。即便神谶说他是最智慧的,他依然认为自己无知。当他逐一访察以智慧著称的人后,才知道他们有的是有限的知识,甚至根本无知,反而自认为无所不知。如同他们怕死一样,只是不智而自命为智,以其所不知为知。没有人知道死亡对人来说是好是坏,但人们都怕死,就好像确知死亡是最坏的境界。苏格拉底不以不知为知,更不会逃避死亡,“苏格拉底悟出了神的本意,真正的智慧是属于神的,神示只是告诉我们,人的智慧微不足道,是没有价值的”[3],所以神认为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对真理和智慧的追求,让苏格拉底不停地与人辩论检验别人的智慧。反讽和助产士的 方法 常使别人理屈词穷,陷入尴尬的境地,他也因此得罪了一批有名望的政客。这些人对苏格拉底怀恨在心,必欲置其于死地。
智慧如苏格拉底是神赐给雅典城邦的礼物。他自命为马虻,不停地劝告警醒雅典这只因肥大而懒惰迟钝的良种马。即便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也拒绝逃跑以逃避法律,即便法律本身可能是不公正的。对城邦法律的信仰也是他作为一个哲学家的信仰。因为他坚信城邦的法律是善的、正义的、符合理性的。作为城邦的公民,服从城邦的法律是每一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不管何时何地,我们都必须做城邦命令我们做的事,即便所发生的一切是不公正的,也只能按普遍的正义加以说服,而不能以暴力的方式反对城邦。正如苏格拉底对克里同所说的,他不愿意逃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肯背弃曾经恪守的法律,即便如今法律是不公正的。“灾祸降临到他头上,他受到不公正审判的打击,自己的城邦要置他于死地,但他依然生活在自己的信条中:宁可忍受不公正,也不做不公正的事。”[4]所以苏格拉底拒绝逃亡外邦,坚决履行公民对国家法律的义务。人生的价值在于追求知识,追求公平正义,追求绝对的善。为了获得知识和美德,死是不足惜的。苏格拉底默认法律的权威,义无反顾走向死亡。 苏格拉底的哲学信念中,灵魂不朽也是值得关注的。在苏格拉底之前,灵魂是和肉体是相互区别,可以脱离身体而独立存在的。而苏格拉底则认为是完全对立的,肉体是灵魂的桎梏,感性的欲求只会妨碍灵魂的纯洁性。“在不同等级的灵魂中,哲学家的灵魂最纯洁,因为它最能摆脱感性世界的束缚,直接与真理、理念的世界打交道……真正的哲学家是追求死的,即肉体的死寂,七情六欲的死寂,摆脱身体的羁绊,以一个纯而又纯的灵魂来掌握真理。”[5]灵魂是洁净的,而肉体感官会干扰知识的获得。所以人们不仅要照顾自己的身体,更要保护自己的灵魂。哲学家致力于追求绝对的善,因而不关心物质的快乐。他们毕生都在努力使灵魂摆脱沉重的肉体,摆脱感性世界的束缚,从而净化灵魂。所以哲学就是追求死亡,哲学家就是自我训练死亡。“如果哲人自我进行死亡训练,那么接下来自然就是:当死亡来临他就不害怕、不愤怒、不畏缩。如果一个人一生致力于一件事并努力追求它,而当死亡来临是却感到恐惧,这无疑是愚蠢的。”[6]苏格拉底正是为了他的信念而死,他同死亡打了一辈子交道,当它最终来临时,他感到的是亲切和安详,死亡对他来说死较好的事。
哲学家与死亡
人之所以为人而与周围其他物种区别开来,是因为人有自我意识。人从出生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开始,便也意识到了自身的有限性和有死性。“我们可以借助观察我们之外的他人之必有死而推论出我之必有死,并超越于当下,面对死亡的恐惧。”[7]尼采曾说,人生是一个长期的死亡过程。人的生存本来就是向着死亡的存在。死亡是每个人的最终归宿,也是无数人担心和害怕的结果。不同于一般人对于死亡的恐惧,苏格拉底在可以生的情况下选择死,并在死前申辩中说出关于死亡的大道理:“死的境界必居其一:或是全空,死者毫无知觉;或是,如世俗所云,灵魂是由此界迁居彼界。”不管是何原因,哲学家和死亡结下了不解之缘。普通大众努力克服死亡的恐惧,去过一种好的生活,而哲学家选择向死而生,在趋向死亡的过程中与死亡达成和解。
未经考察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普通人不会去 反思 生命的价值,更不会关注死亡的意义,他们关注的是名利、财产、地位等物质快乐。伊壁鸠鲁有句 名言 :“死亡是和我们毫不相干的事情,正确认识到这一点将使我们对生命之必有死这件事愉悦起来。”[8]论据是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我们尚未来临;而当死亡到来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死亡对于生者和死者都不相干。这也成为部分人歪曲死亡的本来面目,以纵情享乐的绝妙借口。当人们沉溺于感官快乐时,死亡悄然降临,剥夺了个人的一切,包括财富、朋友、名望,甚至他的身体和思想。死亡带走了一切,只剩下死亡本身。殊不知,伊壁鸠鲁在说快乐是善时,不仅包括肉体上的欢愉在内,他强调的额最大的快乐时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不是视死亡为苦难的解脱,而是要直面不完美的生活,使之充实起来。生命是一场华丽的葬礼,在有生之年更为重要的是照看好自己的灵魂。苏格拉底将死定义为:“所谓死的状态,就是肉体脱离灵魂而独立存在的状态,和灵魂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的状态。”人们对于死的恐惧,出于对死亡的无知。而逃避死亡的人正是在追逐死亡,并最终会被死亡追上。真正的哲学终生都是在为死亡做准备,无时无刻不净化自己的灵魂。死亡则是灵魂最彻底的净化。当死亡来临时,哲学家看到的是灵魂的解脱和重归自由。摆脱肉体之累后,最终能关照到善本身,在彼岸世界实现永恒。
苏格拉底是自愿自觉选择死亡,是为理想信仰而死。哲学为死亡做练习、做准备,但真正的哲学家反对自杀。柏拉图在《斐多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说:“我相信神是我们的守护者,我们是神的财产,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那么也有理由说,一个人应该等待,在上帝召唤他之前不要夺走他的生命。”诸神是我们的看护,我们是神的财产。虽然死亡必然属于我们自己,但我们却没有权利自行了断,自杀是不可取的。而且自杀迫使灵魂离开肉体,这样的净化是不彻底的,可能仍带有肉体的欲望和痛苦。我们只能选择做好准备的死,而不能选择对死毫无准备的自杀。在继伏尔泰说自杀是人类最后的自由后,加缪宣称“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9]人是有自杀的自由,但却依然不能自杀。在加缪看来,自杀不是反抗,而是对自身懦弱的妥协。自杀是意志自由的一种实现方式,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行为。在自杀面前,人本能有求生存意志,自杀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苏格拉底视死如归,一直以来都在为死亡做准备,是民主制度达成了他的心意,将他判处死刑。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他杀。哲学家不必去自杀,他只要学会如何看待生与死的关系。
苏格拉底不怕死,但最终还是死了。对于死后有没有灵魂,灵魂归于何处,死后的世界是不是绝对的虚无我们一无所知。我们知道的是苏格拉底死后不久,雅典民众追悔莫及。于是给他平反,并且流放了原告,还树立铜像来纪念他。苏格拉底死而不朽,他的思想和精神一代代传承不衰。死亡是超出我们经验的,任何正在活着的人都不可能真正体验到死亡。所以我们对死亡的解释只能诉诸于玄想和信仰。出于对终极关怀的反思和死后世界的构想,哲学和宗教应运而生。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确认超验的世界本体存在,并在那里为灵魂和生命本体安了家。“人们之所以对肉体的死亡感到莫大的恐惧和焦虑,其根本原因正是由于不知道死后灵魂的归宿。死亡的可怕之处不在于死亡过程中肉体所受的痛苦,而在于死后的绝对虚无。”[10]哲学的灵肉二分之说,尤其是宗教关于死后归宿的天堂地狱之教,很好地消解了人们对于死亡和虚无的恐惧。这一信仰支撑着人们在现世生活中完善人格做正义之事,或立德立功立言,实现另一种不朽。
生,我们无法自主选择;死,亦不为我们的自由意志所转移。人活于世就确知自己要不可避免地死去。“对哲学家而言,死是最后的自我实现,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它打开了通向真正知识的大门。灵魂从肉体的羁绊中解脱出来,终于实现了光明天国的视觉境界。”哲人苏格拉底死了,死得其所。这让我们正视生命的意义和死亡的价值,在有生之年关照心灵,过更好的生活。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继续追问什么是善和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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